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溪文稿卷第二十五

译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音乐整理好，使《雅》《颂》各得其所。”这样说来，《二南》列于正风，难道不能称为乐吗？还是“雅、颂”兼指它们呢？古代春秋时期以礼、乐教育人，所谓乐，是指《雅》《颂》的音乐，还是《大韶》《大夏》的音乐？《诗经》三百一十一篇都是古代的乐章，其中六篇没有文字，是笙诗。这样说来，《大韶》《大夏》也是笙诗吗？如果不是，它们的歌词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是鲁哀公十一年冬天。此前六十八年，即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来鲁聘问，请求观看周乐。当时先歌《周南》《召南》，接着歌《邶》《墉》《卫》，再歌《王》，歌《郑》，歌《齐》，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陈》，歌《桧》，然后歌《小雅》《大雅》，最后歌《颂》。从今天看来，孔子所整理的只是《豳》以下的诗，而《雅》《颂》什么时候没有各得其所呢？如果说《左传》出现较晚，后来才作传，那么为什么偏偏在《豳》以下、《雅》以上没有排错次序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诗经》三百篇中，妇女女子所作的占十分之三。以淫邪的妇女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诗，难道是圣人替她们润色的吗？如果不是，后世的老儒宿学反而有不能达到的，为什么呢？郑、卫的诗，大概多是淫乱之诗。平王以后，朝廷雅正的乐歌难道很少吗？到了孔子删定《诗经》，却唯独选取郑、卫淫乱的诗，抛弃周王朝雅正的乐歌，为什么？有人说：“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不能再制作祭祀、朝聘的乐歌了。”以天子的尊贵尚且不能制作这些乐歌，而鲁国只是诸侯之国，难道却能够独自制作宴享的颂诗吗？《汉广》说文王的教化延及江、汉之间，使那里的淫乱风俗有所改变，所以出游的女子被人望见时，人们知道她端庄安静、专一守正，不再是从前那种可以求取的女子。《行露》说南方国家的人受到文王教化，革除了从前的淫乱风俗，所以女子能够按照礼义自守，不被强暴之人玷污。《摽有梅》说南方国家受到文王教化，女子知道以贞静自守，又害怕自己出嫁不及时而遭受强暴凌辱。文王的教化既然能够改变南方国家从前的淫乱风俗，使妇女女子都有端庄安静、专一守正的德行，为什么唯独男子反而不能受到文王教化、革除强暴的本性呢？《淇澳》是卫国人赞美武公的德行。《宾之初筵》是武公因饮酒而悔过所作，还是武公让人在身边每天诵读它来警戒自己？这两篇都是卫诗，一篇收入《国风》，一篇收入《小雅》，为什么？难道声音节奏也有丰盛、减省、刚劲、柔和等不同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诸侯的诗也可以称为《雅》了。《七月》是周公因为成王不了解耕作的艰难，便陈述后稷、公刘教化形成的缘由，让盲人乐师早晚讽诵来教育他。《公刘》是召公、康公因为成王将要亲自处理政事，应当告诫他民事，所以歌咏公刘的事来告诉他。成王时，召公任太保，周公任太师，都作诗来告诫成王。如今《七月》收入《国风》，《公刘》收入《雅》，为什么？《周礼》说，钥章氏在田祖祭祀祈年时吹奏《豳雅》，蜡祭时为使万物休息而吹奏《豳颂》。难道《豳》诗也可以作为《雅》、作为《颂》吗？如果果真如此，就是一首诗兼有三种体制，难道这就是所谓《雅》《颂》各得其所吗？《六月》写宣王命令尹吉甫率军攻打玁狁，立功归来，诗人作歌叙述这件事。《采芑》写宣王命令方叔南征蛮荆，诗人作诗记述其事。《江汉》写宣王命令召穆公平定淮南的夷人，诗人作诗赞美他。《常武》写宣王亲自率军攻打江北的夷人，诗人作诗赞美他。这四首诗所写的事情大体相同，为什么《六月》《采芑》收入《小雅》，《江汉》《常武》却收入《大雅》呢？太史公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定后，保存三百一十一篇。”这样说来，秦火之后，《诗经》也算完整的书了。那么经书、传记中所引用的逸诗，难道都是孔子删去的二千七百多篇中的文字吗？现在考察孔子的话，他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音乐整理好，使《雅》《颂》各得其所。”又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他从未说过删诗。直到赵氏、孟子的题辞，才开始有删诗的说法。晋代流传的孔氏《书序》也说删诗成为三百篇，但这些都出现在太史公以后。周代诸侯国中，像滕、薛、许、蔡、邾、莒，它们与陈、魏、曹、桧土地相近、德行相当，却独独没有保存一篇诗，为什么？难道是它们有诗而孔子删掉了吗？季札到鲁国聘问、请求观看周乐时，孔子还没有删诗；除《雅》《颂》之外，十五国风全都歌唱了。考察今天的三百篇和鲁人保存的诗，没有增减。说孔子删诗，果真可信吗？鲁国是侯国。诗中有《颂》，显示了它僭越礼制。为什么唯独称作“鲁侯”呢？有人说：“鲁人因为请求周王而作诗，所以称他们的君主为鲁侯。”既然知道尊崇周王而向周王请求，却又僭越天子而制作《颂》，为什么？有人说：“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大功劳，所以赐伯禽以天子的礼乐，鲁国于是有了《颂》。”如今考察《鲁颂》，都是为僖公而作的，竟没有一首涉及周公，为什么？《执竞》一诗，《小序》认为是祭祀武王的诗，先儒认为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诗。古代是一位君王一座宗庙，那么这首诗将要通用于三座宗庙吗？《诗经》中有变风、变雅的篇章，先儒把《二南》二十五篇列为正风，把从《邶》到《豳》的一百三十五篇列为变风。这样说来，成周盛世时齐、晋、陈、卫所得到的正风，孔子编诗时全都抛弃不取，为什么？《王制》说：“天子五年巡守一次，命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间风俗。”如今考察《诗经》，从成王到宣王，列国之风没有一篇可以见到；平王、桓王以后，天王从未巡守，而编入的诗却这样多，这些诗究竟是谁陈列的呢？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失了，诗也就亡失；诗亡失以后，《春秋》才产生。”所谓王者踪迹消失，是说平王东迁以后，政治、教化和号令不能达到天下。所谓诗亡失，是说《黍离》降为《国风》，《雅》也亡失了。先儒是这样解释的。可是《风》《雅》的体制不同，音节也不同，《雅》不可能降为《风》。如果说是孔子编诗时把它降为《风》，那么在编诗以前，也没有听说它被称为《雅》。

译颜渊问治理国家，孔子说：“放弃郑声。”可是《卫风》有三十九篇，其中淫奔之诗占四分之一；《郑风》有二十一篇，其中淫奔之诗占五分之七；《齐风》十一篇，淫奔之诗有四篇；《陈风》十篇，淫奔之诗有七篇；与郑、卫相比，齐、陈反而更严重。孔子为什么不把它们的声音一并禁止，作为法则呢？音乐有五音、十二律。《雅》《颂》是祭祀、宴享时演奏的乐歌，必定是当时制作并使用的，所以能够协调于五音、十二律。《二南》和《国风》是民间风俗歌谣之诗，如今也用于音乐，它们的声音节奏果真能够协调于五音、十二律吗？不知道古人是根据诗来制定音乐，还是根据音乐来制作诗？如果说根据诗来制定音乐，那么《白华》《南陔》等诗又凭什么用来作乐呢？诗从唐尧、虞舜时就有了，《尚书》所说的“诗是表达志向，歌是使言语悠长”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孔子删定《诗经》，却只选取周诗，只涉及《商颂》几篇。虞、夏的诗都抛弃不取，为什么？如果说担心虞代的诗年代久远而亡失，那么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味，他所听到的难道不是舜的音乐吗？戊辰年冬天，我阅读朱子的《诗集传》和吕氏《读诗记》，偶然有所疑问，就随即记录下来，大概是想请教有道之人加以订正，并不是愿意像高叟那样固执地研究《诗经》。三史质疑 辽人的书有耶律俨所撰的《实录》，这是中书耶律楚材所收藏的，天历年间送入奎章阁。其次是僧人行均撰写的《龙龛手鉴》。其他文集、小说，亡佚的很多。金章宗初年，就命史官修撰《辽史》。当时距离辽朝灭亡不远，文献典籍必定还有保存，所以仍然多次下诏命有关部门搜访事迹。这部书又经党怀英、赵沨、王庭筠等名士之手。章宗屡次催促，才过二十年，陈大任始得编成。金太祖初起兵时，许多事情还很草创，所以《实录》所记到这里为止。海陵王被弑后，诸公迎合时势，极力诋毁他，所写内容多丑恶不堪。世宗《实录》恰逢章宗承平好文之时，记事最为周详。章宗的事迹刚开始分头撰述，卫王便被弑杀，国家也迁往南方。宣宗怨恨章宗舍弃自己而立叔父，把稿本丢在燕地，说：“等还都以后再写也不晚。”在汴京的诸公又请求撰写，这才开始编述。当时中原刚经历大乱，文献都化为灰烬，所以这部书尤其疏略。许多大臣的子孙又死于兵乱，只写成几十篇列传而已。卫王的《实录》最终也没有编成。金亡以后，元好问撰《壬辰杂编》，杨奂撰《天兴近鉴》，王鹗撰《汝南遗事》，也足以补充义宗一朝的事迹。金朝灭亡后，元帅张侯柔收集金史北归，中统初年送到史院；当时已经缺少太宗、熙宗的《实录》。难道南迁时连同章宗《实录》一起遗失了吗？可是海陵《实录》为什么又保存下来？正大末年，义宗东行，元好问任史官，向宰相说，请把九朝小本《实录》以一匹马随驾携带。难道是把太祖、太宗、睿宗、熙宗、海陵、世宗、显宗、章宗、宣宗算作九朝吗？不知道张侯收取图籍时，太宗、熙宗的史书为什么唯独遗失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十八卷〕 金朝规定，三品以上的诸臣才允许立传，但其中很多人没有事业可述，所记不过是历任官职和年月而已。四品以下应当记载的人很多，史书却没有记载。应当访求这些材料来补写。至于在太宗、熙宗、卫王时期去世的将相大臣，即使是任官年月，如今也没有什么可考了。金朝也曾编修国史，如今史馆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的本纪。章宗曾命翰林应奉韩玉修撰功臣列传，说：“这家人多么幸运

译，竟能得到此人来为他作传！”可惜这部书没有保存下来。元好问为《中州集》撰写小传，多记庶官以及文学、隐逸之士，用来补史书的缺漏。可惜其中仍有很多疏略。他所撰述的野史、名臣言行录，也没有来得及刊行，应当到他们家中访求。叶隆礼、宇文懋昭撰写《辽、金国志》，都没有见过国史，他们的说法多出自传闻。辽末金初的稗官小说中间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建元改号、传述征伐以及将相姓名，往往是杜撰的，完全不可信。如张师颜的《南迁录》，尤其错误。金朝儒士蔡珪、郑子聃、翟永固、赵可、王庭筠、赵沨都有文集流传于世，但战乱以后往往不再保存。至于赵秉文的文集，是金朝初年刻本，其中也多有回护之辞，民间恐怕还有别的版本。太史齐公履谦曾说：“金大定年间，翰林应奉耶律履撰写《庚午元历》，最为精密。国家修订《授时历》时，推算前代历书，只有《庚午历》和唐代《宣明历》没有差错。”他又说：“太史院旧有宋代以前及宋代前后修改历书沿革的数百卷，可以备修撰《律历志》使用。”这些书后来归入秘书监。辽、金的大族，如刘、韩、马、赵、时、左、张、吕等，他们的坟墓大多在京畿，可以摹录碑文，以备采择。金人的术艺，如武亢的天文、刘守真的医术，都达到了精妙的程度。应当采集他们的事迹，撰作《方技传》。高丽、西夏都曾臣服于宋、金，后来又同辽人交战，如今编修三史时，应当分别附带记载吗？还是另行撰写成书呢？金人进入中原后，宋臣中为节义而死的只有十几人，奉命出使而不屈服的，如洪皓、朱弁一类，又有几人。宇文虚中已经失节出仕金朝，做到显贵官职，金朝初年的各项制度都是宇文虚中裁定的。比如册立宋高宗为帝的文书，也是宇文虚中任翰林时撰写的。他只是因为讥讽、侮慢权贵而被杀。如今《宋史》却说：“想趁金主举行郊天之礼时起事。”这话果真可信吗？甚至把他比作苏武、颜真卿，却又录用他的族人。固然可以说这是为了“激励劝勉臣下”，但为什么又要这样粉饰欺诈、矫饰诬陷呢？施宜生是邵武人，原名逵。宋政和年间，他考取上舍，任颍州教授。汴京陷落后向南逃走，建贼范汝为作乱，施宜生跟随了他。叛贼失败后，他又向北逃到齐国，上书陈述攻打宋朝的策略，任议事官。齐国废亡后，他出仕金朝，屡次升任至翰林侍讲学士。正隆四年冬天，他与移剌辟离剌一起出使宋朝。施宜生自己说：“过去逃难，在江南脱离死亡，按道义实在难以再去。”于是极力推辞，但没有得到允许。当时海陵王正在谋划攻打宋朝，所以派施宜生出使，是为了牵系南方士人的人心，与任用蔡松年为宰相的意图相同。施宜生回来后，因为移剌辟离剌到宋朝时言辞不恭，没有立即上报，被杖责。正隆五年，授任翰林学士。第二年患中风。大定二年，退休。三年六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这些事见于《世宗实录》和蔡珪所撰《宜生行状》，可以考察。岳珂撰《桯史》却说：“施宜生出使宋朝，泄露了将要用兵的意图，说：‘近日北风很猛烈。’又说：‘拿笔来，拿笔来。’回来后便被杀。”又说：“海陵王死后，后来徒单氏被杀。”考察《世宗实录》，徒单氏直到大定十二年才死。这些都是小说家的传闻，修史的人可以完全相信吗？宋朝从太祖到宁宗的《实录》将近（各本作“共”）三千卷，《国史》将近（各本作“共”）六百卷，编年史又有一千多卷，其他宗藩图谱、别集、小说，不知道还有多少。如今将要全部加以删改吗？还是

译只依据已经完成的《国史》来编修呢？理宗、度宗两朝，事情记载最不完整。理宗的日历尚有二三百册，但《实录》还没有纂修完成宋朝就灭亡了，只保存几十册而已。度宗日历也有残缺。这些都应当访求。

译史官修史，宫内天子的举止动态有《起居注》，各部门的政事记载在《日历》中，将两者合起来编修称为《实录》。有了《实录》，才可以编写正史。宋仁宗初年，史官修《真宗实录》而《起居注》缺失，于是命三司判官程琳补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后的《起居注》，可见《起居注》缺失就必须补修。龙图阁学士宋敏求补撰唐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七帝《实录》，共一百八十三卷。如今理宗《实录》没有完成，度宗、卫王、哀帝都没有《实录》，应当先搜集他们的事迹补写出来吗？还是直接编为正史呢？宋史官洪迈进言：“《国史》中，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先合编为一部，仁宗、英宗两朝接着合编为一部，神宗至钦宗四朝又合编为一部。凡是重大的政事、议论，如礼乐、财货、兵刑、选举，都前后断续，不能贯通。天文、地理、律历、艺文，在各部书中反复记载，又显得烦杂。至于联缀文辞、考核事例的体例，也不够完善。请纂成九朝《国史》，这样或许能使法度章程合为一体。”当时也没能采纳他的意见。周世宗逐步平定各个伪政权，宋太祖趁周世宗的儿子年幼、太后孤弱而夺取政权。《宋史》称“陈桥兵变”，是在欺骗后世。宰相范质说：“仓促派遣将领，是我们的过错。”陈大任所修《辽史》写道：“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废黜周主而自立。”如今修《宋史》，是采用这种说法吗？还是另有说法呢？宋太祖之死，许多人对此怀疑。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可以隐约看出端倪。书中说：“皇上身体不适，夜里召晋王交代后事，他说的话左右侍从都没有听见，只远远看见烛影下晋王离开座位，似乎有退避的样子。随后皇上拿起柱斧戳地，大声说：‘好好做！’于是驾崩。”宋太祖如此英明，疾病又没有严重到临终的程度，如果真想交代后事，为什么不召宰相一同接受遗命呢？翰林袁公桷曾说：“秦王廷美、吴王德昭、秦王德芳，都是由于赵普而死；如今《宋史》的赵普列传对此竟没有一句话。李焘私下撰写赵普别传，姑且略略说到此事。”这话果真可信吗？袁公又说：“天圣三朝的正史有很多错误。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的史书有许多避讳之处，所立的传记也有杂乱缺失，都应当删削。徽宗、钦宗被围城、受侮辱，向北行进后遭到囚禁，正史没有记载，应当寻求野史来记录。” 先儒认为修史很难。从前隋朝尧君素、周朝韩通之死，史官没有为他们立传，大概是因为难以明说。比如《新五代史》的各世家，只说：“其后事迹见于《国史》。”如今宋朝从宁宗、金朝从章宗以后，已经同本朝相接。若想全部记载，就有应当回护的地方；若想全部删去，就会埋没事实。如果只说“事情见于《国史》”，那么金朝从章宗以后仅三十年就灭亡，宋朝从宁宗以后仅五十年就灭亡，难道都可以不记载吗？何况为国事而死的大臣，又哪里只有尧君素、韩通二人呢？郑夹漈说：古代修书出自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固、司马迁就是这样。到了唐代修《晋书》《隋书》，才开始采用多人共同撰写的办法，但也根据各人的学术专长分派任务。比如李淳风、于志宁负责志书，颜师古、孔颖达负责修撰本纪、列传，是因为颜、孔博通古今，于、李精通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书》《隋书》的志书高于古今。欧阳公修《唐书》《五代史》，律历部分专门依靠刘羲叟。如今的儒者中，谁精通天文、律历、地理之学呢？欧阳公修《新唐书》，共废弃旧传六十一篇，增加新传三百三十一篇，增修志三篇、表四篇。如今三史旧传中应当废弃的有多少？应当增补的传、志有多少？例如宋中兴四朝史，各传尤其少，大概是因为理宗初年那些大臣大多还活着。司马温公撰写《资治通鉴》，总共用了十九年才完成。欧阳公修《新唐书》，用了十七年。李焘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将近四十年。如今修撰三史，限定若干年完成，行得通吗？先儒说过：修史的人应当得到合适的人才，也应当得到合适的书。司马温公修《通鉴》时，《史记》、前后《汉书》方面有刘贡父，三国至九朝、隋朝方面有刘道原，唐至五代方面有范纯甫。正史之外，楚汉之事有司马彪、荀悦、袁宏的著作，南北朝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三十国春秋》、李延寿《南北史》，唐以来还有稗官、野史以及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都不敢忽视。如今编修三史，删定应当得到合适的人，考证应当得到合适的书，这样或许才能流传于世。至正癸未年，元朝下诏命宰臣选官，分头撰修《辽史》《宋史》《金史》。翰林学士欧阳公玄奉诏北上，路过鄂渚。我有几件对三史感到疑惑的事情，想要到欧阳公那里请教，恰逢公在旅途中神思恍惚，未能实现，于是写下来寄给他。赵郡苏天爵记。《滋溪文稿》卷第二十六 章疏一 章疏一 在经筵进讲时请求赐座 请求褒奖追赠李延平 请求详细制定朝廷仪礼和班次 请求增加国学生员名额 陈述时政五件事 请求续编《通制》论述不可以屡次赦免 因灾异陈述十件事 请求免除饥民的夏税 请求保养圣上的身体 修撰功臣列传 在经筵进讲时请求赐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