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十七

译士大夫的风俗，喜欢征引典故，将其作为衡量学问深浅的标准。就像梁武帝与沈休文征引“栗”字典故之类的事情。在唐宋时期，则用来辅助科举应试，尤其便于诗赋的押韵和拼凑堆砌之用。所以前辈们讥笑这种风气，认为《韵府群玉》《秀才》这类书就是代表。

译朱熹在余干东山注解《楚辞》，其用意大概是为赵汝愚而作。他又写了后序，用来选取古人的辞赋。世上有人议论他取舍不当。大概《楚辞》的文风，到东汉就已经衰败了，何况后世呢？朱熹的防范，是以无心去防范，这种防范胜过那些没有病却装病呻吟的人。这是第一层道理。

中山人刘禹锡在韦处厚文集的序言中说：“公在未成为近臣以前，所写的词赋、赞、论、记、述、铭、志，都是文人的辞藻，以才华艳丽为主。自从入朝担任学士直到宰相以后，所执笔的都是关乎国家治理、财政制度、润色修饰的辞章，以见识气度为根本。看他发布德音，造福百姓，充沛如同及时雨；褒奖元老，议论功臣，庄重如同和煦的风。任命宰相的册文，温和而庄严；任命将领的诰命，光明而刚毅。推荐贤能，他的气概像孔融；议论经学，他的渊博像刘向；提出十个难题来驳斥言利之徒，他的辩才像管仲。对他的推崇赞赏非常盛大！如今韦处厚的文集，世间很少见到，如果真像序言所说，应当排在陆贽、韩愈之上了。然而考察他所论述编排的内容，也可以作为撰写文章的典范要旨。”

高似孙在《子略》中摘取文子的精妙语句说：“神是智慧的深渊，神清则智明；智是心的府库，智公则心平。”似乎有见识，但论及“智”，却是说反了。应当说：“心是智慧的府库，心平则智公。”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并列为史家的冠冕。后来的作者，不能超过他们。然而毁誉之言，几乎不是一家之言。姑且记录对人物的鉴评，称赞司马迁的人说：“《太史公书》旨意深远，寄托悠长，微妙而显明，断绝而延续，正统而变通，文字见于此处，而意义兴起于彼处，好像鱼龙的变化，无法追寻踪迹。”批评他的人说：“面对三千年的史籍，却局限于七八种书籍，可以替司马迁感到遗憾的，是博识不足。全部采用旧文，间杂俚俗，可以替司马迁感到遗憾的，是典雅不足。”称赞班固的人说：“西汉著书，制作的工整，如同英茎、咸韶那样的音乐，音节高超，后来的作者，没有人能企及，只能模仿。”辱骂他的人说：“汉高祖之前的历史，全部窃取《史记》，却不以为耻；汉高祖之后的历史，依赖贾逵、刘歆，也不以为耻。这不仅仅是互相长短而已，学者将依据谁呢？”

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宗庙制度各不相同。根据《丧服小记》，王者设立四座宗庙。《礼纬》又说夏朝没有太祖，只尊奉大禹，所以是五座宗庙；殷人尊奉契为祖而尊奉汤为宗，所以是六座宗庙；周人尊奉后稷为祖而尊奉文王、武王为宗，所以是七座宗庙。所以天子七座宗庙，有那个人就七座，没有那个人就五座。至于诸侯的宗庙制度，即使有那个人，也不能超过五座。王肃认为君臣制度相同，是不对的。大禹的父亲鲧曾经被郊祭，却没有宗庙；文王还侍奉殷朝，却百世不迁。那么，亲爱亲人、尊重尊者，有什么说法呢？

朱熹论述昭穆，也有两种说法。根据昭的意思就是朝，取它面向光明的意思；穆的意思就是北，取它深远的意思。古代宫室都向东，所以昭穆的意义起源于南北，而不取东西。朱熹说群庙的排列，左边是昭，右边是穆；合祭的位置，北边是昭，南边是穆。所以《中庸章句》也称之为“左昭右穆”。他论述太祖特庙，就说：“生前居住在九重宫阙，穷极壮丽；死后祭祀在一间屋子，不过几丈之间。”认为孝子顺孙的心有所不安。如果这样，那么秦始皇、汉武帝的厚葬，还算合理吗？恐怕对于幽明人鬼的道理，都还不够精当。难道是一时兴起的言论吗？

曾子问“尸是神的象征”，这句话很有意义。古人用尸来象征神，正是想要收敛活着的人的精神来奉祭和思念，符合“羹墙”之义。朱熹说古人用尸，本来与死者是一气，又用活人的精神去交感他的精神，是防止附着他享用祭品，这接近于巫觋的说法。

班固赞颂汉帝世系说：“渡过黄河向东，就成为丰公。丰公就是太上皇。从丰公往上，没有听闻。后来申屠嘉等人议论，以高帝为太祖之庙，文帝为太宗之庙。汉朝的宗庙制度就是这样，未曾上推最近朴实。”

娄敬劝说高祖定都关中，他的论述很美。即使张良也极力赞同。所谓凭借三面险阻而守住一个角落，来控制东方的诸侯，这也是趁着秦朝的弊端而言罢了。对内详细而对外简略，太严重了。山东诸侯都是我们中原故土，施行德政、推行仁义，文治武功，有什么不可以。从今看来，关中形胜应当面对西北二边，所以汉唐定都长安，多次有兵患，都惨败于东方诸侯，正难以固执一端而论。

唐代张齐贤说：“最初受封的君主，称为太祖。太祖的宗庙，百世不迁。汉高祖起于布衣，没有始封的祖先，就让高祖作为太祖。魏晋也是这样。猜想当时没有禘祭，只有祫祭罢了。商周的稷契，正如同人家的门第，偶然有人，如果没有那个人，何必模仿来欺骗自己的上世。”

姚崇、宋璟都号称名相。唐玄宗将要前往东都，恰逢太庙四座室毁坏。宋璟就说：“陛下三年的丧制尚未结束，就如此出行，恐怕不符合天心，灾异作为警戒，希望暂且停下驾。”姚崇就说：“太庙的屋材都是苻坚时的物品，年代久远

译腐朽毁坏恰好与出行的日期相冲突，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帝王以四海为家，陛下因为关中地区粮食歉收，有幸前往东都，百官的供给准备已经完备，不可以失信于人，只应该将祖先的神主牌位迁移到太极殿，再修缮太庙，按原定的日期自行出发罢了。”唐玄宗大喜，听从了他的建议。褚无亮认为：“隋文帝拥有天下，在迁都的时候，难道会采用苻氏的旧材料来建立太庙吗？这是阿谀奉承的话罢了。”唐玄宗也不听从。自古帝王都乐于顺从自己的心意，何况是唐玄宗呢？只是姚崇难道应该采取这样的举措吗？姚崇与宋璟的高下优劣，在这里就显现出来了。

译汉宣帝下诏尊崇孝武帝为世宗，夏侯胜独自议论说：“武帝虽然有驱逐四方夷狄、开拓疆土的功劳，然而他杀害将士众多，耗尽百姓财力，奢侈无度，导致国家空虚耗损，百姓流离失所，死亡的人占了一半，蝗虫大规模爆发，赤地千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积蓄至今未能恢复，对百姓没有恩德，不应该由公卿们共同反对。”夏侯胜说：“这是诏书。”夏侯胜又说：“诏书不可以盲从。作为人臣的道义，应当直言正论，而不是苟且迎合心意、顺从旨意。”议论一旦出口，即使死也不后悔，于是获罪被关进监狱。但世宗最终仍然建立了庙宇。按：夏侯胜不避讳本朝，但坚持议论非常坚定，这可以看出汉代士大夫质朴刚直如此，独自保存古意，不随波逐流。

汉代调兵的制度，百姓年满二十三岁正式服役，一年担任卫士，两年担任材官骑士，练习射箭、驾车、骑马奔驰和战阵，年满六十五岁衰老才得以免除，成为平民回到家乡务农。唐太宗的府兵制也有类似规定，凡是百姓年满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免除的制度。按：这种制度非常好，现在适宜在三边地区使用，从军余开始推广到土著居民，丰厚他们的资粮，供给他们器械，那么可用的士兵就能得到，比起镇兵和京卒的调遣要好得多。

南宋名将号称张、韩、刘、岳，叶水心评论他们说：“探究他们的功勋，大多是削平内部寇乱，安抚平定东南，即使有小胜，也不能弥补过错，最终采用委屈自己讲和的办法，以成就在江边安享太平的计划。”我认为这是责备他们的言辞罢了。又指出实际情况议论说：“自从靖康年间国家破败，扬州仓促应变，海道艰难，杭州、越州草创基业，而各位将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自拥有成建制的军队，雄视海内，玩忽敌人、供养军队，没有比刘光世更严重的，推卸责任、回避事务，没有比张俊更严重的。当时，随意诛杀掠夺，不再顾惜，意志都满足，仇怨互相产生，不仅北方不可收复，南方也不容易平定。”这个议论应当是公正的，难道吴玠、韩世忠、岳飞还没有免除这些毛病吗？等到看汪彦章的奏劾，有说：“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〇之流，身为大将，飞扬跋扈，不遵守法度，所到之处驱赶掠夺比敌人还严重。”又说：“张俊在明州仅仅能稍微抵抗，为什么敌人还没退几里就率兵先逃，这是杀害明州一城生灵，导致高宗再次有馆头之行的，是张俊造成的。杜充守卫建康，韩世忠守卫京口，刘光世守卫九江，他们布置要害，不是不好，但韩世忠在八九月间已经扫荡镇江所储备的物资，全部装上海船，焚烧城郭，做逃跑的打算。杜充在前面力战，韩世忠、王〇最终不发挥作用，刘光世也安然坐视，不出一兵，正与韩某朝夕饮宴，敌人到了几十里内还不知道，那么失去建康，侵犯两浙，使皇帝震惊的，是韩世忠、王〇造成的。失去豫章导致太后流离，六宫妃嫔流离失所的，是刘光世造成的。张俊从明州率兵到温州，道路一空，百姓都逃奔山谷。韩世忠在秀州逗留，放纵军队四处掠夺，捆绑县令以索取钱粮，即使皇帝亲自召见三四次也不来。元宵节夺取民间子女，张灯高挂。王〇从信州进入福建，所过之处索要成千上万，公然发文说：不要枉害生灵，他的心意究竟在哪里呢？当时局势如此，高宗周旋其中，也很难了。汪彦章想先斩王〇，依次论法，又想在偏裨将领中选择人才，暗中作为各位将领的替代。当时偏裨将领中不知道果然有超过各位将领的人吗？”

晁错对文帝说：“远方的士兵，守卫边塞一年就轮换，不如选择常居的人。家室田产，并且用来防备，以便为之。高城深沟，准备礌石，布置渠答，再建一座城。内城之间一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设立城邑，不少于千家。中间周围设置虎落。”

本朝丘文庄公丘濬有话说：“生长在边陲的人，习惯战斗而耐苦，不仅为国家，也各自为自家，都是通论。”

后魏经营江淮，在水运的旁边，随便设置仓库，水次仓从此开始。唐代御史大夫李承嘉曾经召集各位御史，责备说：“近日御史言事不咨询大夫，合乎礼吗？”御史萧至忠说：“御史是君主的耳目，并肩侍奉君主，得以自行弹劾，不相互报告。如果先报告大夫才允许弹劾，如果弹劾大夫，不知道报告谁。”萧至忠的话刚正，很有风度，可惜李承嘉出于私意，一时语塞。如果有至公之心，何不回答说：“如果弹劾大夫，就报告大夫，有什么不可以？”现在的制度，御史有弹劾坐堂都御史的，也就具呈，这尤其可见公道。

宋代制度，御史入台满十旬没有章疏的，有辱台的惩罚。这个意思虽然好，但不圆满。如果十旬之内无事可言，必须强聒吗？御史的话，应当考察其是否恰当与大小，不应当拘泥于疏数与近远。

梁代阮孝绪著《高隐传》，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不传，为上篇；始终不变，姓名可录，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尘表，为下篇。刘敞兄弟读其中篇，共一百三十七人。我颇爱其有义例，不必风猷，具姓名也可以。

芦织席，到处都有。我们海滨人称为芦防，自六朝已有此

译“语”字。由“草”和“废”组成，其名称见于刘敞的传记。乡间人称编织席子时，芦苇常常飞起，所以“飞”的音转而成为“防”，这也是方言的说法。

译黄河进入中原地区，古今治理的方法不同。后世谈论黄河事务的人，观点不一，总之是空话多而实际内容少，所以很少取得成效。只有耗费人才物力，耗费时间，等待它自然安定罢了。《禹贡》说：“疏通河道。”《孟子》说：“水沿着地面中间流淌。”这两句话，是古今不可改变的定理。后世通晓黄河事务的人，也有贾让的三种防洪方法，也有贾鲁的三种治河方法。如果余阙所说的：“中原地区，平坦广阔，没有洞庭湖、鄱阳湖来汇聚水流，所以黄河常常横溢溃决成为祸患。”这番话，尤其紧要切中要害，似乎其他各家都比不上。大体上黄河的祸患有两种，叫决口，叫溢出。决口产生于水流不能通达，溢出产生于没有地方容纳。改道溃决，是决口的小情况；泛滥成灾，是溢出的一小部分。虽然如此，决口的危害偶尔出现，而溢出的危害每年都有。受害特别大的，是处在冲击地带的，这是与黄河争夺土地。其根源大概始于战国时期，不是一天的事了。假如贾鲁的三种方法最终成功，也只是小小的补救，而且应当年年施行。那劳苦那费用，哪里说得完呢！现在想要治理它，不大片放弃数百里的土地是不行的。先修筑湖堤，用来蓄积漫溢的水波；其次在沿河的地方，仿照江南圩田的方法，多开沟渠，足以容纳洪水。然后疏通淤积的沙土，让水在地中流淌，这样水向下润泽的本性和向东流淌的趋势就能实现了。

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积蓄。用三十年的通例来制定国家用度，从商周以来称为王制，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从今以后还有可以讨论的，大概古代建都在西北，那地方高燥，可以储藏粮食，而且就那地方出产的东西，也少转运的费用。现在京城定在北边，经费都仰仗东南供给，东南低洼潮湿，两年没有粮食。漕运以来，每石粮食成本加倍，即使努力耕种常年丰收，受潮腐烂的剩余和船运的费用，也已经加倍了。在三年之内求得一年的余粮，比古代更难。我认为冗员不可以不裁减，而废弃的田地不可以不开垦。仅仅在东南地区做事，那些尚未显现的变故，哪里说得完呢？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玄宗时的事，说话的人认为是涪州进贡罢了。荔枝鲜美的味道，不能远送。汉和帝时，明确说南海进献荔枝龙眼，那么来到长安就很远了。

宋神宗初年，宗室中除了袒免亲之外不再推恩，袒免亲之内通过考试出仕【苏颍滨文】

本朝初年，总计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一个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个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浙江占天下的九分之一，苏州多于浙江。以一个府对比一个省，是天下最重的。松江是苏州的一半，苏州一州七县，松江才两县。比较苏州的田地占四分之一，那么天下特别重的，只有我们松江了。

黄河水有异象。凡是立春后冻解的候应，水刚来到，凡是一寸，那么夏秋应当到一尺，称为水信。二月三月叫桃花水，春末叫菜花水，四月末叫麦黄水，五月叫瓜蔓水，六月中旬后叫樊山水，七月叫豆花水，八月叫荻苗水，九月叫登高水，十月叫复漕水，十一月十二月叫蹙凌水。非时泛涨叫客水。其势移谼横注，岸如刺毁叫劄岸；涨溢逾防叫抹岸，扫岸故朽，潜流刺其下叫搨岸。浪势旋激，岸土上隤叫沦卷。逆涨叫上展，顺涨叫下展。直流中屈曲横射叫陉曲。水猛骤移，其将澄处，望之明白叫拽白，又叫明滩。其汩起处，辄能溺舟者叫蔫浪。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

茶的名字见于王褒《僮约》

黄小唐制，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

舆地以河南为中，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阳县北三里有山，名天中。云测影植圭，莫准于此。

我担任国子司业时，彭幸庵泽以太子太保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想要推举曹端从祀夫子庙庭，认为他是本朝理学的冠首。我当时不敢主张，我也不太了解他的为人。等到来提学山西，才开始访求他。曹端字正夫，别号月川，渑池人。永乐戊子乡举，己丑中副榜，仕为霍州、蒲州学正，后卒于霍州高氏原正统间。蒲州谢御史琚记其祠堂有曰：“圣朝道学，大明崤渑之间，有月川曹先生出焉。自幼以圣贤为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尝着家规辑略、释太极、西铭通书，又作存疑录、夜行烛、编儒家宗统谱、撰月川诗图、孝经有述、解性理有文编、孝亲弟长、崇正厚伦，其称述如此。”又按，幸庵西归时，曾柬河南巡抚都宪李梧山先生充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经济之学，莫盛于诚意伯刘公、潜溪宋先生；至于道学之传，则断自渑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负奇质

译（他）懂得读书，便仰慕圣贤的学问，修养自身并教导他人，治理家业、侍奉亲人，敬奉祖先、教化风俗，全都亲自践行，心得得以推广施行。他担任霍州、蒲州两地的学正，三次主持陕西的科举考试，四方跟随他学习的学者很多，虚心前往求学，满载而归，各自都有成就。河东薛文清公最推崇尊敬他。先生再次主持霍州学政时，霍州百姓对待先生如同父母。不久先生卒于霍州，于是留葬在那里。我们兰溪的翰林编修卓庵黄先生路过渑池，拜谒他的祠堂并询问他的墓地所在，众人都说在霍州。卓庵叹息道：“狐狸死了头朝向丘穴，老先生是一代名儒，魂魄难道不想念故乡吗？”于是捐出资财嘱托县令，连同他的儿子黄琇等人将灵柩迁葬到渑池。如今他的子孙中有担任省祭官、监生的，而他所著的书不下千种，收藏在家中，也有刊刻发行流传的。（又有人说）：“曹先生子孙门第福泽衰薄，遗留的书恐怕时间久了也会散失亡佚。”根据这种称许，大概他是好学笃信的人，但对于这文章道统所系的关键，究竟怎么样呢？我年轻时曾得到他所著的《四书详说》，大都是辅助朱熹传注的，似乎也是科举应试之书。应当访求他的遗书，一并考订论述。彭柬所指的卓庵，就是黄谏廷臣先生。

译对于异端的文字，不能不加以驳斥，但要有体裁规范。揭文安公徯斯曾为元朝宗室撰写《长明灯记》，其中有这样的话：“灯的作用，是用来延续日月的光明。太阳虽然极其明亮，但不能在夜晚常明；月亮虽然极其明亮，但不能照亮白昼。所以必须借助膏火来补救其光明。日月的光明不能停止，膏火的光明也不能停止。这好比君主治理天下，即使极其明盛，也不能遍观一切，必须借助臣子来传达光明并施于万物。所以天下不可一天没有光明，君主也不可一天没有贤臣。”他的文章畅达，可以作为典范。

东汉淮渎庙记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阳太守中山卢奴人卢处，正好礼敬尊神，恭敬地祭祀。因为淮水从平氏流出，发源于太复，潜行于地中，在阳口出现，于是建立庙宇于桐柏山，春秋两季崇奉祭祀，灾异时告愬祈求，水旱时请求保佑，地位比肩诸侯，是神圣汉朝所尊崇的，接受玉珪祭祀上帝，太常确定甲日，郡守奉命祭祀，斋戒洁净沉祭。自从郭君以来二十多年，不再亲自前往，派遣下属承事，简略不敬，明神不享，灾害由此产生。五岳四渎，与天合德，孔子慎重祭祀，常怀敬神之心。至于淮水，大圣亲自亲近，在桐柏山奉建庙祀，地势崎岖逼狭，开拓神门，建立四达的阙门，增广坛场，装饰华盖，高大殿宇，整齐传馆，石兽标示道路，灵〇十四，衢廷〇敞，宫庙高峻，只慎庆祀，一年两次亲自前来，躬进三牲，执玉沉祭，为民祈福，神灵回报保佑，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兽硕茂，草木纷纷，黎庶赖祉，百姓作颂，其词曰：〇〇淮水，圣禹所导，汤汤其逝，惟海是造，疏秽济远，柔顺其道，弱而能强，仁而能武，昼夜不舍，明哲所取，实为四渎，与河合矩，烈烈明府，如古之则，防恭礼祀，不愆其德，惟前废弛，匪功匪力，灾异以兴，阴阳以忒，陟彼高冈，臻兹庙侧，肃肃其敬，灵其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悦服，穰穰其庆，年谷登殖，望君舆马，扶老抑息，慕君尘轨，奔走忘食，怀君惠赐，思君罔极，于胥乐兮，传千万亿。考察汉代碑刻流传于世，完好能读如此者很少，有人说浚仪吴炳曾重定其文而书写。

《论语》中“诗书执礼”传者说：礼单独说“执”，是从人所执守的角度而言，似乎费分疏。我恐怕“执”字有误，怀疑就是“埶”字。“埶”、“艺”古通用，所谓“游于艺”也，不知是否是“执礼”之文？再无经见。况且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与此章互相发明，各是四者。考察古称六经，也称六艺，此处的雅言，或是诗书礼乐吧。因为《易》具性命，孔子所罕言；乐是一种“埶”，所以又说“成于乐”。

吴幼清说：“兵农既分，制度虽非古制，但兵受廪给，不耕而食，虽劳而不怨；民出赋税，免于征行，虽贫而不劳。至于募兵之法，悬以重赏，使自应募，而又使之二十备戎行，五十免军役，这可谓通论，于今可行。”

盘盂，是黄帝史官孔甲所作。共二十六篇【名见《汉书·田蚡传】《中庸》杂出《戴记》，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现在单独行世与六经并列。晋戴颙曾传《中庸》，梁武帝为《中庸》讲疏。然而已有知《中庸》者矣，非但始于宋也。

俞永，华亭人。洪武中，任汝州鲁山县知县，首先革除吏〇，决断积讼，修葺学校，亲自为诸生讲说经史，正句读，校文理，士风翕然以盛。升任礼部主客司主事【见《河南通志】

俨山外集卷十七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俨山外集》>

钦定四库全书

俨山外集卷十八

明 陆深 撰

豫章漫抄一

南昌武宁县地名常州亥，大概市井之区称为亥的，不知取义于何处？难道是方言吗？岭南称为虚，柳子厚诗“绿荷包饭趱虚人”即是，其义大概取市防不常，多虚日也。又古语云“市朝满而夕虚也”，古诗云“日中市朝满”，其语多有所本。考察虚墟古字通用，丘墟或有垄断之义。只有西蜀称为疾，解释者说：“如疟疾间而复作也”，甚无谓。北方称为集，声转称为积，积岂疾即集之谓耶？南方称为行镇店，南中诸夷称为场，每以卯丑酉日为市，故曰兔场、牛场、鸡场。难道是用亥日为市，故称为亥云？

朱宗晦，华亭人。洪武间，任靖安县知县。志称其爱民，礼士，洁己奉公，修坛壝，兴学校，治桥道，劝农桑，绰有政声。

洪武间，松江太守黄辂，字子威，进贤人。宣德间，苏州太守况钟，字伯律，靖安人。皆起吏员，皆生南昌，皆有能声。

《江西通志》载丰城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