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溪文稿卷第二十九

译至元五年己卯，我奉命出使淮东宪司，访求世家遗存的风俗，郡中人都说总管朱侯家族世代的美好。朱侯本是泰安的著姓，在江淮归附之初，凭才能被提拔为维扬守臣，对百姓施有恩惠。百姓不忍让他离开，于是他便把家留在那里。他先后主持六郡政务，治理方式仍如同维扬。朱侯去世后，子孙都读书修身，成为士大夫之家；与他们通婚的，也都是当时著名的名流和辅弼。淮南的风俗喜欢贩运货物以谋取市利，即使公卿大族有时也如此；而朱氏独以清白文雅成为一方表率，岂不是非常值得敬重吗？我有幸在这里任官，以肃清风俗教化为职责，早晚都戒惧不安，只怕得罪豪门大族。朱侯的孙子道定当时任宪史，拿赵公、鲜于公的手书给我看，并且说：‘先公在世时，图书史籍非常丰富。以前因火灾，只保存下这几帖，希望借此看到先世交游的盛况。’我赞许他的心意，写在手书后面再还给他，使观看的人不只是玩赏书法墨迹而已。题写移剌氏家藏军需旧公文之后。这是古代移剌武毅公在本朝初年任都元帅时签署的几幅军需旧公文，他的曾孙、平江总管蹈中宝藏在家中。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年份，干支为丁丑；当时金人已经退守汴京，黄河以北骚乱未定，百姓的创伤还没有恢复。而太师国王正用兵平定辽、霫，军需是当务之急，所以命史公以行六部尚书身份总管此事。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储备、运输的办法，出纳和亏折的禁令，以及养兵的实际措施和体恤百姓的诚意；当时的公文周详而恳切，隐约有中原太平时期官府旧有制度的风貌。过去孔子担任委吏，不过做到会计准确罢了；何况要取得天下，如果没有治国的原则和守法的制度，能够治理好吗？我曾经读过史公的墓碑，碑文叙述他辅佐国王平定东土，尽心办理粮饷运输，使军中从来没有缺乏断绝；看了这些文书，更加相信碑文所说的话。武毅公的后代有人做将领，有人任郡守，声名显赫；史氏也有连续两代担任宰相的。古代君子对所事之君尽忠，不苟且简略以求俸禄，也不故意矫激以求名声，所以他们的子孙应当这样繁衍昌盛。读者不要因为它只是官府文书的旧迹就忽视它。题跋《罗夫人传》之后。以前我任南宫副职时，有司把罗夫人的贞节事迹上报。我的同僚害怕触犯权贵，想不把这件事上报，我竭力申说，此事才得以上达。等到旌表她的命令下达，同僚们都感到惭愧。唉，天历初年，当时的公卿将相享有尊贵官位和优厚俸禄，沐浴在历代圣君承平的恩泽中，知道尽忠于所事之君的人，大概也很少了。然而罗夫人独能坚守节义，甚至舍弃生命也不后悔，这一点连刚烈的大丈夫也有做不到的。唉，她真是贞烈啊！题跋《黄提学赠孔世川序》之后。天爵读了黄提学赠给孔世川君的文章，心中有所感触。从前国家刚平定中原时，孔子第五十一世孙金奉常承袭衍圣公的封爵，怀抱礼乐器物前来归附，文治由此兴盛。奉常年老以后，有人冒充孔氏后裔来承继祭祀，族人向官府控诉，却反被诬陷受刑，于是又向朝廷申诉，这才使事情得到纠正。这就是世川的曾祖父和祖父。近年又有人妄图夺取袭封爵位，天爵当时恰在中台幕府任职，便率领各位御史竭力陈说此事。不久，我忝任春官副职，把事情的始末详细报告朝廷，丞相上奏，皇帝下诏批准了请求，孔氏的宗法最终恢复了正当秩序。当西汉时，梅福上书说：“贤人的子孙尚且应该有封地，何况圣人的后代呢！如今仲尼的庙宇没有超出阙里，孔氏子孙还免不了编入普通户籍。如果真能根据仲尼平素的功德来封赏他的子孙，那么国家必定会得到他的福佑。”考察梅福这番话，自汉代以来尊崇孔夫子，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盛大的。天爵在京师任官，同太常同佥凝道、左司员外郎用道有同朝为官的情谊，如今又知道世川父祖的贤能。世川从明道书院文学被提拔为湖北宪府属吏，清廉谨慎、文雅端正，正将入仕，希望他还要想着朝廷尊崇圣人之道，不要辜负自家的学问传统啊。赵郡苏天爵书写。题写诸公赠给欧阳德器的诗之后。欧阳文忠公的家乡本在庐陵，中年居住在颍，南北为官游历，屡次写有思念颍地的作品。有人对此感到疑惑，说他并没有思念泷冈松楸的情怀。我曾偶然诵读欧阳公的《吉州学记》，其中说：“将来荣归故乡，拜谒学宫门前，将会看到吉州的士人都道德高尚、才智明秀，可以做公卿。进入他们的乡里，看见长幼在家中彼此孝敬慈爱；走在他们的道路上，看见年轻人扶助衰弱的老人，壮年人在路上替别人承担负荷。这样以后，乐于学习的教化之道才算成就。”文忠公对乡人的期望，不也是很深厚吗？如今四海统一，朝廷正通过贡举选求贤才，吉州士人被乡里荐举的常有一千多人，中选者占名额的一半，确实没有辜负欧阳公的期望。欧阳公既然家在颍、葬在郑，居住在庐陵的都是族人，那么德器难道是他的族孙吗？《传》说：“君子的恩泽，传到五代就衰竭了。” 道理或许确实如此。近世的衣冠世家，子孙往往衰微，不能振兴显达。有人妄自援引名门和名贤来攀附自己，只是白白招来有识之人的讥笑。德器是庐陵世家之后，又收藏着崇公以上祖先的封诰，这就是真实而有凭证了。题写周益公答孙季昭帖。这是宋少傅周益公答复解元孙季昭的信，其中说：“《六一全集》在乡邦应当有好的版本，恰好有几位士友留意这件文献，于是借助他们的力量校勘、汇编并编次。”如今庐陵的摹刻本，大概就是周公校定的版本。当初，欧阳公从汉东李氏墙壁间得到昌黎韩子的书，文字脱漏错乱，便请求带回去阅读，喜爱它深厚雄博的气势。此后三十年间，听说有人有善本，必定设法求来加以校正。欧阳公对韩子的文章，用功到了这种程度。直到朱文公考订异文的本子问世，读者才不再有遗憾。校书真是太不容易了。欧阳公的文章不像韩子的文章那样经历五代兵乱，缺漏讹误很多；然而欧阳公写文章，起初先写在书屋墙壁上，时时加以修改，一篇文章写成，通常要几次脱稿，所以他的文章也有许多异同。益公把这些版本全都购得，已经刊刻其中一个，其余的就附录于后。两位公的文章尚且必须等待名公校勘以后才完备，那么六经的文字遭秦火焚毁，如今保存下来的经文或许有脱简，传文或许有错编，难道还能够轻率地说一两句吗？所以汉代设置校书官，必定要选刘向、扬雄一类才足以胜任的人，这是因为重视这件事。题写孙季昭上书周益公请求改修《三国志》的稿子。

译宋代乡贡进士、庐陵人孙季昭三次上书益国周公，请求改修三国史志，以端正汉统。益公当时已经年老，谦逊推辞而没有答应。纲常和名分，是天地间最大的常道。从前昭烈帝是汉室后裔，承继汉朝统绪，艰难地据有巴蜀，谋求恢复帝业。诸葛忠武侯辅佐他，名分既然端正，事业规模便由此扩张。他说：“汉贼不能两立，王业不能偏安。臣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三代以后，像这样凛然成为帝王辅佐的人，实在少有。陈寿因为他的父亲在蜀获罪，所以在史书中以魏为正统。荥阳太守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纠正这一错误。宋氏南渡以后，执政大臣忘记仇恨、忍辱偷安，窃取俸禄苟且求安；当时的儒者感于忠义，激愤痛恨，既然不能被采用，便想把心意表现在言论中，这就是蜀汉统绪得以被匡正的原因。大的方面记载在史册中，次一等的则表现在论著里。季昭陈述三篇上书，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益公既没有时间撰写，庐陵萧常只编成《纪》《表》四篇而已。到了我国朝，翰林侍讲学士郝公出使宋地，被羁留在仪真，才开始撰写帝纪二卷、年表一卷、列传七十九卷、录八卷，名为《续后汉书》，用来端正统绪，表彰忠臣贤者。它对世道人心的功用，大概非常重大。从汉昭烈帝到我国朝，约有一千多年，开始只有一个习凿齿，接着是宋南渡后的诸公，最终到了郝公，才得以完成这件事；由此可知，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万世也不能泯灭。然而后世修史的人，对于义理的严正、正统与闰统的辨别，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季昭的五世孙义方把他的书稿收藏在家中，读者还可以借此了解季昭的心意吧。前史官赵郡苏天爵书。题写国子司业砚公的遗墨。从前国家刚灭金时，王师攻取汉水一带，把那里的人全部俘获带回。因此，江汉先生赵公、郧城先生砚公也相继来到北方。赵公居住在燕地，从行囊中拿出伊、洛诸先生的著作，传授给学生；中原的名公巨卿也开始能够依据他的学说来探求圣贤之学。郧城先生流落在云中，过了很久才到真定居住，也以经学训导学生，郡人一致跟从他，往往因此以儒学闻名。世祖皇帝勤于求治，广泛求取人才，先生由平民起家，在真定教授学生。建立成均后，又派使者赐给他五品官服，征召任命为司业，而赵公不幸已经去世了。唉，宋朝末年，东南的文风日益衰败，士人的气节日益卑弱。襄阳、汉水之间，人多朴实厚重、笃守品行，崇尚经学训诫；看赵公、砚公所留下的事迹，难道不是更加可以相信吗？其他老死山林而没有得到任用的人，又难道少吗？宋朝执政大臣当时只凭耳目所接触的吴、越士人来任用他们，反过来认为襄阳、汉水一带只是朴陋之学，不值得取法，不思考文风的弊病和士气的卑弱，国家势力削弱，便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这样看来，先生能够遇到明主之时，被提拔置于清显官职，难道不是天意吗？先生的文章质朴真实、通畅晓达，不事绘饰雕琢。他家中大多没有保存稿本，曾孙黄陂主簿惟仁才得到遗墨并收藏起来。天爵出生较晚，来不及在先生足前拜见；年轻时听先郡公谈论先生德业的盛大，长大后又同先生的孙子宜兴使君交游，因此同主簿惟仁兄弟有世代交好的情谊。因观览这些遗墨，略述两位先生出仕与隐退的经历如此，使众多士人或许有所观照反省，何况砚氏子孙呢？至正癸未五月壬申，后学苏天爵书。跋张氏…… 魏公与刘和州的手帖。张魏公世代居住在西蜀，去世后葬在衡山山麓。我在鄂省任官，访求故家遗俗，却发现古木也已不存，不禁因怀念贤人而感慨万分。庐陵刘氏收藏魏公与他先世的手帖五幅，其中对忧虑百姓、国家和疆场的心情，隐约而又鲜明地流露在文字中。过去听几位老先生说，南轩先生侍奉魏公在江淮督军时，忽然报告边境骑兵将要到来，魏公因兵力少而忧虑，先生进言说：“应当率领城中的军民，齐心奋战；万不得已，就由臣为君而死，儿子为父亲而死。”唉，臣子的忠心、子弟的孝心能够如此，宋室怎么会不能中兴呢？题写《昼锦堂诗》的遗墨。韩魏王起初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任相州知州，后来罢去宰相职务，再次镇守故乡，于是修建昼锦堂，作诗留赠相州人。他把按时慰问父老、修缮先祖坟墓看作喜事，把享有厚禄而安闲无事、不能胜任方面大任看作忧惧，把忠义大节、誓死不变作为心志，把凭私人意气任用亲爱或厌恶之人、快意报复个人恩仇作为戒条，读来令人肃然起敬。魏王勤于政务，亲自阅览簿书。有人说：“王位尊贵、年纪老了，赐给他守护乡郡的职务，本来是让他休养安适，不必治理细小事务。”王说：“我已经害怕烦劳，官吏百姓应该会有受到弊害的。况且每天俸禄一万钱，若不办理事务，我怎么能安心处在这里呢？”魏王忠诚爱民，是应当取法的。古代的公卿大臣，都可以出任本乡郡守，大概因为熟悉当地风俗，治理起来容易。等到年老辞官，乡人以他的德行和情义为师，死后就在当地社庙祭祀他。后世做官的人既因嫌疑不能掌管本乡，到了老年，有的便拿捏吏民短处，专横武断于乡里，都是魏王的罪人。读魏王的诗，难道能不从内心有所感触吗？当初昼锦堂建成时，欧阳文忠公为它作记，直到今天人们还喜欢诵读。可是魏王的诗，知道诵读的人却很少。魏王的子孙多分散居住在江南，武昌儒学教授敬是魏王第十世孙，如今居住在台州，出自丞相文定公一房。家中收藏着魏王亲自书写这首诗的墨本。因此我特意表彰并刊出它，用来劝勉天下后世。题写。咸淳四年进士题名。

译这是宋咸淳四年进士题名的石刻一卷，附有两淮乡试、会试题名，藏于湖广省掾姬洪甫家中。考察这份榜单，共录取六百六十五人；其中第五甲第七十四人，就是洪甫的祖父伯阳先生。那一年是戊辰年，即皇元至元五年。第二年，大军包围襄阳。又过了七年，宋朝灭亡，天下才重新统一。唉，宋朝作为一个即将灭亡的国家，尚且还这样设科取士，那么太平时代文物制度的盛况就可想而知了。我国朝廷刚平定中原时，是丁酉年，诏令遣断事官朮虎乃、宣差山西东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刘中遍访各路，收录金朝遗留下来的士人，考核他们所学，使他们恢复家业。到了世祖至元十一年，才颁布贡举条例。当时贤才很多，太平局面正逐渐形成，所以最终没有实行。等到仁皇即位，感叹人才不足，才独自决断实行贡举。后来权臣请求废止此事，皇上不久又下诏恢复。八次科举共取士六百多人，成均考试所取的贡士不在其中。洪甫还收藏着登科小录和报榜帖，完整显示当时科场的遗制。从前皇庆初年，朝廷讨论贡举旧法，而原宋朝进士中尚在世的，有姚君登孙、熊君朋来、牟君应龙，可惜伯阳先生已经去世了。上天生育人才，如果没有学校的教养，就不能使他们的才华充分发挥；如果没有官府的考核，也无法知道他们的才能。这就是汉、唐以来设置贤良方正、词赋、经义等科的原因。否则士人将茫然无所归依，众人杂乱地进用，贤者与不肖者混杂，拥有国家的人凭什么仔细辨别他们的能力而任用呢？伯阳脱去布衣后任京山主簿，不久因推荐者的举荐升任长寿县令。归附以后，居住在荆南，同柳城姚公、洛阳畅公成为文章上的朋友，隐然是当代老成持重的宿学。洪甫也清廉谨慎，能够继承并发扬他的家声。至正三年癸未年秋七月戊寅，中奉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天爵书。题写刘光远文稿之后。至顺三年，我忝任六察官，奉诏到湖北审录囚犯。四月到汉阳，拜谒儒学宫。学官进来说经义，引用《月令》孟夏时节“减轻刑罚，判决小罪，释放被轻罪拘押者”的文字，反复铺陈一千多字，内容丰厚纯正，充满慈祥怜悯。我听后感到恻然，询问他的姓名，原来是浏阳人刘光远。此后他历任洪、鄂两省属吏，在理问幕府中辅佐政务，共十二年。他拿着文稿到鄂省旬宣堂再次来见我。我读他的文章，体裁端正而气势完足，文辞洁净而义理严密。湖、湘以南山水峻拔清秀，那里的人大多得到山水秀丽精英之气，因此奇才异人往往间或出现，如今的翰林欧阳公，就是颖异超群的人。光远与翰林同乡，又相继参加乡贡进士考试，唯独长期滞留在小官的簿书事务中二十多年，却没有一点怨恨不平。唉，士人怀有非凡抱负和才能，终老山林、不能在世上振作显耀的很多，难道只有光远吗？如今朝廷正在编撰前代遗史，征召人才的车子四处奔驰，搜求文学才识之士，唯恐有所遗漏。像光远这样的人，文章才华丰富，叙述功力精湛，远远超过同辈。可惜我远在外藩，不能荐举并使他得到任用。然而至宝潜藏在山川幽深之处，它的光彩气象特别显露于外，谁能够遮掩得住呢？至正三年冬十月庚子，赵郡苏天爵题。题写《司马温公人物记》。宋元祐初年，司马温公主持国政，当时的人物都聚集在朝廷。这部编录记载二百多人，有的人一人多次出现，如王同老、谢卿材、韩宗道就是这样；有的只记载他的父兄师友；有的着重称赞他的学问才能，并说“某人这样说”，好像要再三询问核实。寻求贤才、任用官员，本来是宰相的职责；但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也是君子应当谨慎的。何况温公凭借诚实的资质，正处在改革的开始，对人才的毁誉更应详细考察。有人疑惑蔡京也在其中。当时温公议论恢复旧制，起初把雇役改为差役。蔡京任开封府知府，五天之内便命令京畿各县全部改行。温公高兴地说：“人人都这样做，还担心法令不能推行吗？”唉，假使居于宰相之位的人都像温公，那么蔡京处在下列官位，以他的才能也足以任用；若把他置于高位，就不可以了。这部书中有龙游县令王斐，提出《春秋》以王正月为建寅；有庆州机宜韩川，在王安石、吕惠卿掌权时不向任何一方倾斜；有邕州知州和斌，在岭南三十年，死了十八位亲属。由此可见，温公对于人才，无论是能为经书阐发新说的，还是任官不事请托的，或是远地任职而遭受哀苦的，都一一访求而知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口〕 用心实在太周到了。听到这些的人，谁不会有所感触而奋发起来呢？至正癸未年冬十二月丙午，赵郡苏天爵整肃衣襟书写。题写孔氏家藏宋代敕牒之后。宋代在东都时，孔氏中显达的人有曲阜的道辅父子、临江的三仲兄弟，都是圣人的后裔。建炎年间南渡，衍圣公也迁居三衢；如今居住在江南的孔氏，大多以曲阜为祖源，但只有临江和三衢的文献真实而有凭据。曾听老先生说：宋朝覆亡以后，朝廷商议认为袭封的爵位应当归给三衢一支，那一支坚决推辞说：“我们既然不能守护孔林、孔庙和祖坟，怎么敢接受这个封爵呢？”唉，居住在江南的孔氏，都应当牢记这句话。因观览学文所收藏的七世祖毅甫郎中元祐五年赴阙敕令，感慨之下写下此文。题写杜君墓表。盱眙县侯纳璘不花把宋代佥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杜公的墓迁葬到庆仙山后，请晋宁张翥撰文为他立墓表，他的用心实在深厚。世上守土任职的人，大多是武夫俗吏，对活着的百姓尚且不知道体恤，更何况死者呢？县侯凭进士身份入仕，深知爱民的道理，连一个士人的枯骨都不忍让它暴露在外，那么对于百姓的生活施恩养护，应该会怎样呢？江淮之间，父子兄弟死后便被丢弃在荒野，棺木、尸骨纵横散乱，看见的人习以为常，竟不觉得奇怪。礼俗败坏，实在太严重了。我刚到淮宪任职，就发文告谕百姓掩埋尸骨。如今看到杜君得到安葬，那么县侯能够教化百姓、表率风俗，不也是贤明吗？县侯治理县政，清廉自守，宽厚治民，广泛修建学宫，以兴起政教。他的施政有本有末，《诗经》所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县侯差不多可以当之无愧了。题写吴子高诗稿之后。

译吴子高隐居在鄂渚，孤清寂寞而贫困，妻子儿女有时连饭也吃不饱，每天只吟哦诗歌自得其乐，从未因任何事情向人求取，人们都很爱重他。江湖之上，士人多带着诡诈心术来求见请托，而子高的操守却如此清正谨慎，他的确与众不同。已故太禧使阿荣存初年轻时曾同子高交游，曾推荐他担任奎章阁属官。任期届满南归后，他的诗日益精工。我知道子高不只是会写诗而已；对于近代公侯大家、衣冠世族的世系、功勋、门阀等级，也都能探究源流、详细陈述，有些身居著作之廷的人还未必能做到。诗歌没有比唐代更盛的，也没有超过杜甫的；杜甫叙事核实，讽谕深远，后世称为“诗史”。《传》说：“诗可以用来观察。”难道是空话吗？子高的诗大概是有所本的。我国朝廷平定中原后，士人沿袭金、宋遗留下来的风气，文章大多粗豪衰敝。涿郡卢公首先倡导清新飘逸的文风。延祐以来，又有蜀郡虞公、浚仪马公以雅正的声调闻名当时，士人纷纷相互仿效，文章风气如今独自兴盛起来。子高自大德末年已经以诗闻名于湖、湘之间，可惜沉沦在小官之中，未能显达。唉，自古诗人少有通达而多遭困穷，这确实是真的吗？确实是真的吗？至正四年正月己酉，赵郡苏天爵题。题写《寇隐君传》之后。长安寇隐君既治儒学又精通医术，避世不做官，以诗书教育子女，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努力务农，声望在当时首屈一指。朝廷中的诸位老先生，如左辖许文正公、姚文献公、太史令杨文康公，都同他交好，年节时的书信问候从未断绝，如今这些信都收藏在他家中。文正公的信说：“分别以后所接触、听到的事情，没有不是侥幸取巧的。回想过去相从讲学，都是致力于根本、务求实际的人。”文献公则以“牧牛于田园”相托，并谈到《春秋》中种桑、养桑和采桑的方法，说其利益非常广。文康公则感谢他救治自己的儿子。从前世祖庙初次在关中受封分地，便命文正公教导众多士人，命文献公劝导农桑，而先王治理国家的根本已经在这时奠定了。等到世祖即位，文献公由大司农入朝居于相府，文正公辞免中书省职务后，仍命他主管成均，做太学生的老师；这正说明世祖的圣明谋略深远周密。帝王治理天下，乐于培育英才、使百姓生活敦厚富足，还有什么比这更急迫呢？所以当时的公卿都学习有用之学来帮助这个时代；农事园艺、医药、卜筮、星历等，也都是古人不废弃的学问。后来文康公因治理历法、使时令明确而得到朝廷赏识，唯独隐君深深隐退、远离尘世，未及被征召任用便终老了。然而古代君子有德而没有享受到它的回报，回报应当落在他的子孙身上。如今隐君的孙子靖凭借通晓经学被举为进士，任干州判官，这还能够振兴他的家声吗？隐君名士谦，字子益。他去世后，郭集贤为他传述品行，赵郡苏天爵读后有所感触，便写下这篇跋记。至正四年六月一日。题写石珏的画。御史张侯家中收藏着石珏的《千里秋晴图》一卷，山峰丘峦浑厚，烟霭林木清疏旷远，台阁古朴雅致，人物幽静闲适。画家擅长其中一项，已经称得上最高的技艺；如今还想汇聚众多画工的长处，确实不容易。石珏家在青社，父亲、祖父都能画界画。石珏又兼画山水，有意追步古人。有人传说这幅图经过多年构思才完成。从前宋宣和年间，搜购求取古画，设置画学，石珏也是画学生。金人攻取汴京时，把这些画全部运到北方。大定、明昌年间，文治极盛，当时的词人如杨秘监邦基、任盐使询、耶律右丞履、王翰林庭筠，都想凭绝艺名传后世；大概用功深厚的人，获得的声名也会流传久远，哪里只是书画如此呢？过去我在宫禁中教授经书，凡秘府所藏关同、范宽、董源的奇异作品，也曾有幸见到。后来到江南任官，尽情观览锺阜、匡庐的高峻厚重，洞庭、彭蠡的幽深辽阔，以及江乡山馆中竹树浓荫、风雨雪月千姿百态的景象，想得到优秀画工把它们大致描绘出来，可世上没有这样的画工。如今观览这幅图，恍惚如同见到往日所见的景色，于是留玩一个多月，题写卷后再归还它。题写诸公寄赠马尚书的书信之后。我观览诸公寄赠尚书马公的书信一卷，感叹国家人才兴盛，治理政务并不苟且。马公具有经世济民的杰出才能，恰逢朝廷有所作为的时期，专门掌管国家的大计，世皇任用他而毫不疑虑，这就是他能够充分施展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成效的原因吧。当时中原刚刚平定，江南尚未归附，百姓还处在创伤之中，事务多在草创阶段。川、蜀用兵，江、淮屯守，草料粮食、铠甲兵仗、舟船等物资的供应，飞速转运调度和征戍劳苦，紧急文书往来飞驰，急迫得如同星火。马公起初在关中负责转运，继而在民部总管钱谷，最后在河南督办粮饷，始终没有离开繁重事务，却都从容谈笑间办妥，从未专门聚敛来扰害百姓，也从未进献额外财物来求取宠幸。国用既然充足，民力也得到宽解，所以当时人把他比作刘晏。当时分持符节、在外地掌管政务的官员，如故都督史公枢治理东平，平章牛公显治理南京，宣慰使陈公佑治理河南；有的因为百姓遭受灾异而请求减免租赋，有的因为边地供应负担而请求制定办法，这些都完整见于书信，大抵都是为国为民，并不是为一己私利。又如已故吏部侍郎高公逸民奉命出外捕捉蝗虫，因为不能把蝗虫全部消灭而忧虑，这些都是至元初年的事情。世皇正振作精神谋求治理，而上天降下这样的灾害；正因为他确实节省费用、爱护百姓，所以治理教化也如此兴盛。国初庚子年，有位贵臣总管天下财赋，只以苛刻搜刮为务，拿真定课税成绩超过各道为理由，胁迫马公填写增加征办数额的实情。马公慨然说：“财利就像水一样，源头深，水流才长；百姓是财利的源头，难道可以把它榨干吗？”唉，如今四方连年水旱灾害，茶税、盐税、田赋等收入也已经达到极限了，而财用却越来越窘迫，经费日益不足，哪里能够得到像马公这样的人，同他一起探究根本来彻底解决弊病呢？从前汉代做官的人往往能使子孙长久享有福泽，大概是因为他们谨慎奉行法令，廉洁守持自身，所以能够长期任职。像于定国任廷尉、郑当时任大农令，都历任十多年而没有升迁。如此看来，马公总管国家财计直到终身，子孙昌盛繁衍，也是有原因的吧。至正四年甲申秋九月甲午，中奉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赵郡苏天爵题。题写《马氏兰蕙同芳图》。

译江左有好事之人仰慕马氏兄弟的贤德，绘制《兰蕙同芳图》赠给他们，馆阁中的名流又作诗来赞美他们。《传》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著作，却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 所以还要评论他所处的时代。马氏本是雍古部族，自凤翔兵马府君开始以官名作为姓氏。尚书忠懿侯在中统初年转运粮漕、供应边地军饷有功，便请求下令：凡编入民籍而通晓一部经书的人，都免除其家赋役，并用诗书礼义教育子孙；死后追赠推忠宣力翊运功臣。传到第三代中丞文贞公，凭文学和政事取得显赫地位。当初尚书有儿子十一人、孙子二十人、曾孙三十多人，有的在成均学习，有的考中进士，他们都清廉谨慎、文雅端正，没有败坏家声，于是成为海内闻名的衣冠世族。天爵有幸深受中丞知遇，又同元博一起在宪府任职，所以知道他家世代的美德。我曾读中丞撰写的尚书墓铭，其中说：“世上王公很多，奢华浮靡的也很多；只有不改变旧俗，却忍心看着它败坏。子孙绵延不绝，当思念马氏先人。都应学习礼仪，以延续宗庙祭祀。”唉，世上有官位的君子，难道不应当思考端正家法，把它传给后代吗？题写《容城李节妇诗》之后。我读容城刘文靖公所作《王孝女旌门铭》和西山翟节妇诗，喜爱它们文辞严正、义理端方，对于世道人心很有作用，凛然使人受到激励而奋发。金朝灭亡时，一时节守义行的士人多得无法尽数。当国家草创昏暗之际，妇人女子尚且能够如此，中州风俗的美好实在太深厚了。君子所到之处，教化便随之发生；刘公的言论和风节，天下人尚且应当学习，何况居住在他的乡里的人呢？这样看来，李氏的贞节也是有根源的。朝廷表彰她，是用来劝勉善行。那些不学习、没有才术的人，不懂得教化风俗产生的原因，反而说这是豪强百姓为了求得免除徭役而做的，确实如枢判韩公所感叹的那样啊。跋《三笑图》。往年经过彭泽时，我感慨地追想陶公的高尚风操，觉得无法企及。两次遥望庐山，只见林木山谷深邃幽静，实在适合隐士居住。陶公世代都是晋朝臣子，遇到宋朝改朝换代，便高尚自守、深深隐居；他所交游的人，大概一定都是志趣相同、道义相合的人。自古士人生不逢时，遇到世道多难，往往在佛教或老子之学中隐晦行迹、终老一生；这样看来，惠远、修静大概也是避世的人吧。《滋溪文稿》卷第三十。题跋三。题跋三。跋欧阳公与刘原父的手书。题写诸公给智参议先生的书信。题写孟天暐仿拟古文之后。题写鲁斋先生手书之后。题写襄阳重刻《堕泪碑》之后。恭敬跋写御赐真草《千文》碑本。跋延祐二年廷对拟进贴黄之后。题写葛氏子还俗的事情。题写《杨氏肯获堂记》之后。题写罗学升文稿之后。题写晦庵先生行状之后。题写孔子及颜子以下七十二贤人的画像。题写泉州士子赠给崔宗礼的诗之后。题写兼善尚书亲自书写自己所作诗歌之后。题写泰定年间廷试策题稿之后。题写白太常三岁时所书写的字卷。题写葛赓宋淳熙三年封承务郎后退休的诰书。题写东坡制策稿。题写《高昌偰氏三节堂记》之后。题写《胡古愚隐趣园记》。题写黄太史《休亭赋》之后。题写诸公赠给真定录事司监野先明道的诗之后。题写主簿康里君赠行诗之后。题写丘母周夫人的贞节诗之后。跋丘侯送行序之后。恭敬书写《圣德颂》之后。跋欧阳公与刘原父的手书。欧阳文忠公生于宋朝盛世，禀受中和纯粹之气，写成文章，雍容温厚，光彩焕然，成为一代文章的典范。即使片言只字，也都有深刻含义。如今读到寄给公是刘公的手书，不禁感慨万端。自古君子和小人不能共同谋事，乱世中未尝没有君子，治世中也未尝没有小人，关键只在于居上位的人如何任用或舍弃他们。当至和年间，陈执中任宰相，而上天屡屡降下灾异，两制诸公多请求外放为郡守。公是上疏陈述这件事，大意说：“正直之臣常常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邪曲之臣常常容易进用，却难以退处。吕溱、蔡襄、欧阳修、贾黯、韩绛都论事正直质朴，不向执政者阿谀，对当世有益。不应答应让他们外补，使四方有机会窥见朝廷，从而开启奸邪侥幸之人的心思。”仁宗也醒悟过来，挽留欧阳公等人，不让他们外出任职。手书中所说“真性难以改变，加上权幸之人侧目，交相攻击多年，请求外放也不能得到允许”，就是指这件事。又说：“子华失去了弟弟，直孺获准出任郡守，渐渐有了快意。不平山还希望增加修缉。”大概子华就是韩绛；直孺就是贾黯。公是出任扬州知州，他们都不能继续留在朝廷了。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是天下太平的景象。庆历初年，韩、范、富诸公主持国政，知道天下没有大事，士大夫因长久安定而懈怠，便慨然想整顿各种制度，共同修明太平之治。天下为之震动，知道君主和宰相正在求治。然而权贵宠幸的小人感到不便，便从各方面阻挠。后来三四位大臣相继被罢免离去，天下的事情最终再也没有得到施行。唉，以仁宗的忠厚、明察和宽恕，在位日久，熟知臣下的真伪，又有韩、范诸公作为辅相，可以说是明君贤臣相逢；可是群邪却破坏了这一局面，世道终究不能达到极治，难道不是天意吗？这卷手书由御史敬公克庄收藏。敬公的父亲先相国文忠公，确实是先朝名臣，晚年多次被召而不起，这也属于难进而易退的人，所以我表彰前代正直人物的事迹，用来劝勉后人。题写诸公给智参议先生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