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溪文稿卷第二十八

译题写在鲁斋先生遗书之后 书写在《续夷坚志》之后 题写丞相东平忠献王传 题写《访山亭会饮唱和诗》题写在《中山周氏施粟诗》之后 书写在姚君墓志铭之后 题跋在胡编修《上京纪行诗》之后 题写在王彦礼赴盐场司丞诗之后 题写在诸公赠范伟可访寻祖墓诗之后 书写在林彦栗文稿之后 书写在袁德平文稿之后 题写在《松厅章疏》之后 题写在刘尹《瑞芝诗》之后 题写在黄应奉《上京纪行诗》之后 题写在商氏家藏诸公尺牍歌诗之后 题写《忠勤楼燕飨诗》题写在马氏家藏宋代名公尺牍之后 恭敬题跋御书《奎章阁记》碑拓本 恭敬书写贾忠隐王褒赠制 书写在两淮盐运使傅公《去思诗》之后 题写在诸公赠御史宝时中诗之后 题写《佥宪张侯异政记》题跋《金溪葛孝女赞》题写鲜于伯机诗帖 题写在《温氏五世同居诗》之后 △题写在鲁斋先生遗书之后 唉，言语文字果真是君子所崇尚的吗？沉溺于言语文字的人，常常背离圣贤之道。言语文字果真是君子所应彻底抛弃的吗？舍弃言语文字，又凭什么去探求圣贤的内心呢？自从洙、泗、伊、洛的学说流行以来，大概从来没有完全抛弃这些而不学习它们，转而从事于空无所凭借的学问。可是世人不明察，都说：“言语文字是末节，这些不足以治理。”他们却不知道，过了一千年以后，距离圣人越来越远，舍弃这些，我们还将从哪里去探求呢！于是有人说：“我只不过亲身实行罢了。”唉，我没有听说过学问不广博，却能有用来深入思考的基础；也没有听说过语言不文雅，却能够把精微的道理传到久远之后。鲁斋先生难道不是笃实求学、努力践行的君子吗？他一生大概从未把言语文字当作可供炫耀的东西。如今先生已经远去，求学的人不能再见到他了，幸好还有六卷遗书留存，我们还能够从中看到他的约略风貌。否则，到了百世以后，先生的学问又从哪里能够看见呢？△书写在《续夷坚志》之后 右边这篇是《遗山元公续夷坚志》四卷，记述金朝末年的灾异事件。古代圣人只谈常理而不谈怪异，可是《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所记灾异为什么这样多呢？大概是上天降下这些灾异来警戒当时的君主，而圣人又把它们记载下来以告诫后世吧？所以它们应当这样深切而明白。天地人与人事之间，其实只有一个道理。因此人事在下发生，天象就在上面应验，有些事情并非预期却自然如此。《春秋》时代距离先王之世还不远，法度还没有大为败坏，人才也还很多，然而变故已经这样多了，何况后世衰乱到了极点的时候呢！我看三代以后，衰乱没有比晋朝更严重的，所以灾异也没有比晋朝更多的；宋、金末年实在与它相似。南方的灾异，由鄱阳洪公作了记载；北方的灾异，则由遗山元公续写此书。凡是天空裂开、地震、日食、山崩、星辰如雷、风雨变化，以及昆虫、草木的妖异，实在多得不可胜数。后世研究五行灾异的人还会考察它，不能把它仅仅看作稗官野史小说。《左传》说：‘国家将要兴盛，一定有祥瑞；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有妖异。’读这部书的人，大概也会知道应当警戒和畏惧了吧。题写《丞相东平忠献王传》。至治二年冬天，天子振作精神谋求治理，专门任用丞相，希望恢复中统、至元年间的盛况。丞相也感奋尽力，锐意进取，想着要符合天子托付重任的心意。君臣同心，亲近信任而没有隔阂，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朝廷肃清，刑罚和赏赐都恰当，忠直之士得以伸张，奸邪之徒收敛躲避。天下人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太平；而小人却怨恨，想要加害丞相。第二年，皇帝驾临上都。这年夏天，皇帝曾经夜里睡不安稳，命令举行佛事。丞相上奏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物出自百姓；使用财物没有节制，取自百姓也就没有限度，百姓就承受不了这种困苦了。古人说：“财物聚集到官府，百姓就会离散；财物散给百姓，百姓就会聚集。”希望陛下留意。’皇帝惊醒般地说：‘朕所经营的，除了寿安山寺以外，都是修缮旧有的建筑罢了。百姓也怨恨我吗？今后不要再兴建了。’西方来的僧人说：‘国家将有灾异，应当大规模举行佛事，释放囚徒。’丞相斥责道：‘你是想图谋金币吗？’于是上奏说：‘臣年轻时没有才能，承蒙陛下提拔，任职宰相。正想除去邪恶、进用善人，使政治达到太平，可是众人共同阻挠，臣估计已经不能有所作为了。’ 皇帝说：‘你有什么事只管说出来，别人说的话朕都不听。’天爵过去听说过这件事，私下记在心里。后来见到国子司业孛朮鲁公所述的丞相传记，感慨之下便把这段话记在篇末。唉，以先帝刚明果断的才能，加上丞相公平廉正、忠直无私，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使他长期磨炼，扩大包容荒远事物的气量，明察事理的关键，那么他的谋划、举措和施政，必定会大有可观。然而自古以来，忠臣义士想要除去奸邪，最终却被小人构陷害死的事情，大概确实不少。难道不是天意吗！难道不是天意吗！题写《访山亭会饮唱和诗》。卿先生甄退翁读书而不求做官，在城郊之外建造园亭，作为一年四季游览休息的地方。大德年间，已故翰林学士王公、宣慰使周公都退休居住乡里，每天和修斋马君、西泉郭君在退翁的园亭之间徜徉，饮酒赋诗，悠然自得地娱乐。这些就是他们当时相互唱和的诗。古人说：‘家中没有宗族长老，内闱就会混乱；乡里没有年高德劭的老人，风俗就会浅薄；朝廷没有老臣，国家就会倾危。’唉，近年诸位老先生相继去世，前辈的风流遗韵日渐遥远。因为退翁的孙子克敏拿出这卷诗给我看，实在令人更加惆怅。题写《中山周氏施粟诗》之后。我曾经经过定武，喜爱那里民风朴实、百姓敦厚，世家大族很多而追逐末业的人少，所以郡中凡是著名的卿士和大儒，都喜欢同他们交游。周君却独以资财雄厚著称，能够在荒年拿出粮食救活乡邻中的贫困者，我更加相信当地民俗中有许多美好之处。周君起初并不是想向世人求取什么，只是内心不忍罢了。唉，世上那些承担百姓责任的人，难道独独不能从内心受到触动吗？这样看来，周君的事迹本来就可以流传于世并取得人们的信任了。题写《姚君墓志铭》之后。

译至顺三年春天，敕省和台臣派官员到各郡国审录囚犯。天爵充任南台官员，分道巡行岳、汉、常、澧、辰、沅等郡。关在狱中的囚犯大约有数百人，有的无罪却被戴上刑具，有的有罪却用财物行贿获免，后来都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纠正。百姓实在值得怜悯，而刑罚又不能不慎重啊！大概用心不欺诈，才能察知人的真情和虚伪；守法不屈曲，才能把人的生死托付给他。自古君子审理狱讼，不过如此。因此刑罚施加下去而人不含冤，法律制定之后百姓也不犯法。我因读到姚君墓志铭的文字，又深有感慨。那十九个人如果没有姚君，也只能白白死在狱中。大概当时江南归附不久，国家宽待降附、止息杀戮的教化还没有完全实行。如今江南平定将近六十年，岭海之间虽然险远，难道没有像姚君这样用心公平宽恕的人吗？姚君的政绩不止一件，而墓志铭只记载他审理狱讼的事，也是想让做官的人有所观察和反省。题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之后。我曾听老一辈人说：宋朝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是吴、越一带的人，日常起居、衣服饮食大都骄奢放逸、华美靡费。向北望见淮甸，就已经把那里看作极远的边地；等到奉命出使远方，便显出憔悴可怜的神色。唉，士气衰弱到这种地步，还想让国家兴盛，实在太难了！如今国家统一了天下，定都于燕，而上都在北方又有数百里之遥，皇帝每年都去那里避暑，各部门也都分列队伍随行。朝廷士大夫因为能够侍奉皇帝宴饮而乐于扈从，完全没有依依惜别的情怀。我的朋友胡君古愚生长在东南，文采很盛，身形瘦削，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等到他任职翰林院，恰逢有上都之行，便在从容闲暇之间写成歌诗。因此，他用诗歌赞美天下统一的治功，宣扬太平盛世的德政；我由此知道国家振作士气的作用是多么重大。后世读到他的诗，与太史公怀疑留侯张良身材魁梧奇伟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题写《王彦礼赴盐场司丞诗》之后。《周官》中的盐人掌管盐业政令，只供给祭祀、宾客以及君王膳食所需罢了，从未听说靠盐业使国家富裕而使百姓困苦。后世财用没有节制，各郡国才开始有盐铁酒榷、均输等制度，于是主管财政的官员搜刮刻剥牟利，百姓从此萧条而更加困苦。大德年间，我刚到京师时，盐和米都很便宜，国用十分富足。后来盐价日益昂贵，法令制度越来越严密，却没有听说国用因此更加充裕。议论此事的人难道不应思考其中的原因吗？彦礼以儒者身份掌管盐政，他将要赴任，所以我推究根本，略作说明。汉元始年间，朝廷以百姓疾苦策问贤良文学之士，他们都回答说：‘希望废除盐铁酒榷、均输，让官府不与天下百姓争利。先向百姓显示节俭，然后教化才可以兴起，风俗才可以改变。’唉，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同他们一起商议呢！题写诸公赠给范伟可访寻祖墓的诗之后。宋朝在东都时，公卿大臣大多葬在钧、许、汴、郑之间，难道是因为子孙在朝廷做官，四时祭扫省视比较方便吗？后来国家迁都江左，南北隔绝，原来的坟墓都荡然成为樵夫牧人的地方了。子孙即使还有存活的，也因逃难而离散，甚至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范蜀公的墓在今天许州襄城县房村保，九世孙伟可独自寻访并知道墓地所在，前往拜谒。这样看来，君子的恩泽哪里能用世代来计算呢？蜀公在嘉祐年间，被提升为知谏院。当时仁宗年事已高，还没有继承人，朝廷内外都感到忧虑。蜀公奋不顾身，直言极谏，上奏十多次，最终依靠他的意见确定了宗庙社稷的大计；这大概就是他所以有后代的原因吧。伟可一家侨居武陵，两次以进士身份到京师参加会试。他品行修洁、举止文雅，一看就知道是旧家子孙。唉，范氏将要重新振兴了吗？至顺四年五月甲寅，赵郡苏天爵书。题跋《林彦栗文稿》之后。我读林君彦栗的文章诗词，喜爱其清峻奇特而古雅，超越高明，并且没有世俗的杂质。宋朝末年，文风萎靡不振。国家统一天下以后，文治日益兴盛。柳城姚公、清河元公相继倡导古文，天下士人中大概有听到风声而奋发起来的，彦栗也是其中之一吧。延祐年间，朝廷设置科举，正致力于用文章选取士人。大江以南，士人向有关官府求取功名的常有成百上千人。彦栗在这时却专心致志地学习古文、歌诗，不迎合当时的爱好。掌权者惊异于他的才华，想推荐宣扬他，可惜彦栗不幸去世了。唉，上天生人，给了他才华，有时却夺去他的寿命。唐代的李观、李贺，宋代的王令、王回，都是天才卓越、不是偶然产生的人，却最终困顿短寿而死；然而他们的文学已经足以显扬于后世。那些富贵长寿、显赫一时的人，并非没有，有的人事业不足以流传后世，于是全都湮没无闻。像彦栗这样，凭借他的文章诗词，也自然能够不朽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题跋《袁德平文稿》之后。国子伴读、四明人袁杲拿着他先父的一本文稿给天爵看，说：‘我家先祖正献公向金溪陆先生求学，后来正肃公更加修习他的学说，两人的家集都有流传；他们本来就不是只凭文章在世上成名的人。先父生于宋朝末年，皇帝拥有江南以后，他担任州郡教授，志向和心力所存，只在于这些文章罢了。’天爵听了这番话很有感触。唉，儒者的学问广大，难道是缀辑文章的士人所能穷尽的吗？自从圣贤的学问失传，六经的教诲一天比一天湮没。宋朝在汴京时，周敦颐、程颢、程颐等诸公倡导阐明道学，求学的人才开始能够知道根本所在。后来国家迁都江左，一时的大儒各自凭借自己的学说在世间兴起，他们的门徒随之响应；在考究探索的精密、询问辨析的广博方面，固然还有所不及。唯独金溪先生超然独到，阐明其中要旨，想直接达到高明之境，获得人心的本真。正献袁公、慈湖杨公都是亲自接受他学业的人。因此正献公说：‘学习贵在自己有所领会。《论语》一书，多有六经没有说到的内容；《孟子》一书，多有《论语》没有发明的内容。圣贤难道是故意求得与常人不同吗？只是从心中得到它，再从言语中表达出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罢了。’正肃公继承了他的先世训诫，又通达陆氏之学。袁杲的先父是正献公的曾孙、正肃公的孙子，对于家传学问，大概亲自听闻过。天爵往年曾在江南任官，访求各个旧家流传的文献，见他们的子孙大多衰微不振，而袁氏的学问传授得非常久远，袁杲啊，你更加知道应当勉励自己了吧。元统二年冬十月庚辰，后学赵郡苏天爵书。题跋《松厅章疏》之后。

译右边这五卷《松厅章疏》，是天爵充任御史时所提出的建议。至顺二年冬十一月，天爵承蒙恩典，由翰林修撰授任南行台御史；第二年正月到任。不久奉诏到湖广审录囚犯。五月，被召回授任监察御史，当时正身在辰、沅，远在外地，尚不知道此事。七月，接替者才到任。八月入京，途中被授为奎章阁授经郎。十月，才开始供职。第二年，今上皇帝入朝即位，不久诏令奎章阁儒臣在宫禁中侍讲六经，天爵也进任兼经筵译文官。这年冬十二月，又任六察官。第二年四月，诏令翰林院修撰先朝实录，于是又有授任待制的命令。他在察院总共只有四个月，又要稽核各部门的官吏文书、监摄宗庙社稷的祭祀，所以所提出的意见只有这些。唉，居于言官之职，哪里容易做呢！古人有的焚烧奏稿，以表示谨慎秘密的意思；有的保存奏稿，以彰显听取谏言的美德。至于天爵是什么人，哪里敢这样做呢？只是把它藏在家中，给子孙看罢了。元统三年夏五月二十日，亚中大夫、中书省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苏天爵题。题写《刘尹瑞芝诗》之后。浙西宪司经历刘君先前任满城县令，政务清明，诉讼简少，又大力修缮孔子庙，有灵芝生长在庙中，听说的人都认为奇异。不久，他被提升为宪台掾属。朝廷中的士大夫作诗赞美他，都认为灵芝是瑞草，是和气所能招致的。天地与人的道理彼此感应而没有间隔，所以灾异和祥瑞都记载在史册中，用来考察政治，思考如何运用各种征兆。刘君治理一个县，祥瑞就这样应验，何况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呢？因此，如果从端正自己的内心开始，进而端正朝廷，最终使四方远近没有敢不端正的，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至，众生得到发展、百姓繁衍，这样的祥瑞难道不是更加盛大吗？浙西土地广大、物产和人口众多，而刘君清廉谨慎又有所作为，将会看到各郡承受他的风范，百姓和万物和乐融洽，不只是得到一株草木的祥瑞而已。题写《黄应奉上京纪行诗》之后。至顺二年夏天，我和晋卿一同任太史属，随从皇帝前往上都。晋卿看到山河的形势、宫阙的壮丽以及云烟草木的变化，常常低头徘徊、回头眷恋，仿佛有深沉的思绪，我本来就知道他能够作诗。后来他果然写成了若干首纪行诗。古代诸侯、卿大夫与邻国交往，用言辞互相感发，一定要称述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心志，大概是借此辨别贤能与不肖，观察国家的盛衰。如今天下统一，朝廷内外清平安宁，士人多有深厚而美好的才智，如果不通过文章辞句加以宣扬，怎么表现他们所蕴藏的才华呢？晋卿是宋朝旧儒之家，凭乡试推荐出身，曾以《太极赋》名闻天下。他困顿于州县之间将近二十年，如今枢密马公在中书任职时，才从选调官中选拔他安置到史馆。不久因父亲去世离职。过去欧阳修以梅圣俞身世困穷而诗文更加精工，曾说：‘世人说诗人少有通达而多有困穷，大概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困穷之后诗才精工。’晋卿的诗精密而构思清新，难道是上天本来就要使他困穷，以便让他的文辞更加精工吗？题写《商氏家藏诸公尺牍歌诗》之后。右边这卷尺牍歌诗，是国初各位名公写信赠送给参政商文定公的。文定公的孙子、国史院典籍官企翁拿来给我看。深思我朝如飞龙奋起于朔方，踏灭金朝和宋朝，于是实现天下大一统。天下的人才全都聚集到朝廷，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今观看卷中作品，即使是山林隐士，他们的辞章和书法也清秀温婉，令人喜爱。人物之盛，实在太多了！文定公凭借智慧谋略和才能，做到两府高位，号称名臣；他的子孙也多有显达。企翁在国子监胄馆游学而有声誉，乡试被推荐的名次为第一，积分公试又考中第一，随即脱去布衣进入史馆。他大概学问广博、文章华美，能够振兴他的家族。起初，至元元年乙亥，我奉堂帖考试大都乡贡士，策问古今历法。众人中忽然得到一卷答卷，引述古事十分详尽，接着又说到本朝修订《授时历》时某官如何如何。我说：‘这一定是世代有文献传家的子弟，平时听熟了父兄的教诲。’于是提拔置于第一名。等到打开卷子，原来就是企翁。众人都惊异。我曾经读唐代宰相世系表，很喜爱各位名公都能修明家法，他们有才华的儿子、贤能的孙子没有损毁世代的德业，有的父子相继居于宰相之位，有的连续几代屡次显达，真是盛况啊。由此观看这卷文书，才知道商氏子孙昌盛发达，是有缘由的啊。题写《忠勤楼燕飨诗》。集贤经历拿出他先父中执法在忠勤楼宴请宾客时所作的诗，要求我一同作诗。往年我承乏任南台官员，到任一个多月，便奉诏到湖北审录囚犯。我沿长江溯流而南，来到彭蠡，远望庐山，向西抵达鄂渚，常常因为公务到黄鹤楼；又向南抵达巴陵，在岳阳楼住了十多天，于是驾船经过洞庭湖，沿沅水而上，经过辰、沅、常、澧诸郡。虽然有许多瑰丽雄伟、值得登临观赏的景色，但当时正值大暑，每天查阅官府文书，汗流浃背，完全没有从容作文的乐趣。事情尚未办完，就被召回任中台御史。我取道蔡、汴回京，最终没有能够返回建业，登上所谓的忠勤楼。如今读到这首诗，顿时产生遥远的遐想；将来若有机会再奉命出行，我要游历江左，纵览吴、楚山川的丰富景色，追思六朝兴亡的遗迹，还能够为您作诗。太中大夫、御史台都事苏天爵题。题写《马氏家藏宋名公尺牍》之后。过去天爵任太史属时，侍奉会稽袁公、蜀郡虞公，听他们谈说故国世家中士大夫人物的美好，曾经感慨地追想他们的遗风余论，却没有机会亲眼见到。建德马氏兄弟都凭才华声名列于侍从官之中，他们的孙子、湖州路教授泰之拿出先世朋友往来的尺牍给我看，其中有一封说：‘如今的人才，像您这样的，确实没有辜负朝廷的委托，只是长期劳苦在外，士人舆论都为您郁郁不平。’又有一封说：‘在如今人才难得的时代，像您这样的门下之士，哪里容易多有呢？’唉，宋朝立国三百年，培养士人、寻求人才，可以说已经做到极点了。庆历、元祐年间的人才号称最为兴盛，乾道、淳熙年间的名臣又哪里逊色呢？可是诸公还说出这样的话。人才难得，实在太严重了！掌管国家的人难道不应当乐于培育英才并任用他们吗？我朝曾经想要编纂宋、金旧史，因此那些世家子孙大多衰微不振，遗文古事常常散失，无从考察；只有马氏能够保存先世事业。这难道不是君子的恩泽可以世代相传的证明吗？恭敬题跋御书《奎章阁记》碑拓本。

译文宗皇帝具有上天赋予的圣明，历经各种艰难考验。登上帝位后，天下都盼望得到治理，于是考察典章礼制，撰述文章，亲自祭祀郊外天地和宗庙，增加修建官署仪制，以文采修饰政治教化，歌咏太平。政务之余颇多闲暇，便命令修建奎章阁，陈列图书，使心情愉悦、精神涵养。又命文士儒臣撰写阁记，亲自挥洒御笔，刻在坚石上。臣当时任职史馆，未能登上文阶，恭敬瞻仰这篇光彩回旋的御书。后来臣任南台御史，又被召入中台，尚未到任，便改授授经郎，而文宗皇帝已如鼎湖仙去，臣只能攀号痛哭而已。今上皇帝入朝正式承继大统，学士臣进言说：‘延阁的建立，本来是为了光明帝王之学，辅助培养圣德。应当开设经筵，每天陈述圣贤的谋议训诫、祖宗的典章法则。’皇帝批准了。于是讲官按照仪制，进讲经义，凡是所讨论的内容，臣私下也参与其中，随即被命兼任经筵译文官。臣曾对宰臣说：‘如今进讲，应当指明事实、依据经典，借此规劝。不能悠悠度日，只求徒然作为观美之举。’不久，臣再次升任六察官，上奏说：‘讲官应当赐座并设置几案，使皇帝从容接纳进言。’等到臣忝居右曹，又得到经筵参赞的任命。臣多次手执经书劝导诵读，仰望天威，只见皇帝肃穆深沉、默然不语；可是臣的才能浅薄，不能在内心积聚诚敬，宣扬经典训诫，仰承圣明万分之一。近来学士臣请求摹刻阁记，用‘奎章’、‘天历’二宝加盖印记，颁赐给讲官，臣也有幸得到一份。谨慎地叙述历代圣君崇尚文教、尊重经典的盛大德行，书写在左边，以示后世。至元三年丁丑秋七月壬子，太中大夫、礼部侍郎臣苏天爵拜手稽首记。恭敬书写《贾忠隐王褒赠制》。恭敬读到冀宁忠隐王进封的制书文辞，才知道古代君子即使被小人陷害，他们的忠诚、尽心和义烈，没有不在天下后世显明的。贾氏自本朝兴起之初，熟悉并听闻国礼，担任环卫诸职，亲近而尊贵，地位几乎可以比拟国人。忠隐王历事五朝，受到的恩遇尤其隆盛；他发表正直的言论，遵循正道，从不屈从取悦。任宣徽时，宗王、大臣、近幸、卫士的粮草和宴享制度，颁赐赏赐的数目，尊卑亲疏之间多少等差的规定，都由王亲自负责而毫不推辞。小人觉得不方便，有的便产生怨恨，最终逆臣乘机进谗诋毁，构成危祸。后来逆臣杀害相国，几乎危及宗庙社稷；如果当初能早些辨明，天下的罪恶就没有机会形成了。唉，鄙陋小人侍奉君主，只要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圣人的训诫难道还不明白吗？忠臣直士身死而子孙享受其报答的事很多。忠隐王的第三子礼部侍郎忽里台，曾经凭借才干授任监察御史，弹劾台臣违法，把他罢黜。那人不久又重新掌权任用，侍郎遭到谗毁，在家闲居了七年。等到那人再次因罪被罢黜，侍郎才升任燕南佥宪，入朝任吏部右司郎官。他清廉谨慎、简约持重，正被当时任用。这样看来，上天报答善人，使福分和庆泽流传下去，难道会有穷尽吗？题写《两淮盐运使傅公去思诗》之后。侍御史傅公过去以吏曹尚书身份任两淮盐使，怜悯当地百姓劳苦，便以往年拖欠的余盐十万为由请求减免定额，朝廷议论后认为可行。奏章下达，淮地百姓欢欣鼓舞，感激佩服他的恩德，士大夫也作诗歌颂他。君子的政治实在不能只满足于有善心；百姓感戴善政，哪里是声音笑貌所能招致的呢？古代从未听说盐业可以使国家富裕。考察《周官》，盐人的职掌不过是供给祭祀、宾客和君王膳食罢了。到管仲辅佐齐国时，凭借滨海之利整治盐政，主管财政的官员聚敛财富的说法兴起，百姓从此萧条而更加困苦。我朝平定中原以后，开始实行盐法，在河间、山东、平阳、四川设置课税所，每一引盐重四百斤，价格为白银十两。至元十三年，刚刚平定江南，又在淮、浙、闽中一带同时设置运司，每一引盐改为中统钞九贯。至元二十六年，增加到五十贯。元贞二年，增加到六十五贯。至大以来，终于增加到一百五十贯。税额既然增加，盐就更加昂贵，甚至掺杂沙土，恶劣得不能食用。小民贪图利益，犯法的人很多，郡县官吏也因而受到牵连。中统初年，有司曾经抬高盐价并强行收取，百姓遭受其害，朝廷下诏使百姓得以便利地买卖和食用。这样看来，削减下层百姓来增益上层，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过去有人任汪淮发运使，宰臣告诫他说：‘东南百姓的财力已经枯竭了。’又听老一辈人说：‘大德年间，广平何公主持国政，听说有人陈说便利之策、搜括田赋，他都竭力制止，因此百姓安宁地生活下去。’这大概就是他贤能的原因吧！傅公历任台阁，声名显著，正色敢言，多次触犯权贵，当时士大夫无不希望他得到重用。请求减免余盐，只是他特别惠及百姓的一件事罢了。过去先父与傅公一同在东曹任掾属，交情极深，所以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在他的去思诗后，希望那些喜好建功、兴利的人听到后有所警醒。题写诸公赠给御史宝时中的诗之后。至元之后某次改元的冬天，中台十八名御史弹劾中书省平章的奸邪贪婪和违法行为。奏章上了两次，都没有得到答复，十八人便把官印交还，回家等待治罪。朝廷内外听说后，都感到凛然并叹服。那个人当时正以为自己得计，便出来处理政事，变更旧有典制，把台谏官看作仇敌。由于弹劾他的奏章出自儒者之手，他心中尤其怨恨。过了几天，他便废除了贡举。不久，那人终于因罪被贬斥到海南，而先前那些被调往远方的御史也都调回内地，其他人也逐渐在台阁中得到进用。当那个人掌权时，威势显赫，即使台谏官攻击他，也不能将他罢免；等到他败亡，最终还是由台臣前往查办治罪。至于这十八个人，他们能够预先识察、努力驱除，大概也只是忠直报国、希望称职罢了。由此可见，台谏对于朝廷有益，怎么可以一天缺少呢？昭功万户府佥判保宝时中拿出诸公赠给他的诗文，请天爵为之题写。时中过去任御史，是十八人之一。他为人清廉谨慎而文雅，在中台任职十多天，至今风采仍为朝野所传闻。这样看来，拥有国家的人难道不应接纳谏诤，以疏通闭塞、排除蒙蔽吗？掌管风纪的官员难道不应当想着竭尽言责，以求报答和称职吗？题写《佥宪张侯异政记》。

译监察御史张侯过去任山南佥宪，巡视各郡县，风采严肃。有时有人诬告松滋县小吏接受贿赂，案件具文上报时，有一只虫子抱住笔端，使文书无法署名，张侯心中对此产生怀疑，最终查明了诬告。汴吴征君为他写了《异政记》。如今天下官吏的俸禄非常微薄，他们侵夺百姓财物，是形势逼迫所致；所以世人把官吏受贿大多视为常事，而官吏被诬告、遭受杖刑，也不太自行申辩。张侯对此能够详察，实在是用心深厚。唉，官吏不廉洁公平，治理之道就会衰败；这就是汉代增加小吏俸禄的原因。在位者难道不应思考如何挽救这种弊病吗？天地之间，化育流行而没有异常变化，是因为有裁成辅相的力量。因此圣贤兴起时，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至，麟、凤、朱草等难以招致的祥瑞之物无不来到，都是气机感召的结果。东海曾因杀害一名孝妇，郡中枯旱三年，这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过去我朝建台之初，朝廷内外所任用的人大多是忠厚老成之士，所以纲纪严肃、政治教化兴盛，起初并不是把严苛作为能干、把征得赃物多作为功劳。这样看来，张侯为一个小吏辨明冤屈，也确实关系到世道人心啊！题跋《金溪葛孝女赞》。古代山林川泽的利益，大概是用来润泽国家、养育百姓的；后世聚敛财富的人出现，百姓才承受不了困苦。禹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荆州、扬州只贡金、银、铜三种，其他州并没有这种贡物。臣下贪图利益而搜刮，小人妄自进献陈说，都足以败坏世道、伤害百姓，掌管国家的人难道不应当深思熟虑吗？过去听说江南百姓有人凿山淘沙来采金，以充当贡赋；不够时，又到别处购买，谁来体恤他们的艰难呢？孝女起初因为有司强迫她的父亲去寻找银矿，不忍看见父亲遭受拷打的痛苦，于是投进矿冶中自杀。刺史上奏免除当地贡赋，直到今天当地百姓仍依赖这项恩惠。唉，以一个女子的行为尚且如此，何况仁人君子治理天下、恩惠施及百姓，又将怎样呢？这样看来，乡里为孝女建立祠堂，是应该的。危君又能用文章表彰她，使那些喜好建功、进献财利的人听见，或许会有所警戒。题写《鲜于伯机诗帖》。曾听老一辈人说：‘鲜于公早年学习书法，惭愧自己还不能达到古人的境界。有一次到郊外，看见两个人拉着车在泥泞中行走，于是领悟了书法的道理。’这大概与古人观看舞剑器而领悟书法，是同一个机缘。鲜于公出生在燕、赵，任官于吴、越，但他的文章和书法具有晋、唐风韵，多次被推荐到馆阁，最终却没有获得一次施展才能的机会，直到去世仍沉抑于外任，这大概是命运吧。唉，士人胸怀非凡、身负奇才，却不能在世上显露的，哪里能叹息得尽呢？那些身居要职、偶然凭书法在一时取得名声的人，未必经得起百世公论。唐代书法家很多，所以凭书法名扬后世很难；近世擅长书法的人少，所以书法容易使人扬名。何况鲜于公的书法极其精妙，理应有声名流传后世。题写《温氏五世同居诗》之后。我曾经行经各郡县，每当看见因孝义而在住宅门前受到旌表的人，大多是巨商和显赫家族，难道礼义是从富足中产生的吗？滦阳成为都城近百年了，温氏已经获得五世同居的称誉，并在门闾上表彰其非凡，大概是有司上报其事，御史又核实了事实的缘故。按照旧制，旌表宅第有听事厅和步栏，前面排列屏风、树木和乌头门。正门的阀阅高一丈二尺，设乌头门两根柱子，柱端覆盖瓦筒。在乌头门南面三丈七尺处筑双阙，高一丈。两侧夹植槐树、柳树，延伸十五步。如今只剩乌头门两根柱子，上面大书其人的姓名，虽然形式比旧制简易，但表彰百姓、教化风俗的意义是相同的。《滋溪文稿》卷第二十九。题跋二。题跋二。题写《补正水经》之后。题跋赵子昂、鲜于伯机与朱总管的手书。题写移剌氏家藏军需旧公文之后。题跋《罗夫人传》之后。题跋《黄提学赠孔世川序》之后。题写诸公赠欧阳德器的诗之后。题跋周益公答孙季昭的信。题写孙季昭上给周益公、请求改修《三国志》的文稿。题写国子司业砚公的遗墨。题跋张魏公与刘和州的手帖。题写《昼锦堂诗》的遗墨。题写《咸淳四年进士题名》。题跋《刘光远文稿》之后。题写《司马温公人物记》。题写孔氏家藏宋代敕牒之后。题写杜君墓表。题跋吴子高的诗稿。题跋《寇隐君传》之后。题写石珏所画的画。题跋诸公寄赠马尚书的尺牍之后。题写《马氏兰蕙同芳图》。题跋《容城李节妇诗》之后。题跋《三笑图》。题写《补正水经》之后。《补正水经》是金朝礼部郎中蔡公珪撰写的。蔡氏世代居住在真定，父亲和祖父都在金朝做官。蔡公生长于富贵之家，素来喜爱著述。我从年轻时就访求蔡公的遗书，得到他的文集五十五卷、《晋阳志》十二卷、《燕王墓辨》一卷、《补正水经》三卷。其他如《补南北史志》六十卷、《古器类编》三十卷、《续欧阳公金石遗文》六十卷以及跋尾十卷，都已经失传。其中文集是高丞相汝砺的摹本，《晋阳志》《墓辨》《水经》都是抄本。至顺三年春天，我任江南行台御史，准备把《水经》刻印发行。恰好奉诏到湖北审录囚犯，七月返回到岳阳，与郡教授于钦止一起观览山川。钦止说：‘洞庭湖西北是华容县，县令杨舟正在校订《水经》，想到其中文字有许多讹误和缺漏。’我于是把《补正水经》拿给他看，如今刻印的就是这个本子。蔡公学问广博，考索精密，著述和文章又如此丰富，经过兵乱以来却几乎散失殆尽。我非常喜爱访求前代古文遗事，如今仅仅得到这些，便知道世间有许多君子的善言美行已经湮没无闻，实在令人痛惜不尽。我与蔡公同乡同郡，他在潭西的旧宅已经成为佛寺，坟墓在滹沱河以西的太保庄，翁仲和石兽仍然存在。过去我曾经过那里，怀念贤人的感慨实在难以承受。蔡公的行事，具载于秘书少监郭长倩所撰的墓志铭中。题跋赵子昂、鲜于伯机与朱总管的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