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五
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何止得古人之糟粕而已。
译都受到他的教化；从事史官工作的人不挑选事情来记录，所以言论无论好坏，都全部流传到后世。如果事情都没有错误，言论必定接近真实，哪里只是得到古人的糟粕而已呢。
叙事
夫史以叙事为本，而史之叙事以简为工。故《尚书》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贵于省文。若文约而事丰，尤述作之美者也。自汉而降，斯文日烦，可谓费矣。葢叙史之体有四：有直纪才行，有唯书事迹，有因言而知，有假论而显。《尚书》称尧标以允恭克让，左传之叙大叔目以美秀而文，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譛，自缢而亡；《汉书》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所谓唯书其事迹者，武王之声罪独夫也，但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随防之论楚事也；才曰筚路蓝缕，以啓山林。所谓因言而知者，《史记》卫青传后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所谓因论而显者。若四者相兼而毕书，其费尤广矣。简约之中复有二类：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传》书华耦称“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鲁为敏，此省句也。《春秋》书“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此省字也。大抵省句易，省字难，洞识此心，始可与言史矣。
效法
效法之体有二：一曰貎同而心异，二曰貎异而心同。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别，卿与大夫各为名秩，此《春秋》之例也。秦有天下，列为帝王，谯周撰《古史书》：李斯之弃市也，云“秦杀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诸侯之大夫，此与《春秋》所谓貎同而心异也。当《春秋》之世，列国分书，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如典午既尝统一，干寳《晋纪》每▯必云“▯我某皇帝”，且无二君，何“我”之有？此与《春秋》又所谓貎同而心异也。齐桓继絶，《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如孙皓之成擒也，干寳亦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司马氏之所能致？与此与《左氏》又所谓貎同而心异也。《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礼乐，故独用周正。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厯；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年必书“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此与《春秋》又所谓貎同而心异也。《春秋》三传各释经义，如《公羊》屡云“何以书记其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已出，辄自问答者，岂叙事之体耶？此与《公羊》又所谓貎同而心异也。《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已详。而《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至令狐徳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耶？此与《汉书》又所谓貎同而心异也。世之述者，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可谓宋人守株者矣。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见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叙桓公之在齐也，而云“彭生乘公薨于车”。如干寳《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此与左氏实所谓貎异而心同也。一时所记详其始末，若左成七年，郑获楚钟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钟仪于楚以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畧》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其后三年，有徐江为元凶所杀事，此与左氏亦所谓貎异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传上言羊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是国侨，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上书桓▯，则下有敬道；后叙殷鐡，则先着景仁，此与左氏又所谓貎异而心同也。左氏《论语》叙人酬对，或去其对“曰”“问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问张畅卿
译叙事
史书以记述事件为根本，而史书记述事件以简练为精妙。所以《尚书》所载务必少事，《春秋》变体贵在省略文字。如果文字简约而内容丰赡，更是著述的美事。自汉代以来，这种文风日益繁琐，可以说是耗费笔墨了。大概叙述史实的体例有四种：有直接记载品行才能的，有只书写事迹的，有通过言语而知晓的，有借助议论而彰显的。《尚书》称颂尧以“诚信恭敬、能够谦让”为标志，《左传》叙述太叔以“俊美秀丽而有文采”为特征，这就是所谓直接记载其品行才能的。《左传》记载申生被骊姬谗害，自缢而死；《汉书》称纪信被项羽围困，代替君主而死。这就是所谓只书写其事迹的。武王声讨独夫纣王，只说“焚烧烤炙忠良，剖开孕妇取胎”，随防评论楚国之事，只说“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去开辟山林”。这就是所谓通过言语而知晓的。《史记》卫青传后说：“苏建曾责备大将军不推荐贤才、善待士人。”《汉书》孝文帝纪末说：“吴王假装生病不朝见，赐给他几杖。”这就是所谓借助议论而彰显的。如果这四种情况都兼有且全部写出来，那耗费笔墨就更多了。在简约之中又有两类：一是省略句子，二是省略字词。《左传》记载华耦说“先人得罪于宋”，鲁国人认为他敏捷，以鲁国人认为敏捷，这就是省略句子。《春秋》记载“陨石落在宋国五块”，听说是坠落，看是石头，数是五块，这就是省略字词。大体上省略句子容易，省略字词难，透彻明白这个道理，才可以和他谈论史学了。
效法
效法的体例有两种：一是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二是表面不同而实质相同。怎么说呢？古代任命官职有区别，卿和大夫各自有名称和等级，这是《春秋》的体例。秦统一天下，列为帝王，谯周撰写《古史书》：李斯被处死示众时，说“秦杀了其大夫”，把天子的丞相称为诸侯的大夫，这与《春秋》所谓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在《春秋》时代，各国分别记事，至于鲁国，直接说“我”罢了。如司马氏曾经统一天下，干宝《晋纪》每篇必定说“我某皇帝”，况且没有两个君主，哪里还有“我”的说法？这与《春秋》又所谓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齐桓公救助断绝的国家，《左传》说“邢国迁都如同回家，卫国忘记亡国”，意思是上下安居，不失旧有的基业。如孙皓被擒获时，干宝也说“吴国既灭，江外忘记亡国”，这难道是司马氏所能做到的吗？这与《左传》又所谓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春秋》各国都用夏历，鲁国因为实行天子礼乐，所以独用周历。至于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年则是鲁君的年，月则是周王的月。如曹丕、司马炎受命，亲自成为帝王，不是以诸侯身份守藩，实行天子的历法；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年必定记载“某年春帝正月”。既然年已经编入帝纪，而月又列出帝名，这与《春秋》又所谓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春秋》三传各自解释经义，如《公羊传》屡次说“为什么记载？记录这件事”，这是先引用经文接着用解释的话，形势使然，不是史书的体例。如吴均《齐春秋》每记载灾异，也说“为什么记载？记录怪异”？事情没有其他议论，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就自己问答，难道是叙事的体例吗？这与《公羊传》又所谓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史记》《汉书》每在列传开头书写人的名字，到传内有称呼名字的地方，则在传首已经详细。而《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李陵字立政说‘少公归易耳’”，上面不说立政的字，而直接说“字立政说‘少公’”，这是省略文字从可知。到令狐德棻《周书》在伊娄穆传首说“伊娄穆字奴干”，接着又说“太祖字他叫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上面写他的字，下面又说“字”，难道是事情从简易，文章去重复吗？这与《汉书》又所谓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世上的著述者，喜欢编排古文，撰写叙述今事，可以说是宋人守株待兔的人了。俗话说：“时代不同则事情不同，事情不同则治理不同”，求得偶然符合，也有。可说的吗？所以君父被害，臣子不忍心直言。所以左氏叙述桓公在齐国时，说“彭生陪桓公乘车，桓公死于车上”。如干宝《晋纪》叙述愍帝死在平阳，说“晋国人看见的多哭，贼人害怕皇帝崩逝”，这与左氏实所谓表面不同而实质相同。一时所记详细其始末，如左氏成七年，郑国俘获楚国的钟仪献给晋国，到九年，晋国归还钟仪给楚国以求和平，就是这样。到裴子野《宋略》叙述北魏军队临江，太子劭派力士推倒徐湛之，江湛僵仆，于是开始与劭有嫌隙。其后三年，有徐湛之、江湛被元凶杀害的事，这与左氏亦所谓表面不同而实质相同。凡列举姓名，很少兼用其字，如《左传》上面说羊斟，下面说叔牂；前面称子产，后面是国侨，就是这样。到裴子野《宋略》也是这样，上面书桓𬀩，下面有敬道；后面叙述殷铁，先着景仁，这与左氏又所谓表面不同而实质相同。左氏《论语》叙述人酬答，有时去掉其“曰”“问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说“李孝伯问张畅卿
何姓？曰：姓张，张长史乎”，此与左氏又所谓貎异而心同也。附见者，如左称“楚武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萧方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此与左氏又所谓貎异而心同也。事应者，如左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秋八月，叔辄卒”，王邵《齐志》称“张伯徳夣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乎？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此与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至如左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覩其事矣。王邵述髙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夺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此与左氏又所谓貎异而心同也。
译问：姓什么？答：姓张，是张长史吗？这与《左传》所说的“貌异而心同”是一样的。附见的事例，如《左传》记载：“楚武王想要讨伐隋国，熊率且比说：‘季梁在，有什么益处？’”萧方在《三十国春秋》中说：“朝廷听说慕容隽死了，说：‘中原可以图谋了。’桓温说：‘慕容恪在，忧患才大呢。’”这也与《左传》所说的“貌异而心同”是一样的。事应的事例，如《左传》记载：“叔辄听到日食而哭泣，昭子说：‘子叔大概将要死了吧？’秋天八月，叔辄去世。”王邵在《齐志》中记载：“张伯德梦见山上挂着丝线，占卜的人说：‘这预示他将任幽州刺史吧？’秋天七月，任命他为幽州刺史。”这也与《左传》所说的“貌异而心同”是一样的。至于像《左传》叙述晋国在邲地战败，先渡河的人受到奖赏，却说“上军和下军争抢船只，船中的手指可以捧起”，这里不直接说攀船混乱，用刀砍断手指，而只说“船中的手指可以捧起”，那么读者自然就能看清那件事了。王邵叙述高季式在韩陵击败敌军，追击溃败的敌人，却说“半夜才回来，长矛上的血沾满了衣袖”，这里不直接说夺取长矛深入敌阵，刺杀敌人很多，而只说“长矛上的血沾满了衣袖”，那么听的人也就明白其中的含义了，这也与《左传》所说的“貌异而心同”是一样的。
隽永
夫文章之变化无穷矣，必有余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葢”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不足，加之则有余。厥有定理，而史之叙事，时亦类此。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所谓説事之端也。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书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令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所谓论事之助也。寄抑扬于片言只字之间，有隽永者矣。
篇目
史记》一百三十卷，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藏诸名山，副在京师。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元成之间，防稽褚先生更补其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西汉书》一百卷，汉司徒掾班彪以太初后《史记》未善，于是采旧事，徴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所续未详，乃起元髙皇，终乎新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其事未毕，会有讼其私作史记者，有诏收系。固弟超诣阙自陈，固续父旧书，明帝意解，乃诏固诣校书卒业。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防乱。其妺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缉校，又选髙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授读。其八表《天文志》，或云是待诏马续所作，而古今人物表颇不类。本书云。
后汉书》一百三十卷，宋宣城太守范煜作。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百篇。穷览旧集，删烦补畧。防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刘昭因旧本补注三十卷。
三国志》晋著作陈夀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命中书郎裴松之补注。
晋书》一百三十卷，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序例一，目录一。唐房▯龄等奉勑修，时太宗与焉，故又总之曰「御撰」云。
宋书》一百卷，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梁沈约撰。河东裴子野又删为畧二十卷。宋治平中，南丰曾巩等奉诏校定。政和中，颁之学官。
南齐书》五十九卷，梁萧子显撰。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宋曾巩等校定。
梁书》五十六卷，唐姚思防撰。六本纪，五十列传。思防名简，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
陈书》三十六卷，唐姚思防撰。六本纪，三十列传。察在陈，尝删撰梁、陈事，未成，且死，属思防继其业。唐贞观中，与《梁书》同时上之。宋曽巩等校定。
后魏书》一百三十卷，齐魏收撰，本纪十二，列传十二，志十，宋刘恕等校正。
北齐书》五十卷，唐李百药撰。本纪八，列传四十二。初，李徳林在齐，尝撰著纪传。贞观初，百药续成父书，献之。《周书》五十卷，唐令狐徳棻等撰。本纪八，列传四十二。宋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校定。其后，林希、王安国上之。
隋书》八十五卷，唐魏徴等撰。本纪五，列传五十，长孙无忌等撰。志三十。
南史八十卷
北史》八十卷，唐李延夀撰。南起宋，尽陈，百七十年；北起魏，尽隋，二百四十二年。
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止于开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刋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十二卷。至徳、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增肃宗纪二卷，令狐峘等复随纪、志、传后増缉成之。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嘉祐中，曽公亮等奉诏删定，欧阳修撰纪志，宋祁撰列传。
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欧阳修撰。梁、唐、晋、汉、周事。
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金史》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已上三史，元至正间，中书右丞相托克
译隽永
文章的奥妙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必定要有余音绕梁、句意未尽作为其首尾呼应，因此用“伊”、“惟”、“夫”、“盖”等字来发起语气的开端。用“焉”、“哉”、“矣”、“兮”等字来辅助断句。去掉这些字则文意不足，加上这些字则文意有余。这其中有固定的法则，而史书的叙事，有时也类似这样。所以将要叙述晋灵公加重赋税、雕刻墙壁时，就先以“不君”（不像君主）来称呼他；想要说司马安四次升迁至九卿之位，就先以“巧宦”（善于钻营的官员）来标举他的名目。这就是所谓叙述事件的开端。记载重耳攻打原国以显示信用，接着写他经过一战而称霸，这是文章教化作用的表现。记载匈奴制作偶人，模仿郅都令骑兵射他，却没有人能射中，于是说郅都被畏惧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谓议论事件的辅助。在片言只字之间寄托褒贬，其中含有隽永的意味了。
篇目
《史记》一百三十卷，司马迁采纳《左传》《国语》，删削《世本》《战国策》，依据楚汉时期的列国时事，上起黄帝，下至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称之为《史记》。将正本藏于名山，副本留在京师。到了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于是公布于世。而其中有十篇未完成，只有目录而已。汉元帝、成帝年间，会稽褚先生补写其缺失，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文辞大多鄙陋，不符合司马迁的本意。《西汉书》一百卷，汉司徒掾班彪因为太初年以后的《史记》写得不好，于是采集旧事，征引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他的儿子班固认为所续写的不够详尽，于是从汉高祖开始，到王莽新朝结束，历经十二代，二百三十年，作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事情尚未完成，恰逢有人控告他私自修史，有诏令将其收押。班固的弟弟班超到宫阙前自陈，说明班固是续写父亲旧书，汉明帝心意解除，于是诏令班固到校书处完成学业。到汉章帝建初年间才完成。后来因窦氏之事获罪，死于洛阳狱中，书稿颇为散乱。他的妹妹曹大家博学能写文章，奉诏整理校订，又选拔高才郎马融等十人跟随曹大家学习诵读。其中八表和《天文志》，有人说是在待诏马续所作，而古今人物表颇不类似。本书云。
《后汉书》一百三十卷，宋宣城太守范晔所作。共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计百篇。广泛阅览旧集，删减烦冗，补充简略。范晔因罪被收押，十志未完成而死。梁朝刘昭依据旧本补注三十卷。
《三国志》晋朝著作郎陈寿汇集三国史事撰为国志，共六十五篇，宋文帝命书中郎裴松之补注。
《晋书》一百三十卷，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序例一，目录一。唐朝房玄龄等奉敕修撰，当时唐太宗也参与其中，所以又总称为“御撰”。
《宋书》一百卷，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梁朝沈约撰。河东裴子野又删略为二十卷。宋治平年间，南丰曾巩等奉诏校定。政和年间，颁行于学官。
《南齐书》五十九卷，梁朝萧子显撰。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宋朝曾巩等校定。
《梁书》五十六卷，唐朝姚思廉撰。六本纪，五十列传。姚思廉名简，以字行世。是梁朝史官姚察之子。
《陈书》三十六卷，唐朝姚思廉撰。六本纪，三十列传。姚察在陈朝时，曾删撰梁、陈史事，未完成，且将死，嘱托姚思廉继承其业。唐贞观年间，与《梁书》同时进献。宋朝曾巩等校定。
《后魏书》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本纪十二，列传十二，志十，宋朝刘恕等校正。
《北齐书》五十卷，唐朝李百药撰。本纪八，列传四十二。起初，李德林在北齐时，曾撰著纪传。贞观初年，李百药续成父书，进献朝廷。《周书》五十卷，唐朝令狐德棻等撰。本纪八，列传四十二。宋仁宗时，拿出太清楼本，合并史馆、秘阁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校定。其后，林希、王安国进献。
《隋书》八十五卷，唐朝魏徵等撰。本纪五，列传五十，长孙无忌等撰。志三十。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唐朝李延寿撰。南史起于宋，止于陈，历时一百七十年；北史起于魏，止于隋，历时二百四十二年。
《唐书》一百三十卷，唐朝韦述撰。起初，吴兢撰《唐史》止于开元年间，共一百一十卷。韦述依据吴兢原本，删去酷吏传，作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增加肃宗纪二卷，令狐峘等又随纪、志、传后增补辑成。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嘉祐年间，曾公亮等奉诏删定，欧阳修撰纪志，宋祁撰列传。
《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朝欧阳修撰。记载梁、唐、晋、汉、周之事。
《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金史》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以上三史，元至正年间，中书右丞相托克
托等奉命修《元史》，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目录二卷，通计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学士宋濂等奉勑修。
译宋濂等人奉命编修《元史》，其中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目录二卷，总计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学士宋濂等人奉诏编修。
俨山外集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俨山外集卷二十六
明 陆深 撰
史通防要下
丛篇一
夫爱憎之情，忘而后是非之论定，故史必修于异代，岂曰才难而已乎？《尧典》述徳，标以《虞书》，此圣人之志也。重华协帝，毋亦身亲笔削与？《禹贡》夏后之书也，或曰伯益所记云。
书之二典，不独记其事，并与其深防之意传之。葢当时执笔，皆圣人之徒也。又曰：古之良史，眀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徧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并曽巩文】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系月，属辞比事，君举必书，用存有法。书而不法，是谓空言，葢褒贬之重慎也【蘓颋文】国史，眀乎得失之迹【诗大序】
国史之兴，将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焕然可观【温峤表】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徳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职也【李翺文】夫天之生人也，有贤有不肖。若乃其恶可以戒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亡得而称焉，是谁之过与？葢史官之责也。
史之为义也，不隠恶，不虚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
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阐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茍违斯法，岂曰能官？
自古置史官，书事以明鉴戒。人君但为善事，不患史官不书；若所为错忤史官，纵不书，天下之人书之。
因大臣之除罢，而识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机；因政事之因革，而识取士、养民、治军、理财之方【陈君举文】
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表嵗年，以仿首时之体；辨名号，以正名纪；即位改元，以正始书；尊立崩▯，以叙始终；书篡弑废徙，以讨乱贼；书祭祀，以着吉礼之得失；书行幸田狩，以着巡逰之荒怠；书恩泽制诏，以着命令之美恶；书朝防聘问，以着賔礼之是非；书封拜黜罢，以见赏罚之当否；书征伐战攻，以志用兵之正伪；书人事，以寓予夺；书灾祥，以垂劝戒。
丛篇二
书法之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书不实录，三也；赏罚不中，四也；文不胜质，五也【袁崧文】
史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刘知防文】
史之叙事也，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古之国史异闻则书
国史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
史之为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阙。
夫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虽然，存大体而已。若录及细碎，如宋孝王、王劭之徒，专言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古者刋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
史以好善为主，嫉恶次之。子长、孟坚，史之好善者也；南史、董狐，史之嫉恶者也。兼此二长，而重之以文，其惟左氏乎？
史官掌修国史，凡天地日月之详，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兴废之政，皆本起居。夫记事之体，欲简而详，疎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都损，二者皆过也。
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阙书，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寡，失其折衷矣。张世伟着《马班优劣论》，以为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非通论也。
史氏所书，以正为主。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费矣。
史论立言理当雅正
表嵗以首年，而因年以着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使夫嵗年之乆近，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畧，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名曰《资治通鉴纲目》。粤自纪传创兴，而编年之法废；细大不捐，猥琐不纲，而策书之法废。是非去取，由其一隅之见，不能不谬于圣人，而惩劝之法又废矣。
丛篇三
夫饰言为文，编文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
译俨山外集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俨山外集卷二十六
明 陆深 撰
史通要略下
丛篇一
人的爱憎情感，只有忘却之后，对是非的论断才能确定，所以史书必须由后代来修撰，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人才难得吗？《尧典》记述德行，以《虞书》为标志，这是圣人的志向。舜帝继承帝位，难道不是亲自执笔删削吗？《禹贡》是夏朝的书，有人说这是伯益所记载的。
《尚书》中的两篇典谟，不仅记录事情，还将其中深远的意旨流传下来。大概当时执笔的人，都是圣人的门徒。又说：古代的良史，明智足以周遍万事的道理，道德足以遍及天下的用途，智慧足以通晓难以知晓的意旨，文采足以阐发难以显露的情感【以上并见曾巩文章】
古代的君王，代代设有史官，用日连缀成月，连缀文辞比附事件，君主的举动必定记录，用来保存有法度的行为。记录而不符合法度，这就叫做空话，大概是因为褒贬之事非常慎重【以上见苏颋文章】国史，明白地显示得失的轨迹【《诗经·大序》】
国史的兴起，是为了阐明得失，使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鲜明可观【温峤表】劝善惩恶，正直的言论和直笔，记载圣朝功德，叙述忠臣贤士的事业，记载奸臣佞人的丑行，以流传无穷，这是史官的职责【李翱文章】上天生育人类，有贤能的也有不贤能的。如果他们的恶行可以警戒世人，他们的善行可以示以后人，而死后却无人称颂，这是谁的过错呢？大概是史官的责任。
史书的义理，不隐瞒恶行，不虚构美名。对于美名，依据其美而赞美它，即使有恶行，也不加以诋毁。对于恶行，依据其恶而厌恶它，即使有美名，也不加以赞誉。
史书的作用，在于记录功绩，掌管过错，表彰善行，揭露恶行，得失在一朝之间，荣辱流传千载。如果违背这个法则，怎么能说是称职的官员呢？
自古设置史官，记录事情以明确鉴戒。君主只要做善事，不担心史官不记录；如果所作所为违背史官的原则，即使不记录，天下的人也会记录。
通过大臣的任免，来认识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契机；通过政事的沿袭变革，来认识选拔人才、养育百姓、治理军队、管理财政的方法【陈君举文章】
分别统系，以阐明大一统的意义；标明年号，以仿效首时的体例；辨别名号，以端正名分纲纪；即位改元，以端正开始的书写；尊崇、立嗣、崩逝，以叙述始终；记录篡位、弑君、废黜、迁徙，以讨伐乱贼；记录祭祀，以彰显吉礼的得失；记录出行、田猎，以彰显巡游的荒废懈怠；记录恩泽制诏，以彰显命令的美恶；记录朝会、聘问，以彰显宾礼的是非；记录封拜、黜免，以显示赏罚是否得当；记录征伐战攻，以志在用兵的正伪；记录人事，以寄托予夺；记录灾异祥瑞，以垂示劝戒。
丛篇二
史书笔法的困难有五种：烦琐而不整齐，是一；庸俗而不典雅，是二；记录不真实，是三；赏罚不公正，是四；文采胜过质朴，是五【袁崧文章】
史官有三种长处：才学，学问，见识【刘知几文章】
史书叙述事情，辨析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俗，文辞直率，事情核实，像这样就可以了。
古时的国史，奇异的事情才记录
国史表彰言行，昭示法式；至于人伦常事，不值得全部列举。
史书作为著作，有事就记录，无事就空缺。
所谓直笔，不隐瞒恶行，不虚构美名，虽然如此，也只是保存大体罢了。如果记录到细碎之事，像宋孝王、王劭之流，专门谈论鄙陋之事，以揭发隐私为直率，我不取这种态度。古代刊定一部史书，编纂成一家之言，体例各不相同，旨趣也各有区别。
史书以喜好善行为主，憎恶恶行次之。司马迁、班固，是史书中喜好善行的；南史氏、董狐，是史书中憎恶恶行的。兼具这两种长处，而又以文采加以加重，大概只有左丘明吧？
史官掌管修撰国史，凡是天地日月的详情，山川封域的分界，昭穆继代的次序，礼乐师旅的事务，诛赏兴废的政治，都以起居注为根本。记事的原则，想要简略而详细，疏朗而不遗漏。如果烦琐就全部采取，简省就全部删减，这两种都是过分的。
讨论史书的烦琐与简省，只应当寻求事情有无妄载，言论有无缺漏，就可以了。一定要衡量世事的厚薄，限制篇章的多少，就失去了折衷之道。张世伟著《马班优劣论》，认为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用了五十万言；班固叙述二百四十年的事，用了八十万言，这不是通达的论断。
史家所书写的，以端正为主。如果像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羽猎》，班固的《两都赋》，马融的《广成颂》，那就太费事了。
史论立言理当雅正
标明年号以首年，而依据年号来彰显统绪；大字书写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详言。使得年号的久远与近近，国统的离合，事辞的详略，议论的同异，通贯晓析，如同指掌。名叫《资治通鉴纲目》。自从纪传体创立兴起，编年体的法则就废弃了；细大不捐，猥琐不纲，策书的法则就废弃了。是非去取，出于一隅之见，不能不违背圣人，而惩劝的法则又废弃了。
丛篇三
修饰言辞成为文章，编排文章成为句子。句子积累而成章节，章节积累而成篇章。章句的语言，有显明的也有晦涩的。显明的，是繁词缛说，道理尽在篇中；晦涩的，是省字约文，事情溢出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