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雅堂集卷四

译赵汸 自从帝王巡行各地、巡视四方的礼制废弛以后，后世君主尊居九重深宫，担心忧虑百姓的这一念头无法自行传达，下层的情况或许不能上达，于是才开始派遣使者分赴天下，把询问百姓疾苦、明察官吏黜陟作为职责。这正所谓在长久的昏暗中揭示日月之光，在重重聋聩之中发出雷霆般的声响，实在是太平时代宏大的典章，也是圣哲宏远的规制。至于委任隆重、告诫严谨，并且出于圣明的决断，便没有比皇上至正五年的明诏更盛大的了。因此使者还没有走出国都，四方万里直到海边的百姓，无论贫寒饥饿、困顿冤屈，还是鳏寡孤独，都翘首盼望着获得恩惠。那时江东、江西、闽地、浙地之间的官吏发动百姓修治道路，张设盛大显赫的仪仗，好像在迎候神明。使者所到之处，拿着诉状拦在马前、呼号哭诉的人有一千多人，他们全都漠然不加过问，不过到官署宣示一番恩德诏令便离去，不知圣天子把这样的事情交付给他们，为什么竟冷漠到这种地步。还听说其他地方有揪住长吏、揭发弹劾司法官员的，人人无不称快。然而民生多艰，弊端的根源不止一处；如果在咨询、谋划、筹度方面有所不到，那么兴办废弛、振兴坠失的办法，以及洗雪冤屈、施惠万物的实际成效，究竟会怎样呢？至正八年冬天，我来到钱塘，从省府属官葛元哲那里得以看到参政赵郡苏公奉使京畿后回朝所报告的公务纲目：首先询问百姓疾苦二百八十九件，其次兴办废弛、革除弊病五十七件，禁止革除科派扰民四十九件，均平差役二十三件，平反冤狱十六件，昭雪改正二十二件，追查赃污七十六件，责罚稽误违令七十一件，断绝革除凶恶冤案三十六件，体察纠劾五件，审理罪囚九十七件，陈述时政二十一件，勉励学校三件，劝勉督促农桑四件，最后荐举官吏十四人。他所巡视的神州赤县共三十处，罢免斥退官吏四百八十六人。考察这些事情的先后，可以知道他办理廉访事务很有条理；考察其详略，可以看出处理缓急很合宜。总的说来，他对官吏的好恶、事情的轻重，全都依据民情，自己不掺杂私意；不但没有故意制造事端来寻求罪名，也从未废弃职务来博取恩惠。又听说佥宪杨公白天亲自诘问，夜里查核案牍，竭尽才智和心力，所得结果全都在这里。当时百姓感激喜悦，称他为包待制；优伶击鼓歌舞，把他同韩魏公相比。由此可见，圣天子深厚的仁德恩泽，已经在京畿之内广泛宣扬并充分施行了。苏公用心如此，却也和那些不合圣旨的人一样被罢职归家，不知朝廷的议论认为奉使应当采取什么体制；其中或许另有深意，不是我这个草野之人所能知道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像医生调治疾病，必定先审察人的元气盛衰、所受病邪的新旧，然后施行治标或治本的方法，所以疾病去除而身体安康。那些庸医用温和平缓的药物治疗沉痼之疾，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如果不明白缓急先后，便贸然采用疏导、涌泄的方法，也不是病人的福气。何况京畿承接皇帝车驾，是各道之首；假如那里还有应当加以抚慰治理的事情，苏公难道能够置之不理吗？不久，御史台交相议论说赏罚不当，皇上又把苏公从家中起用，不到一个月便三次晋升他的职务。这样看来，苏公的行事虽然一时没有被察知，却未尝不能显明于天下后世。我私下想到，皇上体恤百姓十分深切，甚至亲自派遣大使，而大使耳目所及的事实和公论还要等很久以后才明白，那么四海之内不能普遍受到皇上的德泽，难道没有应当承担这个过失的人吗？我因此又深有感触，于是把这些话写在《至正奉使本末》卷末。《东山存稿》卷五。○写在苏参政所收藏的虞先生手帖之后

译赵汸 邵奄先生的文章和学问在当时首屈一指，而书法造诣近代无人能及。如今大参赵郡苏公因为是国子监旧日同游，又与先生同朝相处日久，得到先生的手迹很多。近来我来到江浙，而先生已经去世，于是苏公拿出前后十七幅手迹，把清河元公以及先生写给他的先父的两封信放在卷首，编集起来收藏。至正九年又十月，我到临安苏公的私第拜访他，苏公拿出来给我看，因此得以连续多日仔细观览。我私下想起往年侍奉先生时，在闲谈中每每谈到当世人才，先生一定说：‘我的伯修。’我起身请问道：‘苏公如今被朝廷任用，在天下有很大的名声。他所记录的当代名公的言行和文章，山林中的后进能够得以窥见本朝文献盛况的，全靠这两部书罢了。至于苏公学问品行的详细情况，或许不能完全了解。’于是先生为我讲述苏公所以胜过常人的地方，便回头让侍史从架上取来一卷文字，说：‘这是伯修所作的，他镇守湖南时记录下来寄给我的。’我展开卷子快速阅读，先生倚着几案听着。读到论述帝王统绪正统之处，先生叫我停下，说：‘论说前代这些事情，先儒已经有现成的言论。至于世道变化不一、异说蜂起，如果不是具有高明见识、把使万世公正作为心愿的人，怎么能像这样明断呢！’ 从此以后，我每读完一篇，先生一定替我进一步申说其中的旨意，告诉在座的人，并且说：‘伯修的文章简洁严肃，正如他的为人。我曾经想为他的著述作序，说明其写作意旨，只是年老多病，没有闲暇；现在应当把这件事完成。’不久，他的儿子敬祖跟随参政干公的征辟，担任江西省宣使，将要接受职事赶赴京师，回来寻求旧日交契的书信，请先生写来以便等待。先生说：‘自从我归隐田野以来，不曾用一尺书信同朝廷中的旧友往来，只有苏伯修、王君实二人没有间隔罢了。’随即口述写成两封信，交给我，让我办理此事，信的首尾和外封姓名都亲自署写。不久，先生竟因病不起，未能作序。敬祖后来遭逢父母丧事，所以那些书信也没有送到。然而先生卧病时，曾对几个儿子说：‘我闲居已经很久了，知心的朋友活着的没有几个，你们将来想在我的墓穴中刻石，求苏参政作铭文就可以了。’ 如今看先生写给参政公父子的几封手帖，辞意都诚恳周详，情谊和煦深厚，可见他同苏公一家世代交契竟深厚到这种程度。赵子长的那封信，是先生归田后的第一封书信，其中只托信问候君实、众仲二人；所谓‘没有间隔’，在这里可以得到证明。众仲曾经跟随先生交游，也受到先生亲近厚待，所以信中提到他。大概即使是家人子弟之间的事情，先生也从未托付给别人罢了。卷中有一句说：‘阁下努力学习、修养品行，并推行到实际应用中。’又有一句说：‘阁下是众人品格和学问所归向的人。’这些话同先生称赞苏公贤能时对我所说的话，辞意旨趣很不相同。大概先生非常了解苏公，对他的期望也很高，并不是因为一时交游的亲好，所以他平日同学者谈论的，也就是他曾经告诉苏公的内容。把铭文托付给墓道中的贞石，难道是偶然的吗？先生喜爱魏、晋书法，像卷首那几封在朝时所写的手帖，虽然是在处理事务时随手书写，纸张墨色各不相同，但其中指法腕力的精妙之处，即使米元章、黄长睿在场，也没有插话的余地。眼睛昏花以后，字迹多有欹斜重叠，然而笔意仍约略可以看见。代为书写的多是门生侍史，依照口授记录，所以有时出现错字。所谓‘副端门人南游应遣候之’一句，其中的‘应’应当作‘因’。追念往昔，为此感慨。于是我把所听到的先生的话，以及手书中能够相互发明的内容记录下来，系在卷末。《东山存稿》卷五。○《经筵唱和诗序》陈旅 古人说过：天下最重要的职责，只有宰相和经筵讲官。周成王能够成就自己的德业，是因为有周公来辅导他。这难道是过分拔高的议论吗？我世祖皇帝的道德参合天地造化，光明同于日月，本来似乎不需要儒者的帮助了。然而，他在处理万机之余，仍命许文正公和诸位儒者讲说尧、舜、孔子的道理，以成就中统、至元年间的盛治。世皇这样的圣明之主尚且不能没有这种帮助，那么世上的君主难道能够不依赖辅导的功效吗？文皇帝因为明宗有想读书的意向，开设奎章阁，延请学士大夫，陈述皇祖的宝训以及各种格言，使光明德业不断发扬，以此作为天下人的师表。然而文皇帝在位不长，志愿没有完全实现。今上皇帝因明考元子承继大统，有志于继续祖宗的事业，登极之初，便命两位丞相和贤臣硕彦中在朝廷任职的人，把圣明的谋略、美善的言论以及各种经籍中能够扩充聪明、增崇德业的内容，每月三次进讲。皇上听讲专注而不知疲倦，时时流露出警醒自勉的神色，于是更加优厚礼遇讲官；既赐给酒食，又因为讲官年高，难以步行往返，命他们都可以乘船经过太液池，穿过西苑回去。听到的人都认为天子如此重视讲官，天下难道不会重新达到中统、至元时期的盛治吗？如今监察御史镇阳苏君伯修当时任授经郎兼经筵译文官，论定这些讲说，使译者能够用本国的语言完全理解其中的旨意。休沐日又作诗铺陈描写这件盛事，约请同馆之士和京师中能作诗的人唱和，汇编成一卷，不嫌弃我陈旅，请我为它作序。唉，儒者的心也是苦的！他们在书册之间耗尽精神，无不希望把自己的主张献给君主，使四海之人都受到仁义的恩泽。无奈自孔子、孟子以来，儒者在世上每每不得志，孤独失意。程正叔凭借名臣推荐，在元祐朝得到任用，似乎可以施行自己的学说了；然而他任崇政殿说书时，恳切陈述忠诚，即使最终没有施展抱负而离去，何况其他人呢？既然儒者能够把自己所蕴含的学问进献给君主，实在是千百年难得的奇遇，又怎么能不欢欣鼓舞、把这种心情表现为吟咏歌唱呢？这就是伯修与诸贤作这些诗的原因。后世君子想要了解元统年间的治理，大概可以从这里看到吧。《安雅堂集》卷四。○《送苏伯修治书西台诗序》

译陈旅 至元又六年冬十月，吏部尚书苏公伯修接受任命，出任西行台治书侍御史。乡绅先生以及诸位能作诗的人，共同寄托于物象、拟定题目，分别作诗，用来在饯行之日寄托比兴之意，并请我把序文写在诗卷前面。古代有人奉王命前往四方，朝廷中的公卿大夫士便作诗为他送行，用来传达深厚的心意，歌咏赞美他的美德，并以此讽谏勉励他。尹吉甫送申伯的诗说：‘申伯的德行，柔和仁惠而且正直。’送仲山甫时则说：‘仲山甫的德行，柔和美善而且合乎法则。’又说：‘柔和也不吞咽欺弱，刚强也不吐弃拒绝。’多么善于称说君子啊！大概君子的道将要安置在最为中正之处，哪里会有偏于柔或偏于刚的呢？从前伯修长期处在文儒之馆，人们只看见他默默无闻，专心沉潜于典籍，好像没有别的才能。有一天他接受任命为监察御史，从温厚之中显露出精明，所到之处平反积年冤案、厘正各种政务；虽然风采操守凝重深远，却从未有不近人情的姿态。他历任内外职务，施展才华、处理事务，凡是能干的官吏认为困难的事情，他都从容地治理辨析。虽然才华超出常人，却从未有求胜于人的心。大概他的天性资质美好，又善于学习以成就德行，不刚不柔，这大概就是尹吉甫所说的吧。世上的儒者大多因为谦逊怯弱、不理政事而受到世人诟病；有些人以才干著称，却往往务求狡猾机巧、不诚实可靠，因而被君子弃绝。这两种人都是资质有所偏失而又不善于学习的人。国家设置两行台，西台独自统辖四省之地；治书侍御史这一职务，就是前代所说的协理律令。律令是官府所遵守的规范，而百姓的安危祸福都系于此。把这样的职务交给资质偏颇的人，怎么可以呢？伯修可以说是很适合这一职务的人。天地之间的万物，高下、大小、强弱、动静各不相同，实际上本来就不可能没有偏向。因此，拿一件事物来作比喻，不如汇集群类来相互参照；独自擅长唱和而应和者少，不如高雅的乐曲一同演奏。这就是分题作诗能够充分表现万物形态的精妙之处，而鸢飞鱼跃的情趣也有说不尽的地方。伯修将要从诸位贤者所吟咏的物象中，进一步验证道体的显现；从诗人言外之意中，进一步体会性情的微妙。协调律令，或许也正在于此吧。虽然如此，我们同道之所以寄望于伯修的，并不只在这次出行。《安雅堂集》卷五。○《春风亭记》陈旅 礼部侍郎赵郡苏公伯修在真定城北安丰里有一处别墅，他治理那块地方修成园林，种了几十株桃树、杏树，并在其中筑了一座亭子。他游历倦了回来，便同乡里的贤者在这里悠然徘徊，观赏春日景物来舒展精神情怀。往年奎章学士蜀郡虞公曾为它命名为‘春风亭’，并且亲笔大书。今年我陈旅在京师会见伯修，他又让陈旅为此亭作记。我曾听说，古代君子知道人的身心同天地相通，而万物的道理都具备于我身，所以常常希望用自身作枢纽，贯通天地的和气。即使有时受到势力所不能达到之处的限制，但他面色和润、胸襟充盈，也足以使人心生感动、向往仰慕，从而兴起向善吉祥的心。因此，他居住在一个人的乡里，那乡里就五谷大丰收；治理一个国家，那国家就大治。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仁人和有志之士所以学习修养达到这种境界的原因。从前孔子让弟子谈各自的志向，鲁国的曾皙回答说：暮春时节，穿着春服，到沂水边洗浴，在舞雩台下吹风。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点。’程子认为，他的话有尧、舜的气象。我曾因程子的这句话而思考，改变时局、使天下和谐，与安抚百姓、使万物和顺，本来是同一个机理；以诚实笃信立身，便能通达顺理；穷究神妙之理而知晓变化，鼓动万物运行，而万物自己并不知道为何会这样。近世伊、洛一带的几位君子，难道也有志于达到这种境界吗？邵子的学问没有机会施行于世，但每逢美好时节出游，士大夫都欣然听到他的车声，即使儿童和仆役也没有不因他的到来而高兴的。假使他的学问能够施用于世，又会怎样呢？程伯子所到之处百姓便受到感化，离去以后人们还思念他。他以忠诚使君主信任自己，始终不受怀疑；极力陈说新法的不便，即使与之争论的人也不宽恕。朱公掞用‘春风’来形容他，可以说很善于说明德行了。正当宋朝强盛之时，二位先生身处天下各地，往来交游，寄托于风云草木，吟咏自己所适意的情怀，那是多么和煦、如同沂水春风一般的兴致啊！唉，二位先生都是学习尧、舜、孔子的道理才达到这样的。世上的学者没有不说学习尧、舜、孔子，但又有谁曾达到这种境界呢？达不到这种境界，不过只得到尧、舜、孔子学说的粗浅部分罢了。伯修清明而温厚，又善于学习以成就德行，同他相处的人，察觉不到和气仁德的熏染。如今他任春官小宗伯，正替天子治理礼乐，使阴阳之气协调、神人与人和谐；又将进入政府辅佐伟大的教化，使仁德之风吹遍四方。此后再回到故乡，同乡里的老人和儿童在这座亭中宴饮休息，一同歌咏尧、舜的治理，不也是盛大的事情吗？《安雅堂集》卷八。○《舒啸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