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存稿卷三

译赵汸 撰写史书的困难由来已久。司马迁、班固继承家学编纂史书，范晔、欧阳修、宋祁润色成书，都经过多年以后才得以完成，所搜集的材料广博完备，本来是应当如此的。况且汉、唐两代只有吏治和武功最为兴盛，是非比较容易判明；然而王勃、刘子玄等人搜求考察、收集采录其中的材料，仍然没有停止。陈寿以后，这样的人就很少了。宋朝拥有天下三百年，人才和学术可以上比成周，论政议礼、阐明正道、端正学术，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其得失的。中间有几位大贤，想把修养自身所得施用于当世；考稽古事、研究古文的士人星罗棋布，怀抱散失的经书，寻求使学术致用的方法；而旧家世德、衣冠文物以及与国运相始终的事迹，编表世系、记载艺文、传述儒林的人，有时也还没有见到。何况理宗、度宗时代相距不远而典籍已经散亡，辽、金传世年代久远而记载残缺，想把这些写入文章而不失实，也实在困难啊！参政赵郡苏公早年进入国子监，后来任职翰林禁林，接触诸位老儒先生的绪论，对这件事最为用心。他曾取三国史、志、文集，把编目总列在前面，又把编年合列在后面；对于关系治乱存亡的事情，就加以疏列并穿插其中，题名为《宋辽金三史目录》。这可以寄托公正的标准，也可以作为开始编纂修史的基础。后来他虽出入内外各地任职，不能再另行撰录，但所到之处访求遗文，考论逸事，从未稍稍忘记。近年来朝廷派使者巡行天下，搜罗散失文献，大力开展删定撰述的工作，于是宋、辽、金三史都完成了。至于把三部书合为一体，以探求治乱的根源而彼此不相矛盾，尽量发扬贤人君子的心志，以征验文献的盛况而不遗漏任何材料，那么从《目录纪年》扩充开来，难道没有值得论著的地方吗？苏公大概还存有这样的志向吧。《东山存稿》卷五 《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赵汸 金章宗朝，史官得到内廷送来的、显宗为皇太子时奏请东宫设置官员的一张黄纸帖，奉命编入《实录》。进士刘国枢记录他父亲任司经时听闻皇太子的嘉言以及诗文，共八条，诗没有收录。翰林学士张行简的起居注草稿，起于明昌六年正月初一，止于三月十五日，后面有张公的题识以及篇数，采用脱稿提空的格式。如今赵郡苏公把这些材料汇辑为一卷收藏起来。金朝到了世宗时期，南北战争刚刚平定，大概是上天用来使百姓安定的。皇太子选择贤德之人担任辅导，他深知太子是天下根本的道理吗？等到看刘国枢所记的内容，便知道他对于君临天下的方法已经懂得很多，可惜没有能够继承帝位便去世了。起居注把章宗的言语行动记载得很详细，其中礼仪、国用、官员任免、婚聘交好等内容，都可以作为参考。所说礼部尚书张某因谠直而被任用，负责重新审理镐王案件；这里的张某是张公的父亲的谥讳，所以后文所写名字都缺失。其右边一体的新史记载允中案件由宰相造成，在无将妄想的奏章一事上，朝臣只有曹利用请求宽免他的死罪，而章宗没有答应，这说明当时仍有不能满足人心的地方。当时张公已经罢去兼任的职务，没有来得及记载重新审理的情形；不然，尚书当时是著名士人，又因刚直敢言而被荐举，怎么会默默无言呢？张公自己说：“从明昌三年闰二月起兼任记注，共三十九天。”可是本传没有记载，百官志也没有说起居注曾由学士兼任，那么缺失的文字就很多了。况且当时左右还有执笔记录的臣子，编修又有《实录》这样的篇章，史官并非虚设；可是典籍散失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惋惜！” 苏公家中收藏万卷书，对于辽、金遗闻以及宋代遗文，仍然殷勤收购，毫不疲倦；这只是其中极小的一端罢了。大概有志于著述的人，平日闲暇时一定要做到这样，才可以有所成就。朝廷修撰前代史时，当时有文学才能的士人无不参与，唯独把苏公留在外藩，议论者常常为此惋惜。我私下认为却不是这样，眉山公曾说：“文章和议论中的是非、褒贬，很难同别人相合，比世间事务更难。”假如苏公奉命进入史局，果真不会遭受古人头白而仍未完成史书的讥讽，果真能像今天完成的这些著作一样，迅速领会诏旨而敏捷撰述吗？这是我不能肯定的。资中黄先生说得好：“撰作的文章，上关乎天运，不是可以凭私意草率地牵强附会其中的。”既然如此，搜罗散佚，成一家之言，收藏在名山之中，以等待后世君子，这件事难道不会落在苏公身上吗？《东山存稿》卷五 《书苏奉使本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