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四
而罢。仁宗重史事，勑宰相为提举，叅政、枢副为修史，其同修史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编修官以三馆秘校及京官为之，火毕乃罢。元丰官制别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为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庻官为编修。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元祐初复置国史院，隶门下省。明年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绍圣间复以国史院归秘书省。髙宗南渡初，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从官充修撰。绍兴间移史馆于省侧，后并为实录院。宰相监修，检讨校阅，当是之时，专史职者修撰而已。孝宗时召李焘、洪迈修五朝史，皆奉京朝，不兼他职。绍熈末陈傅良直学士院，请以右文殿、秘阁二修撰并旧史馆校勘为史官，又増检讨官三员，以毕髙录。自后竟无专官，而傅伯夀、陆游皆自外召，以为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鹗，至顺帝修宋史，以托克托为都总裁，特穆尔、达实、张起岩、欧阳▯、吕思诚、掲徯斯为总裁官。偏任国族，岂立贤之路未广乎？暨皇朝之绍统也，髙皇神圣，首以宋濂为起居注。洪武二年诏修元史，以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徴山林之士汪克寛、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壎、曾鲁、髙啓、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着、谢徽十六人为修史官。三年续修则赵埙、朱右、贝琼、朱世廉、王防、王彞、张孟兼、髙逊志、李懋、张宣、李汶、张简、杜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祎复为总裁。十四年定制，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又有秘书监、▯文馆及起居注、应奉等官，后皆废罢。迄今修史以勲臣官髙者一人为监修，内阁官充总裁，学士等官充副总裁，詹坊、经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编修、检讨称史官焉。
译于是停止。仁宗重视史事，敕令宰相担任提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担任修史，同修史由殿阁学士以上官员担任，编修官由三馆秘校及京官担任，史书修成后才罢免。元丰官制另行设置国史。实录院以首相为提举，翰林学士以上官员为修国史，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实录院提举官如同国史从官担任修撰，其余官员担任检讨。元祐初年再次设置国史院，隶属于门下省。第二年设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绍圣年间又将国史院归还给秘书省。高宗南渡之初，即在秘书省重建史馆，由省官兼任检讨校勘，由从官充任修撰。绍兴年间将史馆移至省侧，后来合并为实录院。宰相监修，检讨校阅，在这个时候，专门担任史职的只有修撰而已。孝宗时召李焘、洪迈修撰五朝史，都奉京朝官职，不兼任其他职务。绍熙末年陈傅良直学士院，请求将右文殿、秘阁两位修撰以及旧史馆校勘作为史官，又增加检讨官三人，以完成高录。此后竟然没有专设史官，而傅伯寿、陆游都是从外地召来，担任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年任命王鹗，到顺帝修宋史时，以托克托为都总裁，特穆尔、达实、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徯斯为总裁官。偏任国族，难道是立贤之路不够宽广吗？等到皇朝继承正统，高皇神圣，首先任命宋濂为起居注。洪武二年诏令修元史，以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征召山林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壎、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着、谢徽十六人为修史官。三年续修则有赵埙、朱右、贝琼、朱世廉、王防、王彞、张孟兼、高逊志、李懋、张宣、李汶、张简、杜寅、俞寅、殷弼共十五人，而宋濂、王祎再次担任总裁。十四年制定制度，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又有秘书监、弘文馆以及起居注、应奉等官，后来都废罢。到现在修史以勋臣官职高者一人为监修，内阁官员充任总裁，学士等官充任副总裁，詹事府、经筵局都参与纂修之事，而只有修撰、编修、检讨称为史官。
自古列国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苏、史赵、史墨之类，皆世官也。韩宣子聘鲁，见《易》象《春秋》，曰：“周礼尽在是矣。”晋之屠黍以图法归周，渑池之防，命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即其事也。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傍，记迹言行。蜀汉称王崇许，葢又郄正为秘书郎，陈夀评诸葛，不置史官，诬矣。吴大帝有太史令可孚，郎中湏峻，归命时有韦曜、周昭、薛荣、梁广、华覈，又有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焉。伪汉嘉平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前赵之和苞，后赵之徐光，前燕之杜辅，后燕之董统，前凉之刘庆，南凉之郎韶，李成之常璩，畧可考见。前秦初有赵渊、车敬、梁熈、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取而观之，焚灭其本。后秦扶风马僧防、河东卫隆，景夏有天水赵思羣、北地张渊，并着国书。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葢有意于仿古云。唐之则天、武三思、祝钦明并知史事，刘知几尝为著作佐郎。后唐之张昭逺，晋汉之贾伟，柴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与南唐之髙逺、徐铉各有所录，毛文锡之记蜀事，范坰、林禹之记吴越，聊备一隅。若夫史愿之述辽亡，刘祈之识金灭，亦首丘之义存焉。
夫彤管风存，厥称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昔楚王燕逰蔡姬许从；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眀徳马皇后撰《眀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职乎？隋之王邵请置女史，文帝不省，事不施行。若汉之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儿，蜀之花蕊夫人，并以嫔嫱典习文史，岂其流与？宋制则以内夫人凡六人，轮日修起居，至暮封赴史馆，正其軄也。
亦有身非史軄而私撰国书，若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璠、范煜，时方頼之山林纪载者，复有野史，若太和、甘露之记，有书无人，其于正史或有裨焉。
右厯代史官采其名姓尤章章者着于篇軄业有上下学识有浅深与夫世道推移粗可览观矣
家法第二
自古史之为体，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尚书》出于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删定为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或曰：“尚，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其义如此。葢书主号令，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若《禹贡》、《洪范》、《顾命》所陈，各止一事，又一例云。至晋，鲁国孔衍乃删次汉、魏诸史，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二十六卷。别有《汲冡周书》者，凡七十二章，言愧雅驯，殆好事者所为也。太原王邵《隋书》凡八十卷，亦准《尚书》云。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言有可称，则一时咸载；如事无足纪，故宁畧而不文。自周之衰，此体废矣。君懋《隋书》，可谓画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无纪，公卿阙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始作，出于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记太丁时事也。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义一也。」墨子所见，葢有百国春秋云。至孔子遵鲁史以修春秋，为一王之法，故能千载不刋，比于六经。按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葢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国史所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吕氏、陆贾之书，本无年月，亦号春秋，何与？至太史公之着史记也，颇宗斯防。惜乎谨严衮钺之意，防不过整齐故事耳，又安得比于春秋哉？左传出于丘明。孔子既作春秋，而左氏述传，斯则训释之义乎？观左氏之释春秋也，文见于经，而事详于传，或经阙而传存，信圣人之羽翼也。至汉刘歆始传其书。史汉行世，有厌烦者。献帝始命荀悦依左传着汉纪三十篇。晋著作郎乐资追采国策、史记为春秋后传，凡三十卷。如张
译自古以来，各诸侯国和偏安朝廷都设有史官，像史克、史苏、史赵、史墨这些人，都是世袭的史官。韩宣子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春秋》，说：“周朝的礼制都在这两部书里了。”晋国的屠黍带着图法回到周朝，在渑池防守时，命令书写“某年某月”，弹奏瑟和击打瓦罐，就是这件事。王莽取代汉朝，改设柱下五史，品秩如同御史，在皇帝身边侍奉听政，记录言行事迹。蜀汉称王崇许，大概又是郄正担任秘书郎，陈寿评价诸葛亮，说蜀汉不设史官，这是诬蔑。吴大帝时有太史令可孚，郎中须峻，归命侯（孙皓）时有韦曜、周昭、薛荣、梁广、华覈，还有周处，从左国史升迁为东观令。伪汉嘉平公师彧以太中大夫兼任左国史，前赵的和苞，后赵的徐光，前燕的杜辅，后燕的董统，前凉的刘庆，南凉的郎韶，李成汉的常璩，大致可以考见。前秦初年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拿来观看，烧毁了他们的底本。后秦扶风人马僧防、河东人卫隆，景夏有天水人赵思群、北地人张渊，都撰写国史。北周建立六官制度，于是将著作正郎改为上士，佐郎改为下士，大概是有意仿效古制。唐朝的武则天、武三思、祝钦明都掌管史事，刘知几曾担任著作佐郎。后唐的张昭远，后晋后汉的贾纬，后周的王溥，孟蜀的李昊，以及南唐的高远、徐铉各自有所记录，毛文锡记录蜀地事迹，范坰、林禹记录吴越事迹，姑且作为一隅的补充。至于史愿记述辽朝灭亡，刘祁记述金朝灭亡，也存有首丘归葬的情义。
彤管的风气留存，就称为女史。古代君主，外朝设有国史，内朝设有女史。从前楚王宴游，蔡姬许从；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写《明帝起居注》，这是女史的职分吗？隋朝的王邵请求设置女史，文帝不采纳，事情没有施行。像汉朝的班婕妤，唐朝的上官婉儿，蜀国的花蕊夫人，都凭借妃嫔身份掌管文史，难道是这种流派的延续吗？宋朝的制度是以内夫人共六人，轮流每日修撰起居注，到傍晚封好送往史馆，这才是正式的职务。
也有身不由史职而私下撰写国史的，像汉魏时期的陆贾、鱼豢，晋宋时期的张璠、范煜，当时正依靠这些山林中的记载；又有野史，像《太和记》、《甘露记》，有书无人，对于正史或许有所补益。
以上历代史官，选取姓名显赫的记载于此，职务有高低，学识有深浅，以及世道变迁，大致可以浏览观看了。
家法第二
自古以来，史书的体例，其流派有六种：一是《尚书》家，二是《春秋》家，三是《左传》家，四是《国语》家，五是《史记》家，六是《汉书》家。《尚书》源于上古，到孔子获得虞、夏、商、周的典籍，删定为百篇。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有人说：“尚，就是上。上天垂示文辞以颁布节度，如同天道运行一样。”王肃说：“上面所说的，下面由史官记录，所以叫《尚书》。”它的含义就是这样。大概《尚书》主要记载号令，所以它所记载的都是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像《禹贡》、《洪范》、《顾命》所陈述的，各自只讲一件事，这又是一个例子。到了晋朝，鲁国人孔衍于是删编汉、魏诸史，由此有了《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共二十六卷。另有《汲冢周书》，共七十二章，言辞愧于雅正，大概是好事者所编造的。太原人王邵的《隋书》共八十卷，也是依据《尚书》体例。推究《尚书》所记载的内容，如果君臣言论值得称道，就当时全部记载；如果事情不值得记录，就宁可省略而不写。自从周朝衰微，这种体例就废弛了。君懋的《隋书》，可以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至于帝王没有纪传，公卿缺少传记，那么年月就会失序，爵位籍贯难以详述，这些都是典要所急需的。
《春秋》开始创作，源于夏商周三代，所以有夏、殷的《春秋》。它所记载的是太丁时的事迹。孔子说：“连缀辞藻，比附史事，是《春秋》的教化。”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它们的义理是一样的。”墨子所见到的，大概有一百个国家的《春秋》。到孔子遵循鲁国史书来修订《春秋》，作为一王的法度，所以能千年不删改，比肩六经。按照儒者对《春秋》的解释，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说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大概是错举以为所记之名。国史应该宗法这种体例。像晏子、虞卿、吕氏、陆贾的书，本来没有年月，也号称《春秋》，为什么呢？到太史公撰写《史记》时，颇宗法这个原则。可惜谨严褒贬的意思，不过只是整齐故事罢了，又怎么能比得上《春秋》呢？《左传》出于左丘明。孔子既然作了《春秋》，而左氏叙述传文，这就是训释的意义吗？看左氏解释《春秋》，文辞见于经，而事迹详于传，有时经缺而传存，确实是圣人的羽翼。到汉朝刘歆才开始传授这本书。《史记》《汉书》流行于世，有人感到厌烦。献帝开始命令荀悦依据《左传》撰写《汉纪》三十篇。晋朝著作郎乐资追采国策、史记为《春秋后传》，共三十卷。像张
国语》亦出于左氏丘眀。既传《春秋》，又稽其逸文遗事，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起自周穆，终于鲁悼，列为《国语》，合二十一篇，亦经传之流亚与嗣有《战国策》，合二周、三晋、秦、齐、燕、楚、晋、宋、卫、中山十二国，凡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葢即简以为名，或曰防士之谋策也。孔衍又删为《春秋后语》，葢除去二周、三晋及宋、卫、中山，所留者七国而已。至司马彪，乃录汉末之事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凡九卷，亦《国语》之体例也。三国鼎峙，地实诸侯所在，史官各记国事，葢将企踵班马，比迹荀袁，而《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出于司马迁，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创新义例，解散编年，防而显，絶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义起于彼，勒成一家，可谓豪杰特起之士。班书嗣兴，不幸失其防通之旨，而司马氏之门户衰矣。后来所续，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录》，李延夀之《南北史》，并《史记》之苖裔也。《汉书》出于班固，固因父业，乃断自髙祖，终于莽诛，为纪志表传，目为《汉书》，制作之工，后莫能及。寻其创造，皆准子长，第改书为志而已。自东汉已后，递相沿袭，曰记曰志，体制皆同，葢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乃若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探寻，易为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既散之余，所为祖述者，惟左氏、班氏二家而已。
品流第三
自正史外，其别流复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粤若陆贾之《楚汉春秋》，乐资之《山阳载记》，王韶之《晋安陆纪》，姚梁之后畧，是谓偏记；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汉末英雄》，萧世诚之《懐旧志》，卢志行之《知已传》，是谓小录。大抵偏记小録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録。但言多鄙朴，事乏伦类，徒为后来作者删削之资矣。
乃有好竒之士，乐为补亡，和峤《汲冡记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璅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夫逸事皆前史所遗，多益撰述，及妄者为之，则殽乱难据。世有郭子横之《洞防》，王子年之《拾遗》，全搆虚词，徒惊愚俗，甚哉其▯也。刘义庆有《世说》，裴荣期有《语林》，孔思尚有《语录》，阳松玠有《谈薮》，此之谓琐言。夫琐言者，嘲谑调笑之余，用资谈柄，可助笔端。至于亵狎鄙秽，出自床第，编在纪録之次，有伤名教者矣。
若夫乡人学士之所编记，如周称之《陈留耆旧》，周裴之《汝南先贤》，陈夀之《益部耆旧》，虞预之《防稽典录》，此谓郡书。郡书者，一郡之书也。流布他邦，鲜知爱异。若常璩之详审，刘炳之该博，能传不朽者，葢无几焉。
▯雄家谱，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厯，此皆出其子孙，以显先烈，所谓家史者也。家史者，正可行于一家，难以播于乡国。若夫薪构已亡，则斯文亦防矣。
刘向之录《列女》、梁鸿之录《逸民》、赵采之录《忠臣》、徐广之录《孝子》，谓之别传。此皆博采前史，稍加新言。寡闻末学之流，于是乎取材焉。
志怪者则有祖台《搜神者则有干寳《刘义庆之《幽明刘敬叔之《异苑》皆谓之杂记其所论神仙之道幽防之事若失服食链气或可以益夀延年福善祸淫聊取诸劝善惩恶茍谈怪异务述妖邪斯义何取焉
地理之书，若《盛▯记》荆州，《常璩志》《华阳国》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是也。厥若朱贑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郭山川，徴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若夫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是之谓都邑簿者也。夫宫闱陵庙之矩矱，必眀；门观街防之制度，可则。史之所不可
译《国语》也出自左丘明。他既为《春秋》作传，又考察其散佚的文字和遗留的事迹，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编列为《国语》，共二十一篇，也是经传一类的著作。后来有《战国策》，包括东周、西周、韩、赵、魏、秦、齐、燕、楚、宋、卫、中山十二国，共三十三卷。所谓“策”，大概是以简册来命名，或者说是谋士的谋略。孔衍又删定为《春秋后语》，大概去掉了东周、西周、韩、赵、魏以及宋、卫、中山，所保留的只有七国罢了。到了司马彪，便记录汉末的事迹写成《九州春秋》，每州为一篇，共九卷，也是《国语》的体例。三国鼎立，土地确实是诸侯所在，史官各自记载本国的事迹，大概是想追随班固、司马迁，比肩荀悦、袁宏，而《国语》的风气却衰落了。
《史记》出自司马迁，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用本纪、列传来统摄君臣，用书、表来编排年号和爵位，沿袭鲁史的旧名叫做《史记》，创立新的义例，打破编年体，隐晦的变得显明，断绝的得以延续，正统中有所变革，文字在此处，而意义在彼处，自成一家，可以说是豪杰特起之士。班固的《汉书》随后兴起，不幸失去了贯通古今的宗旨，而司马氏的门户衰落了。后来所续写的，如梁朝的《通史》，北魏的《科录》，李延寿的《南北史》，都是《史记》的后裔。《汉书》出自班固，班固继承父业，于是断自高祖，终于王莽被杀，设立纪、志、表、传，命名为《汉书》，制作的精工，后来没有人能比得上。推究其创造，都效法司马迁，只是把“书”改为“志”罢了。自从东汉以后，相继沿袭，叫“记”叫“志”，体制都相同，大概史书的品类，也穷尽于此了。至于包揽一代，撰成一书，言辞精练，事迹详密，所以学者探寻，容易取得成功。
以上六家都还存在，淳朴之风散尽之后，所祖述的，只有左氏、班氏两家而已。
品流第三
在正史之外，其他流派又有十种。一是偏记，二是小录，三是逸事，四是琐言，五是郡书，六是家史，七是别传，八是杂记，九是地理，十是都邑簿。
像陆贾的《楚汉春秋》，乐资的《山阳载记》，王韶之的《晋安陆纪》，姚梁的《后略》，这叫偏记；戴逵的《竹林名士》，王粲的《汉末英雄》，萧世诚的《怀旧志》，卢志行的《知己传》，这叫小录。大抵偏记、小录这类书，都记载当日当时的事迹，在国史中寻求，最为实录。只是言辞多鄙陋质朴，事迹缺乏条理，只作为后来作者删削的资料罢了。
于是有喜好新奇的人，乐于补遗亡，和峤的《汲冢纪年》，葛洪的《西京杂记》，顾协的《琐语》，谢绰的《拾遗》，这叫逸事。逸事都是前代史书所遗漏的，大多有助于撰述，等到妄自为之的人来做，就混杂混乱难以依据。世上有郭子横的《洞冥记》，王子年的《拾遗》，完全虚构虚词，只惊动愚俗之人，太过分了。刘义庆有《世说新语》，裴荣期有《语林》，孔思尚有《语录》，阳松玠有《谈薮》，这叫琐言。琐言是嘲谑调笑之余，用来作为谈资，可以辅助笔端。至于轻狎鄙秽，出自床第之间，编排在纪录之中，有伤名教了。
至于乡人学士所编记的，如周称的《陈留耆旧》，周裴的《汝南先贤》，陈寿的《益部耆旧》，虞预的《会稽典录》，这叫郡书。郡书，是一郡的书。流传到其他邦国，很少知道珍视。像常璩那样详审，刘炳那样该博，能传之久远的，大概没有几个。
刘雄的家谱，殷敬的世传，孙氏的谱记，陆宗的系历，这些都是出自他们的子孙，用来显扬先烈的，所谓家史。家史，正可行于一族，难以传播于乡国。如果薪火相传已断绝，那么这种文风也就消失了。
刘向的《列女传》，梁鸿的《逸民传》，赵采的《忠臣传》，徐广的《孝子传》，这叫别传。这些都是博采前史，稍加新言。寡闻末学的流派，于是从这里取材。
志怪的则有祖台之的《搜神记》，志怪的则有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都叫杂记。它们所论述的神仙之道、幽暗之事，如果失去服食炼气，或许可以益寿延年，福善祸淫，姑且取之于劝善惩恶；如果只谈怪异，务述妖邪，这意义有什么可取的呢？
地理的书，如盛弘之的《荆州记》，常璩的《华阳国志》，辛氏的《三秦记》，罗含的《湘中记》，就是这些。至于朱贲所采集的，遍及九州；阚骃所书写的，穷尽四国。言辞都雅正，事迹没有偏私的。那些与此不同的，竞相美化所居之地，谈论超过实际。又城郭山川，征引街谈巷议，用作典故，鄙陋啊！至于潘岳的《关中记》，陆机的《洛阳记》，《三辅黄图》，《建康宫殿簿》，这叫都邑簿。宫闱陵庙的规矩法度，必须明确；门观街衢的制度，可以效法。史书所不可缺少的
右十品具列史之流，▯备矣。至于吕氏、淮南、▯晏、抱朴，皆以叙事为宗，抑亦史之杂也。既别出名目，不复编于此科。
义例第四
观夫春秋大义，数十炳若日星。史春秋之嗣书也，讵可阙与？凡以师其意，而不屑屑其迹，故各类而论之。夫史之有纪也，纪纲庶品，网罗万象，篇目之大，无过于此。司马迁之着史记也，始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弗失。至纪项羽，则名实乖矣。葢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嵗时，书君上以显国号。如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竟不编年，何纪之有？夫纪者，义以编年为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则书之于年月，其琐屑委曲，付之列传而已。近代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全类传体，何哉？迷而不悟也。夫史之有世家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如古诸侯乎？古之诸侯，皆即位建元，有世可传，有家可宅。周之东迁，王制大壊，五伯七雄，至于楚汉，其事异矣。司马迁之记诸国也，编次之体与本纪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名尔。至如陈渉世家，可谓自相矛盾者矣。
夫史之有传，传者列事也。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有传也。《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迨于孟坚，益以精密。夫传之为体，大抵相同，有时而异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同书一传，合体成篇，陈胜、吴广是也。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虽寄在他篇，为其标冠，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自兹以后，史氏相承，或曰传者，传也。古人以传之不朽为难也。
夫史之有表也，所以标记时事。春秋战国之世，天下无主，羣雄错峙，各统世年，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张，一目尽见。若两汉御厯，四海一家矣，又安用表厥王侯者哉？班氏之表人物也，则又异矣。区别九品，网罗千年，论世则间，语姓不同，亦何借而为表乎？且不闗汉事而编入《汉书》，可谓赘疣之甚矣。何法盛虽改为注，芜累亦多。晋氏播迁，五胡鼎沸，崔鸿着表，颇有甄眀，比于《史》《汉》，有切要矣。
夫史之有志也，其昉于太史公之八书乎？班氏则曰「志」，东观曰「记」，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鱼豢曰「畧」，其名殊，其实一也。析而论之，则有礼乐、刑法律、厯、郊庙、食货、天文、艺、文五行、百官、舆服、地理、符瑞、祥异、释老，大抵其流十有五六而已。通其因革之宜，彚以名物之数，信作者之渊海也。至于名实之际，有可议者矣。天文志体分蒙澒，色着青苍，月会星占，浑天禆灶之说，施于国史，何代不可？艺文志篇目多同，频烦互出，《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流，萃于一代，颇乖节文，画蛇添足，岂类是与？凡作史者，宜除此篇。必欲为志，但书其时彗孛、氛祲、晦明、薄蚀，如荧惑退舍、月犯少防之类是已。名贤撰述，文儒校讐，萃在一时，所宜收拾，如宋孝王《闗东风俗记》、唯志邺中之类是已。大抵史所可志，其最有三：一曰都邑，二曰氏族，三曰方物。何者？宫阙制度，朝廷轨范，前王所为，后王取则，是故宜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五材所需，百货饶布，任土作贡，防计軄方，是故宜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帝王苖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未斩，是故宜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诸如此类，并从隲扬，故曰「纪传易而志难」，信哉！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也。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科条。若干令升之勒成《晋纪》，可谓史例中兴矣。虽然，凡天子庙号书于卷末，而晋孝武不曰烈宗；凡人以字行者，并书其名，而齐斛律不言明月。岂践言之难乎？
夫史之有别也，葢以軄分左右。纪有事，言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是故桓文盟会，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缪公诫誓，言之大者也，而《春秋
译上述十类史书流派，已经完备地列举出来了。至于吕氏、淮南、刘晏、抱朴等著作，都以叙事为宗旨，也属于史书的杂类。既然它们各自有特定的名称，就不再编入这一类别中。
义例第四
观察《春秋》的大义，数十条准则如同日星般光辉灿烂。史书是《春秋》的继承之作，怎能缺少义例呢？大抵上是学习其精神意旨，而不拘泥于其具体形式，所以分门别类地加以论述。史书中有“纪”，是为了统摄各类事物，包罗万象，篇目之大，没有超过它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开始列出天子的行事，以“本纪”命名篇章，后世沿袭这一做法，坚守而不失。但记载项羽时，名称与实际就不相符了。因为“纪”的体例，如同《春秋》的经文，系连日月以构成岁月，记载君主以彰显国号。如陆机《晋书》列出三祖的本纪，竟然不按年代编排，这算什么“纪”呢？“纪”的体例，以编年为主旨，只叙述天子一人，有大事就记载在年月之下，那些琐碎细微的事情，交给列传去记载罢了。近代魏、齐两部史书，在各位皇帝的篇章中，有的混杂记载臣下的事迹，有的兼述其他事情，无论巨细全部记载，完全类似列传的体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迷惑而不醒悟啊。史书中有“世家”，难道不是因为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如同古代的诸侯吗？古代的诸侯，都即位建元，有世代可以传承，有家业可以安守。周朝东迁后，王制大大败坏，五霸七雄，直到楚汉相争，情况就不同了。司马迁记载各国时，编排的体例与本纪不同，大概是想要抑制那些诸侯，使他们区别于天子，所以借用其他名称罢了。至于陈涉列入世家，可以说是自相矛盾了。
史书中有“传”，“传”是列举事迹。列举事迹，是记录人臣的言行状貌，如同《春秋》有传一样。《春秋》的传是为了阐释经文，史、汉的传是为了解释本纪。这种体例的初创，始于司马迁，等到班固时，更加精密。传的体例，大体相同，有时也有差异。比如两个人的行事，首尾相连，就合写在一篇传中，合为一体成篇，陈胜、吴广就是这样。也有事迹虽然不多，但名声品行值得推崇，虽然寄附在其他篇章中，却为其标出冠首，商山四皓的事迹列在王阳传之首，庐江毛义的名声在刘平传之上，就是这样。从此以后，史家相沿成习，有人说“传”就是“传”的意思。古人认为使名声流传不朽是很难的。
史书中有“表”，是用来标记时事。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没有共主，群雄交错对峙，各自统辖世系年代，通过表格来统摄时间，那么各国分立的状况，一目了然。如果像两汉那样统一天下，四海一家，又哪里用得着表格来标记王侯呢？班固在《汉书》中表格化人物，则又不同了。区分九品，网罗千年，论述世系则间隔疏远，谈论姓氏则各不相同，又何必借助表格呢？况且不关涉汉朝的事情却编入《汉书》，可以说是极其多余了。何法盛虽然改为注释，但芜杂累赘也很多。晋朝流离迁徙，五胡纷争鼎沸，崔鸿撰写表格，颇有甄别明辨，与《史记》《汉书》相比，更加切中要害了。
史书中有“志”，大概始于太史公的八书吧？班固称为“志”，东观史称为“记”，华峤称为“典”，张勃称为“录”，何法盛称为“说”，鱼豢称为“略”，名称不同，实质是一样的。分析来看，有礼仪音乐、刑法法律、历法、郊祀宗庙、食货经济、天文、艺术、五行、百官、车舆服饰、地理、符瑞、祥瑞怪异、佛教道教等，大抵其流派有十五六种而已。通晓其因袭变革的适宜之处，汇总名物的数量，确实是作者的渊博之处。至于名实之间，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天文志的体例杂乱无章，色彩青苍，月会星占，浑天、裨灶的学说，应用于国史，哪个朝代不可以呢？艺文志的篇目大多相同，频繁重复出现，《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类的目录，荟萃于一代，颇违背节制文饰的原则，画蛇添足，难道这类情况吗？凡是作史的人，应当删除这一篇。如果一定要写志，只记载当时的彗星、妖气、昏暗、日食月食，如荧惑退舍、月犯少微之类就可以了。名贤的撰述，文儒的校勘，荟萃于一时，所应当收集的，如宋孝王《关东风俗记》、唯志邺中之类就可以了。大抵史书可以记载的，最有三项：一是都邑，二是氏族，三是方物。为什么呢？宫阙的制度，朝廷的规范，前代君王的做法，后代君王取法，所以应当撰写都邑志，列在舆服志之上。五种材料所需，百货丰富分布，根据土地出产进贡，防备计算职方，所以应当撰写方物志，列在食货志之首。帝王的苗裔，公侯的子孙，福泽所聚集，百世不断绝，所以应当撰写氏族志，列在百官志之下。诸如此类，都应当发扬光大，所以说“纪传容易而志难”，确实啊！
史书有义例，如同国家有法律。过去孔子修经，开始发明凡例；左丘明立传，显明其科条。如荀勖、和峤编成《晋纪》，可以说是史例的中兴了。虽然如此，凡是天子的庙号写在卷末，而晋孝武帝不称烈宗；凡是人用字行世的，都书写其名，而齐斛律不称明月。难道是践行言语很难吗？
史书有区别，大概因为职分有左右。记载言语，言古者，言语为《尚书》，事迹为《春秋》。所以桓公、文公的盟会，是重大的事迹，而《尚书》没有记载；缪公的告诫誓言，是重大的言语，而《春秋》
》无录。其断可识矣。左氏为书，文兼乎事；史汉则不能然。如贾谊、鼂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尚录言而已。后史相承，不改其辙。至干寳议撰《晋史》，以为宜凖左氏，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颇为时所宗焉。
译没有记载。其中的界限是可以分辨的。《左传》这部书，文采与叙事兼备；《史记》和《汉书》则不能做到这样。比如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人的传记，只是崇尚记录言论罢了。后来的史书沿袭继承，不改变这种体例。直到干宝提议撰写《晋史》，认为应当以《左传》为准则，对于臣下的细微曲折之处，仍然编作谱注，颇为当时的人所推崇。
夫史之有断限也，葢以正厥疆里，别其源流尔。昔尼父之定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稽古帝尧；左氏之传经也，以隠为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文理于义，非滥轶也。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何者？马记以史制名，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班书特标汉目，但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过此以往，不其驳与？《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岂非滥与？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巳见他记，则无宜重述。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矣。沈录金行，上羁刘主；魏刋水运，下列髙王。惟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
夫史之有题目也，婉而成章，先出义例。上古坟典，其来逺矣。逮于史汉，颇有条理。姑举列传论之，有文少者，具出姓名，若司马相如、东方朔是已。有字繁者，惟书姓氏，若毋将、葢、陈、卫、诸葛是已。又有人多而姓同者，则定数以结之，若二袁、四张、二公孙是已。降及蔚宗，始全录姓名，厯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内，子孙代出，附之祖先。魏收因之，则又甚矣。题司马以僣晋，目刘宋为岛夷，万世之公，其究安在？
夫序所以序作者之意也。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诚欲畅达其旨，必资先容。今《史汉》表志杂传，时复立序。夫史以记事为宗，自与诗书殊例。至于文苑、儒林，序列首简，不有类于叠牀乎？自蔚宗而下，弥文胜矣。
夫史之有论也，葢从省文。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貎如美妇人耳，项羽重瞳，岂舜苗裔耶？”班孟坚曰：“万石君之为父，浣衣君子，非之。”王杨孙裸▯，贤于始皇逺矣，皆以补书本传，事无重出者也。后来作者，每卷立论，篇终有賛曰、序曰、铨曰、评曰、议曰、述曰、譔曰、奏或自显姓名，或列其所号，或通称史臣，咸矜衒文采，岂知载削之旨哉？夫史之有附出也，攀附他传以显名称。若纪季入齐，颛臾事鲁，咸托附庸，所谓青云骥尾是也。今夫邵平、纪信、沮授、陈容，或运一异谋，树一竒节，得以传之不朽者，岂有假于编名作传哉？
夫史之有补注，葢古之传也。传取其转，注取其流，义则一也。观夫掇众史之异词，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之《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之《世説》，颇有补裨焉。至于拾厥弃捐，务为容泽，殆其失也。
右义例，十余作史者，参伍以变，曲畅而通，制作之道，其庻几矣？若夫神而明之，固筌蹄云尔。
俨山外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俨山外集卷二十五
眀 陆深 撰
史通防要中
书凡
荀悦有言：「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着功勲，五曰表贤能。」干寳释之曰：「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言则书之，才力伎艺殊异则书之。」刘知几广之以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眀罪恶，三曰旌怪异。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防乱则书之，幽眀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
修词
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逺信哉！词命专对，古之所重也。若《尚书》所载，伊尹之训，臯陶之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春秋》所载，吕相絶秦，子产献防，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扬干；《史记》所载，苏秦合从，张仪连衡，范雎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则世随文降矣。是以选言布策者，虽有润色讨论，终存体质梗槩。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是以好丘眀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词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灭亡之辞，虽言则似，而事殊乖矣。世之议者，又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葢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殊不知，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
译史书之所以有断限，大概是为了端正其疆界，区别其源流罢了。从前孔子编定《尚书》，以舜为开端，却说考察古代帝尧；左丘明传述《春秋》，以隐公为先，却说惠公的原配夫人。这都是文辞合乎义理，并非泛滥越界。至于《汉书》设立表志，恐怕是侵越职分、脱离体制吧？为什么呢？司马迁的《史记》以“史”命名，所以记载数千年的事，无所不包；班固的《汉书》特别标举“汉”名，只记载十二位皇帝时期的事，有限度就有极限。超过这个限度，难道不驳杂吗？《宋史》向上囊括魏朝，《隋书》向上包容梁代，难道不是泛滥了吗？也有一个朝代的史书，上下交错，如果已经见于其他记载，就不宜重复叙述。所以子婴投降沛公，其详情取验于《秦纪》；伯符死在汉地，其事断入于《吴书》。沈约记录晋代，向上牵涉刘宋；魏收刊刻北齐史，向下列入高欢。只有蜀汉与南齐，各有国史，跨越次序而记载，谁说适宜呢？
史书之所以有题目，是为了委婉而成章，先提出义例。上古的《三坟》《五典》，由来已久了。到了《史记》《汉书》，颇有条理。姑且以列传为例，文字少的，全部写出姓名，如司马相如、东方朔就是这样。文字繁多的，只写姓氏，如毋将、盖、陈、卫、诸葛就是这样。又有人多而姓相同的，就确定数目来概括，如二袁、四张、二公孙就是这样。降及范蔚宗，才开始全部记录姓名，在卷中罗列简短的传记，在标题内丛集细小的字，子孙代出，附在祖先之后。魏收沿袭这种做法，就更加严重了。把司马氏称为僭晋，把刘宋称为岛夷，万世的公论，究竟在哪里呢？
序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的意图。《尚书》列举典谟，《诗经》包含比兴，确实想要畅达其主旨，必须借助先容。现在《史记》《汉书》的表志杂传，有时也设立序。史书以记事为宗旨，自然与《诗》《书》不同。至于文苑、儒林，在篇首设立序，不类似于叠床架屋吗？自范蔚宗以下，文辞更加胜过了。
史书之所以有论，大概是为了节省文字。如太史公说：“看张良容貌像美丽妇人，项羽重瞳，难道是舜的后代吗？”班孟坚说：“万石君作为父亲，浣衣君子，非议他。”王杨孙裸身，比秦始皇贤明多了，这些都是为了补充本传，事情没有重复出现的。后来的作者，每卷设立论，篇末有赞曰、序曰、铨曰、评曰、议曰、述曰、撰曰、奏，有的显露姓名，有的列出称号，有的通称史臣，都夸耀文采，哪里知道删削的宗旨呢？史书之所以有附出，是攀附其他传记以显扬名称。如纪季入齐，颛臾事鲁，都依托附庸，所谓青云骥尾就是这样。现在邵平、纪信、沮授、陈容，有的运用一个异谋，树立一个奇节，得以传之后世不朽，难道要假借编名作传吗？
史书之所以有补注，大概是古代的传。传取其转述，注取其流衍，意义是一样的。看那采集众史的不同言辞，补充前书的缺漏。如裴松之的《三国志》，陆澄、刘昭的《两汉书》，刘彤的《晋纪》，刘孝标的《世说》，颇有补益。至于拾取被抛弃的，务求容饰，大概是失误了。
上述义例，十多位作史者，参伍变化，曲折畅达而通达，制作的方法，大概差不多了吧？至于神而明之，不过是筌蹄罢了。
右义例，十余作史者，参伍以变，曲畅而通，制作之道，其庶几矣？若夫神而明之，固筌蹄云尔。
荀悦有言：“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解释他说：“体国经野的话就记载，用兵征伐的权谋就记载，忠臣烈士、孝子贞妇的节操就记载，文诰专对的话就记载，才力技艺殊异的就记载。”刘知几扩展为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就记载，君臣邪僻、国家祸乱就记载，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就记载。
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信哉！词命专对，古之所重也。如《尚书》所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春秋》所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扬干；《史记》所载，苏秦合从，张仪连衡，范雎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则世随文降矣。是以选言布策者，虽有润色讨论，终存体质梗概。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词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灭亡之辞，虽言则似，而事殊乖矣。世之议者，又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殊不知，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