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溪文稿卷第四

译官署中设立题名碑，是为了使官员重视职守、谨慎对待升迁次序，推考姓名以考察政绩优劣，也用来勉励后来的人。进士刚从乡里贡举上来，还没有施展才干，却也把姓名刻在石上，大概是为了观察文运的升降，考察人才的高下；这样，朝廷选得贤能、施行治理的盛况也就更加有了凭证。古代拥有国家的人储备人才，是为了让后世任用，并不是事情发生后才设法，因此能够汇聚天下人才，共同成就天下事务；否则，天下不能得到治理的情况就会很多。我国家统一天下之初，任用宋、金遗留下来的人才，已经不乏可用之人。天下太平日久，老成旧臣逐渐凋零，于是开设科举，网罗贤能，增益治理功业，这样替后世考虑，不是很深远吗？从前皇庆年间，开始确定乡试地点，共有两都、十一行省、河山以东的两个宣慰司，以及真定、东平，总共十七处。贡士制度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按照郡县距离远近、户籍多寡，国士、诸国士、汉士、南士各七十五人，共三百人。再从中选取文学最优秀的，录取一百人。在真定参加考试的，有河间、保定、顺德、广平、大名、彰德、卫辉、怀庆九路，取合格者二十一人，其中国士、诸国士各五人，汉士十一人。起初有的郡一个人也不推荐，如今应试者将近六百人，这已经值得称道了。那么诸位君子为什么不也深思国家设立科举的根本呢？并不只是求取文辞工巧，而是希望得到人才来治理国家。所以询问他所居的乡里，是想了解他孝悌信义的品行；询问他所研究的经书，是想考察他关于道德性命的学问；用应用文章来考试，是要看他的才思敏捷；用当时的政务来策问他，是要考察他治理世事的长处。将来站在朝廷任职，或在郡县做官，大则谋划王道、裁断国政，小则治理百姓、审决狱讼；这样，哪里还担心人才不足、天下不能治理呢？但我私下听说，主持政务的人所崇尚的，是拾取科举剩余的枝末，穿凿经传来迎合世俗好尚，攻击邪说来讨好主考官，这难道是国家选取贤能、收罗人才、准备治理工具的本意吗？况且过去写文章的人，文章发端于气质，建立于志向，成就于学问；读文章的人难道不可以由此知道作者的内在品格吗？宋嘉祐年间，欧阳文忠公主持贡举，所选取的士人中，文章像苏轼、曾巩那样，道德像程颢、程颐、张载那样的人，都在这次科举中被选出了一人（“一”字原作“二”，据李氏钞本、适园本、徐刻本改）。当时流行诡异的文辞，他极力裁抑。然而士人不应迎合时俗好尚，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如今燕南诸郡处在中原地区，都是古代圣贤教化所经过的地方，也是礼乐政教产生的地方，是贤才由此产生、四方以此为榜样的地方。在汉、唐、宋、金时代，文武将相的储备人才以及经术、词章方面的精英，都从这里选取。何况如今国家治理教化涵养已久，山川清明的积蕴深厚，学校教育又兴盛，贤能人才的兴起，难道是近代可以相比的吗？所以自延祐以来，燕南由乡里荐举、在朝廷对策后赐进士及第的有三人，在省试中被选为第一名的有三人，也可以说很盛大了。即使如此，不待外在激励便能奋发的人，是豪杰；其余人也不能没有所勉励。这就是设立题名碑的原因。真定郡教授郭鹏抟，学正、学录赵应辰、李时中，考查历次乡贡士人的姓名，刻在石上，嘱托我作文记述。我曾偶然恭读科举初诏，其中说：“经学明白、品行修养，或许可以得到真正儒者来任用；风俗转移、习气改变，便更加接近至治的盛盛。”士人如果达不到真儒的境界，治理如果不以学术为根本，那么先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的实际成效，怎么能够遍及天下呢？唉，士人怀才抱艺，出来接受有关官府的选拔，应当穷究经书、修养自身，把所学施用于政事，不要专门从事空洞言论，这样或许不辜负朝廷求取人才、谋求治理的美好本意，也不辜负郡学官表名立石的用意吧。罗山县三皇庙记

译罗山三皇庙年代久远，快要倒塌了，县尹田侯亲自拆除并重新修建。栋宇完整美观，丹青光彩夺目。神像设置庄严，祭祀礼仪非常整肃，医生见了知道敬仰，百姓也因此得到安康。现已在庙庭前磨治石碑，将要刻文以示永久。至正壬午年冬天，我任职鄂省，取道经过县中，听见百姓歌颂田侯的美德。第二年春天，我改任西台，又经过该县。田侯已经调任离去，检校官马君根据百姓的意愿，请我为庙碑作文。江、淮之间有十多个郡县，罗山独自处在交通要道上，迎送往来非常繁重。田侯以风纪官的资历起家，升任兵曹属官，又从集贤院选任为本县县令。他以廉洁约束自己，以慈爱安抚百姓，以严肃驾驭吏员，以勤勉处理政事。因此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到修复兴办，县政一天天治理得更好。修新三皇祠宇以后，又整修孔子庙堂，兴办学校使秀异百姓入学，驿舍道路也都加以修缮。田侯都捐出俸禄带头，从未向百姓索取。这一年应下雨时却失期，飞蝗将要到来，田侯斋戒沐浴祈祷，雨随即下得充足，蝗虫也没有进入县境。州府下令县里核实荒田，以增加赋税，田侯认为这不是朝廷的命令，不敢扰民。江西茶司在大胜关下设置机构，每年征收课税一千多贯，吏员借机骚扰乡邑。田侯请求把课税平均分摊给百姓，并除掉奸吏。囚犯按罪应当受杖刑，仇家却贿赂狱卒，诬说他有病，想借机害死他。田侯亲自察看，囚犯得以不死。唉，田侯侍奉神明、治理百姓，可以说都十分完备了，把这些事刻在金石上当然合宜。我曾听说，古代治理国家的人，正当天下的灾患将要解除时，不能再用烦琐苛刻、严厉急迫的办法来驾驭百姓，必须宽大简易，使百姓得以休息。等天下已经安定，就要建立长久安宁的事业，成长治久安的制度，端正纲纪、修明法度，兴起礼乐、施行教化。承平日久，人情便安逸放纵，法制也逐渐松弛，难道只是一个州一个县才会如此吗？如果不是刚强明断的人才，就不足以振作改变这种风俗、革新政务。所以天子任用宰相，宰相任用百官，选择公卿治理朝廷内部，选择太守县令治理地方，使内外相互维系，或许功业就能成就。如今天下清平安宁，朝廷屡次下达仁德诏令，访求百姓疾苦，太守县令的选任尤其重要。然而有时千里相连的地方没有一个贤能太守，百里范围之内也没有一个贤能县令，难道人才不如古代吗？还是奖赏鼓励的方法没有做到位呢？看田君治理政事如此，世上又何尝没有人才呢？不过，天下事务有的人慎重于开端，却懈怠于结尾；谨慎对待细微处，却忽视显著处。田侯的官位一天天升高，名声一天天显著，希望他仍然思考恭敬谨慎地履行职责，与古代贤吏并称于世，不也是应当的吗？（“怠”字原作“息”，据李氏钞本、适园本、徐刻本改。） 志学斋记 古人说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大概只是周室衰微、战国时期一时流行的习俗，并不是人的本性。中原风气高尚厚重，朝廷政治深沉淳厚，人生长在其中，受到鼓舞和变化，难道没有根源吗？从前国初丞相史忠武王治理真定，教化施行，风俗美善，气候调和，年成丰收，四方的遗老都前往依附。像滹南王公、遗山元公、敬斋李公、颐斋张公、西庵杨公、条山张公，他们学问文章丰富，言论风采庄严，难道只是对当时政事有所补益吗？士大夫和儒者都仰仗他们的声望、光彩和榜样来成就德行。当时担任郡学官的，有侍其先生乘、吴先生盖臣、砚先生伯固、张先生世昌；在家中教授门徒的，有安氏祖孙、马氏父子；在朝廷任职的，如翰林学士李公、参知政事王公、宣慰使周公、御史中丞于公，也都是这样的人。这就是百年以来公侯大夫所表率、父兄师友所教养，士人相继成才的盛况啊！如果不是仪范行为端正，就不足以兴起教化；如果不是见闻丰富，就不足以触动心灵。所以居家能够爱亲敬长，行走乡里能够尊老慈幼，他们流传下来的美好风气和善政，教益后人，久而不衰。我十岁时，跟随父母进入京城。近来回来时，旧家遗留下来的风俗已经衰落得所剩无几。李生子充欣然来访，我喜爱他举止雍容，文艺清雅。他偶然以“志学”命名书斋，请我作文记述。子充的祖籍世代是晋人，他喜爱这里的风土，便来此定居，所以我把乡郡深厚美好的文化传统告诉他。然而士人立志求学，也只是从读书开始罢了。《易》《诗》《书》《春秋》《礼记》《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这些书，都是圣贤的言论；其中所记载的，都是圣贤的道理。子充如果能够沉潜用心来探求其中的义理，敦厚笃实地实践其中的真实内容，不被异端邪说迷惑，不安于平庸浅近的习惯，那么他内心所存、学问所达到的境界，将会一天天接近圣贤的领域，难道只会成为一乡人所仰慕的对象吗？孔子说：“品德没有修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却不能迁移而实行，遇到不善却不能改正，这些是我忧虑的。”如今我的年岁一天天增长，学问却一天天退步，听说先生长者的品行，凛然觉得自己不能企及；想起乡里的旧日风范，遥远得也来不及见到了。这样看来，值得忧虑的事情，不是更加严重吗？所以希望和子充共同勉励。新城县庙学记

译新城孔子庙，是国初李侯天佑任县尹时修建的。当时河朔刚刚脱离战乱，李侯砍除荆棘，建立官舍。过了很久，田野都得到开垦，于是修建儒学宫，使县人知道向往学习。前至元年间，县尹刘恭增修两庑。大德初年，监县帖里海涯绘制十哲和七十二贤的画像。泰定四年，监县忽鲁哈剌修建讲堂、神门以及东西斋室。如今至元五年，监县那海、县尹刘定安认为讲堂的土台阶不相称，便用砖石更换；又修复西斋供师生居住，调整兖、郕、沂、邹四公配享的位置。又因礼殿丹青剥落、两庑倾斜，于是全部翻新。此时文学掾耿世荣来请求说：“国家治理太平一百年，本县庙学才算完备，将要刻石把这件事告诉后来的人，使他们继续修葺。”他又说：“世俗之难以教导，实在太严重了。如今求学的人仅仅能够执笔识字，家里的父兄已经命令他们学习做吏员。希望您写篇记文来教导他们。” 天爵说：难道只有新城如此吗？这正是天下共同的弊病。国家在郡县建立学校，延请儒士作为教师，免除徭役使他们的家庭得到优待，原本是要传播教化以改变百姓，培育人才来辅助世道。历代圣君临朝，多次下诏，没有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做太守县令的人，奉行这项政令难道可以不到位吗？从前蜀郡太守文翁认为蜀地偏僻鄙陋，便选取郡县中聪敏的小吏到京师学习。学成回来后，文翁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又在成都市中兴建学校，招收下县子弟作为学校学生，并为他们免除更役、徭役。每次出巡各县，都让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诸生跟随。县民以此为荣，争着想成为学校学生。于是蜀地得到大大教化，几乎可以与齐、鲁相比。新城是燕国督亢之地，土地肥沃，风俗美好，向北离京师不到二百里，并不像蜀地那样偏僻鄙陋。县中又有许多名卿硕辅，金代时有宣政殿学士高汉回、中书令时立爱。旧家的遗风仍有保存。圣朝以来，则有丞相东平王、御史大夫高昌王在这里受赐田地、封赐户数；已故治书侍御史崔公思义、燕南廉访使赵公晸也都在此定居。一年四时车马冠盖往来不断，求学的人也足以从中受到榜样和感化。作为父兄、师长和表率的人，难道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来激励他们吗？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根本在于学习。《诗》《书》礼乐的教育，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刀笔文书、箱箧事务的习惯，只是应付一时急务。求学的人如果确实能够舍弃眼前的、小的东西，而谋求长远的、大的事业，那么博闻之士充满朝廷，孝悌之风行于乡邑，或许就能符合历代圣君兴办学校、培育士人的本意了。天爵年轻时曾在成均游学，后来入仕，忝列公卿之后，所以知道祖宗崇尚文教、尊重教化的盛意，敢把这些话告诉本县百姓。这次工程，县尉张节、史镛，典史杨中，都从旁协助，终于帮助工程完成。耿世荣学问品行淳厚谨慎，教授学生的方法很多，将来一定能看到县人有所奋发。至正六年庚辰三月甲子谨慎记载。新城县学田记 新城是燕国督亢之地。古人说这里土地肥沃，用西山紫泉等水灌溉，所以各种植物都丰茂生长。县境方圆百里，向北离京师仅二百里，士卒屯戍分布在四周，公卿分封的土地交错在前后；官府、百姓、公私田地，以及朝廷颁赐给释、老教门徒作为永业的土地，还没有计算在内。一个县中，土地这样肥美，居住的人这样多，要想没有侵占争夺的祸患，确实很难。县中有学田一百八十亩，分散在四乡田野，每年收入租粟五十多石、稿秆一千多束。教官张节担心被豪强侵夺，也担心疆界不明，便砍石立碑记载，请天爵为此作文。唉，井田和学校，是王政的根本。后世划分田界的制度已经败坏，但要彰明伦理、培育人才，还要依赖学校存在。然而教育培养的方法在于教师表率严正，敦促劝勉的责任在于承宣政教的官员。圣贤的祭祀供享、弟子的膳食，都是由学田出产供给，难道可以不整顿它的疆界吗？世上的学田往往湮没，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现在的学官没有刑罚可以施加，人们不知道害怕；又没有图籍可以查考，吏员就容易从中作弊。所以一定要大书深刻，才能昭彰地表示给后世。即便如此，治理百姓的人负责专理政务，作为教师的人负责掌管教育。如果治理教化融洽、礼让兴起，风俗淳厚、百姓受到教化，难道只是耕田的人在田野里互相谦让而已吗？那就是政教有成，或许接近古代盛治了。文水王氏增修茔兆记

译正议大夫、晋宁路总管王侯国器承蒙恩命，褒赠他的父祖，请翰林学士承旨欧阳公在碑上铭刻他们隐藏的德行和遗留下来的善行，又刻宗族世系于石碑，并分别题写石表，标明他们的墓地，还在墓前设置陈祭石。于是对天爵说：“先世的墓地，翁仲石像等墓仪已经齐备，封土、栽树、祭田、守墓人所居的房屋也都按次序完成了。请你把这些事写在碑阴，使后人守护，或许可以长久不废。” 按：王氏祖先的墓地在太原文水县云周里，向东距汾河仅数里。近年河道淤塞，夏秋交替之时，河水泛滥到墓地。王侯筑土堤四周，高十五尺，宽八尺，水患于是平息。又栽种松、柏、榆、柳共八百株，繁茂畅盛。墓地旧有面积只有三亩，王氏族人众多而兴盛，墓葬无法容纳。王侯购买土地五十亩，其中二十亩作为墓地，其余作为祭田。又用三亩作住宅，建造四间房屋，让守墓人居住。凿井直到泉水，用来供给灌溉。大概他对先祖墓地的谨慎，周密深远，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吧！天爵从前读《周官》，其中说大宰用九种关系联系邦国的百姓，第五种是宗族，通过宗族来聚合百姓。解释的人说，一百户没有首长就会混乱，一个宗族没有宗长就会疏散。古人依靠宗族确立宗长，尊敬宗长来尊崇祖先；吉凶之事可以彼此相及，有无之间可以互相通融。尊卑有分别而不混乱，亲疏有区别而不相混。族人共同修筑坟墓来安葬祖先，合祭于宗庙来奉享祖先。后世宗庙制度虽然消亡了，但宗族合葬的礼制还存在，有志于古道的士人，还可以从中考察古礼。所以既然设置守墓人的官职，在墓地祭祀时便有尸来代神受祭；这是圣人根据人情所不忍之心制定礼制，以扩大孝思的诚意，也不能废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章、九两〕 既然如此，坟墓封土、栽树的高大壮盛，又怎么可以不恭敬对待呢？近世士大夫之家，爵位官秩用来荣耀自身，俸禄赏赐用来养活妻子儿女。有的人遇到父母丧事，年久仍不下葬；有的人在远方做官，子孙竟不知道祖先的墓地。听到王侯这样的风范，难道不应当感到十分惭愧吗？河东的风俗，根本在于俭朴吝惜。王侯从考取小吏起家，做到俸禄良好的二千石官员，以廉洁约束自己，以节俭修养自身，俸禄稍有收入，便按时奉事先祖、修整墓地宅兆，以尽孝敬。前代儒者说：谨慎保存家谱，内心不忘祖先墓地，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王侯大概已经做到孝了吧。王侯说：“国器年少时，曾跟随伯父在墓下拜祭。有术士说，这块地方将来应当出做官的人。如今我承受祖先的教诲，官至三品。我哪里有这样的能力呢？都是先世留下的恩泽。”他又曾告诫族人说：“近来见世上的人，有的因为贫困，砍伐坟丘上的树木，卖掉作为柴薪。我的子孙如果有这样的人，族中长辈应当严厉责备他，以儆戒众人，希望那个人感到羞愧、自己悔改，重新生起敬意和孝心。何况国家制度明文设有严厉禁令，人怎么可以背负不孝的名声，触犯这样的刑法，来辱没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呢！”这就是王侯对后人的期望达到极致了。（“牒”字原作“谍”，据李氏钞本、适园本、徐刻本改。） 从前侯君任秋官时，先父恰好主持幕府；后来他拜任御史，又和天爵在同一天奉命任职。因此侯君同我家交往最为久远，所以借着他的请求，便替他写了这篇记，以表彰他的孝行，希望后来的人还能继承修葺，使它不要毁坏。至正五年秋九月初一日，通奉大夫、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使苏某记。《金进士盖公墓记》

译故金进士盖公的墓，在真定路真定县新市乡新城镇北面的原野上，墓前刻有石翁仲四尊。考察《登科记》：大定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集英殿放榜，录取进士七十六人；第一甲三人，第二甲七人，第三甲六十七人。第一甲第一名是辽阳张甫，第三甲第四名就是盖公。盖公名侁，字子威，不知道他历任过什么官职，如今乡里人只称他为县令。难道是因为他治理百姓有声誉，所以流传到后世吗？新城原本是汉代卢奴县南面的天平城，因为它隔着滋水、泒水两条河，所以设置县治、建立市场进行交易，因而名为新市，起初隶属中山。晋氏南迁以后，这里便废弃了。唐初和五代时，曾经一度恢复设置，后来又废弃。到了宋代，才改名为新城。盖氏不知道是因什么迁徙到这里的，战乱以后子孙流落在别的地方，墓地全都荒废无人修治。我的先世坟墓在新城南面一里处。至正八年，天爵奉诏为先参政郡公树立碑石，于是率领乡里的父老赵某、庞某、刘某、张某，也为盖公修治他的墓，并且建立石碑来表彰他。自从三代乡举里选的制度废弃以后，隋、唐都设置科目，以词赋选取士人，著名卿相和辅弼大臣往往由这条道路出身。金朝的制度，大体上多沿袭辽朝旧制。能够得到多少人才，政治治理是兴盛还是衰败，都取决于法制和教养，而法制、教养又有疏密、大小的不同。这一年考士的题目是：以天地无私地覆盖承载万物为赋题，以开仓赈济贫困饥饿者为诗题，以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为论题。中选的士人如武简、赵沨、周昂、赵文昌、武都、萧贡、孟奎、孙椿年、杨庭秀、路元等，都很有名；盖公、周昂、孙椿年又都是真定人。周昂尤其知名，曾任监察御史、户部郎官。他的父亲伯禄，是大定五年的进士，最后任刑部郎官而死，墓在真定县南面的仰陵原，事情详见中都转运使王寂所撰的墓铭，可以考察。然而，在朝廷任职的人姓名显赫清楚，居于郡县的人，事迹往往没有流传可考的。当大定年间，中原富足安康，年成丰收，百姓甚至把他们的君主称为小尧舜，那么当时治理的成效就可以看到了。他们担任守令，难道会是靠侥幸苟且取巧的人所能做到的吗？看世宗初年，守令中循良能干的就提升，贪污的就诛罚，考察试验详细周密，赏罚严明；他所达到的盛治以及对百姓感化之深，难道是偶然的吗！盖公去世至今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乡里人仍然称他为县令，那么他当时确实很有才能，就可以知道了。又考察《泰和令》：各种葬礼仪制，一品官用石人四件，石虎、石羊、石柱各两件；二品、三品官减少石人两件，四品、五品官又减少石柱两件。如今根据盖公墓前的石仪来考察，那么他晚年升任的官职就不只是县令而已。唉，自秦、汉以来，中原战乱接连不断，即使是圣贤的陵寝、将相王公的坟墓，被湮没而无人修治的也很多，怎能不令人感叹！然而我对盖公的墓念念不忘，是因为他是乡里的先贤。父老相传，有一个叫石某的人，和盖公一同参加省试而被黜落。在几家的乡里之中，一年内被推荐的就有两人，可见太平时期文教的兴盛。我曾读过金代的野史，世宗时有近侍请求废除科举。世宗召太师张浩来问：‘自古以来，有不用文士的君主吗？’张浩回答：‘有。’世宗问：‘是什么人？’张浩回答：‘秦始皇。’世宗勃然大怒，说：‘难道可以让朕效法秦始皇所做的事吗！’因此科举才没有被废除。这大概是世宗的明智，以及张浩陈述劝说的力量。况且古代国家制定官制、设置仪仗、发布号令，必须得到贤才，才能奉行实施。然而人才的产生，哪个时代、哪个地方会没有呢？所以设置学校和贡举，进行教养和选拔，使人人读书修身，学习实行孝、悌、忠、信的品行，兴起礼、义、廉、耻的风俗，这对于政治教化，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有人如果一定要废除它，为什么呢？我因记述盖公的墓，感慨而写下这篇文章。《皇元赠仪同三司太保赵襄穆公神道碑阴记》

译蔚州飞狐赵氏，元初有一位立有功勋的大臣，名瑨，历任昭毅大将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至元甲申年去世，开始在中山尧坊原营造墓地。又过五年，到戊子年，赵公的长子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侍仪使秉温，请翰林侍读学士李谦撰写赵公的碑铭，中书参知政事商挺书写碑文，太史校书郎杨桓篆写碑额。不久昭文去世，他的兄弟们又在南北各地做官，碑最终没有立成。又过二十四年，到皇庆壬子年，天子推恩褒奖勋旧，诏令追赠赵公仪同三司、太保、上柱国，追封定国公，谥号襄穆。昭文也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追封定国公，谥号文昭。又过三十九年，到至正庚寅年，赵公第六子少中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追封天水郡侯、谥忠敏的秉政有个儿子叫俨，这才得以购买碑石制作碑文，表彰赵公的墓道，并且商议刻写李、商、杨三位君子的铭辞、书法和篆额。这是为了追述先人的遗志，彰明先人的德行；他们的孝心多么真挚啊！俨命其子乡贡进士时泰，嘱托赵郡苏天爵把这些事记在碑阴。自古以来帝王兴起，哪有不依赖辅弼大臣的功勋和功烈，来共同成就大业的呢？我国家兴王之初，一时忠勇如貔虎的将士，征战攻取，料敌制胜。等到中原已经安定，他们掌握符节，推行政令，宣扬教化，声势显赫，名声传遍天地，功业载入史册，不知有多少人。考察他们一身的富贵、子孙的昌盛荣耀，就可以证明：不妄杀人的成效，以及恩泽施及百姓的功劳，确实存在。伏读襄穆公的碑文，我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息仰慕。赵公随军征战三十年，善于抚慰安置士卒，临战从不妄杀，总是把使人活下来放在心上。后来多次推荐改任民政官职，他慈祥和乐，百姓不忍心欺骗他。他担任监司时，务求掌握大体，不从事苛细烦琐的事务，所到之处，官吏敬畏、百姓爱戴。唉，在至元、大德之间，功业成就、政治安定，朝廷中有许多伟大人物，礼乐文物和制度制作，足以和前代相辉映。李公撰写铭文，叙事典雅真实；商公用端正严整而有法度的字体书写；杨公篆籀考究精详。自汉、魏以来，孝子慈孙想使先人名声不朽，多请硕儒撰写铭文，再请擅长书法篆书的人相配。因此唐人铭记先祖，一定要得到三位有才德的人，这才称得上孝。如今襄穆公的碑已经具备三位君子的制作，流传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从前欧阳文忠公把父亲葬在吉州的泷岗，过了六十年，才在墓道上立表说：‘不是我敢于拖延，只是因为有所等待。’君子的德行蕴藏在自身，确实可以知道它会有后世流传吗？襄穆公去世将近七十年，子孙传到第六代已有一百多人，世代相继取得显贵官位，成为海内著名家族。虽说这是襄穆公德泽覆盖的结果，也只是因为文昭、忠敏诸公继承了尊崇宗族、和睦亲族以及诗书忠孝的教诲，并以此启发后代。因此，根基深厚的树木枝叶多而茂盛，德行厚重的人传承的世系常常长久，这个道理本来就可信而不可欺罔啊。俨由中台掾升任南行台照磨，随即迁任御史，改任佥湖北廉访司事。适逢朝廷下诏选拔守令，便提升为泰州尹。考核政绩有成，被召入朝任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进而拜任监察御史。他严肃、廉洁、正直，君子都称赞他。如今他推究祖先的美德，使之流传不朽，他的用心可谓仁厚了。虽然如此，朝廷制度规定，凡是元初效忠尽节的大臣，有司听任其建立祠庙，按时祭享。襄穆公多次掌管著名郡府，遗留的恩泽在人们心中，他任职过的地方一定会有人援引制度替他请求建祠。到那时墓前若立有碑石，我还应当执笔为他书写。《真定奉恩寺买田修殿记》真定确实是河朔的上等郡，山川雄伟，城郭坚固，官署民居以及佛寺道观，瑰丽雄伟，超过其他地方。奉恩寺位于城中，建于北齐天保年间。唐元和年间，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又增建扩建。金朝末年毁于战乱。元朝统一中原后，丞相史忠武王在真定开府，公私居所以及佛寺道观，都焕然一新。当时祖师道琳主持这座寺院，传承两代后是政公、安公，他们能够守护旧业。如今宗主胜开始感慨地说：‘这座寺院兴建已有几千年，元初到现在又过了一百年，房屋一天比一天破败。’于是他拿出全部积蓄，又拿出自己的财物，把修缮寺院作为自己的责任，经过很久才完工。寺院旧有邸舍一百多间，无极西门里的田地二百八十亩，胜又增买三百四十亩；还买了真定常山里的田地一百六十亩、原头里的墓田三十亩。修建居住房屋八十间，浴室两处，酒肆一处。每年收取这些田产的租税，每月领取其收入。这样一来，各位僧人居住有了安稳的处所，粮仓里有余粮，也就没有风雨、寒冷、饥饿的忧患了。此前，奎章阁大学士忽公向朝廷请求，诏令赐给金字佛经若干卷。胜把事情的始末准备好，前来请求我撰文，以便刻在石碑上记载。我是乡里人，不能一直推辞。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君主，养育百姓的方法都很完备，大概是划分九区井田教百姓耕种，分给每户五亩宅地让他们居住，使百姓没有不从事职业却白吃饭的。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便修建高大的宫殿供养僧人，用肥沃的田地供给僧众，优厚供养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学习佛法的人，难道不应该洁净自身、扶植佛教，早晚恭敬地诵经祈祷，想着报答它万分之一的恩德吗？我任礼曹官时，常见朝廷尊崇奉行佛教，兴建佛寺，年年翻新、月月改变；又割取江南肥沃的田地，把租税收入供给剃发出家的僧人。如今胜不依靠官府钱财，不劳民众力量，就能修好住所来庇护他的门徒，若不是他的才能足以感动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唉，世上任官的人如果都这样有才能，那么天下的事情还担心什么不能治理呢！胜阐明佛教经典，一乡的人都倾心信奉，大历、资福等寺的僧人都请他主持自己的寺院。《滋溪文稿》第五卷 序一 序一 《赵氏族谱序》《张母节行诗序》《汉泉漫稿序》《西林李先生诗集序》《齐乘序》《御史中丞马公文集序》《曹南李时中文稿序》《蔗斋诗集序》《御史中丞魏忠肃公文集序》《送察君白赴广西帅府经历序》《浑源刘氏传家集序》《禹柏诗序》《伊洛渊源录序》《太子赞善同公文集序》《赵氏族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