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溪文稿卷第三十

译这是书信两卷，是国初名公诸老寄赠给洛阳智先生的。先生名迂，字仲可，年轻时同窦公默一起流落在汉水一带，丙申年北归。他深通《易》学，闭门居住在一室之中，焚香弹琴，世间事务和浮华之事，都悠然不能动摇他的心。世皇还在潜邸时，听到他的名声，便派近侍带着书信，和窦公一起征召他。入朝拜见时，他首先陈述王道。皇上问：“如今有像周公那样的人吗？”先生回答：“主上亲自实行周公之道，追随周公的事业，存有周公的心志，不就是周公吗？”当时耶律公楚材掌管中书政务，下令各路设置经籍所，由儒者主管，大概是想使士人明习经学，兴起文治。先生分赴京兆办理此事。正好廉公希宪、商公挺开府宣抚，征召先生担任幕府参议，建立纲领、陈明法纪、兴利除弊，规划辅佐之处很多。有空便讲说经书训诫，以道义相互切磋；虽然官职上属于属官，情谊却如同师友。过了很久，他请求退休。世皇不忍让他离开，赐给田地住宅，让他在秦地安家，并且每年赏赐银三笏作为养老费用。先生推辞不能接受，最后只领取其中一份。曾有盗贼夜里进入他的房屋，把织机轴中藏着的钱币撕取出来带走，家人想把这事报告官府。先生阻止他们说：“这一定是乡里的贫苦百姓。官府如果逮捕他，能够不牵连、扰害善良百姓，不伤害我乡邻故旧的情谊吗？”盗贼听说后感到惭愧，又把钱币送还回来，当时人都认为先生能够感化盗贼使其归于善行。先生年轻时同兄长在战乱中失散，后来知道兄长居住在真定，年老以后仍多次前往探望。兄长去世，他载着丧柩回洛阳安葬，世人共同推重他的德行义举。中统、至元初年，廉、商诸公任宰相，搜求召集天下贤才，安排他们担任官职。先生退居秦地养老，每天以琴书自娱，终身不再做官。从前国家刚平定中原时，当时的人物都是金源氏承平百年间兴办学校、贡举、封殖和乐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所以没有死于战乱，能够遗留给我们。等到世祖建立极盛基业，开始兴立制度、崇建官制，朝廷上衣冠人物的盛况，都是依靠这些人。如今看这卷书，他们一个个都完整地记载在这里。可惜他们的事迹大多湮没不传，所以我略为叙述如下。诗说：“没有比人才更可争竞的，四方都会以此受到教化。”执掌国政的人，难道不应当把搜罗任用贤才作为要务吗？题写孟天暐仿拟古文之后。太原孟天暐学问广博而见识敏捷，气质清正而文章奇异。看他仿拟先秦、西汉的各篇文章，步趋古人的功力卓越，语言运用精巧，大概想要杰出于一世之上，他的志向不是很伟大吗？从前欧阳公说，韩子为樊宗师作墓铭，就类似樊宗师的文章；司马子长为长卿作传，也像长卿的文章。只有超过了对方，才能兼有对方的长处。文章固然不能只追逐一时所崇尚的风格，但想求得合于古人，又哪里是容易说到的呢？所以韩子说：“写文章应当师法古代圣贤，师法他们的意旨，不师法他们的言辞。”欧阳公也说：“写文章不要刻意造作语句，不要模拟前人，只取其自然罢了。”三代以后，文章古雅的没有超过韩、欧二公的，而他们尚且这样说，这些话应当同天暐一起评议。题写鲁斋先生手书之后。这是一幅鲁斋先生为许魏公手书的四幅作品，寄给京兆吕君辅之以及他的儿子、翰林侍读学士吕伯充的。起初，世祖皇帝受封并以秦地为食邑，后来征讨大理，在这里举行禡牙之祭。最初聘请鲁斋先生时，在六盘山下见到他，便命他教授京兆的子弟。因此，吕君得以同先生结交，翰林也跟随先生求学。关辅地区的教化淳厚美好，原来是有其源流根本的。我曾读鲁斋先生所撰写的吕君墓志，其中说：“吕君生下儿子不到一年，每天买书，为教育抚养孩子作打算。孩子长大后，选择老师去求学。学习一定以考察古事、践履实际为贵。”又说：“翰林办理丧事，上则考察司马氏、朱氏的做法，考订古礼；下则仿照高陵杨氏已经实行的旧例。使古人送终的正道，又在今天得以显现。”手书第四幅中所说的“葬礼仿照古代制度，不是诚信笃信圣道的人不能做到”，就是指此事。吕氏家庭中所传授的，师友之间所讲习的，没有不是日常人伦大事的，所以他们表率乡俗、敦厚守礼，卓然有异于常人。墓志中所说的高陵杨氏，就是太史杨文康公；他为亲人办理丧事，行动总是符合古礼，是鲁斋先生敬畏的朋友。唉，宋、金末年，文风日益浇薄，鲁斋先生从民间奋然兴起，推阐圣贤遗留下来的经典，笃实地实践履行，所以当时登门求学的人，操守品行全都有可观之处；考察吕君父子的事迹，便可以看到了。晚学赵郡苏天爵书。天爵以前任职西台时，访求旧家遗风，可是遭逢天历年间兵荒之后，文献有的已经不足以考证。如今吕氏的几个孙子执守礼法，奉行常道，在国子监受业；这就是诗书的恩泽唯独能够传到久远之处，确实可以知道行善是会有后代承继的吧。题写在《襄阳重刻堕泪碑》之后 古代君子立身处世、制定行为准则，既足以成为家庭的仪范，做官面对百姓时又足以使后世称颂，这难道是声音、笑貌所能造成的吗？太傅羊公镇守襄阳时，在世便把恩惠施及百姓，死后遗风仍流传于世，大概是先有实际德行，才有相应名声。当时所谓的堕泪碑，石碑已经裂开，后人因为思念羊公而重新刊刻了三次。羊公的德行，本来不系于碑的存亡；但人们思念羊公，如果没有石碑，就无法显明他们爱慕他的诚意。这样看来，石碑的存在，大概也有惩戒和劝勉的作用。襄阳郡守吕侯、戍守将帅杨侯对此念念不忘而不肯放下，他们大概也有所见识吧。过去召伯在南国施行政教，曾住在甘棠树下；后来人们思念他的德行，爱护那棵树而不忍伤害它。何况金石上的文字，以巨大的篇幅深深镌刻来表彰他的善政，本来就是用来流传不朽的。然而自汉、魏以来，把文章刻在桓碑和彝器上，作为传之无穷的打算，这样做的也很多；其中不幸在风雨和野火中消磨，在樵夫牧童手中毁弃，使古人的遗迹和余韵湮没无闻的，难道只有堕泪碑吗？若不是有好古尊贤的君子，又有谁知道珍爱重视它们呢？所以欧阳公最初才能将它收集并保存起来，有的订正书籍编次的讹误，有的补足政事记载的缺失，并不只是用来供玩赏而已。尚书王君实博学雅正、见识广博，喜爱收藏古文奇字。博士周伯温精通六书，曾奉诏临摹晋人的法帖。吕侯治理政事，深知追慕前代贤人的意义；杨侯统率军队，唯独能够崇尚文事。这是当时人物风采的美好，后世再也难以企及。至正五年秋八月丙寅，通奉大夫、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使赵郡苏天爵题。恭敬地题跋御赐《真草千文》碑本

译圣明天子继承正统，恭谨节俭，爱护百姓，在深宫闲暇之时每天阅读图籍史书，大概是用来怡悦精神、涵养性情。臣当时在经筵翻译经文，几次跟随讲官之后，瞻仰圣上的光辉。后来臣充任省闼官员，参与政事议论，恭敬地看到至正初年的诏书，其中说，诏令进入宫中的文书都有依据，并告诫近臣不得互相奏请赏赐。由皇上把真书、草书《千文》碑本颁赐给臣下，可以由此知道文物兴盛、政治教化清明安宁。古代君主的一颦一笑都有所关涉，从来不轻易赏赐，确实是有道理的。这一本，是翰林学士承旨臣姚庸在掌管机密时所接受的赏赐。臣姚庸历任台、省官员，是当时的儒臣，清白廉正，温和雅正而含蓄深厚，大概与皇上所赐之意十分契合。至正六年丙戌九月庚子，集贤侍讲学士、通奉大夫兼国子祭酒、差充京畿道奉使宣抚臣苏天爵叩首谨记。题写在《延祐二年廷对拟进贴黄》之后 延祐乙卯年，仁皇初次策试进士，登第的有五十六人。到如今三十二年，以文辞和政术知名的有十多人，不幸才华未能得到充分任用便去世的又有十多人，至于官职高低则不在此论。当时，境内安定，文物兴盛、政教和洽；可是圣上策问所涉及的，仍然把庄稼受到水旱灾害损伤、百姓陷于饥寒、还不能家家富足人人饱暖作为忧虑。唉，圣上的忧虑如此体恤百姓，祥瑞怎么会有不能到来的呢？大概自古以来，君主广泛寻求才俊，把他们安排在官位上，不过是借此宣扬政治教化罢了。所以学习古道而进入官府，在议事时依制度办理，这是成周之治所以兴盛的原因。仁皇即位后，深深厌恶执法官吏贪婪苛刻，急切地想提拔任用贤才，大大改变旧有风气。后来的议论者没有想到圣上的深远思虑，只担心选举过于泛滥冗杂。选拔人才的方法固然应当澄清淘汰，难道不会有庸劣之徒混杂进来、没有学问才术的人被选中吗？圣明天子能够恢复旧章，多士因此兴起；臣当时充任省闼官员，有幸见到这件盛事。乙酉年春天，奉诏与治书侍御史臣李好文、翰林直学士臣宋褧、工部侍郎臣斡玉伦一同充任读卷官，遍览延祐年间儒臣拟定进呈的贴黄，更加感叹先朝崇尚文教的盛况。通奉大夫、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臣苏天爵恭敬题跋。题写葛氏子弟还俗一事 管子说：“古代的四种民众不能杂居。士人彼此在闲暇宴饮时谈论仁义，工匠彼此在官府中议论技艺，商人彼此在市场里谈论财利，农民彼此在田野中谋划耕种。各自安居而乐于本业，因此财物充足而不争夺，心中有羞耻而且彼此尊敬。”古代的民众分为四类，后世却分散为九流百家。由于农田常遭水旱，务农的人便少了；由于利润没有奇特的增益，商贾的人也少了；其他失业的人也多了。因此，游荡谋食的人如果不归入佛教、道教之流，就会进入法家皂隶一类；连养活自身衣食都还不足，何况能够供养父母甘美的饮食、充足供应国家的赋税徭役吗？忧虑世事的士人不能不感慨。然而，敦厚根本、抑制末业，使民众受到教化而形成良好风俗，难道不正在于上位者吗？况且董君身为一县长官，尚且能够诱导人们弃邪归正，何况朝廷之上、公卿那样尊贵的人，他们安抚招徕百姓、使人心和顺的功效，应当会怎样呢？题写在《杨氏肯获堂记》之后 我的朋友、河东佥宪杨侯，在真定的别墅修筑书堂，题名为“肯获”。永清史宗实为它撰写记文，保定张庭美用隶书书写，稾城董简卿篆写匾额。杨侯为书堂命名的意义，是推究他已故父亲院判府君教育子女的方法，使后人奉行而不失。农夫开垦田地，又播种栽植，等到收获时，还要担心水旱灾害，承受除草培土的辛苦。人承继先人的事业，却没有这些忧劳，为什么反而不肯收获呢？古代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很少能够遵循礼法；如今三位君子都出身于王公将相之家，而他们文章辞采的奇异、书法的古雅，难道只是能够振兴家声，还将把声誉流传给后世。那些读书人出身寒微之家，后来登上仕途，子孙难道不应该早晚战战兢兢，想着不要辱没自己的先人吗？我与杨侯生在同乡，年轻时同师求学，长大后又一同在朝廷做官，常常感叹近世衣冠子弟往往使先人的事业坠落荒废。风俗教化不古，实在太严重了。读到这篇记文，难道能不在内心警惕而有所感触吗？虽然如此，德行功业的积累可以使子孙富足，诗书的恩泽可以传给永久。唉，杨氏子孙还应当思念先世建造房屋、开辟田地的功劳，希望他们能够肯构、肯获吧。题写在《罗学升文稿》之后 泰定丁卯年，朝廷策试进士。我奉命掌管试卷，得到浮光罗君学升的文章，读后喜爱它气势浩瀚而温润纯粹，文辞广博而意旨深厚，不达到极深之处便不停笔。后来听说他调任江淮，跟随他交游求学的士人很多，其中有人考中高科，登上显贵仕途。国家取士的制度，是在乡里考察品行，在朝廷考核言论，再用政事来试验他们，于是人才便由此产生。世人把偶俪的文辞、漫无边际的文章织缀修饰当作工巧，把繁褥华丽当作美好，既侥幸考中，又苟且度过一生，实在违背了设置科举以求取人才的本意。假如不是豪杰之士见识超卓，谁能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人，不迎合流俗所喜好的一套呢？我退居乡里时，学升正任稾城县令，闲暇日子把近作编成一册给我看，大概是想铲除科举文章中的陈旧套话，遵循作者的高雅法度；这岂是世上那些因循鄙陋、墨守旧法而不知道变化妙处的人所能比的呢？这样的人本应选拔安置在馆阁，培养他的才华，可惜他沉沦于州县而未能进用。然而鹤在九皋鸣叫，声音能够传到天上；士人的抱负足以声名传世，即使居处偏远，也没有不能传达到朝廷听闻中的。学升应当更加涵养平和之气，以彰显国家的盛美，这不也是可以的吗？题写在《晦庵先生行状》之后 晦庵先生朱子所著述的文字总共有数万言。自先生去世后，大江以南讲明他的学说的儒者固然不少，然而真正懂得并实践的人也不多见。我国家兴盛之初，南北尚未统一，覃怀许文正公最先得到先生的各种著作来阅读，产生敬重和畏惧之心，于是率领学者完全抛弃旧学而学习朱子之学。后来他辅佐世庙，便把这种学说推行到天下。直到今天，国内家家收藏朱子之书、人人学习圣贤之学，都是文正公辅佐推行的力量。然而朱子的族系、爵里、出处和言行，世人有时还不知道，于是命杭州校官谢某刊刻他的行状，与众多士人共同传布。唉，考察事迹来观察其实际功用，考察言论来探求其内心，希望求知和力行不至于成为空话罢了。题写孔子及颜子以下七十二贤人画像

译古代先圣以及颜子以下七十二贤人的画像，是江浙行省平章荣禄公收藏的。荣禄公以太师国王的诸孙身份，历任台、省官职，确实显露出才干能力；闲暇时喜爱收藏法书秘画，尤其喜欢古代圣贤的画像。圣朝兴起之初，国王因征伐建立大功，被封并以东平为食邑。凡是郡县的长官，都听任他的宗族子孙及部属担任。东平靠近邹、鲁，是圣贤教化兴起的地方，所以那些在那里做官、在那里居住的人，便有喜爱贤能、乐于行善的心。平章最初监理东阿，后来升任朝廷显要，正好遇上国家文治昌明的时代，他的爱好应当与常人不同。天爵年少时读孔氏的书，看见圣人居于乡党、在宗庙和朝廷中，举止周旋无不合乎礼。门人仔细观看并详细记录，仿佛圣人就在眼前。何况观看这些图像，思慕圣人的言语行动，难道不会有所感发而奋起吗？至正己丑三月甲子，学者苏天爵拜手谨记。题写在泉州士子赠崔宗礼诗之后 七闽地区山川险阻，汉代曾把那里的百姓安置到江、淮之间，使当地土地空虚。唐建中初年，常衮任观察使，才开始设置乡校，使百姓懂得学习，并亲自加以讲授引导。从此闽地风俗发生变化，每年贡士的数量和内地各州相等。宋代蔡忠惠公蔡襄世代居住在兴化，历任泉州、福州知州，尤其了解闽地风俗，劝导学习、兴办善行，降低身份礼敬士人，以改变民风。宋氏迁到江左以后，龟山杨先生带着道学南行，豫章、延平相继兴起，朱子又把它扩充发扬，圣贤之学于是借助经传重新在世间彰明。稾城崔君宗礼考中进士后，任浙省理问幕职，出使泉南，廉洁公平，声名显著。回来后，把泉州士子赠送的诗歌一卷给我看，文章辞藻清润，音韵铿锵，确实是一时的盛作。如今国家统一四海，文治纷纷兴起，人才的产生本来不因远近而有差别，只看长官教养百姓做得怎样罢了。于是我把闽中学术的源流端绪告诉读者，读到的人大概也会知道考察探求的方向，并在久远和宏大的方面用力吧！题写在兼善尚书亲自书写的诗作之后 白野尚书从前居住在会稽，登上东山，泛舟曲水，每天同高人、羽客交游。偶然遇到精美的纸张和墨，便写下自己所作的歌诗来怡悦自己。清俊的风采、雅正的韵致，充满晋、唐人的风度。我还来得及见到尚书的先父郡侯，他敦厚朴实，宛如古人，却还没有深通华美的文辞。如今有这样的儿子，确实可以看出国家文治的兴盛。然而人们只知道尚书才华的美好，却不知道他的政术也值得称道。每当议论大事、裁决重大疑难时，他坚持正道而不阿曲，凛然具有正直之士的风范。由科举选拔贤才所产生的成效，也更加可以验证了。元泰身居方外，却能同尚书交友，珍重他的文章书法，也算是有识之士吧。题写在《泰定廷试策题稿》之后 右边这四首策题草稿，是泰定丁卯年三月廷试进士时，监试官治书侍御史王士熙、读卷官翰林直学士马祖常拟写的。缮写进呈以后，皇帝亲笔圈定采用其中两首。自延祐设立科举以来，规制就是这样。想到国家承平已经百年，政治教化正应当兴盛；然而生财有道、节制费用还没有掌握要领，端正风俗的方法很多、防范措施却没有完全适宜；将校骄惰，武备日益松弛；官员士人苟且简慢，廉耻操守没有修养。这些都是当世的急务，应当是廷试所询问并详细陈述的内容。朝廷设置科举取士、征求言论，只希望对政务有所补益，并不是徒然观赏文章辞藻。这次科举共取中八十五人，国子生阿察赤、李黼名列第一。如今二十多年过去，同榜的人历任台、省，声誉显著；那么科举选得贤才的功效、成均培养士人的盛况，也更加可以由此得到证明。当时天爵待罪史馆，奉命收掌试卷，所以把策题稿收藏在家中，谨慎装裱后交给李黼。李黼屡次升迁为秘书太监，正凭借才干能力得到任用。至正己丑夏六月甲戌，通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天爵书。题写在白太常三岁时所书写的字卷之后 世上的儿童，年少时以聪颖早慧闻名、长大后又能凭借政术和文辞显达的，只有刘忠州、杨文公、晏丞相几个人罢了。聪明既然得自天赋，假如没有求学来辅助它，能够有所成就的人就很少了。同乡前辈太常白公，家世在金朝时就是著名进士；国家初年，他的兄弟们都以才名著称，唯独先生最早且最为敏悟，三岁便能书写八卦的名称，诸位老者见到后无不惊叹。中年时果然因才能而以善于做官著称，可惜老于词林、容台，未能得到充分任用。先生的孙子、行中书省掾枢保藏着这卷所书的八卦字。唉，白氏子孙应当时时拿出来观看，还不要忘记诗书恩泽的源头吗？题写葛赓所藏宋淳熙三年封承务郎致仕诰命 金溪葛元喆的五世祖宣义府君，一生三次遇到庆典，屡次被封为承事郎，赐给绯色鱼袋，晚年又加授宣义郎，直到去世。乡人陆文安公为他撰写墓志。宋室南渡直到乾道、淳熙年间，一时被称为极盛之治；宫廷父子之间，长寿、考终、尊贵、荣显，厚重的恩泽遍及臣民。而杰出人物兴盛，如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陆文安公，都在同一时代出现。大概是政治教化正达到极盛，天地开通和泰，祥瑞的麒麟、朱草应时而生，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当时金世宗在中原，专门以仁厚施政，百姓称他为小尧舜。朱文公听说后叹道：“他想成为大尧舜，难道不在于自己吗？”考察葛氏诰辞，是刘孝韪摄任西掖时所撰写的，以“皇极敛福锡民”为说。唉，正当绍圣、崇宁年间，国家丰足强盛，执掌国政的人却妄自提出重南轻北的议论，有见识的人担忧这一定会开启分裂的征兆。时间一久，他们的话果然应验。如今国家统一四海，朝廷内外清明安宁，士人生于这个时代，共同享受一视同仁的治理。葛元喆又凭借文学考中进士，闲暇时拿出先世的封诰给我看，我感慨之下为此作书。至正己丑秋七月朔，赵郡苏天爵书。题写《东坡制策稿》

译浙省掾苏伯夔拿出先文忠公拟写的制策稿给我看。读它，可以看出忠于君主、忧虑世事的心情洋溢在文章辞藻之间。有人说文忠公天赋才华有余，并不是由于学力，这种说法是不懂老泉先生所学的缘故。老泉先生二十七岁时，才开始发奋闭门读书，深入研究六经百家之说，考察古今政治的治乱、成败以及圣贤困穷、显达、出仕、退处的种种情形，得到其中的精粹，涵养积蓄而充盈。于是落笔片刻便能写出数千言，纵横上下，出入驰骋，一定达到深微之处才停止。这些是老泉先生自己所得的学问，文忠兄弟的学问大概也有根本来源吧。伯夔的几个儿子正在读书，准备进士科举，所以我把这种家学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知道用力学习吧。题写在《高昌偰氏三节堂记》之后 三纲，是天地间最大的常道。做人臣、做人妇、做人子，平常无事时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这样的人固然有；等到不幸遇到事变，还能不失节操的人，有时几十年才见一个，有时千百里才见一家。有国家的人尊重礼遇并表彰他们，是因为这关系到世代教化和百姓常道。哪有节义出自一门、像偰氏这样盛大的呢？看看右丞忠愍公不到四十岁便以死殉国；高昌太夫人守节自誓，严肃地端立于内室；尚书忠襄侯还在幼年，便割取自己的肉来治疗母亲的疾病——那么他们平居时侍奉君主的忠诚、操守自身的清洁、奉养亲人的孝心，也就可以知道了。君子读书、规范自己的行为，是想成为家庭的仪范、世人的模范。如今偰氏家庭中，父祖的训诫如此严明，又何必向别处寻求呢？难怪他们的子孙能够承继这种教诲，接连考中高科，进入馆阁成为名流，在郡县做有名的太守县令，分别掌持宪节，参与行省政务，全都声名显赫。这足以向天下显示人伦常道所应受到的劝勉，表彰朝廷政治教化的兴盛，难道只是记述一家人的美好罢了。题写《胡古愚隐趣园记》太常胡先生辞官归老于东阳，有深邃的山林居所，有观览图书、吟咏诗文的乐趣，有子孙供给甘美食物，有田园供给伏腊祭祀，又赶上国家太平的时代，可以优游自在地享受高寿，大概真是有福有德的君子吧。我过去见到中州的贤士大夫，出仕游宦于四方，罢官后却无处可归；他们的清高操守值得推崇。过去范文正公将要老去时，称病居家，家人因为住宅还不够完美而忧虑。范文正公听见后说：“人如果懂得道义值得快乐，即使身体形骸也可以忘掉。”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吗？题写《黄太史休亭赋》之后 萧济甫博学能文，身逢熙宁、元祐的盛世，却终究不被主管选拔官员的部门所取。士人的进退，确实可以知道其中有义理和命运吗？这就是黄太史所作的《休亭赋》。先儒认为，屈子所作的赋，都是困穷时呼天、痛苦时呼父母的言辞；作者一定出于幽深忧愁、困顿窘迫、怨恨思慕的情意，才算得到屈辞的余韵。黄太史尤其喜欢楚辞，只是他追求奇异太过，所以唯独选取《毁璧》一篇，因为其文辞极为悲哀，来不及再作其他文章罢了。然而黄太史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能够端正家庭，凭清白节操闻名天下；生死患难不能动摇他的内心，富贵功名不能改变他的操守，哪里是那些记诵浏览辞章、哗众取宠的人所能比拟其万分之一的呢？题写诸公赠真定录事司监野先明道诗之后 京师西南有一座声势雄伟、名望显著的郡，叫真定；郡里的录事司以及附郭县，尤其承担繁重劳苦的事务。上面有宪府、郡治前来巡察，下面要迎接达官、朝廷使者，接着还有赋税徭役、诉讼案件的烦劳，再加上百姓饥寒的痛苦，这就是它难以治理的原因。然而，掌握繁简适宜的办法，通晓因时变通的道理，难道不只在于有能力、有作为的人吗？我家世代居住真定，出仕游宦于南北，近来屡次听人说县尹李侯公辅以及录事司监野先明道贤能。世上并不是从来没有人才，事情的繁重劳苦也难道竟然终究不可治理吗？大概这两个人以勤勉谨慎修养自身，以忠诚恭敬侍奉上级，以安静平和安抚百姓，以公平之心奉行法令，所以人们称赞他们本来就是应该的。如今公辅升任赤县县尹，明道将要在朝廷得到任用，郡中的士人都作诗赞颂他们。近年来国家考虑阴晴失调，怜悯民生不足，严格选择守令，申明考核试用的方法；远近听说后受到鼓舞，也受到警戒和劝勉，那么政务大概可以兴办起来，百姓或许能够稍稍得到休息吧。我曾读汉元和年间的诏书，其中说：“庸俗的官吏矫饰外表，似是而非；安静有为的官吏，诚实质朴而不事浮华，按日计算似乎不足，按月计算却有余。襄城县令刘方，官吏和百姓异口同声地说他不烦扰民众，这大概就接近这种情况了。”又如唐开元年间，张九龄上书说：“悖乱政治的气息，会表现为水旱灾害。过去东海郡枉杀孝妇，天就长期干旱。一个官吏不明察，使一个妇人无辜送命，上天尚且要昭示她的冤屈。何况天下四方的百姓，性命悬于县令，生计寄托于刺史；天子所任用、共同治理天下的人，难道不比普通人关系更亲近吗？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造成水旱的原因，难道只有一个妇人而已吗？”唉，考察守令才干的人，应当体会元和诏书的意思；承担承宣布政责任的人，应当思考张九龄的话。这样，天下还担心不能治理好吗？至正庚寅三月乙酉。题写在主簿康里君赠行诗之后 元统初年，有大盗扰乱青州、齐州，潜入京畿附近；有人只要谈到这件事，大盗就杀掉那人的全家来堵住众人的嘴。我当时正辅佐官员在西曹任职，竭力向朝廷陈说此事，起用前云南元帅前往捕盗，又挑选刑部勇士二十人跟随他。不满十多天，盗贼果然被斩首。宰臣奏请按功劳赏赐，元帅升任长宣阃，二十名勇士也分别授予官职。康里君就是其中之一，由德平县尉任真定主簿。他任职三年，勤勉敏捷而不扰民，百姓非常安定。唉，自古以来盗寇兴起，多半是由于官吏贪污，赋税徭役繁重，百姓不堪困苦，才开始相互率领成为盗贼。乐意做不仁之事而走向死亡，难道是他们的本心吗？近来朝廷认为有官职的人是百姓的保障，有时重视内地而轻视外地，屡次变更官员来扰乱百姓，所以严格选择守令，申明考核试用的方法；有治理成效的，不按通常次序升迁，没有成效的就罢黜，这正是求治极为迫切的表现。凡是居于百姓之上的人，难道不应当思考如何报答称职吗？所以借康里君出行之际，写下这些话送给他。题写在丘母周夫人贞节诗之后

译鄄城丘氏的母亲周夫人，在至元、大德年间以贞节著称，跟随她的两个儿子来到江左任官。当时，原宋朝的几位老臣还有健在的，观看他们为此作序叙述的话，其中说：“北方风俗厚重，教化严明，妇人大多懂得礼义。”唉，中国的风土浑厚，人的本性质朴，而慷慨忠义之士本来多出于其中；那么礼义存在于人心，难道只是妇人所能懂得的吗？大概那些老臣借周夫人的节操，怜悯吴、越一带的风俗，所以深有感慨吧。即便如此，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衣冠家族难道不应端正根本吗？我过去任仪曹郎时，看见中州各郡县每年把以贞节、孝行著名的人上报朝廷，不知有多少；由此礼俗和人性的善良，也就可以知道了。何况鄄城靠近东鲁，丘氏又是金朝的旧日名族，几位老臣的话难道不是可信而且有根据吗？题跋丘侯送行序之后 过去至元末年，鄄城丘侯调任浙东宣阃佐幕。当时宋朝灭亡已经十多年，国家的新法令还没有完全施行；浙东海隅连年盗贼很多，供给运输繁重，吏治粗疏，百姓无法忍受命运。丘侯到任几个月，政事便整顿办理起来，随即把积存多年的旧案两万多件搁置起来，使狡猾的官吏束手不敢舞弄法令来害民，上下安宁而无事。唉，古人所谓法令越繁多，盗贼越多，难道不是真的吗？丘侯身为佐幕尚且能够这样，假如各大藩镇、重要郡县都能得到这样的人才，那么政令哪有不善的，百姓又何必担心不得安宁呢？如今南北统一已经七十多年，朝廷的恩德泽被已经很深；可是郡县中贪污苟且的人，恩德不足以安抚怀柔百姓，威势又不能临制他们，却借助号令专门从事烦琐苛细之政，他们激起变乱而不能安定，大概是有原因的。不然的话，喜爱生存而厌恶死亡、喜欢安定而厌恶危险，都是人的常情。东南百姓难道偏偏不同于常人吗？当权者难道不应深谋远虑，来探求其中的原因吗？我因读到鲜于公赠给丘侯的话，有所感慨而写下此文。至正辛卯秋七月，赵郡苏天爵题。恭敬地题写《圣德颂》之后 圣明天子临朝统治华夏已经十八年，感叹灾异屡次到来，怜悯百姓失去安身之处，多次选用宰辅，和他们共同崇尚治理功业。至正己丑年秋天，任用旧臣共同执政。第二年四月，便颁下宽大恩赦的诏书，恩泽广大深厚，普遍惠及臣民。于是东平乡贡进士臣吕宗杰恭敬阅读明诏，创作雅颂二十二篇，各自叙述圣上的美德以便流传。古代君臣相互修明德政，政治教化就会兴盛和谐；然而颂歌并不只是专门描写盛德的外在形貌。有虞氏的朝廷中，续作歌诗的作品，劝诫责难十分切实，所以百官和乐，众事安康。恭敬地想，皇上任命宰相还不到一年，各项制度已经都能兴举，正应当把这些功德传播为天下的颂声，让天下人歌咏。吕宗杰正在学习进士业，却能够遣词用藻，铺陈宏大的功业，古雅而富丽，灿然可观。他将要在大廷应对，陈述陈贾、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学问，以仰承国家求贤图治的心意，难道不是伟大的吗？附录一：辑录遗文 《庆都县新建三皇庙记》《题大拙先生传后》《奉题杂兴》《奉酬见寄清制元韵敬贺致政荣归惟面同一捧腹》《送都元帅述律杰云南开阃》《送同知任君玉西归》《送南宫舍人赵子期出使安南》《庆都县新建三皇庙记》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不过是教育、养育百姓罢了。自京都、郡县、乡闾、党、遂等地方，无不设有学校，那么教育百姓的方法就完备了；从宫室、衣裳、舟楫到耒耜，无不有相应的制度，那么养育百姓的办法就具备了。圣人治理天下如此，百姓怎么能不亲近爱戴君上，风俗教化怎么能不兴盛厚重呢？我国安抚平定中国，施行政教，已经在学校中尊奉先圣先师，由儒者主持，以彰明人伦；又在庙中祭祀伏羲、神农、黄帝，由医官主管，以保护民众的生命。这些用来教育、养育百姓的措施，不也达到极点了吗？保定府所属的县有一个叫庆都，三皇庙长期没有来得及修建，祭祀时便借用别处的场所，简陋草率，不合礼制。至元六年庚辰，承事郎曹南冯侯允中来任县尹，慨然把兴建庙宇作为自己的责任。第一年遇到歉收，没有成功。第二年治理已经清明简约，年成又大丰收，于是得到县衙旧址，捐出俸禄购买材料，修建新的祠宇。同僚和属吏加以辅助，士人和百姓加以劝助，工匠乐于赶赴劳役，几个月便建成了。建筑华美而不奢侈，合乎尺度；神像设置也符合仪制。至正二年壬午，天爵由中书参议调任参知湖广省政，途中经过该县。听说冯侯以廉洁持守自身，以严肃驾驭下属，官吏畏惧他的威严，百姓安享他的政令，县政因此大为治理。从前天爵曾与冯侯一同游学成均，知道冯侯读书清苦；又认识他的先父侍御公，知道他是一代伟人。侍御公曾任御史、侍郎、郡守、宪使，处事方正严明、公平正直，做官的事迹值得记载。冯侯年少时亲自听到家庭训诫，长大后又在成均受学，所以他治理百姓能够做到这样。按语：庆都本是汉代的望都，是帝尧最初出生的地方；当地山中还有祭祀尧母的祠庙。典籍记载尧的治理，是从能够发扬光大高明的德行开始，最终达到使百姓受到治理、风俗变得和谐。古今时代相隔虽然遥远，然而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留的习俗，难道会没有保存下来的吗？何况这里又靠近京师，是朝廷教令最先施行的地方。将要看到万物没有瑕疵灾害，百姓全都安康快乐，古代盛世的治理大概会在今天重新兴起吧。《弘治保定府志》卷二十五：诗文 《题大拙先生传后》【按语：《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共收录苏天爵文章三篇，即《题上京纪行诗后》《题太常胡先生隐趣园八咏》以及本篇。前两篇分别见于《滋溪文稿》卷二十八、卷三十，题目文字略有不同。】太史胡君身处江左繁华富庶之地，却萧然清雅古朴，不知道羡慕华丽奢靡的享乐；寄居京师执政大臣之家，却安然静退，唯独不懂得进取的机会。称他为“大拙”，不是很恰当吗？过去有人侥幸奔走于天下各方，以谋求富贵显达，有的最终也不能如愿，这大概是命运所决定的。孔子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手执马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做；如果不能求得，就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我愿意和胡君共同学习。《纯白斋类稿》附录卷二 《奉题杂兴》【胡助有《京华杂兴》诗二十首，载于《纯白斋类稿》卷二；友人有奉题之作，这首诗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