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溪文稿卷第六

译儒者的学问，是承继和阐述圣贤所传的学说，考察经书和传注所载的内容，从根本上端正人心，建立教化以改变天下，像鲁斋先生许文正公，大概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了。至正四年春，天爵忝任西台官职。三月，率领御史敦促并勉励郡学。四月，拜谒鲁斋祠，命山长祁文思辑录先生所受褒封的诏制、奏对的文书以及哀悼祭诔的文章，题名为《正学编》，刊刻传播，用来作为士人的规范。上天将要统一天下，使世道达到盛隆安康，就会降生文武兼备、神圣明哲的君主作为百姓的主人；同时也必定有道德中正的大臣来辅佐他。这样以后，才能阐明道术、整饬人伦，兴起礼乐、施行治理教化。我恭敬地看，世祖皇帝作为君主，鲁斋作为臣子，他们大概都体现了这一点吧。因此在朝廷公卿之上，在郡县学校之中，都阐明《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的学说，以敦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规范，旁曲的学说和邪说全部罢黜不用。如今考察这部书，文正公做学问，是精心思考、苦苦探索，以求达到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亲身实践，以实行自己已经知道的道理。他认识儒学先贤传授的正道，辨明异端学说看似正确而实际错误的地方。他被征召站立朝廷时，严守出仕与退处的道义，尽到事奉君上的礼节。他认为国家居处中原，应当实行汉法，这样历年久远而可以长久维持；治理天下、确定制度规模，事情就会有次序而不紊乱。以农桑和学校为根本来厚实民生，以典礼、政令、刑法加以辅助来成就治理功效。他大概是希望君主的德行比肩三代的隆盛，百姓的风俗达到三代的盛美。唉，先生的德行和事业如此，难道不是学术源流纯正的表现吗！这种学问，就是伊洛、洙泗一脉的学问。自从圣贤去世以后，正学失去传承；秦、汉以来，学术也分成许多支流。有的人把记诵辞章看作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有的人把清虚寂灭看作性理的精微，有的人把权谋功利看作处理政事的关键，这些都不是正当的学问，这就是道理不能彰明、社会不能得到治理的原因。如果没有儒学先贤探求它的根源、开启它的道路，端正认识以纠正志趣，那么士人就会茫然无所依归。读这部书，大概就能知道学术源流的正统了。临卭魏文靖公生于宋朝末年，常常因为世道日益衰落、士人的习气越来越卑下而深为慨叹。他说：“记诵问答，是学问的末端；如今所记的不是圣贤之书，而是虞初稗官之类。虚无，是道的祸害；如今所奉的不是佛、老思想的本源，而是诵经礼佛和修造佛寺道观。权利，是义理的蛀虫；如今所学的不是管仲、晏婴遗留下来的经世之术，而是斤斤计较于锥尖刀刃般的微小利益。”魏公这些话，难道只是当时才应当忧虑的事情吗？唉，先王治理天下的志向、儒者有实际功用的学问，已经很久没有在世上显著了。世祖登位后，正大有作为，鲁斋以真正儒者的学问启发、辅佐并匡正皇帝，使圣贤之道在当时彰明，使《诗》《书》的恩泽覆盖世间，这正是他对于今日的重大功劳。因此，他所受崇高的封爵、配享孔庙的礼典以及百代公认的评价，终究不可诬蔑。当时，有人学习苏秦、张仪纵横捭阖的权术，运用钩距揣摩之术，想用利害来打动朝廷，以智谋权术控制天下。幸赖天子圣明，明察而彻底知道其奸邪，他们很快就被消灭了。有些人还想沿袭他们残余的习气，盗取名声、欺骗世人，这也实在是极其不加思考。历代圣君相继兴起，文治盛美清明，儒者的学问更加得到实际运用，而鲁斋扶持世道、建立教化的功劳，是无人能够比及的。从前修建这所书院，大概是因为先生最先响应征聘，曾在六盘会见世祖，被任命教授京兆子弟。考察本地师友传授的源流，确实有其根源。学生们在这里游息，诵读圣贤遗留下来的经典，考察儒学先贤的言行，希望能够端正自己的趋向，受到感动而奋发起来。是年秋八月，后学苏天爵撰。《济阳文会序》济阳的士人在永安僧舍读书，编写应试文章，每月会集两次。有人在文义、字书方面出现错误，也各有处罚；一定要使辞章和格式达到中选的标准，他们的志向也值得称许。我国占有整个中原，天下太平日久，才开始商议设立科举来选取士人。科举制度的设置，是考察孝、悌、信、义，大概希望他们的品行能够持久；考查经义和疑问，大概希望他们的学问有根基。接着考试古赋、诏、诰、章、表，是希望他们能够发扬宏大的德业，为代替君主发布言论作准备；以经史和时务策问考查他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治理这个时代，形成有实际功用的学问。这就是朝廷设科取士的用意，各位君子难道也思考过吗？况且济阳处在齐、鲁之间，是圣贤德化所覆盖的地方。本县前代的先进人物，有已故翰林学士杨文安公，他高雅的德行和美好的品行足以成为世人的师表；已故河西佥宪程君，以及如今掌管江西省典故的王君，也都由进士入仕，显著地享有声誉。各位君子接触师友的见闻，考察文献的源流，振奋精神、发愤努力，讲习阐明正学。他日如果被春官推荐姓名，仰望能够符合国家求贤图治的美意，难道只是说文章辞藻工巧而已吗？集贤侍讲学士、通奉大夫、兼国子祭酒赵郡苏天爵题。《宋正献文集后序》

译国子祭酒宋公去世后，朝廷制诰追赠他为翰林直学士、范阳郡侯，谥号正献。他的弟弟翰林修撰褧随后辑录遗文，编成四十卷，准备刻板刊行，但家境贫困，不能办成。御史们共同为此上请，于是朝廷命江陵宪司将它刊刻在学校中。宋公出生在京师，早年跟随任官的父亲到江南，在江、汉一带滞留最久，学问日益丰富，文章日益奇特。延佑初年，他北归，声名渐渐震动台阁。一时的名卿，如清河元公、济南张公、东平蔡公，都不住口地为他宣扬声誉，于是他被选拔为高科，历任显要官职。正期待受到重用时，宋公却去世了。唉，上天降生人才本来就是要让他为世所用，有时却不能让他充分施展才华便突然夺走他的生命，这究竟是宋公的不幸，还是世人的不幸呢？自古以来，燕、赵山川的风气雄浑奇伟，豪杰之士往往出自那里，所以才气坚强刚毅，不随世俗俯仰。宋公的文章高雅古朴，务求出自自己的独创，常常感叹近世文风委靡不振，不值得崇尚。国家在燕地建都七十多年，人物生于兴王创业的时代，奋发建立功业、位列官员将相的人很多；然而学问和文章的美盛像宋公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呢？宋公的品行和大节，已经详见翰林谢公撰写的铭文，但还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众人往往没有察觉。天历初年，宋公因病在家，几乎达到一百天，面对生死祸福，凛然不惧。到了至顺年间，儒者以才华相互夸耀推重，歌咏天下太平，以等待被进用，唯独宋公退避自守，仿佛不会说话一样。他胸中蕴藏的这些东西，哪里是一般文士所能比得上的呢？天爵从前任六察官时，曾因士气不振，推荐宋公可以教导太子和诸王的子弟，希望借此振兴士人群体。朝廷立即采纳了我的意见。不久宋公便去世了。江陵公是宋公过去的朋友，江陵公所留下的风流和思念仍然存在；宋公文章的传播将遍及四海，读到它的人还能够受到激励吧。《宋翰林文集序》延佑年间，朝廷大力兴办文治。我的朋友宋显夫跟随他的哥哥诚夫从江南来到京师，拿出行囊中所藏的诗文若干篇。当时的学者共同传阅，公卿大夫争相想认识他们兄弟，一时“大宋”“小宋”的名声渐渐传遍京都。不久，诚夫果然在众士人中考取第一。过了很久，显夫也被赐予同进士出身。起初，显夫兄弟跟随做官的父亲游历江、汉之间，日益贫困，衣食有时都不能充足，因此他们做学问精深而坚苦；下至稗官野史、传记，也没有不阅读的。诗尤其清新飘逸，间或写得奇特古朴，像卢仝、李贺一类，大概是喜爱他们的辞采，所以加以模仿。等到听说贡举诏令颁下，才开始学习经义和策问。考中科第以后，便进入馆阁，历任校书、编修、修撰、待制，又曾任太禧掌故、中台御史、山南佥宪，最后由国子司业进入翰林，任直学士。至正丙戌年春天，五十三岁时去世，谥号文清。诚夫累官至礼部尚书、国子祭酒，谥号正献。当初诚夫去世时，显夫嘱托我为他的文章作后序。如今显夫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国子学生吁又汇集他的文稿，请我作序。宋氏兄弟文学成就的伟大，本来不需要等我来说明也会流传；只是想到兄弟二人正凭借才能在当时得到任用，却没有充分发挥才华便相继去世，这是中外有见识的人都深为哀痛惋惜的事。过去仁皇开设贡举，本来是为了广泛寻求贤才，振兴治理教化。如今看历次科举得到人才的盛况，有的人凭借才干和见识所长而有益于国政，有的人凭借文章工巧来文饰皇帝的事业，议论的人不应当一概把他们斥责为迂腐、迟滞、柔弱、怯懦。唉，距离古代虽然很远，士人中卓然有见识、坚定而有所守持的人，难道会没有吗？那些有时被利害诱惑、被祸福吓倒，事情不合乎义便去做，言语不合乎法度便去说，诡诈随俗而妄作妄为的人，也确实存在。显夫的学问、见识和操守远远不同于流俗，这正是他兄弟平日里在家庭中相互讲习的地方，而世人有时不能完全了解。我因为同他交往日久，所以深深了解他；了解得越深，哀痛也越切。这说明国家承平百年、德泽浸润，以及学校乐于培养众多士人的功劳，难道只是为了求取文章言语的工巧吗？显夫家本在京师，所以把他的文集题名为《燕石》。至正六年冬十月初一，集贤侍讲学士、通奉大夫、兼国子祭酒赵郡苏天爵撰。《送韩伯敬赴杜浦巡检序》儒者担任学官，从县到州再到路，积累一百五十个月才进入流转选任的范围。他们升迁调动滞留很久，候补等待的时间也很长，近的二十多年，远的有三十年，而人也已经老了。朝廷知道这种情况，稍微改变了制度，愿意担任巡徼官的人可以听任调遣；南方士人调往广海，中州士人调往江南。上天生育百姓，又使其中有人成为士人，难道没有豪杰般有作为的才干、卓异不受拘束的器度吗？只是让他们跋涉江湖，遭遇风涛险阻，触犯蛇虫瘴雾的毒害，这也太可怜了吧；然而前往任职的士人又哪里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呢？不过他们也有一件幸运的事。近几年山东、河南一带，旱灾水灾交替，百姓遭受寒冷饥饿，盗贼又偷偷发生，负责警戒捕盗的人都把这看作苦差。大江以南采用火耕水耨，百姓相当富足，田野间没有需要警戒的事情，这难道只是士人的幸运吗？即便如此，国家设置官职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百姓既然富裕，就应当思考安抚养育他们的方法、使他们休养生息的道路。如今郡县中贪婪的官吏、狡黠的差役危害百姓尤其严重，江南的大户人家受害尤其厉害，任官的人不可不知道。知道这些，就应当思考用什么办法纠正它们，百姓或许可以稍稍得到休息吧。唐山人韩伯敬由真定儒学正调任江南杜浦巡检，将要出发时来请求赠言，所以写下这些话送给他。《靳先生诗稿序》过去国家兴隆的初期，南北疆域广大而统一，网罗人才，安排官职。那时行政才能廉正公平，文章辞采典雅端正，接续宋、金的传统，前代遗老大量留存并且能够充分服务于世，这哪里是那些内心空虚不足、外表却趾高气扬地以才艺自负的人所能相比的呢？唉，祖宗德泽深厚、仁贤众多、治理教化隆盛，实在是后世不可企及的啊！我的同乡靳先生名汝弼，字舜卿，生逢天下清平安宁，亲自承受前代老臣的典范；他的学问丰富，文采郁然有章法，行政才能优良，政绩秩然可考。他出任江东宪司幕僚，便被称为善于谋划的长才；升任浙西繁难县的县尹，又显著获得循良之誉。可惜他胸中所蕴藏和负有的才华，没有能够完全施展便去世了。我因他的孙子穆得到并诵读了家中收藏的一卷诗歌，追念国家初期治理教化和人才兴盛的景象，感慨之下为它作序。《曹先生文稿序》

译庐陵曹先生有文章数百篇，他的小儿子友仁刻板刊行于世，请我为卷首作序。过去国家兴盛的初期，人才很多，但有的人怀抱非凡才华和深奥学问，最终却死于低微官职，难道不是命运吗？先生少年时卓异豪放，有奇特的节操，议论古今，常常出人意料。江左刚刚平定时，一时的名公争相同他交朋友，他的声名也日益传播。所作文章博洽古雅，不迎合流俗，可以称为豪杰之士。他一生尤其喜爱著述，常说：“宋朝立国三百年，礼乐文物、名臣硕儒都显著可考，但国家灭亡后，史书大多散失。”于是慨然把编著史书作为自己的责任，写了若干卷，尚未完稿便去世了。年纪刚过知命之年，官职仅止于巡徼，这就是士大夫君子为之哀痛惋惜而不能停止的原因。中统初年，朝廷开始设置史馆，承旨王文康公鹗请求修撰国史以及辽史、金史。他说：“既然已经使别人的国家灭亡，就不能再使它的历史灭亡。”不久宋朝也灭亡了。当时各位老臣都还在世，但三部史书最终还是没能修成，这也是天意吧。至正癸未年，大臣才开始奏请讨论编辑这些史事，于是派使者分赴四方，搜罗旧闻。先生去世已经很久了，他的二儿子汝舟拿着遗稿上呈，众人都喜爱其文章简洁严肃，同时感叹先生没能参与史书撰修的行列。唉，编写史书实在太难了。先儒认为，古代优秀的史官，明察足以周知万事的道理，道术足以适应天下的实际需要，智慧足以通晓难以知道的事情，文章足以揭示难以显现的情状，这样以后，他所承担的任务才可以称职。太史公凭借奇伟的才华，且距离古代不远，评论者尚且说他的记述有疏漏、抵牾，何况比他更差的人呢？何况后世的人呢？我曾经充任史官，阅读近代典籍，宋朝从建隆到嘉定，实录、编年、纪、志、表、传共计数万言，尚未成书的只是宝庆、咸淳两朝的事情而已，执笔修史的人难道没有可以凭借的材料吗？唐朝和五代初年都有史书，欧阳公、宋公不久又重新为它们编修，像曹先生这样隐居山林而有志于学的人，难道会没有吗？我因读到他的遗文，感慨之下为它作序。先生名毅，字士弘，家本庐陵，如今葬在宁国南陵。至正己丑年春正月丙午，通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天爵撰。《至元新格序》国家凭借神武平定天下，以宽厚仁慈治理万民。省、台建立以后，典章制度和法度简明易懂；近世繁琐文书、苛细法律给百姓造成祸害的，全都弃置不用。唉，这大概就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奠定宏大根基的原因吧。因此，平章政事广平何公荣祖熟悉章程，号称懂得治理国家的体要；至元二十八年，他开始编成《新格》一书，请示世庙，颁行各地。正因为他练达老成，所以立论极其切实；正因为他思虑周密，所以制定事情合乎宜当。虽然宏大的纲领和重要法则不过数千字，但加以推扩充实，今天治理国家的各项事务，都没有超出其中的范围。古代先王任用人才谨慎，制定法律严明，议论处理政事依据制度，而不专门依靠刑书。因此诉讼简少、政事平和、四海清静安宁，大概都以此为准则吧。这部书的旧刻本已经漫漶毁坏，省府命令重新刊刻；阅读它的人应当体会先朝宽厚仁慈的治理，不要把任意援引法律、烦琐苛刻当作崇尚之事。《两汉诏令序》先王关于典、谟、训、诰、誓、命的文章，为什么其中的义理如此精微、忠厚、恳切感人，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呢？大概是因为感情从内心发出时真实，言语显现在外面时就恳切；德泽施及人民，也就深远了。三代以后，文章接近古代的没有超过两汉的；至于当时的典册诏令，往往混杂在纪、传之中。有人能够从司马迁、班固的著作中把这些言论析出，判定它们的先后，使读者看见其中爱护百姓、忧虑世事、慎恤刑罚、减轻赋税、派遣使者寻求贤才、征求意见以谋求治理的内容。文辞气韵温雅，制作体制严整，很有古代的风烈。明君贤臣在朝廷上谋划政事，既务求合乎典礼，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传布到四海之内，必定能够感通人心。这正是上下彼此信任、治理兴衰所关涉的事情，难道是偶然的吗？有虞氏的朝廷，任命龙担任纳言，早晚掌管政令的出入，帝王的命令都必须得到允当的传达。郑国是伯爵之国，发布命令时，先让裨谌起草，世叔讨论，外交官子羽修饰，东里子产润色。何况后世拥有天下的君主，发布如汗水流出、不可收回的大号令，鼓舞万民，这些都是治理的根本、经营国家的要务，难道可以凭个人的聪明和独见来制定吗？我国历代圣君相承，兴盛并崇尚治理教化；凡是讨论重大政务，都命文学老臣共同参与。因此诏令颁布时，内容浑厚质实。到了贡举考试士人时，诏诰也采用古体。它们体恤百姓，追慕古代的制作，确实不是近世所能相比的。那么，帝王的制度本来就以五十八篇古书为根本，而两汉诏令也不可以忽视。这部编书是我家收藏的：西汉十二卷，由吴郡林虙抄录；东汉十一卷，由四明楼昉抄录。等我在浙省任官时，便和宪使王公商议刊行。以前听说于潜洪咨夔也曾编次成书，事情大略以及帝系的说法都记载其中，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只得到他的总论，把它刻在卷首。又命进士高明辑录目录，文学掾江若泉校正其中的讹误。有人说两汉末年权臣奸人掌握权力，擅自处理政事、以臣下身份发布帝王诏令，文章应当删削。诏令虽然出自当时，但其中善恶都清楚地记载在史书中；把它们录下以作为后人的训诫，不也可以吗？至正己丑五月甲午，赵郡苏天爵撰。《性理四书序》

译至正丁亥年，朝廷下诏严格考察郡守县令的选任，以六件事责成他们。第二年夏五月，浙西廉访副使徐侯思让任括苍郡守。刚一到任，便谨慎奉行六件事，诉讼日益减少，治理教化日益兴盛。有空闲时便率领僚属和官吏到学宫，听学生讲诵经书训言，于是郡中人士因学习而受到振奋。徐侯更加延请教师、储备书籍，完全实行教育培养的职责。又把周子《太极图说》《通书》、张子《正蒙》《西铭》刊刻置于郡学，让学生阅读学习。书刻成后，题名为《性理四书》，命文学掾云某来请求作序。我曾说，士人的著述本来有等待序文而流传的；至于先儒立言垂训，推广圣贤尚未充分阐明的道理，启发后人尚未听闻的知识，又哪里需要等到有了序文以后才流传呢？自从周朝衰落，圣学失去传承，汉、唐数百年间，难道没有豪杰之士以孔子、孟子的学说作为学问吗？然而要穷究性命的根本，阐明义理的精微，有的人或许还没有达到。宋朝兴盛日久以后，周子出于舂陵，河南程子、关中张子相继兴起，他们精微的言论和宏大的义理传授给求学的人。凡是天地生成万物的原因、日月运行的原因、山川流动和耸立的原因、万物茂盛成长的原因、鬼神幽深难测的原因以及人道得以彰明的原因，无不从义理根源推达到实际功用。紫阳朱子、东莱吕公感叹它广大宏博，仿佛没有边际。想到偏僻乡里的后进之士有志于学习，却没有贤明的师友来引导他们，就不知道从哪里入门，于是共同摘取其中关于根本大体、又切合日常使用的内容，编成《近思录》流传。如今国家统一九州，崇尚文治，而伊洛诸儒的全部著作广泛流传于世间，不也是很合宜的吗？唉，过去有人把道学和政术看作两回事，先儒深以为不对，认为如果孔子、孟子复生，他们是要把自己所得的学问施行于天下呢，还是要用自己不实行的东西强迫天下呢？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把四海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那么讲求治理的方法，就一定不会采用五霸假借仁义的名声、秦汉少施恩惠的做法。这样说来，徐侯刊刻这部书，难道不是有意追求古代的治理吗？《訾君孝义诗序》德州齐河县有一位孝义之士，名叫訾仲元。他的祖上凭借财产富强，金朝末年，曾散尽钱财招募壮勇，保卫乡里社群；因此家产衰落，但乡里人都依靠他而获得安定。圣朝平定天下初期，訾君的父亲思振兴祖业，家境日益富裕。他有四个儿子，仲元排行第二。仲元年幼时便从事农田劳作，朴实厚道而不事浮华，举止都遵循规矩，努力实行孝义。父亲患严重疮病，訾君拜请医生求取药物，药物一定亲自尝试，衣服不脱，饭食也觉得没有滋味。父亲去世时，他跺脚跳跃，悲哀号哭，昏死后又苏醒。棺木入殓、安葬和祭祀，逐渐按照礼制办理。后来母亲也患病，卧床两年，訾君侍奉得更加尽心。母亲去世时，他的悲哀超过前一次丧事。母亲一向特别疼爱他的孝顺谨慎，知道他没有私自藏匿财物，病重将死时，屏退他人，把金珠首饰交给他。訾君拜谢辞绝，请求分给几个弟弟，母亲更加认为他贤良。后来弟弟们要求分割财产、各自居住，訾君不能阻止，任凭他们选择田地房屋中便利的，自己一点也不介意。弟弟们不幸早亡，訾君抚养他们留下的孤儿如同自己的孩子，对内外亲族都尽到恩义。乡里有十多户贫穷无所依靠的人家，他割出良田一百亩，让他们耕种自给，直到终身。发生大疫时，贫穷者不能置办药物，有人吃瓜就会出汗，訾君便买瓜载米，送到病人家中，亲自分给他们。有人说：“疫气会相互传染，不可以这样做。”訾君说：“我以真诚的心在危难中救助别人，造物主难道忍心加害我吗！”对那些死去的人，他又根据情况给予丧葬费用。遇到歉收的年份，乡人有借贷而长期不能偿还的，他便把借据全部取来烧掉。于是全乡的人都感念他的恩惠，訾君的孝义也远近闻名了。县里把他的姓名登记上报府中，部使者核实情况后上报朝廷。朝廷商议后命令表彰他的家门乡里，又令史官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訾君的儿子德明，官任从仕郎、管勾南台架阁，曾和浙西宪司幕府的王君威可一同在中台任属官，彼此友好。因此威可将要请求诸公写诗歌咏訾君的品行，嘱托我为这件事作序。唉，过去先王治理天下，划分天下的土地使百姓耕种，百姓便没有寒冷饥饿的忧患；建立大小学校并阐明教化，百姓便兴起孝悌的品行。因此居住在乡里，出入之间有互相扶助的义行，患难之中有彼此救济的办法，老幼都得到供养，生死都没有遗憾。有时一个男子没有得到安置，在上位的人便说这是我的过错，这大概就是尽到作为百姓父母的全部职责吧。我国覆盖天下九州，施惠于百姓，恩德极其深厚。然而一个乡、一里之中，有时遭遇水旱灾害，百姓还能够仰赖那些好义之家来周济他们；这是因为人的生命禀受天地的本性，恻隐仁爱的萌芽，无不因有所感发而显现出来。因此笃实的人不被物欲诱惑而努力实行仁爱，并不是要等待外在条件。看訾君慈祥和乐的行为显现在家庭，忠厚孝友的风气推及乡党；凶年便拿出有余的财物救济不足，给饥饿者食物，给患病者药物，给死者送葬并安葬他们。这些正是朝廷治理教化隆盛、风俗法纪敦厚严明所造成的，难怪士大夫们要歌咏他的美德来作为劝勉呢。《送刘德刚赴三尖寨巡检序》

译国家设置巡徼官，是为了查究奸邪、禁止暴行，使一乡一里的人都得到安静休养的恩惠。然而有的地方地势险要，有的平坦；风俗有美有恶，所以政令施及百姓也有深浅迟速的差别，这就取决于任职者的才能如何了。浙江以东有个州叫瑞安，州的西南部地域偏僻而人口众多，所以设置巡检来分区治理。至正七年春，刘德刚奉命前往，来请求赠言以自我勉励。德刚是真定判府公的曾孙、葭州府君的孙子，曾历游京师两所国子监，因而获得这个官职。他本来就承受故家世代的见闻，又受到明师的教诲培养，加上气质纯粹、才干优良，言语谨慎、行为高雅，对于职务一定能够有所作为。近几年吴、越一带年年丰收，盗贼没有发生；但任官的人不能廉洁安静地使百姓得到休息，反而贪污渎职、滋生事端，罗织深文、巧加诋毁，百姓开始承受不住沉重的困苦。因此诉讼繁多，巡逻骚扰不断，伪造钱币、私自贩盐、拷打逮捕拘禁，无所不用。唉，安居乐业是人的常情；有的人陷入罪过，难道不可以哀怜吗？如今刑狱危害百姓，难道只有江南如此吗？不过，瑞安在过去有很多士大夫和儒学先贤，他们商讨古今，考察制度，凡是天官、律历、井田、封建、礼乐、政刑，无不讲习贯通；由此可知当地儒学兴盛、乡俗美好，百姓也容易治理。朝廷任命学校官员担任巡徼职务，并不只是借重他们防御抵抗的办法，更是希望责成他们承担抚育百姓、教导养育百姓的事务。德刚的父祖一向爱护百姓、喜好士人，他本人又知道读书并勤勉办理职务，因此我对他深有期望。《江西佥宪张侯分司杂诗序》读《国风》的诗，可以考察风俗崇尚的美恶，知道政治治理的得失；但这些都是民间风俗歌谣，不是公卿大夫《雅》《颂》一类的声音。蓟丘人张侯士从由江西佥宪调来燕南任官，拿出他在巡按治理事务的空闲时间所作的若干首诗歌，充分显露了江西官吏治理和民间风俗的弊病，怎么能不为此反复慨叹呢？以道德来统一风俗，是上古盛治得以兴起的原因。江右的人为什么偏偏喧哗攻讦到这种地步呢？大概长江以南山水清丽，人生长在那里的人大多轻俊而喜爱文学，平日意气用事，不肯向别人低头；贪婪狡黠的官吏又从中挑拨阻挠，他们于是开始千方百计求得公道，纷争不休。这难道是百姓的本性、当地一向的风俗吗？张侯为人廉洁明察、谨慎周密，巡按吉、赣、袁、瑞一带，这些地方都是风俗中尤其好诉讼的地方。张侯揭发奸邪、查出隐伏，表彰善行、扶植弱者，风采气节刚正不阿，远近都为之震慑，百姓称颂他，几乎说个不停。他有一位同姓同官而年纪稍长的官员，百姓怕有所误会，于是用他的别号来称呼张侯。百姓爱戴仰慕他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喜爱善良、厌恶邪恶，本来就是人的常情。张侯任官两年，共判罚官吏若干人，追缴赃款若干万贯。假使担任郡守、监司的人都这样，天下还担心不能治理好吗！如今朝廷体恤百姓疾苦，特意命宰臣精心选择郡守县令，对那些没有才干的全都罢免遣退，求得治理的心意实在十分迫切。郡县之中，难道没有廉洁公平地施政、怜悯爱护百姓、能够仰体并符合朝廷心意的人吗？清除淘汰而使他们显扬，慰问荐举而惩罚应当惩罚的人，这就是部使者的责任。这样说来，像张侯这样的人，哪里容易赶得上呢！读到他的诗，又哪里会没有所感发呢！燕南紧邻京师，近年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年成不好，百姓困苦贫乏。张侯巡视郡邑，将要大大发扬风采，黜退贪官、升用廉吏，休养百姓，使地方一天比一天达到和乐融洽的境地，绝不仅仅是把这些写入歌咏而已。天爵早年与张侯同在成均游学，友谊深厚，因此阅读他的诗后把这些话告诉他。至正戊子五月，通奉大夫、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赵郡苏天爵作序。《滋溪文稿》卷第七 碑志一 碑志一 《元故翰林侍读学士赠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吕文穆公神道碑铭》《大元赠中顺大夫兵部侍郎靳公神道碑铭》《皇元故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赠河南行省右丞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有序 《元故国子司业砚公墓碑并序》《元故翰林侍读学士赠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吕文穆公神道碑铭》【奉诏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