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滋溪文稿》（元）苏天爵撰 目录 前言 序 跋 《跋松厅章疏》《湖广省参政苏公画像赞》《国子祭酒苏公画像赞》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第二十一卷 第二十二卷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卷 第二十九卷 第三十卷 附录一：辑录遗文 附录二：传记资料 附录三：赠答题咏 附录四：序跋著录 前言 （一） 《滋溪文稿》三十卷，元代苏天爵撰。苏天爵（一二九四—一三五二），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他的先祖在金朝末年曾一度迁居河南，金朝灭亡后返回故里，“居住了一段时间，便凭借资财成为乡里的富户”。曾祖苏诚继承祖业，“当时郡县刚刚建立，没有懂得学习的人，唯独能够教育自己的儿子，成为乡人的表率”。祖父苏荣祖“家中收藏数百卷书，亲手抄录、校勘书籍而不知疲倦”。藏书的屋舍名为“滋溪书堂”，“大概是因为滋水流经它的南面”。这就是本书书名的由来。荣祖曾一度任真定税务监，不久便辞职。父亲苏志道（一二六一—一三 ○），凭借任吏起家，以能干著称，曾参与处理江南白云宗案件以及岭北行省赈济饥民的事务，颇有声望。官至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从五品）。他“既是当时的清廉能吏，又喜欢读书”，于是修缮书堂，“并逐渐买书来增益藏书，又曾因公事到江南，获得一万多卷书带回来”。虞集《真定苏氏先茔碑》，见《道园学古录》卷十四；《苏公墓碑》，同书卷十五。宋本《滋溪草堂记》，见《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苏氏是真定的大族，天爵的祖先世代读书，收藏万卷图书，又有两代人出仕。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他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极大影响。苏天爵少年时受到父亲苏志道的严格教育，并曾一度拜理学家安熙（一二七 ○—一三一一）为师，“跟随他学习确实有好几年”。袁桷《安先生墓表》，见《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后来他进入国子学读书。他“起初成为国子学生时，科举还没有实行”。[二]元代科举制度始于仁宗延祐二年（一三一五）。苏天爵进入国子学，应当在延祐元年（一三一四）或稍早，也就是他二十一岁或更早的时候。需要指出的是，国子学是元代汉族儒生入仕的重要途径。元代国子学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但实际上贵族和高级官僚子弟入学的很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怯薛（怯薛，突厥—蒙古语，原意是轮番值宿卫护，后来成为蒙古大汗禁卫军的专称。进入元朝以后，怯薛成为皇帝身边的执事人员，世代承袭，朝廷中的大官多出身于此）或凭恩荫叙用谋取高官，不必费

译心苦读。国子学的学生主要是中下级官员的子弟。苏天爵显然是凭借父亲的地位得以入学的。国子学生要定期考试，国子学内部的考试称为私试，合格者记分。积分达到一定标准，便可以参加贡举考试。元代中期，“每年贡送六人：蒙古人二人，授从六品官；色目人二人，授从七品官；汉人二人，授从七品官”。苏天爵《齐文懿公神道碑》，见本书卷九。贡举考试由朝廷派人主持，称为公试。苏天爵在国子学期间勤奋努力，得到虞集等著名学者的赏识。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天爵参加国子学生贡举公试，所作《碣石赋》“典雅纯正而优美，考证详实”，受到主考官马祖常的特别赞赏，被选为第一名。见马祖常文，本书目录后附。因此得以脱去布衣出仕，授任大都路蓟州判官（从七品）。当时二十四岁。苏天爵通过国学贡举出仕，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点，对他后来的发展关系极大。元代官员的选拔，主要有怯薛、荫叙、吏员出职、国学贡举等途径，后来又增加了科举。列名怯薛，仅限于蒙古、色目的贵族和官僚子弟，苏天爵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通过荫叙是一条可行途径，但他的父亲苏志道当时尚在任职，而且按其品阶（从五品）荫补儿子只能授从九品，属于最低品级，向上升迁很困难。由吏入官，是当时多数汉族知识分子入仕的主要途径，也正是苏志道走过的道路。但是，这是一条漫长而坎坷的道路，能够升到高品阶的极少。元代制度规定，吏员入官最高止于四品。苏志道是著名能吏，辛劳数十年，奔走南北，最终做到五品官，正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在科举实行以前，通过国子学出仕，是汉族知识分子最好的出路。当然，国子学中也充满了竞争。国子学生员名额定为四百人，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每年能够贡出的汉族学生不过两人。尽管如此，它仍然提供了凭个人努力争取入仕的机会。苏天爵凭借入学前的基础和入学后的勤奋努力，终于脱颖而出。二十四岁便成为七品官，这在元代汉族儒生中极为罕见，也为他进一步升迁提供了有利条件。延祐七年（一三二 ○），苏志道病逝，不久他的妻子也去世了。苏天爵遭逢父母丧事，离职回家守丧。服丧期满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此后历任翰林修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集贤侍讲学士、两浙都转运使等二十多个职务。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农民战争爆发，天完红巾军起于湖北，沿长江而下，攻取江东、江西、两浙地区，东南为之震动。第二年，元朝政府调苏天爵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在饶（路治今江西鄱阳）、信（路治今江西上饶）一带统领军队。不久，他病逝于军中，享年五十九岁。他的生

译平事迹，略见《元史》本传（本书附录已收）。

译苏天爵入仕以后，先后调任二十多个职务。其中最受人称道的，是他在监察系统任职时的作为。他前后八次任职于监察系统，受到称赞的有三次。至顺二年（一三三一），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第二年奉命到湖北审理囚狱。元代江南湖北道所辖范围包括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所管辖的地域广大而偏远，其西南各郡汉人与獠人杂居，民风一向粗犷强悍，喜欢斗争，狱讼事务最为繁多”。苏天爵“不畏惧山溪险阻和瘴毒侵袭，走遍当地，即使盛夏也仍然夜里点灯审阅文书，毫不疲倦”。“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尽心办理”。他在当地平反了多起冤狱。这次经历后来由黄溍写成《苏御史治狱记》，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因此在士大夫中获得了普遍赞誉。在此以前，人们对他的印象是：“默默无闻，只是沉潜于典籍，似乎没有其他才能。”这时才知道他精明干练，长于吏事。陈旅《送苏伯修治书西台诗序》，见《安雅堂集》卷五。这次审录囚犯只用了几个月，同年七月他便离任了。元统元年（一三三三），苏天爵改任监察御史，在任四个月，上奏章四十五篇。“所弹劾的五人，都是权贵要人所推荐的；他所推荐的一百零九人，则有世代为官的老臣和当时的名流，对于外任官员、下级官吏以及民间士人也没有遗漏。”黄溍《读苏御史奏稿》，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元朝不设置谏官，监察御史兼有匡正劝谏的责任，“但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往往只详细考察六察，对于匡正劝谏之道却有时没有完全做到”。这是当时政治状况造成的。监察御史主要由汉人担任，而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发言权。苏天爵所上的奏章，除了弹劾、举荐之外，还“说应当敬畏天变，奉行宗庙祭祀，保全圣上身体，辅佐圣德，停止田猎，大臣不应扩建住宅”；陈旅《跋松厅章疏》，见《安雅堂集》卷十三；又见本书卷首。“从圣上的身体直到朝廷政令，从考察古代礼制文章到民间隐蔽的疾苦，只要关系到大局、涉及得失，知道的就没有不说的。” 黄溍《读苏御史奏稿》，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他在监察和匡谏两个方面都有表现，因此受到人们的关注。他所上的奏疏曾亲自编为《松厅章疏》五卷，现已散佚，但其中一部分收入了本书。至正五年（一三四五），苏天爵被派任京畿奉使宣抚，出巡京畿（大都周围）地区。奉使宣抚从性质上说也是监察工作，但属于元朝政府临时派遣的职务。元顺帝即位后，政治更加混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吏治弊病没有革除，百姓的疾苦反而更加严重”。于是便“派遣官员分道奉使宣抚”，“询问百姓疾苦，疏通清理冤屈和积滞，免除烦琐苛细的负担；考察官吏贤能与否，明确加以升降。有罪的四品官停职后上报处理，五品以下官员就地处决”。《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四》。总的说来，这一措施是失败的，奉使者大多只是敷衍故事而已，“使者所到之处，拿着诉状拦住马头呼喊的有一千多人，他们都漫不经心地不予理会，只是在官署宣读一次德音便离去”。赵汸《书苏奉使本末后》，见《东山存稿》卷五。当时民间歌谣唱道：“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其中也有极少数例外，苏天爵便是一个。他在京畿各地宣抚时，“所兴办、革除的事项有七百八十三件，所纠察、弹劾的人有九百四十九名”。这样做反而引起了当权者的猜忌，“最终因被认为不称职而罢官归去”。《元史》本传。按：《书苏奉使本末后》所引兴办、革除和纠察、弹劾的数字不同。除上述三次任职外，苏天爵还曾任御史台都事。《元史》本传记载，天爵于后至元二年（一三三六）由刑部郎中改任御史台都事，三年升任礼部侍郎。郎中为从五品，侍郎为正四品，而御史台都事为首领官，正七品，疑有错误。他还担任过淮东道肃政廉访使、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山东道肃政廉访使等职。他还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以及文化教育部门担任过各种职务，并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作为。苏天爵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负。他受过严格的理学熏陶，追求的是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平日谈论治理之道，必定以三代为根本，所谓阐明道术、端正人心、培育贤才、振兴教化，他一直对此十分用心”。赵汸《送江浙参政苏公赴大都路总管序》，见《东山存稿》卷二。但他具有实际从政经验，深知法制和刑政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提出：“礼乐教化固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制禁令实际上是辅助治理的工具。”《乞续编通制》，见《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先于刑罚。”《乞详定鬬殴杀人罪》，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七。本书共收章疏十九篇，其中一半以上涉及法制刑政问题，可见他的关注所在。元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苏天爵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指出，苛刻的政治和暴虐的征敛、百姓饥寒交迫，是“盗贼”越来越多的原因。“因为犯法成为盗贼就会被处死，畏惧法律而不做盗贼就会挨饿。饥饿和受刑同样都是一死，只是借延迟死亡来忍受饥饿，灾祸有迟有早，所以百姓相继成为盗贼，难道是他们能够自主选择的吗？”

译“治理百姓的人难道能不对此深思吗！”所以，既要加强法制刑政，又要选用官员、体恤百姓，减轻赋税徭役。“大体说来，安定百姓的方法，就是不耽误他们的农时，不损伤他们的财产，只禁止他们做非分之事，除去对他们有害的因素，这样百姓就都能安居了。”《山东建言三事》，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七。“不耽误他们的农时”，就是要让人民能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不损伤他们的财产”，就是使人民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禁止他们“做非分之事”“做有害之事”才能有效，社会才能安定。他还反复强调刑狱冤滥的严重性，指出，“州县官吏动辄敢任意杀人”，“愤怒积聚在人心”，会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必须“体恤刑狱”“审录囚犯”，使“没有人敢惹事扰民，罪囚也不至于因冤屈滥杀而死亡受损”。《禁治死损罪囚》，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七。“刑政清明肃正”，“草野盗窃之徒难道还有不知道畏惧的吗！”《禁治死损罪囚》，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七。他曾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建议，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努力将上述思想付诸实践。但是，统治者从未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事实上，在一个腐朽的官僚统治体系内部，也不可能按照这些意见去实行），他个人的努力如同杯水车薪，根本无法阻挡元朝政权日益腐化、走向衰亡的趋势。苏天爵对元朝统治极其忠诚。他不断为元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深厚的仁德恩泽，滋养培育众生”之类的话，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他认为“中统、至元时期的治理，可以和前代的隆盛相媲美”。《论不可数赦》，见《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元顺帝统治时期，政治黑暗，人民困苦，苏天爵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并且在奏疏中一再提及。但他认为这些严重情况是官吏贪污枉法造成的，而天子圣明，“恩泽广大深厚，广泛惠及臣民”。《恭书圣德颂后》，见本书卷三十。在他看来，元朝是“正统”所在；它取代金、宋，统一全国，是天命所归，完全合理。苏天爵持有这样的政治态度，并非偶然。北方汉族士大夫先后经历金、元两代统治，他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强调“夷夏大防”，而是“用夏变夷”；不是反对元朝统治，而是积极劝说、促使元朝统治者接受并推行“汉法”。苏天爵是元代后期身居显要的少数北方汉族士大夫之一，在当时学术思想界也有很高地位。他是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思想上也具有代表性。（二）

译苏天爵在国子学读书时，就以“努力学习、善于写文章”而知名。王守诚《国朝文类跋》。脱去布衣出仕后，仍然“爱好学习而不知满足”。宋本《滋溪书堂记》，见《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著名学者马祖常称赞他“研读经书、考察古事，文章都合乎法度，十年以后应当由他承担起文坛的责任”。见本书卷首。果然，到了元朝末年，“中原前辈几乎凋零殆尽，只有天爵一人承担一代文献的重任，讨论、讲解、辩论，即使年老也不知疲倦”，《元史》本传，遂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从学术渊源来说，苏天爵进入国子学以前曾向安熙求学，而安熙又是元初北方著名理学家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教导学生，“入学以居敬为根本，读书以经术为优先”。《默庵先生安君行状》，见本书卷二十二。他的言行对苏天爵影响很大。进入国子学后，苏天爵又向理学大师吴澄求学。吴澄是元代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因此，苏天爵笃信理学，时时以倡导、阐明理学自任。他曾先后刊印朱熹编纂的《伊洛渊源录》，以及辑录许衡“褒封之制、奏对之书及其哀诔之文”为内容的《正学编》，目的都是使学者“知道学术源流的正统”，“知道寻求圣贤之学并加以学习，这样，真正儒者善于治理的功效就可以实现了”。《伊洛渊源录序》，见本书卷五；《正学编序》，见本书卷六。应当指出，元代理学门户之见很盛，陆九渊心学一派受到朱学排挤，逐渐衰微；在朱学内部，北方许衡、刘因两人的门下势同水火，互相攻击；南方的吴澄也受到许衡弟子的非议，以至于无法在国子学立足。苏天爵却不受这种门户之见的束缚，他调和许衡、刘因两派，尊崇吴澄，对陆学也予以肯定，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在理学方面，他没有专门著作，严格说来不能算作理学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在历史学方面。苏天爵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苏天爵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志于著述，并以保存文献为己任。他自从在国子学读书起，就“亲手抄录近世各位名公以及当代知名人士、隐逸之士的著作，每天都毫无倦容”。王守诚《国朝文类跋》。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他先后编成《国朝名臣事略》和《国朝文类》两部书。前者以人物为中心，选辑各种资料，收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都是元初（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功绩卓著的名臣。刘因能够列名其中，则与苏天爵推崇理学有关。此书仿照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但又有所创新。全书采用各种文献一百三十多种，其中不少原书已经散佚，依靠此书才保存下一些片段。后来明人编修《元史》，其列传部分无论体例还是取材，都受到《国朝名臣事略》的影响。韩儒林《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载《穹庐集》；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载《元代史新探》。后者按文体编录，“搜集建国初年至今名人所作的诗歌、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等，分别归类汇聚”，“百年来文物的精华，全都在这部书里了”。苏天爵编选此书的原则是：“一定要与政治有关，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或者选取其中高雅的制度，可以用来规范风俗；或者选取其中的论述，足以辅助史家。凡是不属于这些情况的文章，即使写得好也不选。”陈旅《国朝文类序》。显然，他编选时着眼于经世致用，以政治标准为主，目的是为编纂当代历史积累资料。这两部书在元代后期刊行后，已经得到普遍赞誉，有人说：“山林中的后辈能够看到本朝文献的盛况，只能依靠这两部书。”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见《东山存稿》卷五。今天，它们更是研究有元一代历史者必读的基本典籍。元朝仿效前代制度，每位皇帝去世后都要编修实录，这项工作通常由翰林国史院负责。苏天爵前后两次任职于史馆。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不久升任应奉翰林文字（仍为从七品）。到至顺二年（一三三 ○），升任翰林修撰（从六品），同年调任南台监察御史。这次在翰林国史院前后任职约七年。第二次是元统二年（一三三四），由监察御史升任翰林待制（正五品），但不久改任中书右司都事。在两次任职翰林国史院期间，他先后参与编修《英宗实录》和《文宗实录》。元朝十分重视实录编修人员的选任，参与此事的人除蒙古重臣外，照例还选当时有声望的汉人士大夫担任。这既是一种荣誉，也是升迁的机会。苏天爵两次参与其中，足以说明他当时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而每次实录完成，也都使他得以晋升官职。

译元朝各帝实录为明代编纂《元史》的本纪部分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编修实录无疑是对历史学作出的贡献。这里需要对某些史实加以说明。据《元史》本传，苏天爵在“至顺元年参与修撰《武宗实录》”，元统二年“参与修撰《文宗实录》”。历来论述苏氏史学的人都以此为依据，如孙克宽《滋溪文稿别记》，收入《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湾中华书局一九六八年版）。萧启庆教授则认为，天爵先后参与修撰武宗、文宗、英宗三朝实录；英宗实录之事本传没有记载，但天爵所撰《黄清老墓碑》中曾提及。萧氏前引文。《黄清老墓碑》见《滋溪文稿》卷十三。按，萧氏指出天爵参与修撰《英宗实录》，是前人未曾发现的，极为可贵。但参与修撰三朝实录的说法，仍然可以商榷。问题出在《武宗实录》上。至大四年（一三一一），武宗去世，仁宗继位，即“命翰林国史院编修先帝实录”。《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主持这项工作的是程巨夫、袁桷、元明善等人。《元史·程巨夫传》和《元史·元明善传》都说，皇庆元年（一三一二）编修《武宗实录》。《元史》卷一百七十二、卷一百八十一。程巨夫《进三朝实录表》作于皇庆元年十月，所进的三朝实录是《顺宗实录》一卷、《成宗实录》五十六卷、《武宗实录》五十卷。《国朝文类》卷十六。这一年苏天爵刚十九岁，还没有进入国子学，所以根本不可能参与修撰《武宗实录》。后来有些记载，如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武宗实录》是元明善和苏天爵合修的，所依据的就是《元史》本传，不足为凭。《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条。另据《元史》本纪记载，《英宗实录》的编修始于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到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 ○）五月，“翰林国史院修成《英宗实录》”。这足以证明，《元史·苏天爵传》所说至顺元年参与修撰的，不可能是《武宗实录》，应当是《英宗实录》。苏天爵在《黄清老墓碑》中说：“英宗一朝的大典编修尚未完成，国家发生重大变故，命令公与天爵担任修撰，完成了四十卷。”所谓“国家发生重大变故”，是指泰定帝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而兵戎相见。这条记载更能说明天爵确实参与修撰过《英宗实录》。实录是元代“国史”编修的一部分。“国史”编修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写后妃和功臣列传。这项工作始于仁宗即位之初（一三一一），《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但其中问题很多，进展缓慢，时断时续。顺帝即位（一三三三）初，苏天爵上疏请求编修功臣列传。他指出，“史书有两种体例”，即编年体和纪传体。“近代编写实录，大体属于编年体；又在各位大臣去世的记载下面，再为他们作传以附系其中，所以是为了兼备这两种体例。”但实录中的诸臣列传“事实没有体现”，需要另行编修。他强调搜集各种资料对于修史的重要性；指出修史不能按贵贱区别对待，主要应看是否有事迹值得流传，不能只选取美好的言论和行为，而应当善恶一并记载。这样才能“成为后人的劝戒”，“不被讥讽为虚饰美好、隐瞒罪恶”。见本书卷二十六。这篇奏疏篇幅不长，却集中表达了苏天爵关于修史的一些思想，十分可贵。在他上疏后不久，后妃、功臣列传的修撰工作便全面展开，显然他的意见发挥了作用。宋、辽、金三朝的历史，对元人来说属于近代史。苏天爵一贯注意收集三朝的历史文献：“家藏书万卷，对于辽、金逸事、宋代遗文，仍然专心致志地收购，从不厌倦。”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见《东山存稿》卷五。进入史馆以后，他“阅读近代史籍”，对宋代国史的情况有了详细了解。曹先生《文稿序》，见本书卷六。同时，他还“熟知许多辽、金故事”。王守诚《国朝文类跋》。大约就在编纂《国朝名臣事略》的同时，他还完成了《辽金纪年》一书。据《元史》本传说，《辽金纪年》“未及脱稿”。但这个说法似乎并非事实。苏天爵的友人吴师道说，《辽金纪年》与《国朝文类》《国朝名臣事略》两书一起，“很快流传于当时”。吴师道《滋溪书堂诗序》，见《吴师道文集》卷一。宋本又说，《辽金纪年》与《国朝名臣事略》“都已经脱稿”。《滋溪书堂记》，见《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辽金纪年》无疑已经成书。此外，苏氏的另一位友人赵汸说，天爵“早年进入国子监，后来登上翰林国史院，接触到各位老儒先生的传述，最有意于这件事（指编撰宋、辽、金三朝历史——引者）。” 他曾取来三国的史书、志书和文集，先总括编列目录，随后合并编排年代。凡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存亡的事情，就分别疏理并间隔编排。题名为《宋辽金三史目录》。这样做，是为了寄托公正的准则，并开创纂修三朝历史的先声。后来他虽然往来于朝廷内外，不能另行撰录，但每到一处都访求遗文、考察论述逸事，从来没有稍微忘记过这件事。”赵汸《题三史目录纪年后》，见《东山存稿》卷五。按，文中说书名为《宋辽金三史目录》，但标题却作《宋辽金三史目录纪年》。《宋辽金三史目录》一书，不见于《元史·苏天爵传》。按照赵汸所说，此书作于苏天爵就读国子学以及进入翰林国史院的时候，因此与《辽金纪年》的成书年代相近；而且这部书的体例也采用编年方法。因此，似乎可以认为，《三史目录》是在《辽金纪年》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也有可能，《纪年》就是《三史目录》的一部分。由于《纪年》和《目录》都已经散佚，我们只能作出上述推论。由此可见，苏天爵对宋、辽、金三朝历史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也有相关著述。

译与此有关，苏天爵还和友人谢端合作撰写《正统论》，“辨析金、宋正统的问题非常详尽，世人多有传诵”。《元史》卷一百八十二《谢端传》。这篇文章也已经散佚。赵汸曾在虞集那里看到苏天爵的“一册文章”，其中有一篇“论述帝王统绪的正统性”，虞集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关于这件事，前代的儒者已经有现成的论说。至于世道变化不一、不同议论纷纷出现，如果不是有高明见识、长远眼光，并且以万世为念的人，怎么能够像这样明白决断呢！”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见《东山存稿》卷五。这篇针对“世道变化不一、不同议论纷纷出现”而写的文章，无疑就是《正统论》，可见当时确实曾经流传过。萧启庆教授认为，《国朝文类》卷四十五有谢端撰写的《辽宋金正统》一文，大概就是他们合著的《正统论》。见前引萧文。按，《国朝文类》中的这篇文章，作者是修端，并不是谢端。此外，这篇文章已经见于王恽《玉堂嘉话》卷八（《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百），是元初作品，不可能出自谢端、苏天爵之手。纂修辽、金、宋三史，是元朝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他们多次提出建议，但由于统治者没有重视，一直未能实现。直到元顺帝时期，才得以进行。至正三年（一三四三），顺帝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这时距离金朝灭亡已经一百多年，距离宋朝灭亡也已经六十多年了。奉命主持此事的有名学者欧阳玄、揭傒斯、张起岩等。苏天爵当时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没能参加这一学术界的盛事，对他来说一定十分遗憾，而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常常替他惋惜”。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见《东山存稿》卷五。为此，苏天爵写下《三史质疑》一文，寄给欧阳玄作为参考。文中评论了修撰三朝史必须依据的资料，对一些重要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提出修撰三史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苏天爵关于辽、宋、金三史的丰富知识，其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对今天的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这里顺便谈一下苏天爵与《经世大典》的关系。元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命奎章阁学士院和翰林国史院“参照唐、宋《会要》的体例，汇集本朝旧事的文献”，编成一部书。《经世大典序录》，见《国朝文类》卷四十。书成以后，赐名《经世大典》。这部篇幅浩大的著作，是元代前半期典章制度的总汇，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纂修《经世大典》的实际负责人，是著名学者、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前面已经说过，虞集是苏天爵在国学时的老师，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虞集受命以后，立即推荐马祖常等人，说他们“可以共同主持典籍编纂”，又说谢端、苏天爵等人“可以协助撰写编录”。《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不少研究者据此断言苏天爵曾参与《经世大典》的纂修工作，例如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一九八四年版。其实并不是这样。首先，据《元史》本传记载，虞集上书以后，“皇帝因为曾命令他修撰辽、金、宋三史，却没有看到成绩，于是命令阁学士专门率领自己的属员来办《大典》。” 赵汸撰写的《虞公行状》也说，虞集“给阁中发文说：……议论还没有决定，皇上就命令阁学士专门率领自己的属员来办理。”《东山存稿》卷六。虞集所推荐的人都不是奎章阁的人员。文宗下令“阁学士专门率领自己的属员办理”，就是否定了他的建议。当时苏天爵的职务是翰林应奉，当然也不可能参与这件事。其次，如果苏天爵参加了《经世大典》的修撰，这就是一件大事，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修纂实录；《元史》本传记载他修实录，却不记载他参与修《经世大典》，这是说不通的。本传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正好说明他没有参与此事。（三）

译《滋溪文稿》是苏天爵的文集，共收各体诗文三百二十五篇，分为三十卷。其中词、赞、铭、诗合为一卷，共十九篇。其余二十九卷是记、序、碑志、行状、制诰、祝文、表笺、祭文、策问、书、读书札记、章疏、题跋等。碑志、行状共十七卷，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这样的比重，在传世的元代文集中是罕见的。十七卷碑铭、行状共一百八篇，所记人物有大臣、中下级官吏、儒生、妇女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个别例外，他所撰写碑传文字的对象全都是汉人和南人。虞集曾称赞说：“伯修的文章，简洁而庄重，就像他的为人。”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王祎则说苏天爵擅长“记述事情的文章”，这是当代其他学者所不能比的。《上苏大参书》，见《王忠文公集》卷十三。苏氏的碑传文字，特点是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可以看出作者熟悉当代典章制度，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对于研究有元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来说，苏天爵的碑传文字是必须参考的。政治方面，如《赵秉温行状》记述了建设大都和制定朝廷礼仪的经过，《吴元珪行状》中关于军政的记载，《赵伯成碑》中有关元初江南人民起义的记录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经济方面，如《郭明德碑》中关于边境屯田和运输军粮的论述，《李守中墓铭》中关于河东、两浙盐政的记载，《李羽墓碑》和《和洽墓碑》中关于民间饲养官用驼马的记述等，都有助于认识这些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文化方面的内容尤其丰富。砚坚、刘因、萧■〈奭斗〉等人的碑传文字，是研究元代北方理学传播的珍贵文献。齐履谦、耶律有尚、孛术鲁翀三篇碑文，留下了元代国学制度的重要资料。马祖常、黄清老、宋褧、傅若金的碑铭，是这几位元代中期著名文学家的翔实传记，其中记录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也记述了他们的仕途经历。李衎、李遵道父子是元代享有盛名的画家，他们二人的生平，只有在《滋溪文稿》中才能找到详细记载。还值得提出的是，苏天爵为韩公麟、窦行冲、王彦泽等医学名家所作的碑传，对于了解元代医学成就以及元朝政府对医学的态度很有帮助。总的说来，苏天爵笔下的碑传人物以元代中、后期人物居多。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很多是苏天爵亲身听闻和见到的，所以记述自然详实可信。《滋溪文稿》中的其他体裁文章，如奏疏、记、序、读书札记、题跋等，也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其中奏疏二卷，涉及顺帝朝初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灾异建白十事》《山东建言三事》等文章，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从而显示出元末全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乞续编通制》《建言刑狱五事》《乞详定斗殴杀人罪》《乞差官录囚》等篇，提供了许多有关元代法制和刑狱的资料；而《修功臣列传》一文，使我们对元代国史的修撰情况有所了解。记、序、题跋中也有许多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例如，《新升徐州路记》叙述了徐州升格为路的背景，即适应镇压群众武装暴动的需要；《跋延祐二年廷对拟进贴黄后》《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二文》，有助于了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文稿中的读书札记只有两篇，一篇是《三史质疑》，是苏天爵为纂修辽、金、宋三史而作的，前面已经谈到。另一篇是《读诗疑问》，是苏天爵三十四岁时阅读朱熹《诗集传》和吕祖谦《读诗记》时产生疑问而写的，对于研究《诗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人编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滋溪文稿》时说：“它的文章气势和意趣，往往兼有欧阳修、苏轼的风格，远远超过他的老师（指安熙——引者）。至于叙事之作，详细明白，典雅核实，尤其有法度。集中碑版文章将近一百多篇，对于元代制度和人物，凡史传记载缺略的，多可以借此考察了解。《元史》本传称他身负一代文献的重任，也并不是过分赞美。”见该书卷一百六十七《集部别集类二十》。完全可以说，《滋溪文稿》是研究元代历史必读的基本文献之一。在元代众多私家文集中，它是公认的较为重要的一部。

译《文稿》赵汸序说：“《滋溪文稿》三十卷，是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的文章，由前进士永嘉高明、临川葛元哲任属掾时分类编次。”赵汸，字子常，徽州休宁人，元末著名经学家。他的文集《东山存稿》中有多篇文章提到苏天爵，说明二人交往较为密切。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温州古称永嘉，所以赵汸以永嘉作为他的籍贯。至正五年进士，《南戏〈琵琶记〉》的作者。葛元哲，字廷哲，江西抚州金溪人。抚州古称临川。至正八年进士。按，苏天爵曾两次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一次在至正八、九年，一次在至正十二年。葛元哲任江浙省属掾，是至正八年的事。赵汸《书苏奉使本末后》，见《东山存稿》卷五。赵汸作序的时间是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因此文集的编定只能在苏天爵第一次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时，即至正八、九年间，而不能是在第二次任职时。但需要指出的是，《文稿》收录了苏天爵在至正九年以后所写的文章，时间最晚的是辛卯（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秋七月，距离赵汸作序不过四个月。《跋丘侯送行序后》，见《滋溪文稿》卷三十。据此可以说，《滋溪文稿》三十卷是在至正八、九年间由高明、葛元哲大体编成的，后来又有所增补，大概到至正十一年十一月赵汸作序以前，才最后定稿。《滋溪文稿》目录后面有四篇文章。前两篇分别由马祖常、陈旅所作，没有题目。第三篇是祝蕃所作的画像赞，第四篇是商企翁所作的画像赞。关于马祖常、陈旅的两篇文章，需要作一点说明。马祖常的文章一开始说：“右为苏君伯修的杂著。”显然是为苏天爵文集所写的跋。但马祖常的文章作于至顺元年（一三 ○），距离《滋溪文稿》成书还有二十年。元代有不少文人有意著述，随时请一些名家为自己的部分诗文作序跋，等到最后成书时一并收入，这种情况十分常见。例如，著名诗人乃贤的《金台集》所收诗篇，大多作于至正四年至至正十年，成书应在至正十一年以后，但其中所收序跋有好几篇都作于至正四年以前。严格说来，马祖常这篇文章是为苏天爵的部分诗文所写的跋，当时可能连文集的名称都还没有确定，所以只称“杂著”。陈旅的文章又见于他的文集《安雅堂集》卷十三，题为《跋松厅章疏》。《松厅章疏》是苏天爵任监察御史时所上的章疏汇编，其中一部分内容收入《文稿》卷二十六、二十七。因此，《文稿》编定时把陈旅相关的跋文一并收入。《滋溪文稿》成书后，曾在元末刻印，现存有元刻本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原来是缪氏艺风堂的藏书，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集部四》。后来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明、清两代一直没有重刻，只有抄本流传。进入民国以后，张钧衡辑编《适园丛书》，将《滋溪文稿》收入第六集，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出版。徐世昌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也将《文稿》刊印出版。这就是较为通行的《适园丛书》本和徐氏《退耕堂刻本》。《适园丛书》本以抄本为底本，其中一部分曾用元刻残本校订。据张钧衡跋文，所用校本是“元大字本后六卷残帙”，应当就是缪氏艺风堂藏本。但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只有五卷，即卷二十六至三十。书中许多蒙古、色目人的姓名、氏族名和职官名经过篡改，如“达噜噶齐拉拜”（原作“达鲁花赤老孛”），见《赵文昭公行状》，《滋溪文稿》卷二十二；“哈喇娄准台氏”（原作“哈儿柳温台氏”）、“哈巴尔图”（原作“哈八秃”）、“玛穆特”（原作“马马其”），见《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十一。《文稿》卷二十三《王宪穆公行状》还出现了同一人有两个姓名的情况。前面作“哈达布哈”，隔了两行却出现“哈塔不花”。查勘其他抄本、刻本，前面的“哈达布哈”也作“哈塔不花”。《适园丛书》本显然在篡改时过于粗心，以致同一个人名一处改、一处未改，给读者增加了疑惑。同卷《中书左丞王公行状》也有同样情况，前面作“阿噜威氏”，一行以后又作“阿鲁浑氏”。“阿鲁浑氏”是元代通行的译名，而“阿噜威氏”则是清人篡改的结果。这种任意篡改人名、氏族名和职官名的做法，是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时所造成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查勘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滋溪文稿》，《适园丛书》本的多数篡改都可以找到，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例如，前面所举“哈达布哈”“哈塔不花”一名两译，在《四库全书》本中都作“哈陶布哈”；“阿噜威”“阿鲁浑”一名两译，在《四库全书》本中都作“谔尔根”。总的来看，《适园丛书》本源自《四库全书》本，这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某些译名不一致，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四库全书》曾不止一次修改，《适园丛书》所依据的是其中某一次修改本，所以与文渊阁本有出入；另一种可能是《适园丛书》所依据的底本从《四库全书》抄出，但后来又作过某些修改。

译《适园丛书》本除了任意篡改人名、氏族名和职官名以外，脱漏、错误之多也令人吃惊。经我们查勘，几乎有六百处。脱漏最多的是《赵忠敏公神道碑》（卷十），共有三百九十七字；其他如《高文贞公神道碑》（卷十一）脱漏十九字，《程府君墓碑》（卷十八）脱漏十六字，《治书侍御史韩公神道碑》铭文脱漏十六字。至于脱漏一两个字的，则比比皆是。由于错误造成文义相反或无法理解的地方，也有多处。如《灾异建白十事》（卷二十六）中说：“今朝廷设官罔有上下之别”，便使人无法理解。元朝和其他朝代一样，等级森严，设置官职怎么能没有“上下”的区别呢？查元刊本残卷，原来“罔”是“固”的错误。一字之差，意义完全不同。又如《李侯墓碑》（卷十八）中说：“百姓中有父母去世很久还不安葬的，大概起初是疑惑阴阳休咎的说法，地方风俗因此没有改变。”既然是“疑”，为什么会“久不葬”？查其他各本，“疑”是“泥”的错误，意义也正好相反。至于人名、地名、年月的错误，数量更多，这里就不再举例了。徐刻本的底本，是张之洞家旧藏的明代抄本，并用“其他人家的抄本，以及元刻残本、《四库全书》本”加以校勘而成。见徐世昌所作序。徐世昌曾任北洋政府总统，他之所以有兴趣刊印此书，大概受到《新元史》作者柯绍忞的影响。徐、柯二人是同年进士，徐世昌曾为《新元史》作序并为之刊行；这部明抄本也是由于柯绍忞的关系，从张之洞家购得的。从刻本来看，徐氏依据的底本还不错。例如上面所说《适园丛书》本几处严重的文字脱漏，在徐刻本中都没有出现。但徐氏所委任的校勘者似乎并不认真，这个版本的错误也不少。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曾用李木斋（李盛铎）所藏明抄本加以校勘，共订正九百八十字。傅氏校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徐刻本的错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明白文义而任意改动。如《常州路新修庙学记》（卷三）说：“中唐左墄，悉用玉石。” 徐本把“唐”改成“堂”。按，“唐”有道路的意思，《尔雅·释宫》说：“庙中的道路叫作唐。”把“唐”改成“堂”，是改错了。（《适园丛书》本也作“堂”。）又如《萧贞敏公墓铭》（卷八）中引用萧■〈奭斗〉的话说：“我早年从事文墨，见当时才华很高、像千里马一样奔走追求功业的人，想效法他们却做不到，因此安于田亩，以读书为事。”《适园丛书》本把“绝足”改成“捷足”。按，“绝足”指千里马，用来比喻杰出的人才，与“高才”同义。改成“捷足”，反而无法解释了。徐刻本作“绝足”，但把“事功”改成“事公”，同样是错误的。“事功”指事业、功绩。萧■〈奭斗〉的意思是说，当时才智出众的人都追求建立一番事业，自己不能效法他们，于是安于田亩，以读书为事。如果改作“事公”——侍奉公家，意思就讲不通了。同一墓碑说：“父亲名讳瑜，有才而有谋略；金朝末年辗转迁徙于陕西、洛阳一带，多次辅佐军府，因救活百姓而有功，最终任京兆路总管府经历。” 徐刻本把“金季”改成“宋季”，错了。“陕、洛之郊”原本是金朝的辖地。另一种是由于疏忽造成的错字和别字，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总的来说，徐刻本的错误比《适园丛书》本少一些。上面介绍的是刻本的情况。除刻本以外，流传至今的抄本也很多，分别收藏在各个图书馆。就我们所见，抄本中以刚才所说的李木斋藏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湾刊行的《元代珍本文集汇刊》一九七○年出版。中所收的抄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较好。经比较，这两个抄本应当同出于一个祖本，或者就是元刻本。现在我们就以《元代珍本文集汇刊》中所收的抄本作为底本，参校李木斋藏本（简称李氏抄本）、《适园丛书》本（简称适园本）、徐世昌刻本（简称徐刻本）和元刊残本。《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滋溪文稿》前面有刘兆佑所作序录，介绍苏天爵的生平以及《文稿》一书的版本源流。其中说：“清朝末年曾经两次刻印，都是在同治年间。”按，《适园丛书》本和徐氏刻本都刻于民国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会有这样的错误。又说：“后至元戊寅（四年），曹复亨编次其父曹文贞的诗集，苏天爵为之作序，见曹氏诗集吴全节跋，今天已经散佚而看不到了。”按，曹复亨的父亲曹伯启，其诗集名为《曹文贞诗集》，又名《汉泉漫稿》。苏天爵所作序文题为《汉泉漫稿序》，见《文稿》卷五；所谓“散佚而看不到了”，并不是事实。《元史》本传称苏天爵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他的《诗稿》已经散佚。此外，本传记载《松厅章疏》五卷，而今天《文稿》中只有章疏二卷。可见苏天爵的诗文颇有散佚。现在从各书中辑得诗文七篇，作为本书附录。又从元代诗文集中辑得有关苏氏的诗文，以及后代有关《滋溪文稿》的序跋和著录，也都收入附录，以便读者研究苏氏生平及《文稿》时参考。本书点校工作得到姚景安同志的指正，谨此致谢。由于学力有限，难免有不恰当之处，诚恳欢迎批评指正。陈高华　孟繁清 一九八七年十月 ●序【此序原载《滋溪文稿》卷首，又载《赵汸东山存稿》卷二。】

译《滋溪文稿》三十卷，是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的文章，由前进士永嘉高明、临川葛元哲任属掾时分类编次。起初，国家平定中原以后，许文正公首先得到宋代大儒朱子的著作，并尊崇信奉它。等到侍奉世祖皇帝时，便用朱子的学说教育国子，后来君主施行德政的道路又重新明白了。容城刘公又能够向上追求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张载等人曾经论述的道理，开始超然领悟义理本来如此、发自人心而不能自已的道理。因此，他辨析异端、排斥邪说，都有真实依据，而不是从前人的传闻中拼凑拾取。他在出仕、退处、进退之间所表现出的高尚风范振动天下，但又从未决意永远离开仕途，这说明他从朱子那里得到的学问很深。当时，天下的儒者各自用所学在乡里教授学生；临川吴公、雍郡虞公、大名齐公相继进入成均任教，之后，六经圣贤由浅入深、下学上达的宗旨，分析得细致入微的义理，礼仪、音乐、名物制度的数目，以及修辞、游艺的方法，无论本末精粗，都灿然完备。大概一代的文献没有比这时更兴盛的了，才俊选士一同兴起，几乎和先王时代没有什么不同。至于所得有宗旨，持守有要领，在家庭、乡里、邦国中实行而没有异议，发之于政事文章而根本没有不同，这些大概也都存在于那些人身上吧。苏公世代都是儒学之家，从年轻时起就跟随同郡的安敬仲先生学习刘公的学说。进入国子监以后，又先后得到吴公、虞公、齐公作为老师。因此，他清正自守、意志专一，足以潜心于大业而不被其他歧路迷惑；见识深广、博闻强记，足以综合裁断诸家学说，而不是把玩事物、徒求博杂。至于道德已经很盛大，却使自我约束更加严格；行为已经很尊贵，却使操守更加严密。他出入朝廷内外三十多年，美好的谋略和伟大的功绩著称于天下；以纯一之诚面对天地和先王，立身中正而不结党，巍然如同浊流中的砥柱。他的文章明净纯粹、温润洁白，谨严而又通畅，如珠玉发光，如粮食有滋味。从本朝政治教化的根源，到名公卿、贤大夫、士人的道德、言论和功业，以及先儒著述的深奥之处，无不收录其中，而他浩然删削修订的志向还没有停止。刚任朝廷官职时，他就深受四明袁公伯长、浚都马公伯庸、中山王公仪伯的知遇。袁公告老还乡后，仍然亲自上疏推荐他进入馆阁；马公说苏公十年以后应当掌握文章的权柄；王公于是和他结为忘年之交。这哪里是一日之间积累起来的呢？从前汉、唐七百多年，只有董仲舒、韩愈辨明学术、端正大义，差不多可以继承先王遗风；至于讨论政治道理，则没有谁比得上贾谊、陆贽。宋代文学尤其兴盛，而士大夫之间不称道程明道、范希文，就称道司马君实、韩景仁；只是还不知道三【原作“王”，据李氏抄本、适园本、徐刻本改。】位公卿与程夫子相比怎么样。因此，苏公平日教人必定以程、朱为榜样，并努力在自己身上实践，不追求空洞的言论；那么，他从事圣贤之道，并且明白地审察得失的关键，就很清楚了。所以我赵汸认为，读苏公的文章，就应当探求苏公所学习的道理；善于谈论学问的人，又一定可以从他的师友渊源推究出来。至正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日冬至，新安诸生赵汸谨慎题写。●跋【此跋原载《滋溪文稿》卷首。】右边这篇是苏君伯修的杂著。祖常在延祐四年以御史身份监考国子监学生，伯修应试作《碣石赋》，文章雅正驯美、华丽，考据详实。当时主持礼部考试的尚书潘景良、集贤直学士李仲渊把伯修置为第二名，巩弘列为第一名。巩弘文气疏宕，才华俊秀，令人喜爱。唯独祖常不认为这样，他认为这个人以后必定流于不学，于是把伯修提升为第一名。现在果然如此，而我们的伯修正在研读经书、考察古事，文章都合乎法度，十年以后一定能够担当文坛的责任。至顺元年九月五日，陪侍皇上到中心阁，回来后休息半日，写下这些话，来记载我和伯修的旧交。马祖常记。●跋《松厅章疏》【此文原载《滋溪文稿》卷首，又见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前代有谏官，有察官，他们所承担的职务都很重要。本朝只设置监察御史，而把谏官的职责也包含在其中，所以御史实际上肩负两重责任。然而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往往把六察之职做得很详细，对于匡正劝谏之道却有时没有完全做到；至于为了天下和后世着想，提出超出通常见识范围的意见，那就更加少了。赵郡苏公伯修任御史中台仅仅四个月，所上章疏却已经有四十五篇，所说的内容包括应当敬畏天变、奉事宗庙、保卫圣躬、辅佐圣德、停止田猎、大臣不应扩建宅第。凡政治有不完善之处、百姓疾苦没有得到体恤之处、风俗没有端正之处、贤人应该进用却没有进用之处、不肖之人应该罢退却没有罢退之处，他全都提出了意见。他的道足以侍奉明主，气足以肃清群邪，学足以通达古今的变化，智慧足以周全天下的忧虑。像苏公这样的人，可以说能够承担御史两重职责的重任了。他中间又曾请求把延平李先生列入从祀之列，对于世道人心的教化实在十分关切。唉，做御史而能够想到这些事情，这哪里是可以同见识平常的人谈论的呢？至正元年八月三日，国子监丞陈旅拜手书写。●湖广省参政苏公画像赞【此文原载《滋溪文稿》卷首。】属掾祝蕃 他的光明多么炯然，他的清澈多么深湛；胸襟深广而有容，谦抑自持而从不自满。他的品德如美金良玉般纯美，又如寒露清冰般令人敬畏。他的器量包容千古，内心沉醉于六经。难怪他的思想发为文章，光彩照耀古今；施行于政事，便能使太平盛世更加文治灿然。担任持节、秉持政权的职位时，精确而实在；处在纳言、进讲的职务上，恳切而忠诚。这样的人，可以和韩愈、范仲淹并肩，在欧阳修、曾巩之后继续前进了。然而他仍然常常微微皱眉、深坐不言，忧虑百姓没有得到治理；抬头谋划远大方略，挂念边远地区尚未安宁。他又勤奋读书，礼贤下士，常常夜晚迟睡、清晨早起。这样就更加深厚，却始终不夸耀、不自矜。那么，将来如果有人佩戴冠服登上凌烟阁，画像绘在麒麟阁，除了这个人，还能有谁呢？●国子祭酒苏公画像赞【此文原载《滋溪文稿》卷首。】门生商企翁 他的积累丰厚，却以谦虚容纳万物；操守持守恭敬，品格高峻崇隆。安然面对所遭遇的一切，谁能在困穷和显达之间使他改变？他提携后学，谆谆教诲，告诫他们要忠诚。蕴藏于内便成为精华，发用出来便成为事业功绩。他搜求中断的余响，承继前人的声音；疏导旁流，使它们汇入东方大流。从前我曾感叹，先代正人君子的美德没有人能够继承；啊，唯独在先生身上，又看见了古人的风范。●《滋溪文稿》卷第一 词 赞 铭 诗 ○词 《甄处士访山亭词》《春露亭词》《澧州通济桥词》△《甄处士访山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