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溪文稿卷第五

译古代公侯大夫之家，讲求合睦宗族的方法，可以说周密而深远。自从周朝衰落、礼制废弛，宗子法败坏，宗族便失去了统属。后世的谱牒，还保留着这种遗风。谱牒又失传以后，家族延续不到百年，子孙分散而没有所属，所以先儒深深感叹古代礼制的废坏。姓氏，起初本是同一个根源；子孙，起初本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同一根源却不知道根本所在，同一身体却不知道彼此亲近，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大夫君子难道独自没有感触吗？蔚州飞狐赵氏的先祖，自周、隋之间迁居朔方，已经不能追溯久远的世系。如今从评事府君以下，能够考得七代，合计宗族子孙大约一百多人。宣慰公开始商议编述族谱并传之后世，使子孙知道自己的身世由来，从而生起亲近亲人的心，希望能够接近古人和睦宗族的道理，并使古代礼制有所兴起。应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苏天爵序。《张母节行诗序》古代妇人的善行不出闺门，必定是因为能够守持节操、遵守道义，不违背妇道，处在常人极难做到的境地，然后才被君子记述，流传于后世；这就是共姜的节操被记录在《国风》中，纪叔姬的贤德被完整写入《春秋》的原因。她们所以严格闺门内外的礼法，重视夫妻始终如一的道义，为后世树立劝诫，意义不是很重大吗？镇阳人张祜带着他的母亲杜夫人的贤德前来请求说：‘我母亲年幼时，对父母孝顺。出嫁以后，能够完全遵守妇道。二十七岁时，先父去世，她悲痛忧苦，把衣服首饰全都卖掉来供应丧葬用品。当时我才三岁，她抱着我、抚养我，唯恐有一点没有做到。我曾经生病，母亲向神祈祷说： “从前丈夫去世，我之所以没有立即去死，是因为这个孩子。如今孩子又生病了，只求神灵保佑他，让我丈夫的后代不断绝；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 等我稍稍长大，她甚至停下自己的衣食供给来资助我求学，使我能够有所成就。自从先父去世，我母亲深居简出，以礼节约束自己。今年将近七十岁，健康安宁，长寿高龄。我将请求士绅先生为她歌颂赋诗，使她流传于世，希望这可以符合孝子的用心吧。’天爵过去居住乡里时，曾和夫人的兄长、如今的滦州使君交游，又认识她的叔父、郡文学先生，因此本来就知道夫人出自诗礼传家的旧家，耳濡目染不同于常人，她的节操品行应当能够坚苦到这种地步。何况按照国家制度，丈夫去世后守义的妇人，朝廷就要在她家门前立牌坊加以表彰，用来教化乡邦。镇阳又是郡守治所，还有宪司在上面临察，必定会有人把夫人的事迹上报朝廷，请求表彰。因此我因张祜的请求，叙述《诗经》《春秋》的宗旨以及他们家族世代的美德，写成这篇序来流传。奉政大夫、奎章阁授经郎、兼经筵译文官苏天爵序。《汉泉漫稿序》《汉泉漫稿》，是已故御史中丞曹文贞公所作的诗。曹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南行台御史复亨、西台掾履亨搜集抄录、汇编编次，准备刻板刊行。天爵拜读后，感叹前代修养深厚、老成持重的人如今不能多见。从前国家在龙朔之地奋起，迅速安定中原，淳厚质朴的风俗，端庄稳重、忠厚笃实的士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朝廷。岂只是法令制度宽平简易，就连语言文字也质朴直白、通畅明达，不事雕饰，具有古人的风范。国家因此能够长久治理，百姓得到安定康宁，后世有不能赶上的地方。看看文贞公的诗歌，或许还可以考察到这些吗？语言是从内心发出的，而一个人在外表现出来的行为，又怎么会和它不同呢？所以曹公主管刑狱时，怜悯犯人，持平公允，不从事苛刻审察，百姓自然认为不会有冤屈。他治理百姓时，慈祥和乐，不靠声势威严，世人多有长者的赞誉。等到他任职监察风纪的官员，尤其把振兴崇尚善俗、敦促奖掖廉洁退让作为首要事务。大概曹公所修养的德性深厚、气质完备，所以他的言行都像这样忠厚。后世读到他的诗，就可以想见故老的言谈和先朝的风尚功烈了。《诗经》说：‘虽然没有年高德劭的老成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 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西林李先生诗集序》已故国子助教、追赠太常礼仪院判官的西林先生李君，作诗若干首；他的儿子浙东佥宪好文将要刻板刊行，使它流传于世。天爵过去游学成均，曾在先生馆舍中侍奉学习，所以佥宪把写序的事托付给我。自汉、魏以来，论诗的时代没有比唐代更兴盛的。当它兴盛时，李白、杜甫独擅诗坛宗主地位；其他如韦应物、柳宗元的冲淡平和，元稹、白居易的平易浅近，温庭筠、李商隐的清新，孟郊、贾岛的苦吟，也都各自能够成为一家，卓然是一个时代文人的作品。我国刚刚平定河朔时，有金进士元公好问，独以文章著名，作诗是他最擅长的事情。后来严侯在东方兴办学校，元公担任他的老师，齐、鲁两地的文章之士如云涌风起，以词章争强斗胜，而阎、徐、李、孟等人，就是世人所说的杰出人物。诸公被朝廷任用，于是掌管皇帝的制诰，专掌文官考试，一时新进的年轻人争相趋附仰慕。西林先生的家族本来就是大名望族，他年幼时学习古学，研习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作诗则取法唐人，对于近世宋、金的作品还没有来得及学习。他作诗大抵兴致寄托高远，借讽谏议论来表达，不写空洞话语，希望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所以读《蚕灾谣》，可以看到他忧虑时世、体恤百姓的志向；读《修乡校诗》，可以看到他痛惜一代人才毁坏在刀笔小吏的末流之中。到送他的儿子参加乡试时，他便勉励儿子用心求学，不要急于求取名声；其中忠厚恳切、忧虑深远的情怀，隐约而鲜明地表现在文辞里。和那些连篇累牍只歌咏风云景象的作品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起初，先生任大名、广平郡文学十多年，大德末年才来到京师。经公卿推荐，被任命为国子学教官。又过六七年，回到家乡养老。他平日循循善诱，喜怒不形于色，只把讲授经学作为事业，有空便放声歌唱雅正的曲调，吟咏性情来自我适意，从不迎合世俗、沽名钓誉来苟且求取仕进，大概有古代君子的风范。当时，翰林应奉王伯益与先生同乡，和先生交情最好；他的诗尤其清丽闲远，也因为不迎合世俗爱好而终其一生。唉，自古以来君子沉沦于低级官僚职位，不能充分发挥才能的，不知有多少。唯独他们的文章还能够在后世显露出来，与那些富贵显赫而和草木一同腐朽的人相比，差别何止万倍。佥宪考中进士，礼部推荐名列第一，历任词林、奉常、成均等职，升任御史，以文学闻名当时，大概是因为他的家庭传授有根源。至元五年龙集己卯六月壬寅，嘉议大夫、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苏天爵序。《齐乘序》

译《齐乘》共六卷，是已故兵部侍郎于公记述齐地山川、风土、郡邑、城郭、亭馆、丘墓、人物而作的书。古代各郡都有地方志，中原战乱很多，书籍不能保存。我国家大德初年，才听从集贤待制赵忭的请求，编纂《大一统志》，大概是想把天下各地城邑的盛况全部记述下来。书成之后收藏在秘府，世人无法看到。于公生在齐地，在齐地做官，考订古今，以亲身见闻相互验证，经过多年才完成编纂，文辞简约而事情核实。于公在朝廷中任御史、宪台都事、左司员外郎，最后任益都田赋总管，以文雅闻名当时。他去世以后，家中空荡荡的，唯独把这部书留给了儿子潜。我任职维扬时，才得以读到它。唉，齐地的强盛、百姓和物产的众多，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齐桓公任用管仲成就霸业，孔子曾称赞他的功绩，说齐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境界。后世离古代虽然已经很远，山川郡邑仍然存在，改变当地风俗、教化当地百姓，难道不在于居上位的人吗？汉朝初年，战事刚刚平定，曹参担任齐国相国，师从盖公，以清静无为教化百姓，齐国于是大治，这不就是成效吗？如今齐地是山东的重要镇区，统辖的郡县有五十九个，在齐地做官的人读到这部书，难道会没有益处吗？我对於公的言论感触很深。他说三代、两汉的人才，根本在于学校的教养；说风俗自汉、晋以来，越来越变化、越来越低下；赞美古人赈济饥荒有方法，感叹近世开采金矿使百姓受害；认为稷下的学术流于异端，海上求仙助长了对神异的迷信。这些内容也足以使人感慨于公的志向了。于公名钦，字思容，益都人。潜升任南行台掾。至元五年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赵郡苏天爵序。《御史中丞马公文集序》从前仁宗皇帝君临天下，深切忧虑习俗被文法束缚而产生的弊病，想得到儒臣来谋划治理的功业。于是下诏兴办贡举，广泛搜罗才俊。已故御史中丞马公首先响应这一选举，进入翰林任应奉文字，与会稽袁公、蜀郡虞公、东平王公以求学相互砥砺，交替唱和，文辞如金石之声彼此应和，文章日益奇伟。不久，马公升任御史，弹劾权贵擅自玩弄威福，于是那人被罢去相位。过了很久，那人再次窃取政权，便贬马公为开平县尹，实际上想要狠狠陷害他。马公退居浮光郊野耕作，淡然处之，并不介意。权贵死后，马公重新进入翰林任待制，升为直学士。他所撰训诰、誓命，温厚而合乎典则，有西汉文风。在礼部任尚书时，两次主持贡举，选士专门寻求博学之人，崇尚雅正，排斥浮华。至顺皇帝亲自察看郊庙时，祭祀礼文多由马公裁定。等到他任台臣，端庄稳重，正大严肃，百官都受到震慑而肃然。朝廷议论政事，只要涉及治国大体，马公都参与；一时推荐提拔的，都是厚重清慎之士。马公年轻时爱好学习，不是三代、两汉的书就不读；文章富丽而有法度，新奇而不穿凿；诗歌承接隋、唐的传统，上溯汉、魏。后来的年轻人争相仰慕效法他，文章因此发生了变化。马公的先祖出自雍古部族，世代居住在天山。大概进入中原以后，几代人连续做官求学不断，到了马公这一代，地位更加光显尊贵。唉，我国家从朔方奋起，四方豪杰都起来为它效力，经过百战才统一中夏。战乱平息以后，治理教化兴起，功臣世族的后代都懂得学习诗书六艺的学问，以求尽到修身、事亲、辅佐君主、惠泽百姓的责任。因此历代圣君确立最高准则，多次颁降恩德诏令，兴办和尊崇学校，诚心延请师儒，并不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到了仁宗皇帝，才开始想要大大改变风俗，用文化成就天下，这是多么盛美啊！看马公的政绩品行如此卓异，那么祖宗取材育人的成效，难道只是文章辞藻工巧而已吗？即便如此，如果没有这些文章，也无法表现马公蕴藏的德才。马公去世以后，他的堂弟察院掾易朔拿出马公的诗文若干篇，加上天爵所收藏的作品，共编成若干卷，请求中台同意，在维扬郡学刊刻。唉，读到这些作品的人，或许还能考察马公的品行吧。至元己卯冬十一月初一日，赵郡苏天爵序。《曹南李时中文稿序》有客人拿一编文章给我看，我读后觉得文章辨析广博、宏大流衍，仿佛没有边际；大概是以经书为根本来作文，不是用空话自我欺饰的。于是我赶快询问作者。客人说：‘是曹南李时中所作。’我说：‘难怪会这样。’时中年轻时曾向稾城王祁京甫学习，京甫则是临川吴先生最优秀的弟子。起初，宣慰使珊竹公在仪真聘请导江张氏来教导他的子弟；张氏去世后，又聘请吴先生为老师，所以真州、扬州之间求学的人非常兴盛。京甫既然继承了老师的学说，开门授徒，时中尤其在当时知名。唉，从前宋朝末年，文章日益衰弊，而江、淮一带的风俗崇尚武侠，儒学有时甚至没有人听说。国家统一四海以后，儒学先贤君子兴起并振兴儒学，专门用经学教导那些人，难怪他的讲授学问有源流可寻了。时中为人深沉专注、缜密细致，读书刻苦，不急于求取一时的声誉，声誉却日益彰显。过了很久，大臣中有了解他贤能的人，把他推荐给朝廷，他得以担任学校官员。后来又被行省征召为属官。他不喜欢俯仰逢迎，便立即辞职离去，大概是昂然独立的士人。延祐、至治年间，吴先生两次奉召入朝，路过真州、扬州时，都住在时中家中，时中受到的教益更多。可惜他把才能蕴藏在身上，不能在世上显露出来。我任职淮东时，访求贤能的士人，得到几个人，时中就是其中之一。我常常叹息他过早去世，来不及和他讨论所学。后世读到他的文章，也许还能了解到时中的志向吧。《蔗斋诗集序》

译已故辽东廉使荆公有诗若干篇，他的孙子晋陵县尹思德将要刻板刊行。荆公的侄子右卫屯田千夫长讷把诗拿给天爵读，并且说：‘叔父的行事大略可以从这些诗中看出，幸请您作序加以阐发。’ 从前世祖皇帝在位时，一时侍从中的贤才，如今已经不能见到了。荆公年轻时向翰林李公冶学习，至元初年来到京师游学。左丞张忠宣公当时在中书省，把荐举贤才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和荆公交谈后，认为他非同寻常，便让他住在自家私塾，命他阅读从未见过的书。一年多以后，忠宣公把他推荐给秘书焦公，补任兴文署校理。不久又推荐给符宝董公，于是担任符宝局直长。符宝局升格为典瑞监，便任用他为丞，继而为少监，又升为太监。很久以后，拜任淮东道提刑按察使。适逢改为肃政廉访，荆公仍任使者。他巡行所属各县，教化风气清肃。元贞初年，改任辽东廉访使。因请假回乡办理丧葬，便在家中养老。荆公任典瑞共十三年，从未改任其他官职，大概因为符玺是国家的重要器物，必须由忠诚清廉、谨慎缜密的儒臣掌管。荆公和王文恭公思廉确实同列任职，皇帝命近侍把他们作为师表。皇帝巡幸、搜猎时，荆公都随行，因此多次得到皇帝的眷顾。曾经随从皇帝到三不腊打猎，风雪突然大作，皇帝想到荆公等人不能忍受寒冷饥饿，便召他们进入虎帐，赐给酒和食物。后来随从皇帝到山北征讨叛王，返回到隆兴时，已经是八月。皇帝听说京畿附近的庄稼没有收获，于是又向北行进。这些事情都可以从荆公的诗中得到印证。我又曾读过荆公推荐平章武宁正宪王的书信，其中说：‘从前奸臣倚仗势力作威作福，气焰比猛烈的火还盛，众人没有谁敢说话。近侍彻理不躲避雷霆般的威势，冒死上疏论列，最终使那人伏法获罪。我和彻理同为从官，只知道他进退一向有常，取舍从不苟且；到了这件事，又知道他敢于直言。如今彻理任职闽省，只让一个地方受到他的利益，不如把他安置在朝廷，早晚进言规劝，帮助完成天下事务，这样他的利益不也更加广大吗？’这是荆公任淮东官时所上奏的。以世祖圣明而天资高远，又得到左右侍从大臣这样匡正辅弼、启发劝导，那么当时政治教化的隆盛难道是偶然的吗？唉，自古以来国家慎重选择侍御仆从，让他们早晚承受辅弼君主的责任，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天爵年轻时曾听故老说至元年间政治清明、人才盛多，如今读荆公的诗，还能得到其中一二。古书说：‘诗可以观。’难道不是更加可信了吗？荆公名玩恒，字文纪，是赵州宁晋人。蔗斋是他的自号。至元六年庚辰二月十六日，嘉议大夫、枢密院判官苏天爵序。《御史中丞魏忠肃公文集序》古代以言论为职责的君子，先端正自己，再端正言论，不讽刺，也不显露锋芒，只以道理胜出为宗旨。因此国家法纪因他们而振作严肃，政治教化因他们而清明安宁，善人足以在世上立足，不善的人听到风声便会引退。天爵拜读顺圣魏公的文章，或许还可以由此得到证明。魏公出身前朝的世家，继承父祖留下的事业，声誉著闻。中台设立后，征召他为属官，他陈辞不肯应召。他说：‘从前程颢担任御史，向朝廷进言：如果让臣下拾遗补阙，辅佐朝廷，那是可以的；如果让臣下专门搜集臣僚的长短，以此沽名邀取直声，那就不能做了。’不久他升任御史，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的。他说：‘朝廷的礼制不能不严肃，天下的法令不能不建立。礼制不严肃，华夏就没有可以仰望的准则；法令不建立，臣民就没有可以遵守的规范。’等到他晋升为佥宪副使、治书侍御史、御史中丞，始终没有离开监察风纪的职责。他执法严正，务求顾全大体，庄严地受到众人敬畏仰望。世祖即位后，想得到俊杰贤才，把他们分布在各个职位上。曾命魏公访求像魏征一样的人才，魏公回答说：‘天下从来不缺少人才，只看怎样任用他们罢了。况且魏征之所以成为魏征，是因为唐太宗能够听取他的言论；否则魏征即使忠诚正直，又有什么地方可以施展呢？’当时国家正急切谋求治理，求取言论十分迫切，大概想要宣扬政令教化，休养百姓；至于是非和取舍，则一概交给公论。当时朝廷内外担任言论职责的人，大多是博学老成之士，如浑源雷公膺、武安胡公祗遹、汲郡王公博文、王公恽、东平张公孔孙、徐公琰以及魏公等人。古书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存在吗？’ 唉，前辈的风范功烈日渐遥远，后来的学人凭借他们的语言文字，还能想见一二。然而魏公的学问根本在《春秋》，《春秋》褒扬善行、贬斥恶行，是出于公正无私的天下之心。读者如果能从这一点去探求，那么就差不多了。魏公去世二十年后，仁宗皇帝怀念旧臣，诏令追赠魏公通奉大夫、河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巨鹿郡公，谥号忠肃。至正元年八月庚申日，正议大夫、参议中书省事赵郡苏天爵序。《送察君白赴广西帅府经历序》

译世人常常忧虑人才不足以任用，并不是上天如今不生人才，而是有时教养没有达到，不能把人才招致而来；有时见闻不够周全，不能识别人才。天下的人才，于是开始隐没而不能显扬。至正二年，我参与湖广省政，向僚属询问，得知管勾察罕不花君白，确实是天下的美才。君白出身朔方贵族，跟随亲属到江南做官，三次在进士乡贡选中考取，又因特别恩典任江阴教授，任浙西宪司属官，辅佐平江幕府。他说话、立身行事，都很值得观赏；治理繁剧、处理烦难事务，更是从容有余。这一年广西发生战事，行省发檄文命君白前往购买军粮，既节省钱财又没有扰民。第二年，诏令行省和宪司调派广海地区的官员，众人拟议让君白主持帅府幕僚事务。按旧例，他可以先行赴任。于是请我写几句话作为送别。从前祖宗平定中原，一时国人都起来为国家效力，质朴厚重而才干优良，敦厚稳重而正大，征求谋略、制定治理法令，在君主左右前后辅弼成就太平事业，并不是偶然的。天下安定以后，法度制度随之建立，培养人才应当尽其方法，磨炼人才也应有相应器具，然后贤能之士才能纷纷出仕为时代所用。看君白的才能谋略，他对世道是有关系的啊。然而中原内地，是耳目所能达到、朝廷政令最先施行的地方，尚且还要选拔贤才、任用官员来治理百姓。何况荒僻边疆、异域、山区、海角之地，向北距离京师万里之远，百姓和物产凋敝困顿，居处会遇到文书征发的警报，出行会承担战斗和运输粮饷的劳苦。至于怀柔安抚、慰问绥辑的责任，以及协助完成各项任务的职责，如果不慎重选择人才，凭什么宣扬天子的恩德、使远方的人服从呢？这就是诸位大臣竭力推荐君白的原因。君白从前曾亲自走过那里，周遍了解一方的利弊；以后他治理政务有成返回，我就更加相信他的才能无人能及了。《浑源刘氏传家集序》先王的时代，道德相同而风俗美好，所以他们的政治教化施行于天下，没有不修养自身、整齐家庭的；礼制明备，音乐也完备。离古代已经很远以后，政治教化渐渐衰微，难道只是士人的学问品行不能在家族中世代传承，连有国者也不能维持自己的治理教化了吗？然而数百年之间，士人谨慎修身、严守品行，把诗礼和操守道义传给后代，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以记述的吗？例如汉代的袁氏、杨氏，唐代的柳氏、穆氏，家法严明，风范高尚，足以激励天下、纠正异俗，所以史官记载他们，把他们作为训诫。湖广行省检校刘之彦整理他先世的谱牒和言行，来告诉我说：‘我家是浑源刘氏，传到第九世，经历二百多年。其中在金朝考中进士的有八人，在圣朝得到任用做官的有若干人。他们的官职虽然不算显赫，但文学和风义受到大儒先生称许，有可考的事实，并非虚妄。想到宗族兄弟分散居住在四方，所以编录成书，让大家谨慎收藏，希望不要失坠先人的训诫。请您作序使它流传吧。’我听说古代君子不把名位崇高当作可贵，只崇尚节义和风范。所以说：富与贵是人人想要的，但如果不是用正当方法得到，就不应接受；贫与贱是人人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正当方法摆脱，也不应逃避。他们如此审慎对待富贵、安于贫贱，浑源刘氏大概可以做到了吧。金朝初年，士大夫趁时机谋求名声，依附权势取得富贵，不久小人相互倾轧，最终陷入祸患。南山翁当时以清修文雅著称，任用他就出仕应命，否则便安守本分，不显露喜怒。他词章学问美好，操行清白，传给家族以及乡里的人；金朝终结时，云、朔诸郡文献人才相接，大多是南山翁感发培养的。他的儿子翰林继承了他，家学更加修明，做官廉洁公正。他常常仰慕黄叔度、郭林宗的为人，清静淡泊而有超越世俗的志向，在西岩泉石之间徜徉，安然终老。后代的人都世代继承他的学问，磨炼自己的品行，从未趋附权势、追求名声，苟且求取富贵。这样能够传承家学、保全宗族，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唉，前代显赫的名门大族，泯没无闻的很多；如果不是祖先积累德行，在开始时加以倡导，子孙又读书立身，在后来承继它，谁能使家族的传承历经久远呢？从前金朝强盛时，公卿将相声名隆盛、官位极高，显赫耀眼。没有过多少时间，声名踪迹就一同消灭，严重的甚至没有人继承。而刘氏独能凭借诗礼、操守和道义，像这样保持世代的德行，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大概也会有所感触而振作起来吧。至正三年癸未冬十月癸巳朔，中奉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天爵序。《禹柏诗序》汉阳府太平兴国寺有一株古柏，相传是大禹亲手栽植的。眉山苏公作诗倡导此说，世人于是都信以为真而不怀疑。往年我奉命巡按所属各部，到郡中时便去观看所谓的禹柏，只见它枝干高大挺拔，颜色苍劲古朴，经过雨露的滋润、风霜的侵蚀，不是数千百年哪里能长成这样的嘉树呢？偶然读《禹贡》到“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便想到圣人在外奔波八年，跋涉山川，为了拯救百姓免于洪水之患，为了安定百姓的居处。等登上大别山，观看江水、汉水汇流之处，这些事至今还可以得到验证。过去召伯巡行南国，曾在甘棠树下休息，后人思念他，爱惜那棵树而不忍伤害，《诗经》所说的“不要剪伐它”就是这个意思。古人施行政教时休息过的树尚且受到这样的爱护和歌咏，更何况圣人亲自栽植的树呢？考察《诗经》，其中有“新甫之柏”的说法；荆州进贡的物品中，也有杶、栝、柏，唯独大禹所栽的柏树没有可以考见的记载。然而古今诗歌虽然不同，都是怀念人物、追思古人的作品，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现在从眉山公以下，共得到诗作若干篇。府判哈剌台德卿是名进士，将率领寺僧把它们刊刻，传播到四方。读到这些诗的人，应当想到圣人治理洪水的功绩，不要只是吟咏感叹这棵树罢了。《伊洛渊源录序》

译《伊洛渊源录》是新安朱子编纂的。朱子已经编录了八朝名臣的言论和事迹，又编集周、程、邵、张诸人的遗闻轶事，作为这部书，于是汴宋一代的人才便齐备了。我家收藏这部书已经多年，等来到鄂省后，便同宪府诸公商议，将它刊刻置于郡学，和众多士人共同传播。我曾诵读程子的言论说：“周公去世以后，百世之中再没有善于治理的人；孟轲死后，千年之内再没有真正的儒者。”这是说，治理如果不出自真正的儒者，即使有治理也不会完善。自从圣贤离世久远，治理和教化逐渐衰微，汉、唐数百年间，身为儒者的人难道没有名闻天下的吗？只是那些沉溺于辞章和记诵习气的人，既不足以懂得道德性命的根本；那些受权谋功利学说诱惑的人，又不足以探求礼乐刑政的根本。这就是教化不明、治理不如古代的原因。宋朝兴起以后，儒学先贤相继挺立而出。周子从河图洛书中获得了失传的学问，阐明发掘其中幽深的奥秘。二程扩大并阐发了它，通过穷究事理、致力于获得知识，探求其极致。邵子、张子又进一步上下推演他们的议论。这样以后，天理的微妙、人伦的彰明、事物的众多以及鬼神的幽深明显，重新在世上显现出来。当时及门求学的士人，讲习阐明正学，各人的风采言论，也都各有所传。朱子把这些全部载入本书，作为后人的教训，他对天下后学的期望，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自古以来主持政事的人，必定要阐明道术以端正人心，培养贤才以振兴治理教化。那么，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确实关系到世间教化了。过去我世祖皇帝平定天下后，厚重地尊崇文化，首先征召覃怀许文正公来辅佐宰相。文正公的学问，尊崇并阐明孔子、孟子遗留下来的经典，以及伊洛诸儒的训诫和传授，使道德方面的言论覆盖四海。因此当时学术纯正、人才众多，文正公对于圣明时代的功劳，实在有不可企及之处。到了仁庙登临帝位，开始兴办贡举，搜罗俊杰。考试的制度，表彰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门以周子、二程、朱子的学说为主，确定为国家的正统，旁曲的学说和异端见解，全部罢斥不用。这就是历代圣君用来阐明道术、端正人心、培养贤才、振兴治理教化的办法，其功用难道不重大而深远吗？伊洛诸儒的书，本来家家可以传授、人人可以拥有；然而学习它们，是希望把学问见诸实际功用，并不只是诵习文章，把它作为应试求取功名的手段。我曾就这部书加以考察，其中说君主应当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滋长，辅导培养君德，务使每一步都不离开正直的人；又说，即使是最低一级的官员，只要存心爱护万物，对人就一定有所帮助。这样端正君主、庇护百姓的道理，难道还有超出这些的吗？又说：“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这种事”；又说：“推荐士人应当依据他的才能所能胜任的职责，不应当询问他想要什么。” 那么，慎重对待刑罚、任用官员的方法，难道有不以此为根本的吗？其他一言一行中的美善、一项项政令中的善处，也无不可以作为法则。读者如果能够就此加以探求，以圣贤修养自己的学问为根本，自然不会沉溺于辞章记诵的习气；明白圣贤治理人民的方法，就一定不会受权谋功利学说的诱惑。这样或许就不辜负先儒编次这部书、对后学寄予的希望了。学问的传授，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存亡；师友之间的渊源，也不会因为风俗变化而断绝。然而软弱怯懦、没有志向的人，不足以寄予希望；必须有豪杰般卓然独立的人，受到感动和启发而奋起，知道寻求圣贤的学问并加以学习，这样才可以实现真正儒者和善于治理的功效。至正癸未十月既望，赵郡苏天爵撰。《太子赞善同公文集序》古代的君子，道德积累于自身，品行修养于家庭，被称为一乡善士的人，本来就有。等到他的德行达到极高境界，便在一国受到称誉，又在天下受到称誉。他死后，难道要忍心让他的善言美行湮没不传吗？天爵早年居住在京师，凡是四方士人中学问、文章、节操、品行在州里著名的，没有一个没听说过他们的姓名。像已故集贤学士萧贞敏公、太子赞善同文贞公，尤其是士人君子乐于称道的人。两公生逢国家太平，亲自承受文化典籍和前贤遗绪，深居简出，行为厚重，言语谨慎。在家庭中严肃端庄，同乡党交往则和蔼可亲。远近求学者登门，他们便把经书传授给他；台省中的名公到他们家里，他们便以礼相交。因此无论地位高低，人们都敬重佩服他们，他们的声名也日益彰显。自古以来，关辅地区风土厚重完美，人才质朴茂盛。世祖皇帝最初以潜邸旧地分封，请命已故宰相廉文正王担任宣抚使，于是征召覃怀许公担任提学，以兴办学校、培养贤才、美化风俗，他的规划宏大而深远。当时的儒学宿老，杰出人物相继出现。到了大德、延佑年间，便有贞敏、文贞两公这样的人物出世，风采凛然，震动海内。当时朝廷正兴办文治，起用老成之人，多次用尊贵的官职和显赫的爵位到他们家中征召。两公偶然曾到京师一次，朝廷很想推明他们的学问；不久，他们便写信给朝廷，以疾病为由辞谢而归。他们从容地处在道义的盛境中，审慎地衡量出仕与退处是否合宜，这难道是遗弃世俗、与众不同、专门探求隐秘而行为怪异一类的人吗？至正四年春，天爵来到秦地任官，正准备考察诸位老人的言行并加以表彰，使众多士人把他们作为榜样。恰逢御史观音宝、潘惟梓拿文贞公的遗文上呈，请求刊刻传播到江、淮各郡的学校。天爵反复诵读，喜爱它文辞淳厚而义理正大，相信有德之人确实会有这样的言论。唉，近年以来，中原的老前辈相继去世，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韵日渐遥远、日渐消亡，只有依靠他们留下的语言文字，还能考见一二。御史提出这样的请求，真是好啊！难道只是为了使关辅地区的士人仰慕他们的风节学行并受到激励吗？至于贞敏公的文章，散失得所剩无几，我将和文贞公的孙子再思等人搜集编纂，共同扩大它的流传。中奉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赵郡苏天爵撰。《滋溪文稿》卷第六 序二 序二 《正学编序》《济阳文会序》《宋正献文集后序》《宋翰林文集序》《送韩伯敬赴杜浦巡检序》《靳先生诗稿序》《曹先生文稿序》《至元新格序》《两汉诏令序》《性理四书序》《訾君孝义诗序》《送刘德刚赴三尖寨巡检序》《江西佥宪张侯分司杂诗序》《正学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