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卷二十四

译妇人想死却死不成，私下想着自己将要遭受污辱，便假装说：“如果你们杀了我的公婆和丈夫，然后企图占有我，那么你们把我当作妻妾，是希望我最终能好好侍奉主人。我的公婆和丈夫死了，而我不为他们穿丧服，这是违背天理。违背天理侍奉君主，哪里还用得着我呢？请允许我为他们服丧一个月，如果不答应我，我终究会死，不能做你们的妻妾。”千夫害怕她不怕死，答应了她。然而更加严密地看守她。第二年春天，军队返回，带着她走到剡水边上。看守的人相信了她，更加松懈。过了上清风岭，妇人仰头向天暗中叹息说：“我知道怎么死了。”于是咬破拇指流出血，写在口占的诗上，题在山石上，然后向南面向着家乡哭拜，自己跳下悬崖而死。有人查看血迹，那血渍在山石间，都已经化成了石头。天将阴雨时，又看见血迹翻涌起来像当初一样。当天，后妃嫔御没有死，三公九卿没有死，郡国守边的大吏更没有死，而贞洁的妇人独自坚守而死，追随公婆和丈夫，这究竟是什么仁德呢？人秉承的天性，没有谁没有，竟然由普通百姓表现出来，于是震惊了万世。如果人人都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坚固的城池不足以比喻它的稳固，严密的防范不足以比喻它的强大，有志之士和仁人不足以比喻他们的智慧。哪里还有离国破家的忧患呢？那贞洁的妇人做了什么，反而奋起做了刚烈男子所不能做的事。唉，应该做却不做，可悲啊！至治年间，该县的县丞徐端为她建了石祠，在祠中立碑，来表彰她的贞节。我说：“起初我听到长老讲述贞妇追随而死的事，不能感到悲伤。后来亲身经过那个地方，看见拇指的血化成了石头，追念贞妇决意死时的情景，彷徨悲伤不能离去，难道她的精神尚未消亡，还能感动人吗？”唉，普通百姓颠沛流离，真能感动上天到这种地步。上天难道远离人吗？上天难道远离人吗？永嘉李孝光作记，亚中大夫绍兴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泰不华书写，四明王永仁刻石，兼善侍郎迁任绍兴总管，各位公卿分题作诗饯行。走到清风岭，于是作《清风篇》。康里巙《清风岭》诗云：头清风起，佳人昔日沈江水，一身义重鸿毛轻，芳名千载清风里。防稽太守士林英，金榜当年第一名，一郡疲民应有望，定将实惠及苍生。右边这两块碑，由野状元篆书，子山行草，都是当今司马祭酒在科举考试中时所惠赠并刻石的，精美程度不必多说了。只是想到达公后来竟然以淛东元帅的身份死于海上，不愧对贞妇，也不愧对科举功名。大概观察达公的喜好和崇尚，也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了。这虽然本于达公平素的志向和操守，但一定是李先生平日讲学的功劳，子山公朋友期待的深切，也并不是没有帮助的。

译信史是古今所共同称道的。欧阳修说：有想要记载却未能记载的，有想要记载却不敢记载的，这是遗漏，为第一点；避讳，为第二点。曾巩说：欧阳修因与朝廷意见不合而终老，其功业品行未能被史官记载。即使记载了，当时赞赏他的人很少，史书果真可信吗？这是受限于著述的禁令，为第三点；偏私不公，为第四点。朱熹说：当时的馆阁官员，难道都是刘向、扬雄那样的人吗？这是史官才能不足，为第五点。这五点，大概是常常存在的，确实不敢说没有。因此，所谓的信史确实有不可信的地方。虽然如此，揭傒斯曾经论及史官不应只崇尚史才，必须以心术为根本；而杨士奇也说：天下万世的事，应当用天下万世的心去处理。如果出于私意，无论厚薄，都应当获罪于神明。那么，修史的人，又必须具备揭傒斯、杨士奇那样的心术和才能才可以。唉！尽信书，不如无书。这话确实可信啊！

祭酒安成李先生对刘履风的《雅翼》常常另外加注，比刘氏更加精当。我曾见过魏瑶县丞的卷子，上面有李先生手书的十九首注，可惜不能全部记住。其中对《行行重行行》的注解说：“这是《古诗十九首》之一。”刘先生补注说：“贤者不被君主赏识，退居偏远之地，思念而不能相见，忘却故作此诗。说的是刚离开君主身边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生离死别的悲痛了。至于万里路途遥远，见面没有期限，比起那些生于异方、各自随其所处的情况，又怎能不思念向往呢？因为相距一天比一天远，相思使人更加消瘦，而游子之所以不顾念返回，只是因为奸邪之臣在上蒙蔽君主，使得贤路不通，就像浮云遮蔽了白日一样。然而我思念君主直到衰老，该怎么办呢？只有努力加餐饭罢了。”我私下反复详细玩味，认为《行行重行行》有迟迟不愿离去的意思。“曰生别离”，是不该分别却分别了，虽然说是生离，却存有死别的悲痛之意。“重行行其行”，大概是不远至于万里道路阻隔，见面没有期限，那么君臣之心不相投合，就像代马越鸟，南北背驰，相距一天比一天远，相思更加深切而不觉得憔悴更加严重。然而相思虽然深，还庆幸君主一旦醒悟就召见自己，等到谗邪之臣蛊惑君心，最终没有醒悟，如同浮云遮蔽白日，所以长久离去而不顾念返回。其中的意思，还希望君主悔悟，那么他的思念有时就会停止。现在君主既然不醒悟，那么他的思念直到老死才停止。唉！忠爱不忘君主的情意，是多么至极啊！最后两句姑且用来自我宽慰罢了，大概也是无可奈何的话。

杨廉夫的《正统辨》确实是万世的公论。解缙、李东阳所作的《元乡贡进士周君墓表》记载他上书万言，大略说：“本朝平定金朝在先，但事情轻；平定宋朝在后，但事情重。元朝应当继承宋朝，不应当继承金朝。修史应当以宋朝为正统。”书上奏后没有回复。只有我的祖父伯中认为对，又上书揭傒斯，众人都哗然认为他狂妄。揭傒斯深以为然，但不能主持。唉，这虽然当时被废弃不用，但在万世之后，即使与日月争光也可以。我认为他的话可以辅助杨廉夫的说法。虽然如此，难道只是这样吗？在元朝有大儒吴澄也说：“元朝居中原，神皇主宰天下，史传三千年，没有像这样的。”内外之辨，难道不是很明显吗？我太祖皇帝谕孔氏的诏书说：“我率领中原的士人，奉天命除乱，以安定中原。”伟大的王言啊！后来吴讷《岳武穆褒忠录》序，也都是这种说法的辅佐。世间必定有赞同这种说法，并与这几本书一起流传的人。

东里集各庙学记都很精当，只有晚年所作的宁国府一篇可疑。大概文昌之事既不合常理，而国学制度也没有这样的，却单独记载。欧阳修说：“不懂祭祀意义的人，以孔子官立祠祭为尊、为荣、为有德的报答，甚至斥为谬论。”而张文昌也曾因为韩愈用事谬误，以其巍然端坐，言语不合古祭用主之义。况且宋学士太学碑已说“我朝祭木主，能革千载夷习矣”，而此文却说“冕服南面，以崇报也”，为何如此？

《离骚经》出自文公先生之手，没有遗憾了。最近得一书，说《变离骚》，大概是防简，应当等待知者补足。高元之先生《变离骚序》：“骚有九篇：《愍畸志》《臣薄才》《惜来日》《感回波》《力陈危》《悲婵媛》《古诵》《绎思》。”《变离骚》是汴京高元之所作的。风雅之后，离骚为百世词宗，为何而以“变”称呢？探究端绪于千载之前，而沿流于千载之后。那么不是变而求异于骚，将以求其志之所归，引而达于理义之极，以障堤颓波之不及。昔周道中微，小雅尽废，宣王兴滞补缺，明文武之功业，而大雅复兴。褒姒之祸平，王东迁，雅降为国风。王德夷于诸侯，天下无复有雅。然而列国之风，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故风虽变而止乎礼义。逮株林

译在《诗经》中《泽陂》一诗之后，变风便已消亡，衰败直至战国时期，周文王、周武王的恩泽已经断绝，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崩坏，君臣上下的道义混乱颠倒，邪说奸言的祸患，使天下糜烂不堪。屈原身处这样的时代，坚持正道直行，竭尽忠诚和智慧，可以说是具有独特操守的人。然而楚怀王、楚襄王亲近小人，谗言佞语倾覆朝政，蒙蔽了他们的耳目。屈原诚信却遭到怀疑，忠诚却受到诽谤。《离骚》的创作，唯独能够推崇同姓的恩德，笃守君臣的道义，愤懑之情出于至诚，不因污浊的世道而改变自己的心志。愁苦悲痛发于对君上的爱戴，不因君主昏庸而隐藏自己的贤能。所以《离骚》源于《诗经》的六义，具备其精髓而规模较小，寄托深远而情感更加亲切，情意恳切而文辞不急促。既用《九章》来深化，又用《九歌》来加重，还有《远游》《天问》《大招》，仍然不能自我抑制。他的忠厚之心，也达到极致了。班固却说屈原显露才华、抬高自己，只是想求得进用，这太不了解屈原了，这是没有考察他专为君主而没有其他私心，不了解他对于宠辱之门的态度。颜之推甚至说文人常常轻薄，这是被班固的说法所迷惑，而没有体会他在一篇之中多次表达同一主旨的意义。《远游》极力推崇黄老的高深境界，而扬雄却说屈原抛弃了孔子、老子所珍视的东西。《大招》所陈述的，深刻规劝楚国的风俗败坏，而刘勰反而因为其中娱乐饮酒不废，就说屈原志在荒淫。难道《离骚》真的难以理解吗？王逸对《离骚》喜爱得很笃诚，如说“夕揽洲之宿莽”，就是《易经》中的“潜龙勿用”；登上昆仑，渡过流沙，就是《禹贡》中的敷土；向重华陈词，就是皋陶的谋议。这些又都不是屈原的本意，所以推崇他的人往往夸大其实，贬低他的人多损害其真实。然而自从宋玉、贾谊以来，如东方朔、严忌、淮南小山、王褒、刘向等人，都悲叹屈原的心意，各自有所著述，大抵是推演绪言，相互嗟叹咏叹而已。至于屈原的微妙言辞和隐藏深意，不能有所阐明，唉！忠臣义士，杀身成仁，也达到极致了。然而仍然雕琢文辞，重申其意，垂光照耀后世，等待天下后世的理解，态度并不轻薄。而刘勰却随意说：“枚乘、贾谊追随风气而进入华丽，司马相如沿波逐流而得到奇特，顾盼之间可以驱使文辞，用力咳唾可以穷尽文辞的极致，只是想要酌取奇特、玩弄华丽，溢出于细微之处。至于扶持名教，激发忠直的大端，却很少涉及。”像这样，屈原的本意又将再次消亡了。

译魏国徐公承宗，相貌雄伟异于常人，衣着冠带儒雅端庄。他担任南京守备数年，廉洁公正刚直，京城百姓都能称颂他。天顺庚辰年，我入京参与议和，恰逢岳父耿公尚书在任上去世。发出丧服那天，我清晨得了寒疾，卧病在耿公的寓所。听说这天灵柩在途中，徐公便与他的同事追赶并赶上，随即下轿跟随，其他各位官员也都下轿，缓缓步行，将近一里后才重新上轿，一直送到江边。当时行人也称赞徐公临丧守礼。

歌风台的诗作很多。宋代张安道说：“落魄的刘郎做皇帝归来，酒樽前唱一曲《大风歌》。才能如韩信、越王勾践尚且被剁成肉酱，哪里还用得着思念其他猛士呢？”近时张光弼也有二十句七言诗，不能说不算是佳作。然而都不如【缺】的两首绝句，含蓄蕴藉，有余味可供吟咏。其中一首诗如今刻在石碑上。

下诗曰【缺】

蔡京凭借章惇入朝为相，卞等人辅佐他。绍圣元年，蔡京已拜为户部尚书。靖康元年，蔡京才败亡而死。在这三十三四年间，他对下毒害百姓，对上祸害皇帝与母子兄弟。最终败坏灭亡，其罪行实在不可赦免。王觌的话说得好：“国家的安危治乱，系于大臣。如今执政的八人中，奸邪占据一半，让那一两位元老，如何能施展抱负？”又莫过于常安民的话说得切中要害：“翰林学士蔡京，奸诈足以迷惑众人，善辩足以掩饰过错，巧诈足以转移改变君主的视听，势力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在内勾结宦官，在外勾结朝臣，在朝之人，蔡京的党羽超过一半，不能不早日觉悟而驱逐他。”等到他羽翼丰满，后悔就来不及了。王觌在章惇未为相的十年前进言，常安民在蔡京被贬黜后三十余年进言。中间议论章惇、蔡京的人，还有很多，那么当时士人的舆论并非不公正，人品并非不容易辨别。只是无奈像徽宗这样的庸君昏主，早晨听信而晚上迷惑，暂时疏远随即亲近，罢免后又重新任用，大概也是无可奈何了。这难道可以单独归咎于蔡京等人的奸邪吗？〇偶然翻阅旧碑，得到徽宗亲笔书写的《太清楼特晏记》不完整本三幅，这些石碑大多在今开封府学墙壁间，遭受当时草率击打，不知是否还有其他石碑可以完整？查考《宋史》，特晏在政和壬辰年，距离蔡京之死仅仅十五年，这也是万世的重大警戒啊。唉！

太清楼特晏记

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历选前世，有君主而无臣子，或者有臣子而君主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君臣难以匹配，常常千年才遇到一次。大概因为尧舜、皋陶、禹、契、都俞、赓载，没有人能比得上。至于成汤对于伊尹，高宗对于傅说，文王对于散宜生，后世没有继承者。像管仲对于齐国，萧何、曹参对于汉朝，苏绰对于周朝，房玄龄、杜如晦对于唐朝，他们的功业有的足以称霸，有的足以善治一时，有的出身刀笔吏，寥寥数十代然后才出现一个。他们的功业卑下，不足以取法，正道不能施行，人们不足以与之明辨，已经很久了。我继承先帝基业，永远思念先父，追述三代，相佐王安石，创业垂统，正大有作为，大功业

右一

超越远道的艰难，明世没有人能知道，没有人能实行。我想取信于流俗，所以三次罢黜又三次任用的法度，也再次更改。于是任用陷害蔡京的人继任他的位置，让他辨别贤与不贤，而内外纷纷扰扰，百姓怨恨，士人愤懑，财力匮乏，力量屈尽。我也焦心劳思了。蔡京复位不久，巧诈奇中，未泯灭。所以每天派遣使者前往传达旨意，赐予慰问接连不断。至于修建宅第楼阁，以资助宴饮舒适，供给帷帐幕布，以装饰他的居所。如果禁苑中的瓜果花草，远方进贡的新奇物品，无不首先赏赐，道路上络绎不绝。偶尔听说他小病，必定亲自派遣国医面授病情，前往颁发良药。有时因为美食，亲手调羹，分送如此之多〇，每月没有空日，每日没有空时。又允许他的儿子蔡鞗娶我的孙女行衍，联姻后家，使情义相通，契分结密，不可疏远。

右二

奋起于百世之下，防备而实行，最终取得成功。所有万事，都看这里，因此用笔诏告天下后世。

政和甲午六月朔日记

翰林书艺局镌字艺学臣严奇

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镌字艺学臣徐珣。

臣张士亨

待诏臣朱章

臣邢肃

臣张仲文

书待诏臣王公琬待诏赐绯臣倪士宣。

臣封士宁

从义〇臣张士永模刊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祗应武翼〇臣俞迈题写通侍大夫臣梁师成通侍大夫保康军节度观察留后臣贾管勾上石右三。

胡忠安公曾经防备先公遗事卷，我既请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有贤录过，请公图书，公用清和恭靖图书，毕戚然言此先帝赐物也。当时同受赐者如蜀蹇公、庐陵、建安诸公，犹记建安同年因谓余曰：“子渥恩过矣，何也？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两人百世之师也，吾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