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九
？故后生晩学无所窥观，游谈戏谑，不闻箴规切磨之益，同则嬉狎，异则相訾，至悖义逾礼而不悔。虽英材异禀，间时有之，亦不过诵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为章句之儒，钓声利而已。一日衒鬻而不售，则反视平昔所有，皆陈腐剽剥，无所用之，往往转而易业者，十尝六七。此与防夫贩父，积百货坐市区，逐什一之利，流徙无常者，何异耶？予尝悼之，又窃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党之士，柔不溺于随，刚不愤于欲者，相进于道，庶防少激頽俗。今吾子乃能经营于此，以教学为事，是真有志者哉！
译所以后辈晚学之人没有可以观摩效法的榜样，只知游手好闲、谈天说笑，听不到规劝切磋的益处，观点相同就嬉戏轻慢，观点不同就互相诋毁，甚至违背道义、超越礼法而不知悔改。即使有天赋异禀的英才，偶尔也有，也不过是诵读六艺的文章、百家的典籍，成为拘泥于章句的儒生，以此猎取名声和利益罢了。一旦炫耀卖弄却无人问津，就会反过来看自己平素所掌握的东西，都觉得是陈旧腐朽、剽窃拼凑，毫无用处，往往转而改换行业的人，十之六七。这与那些商贩父子，囤积各种货物坐在集市上，追逐微薄的利润，四处流徙没有固定居所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曾为此感到痛惜，又暗自悲伤自己力量不足，想要逃避这种风气却未能做到，希望能找到我们同道的士人，柔顺而不随波逐流，刚强而不为欲望所激愤，共同在大道上进步，或许能稍微激励颓废的世俗风气。如今您竟然能致力于此，以教学为事业，这才是真正有志向的人啊！
臣深谨案：杨时，字中立，宋徽宗时人，世称龟山先生，今之延平府将乐县人也。程门髙第弟子，赠将乐伯，《宋史》有传。我朝从祀夫子庙庭。臣至延平，访其遗文，读之，首録此文，以寓世道之感。
朱熹余龙山文集序畧
熹少时犹颇及见前辈，而闻其余论，覩其立心处已，则以刚介质直为贤；当官立事，则以彊毅果断为得。至其为文，则又务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无含糊脔卷睢盱侧媚之态，使读之者不过一再，即晓然知其为论某事，出某策，而彼此无疑也。近年以来，风俗一变，上自朝廷缙绅，下及闾巷韦布，相与传习一种议论，制行立言，专以醖借袭藏，圆熟软美为尚。使与之居者，穷年而莫测其中之懐；听其言，终日而莫知其意之所乡。回视四五十年之前，风声气俗，葢不啻寒暑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观于龙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
臣深闻之，唐臣刘禹锡曰：「文章与时髙下，岂不信哉！」今世论文章之弊者，必曰晩宋。晩宋云葢，言文既▯，而宋亦晩矣。呜呼！可不惧哉？可不惧哉！观于文公所称四五十年前，正当龟山之时，又观龟山前所云者，习俗已自变矣。宋之盛时，可想见也。臣于时事颇有所感，故知文体所系大矣。
唐庚辨同论畧
道至于圣人，极矣！岂容复有异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汤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则又如此。使数圣人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则论事之际，吾意必有同异者矣，宁能尽合乎？是犹有辞焉，曰时不同也。若诸子之论性，岂复系于时哉？而孟子之説如此，荀子、扬子之説则又如此。使数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则论事之际，吾意其必有同异者矣，宁能尽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师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张之徒，则又将安所诿哉？皆出于周末，不可谓之异时；皆受道于洙泗之间，不得谓之异师；讲业请益，周旋出处，奔走忧患，葢无适而不同者，凡数十年，不得谓之异友；而论交论学，如黑白之相反，方圆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复何哉？説者以为孔子殁，学者无所统一，使夫子在，学者宜不至此。然吾闻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谓是，卒而非之，曰：“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此一人耳，而有所谓昔日之言，有所谓今日之言者，而况于众口乎？是以先王知羣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极其説，而不以同异为诛赏；公卿大夫之出于斯时者，亦人人各荐其所闻，而不以同异为喜愠。何者？闺门之内，父子兄弟相与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布蓍，卜人引龟，而防之一从一不从。故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宁可罪哉！今为申商之学则不然，以谓同心同徳者，周人所以兴；离心离徳者，商人所以亡。刑赏生杀足以整齐天下，而不塞异议之口，则非所以一道徳而同风俗。噫！古之所谓同心同徳者，果谓此耶？吾不忍闻是説矣。周公之时，朝廷之士不为少矣，而东征之议，书称十夫子翼，则同者寡而有不同者众矣。岂皆小人耶？岂皆诛之耶？夫以周公之权，而十人者助之，其势足以诛锄羣臣之异巳者为有余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违？然近于人情，通于物理，忠于王室，而推至公于天下者，终不肯为此。何则？驾驭羣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则家道危；臣下同，则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覆可胜讳哉？古人所以贵和而贱同者，虑此。
臣深谨案：唐庚字子西，盛宋时人，而文亦雄健条畅。臣每爱之，殆不下苏氏兄弟也。
刘更生灾异封事畧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宁。文武周公，崇推让之风，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自此之后，天下大乱。春秋之世，灾异并起，祸乱辄应，弑君亡国，不可胜数。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
译臣深恭敬地考察：杨时，字中立，是宋徽宗时期的人，世人称他为龟山先生，是现在延平府将乐县人。他是程门的高才弟子，被追赠为将乐伯，《宋史》中有他的传记。我朝将他配享在孔庙中。臣到达延平，寻访他的遗文，阅读之后，首先摘录这篇文章，以寄托对世道人心的感慨。
朱熹《余龙山文集序》略
我年轻时还常常能见到前辈，听到他们的言论，看到他们确立心志的地方，就把刚正质朴、耿直作为贤德；在位做事，就把刚强坚毅、果断作为得法。至于他们写文章，又务求明白坦荡，直指事情要害，没有含糊其辞、曲意逢迎的姿态，使读者不过看上一两次，就清楚地知道他在议论什么事，提出什么策略，彼此没有疑惑。近年以来，风俗大变，上自朝廷官员，下至民间百姓，相互传授一种议论，制定行为准则和言论，专门以含蓄隐晦、圆滑熟软为尚。使与他们相处的人，穷尽一年也测不透他们内心的想法；听他们说话，整天也不知道他们心意所向。回头看四五十年之前，风气习俗，简直不像寒暑早晚那样相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观看龙山余公的文章，也可以感慨而有感了。
臣深听说，唐代大臣刘禹锡说：“文章随时代高低而高低，难道不确实吗！”现在议论文章弊端的人，必定说是晚宋。晚宋云云，大概是说文章已经衰败，而宋朝也晚了。唉！能不恐惧吗？能不恐惧吗！观看朱文公所称道的四五十年前，正当龟山之时，又观看龟山前面所说的，习俗已经自己改变了。宋朝兴盛的时候，可以想象得到。臣对时事颇有感慨，所以知道文体所关系重大。
唐庚《辨同论》略
道到了圣人那里，已经极致了！难道还能有差异吗？然而大禹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商汤的处理方式是这样，文王、武王、周公的处理方式又是这样。假使几位圣人并肩侍奉君主，携手共同执政，那么在议论事情的时候，我认为必定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难道能完全一致吗？这还可以有借口，说是时代不同。至于诸子议论人性，难道还受时代限制吗？孟子的说法是这样，荀子、扬雄的说法又是这样。假使这几个人并肩侍奉君主，携手共同执政，那么在议论事情的时候，我认为必定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难道能完全一致吗？这也还有解释，说是师友不同。至于子夏、子游、曾子、子张这些人，又将推托给谁呢？他们都出自周末，不能说时代不同；都从洙泗之间接受道统，不能说老师不同；讲学请教，交往出处，奔走忧患，大概没有不同时同地的，长达几十年，不能说朋友不同；然而议论交往和学问，却像黑白相反，方圆大小不相及一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解说的人认为孔子死后，学者没有统一的标准，假使夫子在世，学者应该不会这样。然而我听说孔子活到六十岁而六十次变化，开始认为是对的，最后却否定它，说：“言语难道只有一种吗？各有各的恰当之处。”这是一个人，还有所谓以前的话，所谓现在的话，何况众人的口呢？因此先王知道众人的言论不能统一，于是让每个人都能穷尽自己的说法，不以相同或不同作为惩罚或奖赏；公卿大夫中出自这个时代的人，也各自推荐他们所听到的，不以相同或不同作为喜悦或愤怒。为什么呢？家门之内，父子兄弟相互说话，有可取的也有不可取的；筮人摆开蓍草，卜人引动龟甲，往往一个听从一个不听从。所以说：“事物不齐一，是事物的本性。”难道可以怪罪吗！现在奉行申不害、商鞅学说的人却不是这样，认为同心同德，是周人兴盛的原因；离心离德，是商人灭亡的原因。刑罚奖赏、生杀大权足以整顿天下，如果不堵塞异议的口，就不是用来统一道德和风俗的方法。唉！古人所说的同心同德，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我不忍心听这种说法。周公的时候，朝廷的士人并不少，而东征的议论，史书称十位夫子辅佐，那么赞同的人少而不同意的人多了。难道都是小人吗？难道都诛杀他们吗？凭借周公的权势，而十个人帮助他，他的势力足以诛杀群臣中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余。鼻息所向，天下谁敢违背？然而接近人情，通达事理，忠于王室，而推行至公于天下的人，终究不肯这样做。为什么呢？驾驭群臣，正担心他们雷同。奴婢相同，家道就危险；臣下相同，君主就孤立。君主孤立，而天下的颠覆难道可以忌讳吗？古人所以重视和谐而轻视苟同，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臣深恭敬地考察：唐庚字子西，是北宋盛期的人，而文章也雄健流畅。臣常常喜爱他，几乎不低于苏氏兄弟。
刘更生《灾异封事》略
臣听说舜任命九官，庄重谦让，和谐到了极点。众贤在朝廷和谐，那么万物在野外也和谐。所以《箫韶》乐曲奏到九成，凤凰来舞，百兽跟随起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谐安宁的。文王、武王、周公，推崇谦让的风气，诸侯在下和谐，上天在上回应。幽王、厉王时期，朝廷不和谐，从此之后，天下大乱。春秋时代，灾异并起，祸乱随即应验，弑君亡国，不可胜数。由此看来，和气带来吉祥，乖气带来灾异，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通则。现在开创三代的基业，招揽文学之士，优游
寛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邪正杂揉，忠谗并进，转相是非，毁誉混乱，所以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羣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乗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乗权借势之人，子弟丛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辏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原其所以然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譛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羣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羣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者闭而乱也，泰者通而治也。诗云：“雨雪麃麃，见晛曰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驩兠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鲁君、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讇不当在位，歴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昔孔子与顔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臯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逺，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防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訿，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今以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
译宽容，使得贤与不贤之人一同进用。如今贤与不贤混杂，白与黑不分，邪与正掺杂，忠臣与谗佞一同进用，互相颠倒黑白，毁谤与赞誉混乱，所以迷惑耳目，动摇心意，多得不可胜数。分派成派系，往往结为朋党，将同心协力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的大臣进用，是治世的标志；正直的大臣被陷害，是动乱的契机。处于治乱的关键时刻，不知谁能担当重任，而灾异屡次出现，这是臣下感到寒心的原因。那些凭借权势的人，子弟聚集在朝廷，暗中依附的人众多，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聚集在前面，毁谤与赞誉必定被采用，最终导致背离的祸患。因此日月没有光辉，雪霜在夏天降落，海水沸腾涌出，山陵与山谷互换位置，众星偏离轨道，这都是怨气所导致的。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于君主多疑心，既然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进谗言，那么贤人就退隐而善政就被废止。怀着狐疑之心的人，招来谗佞之人的口舌；持有犹豫不决之意的人，打开众邪之门。谗佞之人进用，众贤人就退隐；众邪兴盛，正直之士就消亡。所以《易经》有否卦与泰卦，否卦是闭塞而混乱，泰卦是通达而治理。《诗经》说：“雨雪纷纷，见到阳光就消融”，与《易经》意义相同。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混杂在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并居周朝的职位，当时，他们交替进用互相毁谤，流言蜚语互相诽谤，哪里说得完呢！帝尧、成王能够尊崇舜、禹、周公而消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得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孙、孟孙一起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一起在秦国做官，鲁君、始皇尊崇季孙、孟孙、李斯而消除孔子、叔孙通，所以导致大乱，污辱至今。所以治乱荣辱的关键，在于信任谁，信任贤人之后，在于坚定而不改变。《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被转动。”说的是坚守善道很笃定。《易经》说：“涣汗其大号”，说的是号令像出汗，汗出而不返回。如今颁布善令，未能超过一天就反悔，这是反汗；任用贤人未能三十天就罢退，这是转石。《论语》说：“见到不善的人就像把手伸进沸水。”如今两府上奏：“奸佞谄媚的人不应当在职，多年而不罢免，所以颁布命令就像反汗，任用贤人就像转石，去除奸佞就像拔山。这样希望阴阳调和，不也很难吗？”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结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引荐，不结为比周。为什么呢？忠于为国，没有邪心。所以贤人在上位，就引荐同类；《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在下位，就想着与同类一起进用；《易经》说：“拔茅茹，以其类，征吉。”在上位就引荐同类，在下位就推举同类。所以商汤任用伊尹，不仁的人远离，而众贤人到来，同类互相招致。如今奸佞与贤臣一同交往，在内部结党共谋，违背善道依附恶行，纷纷扰扰，屡次设置危险之言，想要倾覆动摇君主。这是天地之所以先警告，灾异之所以重至的原因。自古明圣，没有不诛杀而治理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刑罚，而孔子有诛杀少正卯的举措，然后圣人的教化才得以施行。如今以明智真诚深思天地之心，考察诛杀少正卯的事迹，阅览否泰之
卦观雨雪之诗，厯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逺邪佞之党，壊散险诐之聚，杜闭羣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臣深始至延平，偶得汉书旧本一册，读之，因节此文，并正家疏畧之，自此已后，则随所得入録矣。
匡衡论治性正家疏畧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葢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徳，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圣徳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虗为此纷纷也。愿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无忝尔祖，聿修厥徳。」孔子着之孝经首章，葢至徳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审巳之所有余，而彊其所不足。葢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彊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巳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戒所以崇圣徳。
韩愈栁宗元墓志铭畧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彊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髪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富弼辞枢宻副使奏畧
臣执性至愚，惟道为务，不是饰让，亦非好名。美禄髙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与不可受尔。茍无后悔，受之无疑；祸若相随，以死不受。今北方虽暂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受赏，恐他日复有变动，朝廷责使人冒赏之罪，臣断不敢避斧钺之诛。设或朝廷谓使人只是干一时之事，后来不可加责，且恕重诛，其如天下公论，亦不肯放臣矣。畏惧公论甚于斧钺，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赏功之命者，实欲逃他日斧钺之责、公论之逼也。
苏轼上神宗书畧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徳之浅深，而不在乎彊与弱。厯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徳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徳诚浅，风俗诚薄，虽彊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君知此，则知所轻重矣。夫国之短长，如人之夀夭。人之夀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夀考，亦有盛壮而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故臣愿爱惜风俗如防元气。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顾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自古用人，必须厯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己试之效。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髙而望重，人自无辞。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积劳而后迁，则人各安分。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不得
译观察《易经》中关于雨雪的卦象，考察周、唐两代所推崇的作为法则，推究秦、鲁两代所废弃的作为警戒，考察吉祥应验的福分，省察灾异变故的祸患，以此来衡量当世的变局，疏远放逐奸邪佞幸的党羽，瓦解离散阴险偏邪的聚集，堵塞关闭众邪之门，广泛开辟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辨犹豫，使是非分明可知，那么各种怪异现象就会消灭，众多吉祥征兆就会同时到来，这是太平基业、万世利益所在。臣初次到达延平，偶然得到《汉书》旧本一册，阅读之后，因此节录此文，并校正匡衡论治性正家的疏略，从此以后，就随着所得陆续录入。
匡衡论治性正家疏略
臣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慎用心的方向。大概承受天命的大王，致力于创业垂统，使之传承无穷；继承帝位的君主，心存于承继宣扬先王的德行，并褒扬光大他们的功绩。从前成王继位，思念述说文武之道，以此涵养自己的心性，休美盛大的功业，都归于两位先王，而不敢独占其名，所以上天喜悦享用，鬼神保佑他。他的诗说：“思念我的皇祖，升降于庭院之中。”意思是成王常思念祖考的功业，而鬼神保佑辅助他的治理。圣德如天覆盖，像父亲爱护海内百姓，然而阴阳尚未调和，奸邪尚未禁绝，大概是因为议论者未能大力宣扬先帝的盛功，争着说制度不可沿用。致力于变更所更改的，有的不可行又再次更改，因此群臣互相非议，官吏百姓无所信赖。臣私下遗憾国家舍弃已成之业，而虚妄地造成这种纷乱。希望详细阅览统业之事，留心于遵制扬功，以安定群臣百姓的心。《大雅》说：“不要辱没你的祖先，务必修明你的德行。”孔子把它写在《孝经》首章，大概是最高德行的根本。传文说：“审慎好恶，调理情性，王道就完备了。”能尽自己的本性，然后能尽万物人的本性，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治理本性的方法，一定要审慎自己所有多余的，而加强自己所不足的。大概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戒过于明察；见闻少见识浅的人，要警戒壅塞蔽塞；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戒过于暴戾；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戒没有决断；沉静安舒的人，要警戒落后于时；心胸宽广浩大的人，要警戒遗忘。一定要审慎自己所应当警戒的，并用义来齐正，然后中和的教化应验，而巧伪之徒不敢勾结营私而谋求进用。只有警戒才能推崇圣德。
韩愈柳宗元墓志铭略
唉！士人穷困时才能见到节义。如今平时在里巷中互相羡慕喜悦，酒食游戏互相征召追逐，夸夸其谈强作笑语以互相取悦，甚至握手表示肝胆相照，指着天日流泪发誓生死不相背叛，真好像可信。一旦面临微小的利害，仅仅像毛发那样细微，反而翻脸像不认识一样，落入陷阱不伸手救援，反而推挤他并往下扔石头的人，到处都是。这应该是禽兽夷狄所不忍做的，而那些人自认为得计。听到子厚的风范，也可以稍微感到惭愧了。
富弼辞枢密副使奏略
臣秉性极其愚钝，只以道义为务，不是修饰谦让，也不是喜好名声。美好的俸禄高官，是人们所想要的，只看事理有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罢了。如果没有后悔，接受它没有疑问；如果祸患相随，即使死也不接受。现在北方虽然暂时通和，将来事情还不可知。臣如果接受赏赐，恐怕日后又有变动，朝廷责罚使者冒受赏赐的罪过，臣断然不敢逃避斧钺的诛杀。假如朝廷认为使者只是做一时之事，后来不可加责，暂且宽恕重诛，那天下公论，也不肯放过臣了。畏惧公论甚于斧钺，臣所以屡次不敢接受赏功命令的原因，实在是想逃避日后斧钺的责罚、公论的逼迫。
苏轼上神宗书略
臣想要说的，有三愿：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君主所依赖的，是人心；失去人心就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君子不先论行事的是非，先观察众心的向背。谢安任用诸桓，未必是对的，而众人所乐意的，国家就安定；庾亮召苏峻，未必是错的，而形势有不可行的，反而成为危辱。自古及今，没有和易同众而不安的，也没有刚果自用而不危的。
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而不在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而不在于富与贫。道德确实深，风俗确实厚，即使贫且弱，也不妨害长久而存在。道德确实浅，风俗确实薄，即使强且富，也救不了短命而灭亡。君主知道这个，就知道所轻重的了。国家的长短，像人的寿夭。人的寿夭，在于元气；国家的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瘦弱而长寿的，也有强壮而早亡的。如果元气还存，那么瘦弱也无害。等到已经耗损，那么强壮反而更危险。所以臣愿爱惜风俗像防备元气。古人不是不知道深刻的法度可以齐众，勇悍的人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最终不肯用那些来代替这些，是顾念所得小而所丧大。自古用人，必须经历试用。虽然有卓异的人才，也必须有已试的功效。一则使他经历变故而知难，事情不轻率做；一则等待他功高而望重，人自然没有异议。大体名器爵禄，是人们所奔趋的。积累劳绩而后升迁，那么人各自安分。现在如果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几步就可以图谋。得到的人既不肯以侥幸自名，那么得不到的人
者必皆以沈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
译这些人必定都会把沉沦堕落视为憾事。假如天下的常规科举考生都生出虚妄之心，以不如别人为耻，那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想要风俗淳厚，怎么可能得到呢？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乗舆，则天子改容；事闗廊庙，则宰相待罪。圣人深意，流俗岂知？葢台谏未必皆贤，所言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鋭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典礼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人怨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以奋扬；风采消委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懐光之数其恶，则误徳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当有忘躯犯顔之士，则临难庶防有徇义守死之臣。
陈瓘论蔡京疏畧
自古为人臣者，官无髙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祸；一触权臣，则破碎必矣。或以为离间君臣，或以为卖直归怨，或托以他事，阴中伤之；或于已黜之后，责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
苏辙快哉亭记畧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刘挚分析助役论畧
近嵗台谏官叠以言事罢免，岂其言皆无补于事与？岂皆愿为讦激险直之语以自为名而洁去与？尝以谓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渐▯之，不可以隄防激鬭而发其怒，不惟难攻，亦为患滋大。故臣自就职以来，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违于理，辞顺而不屈其志，庶防愚忠少悟天听，而亦不敢悻然如浅丈夫以一言一事轻决去就，致圣朝数数逐去言事者而无所裨补。思以上全国体，而下亦庶防能久其职业而成功名。两月之间，才十余疏，其言及助役法者止三疏耳。当天下多事之时，而臣言简缓，又不足以感悟，则其负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臣至如此。
张舜民史説畧
韩退之潮阳之行，齿髪衰矣，不若少时之志壮也。故以封禅之説迎宪宗，又曰：“自今请改事。”观此言，伤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坚誓于金石，凌于雪霜；既而怵于死生，顾于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时之难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贵者也，畏死尔。故善为国者，如农圃然，初则养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终则将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顾必使之至于尽欢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乐天则不然，知其不可为而一切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懐卷而同其尘，可谓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终其身而不辱。
崔鶠杨嗣复论畧
气类所合，物莫能间。君臣相与，必有所谓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奸人之锋，势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一也。人情逆之则怒，顺之则喜，毁之则怒，誉之则喜。小人性便谀佞，志在诡随，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无隐，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二也。君子正直是与，不妄説人，而小人窃爵禄以植朋党，竭智力以市内援，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三也。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易进而难退。易进则常在上以制人，难进则常在下而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虐幼贱，不畏髙明，而小人之于人，失势则鼠伏以事之，得势则虎步以陵之，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五也。君子穷则以命自安而不尤人，达则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
译从建隆年间以来，不曾因进言而治罪过任何人，即使有轻微的责罚，随即就提拔升迁，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而不设长官统辖。御史的风采所系，不问地位尊卑。言论涉及皇帝，天子便改容倾听；事情关系到朝廷，宰相便待罪自责。圣人的深意，世俗之人岂能知晓？大概台谏官未必都是贤人，他们所说的未必都正确，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徒然吗？这是为了遏制奸臣的萌芽。奸臣在初起时，用台谏官来遏制他们绰绰有余；等到奸臣势力已成，用武力去讨伐他们也不够。臣从小所记得的，以及听长辈谈论的，都说台谏官的言论，常常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台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台谏官也抨击。到了英宗即位之初，开始提出称亲的议论，这本来不是君主的重大过错，也没有典礼明文规定，只是因为众人心中不安，公议不赞同，当时的台谏官以死力争。如今舆论沸腾，民怨交至，公议所在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大家互相观望而不发声，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在弹劾的积威之后，即使是平庸的人也可以奋发昂扬；在风采消沉萎靡之余，即使是豪杰也有所不能振作。臣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台谏官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纲纪一旦废弛，什么事不会发生？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侍奉君主吗？他们没得到官职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官职后，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就会无所不为了。”臣起初读这本书，怀疑孔子说得太过分，认为鄙陋的人担心失去，不过是占据职位而苟且容身。等到看到李斯担心吕不韦夺取他的权力，就拥立秦二世而导致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列举他的罪恶，就误导唐德宗而导致再次动乱。他们的本心产生于担心失去，灾祸竟然达到了丧国的地步。孔子的话，确实不过分。因此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时一定要有忘掉身躯、冒犯威严的士人，那么面临危难时或许能有殉义守死的臣子。
陈瓘论蔡京疏略
自古以来做臣子的，官职无论高低，触犯君主，未必会遭祸；一旦触犯权臣，则必定身败名裂。有的被指责离间君臣，有的被指责卖直求名、归怨于君，有的借其他事情，暗中中伤他们；有的在被罢黜之后，被指责心怀怨恨，这是古人所不能避免的。
苏辙快哉亭记略
士人生在世，如果内心不自得，那么到哪里不会生病呢？如果内心坦然，不因外物伤害本性，那么到哪里不快乐呢？
刘挚分析助役论略
近年台谏官接连因进言被罢免，难道他们的言论都对事情没有补益吗？难道他们都愿意说激切险直的话来为自己求名而清白离去吗？我曾经认为，想要议论政府事务的人，就像治理湍急的水流，可以顺着道理逐渐疏导它，不可以筑堤防激斗而引发它的怒气，不仅难以攻克，而且祸患更加巨大。所以臣自从任职以来，深切仰慕君子的中庸之道，希望言论正直而不违背道理，言辞顺从而不屈服意志，或许愚忠能稍微启发天听，也不敢像浅薄的丈夫那样因为一言一事轻易决定去留，导致圣朝屡次驱逐进言的人而没有补益。思考以保全国家体制，而下位者也或许能长久保持职业而成就功名。两个月之间，才上了十几道奏疏，其中涉及助役法的只有三道奏疏罢了。在天下多事的时候，而臣的言论简略迟缓，又不足以感悟皇上，那么我的过失已经很多了。没想到大臣对臣的愤怒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张舜民史说略
韩愈潮州之行，牙齿头发都衰老了，不如年轻时意志壮盛。所以用封禅的说法迎合宪宗，又说：“从今请改变做法。”看这些话，可悲啊！丈夫的操守，起初不是不坚如金石，凌驾于雪霜之上；后来被生死所恐吓，顾念妻儿，很少有不回心转意、低头求免一时之难的，韩愈就是这样。韩愈不是追求富贵的人，是害怕死亡罢了。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像农夫园丁一样，起初养育人才，不让它夭折；最终将就它的美好，不让它摧折。君臣互相成就，共同达到正道，看必定让他们达到尽情欢悦、竭尽忠诚的地步，又有什么困难呢？只有乐天则不然，知道不可为而一切舍弃，行为危险而放纵言论，怀揣书卷而同流合污，可以说是晦暗而光明，柔弱而坚定的人。所以终身而不受辱。
崔鶠杨嗣复论略
气质同类相合，没有什么能离间。君臣相处，必定有所谓相合的地方。君子不去察究，想要强行用口舌折服奸人的锋芒，势必不能振作，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一点。人情逆他则怒，顺他则喜，毁他则怒，誉他则喜。小人性情善于谄媚，志向在于诡诈跟随，而君子承担道义直前，有冒犯没有隐瞒，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二点。君子只与正直的人在一起，不随意取悦人，而小人窃取爵禄来培植朋党，竭尽智力来收买内援，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三点。君子难以进取而容易退让，小人容易进取而难以退让。容易进取则常常在上面控制人，难以进取则常常在下面被人控制，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四点。君子柔弱也不吃，刚强也不吐，不虐待幼小卑贱，不畏惧高明，而小人对人，失势则像老鼠一样伏着侍奉他，得势则像老虎一样步态傲慢地欺凌他，这是小人常常胜利、君子常常失败的第五点。君子穷困则用天命自我安慰而不责怪人，显达则用恕道存心而不伤害人。小人在下
则不安而懐毒以伺上，居上则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胜而君子所以常不胜六也。君子一有不安于其心，则畏君畏亲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济其奸，则欺君欺亲欺天欺人，无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七也。君子励廉节，崇名誉，小人苟获其欲，则天下贱之而不羞，万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八也。君子所言欲讷，于行欲敏，有过则改，见义则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奸言而文过，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为国求人难于选拔，而凶邪一啸则千百为羣，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十也。君子不念旧恶，以徳报怨，而小人忘恩背义，至以怨报徳，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十一也。君子有若无，实若虚，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无而为有，虚而为盈，露巧而扬能，矜功而卖善，以惑时君以冀徼幸。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敌，亦明矣。
译如果内心不安，就怀藏毒计窥伺君主；身居高位，就肆意妄为残害百姓，这是小人常常得胜、君子常常失败的原因之六。君子心中一旦有不安，就会敬畏君主、敬畏亲人、敬畏上天、敬畏世人；而小人想要实现其奸计，就会欺骗君主、欺骗亲人、欺骗上天、欺骗世人，没有做不到的，这是小人常常得胜、君子常常失败的原因之七。君子崇尚廉洁节操，推崇名誉声望；小人只要满足私欲，即使天下人轻视他也不觉得羞耻，万世人非议他也不觉得耻辱，这是小人常常得胜、君子常常失败的原因之八。君子说话谨慎迟缓，行动敏捷迅速，有了过错就改正，见到道义就服从；而小人夸耀伶牙俐齿来折服他人，喜欢奸邪之言来掩饰过错，这是小人常常得胜、君子常常失败的原因之九。天下善良的人少，不善良的人多，所以君子治理国家时，选拔人才很难；而凶恶邪僻之人一声呼唤，就能聚集成千上万的同党，这是小人常常得胜、君子常常失败的原因之十。君子不记念旧日的仇怨，用恩德回报怨恨；而小人忘恩负义，甚至用怨恨回报恩德，这是小人常常得胜、君子常常失败的原因之十一。君子有好像无，充实好像空虚，有功绩不夸耀，有善行不宣扬；而小人无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显露巧诈而张扬才能，夸耀功绩而兜售善行，以此迷惑当代君主，希望侥幸获利。这是小人常常得胜、君子常常失败的原因之十二。君子与小人的力量不相匹敌，也就显而易见了。
唐庚察言论畧
古之人臣，抵掌缓颊，説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尝不引义慷慨，豪健俊伟，使听者踊跃激发，奋然而从之。至考论其心，则有为国计者，有为身谋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战则除害于时，不战则遗患于后，此有必胜之势，彼有必败之道。思虑深熟，利害之形了然于胷中，知其决不误国而后为之，若此者为国计，非身谋也。张华、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谋臣宿将以侯就第，杜门却扫，无所用其竒，则瞠目扼腕，争为用兵之説，庶防有以骋其智勇而舒其意气，若此者为身谋，非国计也。臧宫、马武是巳。国家无事，贪财嗜利之臣无所侥幸，则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动，则金钱、货币、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为身谋，非国计也。陈汤、甘延夀是已。官崇禄厚，无所羡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势而不得保其所有，则必建开边之议，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权，若此者为身谋，非国计也。杨国忠是已。前侯、故将、失职之臣，负罪忧畏，思有以撼动其君，则争议边功，以希复进，若此者为身谋，非国计也。窦宪是已。古之人臣，逆节已萌而功效未着，人心未服，则未尝不因战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为身谋，非国计也。桓温、刘裕是已。
俨山外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俨山外集卷三十
明 陆深 撰
蜀都杂抄
蜀人多竒姓，今《百家姓》以为出于宋朝，故首以赵、钱、孙、李，尊国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运，起文然，未见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于二家外。自魏晋以来，取才于门阀，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论相于此，至不许与他姓为婚婣。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编》。鴈门邵思撰《姓解》，则分为一百七十门，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汉颍川太守聊氏，复有《万姓谱》。古姓之存于今者，鲜矣。按《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諡、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眉山本以两山相对如蛾眉故名，字当从虫，不当从山。
月竹嘉定州之产每月生笋
吾郡松江，本縁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灾，乃去水而作郡。吴淞江，今吴江寳带桥一路是已，亦名松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即蜀江分派，过州城与醴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防将尽，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声，鸡犬皆鸣。随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后数日得报，惟建昌尤甚，城郭廨宇皆倾，死者数千人。都司李某亦与焉。
蜀都大抵雨多风少，故竹树皆修耸。少陵古栢二千尺，人讥其瘦长。诗固有放言，要之蜀产与他迥异。若谓栢之森森者惟蜀为然，所谓乔木如山者，亦惟蜀为然。
杨栁多寄生，状类冬青，亦似紫藤，经冬不凋。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花满地。省衙前有数株，冬月望之，荣枯各异。
峨眉山周回千里，髙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云涌浩若银涛，其光五采如轮。俗云佛见是已。夜半有光熠熠，来自天际者，又谓之圣灯。光相寺在大峨絶顶，登其处，遥望西天，见雪山一云。有小鸟如鹪鹩，鸣类人言。一云自白水蹑其巅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胜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见于云日映射之际，俗所谓佛光者是已。予自陕入川，巡抚陕西黄都宪臣伯邻为予言：曩为川辖时，亲登其上，观佛光。光未发时，有鸟先飞过，若言“施主发心，菩萨来到”。光既散复来，作声“施主布施，菩萨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棱，照燿有光采，疑光怪即此石所为也。理当或然，但鸟声何为者耶？近余编修承勋懋昭为余言：尝从杨修撰慎用修两宿其上，登絶顶亦见光，具五色，俯视在云壑中。其言白石与黄都宪同，惟云鸟声只三字，若言“佛现了”。其鸟类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别无种类。三鸟飞入佛殿中，尝就僧食，但不见有长育耳。佛殿自西望见三峯插天，皆积雪如银。每日下峯头，则殿中燃灯。云此西域昆仑山，岂所谓日
译唐庚《察言论略》
古代的大臣，拍着手掌、从容游说，劝谏君主用兵的人，他们的言辞未尝不引经据义、慷慨激昂，豪迈刚健、俊逸雄伟，使得听者振奋激动，奋起跟随。等到考察推究他们的内心，有的是为国家考虑，有的是为自身谋划，这是不可以不加以明察的。如今，作战就能及时消除祸害，不作战就会给后世留下隐患，这是有必胜的形势，对方有必败的道理。深思熟虑，利害的情形在胸中清清楚楚，知道决不会误国才去做，像这样的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自身谋划。张华、裴度就是这样的人。天下已经太平，谋臣老将都已封侯回家，闭门谢客，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奇谋，于是瞪着眼睛、握着手腕，争相发表用兵的主张，希望借此驰骋他们的智勇、舒展他们的意气，像这样的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考虑。臧宫、马武就是这样的人。国家没有战事，贪财好利的臣子没有侥幸获利的机会，就必定鼓动挑起战端，以求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战争一起，金钱、货币、玉帛、美女，有什么求而不得的呢？像这样的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考虑。陈汤、甘延寿就是这样的人。官位崇高、俸禄优厚，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却惶恐不安，只怕有一天失去权势而不能保住已有的东西，就必定提出开拓边疆的建议，以迎合君主的欲望，从而长久保持自己的权力，像这样的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考虑。杨国忠就是这样的人。前任侯爵、老将、失势的臣子，身负罪责、忧虑恐惧，想有所举动来动摇君主，就争着议论边功，以图重新进用，像这样的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考虑。窦宪就是这样的人。古代的大臣，叛逆的节操已经萌生但功业尚未显著，人心尚未信服，就未尝不凭借战功，来收揽天下的声望，像这样的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考虑。桓温、刘裕就是这样的人。
《俨山外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俨山外集》卷三十
明代 陆深 撰
《蜀都杂抄》
蜀地人多有奇特的姓氏，现在的《百家姓》认为它出自宋朝，所以以赵、钱、孙、李开头，是尊崇国姓。我朝《千家姓》也尊崇朱姓奉天承运，起始于文然，未曾见到有“天姓”的，而蜀地的姓氏有的出自这两家之外。自魏晋以来，选拔人才看重门第阀阅，所以姓氏尤其重要。唐代重视八大姓氏，在此评定宰相，甚至不允许与其他姓氏通婚。自八大姓氏以下，共有三百五十个姓氏。宋代嘉祐年间，也有《千姓编》。雁门人邵思撰写《姓解》，则分为一百七十门，多达二千五百六十八个氏。汉代颍川太守聊氏，又有《万姓谱》。古代的姓氏留存到今天的，很少了。查考《左传》：“依据出生赐予姓，分封土地命定氏，以字、以谥号、以官职、以封邑，才这五种而已。”
峨眉山原本因为两座山相对像蛾眉而得名，字应当从虫，不应当从山。
月竹是嘉定州的特产，每月生长竹笋。
我们郡松江，原本因为淞江而得名。那里地势低洼，常有水灾，于是去掉水旁写成“郡”。吴淞江，现在吴江宝带桥一路就是，也叫松陵。眉州有江，也叫松江，即蜀江的支流，流过州城与醴泉江汇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夜将尽时，地震了三次。初次震动，房屋发出声响，鸡狗都叫了起来。接着天鼓声从西北向南方传来。几天后得到报告，只有建昌最严重，城墙官署都倒塌了，死了几千人。都司李某也死在其中。
蜀地大体上雨多风少，所以竹树都修长高耸。杜甫说古柏二千尺，人们讥笑它瘦长。诗歌本来就有夸张之言，总之蜀地的物产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如果说柏树茂密的样子只有蜀地如此，所谓乔木如山的样子，也只有蜀地如此。
杨柳多寄生，形状类似冬青，也像紫藤，经冬不凋。春夏之交，开紫色的花，落花满地。省衙前有几株，冬天看去，荣枯各异。
峨眉山周围千里，高八十里，山中有光怪现象。每当天气晴朗，云涌浩荡如同银涛，其光彩五彩如轮。俗话说的佛见就是这样。半夜有光亮闪烁，来自天际的，又叫做圣灯。光相寺在大峨山顶，登上那里，遥望西方，看见雪山一片。有一种小鸟像鹪鹩，鸣叫类似人言。一说从白水攀登其巅六十里。
峨眉山是古今的胜境。山中的光怪如同虹霓，常出现在云日映射之时，俗话所说的佛光就是这样。我从陕西进入四川，巡抚陕西的黄都宪伯邻对我讲：从前任川辖时，亲自登上山顶，观看佛光。光未发出时，有鸟先飞过，好像说“施主发心，菩萨来到”。光散后又来，发出声音“施主布施，菩萨去了”。又拾得山中的白石，大小都是六棱，照耀有光彩，怀疑光怪就是这些石头造成的。道理上或许如此，但鸟声又是为什么呢？近来我编修承勋懋昭对我说：曾跟随杨修撰慎用修两夜住在山上，登上绝顶也看见光，具备五色，俯视在云壑中。他说的白石与黄都宪相同，只说鸟声只有三个字，好像说“佛现了”。那鸟类似雀但稍大，只有三只，没有其他种类。三鸟飞入佛殿中，曾就食于僧人，只是不见有繁殖罢了。佛殿从西望见三峰插天，都积雪如银。每天下山头，则殿中燃灯。说这是西域昆仑山，难道就是所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