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八

译卿是辅佐君王的大臣，难道会顺从阿谀、迎合心意，使君主陷入不义吗？”由此可知，三公九卿统称为辅弼之臣，是很明确的。他们都是用来勉励仁德、劝导正道，弥补政事、增益道德，申明朝廷的大义，巩固国家的长远策略，使君主没有过错，使国家不至于倾覆，在出入朝堂时咨询谋划，在言行举止上提出建议、纠正过失的人。因此，他们秉持公正、坚守正道，体察实情、切合事理，切中时弊，顺应人心，一句话的发表，足以彰显君主的圣明；一句话的实施，足以确立国家的法度。这才是辅弼之臣应对君主时的名分所在。

译徐积所撰《郑綮传》略云：

天下所倚仗以决定安危的，是谁呢？回答说：是宰相罢了。所以从朝廷百官，到州县官吏，不幸而其中一人不称职，不过败坏那一方面的事务罢了。至于宰相，如果那个人不称职，那么天下就危险了。即使宗庙灭亡、家族被诛杀，对祸败又有什么补益呢？大概天子对于天下，掌握了方法，那么治理之道就非常容易。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以一人之身承担天下的责任，即使掌握了方法，治理之道也非常艰难。

蔡襄《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略云：

天子的尊贵，向下看待百姓，遥远隔绝而不相类。然而政令教化得以施行，恩德润泽得以迅速传达并均匀覆盖，大概是因为其间有关联执行的人，有始有终。从哪里开始？由宰相开始。从哪里终结？由县令终结。辅佐天子，施行政令教化与恩德润泽，从朝廷下达四方，直到县令，是承接上面所施行的，然后周全地传达给百姓。接近天子没有谁比得上宰相，宰相一定要得到贤能之人，所以能够辅佐政令教化与恩德润泽的施行。接近百姓没有谁比得上县令，县令如果没有良善之人，即使政教美好，恩德深厚，百姓也没有途径得到它。宰相接近天子，而县令接近百姓，他们的形势固然不同，然而他们相互贯通作为根本与末梢，这一定是行动时相互补救的。百姓知道所依赖的，从而休养生息以从事生计，只有县令而已。县令对于百姓，考察当地的风俗乡里，辨别善恶、强弱、贫富、勤惰、冤仇、疾苦，加以条理分辨并公平治理，使大家都得到公平。县令的责任，难道轻微吗？

欧阳修《请补馆职疏》略云：

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人，用人不止一种途径，所以选拔士人不只通过一条路。那些懂得钱粮、通晓刑狱、熟悉民事、精通吏治、日夜勤劳以办成事务为功绩的，称为才能之士；通晓仁义礼乐、贯通古今治乱，其文章议论参与谋划天下大事，可以决断疑难、确定策略、论述大道、治理国家的，称为儒学之臣。善于用人的人，一定让有才能的人竭尽他们的力气，有见识的人竭尽他们的谋略。所以用才能之士分布在内朝外朝，分管百官事务，使他们各自办好职责；用儒学之臣安置在左右，与他们日夜谋划商议，探求关键而施行；又在儒学之中选择特别优秀的人，安置在朝廷，托付以重大政务，让他们总领治理众材众职的进退与赏罚。这是用人的大概原则。

刘摰《分析助役论》略云：

祖宗累朝的旧臣，则被刻薄鄙弃，离去的人几乎殆尽；国家百年的成法，则被铲除废弃，留存的不多。难道不奇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近年相继被引荐离去的，共有多少人了吗？也应当考察这一点吗？罢免旧臣，那么权势地位就没有人压制，不久权力就可以保全；罢免异己者，那么所有要路都可以任用门下之人；罢免旧法，那么说：“现在用来制约天下的人，是自己所任命的，而必将长久任职以听任其伸缩。”

臣深深恭敬地考察：刘摰这篇议论，大概是在王安石变法之时。然而王安石还知道畏惧名义，创设宫观来安置持异议的人，而朝廷的体制没有丧失。最终导致宋朝社稷倾覆，金人构祸，其根源已在此时显露。刘摰的议论可以借鉴。臣又考察章内空白二字，乃是前朝臣子尊称君上的文字，义理上应当避讳空缺，其余仿此。

刘摰《论人才疏》略云：

臣私下认为治理的道理，只有知人最难。大概善恶，是君子小人的区别，其实只是义利而已。然而君子行善，不是有心于行善，而是只在于义所在；小人作恶，颇能依附真实来销售其虚伪，想要与善者混淆。所以善与恶虽然是君子小人的区别，却常常导致不明。世上的人只看到他们片刻的表现，而不能考察他们的长久。所以君子常常难以进用，而小人常常可以得志，这不可不考察。因此现在天下有两种议论：有安于常道、习惯旧制，乐于无事的议论；有变革古法、更改制度，喜好敢于作为的议论。两种议论各自成立，一时彼此交替，此时以此为进退，那么人就以此为去留。臣曾经探求两者的意图，大概都是有所作为而做的，并非正确。乐于无事的人，认为坚守祖宗成法，唯独可以因循人们的利益，依据旧制而弥补其偏颇，以逐渐达到治理，这是他们的所得。至于愚昧的人则苟且简略、怠惰，便利私欲、胶固习气，而不知道变通的权宜，这是他们的所失。喜好作为的人，认为法度败坏、道理穷尽，不大大变革，就不足以通达事物而成就事务，这是他们的所是。至于穿凿的人则自作聪明，抛弃道理、任用智巧，轻率放肆、独断专行，强迫百姓从事，这是他们的所非。那方认为这方扰乱常道，这方认为那方是流俗。畏惧义理的人以并进为可耻，嗜爱利益的人以守道为无能。两种势力如此，士人没有归趋。臣认为这种风气不可逐渐滋长。

《唐制》略云：

给事中可以封驳诏书，封是指封还诏书而不施行，驳是指驳正诏书中的失误。

孙觉《论章疏》略云：

凡是臣子应当谨慎保密的，是因为君子小人消长之势尚未分明，言论有泄露，或许能招致祸患。如果不保密，就会害及自身。如果遭遇明主，直言正论，无所忌惮，又有什么谨慎保密的呢？只有奸邪小人，以枉为直，害怕不被公论所容，就唯恐言论不保密，如果得到这类人在位，有什么好处呢？

臣深深恭敬地按《易》说：君主不保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保密就会失去自身，防备事务不保密就会

译祸害由此形成，这就是密说的由来。我仔细推究“密”的含义，大概包含几个方面：有缜密，有秘密，有隐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机密，有茂密。至于君臣之间的防备，大体上以缜密的意思居多，而不一定专主于秘密。俗话说：有天道便可施行王道，其关键只在于慎独。所谓慎独，正是“密”的意思。为什么呢？有缜密，秘密便包含在其中了；有秘密而没有缜密，这是祸乱借以兴起的原因。从前赵清献公白天所做的，晚上必定焚香禀告上天，不敢禀告的就不敢去做，这就是所谓的“密”。究其根本，所谓的“密”，是不敢去做，而不是不敢去禀告。

译宋祁《庆历兵录》序略

世人谈论军事，都依据井田制来建立战车部队，以乡为单位组建军队，根据田地来征发士兵，这是周朝的制度。对外控制郡国，对内强化京师，军队没有虎符不得调动，这是汉朝的制度。开设府署登记军籍，将士兵混编于农民之中，使士兵都成为本地居民，有战死疆场的决心而没有背叛上级的行为，这是唐朝的制度。然而，晚周时期权力分散于诸侯，其弊端在于弱小的国家常被瓜分，暴虐的国家常兼并他国，所以各国相互倾轧而灭亡。汉朝衰微时权力假借于强臣，其弊端在于势力相当则互相猜疑，力量薄弱则随波逐流，所以僭越称王的国家鼎足而立。唐朝末年祸乱兴起，设置节度使，其弊端在于因为虚弱所以群小肆意妄为，军队溃散而争权夺利。宋朝兴起，铲除了五代遗留的祸乱，统一了天下的权力，僭越的藩镇献出土地，违抗的将帅触犯法律，治理军事、统御大众，没有不精明严格的。军队共有四类：第一类叫禁兵，殿前马步三司隶属于它，由精锐勇猛的士兵充任，有的擅长拉弓，有的擅长射箭，有的驾驶战船或作为突击骑兵，有的投石或用长兵器格斗，所以平时驻守镇防，出征时轮流戍守。第二类叫厢兵，各州隶属于它，招募有力气且强悍的士兵，天下已经安定，不太依赖军队，只有边境蛮夷地区，时常与禁兵混合驻屯，所以专门从事劳役，偶尔也轮流戍守。第三类叫役兵，各官府隶属于它，游手好闲懒惰的人进入其中，如牧养、漕运、管理仓库、工匠技艺，专做一件事，所以驻守而没有轮换。军队都有定额，居住有营房，有固定的俸禄，有额外的赏赐。第四类叫民兵，登记健壮且有才能的农民，根据乡县的大小来确定人数，有部曲编制而没有营垒，缺额就立即补充，每年检阅一次，非战争时期不得擅自行动。

臣深谨案：宋祁论述历代治兵制度很有要旨，又断言说：“起初没有不好的，后来逐渐衰败，也深刻留下了鉴戒。”宋朝之后，州郡兵力衰弱，最终酿成金人的祸患，又让人对不设置藩镇感到感慨。

潘兴嗣《通论》略

从前井田法严重破坏，天下的百姓受苦了。然而智者出现，就把军队隐藏于民众之中，把粮食储备在军队之中，以保全取胜，坐着就能收功，这就是所说的屯田。汉朝曾经率领数万军队临战氐羌，氐羌本来弱小，但议论的人认为耗费巨大才能取胜，不如用保全的方法制胜。于是留下一万人屯田，果然没有一矢一镞的耗费，而敌虏平定了。曹操处于动荡之际，担忧的不是天下，而是担忧粮食不出自军队。于是大力兴办屯田，向天下展示形势。势力没有比羌人更微弱的，事情没有比曹操当时更紧急的，却一定要先做这件事，大概是不苟且追求一时的便利，而是以长远的利益为考虑。从前兵赋之法严重破坏，天下的武备空虚了。然而智者出现，军队有府，府有帅，帅有统率。唐朝曾经率领六十万军队在近郊屯田，当四方有事时，长戈利盾，奋然而直进；等到无事时，就放下武器去务农。所以天下谈论武备的人，必定首先提到府兵。现在用数十万军队驻扎在燕、秦、晋、魏之地，耗费天下半数赋税，巨大的车轮逆着险阻逆流而上，不足以供给奉养；加重商贾的利益，拿出内库的金银，不足以补助费用。无事的时候，尚且如此，一旦有事，再加上四方军队，加倍增加，岂止是费用广大而坐着供养的骄兵，不足以临敌作战呢。

臣深听说，先师章文懿公到金陵时，还来得及见到建国初期的人，路上遇到白须眉的老人，就下马询问旧事。有人告诉他：“太祖最留意屯田，曾说：‘我在京师供养百万军队，要让他们不浪费百姓一粒米。经常用远处的三亩田交换城外的一亩民田作为屯田，不够就把几个卫所移到江北。现在江浦、六合等地的屯田就是这样。’其制度是，每一军拨给田地三十六亩，每年收获十八石作为子粒，除去供给月粮每年十二石，闰年加一石，剩余六石上交仓库。那些分番宿卫、上直以及打差应役的所有军人，在数额内支给口粮，又剩余用来充作仓库的费用。实行几年后，仓库覆盖完备，而储备丰足。此后屯田全被势豪侵占，其制度逐渐废弃，而江北各屯荒芜的也很多。现在的制度，百姓出力来供养军队，军队出力来保卫百姓，两败俱伤。沿边各镇则每年运输府库财物来供给他们，骄兵债帅，天下的百姓受不了这种困苦了。今天的屯田，恐怕不可不讲究。”

朱仲晦应诏封事略

现在将帅的选拔，大都是富贵人家的愚钝子弟，奴仆凡流，只以奔走应对为能事，以贿赂结托为事务。威望素来轻贱，既不被军士信服，而他们所以得到这个差遣，所花费的已经不可计量。因此到军队之日，只务求聚敛刻剥，经营买卖，百般搜罗以偿还债务。负债还足后，又另生希望，更加肆意诛求。大概对上用来奉承权贵而求取升迁，对下用来装饰子女而满足私欲，都从这里获取。至于招收检阅，训练安抚，凡是军队中的急务，往往都来不及顾及。军士已经困于刻剥，苦于役使，而有才能的又不被优待，无能的反而被亲近宠幸。怨怒郁积，无处申诉，平时都已经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有紧急情况，怎么能依靠？

张齐贤谏北征略

自古以来边疆的祸难，不完全是由戎狄引起的，也多因边吏骚扰而导致。如果沿边各寨，抚御得人，只要使堡垒高峻、沟壑深邃，积蓄力量、保养锐气，以逸

译处理局势，宁可我方掌握主动权去调动敌人。这正是李牧之所以在赵国被称为良将的原因，他运用的就是这种战术。所谓挑选士兵不如挑选将领，依靠武力不如依靠人才。况且戎狄的心思，本来就是趋利避害，怎么会肯把自己投入死地而成为寇贼呢？

译臣宋深刚到山西巡视忻州、代州一带，因此得以探访三关的事务。如果让各边镇自行防守，这是上策。但过去说是边吏骚扰导致的问题，现在却不是这样。如今的弊端，在于虚报战功。当敌军大举入侵时，边将全都束手无策，战败后朝廷却任由他们造成祸害。敌军退出境后，他们便为了私利去截击，侥幸砍下几个疲惫不堪的敌首，就以此奏报捷报来索取赏赐。

苏辙给神宗皇帝的信略曰：

古代天子设立七座宗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座。凭借人子对亲人的爱戴，向上推及到祖先，再由祖先向上推及到百世，应当没有不爱的。没有不爱，就应当没有不立庙的。如果推究那无穷尽的心意，那么百世之外都立庙才算是相称。圣人知道这不可能，所以制定制度，七世之外的祖先，如果没有功德就轮流毁弃，春秋的祭祀也不参与。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没有比天子的祖先更尊荣的，而宗庙却不增加超过七座，为什么呢？因为恩情所不能达到的缘故。为什么唯独到了宗室就不这样呢？我听说夏商周三代之间，公族中有因亲属关系未断绝而位列庶人的。两汉的法律，皇帝的儿子封为王，王的庶子还有封为侯的。从侯以下，庶子就不再享有爵位和封地，有的离开成为平民，有的从平民重新在朝廷做官。到了唐朝也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凡是现在的宗室，应当以亲疏贵贱为差别，依次让他们出宫，使他们能够像异姓一样做官。挑选其中有才能的逐渐加以试用。凡是他们的俸禄数量、升迁等级、升降制度、荫任子弟的命令，都与异姓相同，用按察使来监督他们，用僚属来约束他们，用刑罚禁令来威慑他们，按时考察他们，使那些没有才能的人不至于危害百姓，那些有贤能的人有途径自我效命，而那些不适合做官的人，就让他们到近郡去，官府为他们建造房屋并供给粮食，使他们能够占有田地经营生计，与士人庶民相比。现在把他们聚集起来供养，用不可估量的厚禄优待他们，用无上的爵位尊崇他们，使得贤能的人老死郁郁不得施展，不贤的人居住在狭隘简陋的地方，忧愁而没有乐趣，这实在不是好的计策。从前唐初武德年间，封从昆弟子（堂兄弟及侄辈）中凡是能穿衣以上的都封为郡王。太宗即位，怀疑这样做不便，询问大臣。封德彝说：“爵位命秩崇高则力役众多，把天下当作私人的奉养，不是至公的法度。”于是疏远的宗室王爵全都降为公爵。从王降为公，不是人情所乐意的，尚且还这样实行。现在如果让他们的爵位俸禄照旧而获得治理百姓的机会，虽然内外有别，应当没有怨恨的。然而我观察朝廷的议论，未曾敢涉及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宗室亲近而散布在四方，担心这会开启奸人的野心而产生意外的变故。我深切认为不是这样。古代的帝王喜好猜疑而多设防备，即使是父子兄弟也不给丝毫权力，幽禁囚禁使之等同于普通百姓的，没有比秦朝和曹魏更严重的。然而秦魏都只传了几代就灭亡了，他们灭亡的原因，是刘氏、项氏和司马氏，而不是他们的宗室。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失去了正道，即使是胡越之人也能图谋；如果没有裂痕，即使是宗室谁敢觊觎呢？只有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让他们依次居住在外，像汉唐的旧例，这也是去除冗费的一个方面。

臣宋深恭敬地查考，王安石在熙宁、丰年间，也曾裁减宋朝宗室，当时宗学诸生簇拥马匹大声喧哗。王安石站在马前从容地告诉他们：“譬如祖先亲尽而祧迁，何况你们这些宗室？”大家都信服他的话而退下。这也是天下的公议，本来就不应当因人废言。

马端临《封建叙略》：

列侯不世袭，始于唐朝；亲王不世袭，始于宋朝。

又说：“古代的帝王，未曾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古代的诸侯，也未曾把封地当作自己的物品。上下之间，同样至公，不像后世划分疆界书写土地、争夺城池土地，必定如此截然分开。”秦灭六国，传了两代就灭亡了。西汉初年，剿灭异代所封的诸侯，而把土地赐给功臣；接着剿灭异姓诸侯，而把土地赐给同宗；又接着剿灭疏远的刘氏王，而把土地赐给他们的子孙。大概是检制越来越严密，而猜忌防备越来越深了。周朝虽然大封诸侯，没听说成王、康王之后又畏惧文王、武王的族人逼迫，而一定要消灭他们，来建置自己的子孙。汉、魏以后，每一次改朝换代，前朝帝王的子孙就被歼灭，而国运终究不能长久。

贾让治河奏略：

治理黄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代建立国家安置居民，规划土地，必定留下川泽的界限，估量水势所不及的地方。大河不设堤防，小水得以流入，在低洼处筑障形成沼泽，使秋水大多有地方停歇，左右水流宽阔舒缓而不紧迫。大概是堤防的修筑，近起于战国时期，堵塞防御百川，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齐国与赵国、魏国以黄河为界，赵、魏靠近山地，齐地低洼，修筑堤防距离黄河二十五里，黄河水向东冲击齐堤，就向西泛滥赵、魏。赵、魏也修筑堤防，距离黄河二十五里，虽然不是正流，水尚且有地方游荡，到时而去。现在堤防狭窄的地方距离水几百步，远的几里，逼迫困厄如此，不得安息。现在实行上策，迁移处于水冲要道的百姓，泛滥自然安定。现在沿河十个郡，治理堤防每年花费将近万万，等到它大决口时，所残害的无数。如果拿出几年治河的费用，用来安置所迁移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人各自处在自己的地方，而不互相侵扰。况且大汉控制万里疆土，难道还要与水争夺咫尺之地吗？

译如果这一功业一旦建立，千年之内便无祸患，所以称之为上策。如果在冀州多地开凿漕渠，使百姓能够灌溉农田，分散削弱水势的猛烈，虽然不是圣人的常规做法，也是挽救败局的策略。开通渠道有三利，不开通有三害。百姓常常疲于奔命去救水灾，一半的农事作业因此荒废；水流在地表漫溢，湿气向上渗透，百姓便遭受湿气的病痛，树木都直立枯死，盐碱地长不出谷物；堤防决口泛滥造成灾害，百姓沦为鱼鳖的食物，这是三害。如果有渠道灌溉，那么盐碱地就会变得低湿，淤泥堆积增加肥力，于是种植禾麦，进而改种粳稻，高地的产量增加五倍，低地的产量增加十倍，转运漕运舟船的便利，这是三利。如今沿河堤防的官吏士卒，一郡就有数千人，砍伐购买柴草石料的费用，每年达数千万，足以用来开通渠道、修筑水门。况且百姓利于灌溉，会相继治理渠道，虽然劳苦却不疲倦，百姓的田地得以整治，河堤也就修成了。这确实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撑数百年，所以称之为中策。如果仅仅是修缮旧堤，增高低处、加厚薄处，劳费没有止境，屡次遭遇水灾，这是最下策。

译臣陆深恭敬考察，治理黄河的关键要点没有超过这篇奏章的，因此选取其中特别切中要害的内容记载在篇章中。只是古今情况有所不同，过去黄河从东北方向入海，所以是顺流；如今却阻挡它向南流入海，所以是逆流。这是因为本朝定都燕京，为了防备漕运通道的原因。我家住在长江、淮河下游，曾经目睹过它们入海的地方。长江的水流比黄河更加盛大，然而长江的灾害少而黄河的祸患多，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水分流则力量微弱，汇合则气势凶猛。力量微弱则成为利益，气势凶猛则滋生灾害。另外，黄河的水流有时断绝，而长江的水流经常畅通。断绝则容易淤积变浅，畅通则顺利而水深。它们通达与滞涩的情况，本来就是如此。况且长江源头出自三峡，那么洞庭湖、鄱阳湖作为它的蓄水池。沟渠堤防既已分明，水流停止有所节制，因此长江的灾害常常较少。黄河发源于洛阳，流经梁、宋之间，土壤既疏松又没有地方游荡停泊，汇聚了夷夏数十上百条河流的水，放纵它们随意流淌，怎么能保证它们不造成灾害呢！如今治理黄河的次序，固然自有其道理，过去关于黄河的论述并不是疏漏的。

马端临《户口序略》

古代的人，当他身为士人时，就致力于探求学问；当他身为农民时，就努力耕种；当他身为士兵时，就擅长作战布阵。无论派往何处，没有不称心如意的。因此，方圆千里的国家，万家聚集的城邑，都足以世代守护其国家，并捍卫其百姓。民众多则国家强盛，民众少则国家衰弱。天地既已划分，风气日渐淡薄，百姓生活其中，才能日益匮乏而知识日益低劣。士人被拘泥于文字笔墨，如果授予他们铠甲武器则感到惭愧；农民安于犁锄耕作，如果询问他们文书律法则茫然无措。以至于九流百工、佛道之徒，依靠土地生活的人日益繁多。于是民众的多少，不足以决定国家的兴衰。

高锡《劝农论略》

鼓励农耕，是古代的典章制度。在于知道它的弊病并去除它。农民弊病的根源，在于制度败坏。制度败坏，那么下级得以僭越上级。因此宫室没有固定的规格，服饰玩物没有固定的颜色，器具使用没有固定的适宜，饮食没有固定的味道。这四种情况同时发生，于是奇特的技艺和淫靡的巧诈出现了，浮薄浇诡的风气盛行。专门从事这些行业、通过货物交换获利的人，其利益比务农丰厚得多。大凡百姓的情性，所急切追求的是利益。对于如今的农民来说，他们的利益非常微薄。农家获得的利益，在于田地与桑树。田地桑树所产出的，是谷物和丝织品。男子开垦田地，女子养蚕缫丝，力气耗尽气息衰弱，才见到谷物和丝织品。谷物丝织品的价格，轻重不常。农家出售时，价格就轻贱；购买时，价格就昂贵。轻重的变化，起因于时运。时运遇到丰收，所以有低价出售；时运遇到灾荒，所以有高价购买。丰收时低价出售，灾荒时高价购买，还敢谈论利益吗？况且从事奇特技艺淫靡巧诈、浮薄浇诡的人，都坐着就能获利，谁肯勤劳务农呢？如果想要鼓励农耕，首先要考虑恢复制度。制度恢复，那么下级就无法僭越上级。上级的宫室，下级不得居住；上级的服饰颜色，下级不得穿着；上级的器物用品，下级不得使用；上级的饮食，下级不得进献。那么奇特技艺淫靡巧诈、浮薄浇诡的行为，就全部止息了。不用鼓励农耕，农民自然就会勤劳。

臣陆深恭敬考察：高锡所论述的内容，很详尽地指出了伤害农业、危害农业的原因，但是对于国家鼓励农耕的方法，论述得比较疏略。选取其要点如下。

苏轼《徐州上书略》

徐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而京东各郡，都寄托在彭城。昔日项羽进入函谷关，烧毁咸阳后向东返回，就定都彭城。凭借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取彭城，那么彭城地势险要坚固、形势便利，足以在诸侯中得逞志向，由此可以知道了。我观察那里的地形，三面被山环绕，只有西面是几百里的平川，向西通往梁、宋，假使楚人打开关口迎接敌人，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像屋顶上倾倒瓶水一样势不可挡。当地适宜种植豆类和麦子，一次丰收就能吃饱几年。城墙三面被水阻隔，城楼女墙之下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那里。戏马台高达十仞，面积广阔百步，如果在用武的时代，在上面驻扎千人，聚集檑木炮石，凡是作战防守的器具，与城墙互为表里，并在城中储存三年的粮食，即使出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那里的百姓都身材高大，胆量力气超出常人，喜欢抢劫掠夺，稍微不称心就有飞扬跋扈之心，不仅仅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县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都在如今徐州几百里的范围内。这些人因此自恃，凶悍桀骜之气积累而成习俗。魏太武帝率领三十万大军攻打彭城不能攻克，而王智兴凭借平庸的士兵和才能，在徐州肆意妄为，朝廷也不能制服他，难道不是地形便利、士兵勇悍的缘故吗？

臣陆深恭敬考察：宋朝定都汴京，所以彭城是左臂，苏东坡论述徐州的形势，是针对宋朝而言的，也非常明确切中要害。我朝定都燕京，那么徐州形势所关系到的尤为重要，大概因为各种物资输送大多从南方北上，是如今的咽喉要地。可惜苏东坡的论述以自守的策略居多，还没有完全阐明彭城的利害。

《俨山外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俨山外集》卷二十九

明 陆深 撰

论述下

臣陆深解释说道：道理没有精粗之分，方法有纲领要点，所以分为下篇。都是奇文奥义，可以考察了解古今的事物情理和风俗习惯。大概有神明之道在其中，各自保留原来的篇章，所以说论述。

杨时《求仁斋记略》

我们县距离中原几千里远，舟车不通。士大夫先生以及当时怀德秉义、足以作为世间表率规范风俗的人士，都没有办法到来。那些想要成为君子的人，从哪里获取借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