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六
外。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覩，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
译再看太史公创立世表，对于帝王则叙述其子孙，对于公侯则记载其年月。排列的行次曲折相连，编排的文字紧密相排。虽然燕地与越地相距万里，但在方寸大小的篇幅内，却能像犬牙一样交错相接；虽然昭穆九代相隔久远，但在方寸大小的篇幅中，却像大雁飞行一样井然有序。使得读者阅读文字便能看见，抬眼即可详知，这就是它让人感到便捷的原因。
史之为道，以古传今，非以今博古也。如《春秋》诸国赋诗，左氏惟录其篇名。史汉《语在某传》是已。
史》《汉》作传，多以品类相从。如韩非、老子，以其著书，俱有子名。董卓、袁绍，并生汉末，各称英雄耳。
庄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身止掾吏，而谢书有传。后之修史者不然，位官通显必为操笔，其立传也，止具官厯赠典，若斯而已乎？
司马《史记》、子云《太▯》皆成一家言，传之以传世可也。至于短编小说，多载传中，甚矣其烦也。若梁孝元撰《同姓名人录》一卷，是已。
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当时风行，颇去▯丽。若夫矫枉过正，多矣。故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云。
汉武帝怒司马迁，议已，收景、武二纪，自毁之。
司马相如传，子长录其自叙，孟坚因之。《宋书》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皆孝武自造，而叙事多虚。
夫晋、宋以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其有牋疏诏策，并皆伪饰，然款曲频烦，犹云备其文物也。若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作史者固宜削之，以见例也。
丛篇四
史才不其难乎？班固之议司马迁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傅▯之议固曰：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畧事实。刘知几之议王孙令狐曰：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外夷而陋华夏。君子皆不以为过。惟新唐书成表进有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损于旧。议者谓欧宋之失，正坐于此。元人之进宋史表曰：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宋之国是，实符斯言。我朝丘文庄公濬拟题于国学作进元史表云：非无一善之可称，终是三纲之不正。闻者亦快之。
丛篇五
监修国史，监者总领之；义明，立科条各当任使，则人思自勉，书可立成矣。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左氏、司马氏，故能垂诸不朽。汉东观大集羣儒，著述而制作始可议矣。是以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非过也。
唐修晋隋二史，仍用众手。志则李淳风，于志宁；纪传则顔师古，孔頴达。然用当其才，不失所长。
宋修《唐书》，欧阳文忠则表、志；宋景文公则纪、传，各出姓名，以示撰述有工拙焉。
五代史成于一人之手，欧阳可以上踵班马矣。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为荀袁，家自为政。骏每记事敷言，则阁笔相视，含毫不发，头白可期，汗青无日。
丛篇六
史官善恶必书，使骄臣贼子惧，此权顾轻哉？班生受金，陈夀求米，仆乃视如浮云耳。
司马迁气本好竒，复因论事遭刑，意多愤激，故葛洪论之曰：「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髙位者非关有徳也。」论者又谓武帝表章儒术，而海内凋弊，反不若文景之恭俭，其先黄老而后六经，以此武帝刻深，羣臣多诛，顾当刑者得以货免，其羞贫贱者以此，其进奸雄者葢叹时无鲁朱家能脱已于祸耳。李方叔谓之用意深逺，此类是已。
陈夀尝为诸葛亮书佐，得挞百下，其父亦为亮所髠故《蜀志》多诬妄云。
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陈夀谓其子曰：「可覔千斛米见与，当为尊翁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
魏收性憎胜已喜念旧恶，名门盛徳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髙曽尚书令杨遵，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世号秽史。收初得杨休之助，因谢曰：“无以报徳当为卿作佳传。”又纳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增其善，前后伏诉者百余人，頼仆射杨素、髙徳正而解。
宋朝有朱墨史
丛篇七
司马文正公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小人欲中伤之，乃倡为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
栁子厚曰：「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
译史书的宗旨，在于以古事传于今人，而不是用今人的观点去附会古人。就像《春秋》中各国赋诗，左丘明只记录篇名。《史记》和《汉书》中“语在某传”的说法就是如此。
《史记》和《汉书》撰写列传，大多按类别归类。比如韩非、老子，因为他们著书，都列入诸子；董卓、袁绍，都生活在汉朝末年，各自被称为英雄罢了。
庄青翟、刘舍位至丞相，而班固的《汉书》没有为他们立传；姜诗、赵壹官职仅止于掾吏，而谢绰的《宋书》却为他们立传。后来的修史者却不是这样，官位显赫必定为他们执笔，他们立传，只是罗列官职履历和赠典，难道就这样了吗？
司马迁的《史记》、扬雄的《太玄》都自成一家之言，流传后世是可以的。至于短小的笔记小说，大多记载在列传中，太繁琐了。就像梁代萧统撰写的《同姓名人录》一卷，就是如此。
宇文泰起初学习华夏文化，事情由苏绰主持，至于军国政令，都效法《尚书》。当时风气流行，颇为去除浮华。但如果矫枉过正，就太多了。所以他的文章文辞华丽却不真实，典雅却无节制，真实的内容很少，虚浮的客套话尤其繁多。
汉武帝恼怒司马迁，议论已定，收回景帝、武帝两朝的纪事，自己毁掉了。
《司马相如传》，司马迁录入了他的自叙，班固沿用了它。《宋书》中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人的列传，都是宋孝武帝亲自撰写的，而叙事多虚假。
大凡晋、宋以前，帝王传授，从受命开始，到登基结束，其中的牋疏诏策，都加以伪饰，然而细节频繁，还说是完备了典章制度。至于梁武帝在江陵，齐宣帝在晋阳，修史的人本来应该删去，以作为例证。
丛篇四
史才难道不难得吗？班固议论司马迁说：论述大道则推崇黄老而轻视六经，叙述游侠则贬退处士而推崇奸雄，记述货殖则崇尚势利而羞耻贫贱。傅玄议论班固说：论述国体则掩饰君主的缺失而折损忠臣，叙述世教则看重取悦君主而轻视直节，记述时务则谨守辞章而忽略事实。刘知几议论王孙令狐说：论述王业则偏袒悖逆而诬蔑忠义，叙述国家则压抑正顺而褒扬篡夺，记述风俗则夸耀外夷而鄙陋华夏。君子都不认为这是过错。只有《新唐书》写成进呈时有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损于旧。议论者认为欧阳修、宋祁的过失，正在于此。元人进呈《宋史》的表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宋朝的国家方针，确实符合这话。我朝丘濬在国学拟题作进元史表说：非无一善之可称，终是三纲之不正。听到的人也感到痛快。
丛篇五
监修国史，监修官总领其事；义理明确，设立科条各当任使，那么人们就会自我勉励，史书就可以很快完成了。
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如左丘明、司马迁，所以能流传不朽。汉朝东观大集群儒，著述而制作才开始可以议论了。因此伯度讥讽其不实，公理认为可焚，并非过分。
唐朝修晋、隋二史，仍然用众人之手。志由李淳风、于志宁撰写；纪传由颜师古、孔颖达撰写。然而用人得当，不失所长。
宋朝修《唐书》，欧阳修负责表、志；宋祁负责纪、传，各自署名，以显示撰述有工拙之分。
《五代史》成于一人之手，欧阳修可以上承班固、司马迁了。
如今史馆取士越来越多，人自为荀悦、袁宏，家自为政。骏每记事敷言，则搁笔相视，含毫不发，头白可期，汗青无日。
丛篇六
史官善恶必书，使骄臣贼子畏惧，这权力难道轻吗？班固收受金钱，陈寿索取米粮，我视如浮云。
司马迁气质本就好奇，又因论事遭受刑罚，心意多愤激，所以葛洪议论他说：“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议论者又说武帝表彰儒术，而海内凋弊，反而不如文景之恭俭，其先黄老而后六经，以此武帝刻深，群臣多诛，顾当刑者得以货免，其羞贫贱者以此，其进奸雄者盖叹时无鲁朱家能脱已于祸耳。李方叔谓之用意深远，此类是已。
陈寿曾为诸葛亮书佐，得挞百下，其父亦为亮所髡故《蜀志》多诬妄云。
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陈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翁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
魏收性憎胜己喜念旧恶，名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尚书令杨遵，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世号秽史。收初得杨休之助，因谢曰：“无以报德当为卿作佳传。”又纳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增其善，前后伏诉者百余人，赖仆射杨素、高德正而解。
宋朝有朱墨史
丛篇七
司马光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小人欲中伤之，乃倡为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
柳宗元曰：“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
供子弟费。」
刘知几曰：「史曹崇扃峻宇，深附九重。虽地处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养拙，可以藏愚。或终年卒嵗，竟无删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辄不自揆，轻弄笔端，而人莫之见也。绣衣直指所不能绳，强项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也。」
译供给子弟的费用。」
刘知几说：「史官的官署门墙高大深邃，紧挨着皇宫深处。虽然地处禁中，但人员却如同超脱尘世之外，可以借此掩饰笨拙，可以借此隐藏愚钝。有的人终年整岁，竟然没有删改撰述，而人们却不知道；有的人却不自量力，轻易舞弄文笔，而人们也看不见。绣衣直指（御史）的纠察无法约束，刚直不屈者的威严无法触及。这本来就是白吃饭者的巢穴，尸位素餐者的渊薮啊。」
丘文庄公濬之论史官，其畧曰：天下不可一日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唐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我朝法制可谓简要矣，然是职也，是非之权衡，公议之所系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徯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足为一代之良史矣。深又尝闻之王文恪公鏊曰：「台諌者一时之公论，史官者万世之公论也。」并名言云。
俨山外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俨山外集卷二十七
眀 陆深 撰
春雨堂杂抄
宋初，王贽方奉命均两浙杂税。钱氏旧法，亩税三斗。王至，悉令亩税一斗。朝廷责其擅减。王曰：“今两浙已为王民，其可复循伪国之法？亩税一斗，自防方始。”今两浙之税繁重，或云起于贾似道公田，或云张士诚以租为税。今遂因之。大抵减税者必当治朝，加税者必是乱世。
孝庙升遐，武宗以正徳改元，出扵刘少师健所定。盖犯前文，马端肃公文升在吏部考选以宰相。
湏用读书人命题讽之，今上入继纪元，内阁初拟明良，次嘉靖，次绍治，上特用嘉靖云。
王荆公作相，裁损宗室恩数，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均是宗室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厉声曰：“祖宗亲尽亦湏祧迁，何况贤辈！”于是皆散去【见《陆放翁老学庵笔记】
諡莫美于忠献，而文贞次之。至宋以避讳，始易贞为正。世遂以文正为儒臣节惠之极，实则不然。夫贞者，正而固也，义尤该洽。宋宰相韩亿諡忠献，当时称为长者。四子综、绛、维、缜同奏名礼部。忠献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虽非有司观望，然臣既备位政府，岂当受而有之？天下将以谓由臣致此。臣虽不足道，使圣眀之政，人或议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为荣观哉？乞尽免殿试唱第，幸甚。」诚恳再三，仁宗嘉叹而允。据此一事，虽涉于避嫌之过，然持正有体，足以磨钝厉世者多矣。忠献易名，夫岂徒然？
容斋随笔》谓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耳，其实与诸科等也。今考之，唐朝科名：髙宗显庆中有志烈秋霜科，干封中有幽素科，上元中有辞殚文律科，武后垂拱中有辞标文苑科，永昌中有蓄文藻之思科，有抱儒素之业科，长夀中有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证圣中有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通天中有文艺优长科，神功中有絶伦科，大足中有防萃科，有疾恶科，长安中有龚黄科，中宗神龙中有才膺管乐科，有才髙位下科，有材堪经邦科，景龙中有抱器懐能科，有茂才异等科，睿宗景云中有文经邦国科，有藻思清萃科，有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有道侔伊吕科，有手笔俊防超越辈流科，▯宗开元中有哲人竒士科，有逸沦屠钓科，有良才异等科，有文儒异等科，有文史兼优科，有博学通议科，有文辞雅丽科，有将帅科，有武足安边科，有髙才沉沦草泽科，有髙才未达沉迹下僚科，有博学宏词科，有多才科，有王霸科，有智谋将帅科，天寳中有文辞秀逸科，有风雅古调科，有辞藻宏丽科，代宗大厯中有乐道安贫科，有讽谏主文科，徳宗建中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外又有文辞清丽科，有经学优深科，有军谋越众科，有力田闻于乡闾科，正元中有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有洞识韬畧堪任将帅科，有清防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有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复有博通坟典通于教化科，有详眀政术可以理人科，元和中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有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有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至长庆寳厯泰和之间，多循旧章，并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与详眀政术可以理人、军谋宏达材任将帅、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等科，特小异耳。别有军谋宏达材任边将一科，似为专设云。大抵名义琐屑，因时就俗，固不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与秀才、茂异之雅重也。若究本论之，则孝弟力田，闻于乡闾一科，犹有乡举里选之遗意，施之实用，有足徴者。按
译丘文庄公陆濬论及史官，其大意说：天下不可一天没有史书，也不可一天没有史官。百官所承担的是眼前一时的事务，史官所承担的是流传万世的事务。唐宋时期的宰相都兼任史官，重视程度就是这样。我朝的法度可以说很简略了，然而这个职位，是衡量是非的准则，是公共舆论所系属的。如果推究其根本，必须得到像元代揭徯斯所说的那样，有学问、有文章、通晓史事且心术端正的人，然后才任用他，这样文辞与实质相称，根本与枝节兼顾，足以成为一代的良史了。我（陆深）又曾听王文恪公王鏊说：“台谏官代表一时的公论，史官代表万世的公论。”这些都是名言啊。
宋初，王贽正奉命均定两浙地区的杂税。吴越国旧时的法令，每亩税三斗。王贽到任后，全部改为每亩税一斗。朝廷责备他擅自减税。王贽说：“现在两浙已经是大宋的子民，怎么还能沿袭伪国的法令？每亩税一斗，是从钱元瓘时期开始的。”现在两浙的赋税繁重，有人说起于贾似道的公田法，有人说起于张士诚以租代税。现在于是沿袭下来。大体上，减税的一定是治世，加税的一定是乱世。
宋孝宗驾崩，宋武宗以“正德”改元，出自刘少师刘健所定。这犯了前朝的文讳，马端肃公文升在吏部考选官员时，以宰相之尊……
必须用读书人命题讽喻他，当今皇上入继大统纪元，内阁最初拟定“明良”，其次“嘉靖”，其次“绍治”，皇上特意选用了“嘉靖”。
王荆公王安石做宰相时，裁减宗室的恩赐待遇，于是宗室子弟相继在马前陈述冤情，诉说道：“我们都是宗室子孙，且请相公看在祖宗的情面上。”荆公严厉地说：“祖宗亲尽尚且需要祧迁，何况你们这些人！”于是大家都散去了【见《陆放翁老学庵笔记》】
谥号没有比“忠献”更美的，而“文贞”次之。到了宋代因为避讳，才开始把“贞”改为“正”。世人于是把“文正”作为儒臣节操惠泽的极致，实际上并非如此。贞，是正直而坚定，含义尤其完备。宋代宰相韩亿谥号忠献，当时被称为长者。他的四个儿子韩综、韩绛、韩维、韩缜一同在礼部奏名。忠献上奏说：“臣的儿子侥幸获得陛下的科第，虽然不是因为有关部门迎合，但臣既然位居政府，难道应当接受并拥有他们吗？天下人会认为这是由臣导致的。臣虽然不值一提，但如果圣明的政治，被人议论，这不是臣所安心的。臣教导儿子已经有所成就，又何必昭示四方作为荣耀的观览呢？请求全部免除殿试唱名，非常幸运。”诚恳再三，仁宗赞叹并允许。根据这一件事，虽然涉及避嫌的过分，但持正有体，足以磨砺钝劣、激励世风的人很多啊。忠献更改名字，难道只是徒然吗？
《容斋随笔》说唐代制举科目繁多，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其实与诸科相同。现在考证，唐朝科名：高宗显庆年间有志烈秋霜科，干封年间有幽素科，上元年间有辞殚文律科，武后垂拱年间有辞标文苑科，永昌年间有蓄文藻之思科，有抱儒素之业科，长寿年间有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证圣年间有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通天年间有文艺优长科，神功年间有绝伦科，大足年间有防萃科，有疾恶科，长安年间有龚黄科，中宗神龙年间有才膺管乐科，有才高位下科，有材堪经邦科，景龙年间有抱器怀能科，有茂才异等科，睿宗景云年间有文经邦国科，有藻思清萃科，有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有道侔伊吕科，有手笔俊防超越辈流科，玄宗开元年间有哲人奇士科，有逸沦屠钓科，有良才异等科，有文儒异等科，有文史兼优科，有博学通议科，有文辞雅丽科，有将帅科，有武足安边科，有高才沉沦草泽科，有高才未达沉迹下僚科，有博学宏词科，有多才科，有王霸科，有智谋将帅科，天宝年间有文辞秀逸科，有风雅古调科，有辞藻宏丽科，代宗大历年间有乐道安贫科，有讽谏主文科，德宗建中年间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外又有文辞清丽科，有经学优深科，有军谋越众科，有力田闻于乡闾科，贞元年间有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有洞识韬略堪任将帅科，有清防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有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复有博通坟典通于教化科，有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元和年间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有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有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至长庆、宝历、太和之间，多沿袭旧章，并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与详明政术可以理人、军谋宏达材任将帅、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等科，只是稍有不同罢了。另有军谋宏达材任边将一科，似乎是专门设置的。大体上名义琐碎，因时随俗，确实不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以及秀才、茂异那样雅正受重视。如果究其根本来说，那么孝弟力田，闻于乡闾这一科，还有乡举里选的遗意，施之于实用，有值得征验的地方。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