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集卷三十四

译朱德润 以天下人的忧患为忧患、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这是最公正无私的心。所以君子身居朝廷时，想到希望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百姓生活安乐，而这种愿望或许还没有实现，心中难道能没有郁结忧思吗？处在山林之中时，想到希望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百姓生活安乐，而这种愿望确实还没有实现，心中难道也能没有郁结忧思吗？参知政事苏公伯修住在真定古城的东面，那是他祖先隐居读书的地方。至正六年秋天，苏公奉使办完事情，离开外地回到故乡，曾登高远望，似乎心中有所感触。于是依着高地筑台，用土夯筑牢固，四周设置栏杆，在台上建造屋舍。某年某月某日，台子建成，便取晋代处士陶元亮《归去来辞》中的语句，题名为‘舒啸台’。有人说：‘所谓舒啸，是宣泄心中的忧郁之气。苏公在朝廷任职，登上馆阁，历任省台，掌管机要，出外则奉命出使、宣抚地方、廉察郡县，参与辅佐行省，可以说既荣贵又显达了，为什么还要用舒啸来宣泄他的忧郁呢？’唉，这大概是不了解苏公吧！苏公把儒者的学业施用于政事。他在朝廷任职时，垂着绅带、端正笏板，提出美善的谋略和正直的言论，思考用什么办法使君主受益、百姓蒙泽，已经有自己的原则了；有时不能完全施行自己的志向，那么他心中的郁结，难道不会想到登台舒啸吗？他在外任职时，树立旌节巡视部属，宣扬教化、安定风俗，思考用什么办法使君主受益、百姓蒙泽，也已经有自己的原则了；有时不能完全施行自己的志向，那么他心中的郁结，难道不会想到登台舒啸吗？既然如此，筑台正是苏公志向的寄托。苏公居住在古代赵国的地方，向南看是滹沱河，滋水向东流去；向西看是廉颇、李牧的故墟。山川还像从前一样，草木随着春秋而荣枯，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而名胜遗迹流传下来，有的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如今苏公登上这座台，凭借忠君爱物之心，即使在一舒一啸的片刻也不忘记，还将选拔贤能之才以利于国家，寻求善治以施惠百姓，在后世树立名节，使声名光彩流传不朽。那么，这座台的声名和实际意义，将同宇宙一起流传到无穷无尽的后世，哪里只是廉颇、李牧的声名可比呢？苏公的心意大概是说：把忧虑天下人的忧虑作为自己的责任，把天下人的快乐看作我们君主和百姓的快乐，而不把它自认为是自己的快乐。这就是这座台所以筑成、又所以命名为‘舒啸’的原因吧。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记。至正己丑岁八月四日，睢水朱德润记。《存复斋文集》卷二。○《送苏伯修赴湖广参政序》许有壬 至元庚辰年冬天，赵郡苏君伯修由吏部尚书升任西台治御史，士大夫们分别拟题作诗，为他饯行。不久他又任中书参议，于是把这些诗汇编起来，请我作序，却一直没有空闲。至正壬午年夏天，他接受任命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士大夫们又分别拟题作诗为他饯行。他们以过去的序未能完成为由，要求我补作，我无法推辞。我私下认为，诗有六义，赋和兴是其中的经纬。直截了当地陈述事情，是赋；借助外物引起兴发，是兴。赋固然高明，而兴发感动人心尤其容易。因淇澳的竹子而联想到君子的文采，因南山的高台而看见邦国的光辉，当时的诗人不是不能直截陈述事情，却故意采用取譬的言辞；否则便无法畅达他们感叹吟咏、情意绵延而不能自已的心情。后世分题作诗，大概就是兴的支流余脉吧！自唐代以来，四体的诗作开始出现；我朝近年的诗风号称盛大，这种体裁广泛流行，常见于赠别诗中。凡是沿途经过的封疆、山川、楼阁，只要稍有见闻，就没有不搜罗列举的；兴意还没有穷尽，又从旁广泛搜集、泛泛涉及，以求发挥到极致。为什么会这样呢？朋友是五常之一，众人相聚拍掌交谈，在遵循正道、执手送别之际，彼此忠告善导，只知道颂扬而不知道规劝，难道是古人对朋友的期望吗？然而规劝本来就是责求朋友向善的方法，而诗人以诗教人，主要在于温柔敦厚，所以一定要使心意委婉、言辞含蓄，赞扬他的长处来弥补他的不足，使劝告者没有失言的忧虑，听取者又有喜悦之感，那么分题托兴的作品，难道不是不可缺少的吗？以伯修的才干，本来不需要依赖朋友；但求学进德的功夫，只怕每天都还嫌不够。如果他确实有所期待于朋友，那么诗人对伯修的告诫，不知是否包含着某种道理呢？湖广地方数千里，南面包有岭海，西面控制庸蜀；那里的士人质朴而秀异，风俗俭朴而粗野。畬丁、洞猺喜欢惊扰而又嗜好争斗，羁州、縻邑的人民害怕严厉而喜欢宽缓；治理得当，狡猾欺诈之徒都能各自安定服役；治理失当，百姓便会遭逢兵戈之苦，重湖地区也因粮饷运输而疲敝，这种情形已经二十年了。参政所任之地虽然地位在下，而职责却居首要；洞察那里的弊病并对症医治其疾苦，对伯修寄予了很深的希望。这并不是我的话，而是诗人的话，只是诗人还有未尽之意。滔滔的长江、汉水，是南方国家的纲纪。岐周兴盛时，诗歌写在《周南》《召南》中；荆楚衰落时，《离骚》流传百世而鸣响于后世，这里也是诗歌繁盛的地方。我早晚得到许可回去，伯修一定会回环往复地报答政绩；这个地方的士大夫又会更加重视他的离去，借助外物引发兴感，寄托私下的爱慕之情，分题作诗也将比今天多出数倍。这篇序文岂不又要由我来作吗？《至正集》卷三十四。○《题苏伯修治狱记》

译许有壬 世上撰写爰书、审讯鞫问的人，难道也知道自己的做法有所本源吗？古代典籍中的谋略训诰姑且不说。西汉号称政治昌盛，而廷尉府全都任用熟悉法律的官吏。像儿宽这样贤能的人，还说不熟悉事务的人不能署理官曹；然而在判决重大案件时，即使有张汤那样刚愎的人，也不能不广泛结交通晓义理的人，他大概也不能违背自己的本源吧。我看了伯修的《参议治狱记》，又深有感触。伯修是儒者，任御史南台时，到湖北录囚，冤屈的人得以昭雪，犯罪的人得到应有处置；任右司都事时，审理夏官、秋官、冬官的事务，其中重点在秋官，他作出的裁决和批示公平允当，确实合宜。我又入朝待罪时，椽吏抱着案卷讨论三件事：第一，有人暂住的地方窝藏盗贼，或者只是寄存了盗贼的物品；如果因此牵连逮捕，官吏便乘机掠夺他的财物。不能拘泥于‘不得举发其他事情’的规定，应当听任其家人告发。第二，囚犯已经有人指认并应当逮捕，而负责其他案件的官府没有立即追捕，导致盗贼逃脱、案件滞留，就应当判定他们的罪责。第三，犯罪期限有固定制度，不应当用近期的案例破坏既成的法令。司法机关认为这些意见可以采纳，于是公布于内外各地。这些意见是伯修任吏部尚书时陈述的。由此更加知道伯修贤能而且有才干：遇到应当处理的事情就处理，亲身看到问题就在朝廷上进言；怜悯体恤之心根植于内，敬慎恤刑的精神显现在外。如果不是有所本源，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过去有人讥笑儒者不熟悉事务，如今伯修尤其熟悉事务了。讥笑儒者的话是不对的。那些来讥笑儒者的人，究竟是为什么呢？假如人人都像伯修一样，难道还会讥笑儒者吗？国家担心条格法令繁杂冗多，使人不知道应当遵从哪一条，已经下诏删订修整。如今伯修参议中书，确实列名其中；这部书的完成，对伯修还很有希望。我过去作《名臣事略》的序，认为有些事情超出事略之外，是因为以修史的标准期待他们。如今在条格之外，我又对伯修有所期待。对于可以交谈的人却不与之交谈，便是错过人才；伯修对此认为怎样呢？《至正集》卷七十二。○《书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后》刘基 往年朝廷担心天下判决案件不够审慎，采用中书省和御史台的议论，派遣官员复审案件并上报定论。我当时住在山中，听人谈起这件事，觉得山岳震动重叠，像雷雨即将到来；阴云中风吹树枝发声，飞电耀眼，豪强之民和奸猾之吏像老鼠一样窜逃躲藏，都认为自己必定不能免罪。而那些含冤忍痛的百姓，无不舒展眉头、伸长脖子，像干枯的树叶等待滋润。等到审查官员到来，却风停雨散；原先有所期待的人像败军归来，害怕的人却像鹰隼挣脱绳索而得以扶摇直上。于是我感到奇怪，便向熟悉事务的老成人询问，他们都说：‘判决重大案件必须查看已经形成的判案文书，如果其中没有漏洞，便不能更改。’我退下后私自长叹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还要这些复审官员做什么呢？’从此才深信刀笔吏的笔墨确实能够使人死而使人活。后来又听人说：‘这不是朝廷的本意，只是奉命办事的人不够恭谨罢了。’等到我看到国子博士黄先生记述御史苏公在湖北审查囚犯、平反冤案的事情，哪里曾拘泥于已经形成的判案文书呢？这样以后才知道，贤人所做的事情本来就不同于众人。在湖北一地，苏公只经过一次，而他平反的案件就有八件，揭发豪强权贵挟持官吏、阻挠法令施行的事情又有几件，难道其他地方没有冤民吗？只是没有苏公罢了。我过去曾观察那些以简化诉讼著称的治理百姓者：到了他的公堂，台阶上长满了草；看他的几案，文书上积满了尘土。慢慢到乡里访问，察看田野村落之间，却见强横者肆意横行，怨声充满道路。问他们原因，都说：‘官府不接受诉状，只是没有地方申诉罢了。’大官到来时，却说：‘官府只要不制造事端，百姓喧哗就不是官府的罪过。’于是把告状的人全都搀扶推出去，诉讼者都含着耻辱离去；随后官府又相互告知，告状的人便不再来了，因此最终获得了简化诉讼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