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存稿卷二

译黄溍 至顺二年冬十一月，赵郡苏公天爵由翰林改任御史南台。当时正依据中书省的奏请，派官员审查复核并论定、上报天下的囚狱案件。至顺三年春正月，苏公刚刚就职，便分任湖北地区。湖北所辖地域广大而遥远，西南各郡民人与獠人杂居。当地一向强悍，喜欢争斗，诉讼案件最为繁多。苏公不畏山溪阻隔和瘴毒侵袭，走遍各地，即使盛暑仍然夜里点灯查阅文书，一点也不疲倦。囚犯中有申诉冤情的，苏公说：“宪司每年两次到这里，你们为什么不说？”囚犯都说：“此前审理囚犯的人只是照例办事；听说您来了，将要受刑，所以不得不说。”苏公为此长叹，无论事情大小，都必定尽心办理。当时沅陵百姓文甲没有儿子，抚养外甥雷乙，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便把雷乙赶了出去。雷乙等两个孩子出船卖茶时，拿起劈柴的斧头把他们一起砍死。随后把斧头沉入水中，但血迹沾在他的衣服上，痕迹仍然存在。事情败露后，雷乙全部认罪，部使者却反而以三年以内的疑案为由释放了他。苏公说：“这件事只有两年半；如果不是杀人，衣服为什么会有血迹？又怎么知道斧头在水中？况且他的住处离杀人地点很近，怎么能说是疑案！”于是又把他交付司法机关审理。有个叫龙光祖的人，买官取得某州同知之职，后来依据条例被夺官，居家闲住。他的儿子和家奴说：“胡孙溪有我们家过去申请的射官地，宋某却来耕种。如今宋某已经死了，应该招募佃户。”光祖听从了他们的话，宋某的儿子乙便来争这块地。光祖把牛、米、盐送给洞蛮，让他们和佃户夜里拿着兵器包围宋家，把宋家的家人全部捆走。佃户指着乙的哥哥甲对洞蛮说：“不杀这个人，恐怕他逃出山洞，事情就会泄露。”于是洞蛮把甲射死，又把他的妻子儿女分散卖到各个洞寨。甲死后，乙终于逃回，控告了这件事。官吏收受贿赂，只以侵占田地的罪名惩处佃户，把光祖搁置不问。苏公说：“杀了人却只按侵占田地治罪，可以吗？”于是命洞蛮交出宋家全部家人，并依法惩处真正的杀人者。沅州麻阳百姓张甲和彭乙因争夺灌溉田地的水而结怨。张甲因为禾苗将熟，夜里前去查看，彭乙恰好经过那里。张甲于是杀了彭乙，却诬称他偷盗禾苗，并拿他家竹■〈▯累〉中的禾苗作为证据。官吏认为被杀者才是真正的盗贼，准备减免张甲的罪。苏公说：“他偷你的禾苗，是用手拿，还是用镰刀割？”张甲说：“用镰刀。”苏公问：“镰刀在哪里？”张甲不能回答，于是依法定罪。有个叫黄天发的人，哥哥有四个儿子，其中排行第二的最富有；排行最小的性情刚愎，多次和几个哥哥争执，还凌辱天发。排行第二的想杀死弟弟，便告诉天发，又给谢某钱，让他一起杀人。小弟的妻子揭发了这件事。排行第二的对天发说：“哥哥杀弟弟罪名重，叔父替他承担，罪就不至于死刑。叔母和孩子某人可以供养他。”天发答应了，不久被捕，自称确实是自己出钱给龚某，让他杀人。龚某是排行第二者的舅舅，而龚某的妻子正是谢某的母亲。排行第二者贿赂官吏，官吏便按照他的说法记录，案件文书因此形成。苏公怀疑其中有冤情，审讯后果然如此，于是把最初谋划杀人的人定为首犯。常德桃源百姓卢甲、莫乙、汪丙一同外出寻找雇工，卢甲失足落水而死。卢甲的弟弟是和尚，想私通卢甲的妻子而未能如愿，便控告卢甲的妻子与莫乙通奸并杀害了丈夫。莫乙无法自行辩明，说：“其实我是和汪丙一起殴打他直到死亡，担心他又苏醒，便砍下他的头丢在草丛里，把尸体和凶器丢在谭某家的沟中。”官吏前去查看，果然找到一具头骨，但尸体和凶器都没有。苏公说：“尸体和凶器即使还在，如今已经八年，也没有不腐烂的。”叫来谭某询问，才知道卢甲尚未死亡时，谭某的眼睛已经失明，却谎称“曾看见一具尸体被水冲走”。苏公知道这是诬陷，告诉官吏说：“这就是疑案，而且还不止三年。”最终把莫乙释放了。杨乙刚娶妻便得了闷风病，他的妻子厌恶他，逃回父母家。杨乙前去索取聘礼，岳父因此向官府控告，案件尚未判决，杨乙在屠户燕甲家见到妻子，便同燕甲发生斗殴。离开后，他又到屠户燕丙家索要借出的东西，再次同燕丙斗殴后离去，在半路上病发死亡。他的母亲知道其中没有别的原因，却害怕官府因先前的案件来索取尸体，所以急忙把这件事报告了。官吏没有查明，便逮捕拘禁两个屠户，审理杀人案件。苏公询问杨乙的母亲，得知杨乙患有闷风病，两个屠户因此获免。印社子向同乡人家求娶女儿为妻，还没有迎娶，周某却以与他成为姻亲为耻，阻止女方父亲把女儿嫁给他。社子怨恨周某，便把他杀了。杨惠孙、黄文德都是乡里的大户，彼此原本有怨；社子曾受雇于杨惠孙，又恰好租住黄文德的房屋，黄文德于是唆使社子牵连杨氏父子，策划杀害周某。杨惠孙被迫认罪，却说不清缘故：起初说周某因捉到他的儿子通奸而杀了他，后来又说周某因与他的妾通奸而杀了他；案件移到龙阳后，又说：“经过洞庭湖遇到风，我向神祷告，许诺捕取活人祭祀，于是杀死周某，取他的心肝祭祀。”苏公阅览案卷说：“前面两种说法既然都不是真的，即使像后面的说法那样，有尸体可以检验都还不足以取信，何况连尸体都没有呢！”等到查问出真实情况，才知道教唆他自诬的是卫推官。这时社子已经因受刑而死，于是释放杨氏父子，打开刑具送他们离去。州人刘文贵死后，他妻子的弟弟朱德从同郡来探望姐姐。文贵的养子给他喝酒，几天后朱德患腹胀。文贵的次子与养子争夺家产，彼此有矛盾，便对朱德说：“莫不是中了虾▯的毒吧？”他捣碎乌桕树根和酒一起让朱德服下，朱德立即剧烈腹泻；检查没有其他毒物，但病情反而更加严重。朱德回去后，把养子说的话全部告诉母亲；他的母亲向官府报告，还没来得及逮捕审问，朱德便死了。录事和武陵县官来验尸，都用银钗探入口中，见银钗颜色没有变化，便认定是病死。卫推官先前因别的事情恼怒录事，想借口验尸不实来治录事的罪，于是又命龙阳知州重新聚众检验，判定朱德是中毒而死，供词牵连三十多人，养子已经被迫认罪。苏公怀疑其中有冤情，便向各路人查访，并劝他们说出实情。众人都说：“案件供词都是卫推官教我们这样说的。”苏公于是改判此案，并追究卫推官，将他罢职。以上这些都是死罪案件，苏公审理判决，没有一件不查得真实情形。

译富人因为佃客家中有人死亡而使无辜者蒙受罪名，苏公便为他们昭雪冤情。贫民因年成歉收而取用别人的粮食，又因殴打伤人而被加重论罪，苏公便减轻他们的罪责。他救活的人又有几十、上百。澧州的齐氏，沅州的曹氏、骆氏，靖州的唐氏，都凭借财富称雄，并且善于操纵官吏的短处，成为百姓的祸害。齐氏因湖泊官不肯让他承买湖泊，便用其他事情诬陷他；曹氏、骆氏犯罪，按条例应当把他们的过恶写在粉壁上，却把省府文书藏起来，以消灭罪证；唐氏以平民身份担任黄平府判官，追夺其官职的命令下达后仍拒不接受。苏公到任后，官吏才得以依法办理，没有什么可以回避。有人因婚姻、田地之事来申诉，苏公虽把案件交给有关部门办理，事后却一定询问处理是否恰当；如有不当，只用几句话加以驳正，来人无不心悦诚服地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苏公被召回后，两次入御史台任御史，湖北人一直思念他。士人中有文学修养的太祝周君，把这些事情逐一叙述下来。从前于定国曾任御史，后来任廷尉，过了十八年才升迁。以十八年之久，他值得记载的事情本应不止一件，史书却只保存了他的父亲于公争取孝妇不杀婆母这一件事，对他本人的事迹一概没有记载，只称“百姓自己认为没有受到冤屈”而已，难道不是当时散失了他的传记，而史家也没有加以记述吗？我因此对苏公的事迹有所感触，便根据周君的叙述删取大略，为他写下这篇记，以慰藉人们对他的思念。后世掌握史笔的人，或许还会有所考订。苏公如今由中书礼部侍郎出任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 《读苏御史奏稿》黄溍 伯修三次任御史，在中台只有四个月，却上奏四十五件。从皇帝自身到朝廷政令、稽考古制的礼文以及民间隐蔽的疾苦，只要关系国家大体、牵涉政治得失，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尤其把进用贤能、罢退不肖看得最为紧要。他弹劾的五个人，都是权贵要人所荐举的；他荐举的一百零九人，则有世代为臣的老成之士和当时的名流，对外任官员、下级官吏以及民间士人，也没有遗漏。我私下认为，国家稽考古制设置御史官，选择正直之人来掌管风纪，本来是要让他们辨别忠邪，决定进退。如今御史台的计簿中，每年因犯重罪而定罪免官的有若干人，因细小文法而交付吏议的有若干人，而因廉能和见识受到考察任用的却没有几个。人们以为这是世道衰败，所以贤者少而不肖者多；但我还不敢肯定真是如此。现在看了伯修的奏章，才知道天下从来不缺人才，只是掌握黜陟权柄的人喜欢借发威来树立名声，一旦有人被引荐重用，便动辄以依附为嫌而加以阻止，因此斥退抛弃的常多，甄别拔擢的常少。即使如此，阳城担任谏官七年，比伯修任职已久；他所论列的只有陆贽、裴延龄两人，比伯修就少得多，而且又不能像伯修那样使自己的意见得到施行。这不是阳城的贤能不及伯修，而是伯修所处的是盛世际遇，与阳城所遇的时代不同。从前编次名臣奏议的人，并不专门把能够尽情进言作为功劳，而只从君主能否听取采纳来观察人主的德行，难道不是这样吗！《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苏御史治狱记》吴师道 案件，是重大的事情；判决案件，是困难的事情。我曾亲身在州县任职，因此确实相信这一点。近年来五府官员审决囚犯，也把这件事交给属吏，让他们到府中接受约束；我看见他们一起坐在堂上，评议供词的是非，往往受到许多牵制，而专断的人又患在刚愎自用。至于那些只图文书方便、谋求自保，曲意制造疑似情形，以便开脱纵容的人，凡是本应全部论决的案件，总要留下一个两个不肯判决。至于隐蔽难察的冤屈和刑讯造成的诬陷，往往存在，却从来没有用心追究查察。他们大概是假借救活人的名义来沽取阴德，却不知道真正的阴德正在于此；既然用心有所偏，应该明察的地方反而昏暗，这是普遍的弊病。古人论述治理狱讼的方法，说要明允、中正、敬畏、谨慎、审察、勤勉、哀怜、宽平；其中具备任何一项，都足以成为根本，但没有这些品德而能够掌管百姓生死的，从来没有。如今我看苏公伯修任御史时所记治狱十多件事，私下为之长叹。苏公所管辖的湖北一道，同僚很多，如果没有苏公，那么出入人罪的错误还有谁能察觉呢！唉，案件这种事，造物主不能让它起死回生，长官却不能让它死者复生；能使该死者获生，使活着的人不因被判死而遗憾，大概只有苏公吧！我因此追溯根本来谈论这件事。朝廷担心囚狱案件积压，三年派官员到各道一次来审决，这是很好的法令。近来又被阻止而不能实行，大概一定有其原因。假使人人都像苏公一样，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吴礼部文集》卷十八 《治世龟鉴序》赵汸 从前帝王盛世，纲纪法度全都完备，子孙可以据此治理国家，这些被称为成宪旧章。那时君臣上下共同鉴戒、观察前代，以保全天命、维系民心，忧劳警惕，没有一刻敢于忘记，把它作为治家的法则。他们治理尚未发生混乱的国家就是这样，所以即使其间偶尔萌发祸乱，也能在容易处谋划困难，在细微处治理大事，可以没有忧患，哪里会有一旦土崩瓦解的灾祸呢？秦人学习不以古人为师，把二帝、三王用来维持天下的工具以及其中深微的道理，全都荡除毁灭，不只是焚烧《诗》《书》、杀害学士才导致国家灭亡。从此以后，创业者没有可以因袭的成法，守成者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于是朝廷的筹谋、侍从的论思，就成为治乱安危的根本，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简册所保存的忠言嘉谋，哪里能够全部记载？当时有的被采用，有的虽被采用却没有贯彻到底，有的最终没有采用，其中的得失都可以详细知道。从今天看来，其中好的都可以用来劝勉人们，值得警戒的也都可以用来惩戒。至于贯通古今，广泛观察而择取精要，用来昭示后世，使先王经营天下的心意能够显现一二，这确实是君子的用心啊！参政赵郡苏公，早年任职馆阁，曾从经史百家之书中选取切合治国之道和政务要领的内容，汇成一编，名为《治世龟鉴》。它极其简要却没有遗漏，内容深刻而不偏激；通达、疏朗、练达、公平的准则显著，亲切、确实、古雅而正大的体制也保留下来，确实是谋划王政、决断国事者的宝贵借鉴。苏公任御史时，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以奉持宪节、洗雪冤屈、施惠于百姓为己任；参与政府议事时，坚定不阿；两次主持大藩政务，都勤于处理各项事务。他曾奉诏宣抚京畿，广泛访求民间疾苦，哪怕极细微的事情也不隐瞒；同时又斟酌合乎理道的中正原则，不向前迎合，也不为后果顾虑。即使一时没有受到当权者的察识，退居之日，凡是能够尊奉君王、保护百姓的事情，他从未稍稍停止讨论研究。苏公的学问本于先王，志向在于当世；他在行事上的表现如此，那么这部书的撰作，难道是想寄托于空言吗？新安诸生赵汸序。《东山存稿》卷二

译《送江浙参政苏公赴大都路总管序》赵汸 京畿，是王化首先施行的地方，也是各郡国的根本。从前盛世，京城之下，五方百姓与豪强大族杂居；他们凭借高地、依附权势，形势相倾、势力相压，纷乱而无法制约，因此号称难以治理。汉代选择强干的官吏，以武力攻击，先行诛罚，这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有什么关系？唐、宋的宰相想借治理繁难之地来困住儒者，等到有机会便借此显示自己，这难道是开诚布公、施行公道的意思吗？本朝兼并包容天下，直到海内海外，没有不称臣归附的；神州赤县之间，繁盛富庶达到极点，历代圣君相承，都屈尊派遣重臣来治理，声望尊崇、职位隆重，不是前代所能相比的。至正九年冬十月，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被授任大都路总管。任命下达的那天，街谈巷议都认为江浙这个大藩镇正依赖苏公治理，不应当舍彼而换此。他们大概不知道祖宗重视京城内部的宏大制度，也不知道圣上任用官员的明断吧！施行政令、推行仁政，关键在于转动枢机，务必要把握时机；古代圣人之所以不疾行却能迅速达到目的、无所强为却能成就事业，正是采用了这个道理。皇帝临朝日久，明察睿智所照及之处，对于民生休戚、臣子的才能品行，细微之处也没有遗漏。既然亲自选择循良之吏，分布在各郡，又深深担心京师作为万国冠冕，治理百姓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四方就没有可以观察仿效的榜样。于是把儒臣从外省调回，使他们以自己的道理来治理京师；用诗书改变法律，用德礼贯通政务和刑罚，大概是不必明说，却向天下各地的守令展示楷模。《传》说：“想要使天下太平，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又说：“尧、舜的仁爱并不是普遍地爱每一个人，而是急于亲近贤能的人。”过去治理国家的人，为什么偏偏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苏公从国子监诸生起家，做到宰辅之位，清正忠诚、学问纯粹，早已深受皇上的知晓和信任。他到王都任官，作为二千石官员的师表，除了苏公还有谁能做到？苏公平日论说治国之道，必定以三代为根本，所谓阐明道术、端正人心、培育贤才、振兴教化，他一直恳切关注这些事情。如今天下太平，朝廷政务清闲，圣天子将要任用真正的儒者，向上考察唐尧、虞舜，近处借鉴中古，制定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策略，极尽维持巩固国家的办法，以传给无穷后世。京师虽然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但大概不久就会使苏公不再为之操劳了。士人和百姓感念苏公的恩德，惋惜他离去而不能挽留，便都相继作歌诗来宣泄怨惜和思念。于是临川葛元哲把苏公临政而得到民心的缘由写在篇首，赵汸也斗胆阐明他的德意，私下取用前人写后序的遗意，把言辞写在篇末，以完成这篇序。《东山存稿》卷二 《寄上苏伯修》赵汸 近日不知您的身体状况怎样，恭敬地祝您纳福。我先前因为高则诚进京，曾托他附上一封短信，问候您的起居，想来应当已经送到您那里了。近来听说您暂时持有王命符节，出任漕台判官，每天同士人百姓一起，更加令人鼓舞。士人们的议论，大都说盐政确实是国家经费所依赖的根本，只是由您来担任此职，似乎不太合适。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君子之所以承担天下的重任、寄托一时的希望，起初并不区分出仕和退处，哪里有什么内外之别呢？何况积弊因循已久，专卖禁榷没有法度，海边残余的叛乱势力仍使战争不得停息。您的高尚品德和雅望，是舆论所归；忧虑深、思考远，都表现在言辞和神色之中。您在凋敝困苦之后安抚丁户，使他们安居乐业，使边郡更加安宁，那么湟池的百姓就有喘息之地，边患平定也将指日可待了；这哪里是日后只担任一个官、只尽一项职守的人可以相比的呢？我和一两个志同道合者在山中读书，希望稍稍竭尽驽马般的力量，不辜负您的门墙；但志向大而力量弱，至今没有进步，只有往年听到的教诲，我一刻也不敢忘记。虞宅得到欧阳公撰写的神道碑，想来已经呈给您过目了；只是所依据的行状未经删改，谨慎地全部誊写后呈上，恭敬地希望您一定能提出不刊之论，以慰藉老先生于九泉之下。刘静修先生墓表、曹学士志铭，偏远州郡的晚辈都没有机会见到。正想谋求再次拜见门下，以完成我想向您请教的事情，只是秋暑仍然盛烈，不敢贸然前去拜谒。恭敬地希望您为了国家和百姓，善自珍重，以符合善类人士的期望。谨奉上亲笔书信，不再赘述。《东山存稿》卷三 《寄上苏公伯修》赵汸 如今正值仲春，恭敬地祝您的起居行动多福。我从姑苏舟中拜别您后，便转道吴兴，直到年底。改年后回到钱塘，遇见葛元哲，才开始听说您所持节旌经过的地方，从而稍解我的牵挂。我私下听说，古代君子在朝廷任职便功业显著，居于山林则言论得以树立；因此无论出仕还是退处，起初都不存私心，而言论、风采和功绩，显耀于一时，光照千年，更加值得赞美。何况礼制废弛、音乐流散，文章散佚、史书残缺，如果不是才华宏大、见识卓越并且早有学问见闻的人，便不能把它们辑录保存下来。您一向怀有著述的志向，倘若趁现在耳聪目明、身体清健闲暇，搜罗散佚，成一家之言，以使后学受惠，实在是很大的补益。前辈想要著书，大多因为闲居的日子太少，志向不能完成。九重天子正在侧席而待，贤良辅弼于是亲自辛劳效力，那么青史留名就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我是穷山中的晚辈，只仰仗您一日的知遇，便冒昧献上这些话，我的愚见就是如此。只是家贫亲老，不能到溪堂为您洒扫，也不能在书府中替您查阅校检；我早晚仰望企盼，时时都不能忘记。因高则诚进京，谨奉亲笔信问候起居，冒犯您的清贵，不胜惶恐，恭敬地希望您察纳，不再详述。《东山存稿》卷三 《题三史目录纪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