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溪文稿卷第二十六

译帝王治理天下，以讲习经典为先。开设经筵，实在是盛大的典礼。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天资聪颖，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刚即位，就下诏开设讲筵。特意命宰辅、台臣以及从奎章阁、翰林院选出的儒学宿老，每十天进讲一次，用来辅助增益圣德，光明盛大教化。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中外臣民谁不欣喜？我私下听说讲官所进讲的，都是祖宗的圣训、圣贤的格言，既然如此，就不能不恭敬。自古讲官侍坐都有仪制，大概是为了尊师重道，使君臣从容接谈，并不只是沿袭旧例、装点外表。如今陛下年富力强，圣学刚刚开始，而对于祖宗的训诫、圣贤的话，能够乐于听闻，唯独讲官还没有获得赐座。三代贤王都设置师傅之官，坐下来讨论道义；世祖皇帝每次召儒臣进见回答，也曾赐座，使他们能够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伏愿从今以后，每逢进讲，都赐座并设置几案，从容地询问。凡古今治乱的根源，以及民间真实情况和得失，都让讲官详细考察并陈述，使其受到熏陶而有所感发。这样圣学就会高明，政治教化就会和美，经筵的设置也确实不会成为虚文。请求褒奖追赠李延平 我私下听说《礼记》说：“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树立言论。”所以古代封爵的典制，有的依据德行，有的依据功劳，有的依据言论，大概各有等级差别。恭敬地想到国家崇尚儒学、尊重道统，褒奖尊崇的典制从不分古今。上自洙水、泗水之间的圣哲，下至伊水、洛水之间的儒学先贤，都蒙受加封公侯的爵号。这是为了尊崇道统的传承，表彰教化的美善，实在是圣明时代的良好法则，也是斯文的盛大际遇。然而仍有道德崇高、足为世人师表而爵位与其不相称、尚未得到褒崇的人。我从诸生出身，蒙受恩宠居于言官之列，本应把此事陈述出来。我恭敬地看见延平先生李愿中，在宋朝南迁初期、中原动荡之际，三纲不振，九法也毁坏了。先生从南方荒远之地兴起，禀赋非凡，阐明圣学，振兴斯文。后来暂时退隐，思考把学问传授给众多士人。他承继孔子、孟子传心的正学，接续伊水、洛水诸儒经学训诫的格言，只有朱子继承了其中的要旨。如今天下统一，朝廷崇尚文治，六经的传承、四书的训释，都用来在贡举中选取士人、在学校中教育人们。用来阐明圣贤之道、确立人伦秩序的，是朱子的功劳，实在很大。考察《宋史》，朱子早年出入经传，广泛涉猎佛、老之学；等到见到延平，才彻底明白道学的要旨，顿时领悟异端学说的错误，并能完全抨击其弊病。从此专心精研、竭诚用功，剖析幽微、穷究深奥，而道统的传承才有了归宿。由此说来，即使凭朱子的高明，尚且依赖延平的启发，何况后世之人，难道可以不以他的学问为师吗？我切实认为，近代儒学先贤没有比伊水、洛水一派更兴盛的。濂溪先生、二程已经封为公，张载、吕祖谦、朱子都列入从祀之列，唯独延平的学问上承周敦颐、二程，下传给朱子，却没有得到褒崇，实在是典制的缺失。从前朱子在竹林精舍，曾经把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司马光、延平七位先生列为从祀，当时的儒者都认为合乎礼制。这样看来，如今我所陈述的并不是个人的私见，实在是国家彰显盛德的举措。如果承蒙允许把此事奏闻朝廷，交给礼官议定，仿照周敦颐、二程、朱子的规格，优厚地加封并赐谥，列入从祀之位，既足以彰显圣朝崇儒重道、完备修订祭祀典制的用意，又能使士大夫都知道正学的宗派；对于表彰正道、激励风俗，实在是很大的补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请求详细制定朝廷仪礼和班次 朝觐、会同，是国家的大礼。班次制度和礼仪，不能不严肃。九品分设官职，是为了显示尊卑的次序；四方诸侯述职，是为了使远近的风俗相同。大概位次尊严，观瞻就会隆重；朝廷的典章法度，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近年以来，朝仪虽然设置了站立位置，但品级大多越过班次。同样穿紫袍的，从五品与正五品混杂在一起；都称为穿绯袍的，七品与六品并列。下至八品、九品，大概也无不如此。既然越过班次制度，便导致行走、站立失去端正，因而忘却肃敬之心，实在大大违背朝仪之礼。今后朝贺行礼、听读诏赦时，先安排省、部、台正从二品衙门，次及各司、院、局，分别核验职事官、散官的序列和正从品级的班次，使众官整齐谦让、依次而行。若有越过品秩、扰乱位次的，一律按失仪论处，以惩罚不敬职守者。这样或许可以使贵贱有章法、仪式不紊乱，对上尊重朝廷的典礼，对下振起中外的观瞻。请求增加国学生员名额 国家的典章制度、学校的兴盛、对士人的敦促崇尚和劝勉，责任在宪台。成均是教化的根源，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应当增加名额，使贤能之士得到乐意培养。从前世祖皇帝平定中原、开始更新各种制度时，就知道治理国家一定要依靠贤才，而培养贤才一定以学校为根本。至元七年，首次命中书左丞许衡任国子祭酒，教育公卿大夫的子孙。当时学生还没有确定名额。后来政治教化逐渐修明，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到了仁宗皇帝时，增加到四百名。然而近年以来，名额已经满额，以至于贵族子弟没有办法入学，这实在不是祖宗开设学校、广泛培养人才的美意。自古以来，国家没有不通过兴起和培养英才而能够治理好的。因此汉室中兴时，环绕桥门求学的人以亿万计；李唐受命时，在成均学习的有三千人。人才之多，近古没有可比的。我们国家疆域广阔，学校兴盛，又岂是汉、唐能够相比的，却唯独学生名额仍然太少。如今朝廷政治教化焕然一新，优待儒学，至于学校培养人才，更是当前首要事务。应当由都省上奏，酌量增加学生一百名，其中蒙古、色目五十名，汉人五十名。凡是应当入学的人，一律按照旧制度办理。钱粮方面每年要支出多少，关系到人才培养，实在极其重要。这样一来，贤能之士会更加兴盛，风俗教化会更加隆盛，对于治理之道实在有所补益。陈述时政五件事

译恭敬地想到国家设置台宪，务求官员尽到进言的责任，以充分了解各方面情况；如果缄默不言，就是辜负朝廷的任用。我才非其器而冒昧充任六察官，略有听闻见闻，谨此陈述。敬畏天变，是为了尽到侍奉上天的诚意；享祀宗庙，是为了弘扬以孝治国之道；辅佐圣德，是为了建立太平的根基；敬重大臣，是为了求得辅弼赞助的益处；抚恤百姓，是为了巩固国家的根本。这些并不是想徒然说空话，只求切合当前政事。还望采纳，伏望奏闻。一、自古人君居于天子之位，都战战兢兢、勤勉不息，不敢贪图安逸。他们所敬畏的，只有上天而已。然而国家政治修明，天地的和气就会应和；否则上天便降下灾异来警戒恐惧人君。上天仁爱人君，心意实在深厚，难道可以不日夜修身反省、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吗？恭敬地想到圣天子亲自承受上天眷顾的命运，大大继承皇家的基业，上应天心，下合民意，将会看到政治教化渐臻完善，祥瑞接连到来。近来太史上奏说：“三月癸卯望日，月食达到全食；四月戊午朔日，发生日食。”悬于天空、光明显著的事物，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如今日月受到侵蚀，难道不是刑法政令的过失导致的吗？况且月食达到全食，已经是很严重的异象；日食发生在纯阳的月份，古人尤其忌讳，大概是阴盛阳衰、君子所畏惧的征兆。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忽视吗？今天子聪明仁孝，天下已经受到教化，应当振奋刚健的精神，修明刑法政令，疏远邪佞，专门任用忠良。这样或许可以消除灾变，转化为祥瑞，使日月光明正常，宗庙社稷得到保佑。如果说：“日月受到侵蚀，自有固定规律；天道深远，人不能知道。”这就是奸邪误国的言论，不是圣人敬畏上天的意思。一、郊祀、社祀和宗庙祭祀，是国家的大祭；尊崇先祖和亲近亲属的意义都很明显，其中宗庙祭享尤其隆重。因此古代的君王一定亲自举行祭祀之礼，用来报答祖宗的恩德，扩大孝治。恭敬地想到国家兴盛已有百年，礼乐文物在史册上光明显耀。世祖皇帝开始建立太宫，武宗皇帝亲自举行大礼，历代圣主相承，典章完备。文皇帝平定乱局、恢复正统，以此安定天下；在位五年，政治教化美善清明。自从他升天以后，臣民思念敬服，于是选择吉日，按照礼制将他附祀。恭敬地想到圣天子谨慎承受遗诏，入内奉祀宗庙，日夜敬畏，谋求更新政治。侍奉东朝，已经尽到了奉养之礼；回望清庙，也应当展示孝思。伏愿遵循旧章，亲自行祭祀之礼，那么祖宗就会享用祭品，将福泽降给万世；圣上的德行和孝敬，也将在四海显耀。一、古代天子即使具有聪明睿智、圣明的资质，也必须等待身边的大臣匡正辅导，然后德化才能成就。周成王刚即位时，年纪正盛，当时周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辅佐教养、保护成王，把职责完全履行了。以至于侍从、御者、仆役，也都是正直之人。因此成王所见的都是正当之事，所听的都是正直之言，最终养成了德行和器度，达到了天下大治，享国长久，成为周代的贤君。恭敬地想到圣天子正值盛年，统治天下，睿圣之德超过历代帝王。然而仍然开设讲筵，鉴察、观览古代训诫，这大概是为了辅助增益圣德，使伟大的教化光明昌盛。儒臣宰辅进见有一定时间，至于朝夕相处、熏陶德器，正依赖侍从和辅弼之臣是否选得其人。伏愿广泛选取勋臣旧臣、世代臣僚的子弟，以及端庄谨慎、正直的臣子，前后辅导，使嬉戏之事不进入眼中，鄙俗之言不传到耳中，左右彼此修养，内外相互培育，那么圣德将日益更新，治化将日益隆盛了。一、帝王的职责，在于任用宰相。宰相，是用来辅佐天子、安抚万民、调和阴阳、襄助政治的。因此君主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礼遇大臣，常在大臣进见时让他们充分陈述谋划之道。敬惟天朝富有四海，历代圣君临御，守成太平。君主对待臣下已经尽到礼数，大臣和贤能辅弼也以献纳谋略为职责，侍奉君上尽到忠诚，君主圣明、臣子贤良，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恭敬地想到圣天子圣德宽厚仁慈，居于臣民之上；天下广大，政务繁多，朝夕共同商议、谋求治理的，不过二三位大臣而已。然而古代君主待遇臣下，也未曾不周到。因此宴饮享礼是为了沟通上下之情，田猎是为了练习武备之礼，授予爵禄是为了求得他们的才用，赐给宅第是为了安定其身，这些都显明节俭而合乎礼制，从未越过制度而使百姓受苦。如今朝廷政教更新，中外都盼望治理，枢机大臣本来就应该受到尊崇优待，因此爵禄的尊贵、住宅的盛大、宴饮田猎的享乐，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伏惟二三位大臣同心同德，努力谋求报答皇恩，安闲从容地处在朝廷，早晚襄助政事。使公卿都能选得贤才，风调雨顺，纲纪端正而朝廷尊崇，赏罚公平而百姓信服，岂不是最盛大的局面吗？一、天下的事情应当在细微处谨慎，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更不可忽视。国家自太祖皇帝平定中原、世祖皇帝统一天下以来，百姓休养生息，至今已有百年。近年以来，云南土人作乱，海南黎蛮为患，有关官署把它看作常事，不加以安抚辑治。近来猺贼大肆猖獗，攻陷道州，杀害、俘虏官吏和百姓。道州是湖南的一郡，在此以前广西百姓已经遭受他们的祸害，如今又转入内地，这种祸患并不小。如今天下虽然号称太平，但山东实际是国家的腹心地区。去年河水成灾，五谷歉收，百姓流离逃亡的很多，朝廷间或赈济，仍不能使他们得到足够供养。江淮以南，百姓又报告饥荒。河北各郡，尚未捕获的盗贼已有三千多起。百姓困穷而成为盗贼，难道是他们能够自已的吗？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究竟将怎么办？难道可以安闲享乐，把这些当作无事吗？伏惟朝廷应当赶快讲求消弭、安定盗贼的方略，以及赈救饥民的长久办法，使天下清静安宁、百姓富足，这实在是安定宗庙社稷最重要的谋划。△请求续编《通制》

译法律是天下共同的规范，用来辅助治理；律令是历代的法典，用来施行法律。因此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必定要制定一代的法制；制定法制的，必定要确立一定的律令。礼乐教化固然是治理的根本，法制禁令实际上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因此设置律学来教导人，设立律科来考选官吏，这些用来辅助治理的措施，难道不是周详而严密吗？我国自太祖皇帝平定中原以来，法律还宽简；世祖皇帝统一天下，开始建立制度。历代圣君相承，日日谋求政治。虽然律令尚未全部施行，都是因事立法。年月久远以后，条例逐渐增多。英宗皇帝才命中书省确定为《通制》，颁行各地，官吏遵守。然而从延祐到现在，又将近二十年了。人情有万般情状，哪里是一条例文所能拘束的？再加上一时各官署官员才识有高下不同，导致各人罪状的议定拟判有轻重差别。因此繁琐的条文、细碎的目项与日俱增。每处罚一个罪人，或裁断一件案件，有关官署引用法条，不能全部列举。如果不分类编纂，颁示中外，实在担心远方百姓有的不了解而误犯，奸贪官吏却独自熟悉法条而玩弄文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很不方便。应当由中书省尽早奏报朝廷，精选通晓经术、明白治理体要、熟悉民政的文臣，集中听读，确定取舍，续编为《通制》，刻板颁行。其中有的与先前施行的《通制》参差抵牾、首尾不相应的，都应当会同校勘，使其完全一致。关键在于详尽说明案件的情状，明白说出法律的意义，通融处理而不拘泥于一端，清楚明白而可以长久施行。如此或许可以使历代圣君的制度合成为一代的宪章。百姓知道应当避忌的事情，官吏有可以遵守的准则，刑政严肃清明，治化和乐融洽了。△论不可屡次赦免 自古以来国家致力于严明刑政，如果赦免宽宥屡次实行，必定导致纲纪多有紊乱。因此先王既兴起礼乐来教导百姓，又严明法制来惩罚恶人。礼乐兴盛，教化就会融洽；法制严明，奸贪就会畏惧，从未屡次赦免而使百姓受害。唐太宗贞观二年对侍臣说：“凡是赦免，只会使不守法的人得到好处。古语说：君子不幸，是小人的幸运。一年两次赦免，善人就会无话可说。养育稂莠会伤害禾稼，宽惠奸凶会残害善良之人。朕自拥有天下以来，曾经颁布慎重赦免的诏令，大概赦免次数多了，愚人常常希望侥幸，只想犯法，不再能够改过。”唐太宗这些话实在正确。过去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初，从未任意赦免。临御日久以后，圣德深厚仁慈，恩泽遍及天下，因此刑政严肃清明，礼乐得到修举，奸贪知道畏惧，善良之人得以伸张。所以中统、至元年间的治理，可以与前代盛治相比。恭敬地想到圣天子承顺天意，像爱子女一样爱百姓，发号施令必定以至仁为先，登基之初就已经施行宽厚恩惠。然而近年以来，赦免过于频繁，实在担心奸人贪吏各自怀有侥幸之心，大肆谋求奸利，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任意赦免不过八次。近来从天历改元到元统初年，六年之中，任意赦免就有九次。广施恩惠、宣扬恩泽，虽然出于朝廷的好意，然而助长奸邪、宽惠恶人，实在是执政者应当慎重的事。伏愿从今以后，近则效法世祖皇帝所实行的，远则借鉴唐太宗所说的，使中外臣民洗心革面，守法奉公，知道非常的恩惠不可再存侥幸希求之心，我就非常庆幸了。△因灾异陈述十件建议

译听说感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而不是文饰，感动人心要靠行为而不是言语，这是自古以来国家消除天灾、感召人心的最好办法。敬惟天朝历代圣君临御，仁厚深广，滋养万物。遇到灾异时，还能想到修养反省，广泛发布恩德之令，努力施行实际的恩惠。这就是祖宗敬畏上天、爱护百姓的盛德。近来日月发生掩食，星象显示变异；河北、山东遭受旱灾和蝗灾；辽阳、江淮百姓缺乏粮食。正值春夏之初、农人播种栽植之时，灾异如此，收成还有什么希望？上天的变异大概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恐怕是人事有违，破坏了和气。在这种时候，国家正应访求直言，切实指斥时政。何况我忝居低职而担任言官，哪里容许缄默不言？伏愿朝廷哀怜百姓，广施实际恩惠，更新各种政务，不要只显示虚文。或许可以消弭天灾，感召和气，使宗庙社稷和臣民都得到最大的幸事。一、赏罚是国家的重要权柄，朝廷的纲纪系于此。因此赏赐不遗漏有功之人，劳臣就会受到鼓励；刑罚不放过有罪之人，奸人就会感到畏惧。二者有一项失当，纲纪必然毁坏。所以古代在朝廷授予爵位，与士大夫共同议定；在市朝处刑，与众人共同弃绝，即使君主也不能私自决定，何况身边的大臣和近臣怎敢擅自施加威福呢？我私下听说近来求幸之门渐渐开启，刑罚渐渐失当。没有功劳的人妄想希求赏赐，有罪的人侥幸求得免罪。中外听到此事，私下议论、伤感叹息，实在担心刑政从此逐渐毁坏，纲纪从此日益紊乱。劳臣凭什么得到鼓励，奸人又无从警戒了。伏愿从今以后，凡官员赏赐、刑狱之事，敢有勾结近侍、互相请托、任意欺罔而扰乱政治的，严加禁止惩治。中书省左右两司以及六部等官，是用来参与辅佐宰臣、裁决处理政务的，如果有不思奉公守法、曲意宽容苟且听从的，也应允许追究查问。这样或许可以使赏罚各得其当、刑政肃清，雍和熙盛的教化可以坐等实现了。一、节约费用、爱护百姓，是治理国家的常道。如今朝廷用度不足，弊病在于浮泛的费用不能节制。收入有限，支出却没有尽头，于是使内外府库粮仓都不能充足供给。天下的财物都出自百姓，既然损害他们的财力，百姓必定遭受祸害，所以爱护百姓必须从节约用度做起。国家的财用由户部负责，户部再责成运司、州郡，州责成县，县责成百姓，直到百姓为止。百姓竭尽力量来供给公家，而用度仍然不足，那么怨恨之气上冲天地，妨害阴阳的和气，这就是水旱灾变发生的原因。应当由朝廷专门任命中书省官员二人，责成督促户部，详细议定减省办法；停止不急需的工役，停止没有名目的赏赐，裁减官吏中的冗员，减少僧道的无谓活动，各项用度务必使其节约。如此或许国家用度充足，百姓不受横征暴敛，感召和气，没有比这更急切的了。一、遇到灾异知道畏惧，是圣贤的明训。过去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遇到灾荒灾异，必定减少膳食、撤去音乐，谨慎自持而警戒畏惧，忧虑体恤百姓，只怕做得不够。天灾正在发生、百姓粮食还不充足的时候，在位者怎么忍心彼此饮食宴乐而不体恤百姓呢？近年以来，朝廷无事，对待勋臣固然优厚，然而宴饮享乐过于频繁，财用不能不有所耗费。珍珠美玉是国家的贵重宝物，马政是国家的大事，如今宴享必定杀马作菜、用珍珠美玉装饰花朵，实在担心这种习俗形成风气，奢侈日益严重，耗费财物、扰害百姓，有损国家治理。何况灾异接连发生，更应当警戒畏惧以答复上天的意旨。今后内外各部门，凡是必须举行筵宴的，一切浮泛耗费、奢侈靡费的物品，都应裁减节省、禁止治理，这也是因恐惧而修养反省的一件事。一、古代有训诫说：“行善就降下祥瑞，行不善就降下灾祸。”这是说人行善或行恶，灾祸和罪咎各自按照同类相应。后世佛教传入中国，才说人能够修持供奉佛事，就可以获得福报。百姓相信这些，有的不能醒悟。甚至有的国家倾尽府库，施舍金帛，供养佛陀、饭食僧人，只怕做得不够。然而这种做法的效验，实际上已经可以看见了。因此中外臣僚说应当废止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而国家信奉却正深，不忍心立即停止。近来徽政院臣因为府库不充足、金帛不能供给，启奏奉行懿旨，凡兴圣宫中按常例举行的佛事，一概停止。如今朝廷政教全新，正谋求以孝治国，应当体察东朝的意思，凡大内按常例举行的佛事，也应暂时停止。这样岂只是节制浮费、使国用有所宽裕，也可以使人不迷惑于异端，有益于政治教化。一、设置官署、分掌职务，本来是为了百姓；官员冗多、事务繁杂，只会妨害治理。古代爵位俸禄是用来礼遇贤才、兴办各项事业的，不是用来满足人的欲望、供给人的要求。因此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守关击柝之人，都有确定的员额而没有空缺的职位，所以官职没有人可以苟且取得，人也没有侥幸之心。敬惟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设置官职的制度，详细斟酌古今适宜之处，因此治理成功、功业建立。近年以来，官府日益增加，选官制度更加弊坏，俸禄范围扩大，功业却越发毁坏。既然掌管文翰的职务相同，为什么还要另列数个职务？掌管制造的机构既然相同，也不应再设置数个机构。掌管军政的职务既已分别划分，掌管祭祀的官署又似乎过于重复。至于属官和所辟吏员，员额混杂冗多，支取俸禄粮米，内外繁多。如果不早加裁减，日子久了就更难淘汰。科举取士，三年不过得到百人；如今吏属出身的人，一天也不知道有多少。即使由中书省分类选用，也已经有多年不能调任的苦处，谁能想到数年以后，吏部选官又将怎么办？应当由中书省尽早奏报，按照至元年间确定的制度合并裁减。这样不只是省去冗员、澄清选举之道，也是节制浮费、充裕财用的办法。一、任命郡县官员，只是希望他们谋求治理；制定田禄制度，是为了供养廉吏。如今国家设置官职固然有高低等级，颁给俸禄也不应有厚薄之别。然而朝廷卿士的俸禄已经相同，郡县公田的多少却不一致。又有新设的员额职位，每月只能领取俸钱。因此廉洁的人奉公办事，妻子儿女却受冻挨饿；贪婪的人接受贿赂，甚至使宗族亲属蒙受羞辱。各处虽然曾经申明此事，主管者只是说设置已经很久，廉吏叹息，也无可奈何。应当由户部发文调查各处所缺的公田，在官田中均匀划拨。这样岂只是使俸禄恩惠及于官吏一家，也可以责求廉能之吏，使郡县百姓得到安治的征兆。

译一、钱币制度在古代是用来惠及百姓的；钞法施行久了，不能没有弊病。米粮、布帛是养活百姓的根本；钱币、钞法只是权宜适应一时的办法。因此制度长久施行就必须更改，这是理所当然的。过去世祖皇帝开始建立法制，于是发行中统交钞，后来又发行至元宝钞。发行时间既久，真钞假钞不能没有混杂；坐罪虽然说不上轻，获利却自然十分丰厚。考察自制造钞票以来，发行额已经超过原定数倍，以致钞票一天比一天贬值，物价一天比一天昂贵。百姓有兑换、查验钞票的骚扰，官吏有监管钞票、焚烧钞票的祸害。想要挽救其弊病，按理应当改革。敬惟武宗皇帝即位之初，曾命尚书省重新发行铜钱，本来是想恢复古制以便利百姓，没有听说对国家财政有什么妨害。只是因为至大以后，一切矫正过度，于是连铜钱也一并不用了。施行封赠是为了鼓励忠诚，增加俸禄是为了供养廉吏，禁止沽名犯义是为了厚植风化的根本，减少吏员任职年月的限制是为了奖赏奉公的官吏，这些都是尚书省施行的，从未听说有人认为不对，为什么唯独铜钱就不可以呢？何况远至唐、汉，近至宋、金，明君贤臣使百姓富足的制度，都以此为根本。何况如今国家疆域万里，钱币制度祖宗已经曾经施行过，应当由中书省明白奏报，令户部官员讲求历代鼓铸钱币的方法、用钱的制度以及远近适宜的办法，断然施行。这样岂只是救济钞法一时的弊病，实在也是使百姓生活获得无穷利益的办法。一、太平日久，百姓得以安居，户籍已经确定，田地也没有多余的。山东益都一带自古号称土地广阔肥沃，《尚书》所说“莱夷作牧”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国家平定这里已经将近百年，户数和土地都有确定的册籍，近来奸人却任意上呈献地，把百姓的田宅坟墓全都指称为荒闲土地。朝廷虽然曾派官员复查核实，却总是与献地者相互符合，不再考察。既然设置了官吏，结果只是聚敛税粮；幸亏借水旱灾害为由，不能收足原定数额。百姓既无处控诉，官员也无可奈何。查验一年所收入的税粮，仅仅够支付这些人的俸禄，既不能使国家财富充裕，反而只足以伤害众人、扰乱百姓。何况如今山东百姓正在受饥，盗贼很多，实在担心因此另生祸患。恭敬地看到天历元年诏书中的条文说：“国家租税自有常例，今后任何人不得妄自献纳田土，违者治罪。”拟请恭敬依照明诏，将山东田赋总管府等衙门革除；百姓应缴纳的租赋一概依照旧制。这样或许使一方百姓都获得生存安乐，仰承文宗皇帝发政施仁的盛德。一、减轻赋税，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常道；广泛聚敛，是残害百姓的弊政。河南土地方圆数千里，所缴纳的税粮本来已有定额。先有刘亦马罕妄自献纳土地，已经被长期流放到海南，这足以说明没有闲田，也已经很清楚了。自延祐以来，奸人窃取相位，想兴办功利之事来巩固权势宠幸，动辄以经理为名，只想扰害百姓。名义上说是核实田粮，实际上是强行征敛。朝廷深知其中弊病，多次下诏免除，有关官署却没有认真奉行，直到现在仍命百姓包纳。堂堂天朝富有四海，各种差发税收都有确定制度，却因为兴利之徒而给百姓留下这种祸害。拟请恭敬依照历朝诏旨，将经理虚桩的数额一并革除。这样岂只是彰显朝廷薄敛惠民的深厚恩泽，也是培植百姓根本、使国家长久安宁的远大谋划。一、国家治理应当一视同仁。高丽作为一个国家，偏处海边，圣朝刚刚兴起时，首先表示臣服。世祖皇帝嘉奖它的勤劳，降嫁公主给它，这是为了怀柔小国，恩惠极其优厚。近年以来，朝廷屡次派使者到其国中，选取女子，要求娶作妾媵，索取各种物品，骚扰不胜其多。以至于高丽百姓生了女儿有的也不愿养育，女儿年长后不敢出嫁，愤懑怨恨、悲伤无告。如今辽东年成歉收，百姓正报告饥荒，和气受到伤害，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今后除内廷确实必须取用索求之外，其余官员如果不经过中书省而擅自奏请索取高丽女子，或借出使其国之机娶妻纳妾，拟请加以禁止惩治。这样或许可以彰显国家一视同仁的治理，安慰小国向往教化的心。△请求免除饥民的夏税 上天生养众民，是国家的根本；土地生长百谷，是百姓的财产。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兴盛，百姓没有财物就不能聚集。因此《尚书》有“根本牢固，国家安宁”的旨意，《易经》有“聚集人民就叫作财富”的文辞。我国兴隆百年，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万姓，虽然赋税主要向郡县征收，恩泽却常常由朝廷发出。自去年以来，不幸天灾时常出现，有时遭遇旱灾，有时遇到久雨，河水泛滥，年成歉收。以致江浙、辽阳行省，山东、河北各郡，百姓的饥寒日益严重。起初他们典卖房屋、抵押田地，仍不能救济；严重时甚至卖妻卖子，所得价值又有多少呢？朝廷虽然曾经赈济抚恤，过了几天又全部耗尽，早晨吃树皮，晚上吃野菜，饥肠暂时填饱了，形貌却已经枯槁。父子不能相互照顾，兄弟哪里还能共同居住？强壮的人散为盗贼，弱小的人死在道路上。听说这些也令人寒心，看见的人谁不流泪？如今正值春夏交替，本来将要盼望蚕麦收成，虫子已经损害桑树，蝗虫又吃掉青苗。夏麦已经没有收成，秋田还没有播种。天灾如此，百姓穷困又能怎么办？衣食尚且不能充足，赋税又从哪里产生？实在担心州县官吏只知道按期征索，鞭打刑罚一施加，百姓的创伤就更加严重。百姓是国家的亲生子女，财物本来就是用来养活百姓的。应当由朝廷尽早奏报，查验那些遭受灾伤的地方，对曾经接受赈济的人家，应缴纳的夏税酌情给予蠲免。这样或许可以使实际恩惠普遍惠及困穷之人，把愁怨的痛苦消除而变成欢悦之心；和气充足以后，阴阳自然调顺，四时协调有序，百谷因此成熟。百姓和乐兴盛，天下都将十分幸运。△请求保养圣上身体

译天下的安危系于君主一身，君主身体安康，天下就安定了。因此古代的君王谨慎起居、节制嗜欲，亲近忠良、考察古代训诫，大概都是为了调养身体、安定百姓，实在是宗庙社稷最重要的谋划。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继承正统，端坐而深沉静默，开设经筵，怡情于图书史籍；然而祖宗基业的兴隆、天下安危的谋划，不可不深思。过去太祖皇帝在朔方奋发起兵，开创帝王事业，亲自佩弓带箭，经历风霜雨露，削平各国，为子孙建立万世基业。世祖皇帝使宋人臣服后，终于统一天下，选拔士人、寻求人才，革新各项制度，深厚仁慈的恩泽普遍惠及众生。历代圣君相继，守成太平。到了明宗皇帝、文宗皇帝，遭逢多难，南北播迁，平定乱局、恢复正统，中兴帝业。在位不久，便把帝位传给嗣圣。敬惟陛下正值盛年，圣明资质日益成长，应当敬畏地奉事天地，以诚敬孝心奉祀宗庙，思念祖宗的勤劳，念及基业创立的艰难。四方之人也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注目倾耳，观察聆听陛下德业的光辉，盼望太平治化的盛况。近来听说起居稍有不安，很快就恢复正常，圣体万福；然而仍不可不慎重。陛下承受天地、宗庙、社稷的重任，守护祖宗百年的基业，作为亿兆百姓的父母，本来就应当早晚敬畏谨慎，调养圣体，以慰藉臣民的期望。如今听说銮舆将要出行，向北巡幸上都，车帐、服御和供奉都十分谨慎。但道路之间的寒暑、雾露，更应当调养摄护。君主所应爱护的，没有比身体更切要的；忠臣侍奉君主，也没有比爱护君主身体更切要的。我曾听《殷书》说：“君王不要亲近声色。”成汤清静寡欲，纯全地合乎天德，所以能够享国长久，成为殷代盛明的君王。孔子也说：“年轻时，血气尚未安定，要戒除的是女色。”这是说人年轻时血气未定，如果伤害、损耗生命根本，可能损减长寿的福分，所以君子应当戒除。伏惟陛下思考天下安危的根本，鉴察《殷书》和孔子的话，节制嗜欲以调养圣体，亲近忠良以使德业日新，那么宗庙社稷尊崇安定，百姓将得到最大的幸运。卑职充任台谏官，想要谋求保卫效忠，冒昧陈述狂妄浅陋之言，惶恐至极，不能自已。△修订功臣列传

译古代史官之所以论述、记载君臣的善恶得失，是把它作为后人的借鉴和戒惧。恭敬地想到圣朝从朔方兴起，灭金平宋，于是统一华夏；那些有门第功勋的旧臣和有谋略才能的士人，如果不把他们载入史册，凭什么垂示后世？祖宗的大典已经严密收藏于金匮石室，唯独功臣列传没有片简只字的记载，实在是典章的缺失。然而自大德以来，史臣屡次请求搜集编纂，有关官署把它看作寻常事务，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送交官府。卑职过去曾充任史官，谨慎列举四件事，以备采择。一、史书有两种体例。编年体始于左氏，纪传体始于太史公。考察一时的得失，编年体较好；论述一个人的始末，纪传体较为完备。总之二者都不可缺少。近代撰作实录，大体类似编年体，又在各位大臣去世之下另作传记附在后面，是为了兼备两种体例。我国至元年间开始编撰祖宗实录，当时各位大臣大多还在世。到了元贞初年，下诏修撰世祖实录，命令中外各官署、大小臣僚分别具录事迹，送交史馆，大概是想记述一代之事，同时寓含修撰诸臣列传的意思。然而因为进呈史书的日期太紧迫，各位大臣的事迹不完整，拖延到今天，终于没有完成。先前修撰《经世大典》，大臣事迹见于简册的，十件中只有二三件。何况如今翰林专掌撰述删定，如果再拖延时日、延长年岁，不加记载，将会看到勋臣旧臣的盛大功烈泯灭而无人知晓，作为史官就无法逃脱责任了。这是功臣列传应当修撰的第一件事。一、过去司马迁任太史令，搜罗天下散失的旧闻、遗文和古事，没有不全部汇集的。于是依据《左氏传》《国语》，采集《世本》《战国策》，记述《楚汉春秋》，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变化，成就一家之言，公布于世。他的文章直截，他记载的事情核实，不虚夸美化，不隐瞒恶行，所以称为实录。史书本来就希望核实，记事尤其贵在搜罗。如今史馆修书，不过把任务交给有关官署，让它们采集记录。有的功臣子孙衰落，没人提供报告；有的有关官署害怕麻烦，没有全部施行。事情最终不能完备，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修史应先取国初以来直到某年之间应当立传的功臣若干人，分别列出姓名，或者就其子孙宗族，或者就其亲属旧交、故吏，或者就其任官所在之处，指名索取资料，使本人自然负责具报，不许有关官署借此烦扰。又各位公卿的遗文，各处有的已经刊行，就开列目录并摹印；尚未刻板的，命有关官署到其家中抄录，校对无误后，申报送达史馆。严格订立期限，违者连提调官吏一并治罪。这样或许事情不会遗漏，写入青史也有日期了。一、官品固然有高低，人材却没有贵贱之分。况且修史本来是想记载贤能，作为后世的准则，起初哪里是区别贵贱而任意划分等级呢？因此赵周已经显贵，姓名只在当时被人看见；黄宪虽然地位低微，善行却永远流传后世。近来从金源以来，才规定官位达到三品的人，其事迹才可以载入史书，这使忠烈、隐逸之士凡是处在低位的都不能被记载，又凭什么劝人为善呢？这种制度的荒谬竟到了如此地步。如今二品以上的人，即使有官职封号而没有其他事迹，自然可以删去；三品以下的人，有的作为守令贤能，政绩可以记载；有的作为隐逸之士，善行和著述可以流传；有的是子女侍奉父母的事迹，如王祥的孝心感应；有的是义士赴难，如南霁云舍生取义；都应载入史册，作为后人的劝勉。一、史书的写作，要把善恶一并记载。记载善，是用来劝勉；记载恶，是用来戒惧。因此《春秋》完成，乱臣贼子就感到畏惧；后世史臣也说：“在奸邪谄谀之人死后仍予以诛责，使隐藏的德行发出幽微的光辉。”如今修史条例只见采集嘉言善行，那么奸臣贼子的事情难道就不再载入史书了吗？那些奸臣本来不在乎史书是否记载他们；如今反而把他们的恶行抹去，就是让奸计暴行在当时得到快意，却不给后世留下警戒，他们又有什么顾忌而不作恶呢？例如阿合马、桑哥、帖失、倒剌沙之流，都应当明确记载他们欺罔的罪行、弑逆的阴谋，使奸邪之徒有所警惧。然而各家提供的事迹，多出自孝子慈孙的言辞、门人故吏的手笔，恐怕有不真实之处。还应当参照刑曹的过犯档案、吏部的行为记录。这样善恶都得到记载，就没有虚夸美化、隐瞒恶行的非议了。●《滋溪文稿》卷第二十七 章疏二 ○章疏二 论台察纠劾辨明的弊病 为刑狱建言五件事 山东建言三件事 论近年无辜受害之家应当昭雪改正 禁止处治死亡、损伤罪囚 请求详细议定斗殴杀人罪 论河南胁从、诖误之事 请求派官员录问囚犯 △论台察纠劾辨明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