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易録卷九

译身，远取诸物，然后尺寸之度起。何休说：“侧手为肤，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这是尺从身体上取法的情况。《律历志》说：“一黍的宽度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这是尺从物体上取法的情况。手指有长短，黍粒有大小，往往不相符合，汉代儒生因此有指尺和黍尺的辨析。这尺取法于指、取法于黍，本来就不能确定。现在用中指中节来量，正好是一寸，没有丝毫差别；等到累积黍粒来试验，正好是一百。为什么指和黍竟然如此巧合呢？宽一寸，厚五分，重抵广法十八两，归于阙里，凡是制作礼乐器都以此为标准，这是周尺。《周尺考》说：“《虞书》统一律度量衡，三代共同使用。到了秦朝不效法古代，后来就纷乱不定。等到六朝割据之后，就有了大升、大两、长尺等不同的标准。当时调钟律、测日影以及冠冕礼制用小尺，其余公私都用大尺。宋人考定制度，收集古尺法为十五种：叫周尺，叫晋田父玉尺，叫梁表尺，叫汉官尺，叫魏尺，叫晋后尺，叫后魏前尺，叫中尺，叫后尺，叫东魏后尺，叫蔡邕铜籥尺，叫宋氏尺，叫隋水尺，叫杂尺，叫梁俗间尺，而必定以周尺为根本，大概没有周尺就无法确定其他尺的误差。蔡邕《独断》说：“夏十寸为尺，殷九寸为尺，周八寸为尺。怎么知道八寸为尺呢？”《王制》说：“周尺八尺为步。”《司马法》说：“举足一次叫跬，跬三尺；举足两次叫步，步六尺。”《仪礼》注：“武，足迹。中人的足迹一尺二寸，五武为步，步六尺。”所以礼书以周六尺四寸为步。又《说文》说：“伸臂一寻，八尺。”徐锴说：“六尺曰寻。”《小尔雅》说：“四尺为仞，加倍曰寻。”包咸、郑康成都认为仞是七尺，应邵认为是五尺六寸，颜籀说：“八尺为仞，取人臂一寻。”《论语》“为山九仞”释文说：“仞七尺。”《孟子》“掘井九仞”注：“仞八尺。”然而都不超出八尺与六尺之间，所以礼书以周六尺四寸为寻。六尺四寸，是十寸之尺。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是八寸之尺的八尺。两脚步行如此，两手伸展也是如此。按《礼记》周尺，郑注：“周仍以十寸为尺。”六国变法度，有人说周尺八寸，然而也不是这样。所说的周尺八寸，大概是用当时所用的尺比较周尺的长短，只相当八寸，所以说周尺八寸，而不是只用八寸。《考工记》在案子上说“十二寸”，在镇圭上说“尺有二寸”，那么周朝的长尺有十寸，周朝的短尺也有十寸。文公家礼说古尺五寸五分，周尺七寸五分，这又是用宋时的布帛尺来比较了。郎瑛说：“周八寸为尺，秦比周七寸四分，前汉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与周同【建初年间得到周玉律作为尺，称为后汉官尺，怀疑不是建武年间】三国蜀吴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后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后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厘。晋田父玉尺【《世说》：田父在野外得到周时的玉尺】与梁法尺比周一尺七厘。后晋比周一尺六分二厘，宋齐尺比周一尺六分四厘，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陈尺同后晋。东魏比周一尺五寸八厘，市尺与后魏后尺同。隋开皇官尺同上【市尺官尺都是铁尺】万宝常所造木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厘【以前多用铜制作，到这里用木】唐尺与古玉尺同【贞观中武延秀为太常得到玉尺作为奇玩献上而丢失了，其痕迹尚存，所定得六之五】开元尺度以十寸为尺，尺二寸为大尺，五代世短多相应袭，志无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二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乐书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元尺传闻至长，志无考。明部定官尺皆依家礼布帛尺，凡田亩布帛营造所用悉同，虽南北稍有参差，然必以部定官尺为准。五尺为寻，十尺为丈，一百八十尺为一里，五尺为步，十尺为弓，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建初铜尺，相当于明所用官尺七寸五分，明所用官尺即宋布帛尺也。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固知铜尺与周尺无二。周尺八尺为步，八尺为寻，今以铜尺比较只足六尺六寸五分，或许现在人身短小，所以步寻较古减一尺。若用明官尺六尺为步，六尺为寻，而铜尺乃足八尺之数，若再分铜尺为八寸，更益二寸，则是古十寸尺当得六尺四寸之数。我

译朝廷丈量田地时稍微增加尺数，每尺增加一寸，以明代的官尺五尺五寸作为一步，那么铜尺就应当用七尺四寸了。距离古代的日子越来越远，遗留的制度无法考证，幸好得到汉代铜尺与周尺相符合，历代制度清晰明了没有疑问，因此详细记录下来，以等待后来的贤人参考。《周尺辨》说：世间的儒者考证制度，都以周尺为标准，大概夏、商、周三代有所增减，只有周代最为详细，以周代作为依据是正确的，但又能从哪里得到周尺来作为依据呢？或许都是主观的推测罢了。宋代潘时举注释《家礼》说：程先生的木主制度，取象非常精妙，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然而采用这种制度的人大多失去了真相，往往是因为不考证周尺的长短。周尺相当于当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陈氏文集与司马光的《书仪》大多错误地注释为五寸五分弱，而且所谓的省尺也不知道是什么尺。潘时举曾经向朱熹请教，朱熹回答说：省尺就是京尺，司马光有图，所谓三司布帛尺就是它。后来从会稽司马侍郎家中求得这张图，其中有古尺几种，周尺在右边，三司布帛尺在左边，用周尺比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于是画出两尺的长短，并在旁边写上程颐的说法，希望采用这种制度的人可以明白而没有疑惑。我观看《家礼》中的三尺图，各分十寸为册，篇幅所限，只画了尺的形状而没有尺的标准。其古尺图注说：相当于当今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图注说：相当于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相当于浙尺八寸四分。三司布帛尺图注说：就是省尺，又名京尺，比周尺多三寸四分，相当于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相当于浙尺一尺一寸二分。因为司马光家有石刻本，所以他的说法可以依据，现在刻本已经不可见，而世人只以《家礼》所画的图作为尺的标准，哪里知道那是尺的形状而不是尺的标准呢？如果是尺的标准，为什么短二寸五分的周尺与长三寸五分的布帛尺样式相等呢？世间的儒者纷纷附会，只依据《家礼》的尺形，所以我知道他们都是主观的推测。现在既然得到建初铜尺与周尺相同，周尺确定了，还有什么尺不能确定呢？因此确定说：建初铜尺与周尺相同，相当于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相当于汉末尺八寸，与唐开元尺相同，相当于宋省尺七寸五分，相当于宋浙尺八寸四分，相当于明代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相当于当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相当于当今裁尺六寸七分，相当于当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相当于当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其余能确定的，是因为有建初铜尺在，如果没有，这种说法也是主观的推测了。

我的家乡文献旧家中，以临胊冯氏为首。起初，闾山公冯裕，居住在辽东，跟随贺医闾学习，考中正德进士，官职只到副使，归来居住在青州。有四个儿子：冯健是举人，冯重是进士，官职行人，冯敏是举人，官职通判，冯讷是进士，官职光禄寺卿。冯讷字汝言，最有文名，著有《古诗纪》《风雅广逸》等书。冯健字汝强，以诗闻名。冯敏字汝行，词曲是明代第一手。冯重字汝威，名声稍逊于伯叔季。而他的儿子冯子咸，以进士官职给事中。梦见天帝以韩魏公作为他的儿子，于是生下文敏公冯琦，官职到礼部尚书，号称文章经济大儒。光禄寺卿的曾孙易斋公冯溥，本朝官职少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几代都有文集流传于世。

院寺原来没有员外、主事的名称，后来翰林院起居注添设主事四员，太仆寺员外郎八员，都由满洲人担任。

同年佥都御史陈省斋陈肇昌，黄冈人，有六个儿子。次子陈大章，康熙戊辰进士，翰林庶吉士。第四子陈大羣，第五子陈大华，庚午同年考中楚榜，陈大华又是解元。也是科长子陈大年，也考中顺天副榜。第一陈省斋，就在这一年冬天提拔为佥宪。父子兄弟极一时之盛，朝士以之为荣。后来幼子陈大辇，又考中壬午乡试。

陈司空陈说岩邀请朱竹垞、姜西溟饮酒，观看东坡《頴沙弥书迹帖》，共数百字，非常奇特。又观看刘松年《宫蚕图》。

门人蒲城赵举人赵善昌赠送《曹全碑》，碑在汉代碑刻中最为完好，书法圆美。此碑万历时出土于郃阳，年代不久所以很少残缺。赵崡《石墨镌华》、于奕正《金石志》开始记载它。都元敬著《金薤琳琅》没有见到。碑尾署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郭祥正，字功甫，《青山集》。闽谢氏抄本六卷，古诗二卷，近体诗四卷，七言歌行仅二篇，或许有缺文。祥正多与王安石唱和之作。李之仪晚年居住在姑孰，与祥正有嫌隙，以至于写诗极力排挤诋毁，大概各有所主。当王安石执政时，祥正上书，请求天下大计专门听从宰相规划，罢免一切异议者，其人可知。诗格也不高，偶然喜欢他的三绝句云：“原武城西防杏花，纷纷红雪委泥沙。何如姑孰溪头见，照水〇烟小谢家。”又“渡江乗兴泊江干，草衬残花色未干。惯在钓鱼船上住，一簔一笠伴春寒。”又“篮舆投晓出重城，桃李无

译言语似乎有情意。淡白轻红的花朵能够遮挡烈日，可惜被风吹洗，已过清明时节。」又有「稻秧才长一寸，蚕宝宝刚进入第三次休眠。」的诗句。

译张光启，字元明，是章邱人，世代居住在白云湖畔。他年轻时是生员，颇有名气，被梅长公、朱未孩两位先生所赏识。崇祯庚辰年，他四十岁，于是放弃生员身份，开辟一块园子叫“省园”，以种树栽花自得其乐。战乱之后，他的脚不再踏入城市。八十多岁时去世。有《张仲集》诗若干篇，我删减后保留了一百多首，往往值得传诵。他曾经有诗句说：“尽日闲防髙士传，一生怕读早朝诗。”从这就可以知道他的志向了。

宋代士大夫大多推崇兖州墨，我已在前面卷册中记载过。读范忠宣公的诗集，其中有《兖墨诗》写道：“谁爇长松制作勤，轻煤匀腻杂兰薫。中疑元石无纎翳，外似灵犀有密纹。溪石乍研浮紫翠，蜀牋试写落烟云。防将防画传青简，千古忠邪为尔分。”忠宣公不以诗闻名，五言诗中如“溪风消酒力，烟树入春愁”最为精妙。李户部说：“蜀地有墨猿，全身黝黑可爱，常在树上腾跳，脚不沾地，猎人无法捕获。又有讴猿，它的叫声如同歌唱。”

四川道监察御史陆龙其上疏说：“孝道是万事的根本，夺情任职不是太平盛世所适宜的，恳请皇上圣断以维护纲常。臣在办事署中，听说九卿科道官员商议湖南巡抚于养志在任守制一事。臣因为资历浅，不在商议之列，不知道他们商议的结果如何。等到询问参与商议的各位大臣，他们说在商议的时候，直言不可的人固然有，但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人比比皆是。臣私下感到奇怪。这是明白显易的事情，有什么可疑的，而竟然如此犹豫不决？治理天下不能不重视孝道，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任守制不是用来教导孝道的方法，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天下正当太平之时，湖南又不是用兵之地，不需要在任守制，这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朝廷各位大臣长期沐浴在皇上孝治的恩泽之中，为什么难以一言直断其不可呢？况且臣不知道议论者认为于养志是怎样的人？如果他不是贤者呢？那么本来就不应当让他留任守制；如果他确实是贤者呢？那么他必定不肯安心于留任守制。由督臣代为题请，或许是从爱惜人才的角度出发，但臣认为让他解任以成全孝道，正是深切爱惜他的表现，何况皇上的一日所为，天下万世都奉为法度准则。如果让一位巡抚因为督臣的题请而留任，将来督抚中遭遇父母丧事的人，都将援引此例，那些不想侥幸夺情任职的人就很少了。名教从此松弛，纲常从此败坏。这个开端一旦打开，关系到天下，实在不是小事情。至于湖南一省的人，以此为准则而效仿，不再知道有父母，就更不用说了。”陆龙其，字稼书，是平湖人，庚戌年进士，最初担任嘉定知县，有廉洁的名声。巡抚慕天顔厌恶他，上疏弹劾使他降级。前尚书魏敏果象枢在朝廷极力为他说话，得以恢复原职，补任灵寿知县。今年夏五月。

皇帝下诏让九卿举荐廉洁的官吏，陆龙其与三河知县彭鹏、清苑知县邵嗣尧、麻城知县赵苍璧四人奉特旨被征召，彭鹏任给事中，邵嗣尧、陆龙其、赵苍璧三人都任御史。

梅文鼎，字定九，是宣城的生员。著有《中西算学通》若干卷。中，指中国的方法；西，指泰西的方法。他的书有九种：一曰筹算【目有七：曰乗除，平方，立方，带纵平方，带纵立方，开方捷法，开方分秒】；二曰笔算【目六：曰加减，乗除，异乗，同除，开方法，其别有二：曰西域法，回回法】；三曰度算【目十：曰平分线，分面线，分体线，更面线，更体线，分圆线，正〇线，割线，切线，五金线其别为矩算】；四曰比例算【目三：曰比例，四线比例，四线新比例】；五曰防何摘要【目三：曰线，面，体】；六曰三角法【目二：曰平三角，弧三角】；七曰方程论【目六：曰正名，极数，致用，刋误，测量，杂法】；八曰勾股测量【目三：曰测高，测深，测逺其别有六：曰矩度，矩尺，象限仪，镜测，笠测，扇测】；九曰九数存古【目九：曰方田，粟布，差分，少广，均输，商功，盈不足，方程，勾股】。梅文鼎精通历学，曾经综合七十多家学说，著有《厯学通考》，也是当今的杰出人物。

我家世代研习《毛诗》，我小时候就怀疑朱熹臆测修改《小序》是错误的。宋元明以来驳斥他的人很多，这不是我独创的论点。我曾经想要辑录欧阳修、苏轼、吕祖谦、严粲等诸家的说法，编成一本书。曾经在《木〇诗辩》中著述我的观点，还遗憾藏书太少。最近得到昆山新刻的《经解》又几种，如《逸斋补传》《成伯璵指说》《李樗黄櫄集解》《朱倬疑问》《朱善解颐》，详略虽然不同，但都可以互相阐发印证。只有王栢的《诗疑》、辅广的《童子问》、朱鉴的《遗说》、朱升的旁注、傅防的见解固陋，没有值得采录的地方。

武昌举人叶道复带着他父亲工部主事叶井叔的遗诗来。叶井叔本是嘉兴人，寓居黄州。顺治己亥年进士，是笃实的君子。由登封县令入京

译兵马司指挥。他的族弟文敏公方蔼在中间引荐，让我以诗作来与他切磋。我把他以前的作品全部删去，只选取他关于嵩山的五六十首诗，为《嵩逰集》作序并刊刻。又挑选他己未年、庚申年的诗作刊刻，把他的诗列入“十子”之中。于是井叔的名声更加显赫。康熙己未年，因博学宏词科被征召，后罢官回家。等到吏部选拔授任虞衡司主事时，井叔已经在此之前去世了，享年六十多岁。井叔精通《尔雅》的解说，文学有深厚的根基。他所编纂的《嵩山志》《嵩山石刻集》等著作，都值得流传后世。

译井叔未考中进士时，家境极其贫困，却酷爱读书。他家住在樊口湖中，王宗伯昊庐（泽宏）常常乘小船去拜访他。有一次恰逢湖水上涨，分不清湖岸的边际。天色已晚，听到芦苇丛中传出读书声，先悲后喜，王宗伯说：“这一定是井叔。”顺着声音寻找，果然如此。井叔的文章和诗歌各有三卷。由周居岐撰写。周居岐字伯康，号与泉，是济南历城人。嘉靖年间曾任当涂知县。周居岐是我们乡里的前辈，虽不以诗文闻名，但他写的两篇自序很有条理和意趣。

颍川刘氏家族的女眷都通晓诗书，同年的公防吏部曾向我讲述他的女侄名叫第五幼，擅长写诗，兼能写古文。公防的堂侄刘搢的妻子李氏也擅长写诗。我壬子年出使四川时，刘搢任洪洞县令，拿着诗卷来与我切磋。如今她们都已去世。第五幼的女侄名叫令佑，嫁给了公防的外甥，成为擢益贤的妻子。今年才二十岁，诗词书法，乃至金石篆刻，都达到了精妙的境界。为什么女子中有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人呢！她曾为我刻了两方小印，印款写着：“颍川女士”。

康熙三十年辛未年元旦，皇上在太和门接受朝贺，午时赐宴，召见满汉内阁大学士、学士，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上殿。

赐酒。这天风和日丽，仰望天颜喜悦，群臣都很高兴。

任命太仆寺卿李元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胡副宪升猷因病在任上去世）。

命令礼部尚书熊赐履、兵部督捕侍郎王士祯都以原职兼任经筵讲官。此前，大学士徐元文因为兼任翰林院掌院事，所以不解除讲官职务。去年某月，罢免礼部尚书张玉书为文华殿大学士，按惯例解除讲官职务。翰林院将部院中由翰林出身的大臣名单上报，留在宫中数月，直到这时因为仲春经筵临近，特别有此任命。王士祯以浅薄的才能参与其中，既感激圣恩深厚，更加自愧难以报答称职。

二月初二日，会同兵部尚书李天馥、刑部尚书杜臻、工部尚书陈廷敬、吏部侍郎李振裕前往起居注馆，校阅经筵讲章。此前翰林院进呈拟定的题目。钦定《孟子》后稷教民稼穑一段，《尚书》六卿分职一段的讲章，由张英和陈廷敬撰写。

任命大理寺少卿唐朝彝为太仆寺卿，山东布政使卫既齐为顺天府府尹。

初六日早晨，内阁九卿启奏，乾清门辰刻奉旨，以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经筵讲官工部尚书陈廷敬，兵部右侍郎李光地，经筵讲官兵部督捕右侍郎王士祯为殿试主考官，礼部左侍郎王飏昌为知贡举官，同考官十八人：翰林院编修许承家等七人，兵科掌印给事中卞三畏等四人，吏部郎中钟仪杰等七人，在礼部设宴。

赐给金花、缎表里，各有差别。宴会结束，进入锁院。

二十七日恭敬地呈上十卷供御览，次日奉旨让考试官自行确定次序。此前二十四年乙丑科殿试，主考官刑部尚书张士甄（今吏部尚书）等人，开始进呈拟定的十卷，恭敬地请皇上裁决。钦定名次，以陆肯堂为第一。戊辰年以来，遵为定例。然而戊辰年也未钦定。

三月初一日，放榜，中式举人一百五十六人，解元张瑗，是江南祁门人，满洲巴海等四人，乌金、超哈、胡麟征等二人，任命试监察御史邵嗣尧为直隶守道。按照旧例，科道官除非外调，没有出任监司的，至此守道空缺，奉特旨直隶守道员缺紧要，着以邵嗣尧转补，重视其选拔。掌河南道监察御史王承祐上疏请求，将安庆、庐州、凤阳三府，滁、和、徐三州，仍归入南卷旧例殿试。将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四省及江北三府三州作为中卷。自丙辰科因为滇黔战乱，去掉了中卷的名称，将三府三州归入南卷。云南平定恢复旧制，这科榜发，广西、云贵三省竟然没有一人考中。所以言官有此请求，部议允许实行。

徐编修元正的儿子徐贞贻给我石门吕氏新刊的司马文正公《稽古录》二十卷，卷首有文正公进表一首。朱文公与郑知院的书信中说此书应当与六经一同在经筵进讲。”

贵州巡抚田中丞子纶（雯）寄来他所著的《黔书》，请求作序。书中叙述名宦，颇及先太仆、太师两位公。太仆在嘉靖年间任贵州监司，死在贵州，如今永宁卫有专祠。太师则在万历年间以兵部侍郎总督川湖、贵州军务。

盘山拙庵智朴禅师将他所创的山志若干卷托付我审定，颇有体裁。所录碑刻诗文等，也不泛滥。所述山中物产一卷，尤其雅致。

田子纶中丞作《黔书》共七十六篇，篇篇风格不一。其中记苗蛮种类，记水西乌蒙马，记革器，记朱砂、水银、雄黄，凯里铅、蒟酱、邛竹诸篇，有似《尔雅》的，似《考工记》的，似《公羊》《谷梁》《檀弓》的，似《越绝书》的。读之如观化人之戏。故相国孙文定公

译沚亭撰写了《顔山杂记》，记载了山蚕、琉璃、窑器、煤井、铁冶等内容，其文笔奇崛峭拔，也如同这样。

译戊辰年春天，我来到京城。朱太史竹垞在古藤书屋设宴招待我，席间吃了一种叫“半翅”的鸟肉，味道非常鲜美，却不知道是什么鸟。查阅《盘山新志》记载：“《尔雅》说：‘鵽，是鸠冠雉。’郭璞注解说：‘鵽，大小像鸽子，样子像雌雉，脚上有防，没有后趾，尾巴分叉。’这种鸟性情憨厚，常常成群结队从北方沙漠飞出，盘山一带有很多。当地人叫它半翅，也就是沙鸡，又名铁脚。”

拙庵的山居诗，有些极像寒山子的风格。其中佳句如：“雪衲经时补，春薪带雨烧。”“青沟一派水，紫盖万重山。”“闲心将白日，随意斩青茅。”“木蛇鳞甲异，俊鹞羽毛青。”“蒲团安养地，秋色浄居天。”“鬓从新处白，天自旧来青。”“竹牕来夜月，茆屋隠春云。”都值得诵读。

庚午年，我在慈仁寺书市买到如臯孙应鼇的《淮海易谈》四卷，每每拿出来对杨之说起，士大夫们询问他的其他著作，却没有人知道。读了《黔书》，才知道孙公字山甫，本是如臯人，户籍在清平卫。嘉靖己酉年考中贵州乡试第一名，癸丑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历任佥都御史，巡抚郧阳，入朝任大理卿，以礼部侍郎身份掌管国子监祭酒事务，最终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万厯庚子年，贵州巡抚郭子章为他请求谥号，谥号曰文恭。当初青螺进入贵州，邹南臯对他说：“黔孙、淮海、李同野、马心庵，都致力于道学，你这次去可惜见不到这三位先生了。”又胡正甫对青螺说：“天下讲明正学的，楚地有黄安耿公，蜀地有内江赵公，黔地有清平孙公，豫章有南城罗公。”孙公的著作有《学孔精舎类稿》《教秦语録》《春秋节要》《律吕分解》等书，《易谈》只是其中之一。

史书多有曲笔，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关于汉昌邑王的事，我曾怀疑过。等到读了东坡的论述，才豁然开朗。东坡说：“看昌邑王与张敞的对话，真是个清狂而不明智的人，怎么能做坏事呢？既然废黜了他也就罢了，何至于诛杀他的随从官员二百多人？”依我看来，随从官员中一定有谋害汉光武帝的人，光武帝知道了，所以废黜昌邑王，并非专门因为淫乱的原因。那二百人被诛杀时，在街市上号哭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说明他们有谋逆之心是明显的，只是事情隐秘，史官无法得知。写史的人，也是想让后人隐约看到其中的意思。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孔子尚且怀疑。光武帝等人列举昌邑王的恶行，能完全相信吗？评论历史的人必须具备这样的见识和魄力，才不会陷入古人的迷雾中。

十八日

万夀节

皇上不接受朝贺，免除朝廷大臣进献表章，只有在外地的督抚进表如常。二十三日。

皇上在太和门传胪

赐予考中的举人戴有祺及第。第一名，起初阅卷官内阁九卿拟定吴昺为第一，有祺第二，杨中讷第三。进呈御览后。

皇上改为有祺第一，昺第二，黄叔琳第三，中讷居二甲之首。昺是全椒人，曾任礼科给事中。国龙子对策，模仿陆宣公的奏议。

皇上因为书法提拔有祺为状元，而昺次之。又因为鼎甲久无北方人，提拔叔琳排在昺之后。叔琳是大兴人；中讷是海寜人。同年兵部左侍郎雍建之子遇合，命运如此注定。

有祺是戊辰年进士，休寜人，籍贯华亭

本朝状元非本科考中者，壬辰年的邹修撰忠倚，是己丑年考中的；甲辰年的严侍郎我，斯榜眼李都御史元振，都是辛丑年考中的，至此已是第三次。

增设盛京兵部，调任兵部左侍郎舜拜为盛京兵部侍郎。盛京原来只设户、礼、刑、工四部侍郎及郎中等官，至此奉旨增设。户科给事中王原祁因此上疏请求仿照明朝南京的例子，一并增设汉侍郎以下官员，下交九卿、詹事、科道商议，未获批准。

昺的试卷在复试闱中，是我特别提拔的，等到拆封号码，王少宗伯昊庐极力称赞他。第二天放榜，入朝。

在朝中遇到李少宰醒斋【振裕】、王阁学鹤汀【尹方】，他们都担任主考官，祝贺得人。李以前督理江南学政，王就是庚午年江南乡试的主考官。昺的父亲、伯叔、兄弟五人中，考中进士的有四位，他的伯父国对，是顺治戊戌年一甲第三名。哥哥晟，是丙辰年进士；堂兄升，是戊午年举人。这大概是家学渊源吧。后来他的弟弟早，又考中壬午年顺天乡试。

人家科举及第在于积累学问、培养德行，堪舆之说不是所讨论的。然而也有明显可信的。门人全椒吴昺叙述他的曾祖体泉翁为父亲选择吉壤，招致闽人简尧坡到家，供给非常丰厚。简每天为他选择墓地，三年找不到，辞别回家。翁坚决挽留他。一天一同前往梅花山中，遇到大雪，一同在陈家市酒楼饮酒。简倚靠栏杆远眺，很久，罢酒起身说：“奇怪啊！我远近寻找三年得不到，竟然在这里吗？”于是一同前往三里多路，仔细审视很久，说：“就是这里了。”雪晴后再次前往观看，高兴地说：“天赐的！得到此地足以报答您了。”然而葬后君子没有立即发迹，到孙子时才大发。发迹必定兄弟共同，对面文峯秀绝，发迹必定鼎甲。然而稍偏未必鼎元，或者是第二第三名，也不仅是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后孙国鼎，字玉铉，中崇祯癸

译未考中进士；国缙，字玉林，是顺治己丑年的进士；国对玉随、国龙玉騧，是双胞胎。玉随在顺治戊戌年考中进士，位列第一甲第三名，官至翰林院侍读；玉騧也在癸未年考中进士，官至礼科都给事中。到了昺这一代，兄弟俩又先后考中科举，而昺如今在辛未科考中进士，位列第一甲第二名。简的术数真是神奇啊。

译兵部职方司督捕主事齐祖望，是鸡泽人。我让他探访鸡泽县同乡殷岳伯岩的遗集，得到《留耕草堂诗》一卷，仅有《读史》三十首，《登嵩》《登岱》诗各六首，其余十八首，总共五十多首，都是五言古体诗。殷岳平生不写律诗。永年人申涵光、孟序之评论说：“宗山（殷岳的字）不常作诗，又不耐烦声律对偶，他的古诗淳厚宏大、深沉肃穆，气势磅礴足以抵挡万夫。”乙未年正月初一，祭祀祖先完毕后，他就戴着黑色帽子骑着驴，带着一个童子去游览嵩山少室山，在缑岭徘徊流连，有超脱尘世的想法。随后他进入大騩山，大騩山的人喜爱他，留他住了几个月。我和傅掌雷太史将要攀登泰山，衣服上的尘土还没拂去，他欣然一同前往。当时他正患有腰脊病，等到经过天门，松涛声飒飒作响，万山都在脚下，他大声赞叹奇绝，放弃坐轿子步行登山，不知道沉疴已经离体。夜晚宿在泰山顶，我们两人疲惫地躺下。宗山夜里多次起身，对侍从说：“日出时叫醒我。”不久雨声淅沥，稍停，他就跳起来看门外，以星辰的隐现作为忧喜的依据，整夜没有睡觉。他嗜好奇险、痴迷山水到了这种地步。宗山也是殷岳的字。我曾在《国门集古》中见到他的咏史诗，郁勃苍凉雄壮，有横槊赋诗的风度，是河朔的一位奇士。和孟节愍公的儿子有高义，与我兄弟相友善。同时有张盖，字覆舆，是个狂士，诗也奇特，都是广平人。又有赵湛字秋水，刘逢源字津逮，也是广平人，能写诗，都与我交好。

王侍郎损仲（王惟俭）留心宋代以后的三史，苦于《宋史》烦杂芜乱，删定成书。吴兴人潘昭度抄得副本，损仲家的图书沉没在汴京的水中，不知吴兴的抄本如何。庚午年，石门人吕葆中字无党游学太学，来到京师，我见他的行装中有此书，大概就是潘本，涂改痕迹宛然可见，共二百五十卷。首列本纪，次列表，次列传，次列志。本纪十五篇，表五篇，列传二百篇，志三十篇，统称为《宋史》。记其体例大概：本纪则将瀛国公改为帝，增加端宗、帝昺二纪的年表。在宰辅之外，增加南唐各国及辽、金二表，并附以夏国。宗室传在英宗皇考濮王、孝宗皇考秀王之后，增加理宗皇考荣王希瓐。将南唐、北汉世家改为列传，依照《汉书》项羽的体例，总名列传。宰执中如王安石扰乱法度，耿南仲误国，都特别记载以示警戒。像李昌龄、姜遵这类庸臣，仿照《汉书》陶青、刘舍的体例，只在其他传末尾附见姓名。年表只具爵位而已。史弥远、史嵩之一代穷凶极恶，李知孝、梁成大是相门的鹰犬，旧史对史弥远、史嵩之虚事褒扬，梁、李只有官职簿录，一并予以刊正。各史只有儒林传，《宋史》始列道学传。道学这一类目，是贾同、胡纮等奸臣创立的，用来攻击朱熹，现在删去道学传，统称为儒林传。旧史有奸臣传，仿照《新唐书》体例，但既然列了章惇、蔡卞等人，而史弥远更易皇嗣，史嵩之毒害直臣，罪过岂可赦免？史家据事直书，忠邪自然显现，不必再单独列为奸臣传，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像薛昂、罗汝楫、陈自强、王次翁这类人，都附在奸臣本传之下。志则包括历法（删去天文、五行二志）、郡邑礼（仪卫、舆服二志并入）、乐、食货、河渠、兵、刑、百官、选举，共十篇。卷帙繁重，来不及缮写，姑且在此记述其大概。吉水人刘晋卿（刘同升）状元，也曾删定《宋史》。江西接连遭受战火，不知他的书是否还有留存。朱彝尊说，此书改定的目录是汤显祖亲笔，详见《东都事略》跋中。

户部郎中宗人培字益仲，展示新著的《周礼》《左传》《国语》刊误，益仲旧著《二十一史》《通鉴纲目》刊误二卷，也是读书稽古之士。

《居易录》卷十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居易录》>

钦定四库全书

《居易录》卷十一 刑部尚书王士祯撰

绛州人赵师尹字子衡，作《石鼓文音注考异》，他的自序说：“周宣王中兴，续雅十篇出现，籀文石鼓的文字，与《车攻》《吉日》相比，不知哪个是草稿。唐贞观年间，才出土太史采诗的遗存，并非孔子所删。后一百六十多年到韩愈，尚且毫发无讹。又三百年，宋代苏轼摹写其文，一鼓已剥落，间有训注，有的没有亲自到石鼓旁，有的甚至没见过苏本（只有潘迪、陶滋亲眼见过石鼓，陶滋与杨慎、赵宧光又都得到苏本），竞相揣测，几乎没有确据。元代潘迪作音训，〇〇章止一□字，字存三百八十六，如今剥落又四十六，世间没有摹本。元文浸蚀剥落，向谁究诘呢？由唐至今，多次经过罅裂，多次经过拓损。宋大观年间，金人填其文，又经工匠斫刻，未免以《说文》解释籀文，或采诸家注，则以〇解释籀文了。《说文》所存籀书二百余三，其在石鼓仅九字，全文七百余三，而十分之一不见于《说文》，怎么可以用《说文》解释籀文呢？诸家诂训，言人人殊，此是彼非，已难推测。鼓，孔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