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十六

译好像承蒙圣上知遇，不在他人之后。然而我狂妄偏激、妄加议论，对上辜负了恩私。既然有关部门都认为应当处死，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不能独自赦免。一旦听从官吏的议处，获罪被废黜了五年。」又说：「我生性刚直狭隘，命运奇特穷困。既已获罪于天，又在下面得不到帮助。怨恨仇敌交错积累，罪恶横生。众人的言论或许起于爱憎，我孤独的忠诚于是陷于疑似之中。虽然内心无愧，却不敢自我辩白。先前如果不是君主独自赐予保全，那么我苟且偷生，哪里会有今天？」这些话如果让其他人听到，或许不知道它精妙。只有我读它，则有悲喜交集之感。古人说「不走万里路，不读万卷书」，就看不懂杜甫的诗，是有原因的啊。

译洮河绿石出产于洮州卫上关以西，与西番接壤。自唐代以来，名人多采集它来制作砚台。宋代失去了那片土地，所以士大夫尤其珍视它。颜色有深浅之分，质地有老嫩之别。呈猿头、斑瓜、皮黄、蚤子纹样的为上佳。没有雪花纹理景致的则不值得珍视。如今泯州也出产砚石，似乎与洮河绿石属于同一类。

清明前三天，称为寒食节，天下都是这样。这件事起源于介子推，山西地区尤其重视。王恽有诗说：“晋地人过熟食节长达一个月，店铺房舍没有烟火，灶台厨房冷清。”

山西三关比起其他边防要地较为薄弱，一旦遭受寇患，当权者都甘愿获罪，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如果像蒙恬那样堆土成山，种植榆树作为边塞，依据地形制造险阻，这是最好的防御。近来有种植柳树的方法，尤其比榆树方便容易。考察古人的成法，可用于三边地区的，如赵充国的屯田，李牧利用军市的租税，每天杀牛犒劳士兵，赵奢做将领时所得赏赐全部分给军吏，魏尚守卫云中时拿出私人积蓄来招待宾客，军吏都起到了重要的防御作用。所谓宾客，涵盖的范围很广，凡是游说探听情报的人都在其中。宋代田锡也说厚赐将帅，使他们赏赐用的财物充足，供应充裕。如果在今天，能使将帅不克扣军士的粮饷，也就足够了。

唐武后去世，将要合葬乾陵，给事中严善思进言说：“尊者先葬，那么卑者就不能进入。”又说：“合葬不是古制，汉代皇后另外修筑陵墓，魏晋才开始合葬。”又说：“安葬得其所，那么神灵安宁而后代昌盛；安葬不得当，那么神灵危殆而后代受损。”又因为汉朝国运长久而魏晋短促，认为是合葬的验证。他的话颇有术数家的意味，至于说“假如神灵有知觉，无所不通；如果无知觉，合葬又有什么益处？”“山川的精气，上升成为列星”，这才是至理名言。

沉香出产于林邑，当地人将其砍断，堆积多年，腐朽烂掉而中心节疤独自留存，放入水中则下沉，所以叫沉香。不沉水的叫伽香，那是一种木耳。

金刚钻可以刻玉，它的质地类似水晶，但颜色微黄，出产于西域。当地人在鸟粪中得到它。生长在极高的山峰上，鹰鹞之类的鸟在上面捕食，于是吞下又排出。大的极难得到，另一种说法是生长在百丈深水底的盘石上，像钟乳石一样。扶南人潜水去取，整天才能得到。两种说法不知哪个正确，都说它害怕羚羊角则相同。

火浣布出产于西域，用火鼠毛织成。另一种说法是涨海中有燃火洲，洲上有树生长在火中，当地人剥取它的树皮，纺成布。如果沾染污垢，投入火中烧灼，又变得精洁。我曾经得到一方寸大小的，呈白色，是蕉麻之类，怀疑后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又南海中有彀焚洲，有一种野兽名叫狻猊，形状像水獭，它的头身及其他地方完全没有毛，只有从鼻上经过脊背到尾巴，宽约一寸的地方有毛，青色，长三四分。当地人捕获它，投入烈火中，柴烧尽了而此兽不受伤害，见《抱朴子》，难道就是火鼠一类吗？

吕申公晦叔执政时，曾经登记已用、未用人才的姓名、事迹、应当执行、已经执行的条目，称为掌记。听前辈说：“我朝杨文贞公士奇执政时，也有手写的折子，书写知府以上官员的姓名，藏在袖中，有空就展开阅览。”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官至北海太守，世人称他李北海。杜甫所指“李邕欣识面者”就是这个人。他的父亲名叫李善，注释《文选》。《文选》有五臣注：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加上李善共为六臣，都是唐代人。推测当时奉旨注释，所以称臣。唐代又有中散大夫李邕撰写《金谷园记》，不知是否就是同一个人？

我昨天记载后唐明宗与我太祖加耗作为仁政。考察周世宗显德年间，每石加耗一斗，这是由官府支出，用来资助转运，不是说从百姓那里收取。胡致堂论述说：“接受挽运而收取耗损，不曾作为耗损使用，只是多取来充实仓库罢了。”又说：“不应该收取而收取的，是省耗；应当给予而没有给予的，是漕耗。”他的意思很好。我太宗定都燕京，转运江南漕粮，比起汴宋，费用应当加倍。如今运军给耗，每石已达到三斗多，而漕政疲弊，大概有两个原因：京通交纳监督的人太多，运官统领刻剥的手段极其巧妙。苏轼知扬州时，上奏说：“祖宗以来，允许纲运揽载货物，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所以货物流通，沿路虽然损失商税，而京师坐享富庶。”考察这件事，想必古代不禁，如果今天再有办法来通融，也是漕运的一项利益。

司马温公救荒疏说：富室有积蓄的，官府发给印历，听任他们借贷，酌情收取利息，等到丰熟之日，官府代为收索，显示必定守信，不可欺骗诱导。考察这一点，今日救荒的上策，关键在于用人，实行起来胜过官府煮粥赈济多了。

朱文公任浙东提举时，给丞相王季海写信说：“如今上自执政，下至庶僚，内而侍从，外而牧守，都可以通过交结依附而得到。明公不珍惜这个，反而珍惜这十来个迪功、文学、承信、校尉的赏赐，作为重视爱惜名器的计策，我也不知他有什么说法。大体上朝廷爱民的心，不如爱惜费用的心强烈，

译因此不肯去做竭力拯救百姓的事情。明公担忧国家的念头，不如爱惜自身那样迫切，所以只致力于阿谀奉承、顺从防备的计策。这对他个人的谋划，可以说已经周全了。然而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考虑得太不周到了。唉，这可以说是危言耸听了！当时尚且还能容忍他，季海大概难以企及了。」

译苏颂《古史序》说：“古代的帝王，他们必定行善，就像火必定发热，水必定寒冷一样。他们不做不善之事，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食谷物一样。”朱熹对此极为叹服，认为司马迁也达不到这种境界。苏轼在《范文正公集序》中也说：“范仲淹对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就像饥渴之于饮食，像火之热，水之湿一样。大概他的天性中有不得不如此的因素。”两人的说法如出一辙。如果就其义理而言，应当以“水之湿”更为精妙。世间有温泉、汤泉，寒冷固然不足以概括水的特性。

林希逸评论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之所以远远超出唐代以后的文人，是因为他们的文辞必定是自己独创，不沿袭前人，而且又很自然。所谓沿袭，并非指剽窃言语，只要体制相似，笔力相近，都算在内。这番话很足以救治今天的弊病。

刘敞曾经说欧阳修不太读书，欧阳修也说刘敞的文章不够好。古人各自用对方的短处来互相规劝，他们的长处自然显现，并非后世那种互相倾轧的意思。我曾读过刘敞所撰写的修书制词，可以说高出一代。相传他一顿饭的功夫起草了九篇制词，各自符合体裁，难道他仅仅擅长这一方面吗？

宋朝王氏文章兴盛，同时期出现的有：临川人王安石字介甫、王安礼字和甫、王安国字平甫。介甫的儿子王雱字元泽、侯官人王回字深父、王向字子直、王冏容字季，都属于同一家族。还有扬州人王令字逢原，并称为大家。又有王巩字定国、王诜字晋卿、王无咎字补之。稍后有王适字子立，是苏辙的女婿。

自古典籍的废兴，隋朝牛弘认为孔子之后，共有五次灾难，大致是说秦朝焚书为第一次灾难，王莽之乱为第二次灾难，汉末为第三次灾难，永嘉南渡为第四次灾难，周师入郢为第五次灾难。虽然经史完整保存，与孔子壁中、汲冢重新出土的书籍，见于刘向父子所编撰的《别录》的，共有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的旧藏大概未曾完全丧失。到了隋朝嘉则殿，才有书籍三十七万卷，可以说是富有了。柳顾言等人校定的，才七万七千多卷，这是重复杂乱，虚增数目罢了。《七略》之外，增加的才一倍，而各种史书群撰都具备了。南朝兴盛时期，梁武帝在位时，公私典籍七万多卷，还有重复的本子，那么传世的书只有旧数而已。散亡到了极点，还不失万卷。唐代分为四库，开元年间著录的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所增加的与佛道书籍混杂其中，也不过三万多卷，而唐代学者自己写的书，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从此日益增加。安史之乱后，加倍搜求采集，而四库的书又完备了。黄巢之祸，两京荡然无存。宋朝建隆初年，三馆有书一万二千多卷，此后削平各国，尽收图籍，再加上重金招募，太平兴国初年，六库书籍正副本共八万卷，确实有一半是实数。庆历年间《崇文总目》的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与《七略》相比，反而有所不及，参互乘除，所亡失和增加的究竟是什么书呢？洪迈说《太平御览》引用了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十种亡失了八九种，而姚铉所分类的文集也多不存，因此感叹。然而经史子集的旧藏，宋朝也未曾缺失。宣和年间访求，一天之内，三道诏书同时下达，四方奇书由此间出，见于著录的溢出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实馆阁。高宗渡江，书籍散逸，加意访求，淳熙年间分类著录的现有书籍共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数量虽然超过崇文，但新籍也兼在其中。到了绍定之灾，书籍又缺失了。元朝也有储蓄，到了我们朝文献日新，现在秘阁所拥有的多是宋元旧藏，间或有手抄本。我刚入馆时，见所蓄甚富，像《文苑英华》大字本还有数部。正德年间，梁厚斋在内阁，援引监生入官，开始以校正为名，而官书于是大量散逸到外面去了，为此浩叹，因此记录历代。所以，实在列于左边。

萧何进入秦地收取图籍

汉朝兴起，大量收集篇籍，广泛开辟献书之路

景帝末年，招募寻求天下遗书，藏在秘府。

鲁共王毁坏孔子故居，得到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等书。

武帝建立藏书的制度，设置写书的官员

成帝派谒者陈农寻求天下遗书，诏令光禄大夫刘向等人校定，每完成一书，刘向就条列其篇目，依据其旨意，记录并奏报。光武中兴，日不暇给，但进入洛阳的书二千多两，后来在东观及仁寿阁汇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人掌管。明帝在白马观大会诸儒，考详同异，连月才罢。灵帝诏令诸儒正定五经，刻在石碑上，为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书法，树立在学门。

魏道武帝命令郡县大量收集书籍，全部送往平城。

隋文帝分派使者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原本即归还主人。

炀帝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贮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请求购买天下书，选拔五品以上子孙善于书法的人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

译玄宗驾临东都，商议向民间借录珍本异书。等到返回京师，将书籍迁至东宫，在丽正殿的著作院内设立修书院，每年供给纸墨笔材。元载担任宰相时，上奏请求用一千钱购买一卷书，又命令拾遗苗发等人前往江淮地区搜访书籍。

译后唐庄宗同光年间，招募百姓献书，达到三百卷的，授予试衔；对于等待选任的官员，每献一百卷减少一选。

明宗长兴年间，初次命令国子监校定九经，刻印后出售。后汉乾祐年间，礼部郎中司徒调请求开辟献书的途径，凡是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将三馆散佚书籍献上来的，计算其卷数，赏赐金帛，数量多的授予官职。

周世宗锐意寻求访查，凡是献书的人全都加以优厚的赏赐，以诱导招致他们。民间流传抄写的书籍多有错误，于是挑选常参官校勘刊正，命令在卷末写上他们的名衔。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诏收购招募散佚的书籍。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都到朝廷献书，合计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下诏将书分置在书府，涉弼等人都赐予科名。闰八月，又下诏给史馆，凡是官吏百姓有献书籍来的，应当查看其篇目，馆中没有的收下，献书人送到学士院试问吏治，能够胜任官职的，详细上报其名。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建造崇文院来藏书。院子的东廊是昭文书库，南廊是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库作为史馆书库，称为六库。九年，又下诏将馆阁所缺少的书，在朝廷内外收购招募，有献散佚书达到三百卷的，应当商议甄别录用并酬奖，其余只按卷数的多少，分等级优厚赏赐，不愿意献给官府的，借原本抄写完毕后归还。仁宗嘉祐年间，下诏朝廷内外的士人百姓都允许献上馆阁缺少的书，每卷支给绢一匹，五百卷授予文官。

神宗熙宁年间，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和他的儿子郭大亨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其中有秘阁没有的五百三卷，下诏任命郭大亨为将作监主簿。

徽宗宣和年间，下诏命令郡县晓谕防备，访求秘书，允许士人百姓自行陈述家中藏书的所在，不论卷数的多少，先具列篇目申报提举秘书省上报，听凭递送，可以备录的，应当优厚支给赏赐，如果有秘藏未见、值得观览采择的书，就任命官职商议加以崇奖并归还。于是荣州助教张颐所进献的二百二十五卷，李东的一百六十卷，都是缺遗的，下诏赐给张颐进士出身，李东补授迪功郎。又取到王阐、张宿等家的藏书，用三馆秘阁的书目比对，其中没有的共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都是善本，比前后所进书的数量稍多，下诏王阐补授承务郎，张宿补授迪功郎。高宗渡江后，献书有赏，所以官家藏书或命令就地抄录出售的，全都购买。又命令监司郡守各自晓谕所辖地区，全部送上官府，多的优厚赏赐。又再次设置补写所，命令秘书省提举掌管寻求遗书，确定献书的赏格。元世祖至元庚辰年，采纳许衡的建议，派遣使者到杭州等地取官府中的书籍版刻到京师。

我太祖高皇帝在至正丙午年秋天，命令寻求遗书。

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敕令翰林院：凡是南京文渊阁所贮藏的古今一切书籍，从一部到有百部以上的，各取一部送到京城。

牛〇收购寻求遗书，刘炫于是伪造伪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上送官府，以获取赏赐。后来事情败露，获罪被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烧《诗》《书》和百家语。

按秦朝焚书没有烧掉的，是医药、卜筮、种树的书。解说的人说《易经》靠卜筮流传，至于医药，只有《素问》《难经》最古老，其次《本草》虽然称颂黄帝，但都是汉朝人以后的书。不知道先秦所遗留的，现在究竟是什么书呢？

俨山外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俨山外集卷十七

明 陆深 撰

续停骖录下

《史记》列传详细记载战国，而简略记载春秋。有人认为《左传》后出，司马迁没有见到所以如此。然而诸儒明确说明采录《世本》《左氏》《国语》《战国策》等书，难道司马迁自有深意吗？宋眉山王当曾为列国诸臣作传，效仿司马迁，共一百三十四人，十余万字，也有赞论。人们称赞他议论纯正，文辞简古，那么子产、叔向等公侯应当没有遗憾了。只是现在世间很少流传他的书罢了。

《春秋》比诸经更难读，简严而宏大。正因为简严，所以立论容易苛刻；正因为宏大，所以诸说都通。圣人笔削的法则，隐微了。事理按《左传》的确切义理，取《公羊》《谷梁》的精义。这两句话，是读《春秋》的要法。

司马子长有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似乎是没有见过《左传》的人。

叶石林有《春秋传》，其序说左氏不知经，公谷不知史，他的论断过分了。大抵左氏以史事传经，所以详于史而义略；公谷以义理释经，所以深于义而事略。各自成为一家之书，所以三传难以单独通行，而可以兼考。丹阳洪兴祖有言：“学者只追求义理，那么过失在于迂腐穿凿；只追求条例，那么过失在于拘泥浅薄。”这话说得对。

孟子说为长者折枝，枝应当解作肢体之肢，犹如说折腰。枝肢字古代有时通用。

类书兴起于六朝，而兴盛于唐宋。本来以简约，便于文字的构思。现在其书大多烦琐不恰当，反而觉得费力。齐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