俨山外集卷一
曰▯堂。东青阳，西总章，中曰太庙太室。四方之中室皆曰太庙，四方之旁室曰左个、右个。春居东，夏居南，随时开门。太室则每季月末十八日居之。
其位在国之阳，三里外丙己之地。
译叫做明堂。东面是青阳，西面是总章，中间称为太庙太室。四方的中央房间都叫太庙，四方的侧室叫左个、右个。春天住在东面，夏天住在南面，随着时节开启相应的门。太室则在每个季度的末月十八日居住。
它的位置在国都的南面，距离三里外的丙己之地。
其制上圎下方，重屋四周，中起大室，环以辟雍。东西广九筵，南北袤七筵。三十六户，七十二牖。诸侯述职，于是乎布政。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
礼，今所传者，《仪礼》、《礼记》、大戴礼，与《周礼》别。有后苍曲台记数万言，不传。又有别本《周礼》，郑康成常引以注《周礼》。古之经书，皆有别本。《孟子》亦有别本，与今之刻本一类者不同。
戴记月令，又见于《吕氏春秋》。或云汉儒杂采《吕书》以记礼，或云本礼经之旧文也。《吕书》勦取之，据不韦之书，《月令》特优。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执字当是埶【即艺字】字之误。▯书埶执字相类。埶乐也，是即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与四教亦是四事。
为长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犹折腰也。古诗云：「折腰载拜跪。」陶渊明以五斗米折腰，盖言为长者揖拜耳。
唐太宗即位，从封徳彞言，于是疏属王者，降为公。徳彞之言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
颍濵苏氏曰：宗室之盛，未有过于此时者也。禄廪之费，多于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自生齿以上，皆养于官，长而爵之，嫁娶丧▯，无不仰给于上。日引月长，恩之所必穷者也。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处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人情也。
三代公族有亲未絶，而列于庶人者。
汉之封爵，皇子则王，王子则侯。侯王世及，无嫡则絶。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至唐亦然。
唐制，诸侯王薨，子嗣袭王；嗣王薨，有降爵为公、侯者，有数年后嗣封王者。
宋制，亲王之子不封郡王。亲王既没，不立嗣王。
唐宗正寺嵗送进士二十人，与国子监、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为举首。
宋制，宗子特立学以教养之，而取才焉。其出身仕宦与民庶畧等。嘉王取状元汝愚为宰相，其显者。
本朝亲王之国，无子则取回宫，眷除其国，近日寿、秀、泾是也，皆宪庙子。至于国王絶，则继晋府新淟是也。不知絶于近支，而继乎逺派，必有深意。
王安石在熈宁间裁减宗室恩数，三学宗子閧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拥马以诉。安石徐下马，从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徳服尽而祧，何况贤辈？」于是宗子皆散。虽荆公一时应变之才，然其言不可废也。
屯田之法，屯于边而田者也。今腹里皆有屯田。
土圭之法，六尺为步，步百为畆。秦废井田，汉兴始以二百四十步为畆。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广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畆，畆百为顷。至今版图皆准之。一云，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畆。
立步制亩，经土设井，使八家同之，自黄帝始。世儒多谓难行。予行东西南北，皆万里。自吴越外，田多荒废，水利不修，故也。井田亦徒扰。昔在山西按察时，尝与于布政湛议，欲于京城外仿菜园之制，每二三十畆凿井一区，用以浇灌黍麦，庶嵗获可期，而亦不失井田之名。欲上其事于朝，而不果。汉时龙首渠田，亦凿井，有深四十余丈者，徃徃井下相通行水，盖古法也。
民出力以养兵，兵出力以卫农。此两言似是，而实害天下之大端也。其究至于兵农两弊而后已。何则？农之所养者兵，或不得用；而农之所頼者兵，何尝槩及耶？古者兵出于农，而役出于民。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为兵；而二十嵗之男子，嵗有三日之役。今闻邉兵半皆执役，而京师之禁旅亦且占役矣。马端临曰：“兵与农共此民也，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争战。”唐府兵之法犹存，至兵农既判，不独农疲于养兵，而兵且耻于为农。按贵与之论，则屯田之防不可不讲也。
古者求才甚实，盖其粗始于力田，而其精极于孝弟防耻之际，此乡举里选之法也。故周之人
译它的形制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四周是重檐，中间建起大室，周围环绕着辟雍。东西宽九筵，南北长七筵。有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诸侯来朝述职，在这里颁布政令。三公站在中阶之前，面向北，以东边为上首。九夷各国的使者，站在东门之外，面向西，以北边为上首。
礼，现在所流传的，有《仪礼》、《礼记》、《大戴礼记》，与《周礼》不同。有后苍的《曲台记》数万字，没有流传下来。又有别本的《周礼》，郑康成常常引用它来注释《周礼》。古代的经书，都有别本。《孟子》也有别本，与现在刻印的版本不同。
《礼记·月令》，又见于《吕氏春秋》。有人说汉代儒生杂取《吕氏春秋》来记载礼制，有人说本是礼经的旧文。《吕氏春秋》抄袭它，根据吕不韦的书，《月令》特别优秀。
孔子平时雅正地说话，诵读《诗》《书》，执行礼制。“执”字应当是“埶”（即“艺”字）字的误写。〇“书”、“埶”、“执”字形相似。“埶”通“艺”，也就是春天、秋天教习礼乐，冬天、夏天教习《诗》《书》。与“四教”也是四件事。
为长辈折枝，“枝”与“肢”古时通用，“肢”指四肢，腰也叫肢。折枝就像折腰一样。古诗说：“折腰载拜跪。”陶渊明因为五斗米折腰，大概说的是为长辈揖拜罢了。
唐太宗即位，听从封德彝的建议，于是疏远的宗室王者，降爵为公。封德彝说：“爵位命秩崇高，那么力役就多，把天下当作私人的奉养，不是至公的法度。”
颍濵苏氏说：宗室的兴盛，没有超过这个时候的。俸禄米粮的费用，多于百官，而子孙众多，宫室容纳不下。从出生长牙以上，都在官府供养，长大后授予爵位，嫁娶丧葬〇，无不依赖上级供给。日久天长，恩惠必然穷尽。现在聚集供养他们，用不计数的俸禄厚待他们，用没有更尊贵的爵位尊崇他们，使得贤能的人老死郁郁不得施展，不贤的人居住狭隘简陋，忧愁而没有快乐，非常不合人情。
夏商周三代公族中有亲属关系未断绝，却列于庶人之中的人。
汉代的封爵，皇子封王，王子封侯。侯王世代承袭，没有嫡子就断绝。两汉的法度，皇帝的儿子封王，王的庶子还有封侯的。从侯以下，庶子就没有爵位和封土了。大概有离开封地成为平民的，有自己成为平民又在朝廷做官的。到了唐代也是这样。
唐代制度，诸侯王去世，儿子继承袭爵为王；嗣王去世，有降爵为公、侯的，有几年后嗣子封王的。
宋代制度，亲王之子不封郡王。亲王去世后，不立嗣王。
唐代宗正寺每年送进士二十人，与国子监、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都考中举首。
宋代制度，宗室子弟特设学校来教养他们，从中选拔人才。他们出身做官与平民大致相等。嘉王取状元朱熹（注：此处原文“汝愚”疑为“熹”之误或特指某人，依文意译为状元）为宰相，是显赫的例子。
本朝亲王就国，没有儿子就召回宫中，眷属废除其封国，近日寿、秀、泾就是如此，都是宪庙的儿子。至于国王断绝，就继承晋府新淟，就是如此。不知道断绝近支，而继承远派，必有深意。
王安石在熙宁年间裁减宗室的恩数，三学宗室子弟聚集在都城，等待王安石入朝，拥着马匹申诉。王安石慢慢下马，从容地说：“譬如祖宗功德服丧期满而祧迁，何况你们贤辈？”于是宗室子弟都散去。虽然这是荆公一时的应变之才，但他的话不可废弃。
屯田的法度，是在边境驻扎军队并耕种田地。现在内地都有屯田。
土圭的法度，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秦代废除井田，汉代兴起才开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地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百亩为一顷。至今版图都以此为标准。另一种说法，商鞅辅佐秦国，认为一夫之力，剩余地利未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确立步制亩法，划分土地设立井田，使八家共同使用，从黄帝开始。世俗儒者多认为难以实行。我行走东西南北，都达万里。除了吴越之外，田地多荒废，水利不修，是这个原因。井田也只是徒然扰民。以前在山西任按察使时，曾与布政使湛讨论，想在京城外仿照菜园的制度，每二三十亩凿井一处，用来浇灌黍麦，或许年成可期待，而且也不失井田的名义。想上报朝廷，但没有实现。汉代龙首渠田，也凿井，有深四十多丈的，往往井下相通行水，大概是古法。
百姓出力来供养军队，军队出力来保卫农民。这两句话似乎正确，但实际上是危害天下的大端。其结果必然导致兵农两弊才停止。为什么呢？农民所供养的军队，有时不能使用；而农民所依赖的军队，何曾普遍顾及呢？古代军队出自农民，而役使出自百姓。五口之家，常有一人当兵；而二十岁的男子，每年有三天的役使。现在听说边防军队一半都从事役使，而京师的禁军也占用役使了。马端临说：“兵与农同是百姓，所以无事时驱使他们务农而致力耕种，有事时调派他们当兵而承担征战。”唐代府兵的法度尚存，到了兵农分离，不仅农民疲于养兵，而且士兵也耻于务农。按照贵与之论，那么屯田的防备不可不讲究。
古代求才很实在，大概其粗浅的开始于努力耕田，而其精微的极致在于孝悌廉耻之间，这是乡举里选的法度。所以周朝的人
才为盛，善乎宋儒之论曰：「士大夫为声病剽畧之文，而治茍且记问之学，曳裾束▯，俯仰周旋而皆有意于天子之爵禄。夫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岂在是也？宜复古孝弟之科，与今之进士同举而皆进，使天下眀知天子之意，以副上之所求，庶乎风俗可渐复矣。」
译才能是盛大的，宋儒的议论说得好：“士大夫写那些讲究声律病犯、剽窃略写的文章，而研习那些苟且应付、死记硬背的学问，拖着衣襟、束着腰带，一举一动、应酬周旋都意在谋求天子的爵位俸禄。然而天子向天下所求的，难道在于这些吗？应当恢复古代以孝悌为标准的科目，与现在的进士科一同举荐并一同晋升，让天下人明确知晓天子的意图，以符合皇上所求，或许风俗可以逐渐恢复吧。”
自古取民之制，计嵗，故谓之嵗办。贡、助、彻，皆什一。汉法最轻，史称三十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今汉人田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当时民力可想也。两税三限，作自杨炎始。《唐书·食货志》两税具载，并无三限条格。蔡介夫云：「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如此止是两限尔。想两税俱限以三次征输，亦有缓征之意。虽然，炎固万世罪人也。
世言三尺法者，盖用三尺竹简书律法诏书，谓之「尺一」，亦以一尺版书诏嚢封加玺，又谓之「玺书」。
近有梓行《史汉异同论》，隲文字颇工，独阙相如传赞，而不论扬雄所谓「曲终而奏雅」，岂子长所得采摭耶？
杨徳祖与曹孟徳读曹娥碑。娥，上虞人。今曹娥江在宁绍两界中。孙权据越，当时孟徳何縁得至江浒耶？
洪武四年废图谱局，得非以弥文太盛乎？魏晋置中正，以门第官人。李唐论相，惟重八姓。自秦不师古，焚毁典籍，圣贤之世系湮没，而姓氏遂不辨。后世妇人一例称氏，何所本与？传曰：「别生分类。」盖姓之为言生也，氏之为言类也。此姓氏之説。汉室去古未逺，凌烟图画题曰「大将军博陆侯霍氏」，以氏代名，盖男子之美称尔。岂有姓有氏，男女通称与？《左传》：「天子建徳，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义各有取，难以混称也。若尧舜姬姓，称陶唐氏、有虞氏；大禹姒姓，称有夏氏；成汤子姓，称有商氏。吕东莱祖谦云：「三代之时，曰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变；曰氏者，则其子孙之所自分也，数世而一变。」窃恐氏亦难以自分而随变也。按姜姓为吕氏，至于今不变。若国氏为子国之后，驷氏为子驷之后，所谓以字为氏者也。又有以郡为氏者，齐鲁秦吴是已；以諡为氏者，文武成宣是已；以官为氏者，司马司徒是已；以爵为氏者，王孙公孙是已；以居为氏者，东门北郭是已。至于巫乙氏、匠陶氏，又以所有事为氏，皆不容变。如吾陆姓，宜称吴氏，所谓「朱张顾陆，吴郡四大姓」也。汉制侯爵凡五等，国、邑、闗内、乡、亭，陆以乡侯为氏，裴、陆、厐、阎是也。复有以国、以邑、以乡、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以族、以技、以吉徳、以凶徳、以爵、系国、系族、系邑、系之类，凡二十余。有复姓、三字姓、四字姓之类，具见郑氏《通志》。故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别贵贱，姓别婚婣，贵者有氏，贱者有名。」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大抵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也。一説帝尧姓伊祁，名放勲，尧其諡尔。夹漈郑氏曰：「尧舜禹汤皆名也。」
商周之先，有无端典礼？若《▯鸟》、《閟宫》之诗，是已。按姜嫄，帝喾元妃；简狄为次妃，则稷、契皆帝子也。后人追隆之祀，乃有取于《▯鸟》。巨人使稷、契有母而无父，谓之何哉？
古今説《春秋》者，只于“春王正月”皆不得圣人之防。夫四时定嵗，天道无忒，时冬也，而谓之春，故书曰“春”，实非春也。东迁陵迟，政教不纲，无王矣，而谓之王，故书曰“王”，实非王也。本十一月也，而谓之正，故书曰“正月”，实非正也。所谓防事直书，而其义自见，褒贬之説，恐后来穿凿耳。“葵丘”“首止”皆非美词。
内恱其君之心，委曲听顺而无所违戾；外窃其生杀予夺之柄，黜陟天下以见已之权，而没其君之威恵。内能使其君欢爱悦怿，无所不顺而安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所不归命，而争为之腹心。上爱下顺，合而为一，然后权臣之势成。此苏颍濵《论权臣》文，极明快，虽然，不已诲盗乎？
域中舆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六里，此汉之极盛也。唐之极盛，东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十八里。本朝疆界，予所行者，起自东海，西至成都，又西望威茂、松潘，约有千里，盖万里余矣。成都万里桥，盖自长安迂道言之，指南北也，非实。南自
译自古以来征收百姓赋税的制度，是按年计算的，所以称为“岁办”。贡、助、彻这三种制度，都是十分抽一。汉朝的税法最轻，史书上记载是三十抽一。汉文帝十三年六月下诏免除百姓的田租。况且古代是十抽一，被认为是天下的适中正道。如今汉朝百姓有的田地是百分之一才纳税，可以说很少了。当时百姓的财力状况可以想见。两税分三次征收的限期，是从杨炎开始的。《唐书·食货志》详细记载了两税制，并没有三次限期的条文。蔡介夫说：“夏税在六月结束，秋税在十一月结束。”这样只有两个限期罢了。我想两税都限定分三次征收缴纳，也有缓征的意思。虽然如此，杨炎确实是万世的罪人。
世人所说的“三尺法”，大概是因为用三尺长的竹简书写律法诏书，称为“尺一”，又因为用一尺长的木板书写诏书并装入囊中封缄加盖印玺，又称为“玺书”。
近来有刊印的《史汉异同论》，文字颇为工整，唯独缺少对司马相如传的赞语，而且不讨论扬雄所说的“曲终而奏雅”，难道司马迁没有采录吗？
杨德祖与曹孟德读曹娥碑。曹娥是上虞人。现在的曹娥江在宁波和绍兴两地的交界处。孙权占据越地，当时曹孟德怎么有机会到达江边呢？
洪武四年废除图谱局，莫非是因为虚文浮饰太盛了吗？魏晋时期设置中正官，以门第来选拔官员。李唐时期评定宰相，只看重八大姓氏。自从秦朝不效法古代，焚毁典籍，圣贤的世系湮没，姓氏于是变得难以分辨。后世妇女一律称氏，依据是什么？传书说：“别生分类。”大概姓的意思是出生，氏的意思是类别。这是关于姓氏的说法。汉朝距离古代不远，凌烟阁画像题写为“大将军博陆侯霍氏”，用氏代替名，大概是男子的美称罢了。难道有姓有氏，男女都通用吗？《左传》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来赐姓，分封土地而命氏。”意义各有侧重，难以混为一谈。比如尧舜姓姬，称陶唐氏、有虞氏；大禹姓姒，称有夏氏；成汤姓子，称有商氏。吕东莱祖谦说：“三代的时候，叫姓的，是统括祖考所从出的源头，百世不变；叫氏的，则是子孙所自行分出的支派，几世就变一次。”我私下担心氏也难以自行分出并随之变化。查考姜姓作为吕氏，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如果国氏是子国的后代，驷氏是子驷的后代，这就是所谓的以字为氏。又有以郡为氏的，齐鲁秦吴就是这样；以谥号为氏的，文武成宣就是这样；以官职为氏的，司马司徒就是这样；以爵位为氏的，王孙公孙就是这样；以居住地为氏的，东门北郭就是这样。至于巫乙氏、匠陶氏，又以所从事的职业为氏，都不容许改变。比如我们陆姓，应该称吴氏，所谓“朱张顾陆，吴郡四大姓”就是这样。汉朝制度侯爵分为五等，国、邑、关内、乡、亭，陆氏以乡侯为氏，裴、陆、庞、阎就是这样。又有以国、以邑、以乡、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序、以族、以技艺、以吉德、以凶德、以爵位、系国、系族、系邑、系类等，共二十多种。有复姓、三字姓、四字姓等，详见郑氏《通志》。所以说：“三代以前，姓氏分为两类，男子称氏，妇女称姓，氏区别贵贱，姓区别婚姻，贵者有氏，贱者有名。”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大抵姓可以称为氏，氏不可以称为姓。另一种说法是帝尧姓伊祁，名放勋，尧是他的谥号。夹漈郑氏说：“尧舜禹汤都是名字。”
商周之前，有没有没有缘由的典礼？像《鸱鸮》、《閟宫》这样的诗，就是如此。查考姜嫄是帝喾的原配夫人；简狄是次妃，那么稷、契都是帝喾的儿子。后人追崇祭祀他们，于是采用了《鸱鸮》的说法。巨人让稷、契有母亲而没有父亲，这怎么说得通呢？
古今解说《春秋》的人，只在“春王正月”上都没有领会圣人的深意。四季确定年份，天道没有差错，时值冬天，却称之为春，所以书写为“春”，实际上并不是春天。东迁之后衰败，政教没有纲纪，没有王了，却称之为王，所以书写为“王”，实际上并不是王。本是十一月，却称之为正，所以书写为“正月”，实际上并不是正月。所谓记事直书，其意义自然显现，褒贬的说法，恐怕是后来牵强附会的。“葵丘”“首止”都不是美好的词汇。
对内取悦君主的心意，委曲顺从而没有违背抵触；对外窃取生杀予夺的权力，升降天下官员以显示自己的权势，而淹没君主的威惠。对内能使君主欢喜爱悦，无所不顺从而安心居于上位；对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众吏无所不归顺，而争相成为自己的心腹。上爱下顺，合而为一，然后权臣的势力就形成了。这是苏颍滨《论权臣》的文章，极其明快，虽然如此，不是已经在教人做盗贼了吗？
天下疆域，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里，这是汉朝极盛时期的版图。唐朝极盛时期，东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十八里。本朝疆界，我所走过的，从东海起，向西到成都，再向西望威茂、松潘，大约有一千里，大概超过一万里了。成都的万里桥，大概是从长安绕道而言，指的是南北方向，并非实际距离。南自
南濠都太仆好古书籍，在京尝为言《水经》。予因借出抄行，近刻之吴中。予览之有三疑：桑钦著书能成一家言，后汉《文苑》何不为立传？钦之名姓又别无考见，一疑也。《水经》所具至到，源委徧及夷夏，非一人一生所可穷极，一疑也。所称郦道元注，道元后魏时人，其书该洽浩博，后来引用者但称出《水经注》而已，不知《经注》复何所出，又一疑也。偶览《通典》，亦载《水经》郭璞注三卷，郦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详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书，但谓是顺帝以后纂序也。且云所作诡诞，全无慿据，拟于《吴越春秋》《越絶》之流，亦不知有桑钦、君卿博洽之儒，其论当可信与？《汉书》孔安国传载徐敖以《毛诗》传恽子真，子真传桑钦君长，此当是西汉末人，与《水经》同乎否？
山涛为晋吏部尚书，▯有名实，世称“山公啓事”。偶録其一通曰：“侍中彭权，迁当选代。按雍州刺史髙简，有雅量，在兵间少不尽下情。处朝廷足以肃政，左右卫将军王济，才髙美茂，后来之冠。此二人诚顾问之秀，圣意傥惜济贵之骁骑将军荀恺，智器明敏，其典宿卫终不减济。祭酒庾纯，强正有学，亦堪取选。国学初建，王荀已亡，纯能其事，宜当少留，粗立其制。不审宜尔有当圣防者否？其体例明确如此，诚可为法。”
时日之忌，固小道也。世俗亦有所自来。子卯谓之疾日，又有徃亡日。《檀弓》曰：“子卯不乐”，盖本于桀纣之事。唐朝新格，又以正月、五月、九月为忌月，至今仕宦上任避之，此本无谓。房▯龄等损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刑，谓之断屠月。
俨山外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俨山外集卷二
明 陆深 撰
传疑録下
王政谨权量，圣人于粗迹皆有精义存焉。谚曰：「大秤小斗，用以掊克聚敛，髙下其手，乱之始也。」故谨之亦在于始。所谓探赜索隠，钩深致逺者，是物也。
权以权轻重也。五权之法：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量以量多少也。五量之法：龠、合、升、斗、斛。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
度以度长短也。五度之法：分、寸、尺、丈、引。秬黍一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衡以凖曲直也。五则之法：衡，规矩，绳，凖。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凖。
夫权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为十二铢。两之为两，故曰两。一两二十四铢也。乗之而为石，石一百二十斤也。
量起于黄钟之龠，十龠为合，以十乗之而为斛。后世斛容五斗黍谷，出入两斛当一石。凡粮税入籍为石者，皆两斛也。此或便于转输，俗因用之。《汉书》粮谷称斛，盐亦称斛，茭藁称石。注曰：「石，百二十斤也。」斛、石权量用同。
度起于黄钟之长，后世十寸谓之尺，十尺谓之丈。凡公私所度，皆以丈计矣。
衡起于黄钟之平，权与物钧而为衡。衡平而权钧矣。按黄钟为万事根本，其要在中气、元声而已。但累黍▯气之法，无授受之真，必当有神解妙悟者，此礼乐之本也。
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师古，而后纷纶莫定矣。迨南渡，六朝割裂之际，乃有大升大两、长尺之法。当时调钟律，测晷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自余公私用大升大两。或云隋制以三两当一两，三升当一升，一尺二寸当一尺。然后魏髙祖已有废大斗、去长尺之令矣。」
汉书》黄钟之龠，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凖其槩。十龠为合，杜氏《通典》所载黍同，而以二龠为合，当从杜説。千二百黍为十二铢，以十乘之，至钧石则不合矣。故两之为两，两龠为合，两斛为石，古今宜然。
累黍之法
以子谷秬黍中者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一黍一分九十分之，得九寸。子北方也，秬黍，黒黍也。
愚按：子谷以冀州黒羊山所出为中，但时有丰歉，实有亏成，固亦难凖。若和气，须▯之。
候气之
译南濠都太仆喜好古书，在京师时曾对我谈起《水经》。我因此借来抄录携带，近来在吴中刻印。我阅读后有三处疑惑：桑钦著书能自成一家之言，后汉《文苑传》为何不给他立传？钦的名姓又另外没有考据可见，这是第一疑。《水经》所记载的内容非常详尽，源流遍及夷夏各地，不是一个人一生所能穷尽的，这是第二疑。所称郦道元的注释，道元是后魏时人，他的书广博浩大，后来引用的人只说是出自《水经注》，不知道《经》和《注》又分别出自哪里，这是第三疑。偶然翻阅《通典》，也记载《水经》有郭璞注三卷，郦道元注四十卷，都不详述作者姓名，也不知道是哪一代的书，只说是顺帝以后编纂的。并且说所作内容诡异荒诞，完全没有依据，类似于《吴越春秋》《越绝书》之类，也不知道有桑钦、君卿这样博学的儒者，这种论断应当可信吗？《汉书》孔安国传记载徐敖将《毛诗》传给恽子真，子真传给桑钦君长，这应当是西汉末年的人，与《水经》是同一回事吗？
山涛担任晋朝吏部尚书，〇有名望和实绩，世人称颂“山公启事”。偶然摘录其中一份说：“侍中彭权，升迁应当选择替代人选。考察雍州刺史高简，有高雅的度量，在军中很少不体恤下属的情况。在朝廷任职足以整肃政事，左右卫将军王济，才华高超、品德美好，是后来者中的佼佼者。这两人确实是顾问中的优秀人选，圣意如果爱惜王济，贵为骁骑将军的荀恺，智慧器量明达敏捷，他掌管宿卫最终也不减王济。祭酒庾纯，刚强正直且有学问，也堪当选拔。国学刚刚建立，王济、荀恺已经去世，庾纯能胜任此事，应当稍微留任，粗略确立制度。不知这样是否适宜，是否有应当符合圣上防范之处？其体例明确如此，确实可以作为法则。”
日子的禁忌，固然属于小道。世俗也有其由来。子日和卯日称为疾日，又有往亡日。《檀弓》说：“子卯日不奏乐”，大概本于夏桀、商纣的事情。唐朝新格，又把正月、五月、九月作为忌月，至今做官上任的人避开这些月份，这本来没有意义。房〇龄等人增损隋朝法律，也保留下来，因为不执行刑罚，称为断屠月。
王政谨慎对待权量，圣人在粗浅的迹象中都有精深的义理存在。谚语说：“大秤小斗，用来搜刮聚敛，抬高或压低价格，是混乱的开始。”所以谨慎也在于开始。所谓探究深奥隐秘、钩取深远者，就是这些东西。
权用来衡量轻重。五权的法则：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量用来计量多少。五量的法则：龠、合、升、斗、斛。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
度用来测量长短。五度的法则：分、寸、尺、丈、引。秬黍一颗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衡用来校准曲直。五则的法则：衡、规矩、绳、准。衡运转产生规，规画圆产生矩，矩画方产生绳，绳拉直产生准。
权起源于黄钟的重量，一龠容纳一千二百颗黍，为十二铢。两之所以称为两，所以说两。一两二十四铢。乘以它成为石，石一百二十斤。
量起源于黄钟的龠，十龠为合，以十乘以它成为斛。后世斛容纳五斗黍谷，出入两斛相当于一石。凡是粮税入籍称为石的，都是两斛。这或许便于转运，世俗因此使用它。《汉书》粮谷称斛，盐也称斛，茭藁称石。注说：“石，一百二十斤。”斛、石权量用法相同。
度起源于黄钟的长度，后世十寸称为尺，十尺称为丈。凡是公私所测量的，都以丈计算。
衡起源于黄钟的平衡，权与物体均衡而为衡。衡平而权均衡。按黄钟为万事根本，其关键在于中气、元声而已。但累黍〇气的方法，没有传授的真实依据，必定有神解妙悟的人，这是礼乐的根本。
《虞书》说：“于是统一律度量衡，三代共同使用。到了秦朝不效法古代，后来纷乱没有定论。等到南渡，六朝割裂之际，于是有大升大两、长尺的法则。当时调钟律，测日影，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其余公私用大升大两。有人说隋制以三两相当于一两，三升相当于一升，一尺二寸相当于一尺。然后魏高祖已有废除大斗、去掉长尺的命令了。”
《汉书》黄钟的龠，用子谷秬黍中等的千二百颗装满它的龠，用井水校准它的概量。十龠为合，杜氏《通典》所载黍相同，而以二龠为合，应当采纳杜氏的说法。千二百黍为十二铢，以十乘以它，到钧石则不相合了。所以两之所以称为两，两龠为合，两斛为石，古今应当如此。
累黍之法
用子谷秬黍中等的测量，九十颗黍为黄钟，一黍一分九十分之一，得到九寸。子是北方，秬黍，是黑黍。
我按：子谷以冀州黑羊山所出产的为中等，但时有丰歉，实际有亏损和盈余，固然也难以准确。如果和气，须〇之。
候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