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七

译唐朝的名臣，大多出身于科举，只有张九龄曾中过两科，一科是才能足以治理国家，一科是道德堪比伊尹、吕尚，他后来担任宰相的功业，确实没有辜负这科举的名声。而裴度（晋公），在裴垍之下第四名及第；颜真卿（鲁公）的忠贞节操，竟然也出现在文辞秀美飘逸的科目中。世人说科举不足以选拔人才，难道可以据此断定吗？开元、天宝年间，文章显赫明朗，当时设有风雅古调科，薛据在此科及第，而李白、杜甫却不在其中。往往像皇甫镈、牛僧孺、吴通微之类的人，都中了大科的高选，如果说科举完全足以选拔人才，又怎么可以轻易相信呢？又查考有一种“手笔俊拔，超越辈流”的科目，颇怀疑是专门为书法而设立的，这才知道唐人擅长书法，也是有渊源可寻的。

译武举制度起源于汉代的羽林军和期门军，唐宋时期设立科目选拔人才，法制逐渐严密，防范外戚专权是不可缺少的。庆历年间，以策论决定去留，以弓马决定高下，确实不如现在的制度以弓马决定去留，以论策决定高下，更为严密。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召见汴州、鄜州等州所推举的孝子，赐他们在御前就座。皇上询问他们关于帝王治国的政术，以及皇太子询问他们曾参解说《孝经》的道理，他们都不能回答。太宗对他们说：“从前楚庄王谈论政事，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退朝后却有忧色，说：‘诸侯中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称王，自己谋划却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的人灭亡。’现在凭借我这不德之身，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我，我的国家大概快要灭亡了吧？”我下诏征召天下的俊异人才，用浅近的问题询问他们，全都不能回答。天下的贤哲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我非常担忧。按照这个旨意裁断，深厚宽容，真是帝王的雅量。汉武帝元光年间，初次策问公孙弘，皇帝还发怒，认为他无能，似乎有综核名实的意思。虽然如此，这也是驾驭贤豪的手段。质朴与文华之间是有区别的。

刘晏兴办利事，是士大夫所耻于谈论的。看他管理的严密，又哪里是容易达到的呢！只是委派士人负责出纳，吏人只负责书写符牒这一件事，最得要领。常说士人多清高修行，以名望重于利益；吏人多贪污，以利益重于名望。虽然不是名理，但也可以说是洞察世事了。

夏商周三代以后，只有光武帝具备圣人的体统，只是在图谶一事上，非常损害德行。郑兴、贾逵因为附合同流而显贵荣耀，桓谭、尹敏因为违背忤逆而沦落败亡。这与追求仙道，覆辙有什么大的区别呢！往事令人感叹不已。

唐高宗时，文武官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共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当时认为他们太多且滥，负责选官的人往往以偏僻的书籍和隐晦的学问作为判定的标准，严厉地作为黜落的手段，于是导致蔽塞壅滞。大体上，选官的方法，尤其贵在知道数量。入官的数量与入流的数量相互乘除，这是补救偏颇的方法。至于官员有定数，入流没有限制，用有定数的官员供给无限的需求，这是唐朝失败的原因。所以说：减少事务不如减少官员。

宋庆历年间，黄庶字亚夫，曾经考核所属的黄司理说：“处理揭发诉讼的案件，一年已经两次了。论罪弃市的五十四人，流放或徒刑的三百一十四人，杖责的百八十六人，都查明了实情，没有冤屈隐晦不能伸张的。不是有才能，谁能做到？”考核记录在书中。舞阳尉说：“舞阳大概地域广阔，其他盗贼往往在那里藏匿。居住一年，凡是盗窃和强盗共十一人，前任官员捕获了他们，只有一人逃脱。不是有才能，固然不能做到。”考核记录在书中。法曹刘昭远说：“法律，是礼的辅助。运用它符合人情就是得当。苛刻的人施行，就会拘泥而少恩。前任官员因为通晓经义考中进士，起初在此任职，如果像老于法律的人，每次抱着案件，必定附会经义，然后处理，所以没有不符合人情的。”考核记录在书中。记载在《容斋随笔》中。我每次看到现在的考核评语，只用一两句，就决定优劣。追求文饰的人或用骈俪语，多达数十言，对事实颇为简略，我私下对此感到痛心。于是知道宋朝综核名实如此，或许可以依据作为法则呢？

《周礼》六官，文辞严密意思详细，固然是圣人的制作。后世只有汉朝的制度最得简易之道，只以丞相总领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诚所谓运天下于掌上也。让君主选择丞相，丞相选择九卿，九卿分职，各自选择其属官，即使世代守职也可以。宋朝承袭唐朝的弊端，神宗有改革的意思，认为根据今日的事实，考察前世的讹谬，删定重复，去除冗长，必有此事，才设置此官，他的意思可谓善矣。

唐开元年间，设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修书，以张说为使，有关部门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想奏请罢免，爱惜费用。张说曰：“自古帝王在国家无事之时，无不崇饰宫室，广求声色，今天子独自亲近礼文儒士，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小。”宋太宗平定列国，所得的将领之士颇多，没有地方安置他们，于是设馆修三大书，命宋白等总领。三大书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之外，又别修《广记》五百卷，也都优厚供给。大概将要驱驰一时的人才，使他们快乐而安老，其本意起初不是为了书籍。明君贤相，真自有度。

钱唐徐子健以医术游历江湖间，是故兵部尚书徐賔的孙子。为我讲述他祖父征讨交趾时，经过鸭嘴滩，被飞石所阻挡。有兵器曰「李公车」，孩儿把【音霸】上设伏机，其下只用一人引绳发之，石遂乱飞，能渡江椎击。其滩阔一二里许，中远如神。又听说有水底连天炮，先沉铜铁大炮于水中，以芦苇接长，洞中藏药线于其内，水战时用之，亦曰神妙。

宋朝承袭唐朝制度，以同平章事为宰相之职，没有固定员额，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担任。其上相为昭文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两学士并监修国史，并除焉。太祖干

译德年间，任命赵韩王赵普为宰相，并设置参知政事作为他的副手。参知政事，是参与处理各种事务以辅佐大政，其任命不宣读制书，不排在朝班前列，不掌管印信，不参与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另外设置专位。在宰相及敕书末尾署名时，等级降低一等。至道元年，下诏规定参知政事与宰相的体制规格完全相同。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任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的人，则称为使相，不参与政事，不书写敕书，只有宣敕任命时，敕书末尾保留他们的官衔而已。神宗实行新官制，在三省设置侍中、中书、尚书两个令，但不任命人选，而是以尚书令的副手，即左右仆射担任宰相。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以行使侍中的职权；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以行使中书令的职权。又另外设置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来代替参知政事的职务。徽宗政和年间，左右仆射改称为太宰、少宰，仍然兼任两省侍郎。靖康年间，又恢复为左右仆射。高宗建炎年间，改尚书左右仆射各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一并改称为参知政事，废除尚书左右丞。乾道年间，又将尚书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唐宋设置宰相的沿革就是这样。陈平曾说：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顺应万物的适宜，对外镇抚四夷诸侯，对内亲近安抚百姓，使卿大夫各自胜任其职，这是确切的论断。元代儒者马端临也说：宰相的职责无所不统，不能拘泥于一个职位，于是有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预政事等名称。又说：宰相统领百官，辅佐天子，既不应将他与其他官员并列，而他的上面也不应当再有更高的官员。唐朝自开元以来，郭元振、李光弼相继以平章事担任节度使，称为使相，而宰相的职位与其他官员并列，从此开始。宋朝自元祐以后，文潞公、吕申公相继以平章国家重事，排在宰相之上，而宰相之上又有了更高的官员，从此开始。然而郭、李是以功臣名将担任，是适宜的。从此这种惯例一开，于是田承嗣、李希烈之流，都以节镇带同平章事，不是一个人达到极点，以至于王建、马殷、钱镠之辈蜂起割据盗取土地的人，都想效仿他们。大概是因为轻视其他官职而不愿担任，而一定要与宰相并列，以自我依附于郭、李，那么唐朝中叶以后所谓的平章事就是这样。文、吕是以德高望重的老臣担任，是适宜的。从此这种惯例一开，于是蔡京、王黼相继以太师总知三省事，三天一朝赴都堂处理政事，以至于韩侂胄、贾似道长期擅权专政的人，都想效仿他们。大概是因为轻视宰相而不屑担任，而一定要在宰相之上加官，以自我依附于文、吕，那么宋朝中叶以后所谓的平章事就是这样。他对世道变迁的感叹很深啊。

译陆俨山外集卷二十七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俨山外集》>

钦定四库全书

陆俨山外集卷二十八

明 陆深 撰

同异录上

进同异录序

臣愚笨才拙，器量浅薄力量微小，因图谋大事，所以曾经认为汉唐的治理狭隘浅陋，思慕想要投身于唐尧虞舜那样的朝廷。恭敬地遭遇陛下继承帝位执掌政权，上天赋予您天生的圣性，真是尧舜那样的君主啊。千年才遇到一次这样的时机，更加思慕自我奋发。只是惭愧自己诚意向来淡薄，不懂得进献纳谏的适宜，言语一出灾祸紧随，举动便与罪过相会。仰赖陛下仁德圣明，宽厚地赐予保全，尚且让我位列士大夫之中。昨天从讲筵退出，辅佐延平，延平确实是文献之邦，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贤人的遗风尚存，水土相宜，职务容易胜任。臣颇能借此读书向学，每当见到先儒议论中对大典礼、大政事有功劳的，亲手抄录。不到三个月，又蒙陛下特别超越常规提拔，托付我山西学政，使我位列监察大臣，恢复旧日官阶，这不是臣粉身碎骨所能报答的。等到山西，巡视闲暇之时，偶然拿出旧日编录，粗略加以编排次序，分为上下两卷，恭敬地抄写呈上，冒犯圣览。伏想圣人的学问，贵在得其要领；帝王的政务，在于知道何者为先。倘若只是博览泛观，恐怕并非神明化育那无声无息的妙处。颇恨时日有限，书籍少有跟随，不免挂一漏万，譬如滴水尘埃，对海岳有何益处？然而聚集多数以补益少数的志向始终存在，而万折必向东流的习性难以改变。私下伏地自念，臣本出身农家，僻居江海之上，兼有藏书可供考索，衣食之余，足以备办笔墨纸张的费用。倘若陛下乞赐骸骨，稍微借予几年时间，臣当分部首尾，兼总条理，编撰成一家之言，或许能为万世防备提供助益。不知可否，如同踏在深渊薄冰之上，不胜恐惧战栗。待罪之至，臣谨序。

典常上

臣陆深解释说：“典常是经久不变之意，置于上册之首。”此编都是古人的既定轨范，乃是当今急务。只是其缘由，大概是想以此寄托施为的缓急次序，而我那微不足道的浅见，也借此附见于此。

欧阳修《唐纪赞》略

自古以来承受天命之君，没有德行就不能称王。自夏后氏以来，开始以世袭传承，而有贤者也有不肖者，所以其世数，也有的短有的长。

司马光《应诏论》略

汉代国家有大典礼、大刑狱、大征伐，必定下诏让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商议。那些商议的人固然不能一致，必定有参差不齐的意见了。于是天子称制决断说：“丞相的议论是对的”，或者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而群臣顺从没有不服的。

又说：“古代的帝王，听到别人的言论，就能识别其是非，所以称之为聪；观察别人的行为，就能察知其邪正，所以称之为明。是非既然辨明，邪正既然区分，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所以称之为刚。取是而舍非，诛邪而用正，坚定没有疑虑，所以称之为断。诛杀一个不肖者，而天下不肖者都恐惧，所以称之为威；赏赐一个有功者，而天下有功者都欢喜，所以称之为福。”

富弼《邪正辨》略

天子没有官爵，没有职事，只要能辨别君子小人而进退他们，就是天子的职责了。自古称明王、明君、明后的，没有别的，只有能辨别君子小人而任用或舍弃他们，才算是明。至于烦劳思虑，亲理细碎之事，就不是运用明智的要点了。

欧阳修《礼乐志》略

自夏商周三代以上，治理出于一体，而礼乐通达于天下；自三代以下，治理出于两途，而礼乐成为虚名。古时候，宫室车舆用来居住，衣裳冕弁用来穿戴，尊爵俎豆用来作为器物，金石丝竹用来作为音乐，以适宜郊庙祭祀，以临朝听政，以事奉神明而治理百姓。其岁时聚会用来朝觐聘问，欢欣交接用来射礼乡饮酒礼，合众兴事用来军队田猎学校。下至里巷田亩，吉凶哀乐，凡是百姓之事，没有不出一于礼的。由此教导百姓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大概他们朝夕从事的，无非这些。这就是所谓治理出于一体，而礼乐通达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道如何迁善远罪而成风俗。等到三代灭亡，遭遇秦朝变革古制，后来拥有天下的人，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沿用秦制。其间虽有想要治理的君主，思虑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制于时俗，稍微就加以损益，大体安于苟且简略而已。他们朝夕从事，则以文书狱讼兵食为急，说这是为政，所以治理百姓。至于三代，礼乐具备，名物而藏于有司，时而出而用之，郊庙朝廷，说这是礼，所以教导百姓。这就是所谓治理出于两途，而礼乐成为虚名。

刘颜《辅弼名对序》略

往昔三王都设立四辅，一曰师，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让他们居于左右前后，各自主管训诫防备论思。又建立三公以总领百官。《尚书》说：“梦见上帝赐予我良辅。”又说：“辅佐我一人。”这四辅三公九卿，通称为辅弼。所以西汉汲黯说：“天子设置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