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六

译艺文志六。《毛诗序》　　　　　　　　　　【周】卜子夏。《关雎》说的是后妃的德行，是《风》的开篇，是用来教化天下、端正夫妻关系的，所以乡人可以用它，诸侯国家也可以用它。“风”就是讽谏、教化；用讽谏来触动人，用教化来改变人。诗，是心志所趋向的表达；藏在心里叫作志，发出言语便成为诗。感情在心中发动，就表现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于是叹息；叹息还不足，于是咏唱；咏唱还不足，便不知不觉手舞足蹈。感情发于声音，声音形成文采，这就叫音乐。太平时代的音乐安宁而快乐，因为政治和谐；动乱时代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因为政治乖乱；亡国时代的音乐悲哀而忧思，因为人民困苦。因此，要纠正得失、感动天地、感应鬼神，没有比诗更接近的了。先王凭借诗来规范夫妻关系，成就孝敬，厚待人伦，美化教化，改变风俗。所以诗有六种作用：一是风，二是赋，三是比，四是兴，五是雅，六是颂。上位者用它教化下民，下民用它讽刺上位者；以文辞为主而含蓄劝谏，写诗的人无罪，听到的人足以自我警戒，所以称为“风”。到了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失常、各国政治不同、各家风俗有别的时候，变风、变雅便产生了。国史明白得失的迹象，哀伤人伦废坏，悲悯政刑苛酷，吟咏人的性情，用诗讽谏在上的人；同时通达时事变化而怀念旧日风俗。所以变风发于真情，却止于礼义。发于真情，是百姓的本性；止于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因此，一国的事情联系一个人的根本，称为“风”；说天下的事情，表现四方的风俗，称为“雅”。“雅”就是正，讲的是王政由何而废、由何而兴。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和《大雅》。颂，是赞美盛德的形貌，把成功告知神明。这就叫“四始”，是诗的最高境界。既然《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之风，把它们列在《周南》，是说教化由北方开始而传播到南方。《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之风；这是先王用来教化诸侯的，所以列在召公之下。《周南》《召南》是端正教化开端的道理，是王道教化的根基。因此《关雎》以得到贤淑女子来匹配君子为乐，忧虑的是进用贤能，并不沉溺于女色；为美好女子的幽静深邃而哀叹，思念贤才，却没有伤害善人的心意，这就是《关雎》的意义。《尚书序》　　　　　　　　　　【汉】孔安国。古代伏羲氏统治天下时，开始绘制八卦，创制文字和契刻，用来代替结绳记事的政务，由此产生了文献典籍。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叫作“三坟”，讲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叫作“五典”，讲的是常道。至于夏、商、周的书，虽然所设教化各不相同，但高雅诰命的深奥义理，归根结底是一致的，所以历代都珍藏它们，把它们作为重大的训诫。八卦的学说叫作“八索”，是为了探求其中的意义；九州的地志叫作“九丘”，“丘”是聚集的意思，说明九州所有的土地、物产、风气和适宜之处，都聚集在这部书中。《春秋左氏传》说：“楚国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就是说它们是上古帝王遗留下来的书。先师孔子生在周朝末年，看到史籍文辞繁杂，担心阅读的人不能得到统一理解，于是整理礼乐，阐明旧有典章，删定《诗》为三百篇，约取史记而修成《春秋》，阐发《易》的道理而废去《八索》，叙述职方而删除《九丘》，讨论三坟五典，从唐、虞以下直到周代，删削繁乱，剪除浮辞，提出宏大纲领，撮取关键要旨，足以流传后世、建立教化。《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共一百篇，都是为了弘扬至高的道理，给人主显示法则和规范。帝王的制度坦然明白，可以举而实行，孔门三千弟子都接受了其中的意义。到了秦始皇毁灭前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者逃难离散，我的先人便把家藏书籍藏在房屋墙壁中。汉朝兴起后，开设学校，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阐明宏大的道理。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已经失去原本的经书，只能口头传授，裁取二十多篇；因为这是上古的书，称为《尚书》。一百篇的意义，从此世人无法全部听闻。后来鲁恭王喜欢扩建宫室，毁坏孔子旧宅来扩大居所，在墙壁中发现先人所藏古文，包括虞、夏、商、周的书以及《论语》《孝经》的传本，全都是科斗文字。鲁恭王又登上孔子堂，听到钟磬琴瑟之声，才没有毁坏住宅，并把书全部归还孔氏。科斗文废弃已经很久，当时人没有能够认识的，便用所听到的伏生传书来考校文字义理，把能够辨认的定为隶古文，再用竹简抄写，又比伏生传授的增加了三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合入《尧典》，把《益稷》合入《皋陶谟》，把《盘庚》三篇合为一篇，把《康王之诰》合入《顾命》，又补出这篇及其序，共五十九篇，编为四十六卷。其余篇章错乱、磨灭，已经无法再考知，便全部上送官府，藏入书库，等待有才能的人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我专心精研，深思广考经籍，采集众说，建立训释和传注，约定文辞，申明义理，使之通畅；其中大概也可以对后世有所补益。《书序》是叙述作者作书的用意，使义理昭然可见，应该和所叙篇章相互接近，所以把它们引用出来，分别冠在各篇篇首。五十八篇已经校定完成。恰逢国家发生巫蛊之事，经籍之道衰息，因而没有再把此书上报，只传给子孙，以留给后代。如果有好古博雅的君子与我志同道合，我也不会有所隐瞒。《春秋公羊传序》　　　　　　　【汉】何休。从前孔子说过：“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表现于《孝经》。”这两门学问，是圣人的最高成就，也是治理天下的要务。传述《春秋》的人并非只有一家；它是根据乱世而作的，其中有许多不同寻常、奇异而令人惊怪的议论。解释它的人疑惑不定，甚至背离经文、任意发挥，反而把传文解释得乖戾。形势虽然使人间或疑惑，却不能不广泛讲解。因此讲诵师说，文字多到百万，仍有不能理解的地方。时常加以戏谑嘲笑，辞意又援引其他经书，失去句读，把没有的说成有，实在可悲。可笑的地方多得无法记数。因此研究古学、重视文章的人，被称为俗儒。以至于贾逵乘着空隙奋笔著文，认为《公羊传》可以夺取地位、《左氏传》可以兴盛。我遗憾先师在观察和听闻之间不能决断，很多地方跟随了这两种创说。这只是当世的枝节之事，难道不是拘守文辞、执持己论，以致失败失据的过错吗？我私下为此悲哀，已经很久了。过去我大略依照胡母生的条例，多数能够得到正解，所以后来加以整理删改，使它合乎规范。《孔子家语序》　　　　　　　　　【汉】王子雍。

译《孔子家语》这部书，都是当时公卿、士大夫以及七十二位弟子相互访求、问答言语的记录。后来，各位弟子分别记下自己听到的内容。它与《论语》《孝经》大致同时，弟子们把其中正确真实而又切合事情的内容另编为《论语》，其余的便全部汇集记录下来，名为《孔子家语》。凡是其中讨论、辨析、疏理、判定而归于实际的内容，本来都是孔夫子的旨意。至于文章措辞，往往颇有浮泛的说法，烦琐而不切要，这也是因为七十二位弟子各自共同叙述事情的首尾，又加以润色，而他们的才学有高下不同，所以才会如此。孔子去世以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二位弟子终老以后，大义也发生了偏差。六国时期，儒家学说分裂混杂，游说之士各凭巧妙的意旨增衍枝叶。孟轲、荀卿守持自己所学习的学说。秦昭王时，荀卿进入秦国，昭王向他询问儒术，荀卿把孔子的话、各国的事情以及七十二位弟子的话，共一百多篇交给了他，因此秦国全都收藏了这些文献。秦始皇时，李斯焚烧书籍，《孔子家语》与诸子之书同列，所以没有被焚毁。高祖攻克秦国后，把这些书全部收取到手，都是写在二尺长的竹简上，其中有很多古文字。吕氏专擅汉朝政权时，把这些书取走收藏；后来吕氏被诛灭，这部《孔子家语》便散落在人间。好事之人有的各按自己的意思增删改动其中内容，所以同一件事常常有不同的说法。汉孝景皇帝末年，朝廷招募搜求天下散失的书籍。当时京师的大夫都把书送交官府，得到吕氏所传的《孔子家语》，但其中与各国史事和七十位弟子的言辞混杂错乱，真伪难以辨明，于是交给掌书和典礼的官员，把各篇散乱的竹简合并起来，收藏在秘密府库中。元封年间，我在京师做官，私下担心先人的典籍言辞最终会湮没，于是借助诸公卿大夫的力量，私下以人事关系访求副本，全部得到后，便按事情类别编次，辑成四十篇。另有《曾子闻礼》一篇，另行归入《曾子问》，所以不再收录。其他弟子书中所引用的孔子言语，原本就不在《孔子家语》中，因为他们自己另有传本，所以也一概不取。后来君子对此不可不加以鉴察。徐干《中论》序【见《莱郡志》。三国时期人所撰，作者姓名缺失】我认为荀卿、孟轲二人怀有亚圣的才德，创立一家之学，继承并阐明圣人的事业，却都以自己的姓名题写著作，直到今天，他们的字仍未流传下来。推究其中原因，都是因为战国时代喜爱贤才的人很少，同时代的人又没有及早记录，何况徐先生《中论》这部书连姓名都没有作为书名呢？我恐怕年代久远以后，姓名也许不能流传，所以不计较他的才力，慨然感叹，先题写他的德行来引出姓名，叙述他高雅的爱好和不可磨灭的品行，把这些附在篇首，作为序言。序文说：世上有一位高雅通达的君子，姓徐，名干，字伟长，是北海郡剧县人。他的先世以清正明察、品评人物为家业，世代继承并发扬这种美德，没有丧失德行，到君这一代，已经十代了。君承受了天地初始、祥和清明的气气，秉有造化所赋予的英明哲睿之性。他一开口说话，就乐于诵读九德的文章；一经耳听，就能领会教诲，不必再三告知。他还没有立志求学，大概已经诵读了数十万字。十四岁开始读五经，发愤到忘记吃饭，放下帷帐专心思考，以夜接续白昼。父亲担心他得病，常常禁止他这样做，因此他不到二十岁，五经的内容便全都能背诵，广泛阅读传记，一开口便能成章，拿起笔便能写成文章。这时正是灵帝末年，国家典章废弛，贵族子弟结党依附权门，互相援引以求进用，争相崇尚爵位名号。君痛恨世俗昏乱迷惑，于是闭门自守，不与他们为伍，只以六经娱悦心志而已。君子的通达，在于求学没有固定的老师，凡有一门技艺胜过自己的人，便跟随他学习；一定要把对方所知的东西全部学尽才停止。听到一句有价值的话，不让它从耳边过去，必定铭记在心。他的志向在于汇总众家言论的长处，贯通道德的精微；以不知道一件事为耻，以不能掌握一门技艺为愧。因此日日夜夜勤勉不懈，晚间顾不上吃饭，夜里不解衣睡觉；白天精研经纬，夜里遍观列宿，考察混沌元气在未成形以前的状态，补足圣德的缺漏，产生无穷的深远思虑，表彰即将堕失的微言。哪里有闲暇谨守小学、追求浮名，去同俗士周旋敷衍呢？那些浮浅少识的人，只适合被驱使去追逐荣华利禄，哪里知道大道的根本？然而当时有人认为他的文章疏略、过于简约，认为他无所谓忧乐，只是读书的儒生，不值得尊崇；赞赏他的人多，替他辩护的人少，所以使君在州里乡间的声誉没有早早显扬。可是他秉持正道、独立自守，心中自有志向，世俗的毁誉对他如同浮云。有人醒悟而回头，他便用道理引导他，完全忘记对方先前诽谤自己的事。他被冒犯而不计较，从下学而通达上乘道理，都是这一类表现。当时董卓作乱，天子西迁，奸雄遍布郊野，天下没有主人，圣人的道术停息，邪伪之事兴起；谋求利益的人得到声誉，守持贞正的贤者反而不能显扬，所以君的声誉没有振扬于华夏，玉帛聘礼和安车也没有来到门前。考察他的德行和文才，实在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大道不能推行，难道不可惜吗？君为躲避战乱来到海的南面，后来回到旧都。州郡的牧守以礼节征召他，恭敬而又局促；连武也想请他出仕。君认为，纵横纷争的时代，正是先圣所担忧困厄的时代，何况我们这些人呢？他曾讥刺孟轲不能估量自己的能力，却想比拟圣人、推行大道，靠各国诸侯供养；深深赞美颜渊、荀卿的行为，所以断绝踪迹于山谷，幽居而钻研精微，思考深刻玄妙，因而发病。他暗中隐居以求延年，等到朝廷要上公拨乱、重建王道，才开始征召他；他勉强抱病接受命令，随军出征，历时五六年。后来病势渐重，不能胜任政事，便隐身于穷僻街巷，顺从本志、保全真性，淡泊无为，只守正道。用四面土墙的房屋庇护妻子儿女，两天才吃一顿饭，也不以此为忧，涵养浩然之气，学习羡门子的养生之术。当时有人听说他如此而前往拜访，有人颇能认识他的真实品格而跟随他。君没有不接纳、不接见的，总是用声色神态严格考察他们的情志，倡导自己的言论；知道对方可以在道上成长的，便暗中诱导，使受益者自己没有察觉便受到深刻的潜移默化。他所匡正、救助的人已经很多了。君与人交往，不专看别人的短处，而是各取其长并加以善待；即使是过去很少显达、竭尽真诚来交往的人，他也不刻意追求亲爱和谐的表面关系，而是贯通圣人的中和事业，践行贤哲守持法度的行为。他沉静深默，难以测度，确实是宝贵伟大的器材。

译君的本性常常想减少世上有余的部分，补益世俗不足之处。他看见文人写作华美的文章，接连不断，却从来没有阐明弘大道义、铺陈传播道教、向上求取圣人的中正之道、向下挽救流俗昏昧的作品，因此废弃了诗、赋、颂、铭、赞等文体，撰写《中论》二十篇。其中所鉴别记述的内容，超过君从前的志向，大概只是全部学问的千百分之一。文章的义理还没有穷尽，君年四十八岁时，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遇重病，生命陨落，难道不令人痛惜吗？我曾多次侍坐在君身旁，看见君的面容，常常因他深厚坚定的心志而感到恐惧，反省自身而更加觉得浅薄。为什么呢？回顾自己的才华志向，与君相差太远；然而我仍宗仰他，把他看作老师和表率。自君去世后，我有子贡经过山梁那样的哀悼行为，所以追述他的事迹，粗略列举那些显明易懂的若干方面；至于沉潜幽微、深奥广远之处，则留给精通学问的君子自行阐明。《春秋左氏传序》【晋】杜元凯 《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事时，以事情联系日期，以日期联系月份，以月份联系四时，以四时联系年份，用来记载远近、区别同异。因此史书所记，必定先标明年份作为一事的开端。一年有四时，所以交错举出四时作为史书名称。《周礼》设有史官，掌管各诸侯国和四方的事情，传达四方的意愿。诸侯也各有本国史官，大事写在简策上，小事只写在简牍上而已。孟子说：楚国称它为《梼杌》，晋国称它为《乘》，鲁国称它为《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东西。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象和鲁国《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于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成为王朝的原因。韩宣子所见，大概是周代旧有的典章礼经。周德衰微以后，官员失去职守，居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的记载明白显著，报送的告辞、盟书以及各项记录注释，多违背旧有章法。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的简册编成文章，考察其中真伪，记载其中的典章礼制；对上遵循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对下阐明后世应遵守的法则。对于教化所保存的内容和文字所损害的地方，便删定纠正，用来显示劝善惩恶。其余部分都直接采用旧史。史书有文辞繁简、质实华饰的不同，言辞有详略，不必改动。所以《左传》说：这是善于记载志意的作品；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大概周公的志意，是孔子承接并加以阐明的。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书，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典籍。因此《左传》有时先于经文叙述事情的开始，有时后于经文说明义理的终结，有时依照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会通不同记载，随着义理的需要阐发体例中所重视的内容。对于旧史遗留下来的文字，大略不全部列举，因为那不是圣人修经的要旨。左丘明本人担任国史，亲自阅览各类典籍，所以一定广泛记录、完备叙述。他的文章舒缓，叙述的范围深远，是要让学习者探究事情的起始和结局，寻求枝叶，追究其极致；使他们从宽缓从容中自行求索，使他们充分领会后自行趋向真理。就像江海浸润、膏泽滋润，涣然如冰消解，怡然使义理顺畅，这样才算真正有所获得。凡是《春秋》说明体例的发凡举例，都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制度、周公传下的法则和史书的旧章，孔子依循并修订它们，从而形成一部经书的完整体例。那些由隐微显露、阐明幽深、裁定义类的地方，都是依据旧有体例来阐发义旨，并根据所记事情确定褒贬。凡称作“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等，都是为了显示新旧、阐发大义，称为变例。然而也有史书没有记载某事，却正是借此形成义理的情况；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左传》不说“凡”，而是曲折地把它阐发清楚。经文没有规定体例，只因所记事情而说明义理的，《左传》便直说它的归趣而已，并不是体例。因此，发明传文体例有三种方式，而体例的情形有五类：第一，隐微而显明，文字写在这里，义理却在另一处显现，如称族以表示尊贵、君命去掉族称以尊崇夫人、梁国灭亡、筑城于缘陵等。第二，记载而含蓄简约，言语显示制度，推究后可以知道体例，如“三亳”“不地”“与谋曰及”等。第三，委婉而成章，曲折地遵从义理训释，以显示大义的顺当，如各种避讳之事、以璧借道而取得许田等。第四，详尽而不加污饰，直书事实，文字完备而意义显现，如丹饰楹柱、刻画椽子、天王索取车辆、齐侯献俘获之物等。第五，惩罚恶行而劝勉善行，追求声名反而败亡，想掩盖反而显露，如记载齐豹为盗，以及记下三名叛臣的姓名等。推究这五种体例，来考察经文和传文，触类旁通、不断推演，附着于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王道的正理和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有人说：《春秋》用错综的文字显示义理，如果像这里所说，那么经文应当有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却没有义理差别的情况。先儒流传的说法，都不是这样。回答说：《春秋》虽然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但仍然必须用几句话才能形成完整的表达，并不像八卦的爻那样可以错综组合成六十四卦。因此本来应当依据传文来确定体例。古今谈论《左氏》的人很多，如今还能见到的有十几家，大体上辗转相互承袭：往前不能把经文错综排比来穷尽它的变化，往后又不能守持左丘明的传文；对于左丘明传文中不通晓的地方，都隐没不说，却又肤浅地援引《公羊》《谷梁》，恰好足以扰乱自身。杜预如今所以与众不同，是专门整理左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书，经文的条理贯通必定出自传文，传文的义例总归于发凡举例。推究变例来端正褒贬，删省二传而排除异端，大概就是左丘明的志意。其中有疑惑和错杂之处，便详尽讨论而暂时存疑，以等待后来的贤者。然而刘子骏首先贯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前代儒者中的优秀人物。最后还有颖子严，虽然见解浅近，也算著名一家，所以特意列举刘、贾、许、颖四家不同的地方，以显示异同。把经文各年的内容与传文各年的内容分列并附合比较，各类义理分别随文解释，名为《经传集解》。又另行汇集各种体例以及地名谱牒、历法数术，分成若干部类，共四十部十五卷，都显明它们的异同并加以解释，名为《释例》。

译将要使学习者看到所汇集的各种异同说法，《释例》中对此已有详细说明。有人说：《春秋》的写作，《左传》和《谷梁传》都没有明文说明；有人认为，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修订《春秋》，树立“素王”，左丘明成为“素臣”。谈论《公羊传》的人也说，孔子贬黜周王而以鲁为王，行为危急而言语谦逊，以躲避当时的祸害，所以使文字隐微、义理隐藏。《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却结束于孔子去世，请问应当怎样解释？回答说：这与我所听到的不同。孔子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王的文化不在我这里吗？这正是制作经典的本意。他又叹息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这大概是为当时王道政治而悲伤。麟、凤等五种灵物，是王者出现时的祥瑞。如今麒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徒然出现了祥瑞却失去了应有的归宿，这正是圣人有所感伤的原因。把最后一笔落在“获麟”一句上，是因为有所感而开始写作，本来也是用来作为结束的。有人问：那么《春秋》从哪里开始？回答说：从鲁隐公开始。周平王，是东周开始时的君王；隐公，是让国的贤君。考察当时，二人前后相接；论其地位，都是列国诸侯；追溯其开端，都是周公后代的遗裔。如果平王能够向上天祈求长久的天命，继承并开创中兴；隐公能够弘扬祖先的事业，使王室光大兴盛，那么西周的美德就可以追寻，文王、武王的遗迹也不会坠失。因此依据他们的年代次序，附载他们的史事，采录周代旧典，来防成王之义，向后世垂示法则。书中所记的王，就是平王；所使用的历法，就是周正；所称的公，就是鲁隐公。怎么能说是贬黜周王而以鲁为王呢？孔子说：假如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东周复兴吧！这就是其中的义理。至于制作经典的文字，是用来彰明往事、考察未来的，情意显现在言辞之中；言语高远，意义便深长；文辞简约，义理便隐微。这是通常的道理，并不是故意隐藏。圣人已经把周王朝各方面的隐微都包括在内，写成之后才又隐讳以躲避灾祸，这不是我所听说的。子路想让弟子们做臣属，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说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也不是通行的正确论说。先儒认为孔子制作《春秋》三年，文章完成时麒麟出现，这已经是荒诞妄说；又引用经文一直写到孔子去世，也近于欺诬。根据《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中小邾射也不在三名叛臣之数，所以我认为孔子因感应麒麟而作《春秋》，写作起于获麟，文章也止于所起之事，这才符合实际。至于说孔子反袖拭面、声称自己的道已经穷尽，也没有可取之处。《春秋谷梁传序》【晋】范甯 从前周道衰落，天纲陵夷、纽带断绝，礼制毁坏、音乐崩解，人伦纲常因此败坏。所以弑君、叛逆、篡夺、盗窃之事各国都有，放纵淫乱、破坏义理的人比比皆是。因此妖异灾害因祸乱而发生，民间风俗受到感染教化而改变；阴阳因此失去常度，日月五星因此出现盈亏运行的异常，山川因此崩塌枯竭，鬼神因此降下灾厉。父子恩情缺失，于是有《小弁》的讽刺诗产生；君臣礼制废弃，于是有《桑扈》的讽谏兴起；夫妇之道断绝，于是有《谷风》一篇奏响；骨肉亲情离散，于是有《角弓》的怨恨显现；君子的仕进之路阻塞，于是有《白驹》的诗篇被创作。上天显示各种征象，显现吉凶；圣人创作训诫，记载成败，是想让君主戒慎自己的行为，增加修养德政。只是反复谆谆教诲你，你却轻视地听取。踏到秋霜，坚冰就会到来，事情都是逐渐发展而成的。四方夷狄交相侵扰，华夏与戎狄混杂贯通。周幽王因暴虐而遭祸，周平王因势力微弱而东迁。征伐不由天子的命令，号令从权臣门下发出。所以两观宫门建立起来，臣下之礼便亡失；朱干玉戚陈设出来，君主的权力便丧失。下位凌驾上位，上位衰替，僭越逼迫达到了极点。天下动荡不安，王道完全消失。孔子看见大海横流般的世局，便长叹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王的文化不在我这里吗？意思是说，文王之道已经丧失，兴复它的人就在自己。于是孔子到太师那里订正《雅》《颂》，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他把《黍离》列入《国风》，把齐国国君的德行同诸侯相比，用来说明齐国已经不能恢复雅正的政教，教化也不足以遍及诸侯。于是《春秋》接续到鲁隐公，所以借此寄托开端。《春秋》包括天地阴阳化育的道理，赞助人道幽微的变化；列举得失来彰明升降黜陟，阐明成败来显示劝善惩恶；挽救衰颓的纲常，使它继承三皇五帝的事业；鼓动芳美的风教，以驱散游荡的尘俗。一字的褒扬，恩宠超过华衮衣服的赏赐；片言的贬斥，耻辱超过在市朝受鞭打。德行所助益的人，即使地位卑贱也一定得到伸张；义理所抑制的人，即使地位尊贵也一定受到屈抑。因此依附权势、掩盖过错的人，无法逃脱它的罪责；潜藏德行、独自施行善道的人，也无法隐藏他的姓名。它确实是不变的宏大准则，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守的经典。先王之道既已弘大，麒麟受到感应而来应验，于是因事迹齐备而结束篇章，所以在这一年绝笔。成就天下事业、判定天下邪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春秋》的传有三家，而解释经义的关键在于：一是臧否不同，褒贬各异。大概九流分裂，微妙的言论便隐没；异端兴起，大义便发生偏差。《左氏》认为鬻拳以武力进谏是爱护君主，认为文公接受纳币是合乎礼制；《谷梁》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尊崇祖先，认为不接纳子纠是对内乱的厌恶；《公羊》认为祭仲废黜君主是临机行权，认为把妾的母亲称为夫人是使名分归于正统。把武力进谏说成爱护君主，就意味着君主可以被臣下胁迫；把纳币说成合乎礼制，就意味着居丧期间也可以婚娶；把拒绝父亲说成尊崇祖先，就意味着儿子可以叛父吗？把不接纳子纠说成厌恶内乱，就意味着仇敌可以被容纳吗？把废黜君主说成临机行权，就意味着国家神器可以被觊觎吗？把妾的母亲称为夫人，就意味着嫡庶可以等同吗？像这一类说法，伤害教化、损害义理，是不能强行解释为通顺的。凡是传，主要在于贯通经文；经文则以义理必当为原则。最恰当的道理不会有两个，而三传的说法却各不相同，难道不应抛弃各自拘泥之处，选择正确的说法而遵从吗？既然不可能三家都正确，那么当然也可能三家都有错误。假如至理幽深而断绝，无法择取任何一家，又怎么不能把三家一并舍弃，寻求根本依据，以贯通经文的义理呢？即使我所认为正确的说法未必完全恰当，难道能因为达到恰当境界很困难，就自行断绝追求通达的希望吗？然而自汉朝兴起以来，声望卓著的鸿儒都各自相信所学，是非纷乱交错，裁定标准无法确定，于是出现父子之间意见不同的议论，也有石渠阁中各家争论的说法。学说的废兴取决于个人好恶，盛衰又接踵而来；这种辩论迟钝的现象，大概都不是通达事理的最高原则，实在是君子所应叹息的。左氏文辞艳丽而内容丰富，缺点在于失实；

译《谷梁》文辞清雅而委婉，缺点在于简短不足；《公羊》辩说明快而有裁断，缺点在于流俗。如果能做到内容丰富而不失实，文辞清雅而不简短，裁断明快而不流俗，那就是深得三传之道的人。所以君子研究《春秋》，应当终身不止。升平末年，岁在大梁，先君出任北方藩镇，我回车停驾于吴地，于是带领门生、旧日属吏以及兄弟、子侄，研习讲解六经，接着研习三传。《左氏》有服虔、杜预的注释，《公羊》有何休、严彭祖等人的训释。《谷梁传》虽然接近十家注本，却都是浅薄的末流学问，没有得到经学宗师传授；文辞、义理、典故、依据既没有可观之处，又引用《左氏》《公羊》来解释本传，文义相互违背，危害也就很大了。于是我考订简略的名例，陈述疑难滞碍，广泛给诸儒看，说明各家说法的异同。上天不怜悯我，泰山将要崩塌，我匍匐在墓旁，死亡不知哪一天到来。日月不断流逝，我勉强活着、等待气息断绝，于是同两三个学士以及各位子弟分别记录自己所认识的内容，并说明自己的意见。事业尚未完成，严霜却在夏天降落；堂弟相继凋零，两个儿子也相继没世，上天实在是在丧失我，这是何等的悲痛啊！现在把各位弟子的言论编纂起来，分别记下他们的姓名，名为《春秋谷梁传集解》。《文心雕龙》序志【南北朝】刘勰。所谓“文心”，就是说写文章时所用的心思。从前涓子有《琴心》，王孙有巧妙的用心；用心本来是美好的，所以这里借来使用。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靠雕琢文采形成体制，难道是取法驺奭那种众说纷纭、雕饰成龙的文章吗？宇宙广大深远，众多百姓和贤才纷杂；要拔萃出类，依靠的不过是智慧和才能。岁月迅速流逝，人的性情灵气不能长存；要使声名流传、功业显著，依靠的也不过是著述制作。人类形貌仿佛天地，禀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性，把耳目比拟日月，把声音气息比作风雷；人类能够超出万物，也已经足够灵异了。形体虽然像草木一样脆弱，名声却能比金石更加坚固。因此君子处身于世，树立德行、建立言论，哪里是喜欢争辩呢？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年过三十时，曾在夜里梦见手持红漆礼器，跟随孔子向南而行；早晨醒来，便欣喜不已。圣人竟然如此难以见到！难道这是我这个小子的梦兆吗？自有人类出现以来，还没有像孔夫子这样的人。要铺陈赞述圣人的微妙道理，没有比著经更好的了，而马融、郑玄等儒者已经把经学弘扬得很精密；即使有深刻解释，也还不足以独立成一家。至于文章的作用，实际上是经典的枝条；五礼借助文章而成，六典依靠文章而发挥作用，君臣关系因此光明显著，军国大事因此昭然明白。详细考察它的本源，没有不是出自经典的；但距离圣人久远以后，文体解散，文人喜爱奇异，言辞以浮华诡奇为贵，装饰羽毛、崇尚图画，像刺绣佩巾一样过分修饰，离开根本越来越远，最终将造成讹误泛滥。大概《周书》论说文辞，重视合乎体制和切中要旨；孔夫子陈述教训，厌恶异端邪说；文辞和训诫的不同，都应当体察其要旨。于是我拿起笔调和墨汁，开始论述文章。详细考察近代论文章法的人已经很多了，至于魏文帝论《典论》、陈思王《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等，各自只照见一隅一角，很少能观察整个通衢大道：有的品评当时的才士，有的评量前代作者的文章，有的泛泛列举雅文俗文的体制，有的概括篇章的主旨。《魏典》缜密却不周全，《陈书》善辩却不切当，《应论》华美却疏略，《陆赋》巧妙却零碎杂乱，《流别》精细却功效不足，《翰林》浅近而缺少要旨。又有君山、公干一类的人，吉甫、士龙一类的人，泛泛议论文章义理，往往间或出现，却都没有能够振起枝叶来寻找根本，观察波澜来探求源头；既不陈述先哲的教诲，也无益于后辈的思考。大概《文心雕龙》的写作，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经典为体，以纬书为参考，变化取法于《楚辞》，作为文章的关键，也可以说达到极致了。至于论文章、叙笔法，则划分区域、分别类别，推究开端以表明结尾，解释名目以彰显义理，选择文章以确定篇章，上篇用来阐明纲领已经清楚。至于剖析情感、辨别文表，笼括条理脉络，铺陈精神性情，描绘风貌气势，包举隐微通达之处，考察声律文字，论述时代中的兴衰，品评才华中的褒贬，感叹知音难遇，正直地讨论器识，最后长久怀抱情意而作《序志》。用它来驾驭群篇，下篇用来显明各篇节目。安排义理、确定名目，彰显于《大易》的数理之中。全书论述文章作用，共四十九篇而已。评次一篇文章还算容易，综合贯通众家言论却很困难。有时只轻轻采撷细微之处，却深入探究到骨髓；有时曲折地探求文意、幽密地追溯源头，看似接近其实遥远；其中还有没有写入文辞的内容，也多得不可胜数。等到品评文章写成，有的与旧日论说相同，并不是雷同，而是情势本来就不可能不同；有的与前人议论不同，也不是苟且求异，而是义理本来就不可能相同。同与异都不必拘泥于古今，只须剖析肌理，务求折中公允。我驾驭文雅的领域，环绕并贯通文采辞章的府库，也差不多完备了。然而言辞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是圣人也感到困难的事。我的见识局限于瓶管般狭小，哪里能够成为规范呢？茫茫的往代，已经洗涤了我的见闻；遥远的来世，或许有人能够尘封般地观看这些著作吧。《王文宪集序》【梁】任昉 公的讳名是俭，字仲宝，琅邪临沂人。他的先世从秦朝到宋朝的事迹，国史和家谱中都有详细记载。自晋朝中兴以来，六代都有著名德望，在海内居于首位。古语说：“仁人的利益，正如天道运行。”所以吕防归还了郭璞的佩刀，郭璞以淮水发誓；又如离翦停止杀戮、吉骏的诚意感动上天，大概也都有仁德相助。公出生时，天生赋予了足以闻名当世的才命，具备天地人三才的美盛，践履得二之精微。确实如昴宿垂下光芒、德性的精华降下福祉。只具备其中一项，便足以成为帝王之师，何况他又有深渊之角那样的奇异祥瑞、山庭那样的特殊相貌；即使站在大道旁也很少有人能窥见他的才术，观看大海也无法测知他的波澜。他广泛阅览典籍，博游于才学义理。至于金版玉匮的书籍、海上名山的记载、深沉淡雅的思绪、分析坚实会通异同的议论，没有不总括于清正的内心，依次成为心中极致的学问。这本来是通达之人所能包容的境界，并非凭空明之心便能穷尽的绝境，大概只有神明般的心用才能达到吧？然而考察众事所归，人伦由此可以表明于高大的屋宇之间；上天构造、工匠制作，何其巧妙！自咸阳、洛阳不能守住宪章以来，贺生通达礼制的宗旨中途停止，蔡公在儒林中的地位也仅次于宗师，缺失的典章未能补足，到今天才大为完备。至于年老齿危、头发脱落的人，和含咏经典、体味道义的后生，无不向他面北行礼，尊他为人伦宗师，自己都同样怀着资质相近的敬意。

译他的性情寄托于平夷高远之处，年轻时便少与尘俗杂事接触；若不是能够弘扬风雅、增加声望和美誉的事情，他从不曾留心。他一岁便成为孤儿，叔父司空简穆公早就器重并认为他非凡；他刚刚立志求学时，家门中的礼仪教训全都以公为准则。他孝顺友爱的天性，哪里只是如桥梓般父子相承？平和高雅的气度，也不需要像弓弦那样反复调习。汝郁的才华、黄琬年幼时便显出的聪慧明察，又哪里值得推崇？六岁时，他承袭封爵为豫宁侯。受封当天，家人因为公年幼，还没有预先告诉他。等到承袭圭组、面对宣扬王命时，他因感动哽咽，仿佛不能自持。当初，宋明帝在藩地时，与公的母亲武康公主一向不和；到明帝即位后，下诏毁掉废弃旧墓，抛弃棺柩。公以死相请，发誓不奉行诏令，上表启奏悲切痛苦，义理感动人神。太宗听说后为之悲伤，于是没有强行夺取棺柩。公最初任秘书郎，升任太子舍人；因选中而娶公主，授驸马都尉。元徽初年，升任秘书丞。于是采集公孙弘、曾参等人的经书，刊定《弘度》所收的四部典籍，依照刘歆《七略》重新撰成《七志》。他曾作诗说：“稷、契匡辅虞舜和夏朝，伊尹、吕尚辅翼商周。”从这时开始，他显露出处理政务的才干，百姓开始归心。当时司徒袁粲具有超越世俗的气度，脱落尘俗，看见公年少时便仰慕其声望而推重佩服，感叹说：“礼仪衣冠和礼乐制度都在这里了。” 当时袁粲的官位仅次于台司，而公才刚满二十岁，年龄和地位都不相称；公却以平等礼节对待他，并赠诗给袁粲，约定以晚年相交，又以知足自止告诫他。袁粲答诗说：“老夫又将寄托于何处？”意思是说，这位年轻人光照清明。服丧期满后，公任司徒右长史。出任义兴太守，教化风俗的成绩美好，考核成绩列为最优。回朝后授给事黄门侍郎，十天之内升任尚书吏部郎，参与铨选。过去毛玠的公正清廉、李重的见识器量，公兼而有之。不久升任侍中，因为不愿担任愍侯始终之职，坚决辞让不接受任命，改补太尉右长史。当时圣武帝平定基业，开始奠定王命，日夜思求风云际会，确实需要杰出人才。因此宫殿承受列宿的祥表，图谶纬书显现辅佐君王的符瑞。不久升任左长史。齐国台省初建，任命公为尚书右仆射，兼领吏部，当时二十八岁。宋朝末年艰难忧患，历代王朝到了衰败末期，礼制扰乱旧有宗法，音乐倾覆通常法则。从朝廷章程、国家纲纪、典章礼制、礼仪器物，到奏议符檄、文辞表记，凡是平时心中没有积累的、前代从未实行过的，都能在片刻之间裁定，心思运用毫无阻滞。太祖受命后，因辅佐创立政权的功劳，封为南昌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建元二年，升任尚书左仆射，照旧兼领选官之职。自从营、郃分掌事务，司徒卢钦兼管选举以来，声誉和威望所归集的地方，确实在今天汇聚于一身。不久上表请求解除选官之职，诏令加授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仆射仍照旧。他坚决辞去侍中，改授散骑常侍，其余官职照旧。太祖去世，遗诏任公为侍中、尚书令、镇国将军。永明元年，进号卫将军。二年，以原官兼任丹阳尹。六辅地区风气不同，五方习俗各异；公不刻意谋求声名教训，却能使楚夏之人改变情怀，所以能够使人解剑拜仇、归田息讼。前任郡尹温太真、刘贞长，有的功绩铭刻于鼎彝，有的德行显著于清正高尚的品行；他们气味相投、风范相合，千年之后也没有差错。公亲自加以吊祭，上表荐举他们留下的孤儿遗属，远远契合神明的意旨，以彰显世代祭祀。当时简穆公去世，公因为受到抚养的恩情，格外深切地怀念，便上表请求解除职务，诏令不许。国学刚刚兴办，华夏和夷狄都仰慕正义；公是经学老师和士人表率，声望与实绩完全相称，于是又以原官兼任国子祭酒。三年，解除丹阳尹，兼任太子少傅，其余官职全都照旧。公解下丧服、舍弃车马，前代贤良以此为法则；卧车停留路上、弃子求学，后世的人都为此怨恨。不久解除职务。四年，以原有官号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官职全都照旧。他谦逊自持的光辉更加深远，但大典尚未施行。六年，又重申先前的任命。七年，他坚决辞去主持选任的职务，皇帝很看重他而不愿违背他的心意，于是诏令加授中书监，仍参与掌管选官事务。长舆追悔专车之恨，公曾甘愿承受凤池之失。奔走竞争的仕进道路，自古以来就有。以难以测知的人性，迎合容易失守的情感，必定要使人无可争讼，其中的事情实在需要深厚的弘扬诱导。公主持铨衡，始终公允，到今天已经十二年；他拔擢奇才，选取异能，振兴微末，接续断绝，在贤者失意之处给他们进身阶梯，等待景风而制定典章。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公在建康官舍去世。朝廷为之悲痛，太子也伤心，有识之士含悲，行路之人掩面哭泣。难道仅仅是舂米的人失去同伴、织布的女子停止织机而已吗？所以这是士大夫深切悲痛、教化义理缠绕哀伤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功劳深厚如砥柱、道义高远如舟航吗？他死后留下的恩爱，是古代所说的有益朋友。追赠太尉、侍中、中书监，原有待遇不变；赐给节杖，加赐羽葆和鼓吹，增加班剑六十人，谥号文宪，礼制如此。公对待万物宽厚，自处却俭约；声色玩好不入耳目，平民衣着显现在日常举止之间。家中没有姬妾，门下多是有德长者。立言必定雅正，从不显露自己的长处。他发表议论从容不迫，从不谈论别人的短处；弘扬高雅风流，认可志趣相同的人。即使是寒门出身的后进，也一定加以善意诱导，用丹霄般的高贵前程勉励他们，以青云般的远大前途鼓励他们。公评定人物品行，使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处于优厚地位的人不以所得多为骄，处于贫薄地位的人也不因所得少而怨。走到穷尽处便回头，达到充盈程度便知道归止。朝廷因天下治理已定而制定礼制，功业完成而制作音乐；思念百姓的赞誉，继续光明帝王的宏图。即使张良、曹参在汉朝争论，荀勖、荀摰在晋代争胜，也无法仰望并取法公深远的谋略，作为后世子孙的准则。每当边远地区请罪，远方夷族仰慕义理，宣扬威德、传授指示，实际都寄托于公宏大的谋略。义理积累深厚，精神便无所违逆；往事有所感发，喜悦之情便随之而来。他没有自以为是的心，所以事情不会隔绝在容纳谄媚之人之外；很少有爱憎之情，所以义理不会被毁誉所混淆。他探求义理，常常像可以有所作为；遇到事情，却每每坚定不移。约束自己，却不以清廉苛求他人；胸襟宽广，却不因此容忍错误。攻击异端，引导它归于正义。公出身于华贵宗族，世代事务简约隔绝。至于军国远大谋略、刑法政令大典，既然道理存在于朝廷，他便在百姓宗师中最为擅长。至于明练各种事务、洞察治国体制，清楚明显如同天赋所得，不是出于预先形成的成见。即使从典籍中寻求，翰墨文书也没有记载；询问遗老，也不是他们耳目所能接触的。至于文书案件相互牵连，主管者有数百人，都以深文周纳为能事，积习而成奸弊，手中积蓄着删改文书定罪的刑罚，心中怀有轻重出入的意图。

译公以义理照察事物，行动必定研究其中的机微，当时人都赞叹佩服，仿佛具有神道。难道不是世间少有的俊杰、宗庙瑚琏般的宏大器材吗？我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所操持的才能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能够奉守名节，直到将近十二年。公一句话的赞誉，使东陵之荣可与西山相比；一瞥之间的荣耀，使郑国之璞玉超过周代之宝。士人感念知己，这份情怀哪里有尽头？我出入礼闱，朝夕都在旧馆。望见屋宇栋梁便兴起仰慕，抚念自身名声便悲悼公的恩德。公从幼年到成年，著述创作从不懈怠，本来已经做到穷尽义理、贯通言行，事情涉及军国大政，难道只是雕琢篇章、堆饰文采而已吗？至于文章整体必然完善，连缀赞美也无处可加。即使楚、赵两地的群才，汉、魏时代的众多作品，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我任昉曾因文章书札而受到公的知遇，想凭微薄技艺报答他的德行，因此编缀整理遗文，永远留给世人作为规范，编成若干部文集、若干卷。他所撰写的《古今集记》和现存的《七志》，自成一家之言，不列入文集。现将文集目录列在下面。《周易正义序》【唐】孔颖达 《易》是取法象征的著作，爻是效法事物的符号。圣人因此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考察地理，取法天地来养育万物；云气运行、雨水施布，是效法四时来生长万物。若运用它而顺应规律，两仪便能有序，万物和谐；若违背规律而行，六爻的位置便会倾覆，五行也会紊乱。因此，君王行动必定遵循天地之道，不使任何事物失去本性；施行政令必定协调阴阳的适宜，不使任何事物遭受损害。这样才能统摄宇宙，酬答神明，使宗庙社稷永存，使教化声名不朽。若不是这种极其玄妙的道理，谁能达到如此境界呢？这正是天地创造万物的大功，也是生民所得到的益处。至于龙从黄河出现，《易》的八卦便宣示了它的象征；麒麟在泽中受伤，《易传》的十篇便彰明了它的作用。其学业凭借九位圣人，时代经历上古、中古、下古三代。到秦朝灭亡时，金镜般的经典并未坠失，儒家文教在汉代得到治理，珍珠囊般的学术重新兴盛。儒雅之士中传授《易》的，西汉有丁宽、孟喜、京房、田何，东汉有荀爽、刘表、马融、郑玄；大体上互相承袭，并没有谁特别超绝。只有魏代王弼的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都传习他的学说，河北学者很少能赶上。江南解释《易》的义疏有十多家，但都崇尚空疏玄谈，义理多浮泛荒诞。推究《易》的道理本来难以穷尽，即使玄妙之上再加玄妙，至于垂示规范、制定法则，仍然是从“有”出发来教导“有”。若讨论“住内”“住外”的空，以及“能”与“所”的说法，这些义理已经涉及佛教，并不是孔门的教义。这样既背离了根本，又违背了王弼的注。至于《复卦》说“七日来复”，诸家都解释说“七日应当是七月”，认为阳气从五月建午开始消退，到十一月建子才开始复生，经历七个辰位，所以说七月。现在考察王弼的注说：“阳气开始被剥落，直到复生的时候，总共是七日。”这就是说，阳气被剥尽以后，经过七日才开始复生。但是阳气虽然从建午之月开始消退，到建戌之月仍然存在，怎么能说是七月来复呢？所以郑康成引用《易纬》的说法：建戌之月阳气已经尽了，建亥之月纯阴之气当令，到了建子之月阳气才开始产生；中间隔着一个纯阴的卦，该卦主六日七分，取其成数而言，便说“七日来复”。孔子的经纬之义十分明白，王弼的注也如此，郑康成的说法仍可考寻。王弼在前面作注，诸儒却在后面背弃它；考察其中的义理，怎么能够说得通呢？又如《蛊卦》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王弼注说：“甲，是创制法令；又如汉代的甲令、乙令。”王弼又说：“法令施行周遍之后才诛罚，所以说后面的三日。” 又如《巽卦》说“先庚三日”，王弼注说：“重新申明法令叫作庚。”王弼又说：“甲、庚都是申明法令的意思。”诸儒却同意郑玄的说法，认为甲是发布命令的日子，提前三日用辛，取更新之义；后延三日用丁，取丁宁之义。王弼的注本来不是这样，诸儒却又不顾他的注，妄自创立异说。如今既奉诏删定，考察这些事情，必定以孔子的学说为宗旨；义理可以解释的，先以王弼为根本，去掉浮华而取其实际，想使内容可信而有根据，文字简约，义理精要，以少数统摄多数，变化而能贯通。仍然担心自己的才识浅陋、见解短浅，思虑不能周全，于是谨慎地同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臣马嘉运，守大学助教臣赵干叶等共同讨论，详细审定可否。到十六年，又奉诏同先前修订义疏的人，以及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等共同讨论，奉诏担任使者的赵弘智重新复核详审，为它作《正义》，共十四卷。希望上面能够补益圣道，下面能够有益后世，所以叙述其大略，附在卷首。《尚书正义序》　　　　　　　　【唐】孔颖达 《尚书》是君主发布辞令诰命的典籍，也是右史记录言论的准则。古代君王总理万机，发布号令，所依据的义理并不只有一种。有时设立教化来驾驭臣民，有时推行礼制来奉事上天，有时宣扬威势来整肃并彰显威严，有时施行和顺来传播恩泽。做得正确，天下各种制度就会端正；做错了，千里之内都会发生谬误。权力枢纽一经发出，便关系荣辱；诏令一经发布，不能不谨慎。因此言辞不轻易出口，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是想使法令和戒诫昭然可见，谨慎言语和行为。其源流逐渐发展，根基始于震动天下的君王，文采和功业由此彰显。盛大如云气兴盛之后，帝尧、帝舜相互揖让，于是《典》《谟》兴起；商汤、周武王实行革命，于是誓辞、诰命兴盛。先师孔子生于周末，有最高的德行却没有最高的地位，于是修明圣人之道来彰显圣人，删去繁杂混乱和浮华辞藻，提举宏大纲领，撮取关键要旨。上溯防范唐尧、虞舜，下至秦、鲁，时间经历五代，《尚书》总共一百篇。采集翡翠的羽毛，拔取犀牛、象的牙角，耗尽荆山的美玉，所得之物价值连城；穷尽汉水沿岸去寻求，所求的珍宝可以照亮车乘。其道德功业高大浩荡，无法用言语称述；文治教化繁盛纷然，在这里达到了极盛。这些都是前人的言论和往昔的行为，足以垂示法则给后世。等到战国七雄交战以后，五行精气还未会聚，儒雅之学与深坑一同埋没，经典也和柴薪一起被焚烧。

译汉朝大大统一天下，广泛搜求散佚的典籍，从金石中采得古文经，从齐、鲁得到今文经。今文经的文字，是欧阳、夏侯两家所讲说的；蔡邕碑石上所刻的古文，西汉、东汉也都没有流行。孔安国为它作注，实际上遭逢巫蛊之祸，于是被搁置而不采用。历经魏、晋，才开始逐渐兴盛。所以马融、郑玄等儒者都没有见到这门学问，他们所注的经传，时常有异同。晋代皇甫谧独自得到这部书，把它载入帝王纪传。此后传授的情况，才可以详细考察。但是古文经虽然很早出现，到了后世才开始流行；它的文辞丰富完备，义理宏大雅正，所以反复诵读也不厌烦，时间越久越显得明亮。江左学者都奉它为宗。近至隋初，才流传到黄河以北；为它作正义的有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人。这些人的义疏大多因循旧说，拘泥于解释，注文义理都浅近简略。只有刘焯、刘炫最为详尽雅正。然而刘焯织综经文，穿凿附会，夸耀自己的新见，和前代儒者相异；本来不险僻的地方反而说得险僻，本来没有的义理反而另生义理。我私下认为，古人的言语和诰命，只在于通达情意；即使有时取法象征，也不必每个字都有深意。若每句话都一定要牵合数术经书，逐字对照，这就像在平静水流中鼓起巨浪，在静止的树上制造暴风，使讲授者烦劳而多受迷惑，使学习者劳苦而收效甚少，过犹不及，弊病正在这里。刘炫嫌刘焯的义疏繁杂，于是加以删削；虽然稍微省略了要点，却又喜欢改动篇章。前面的义理过于简略，文辞又过分华丽；虽是文笔的优长，却不是启发后学的道路。义理本来没有义理，文字也算不上文字；如果让后来的学者把它作为领袖，这正是刘炫的过失，并不是他的成就。如今奉明诏考察、订正是非，我谨慎地竭尽平庸的才智和所闻所见，查阅古人的传记，核对近代的异同，保存正确的，删除错误的，削减繁琐的，增补简略的。这也不是敢于凭空立说，而一定依据旧有的传闻。谨同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共同编次论定。到十六年，又奉诏同先前修订义疏的人，以及通直郎、行四门博士、骁骑尉臣朱长才，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随德素，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王士雄等共同讨论，奉诏担任使者的赵弘智重新复核详审，为它作《正义》，共二十卷。希望能够用来赞助圣人的规范，使教训传给后来的学者；略述这些事情，编在这里。《毛诗正义序》　　　　　　　　【唐】孔颖达 诗，是论述功劳、歌颂德行的歌辞，也是制止邪僻、防范邪恶的教训。它虽然不是有意作为政令，却自然流露出来，对生民有益。人的六种情感在内心平静，外界万物在外部变动；情感因接触万物而发动，万物又感动情感使它发生迁变。若政治遇到醇厚和平的时代，欢乐就遍及朝廷和民间；若时势处于悲惨混乱之中，怨恨和讽刺也会形诸吟咏歌唱。作诗的人借此舒展胸怀、排遣愤懑，听诗的人足以堵塞邪僻、归向正道。它发自人的情性，又协调于音律。所以说，能够感动天地、震动鬼神的事，没有比诗更近切的了。这就是诗的作用，它的益处很大。至于哀乐的兴起，根源在于自然；喜怒的开端，并不是由于人的故意。燕雀表现出啁啾的感情，鸾凤具有歌舞的姿态。这样看来，诗的道理在天地开辟之初就已经存在；诗的具体运用，则随着时代运转而变化。上古帝王的政治质朴，所以讽谕的情感少；中古政治事务繁多，歌咏的作用也更加迫切。唐尧、虞舜时才初见诗歌，伏羲、轩辕时代无法测知它的开端。后来时代经历五代，篇章有三千篇。周成王、周康王去世后，颂声停止；陈灵公兴起后，变风也停止。先师孔子整理订正遗文，收集其中精华，削除繁重。上自周代开端，下至鲁僖公，四百年间，六类诗篇完备了。卜商阐明其学业，使《雅》《颂》与钟磬等金石乐器和谐同声。秦朝焚烧这些书，简牍和烟尘一同化为乌有。汉朝初年，《诗》分为四家。申公在鄢、郢一带传播声名，毛氏在河间显扬声价。贯长卿在前代传授它，郑康成在后代为它作笺注。晋、宋二萧的时代，这门学说大为流行；齐、魏两地黄河之间，这种风气也没有衰落。近代作义疏的，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而刘焯、刘炫都聪颖通达，既有文才又有儒学，在当时才华出众，驰骋学术如骏马奔驰千里，确实是诸儒都要推让的人，日下无双。他们所作的义疏尤其卓绝。如今奉诏删定，所以以它为根本。但刘焯、刘炫等倚仗才气，轻视前代贤达，把本来相同的说成不同，把本来不同的说成相同；有的应当简略却反而详尽，有的应当详尽却反而简略，按照尺度衡量，难免有差错。考察其义理，同时也有颠倒失当之处。现在削减其中繁琐的，增补其中简略的，只以义理的是非为准，并非存心爱憎。谨同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共同讨论，辨析详审得失。到十六年，又奉诏同先前修订义疏的人，以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干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共同讨论，奉诏使者赵弘智重新复核详正。共编成四十卷，希望能够用来赞助圣人的规范，把教训传给后世。所以叙述自己的见闻，记载在书卷中。卷首说：“如此而已。” 《春秋正义序》　　　　　　　　【唐】孔颖达 《春秋》记载君主行动和施政的事务，是左史所掌管的史书。君王统摄天地人三才，居处并治理九州；顺应四时，治理万物。四时有序，上天的玉烛便调和；三才协调，天下的天命便昌盛。因此可以长久享有国运，使美好的声誉流传后世。既然如此，施政行动怎么能不谨慎呢？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必须竭尽敬意，战争不能伤害无罪之人。结盟必须符合礼制，兴兵行动必须慎重合乎节度。做错了就贬斥其恶，做对了就褒扬其善。这是《春秋》的大法，也是帝王的明镜。至于“五始”的名目，已在黄帝轩辕时彰显；六经的道理，在《礼记》中发扬光大。如此看来，这部书的源流由来已久，只是年代久远，无法详述。到了周王室东迁，王纲不振；楚子向北征伐，天子神器将要转移。郑伯先打败周王，晋侯后来请求开凿隧道安葬，擅自僭越名号的，哪一国不是这样？专擅征伐的，诸侯全都是这样。下级凌辱上级，内部叛乱、外部侵犯，九州纷扰，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于是断绝。孔子内怀大圣之德，却遇到这样的时代；想用法制垂示后世，却没有职位；想用武力匡正，却没有兵力；想用利益赏赐，却没有财力；想用道理劝说，却没有人听从。

译只能空自叹息，像衔书的凤凰一样，竟又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他既不能挽救已经过去的时局，又把教训留给后代。于是依据鲁国史书的是非，根据周代经典来确定褒贬。一字所赞许的，等同于华衮之赠；一句所贬斥的，不异于萧斧之诛。所谓不发怒却能使人畏服，不赏赐却能使人自我勉励，确实是可以永远作为规范、经历百代帝王而不朽的。到了秦朝毁灭典籍，宏大的治道于是搁置。汉朝德业兴盛以后，儒学风气没有断绝。西汉传授《左氏传》的，有张苍、贾谊、尹咸、刘韶；东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各自作诂训。然而杂取《公羊》《谷梁》来解释《左氏》，这就像把帽子戴在两只鞋上，把丝织进麻里，方孔套圆柄，怎么能合适呢？晋代杜元凯又作《左氏集解》，专门采用左丘明的传来解释孔子的经。这正所谓儿子应合于母亲，如同胶投入漆中；即使想不相合，又怎么能分离呢？如今比较先儒的优劣，杜氏应当列为第一。因此从晋、宋传授到现在，作义疏的有沈文、何休、苏宽、刘炫。但沈氏对于义例尚可，对于经文和传文却极为疏略；苏氏则完全不能体会经文原意，只在旁边攻击贾逵、服虔，使后来的学者钻研仰求而一无所成。刘炫在这几位学者中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但他聪明、善辩、博学，当然也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只是探究幽深隐微之处，还不能达到深远境界。他解释经注中容易理解的地方，必定用华丽文辞加以修饰；遇到义理难懂的地方，却没有深入其根本。又存心夸耀自己，喜欢非难、诋毁杜氏的过失，共列一百五十多条。学习杜氏义理却又攻击杜氏，就像蛀虫生在树中反过来啃食这棵树，实在不合道理。即使他批评杜氏的过失，所讲义理也很浅近。这正所谓只顾在前面捕蝉，却不知道黄雀正在后面。考察僖公三十三年《春秋》经文说：“晋人在箕打败狄人。”杜注说：“郤缺称‘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成为卿。”刘炫驳斥说：“晋侯称‘人’，与在殽地交战相同。”考察殽地之战发生在晋文公下葬以前，怎么能说是背弃丧礼而用兵？这是由地位低微的人报告的。箕地之战发生在晋文公下葬以后，并不是背弃丧礼而用兵，怎么能说与殽地之战相同？这只是一年中的经文，前后不过几行，刘炫竟没有察看上下文，便妄自指责得失。又如襄公二十一年《左传》说：“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鲁襄公把姑姊嫁给他。”杜注说：“大概是两个人。”刘炫驳斥说：“这是襄公的姑母、成公的姐姐，只有一个人。” 考察成公二年，成公的儿子公衡被送去做人质，后来从宋国逃回。又据《孔子家语·本命》说：“男子十六岁才变化成人。”公衡既然已经能够逃回来，那么应当已经十六七岁了。孩子已经这样大，那么当时成公应当三十三四岁。推算到襄公二十一年，成公已经七十多岁了，怎么还会有姐姐把她嫁给庶其呢？这些事情都有清楚的年代和事实，刘炫还要妄加议论，何况其他错误的文辞，实在令人悲叹。然而与其他义疏相比，刘炫的书仍有可取之处。如今奉诏删定，以它为根本；其中有疏漏的地方，用沈氏之说补充。如果两种义理都不正确，就适时陈述自己的浅见。虽然任务平庸浅陋，仍不敢擅自专断。谨同朝散大夫、守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共同考订。到十六年，又奉诏同先前修订义疏的人，以及朝请大夫、行太常博士、上骑都尉臣马嘉运，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上骑都尉臣王德韶，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守太学助教、云骑都尉臣随德素等共同讨论，奉诏使者赵弘智重新复核详审，为它作《正义》，共三十六卷，希望留给诸位学者，稍微有所补益。《礼记正义序》　　　　　　　　【唐】孔颖达 礼，可以纲纪万事，雕琢人的各种情感。它并不像日月把光明照耀整个天下，也不像松竹在霜雪中承载贞洁之心。顺应礼制，宗庙的神位就稳固，社稷就安宁，君臣关系有序，朝廷政治端正；违背礼制，纲纪就废弛，政教就烦乱，上天阴阳失调，下面人神都怨恨。所以说：“人生下来，礼是最重要的。没有礼，就无法奉事天地之神，也无法辨明君臣和长幼之间的地位。”这就是礼的时宜和意义多么重大啊！到了周昭王南征以后，人伦纲常逐渐败坏；彗星向东出现之时，典章制度也随之泯灭。孔子虽然整理礼制、修正音乐，使衰颓的纲常暂时得到治理，但国家各异、家族各殊，异端邪说一同兴起。画蛇添足的学说，在纵横家那里文辞极为夸饰；“白马非马”的言论，把辩说分解到坚白之类。到了大道丧失于两楹之间、义理背离四方学术之际，从上古游、夏开始，到秦汉结束，其间歧途邪说虽然纷纷竞起，但古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功烈，也不时有独自保存下来的。于是博学通达的人，知晓当今而温习古代，考察前代的典章制度，参照当时的得失，因此把各自所见记录为旧闻，错综汇集，按类别附合。《礼记》的名目，于是形成。距离圣人越来越远，异端逐渐传播，所以大小戴同出一氏而分为不同门类，王氏、郑氏同治一部经而注解不同。礼可以纲纪万事，雕琢人的各种情感。它不像日月把光明照耀整个天下，也不像松竹在霜雪中承载贞洁之心。顺应礼制，宗庙就稳固，社稷就安宁，君臣有序，朝廷端正；违背礼制，纲纪就废弛，政教就烦乱，上天阴阳失调，下面人神都怨恨。所以说：“人生下来，礼是最重要的。没有礼，就无法奉事天地之神，也无法辨明君臣、长幼之间的地位。”这就是礼的时宜和意义多么重大啊！到了周昭王南征以后，人伦纲常逐渐败坏；彗星向东出现之时，典章制度也随之泯灭。孔子虽然整理礼制、修正音乐，使衰颓的纲常暂时得到治理，但国家各异、家族各殊，异端邪说同时兴起。画蛇添足的学说，在纵横家那里文辞极为夸饰；“白马非马”的言论，把辩说分解为坚白之类。到了大道丧失于两楹之间、义理背离四种学术的时候，从游、夏之初到秦汉之际，其间歧途邪说虽纷纷竞起，但古代遗风和功烈也不时有独自保存下来的。于是博学通达的人，知晓当今而温习古代，考察前代典章制度，参照当时的得失，因此把各自所见记录为旧闻，错综汇集，按类别相互附合。《礼记》的篇目于是形成。距离圣人越来越远，异端逐渐传播，所以大小戴同出一氏而分立门户，王氏、郑氏同治一部经而注解不同。

译从晋、宋以来直到北周、隋代，传授礼学的人，江左尤其兴盛。作义疏的，南方有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方有李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流传于世的，只有皇氏、熊氏两家。熊氏违背本经，多引用经外义理，就像身在楚地却向北走，马虽然跑得快，距离目的地反而越来越远。又想解释经文，却只聚集难解的义理，像整理乱丝反而使它更加纷乱，手上动作虽然繁多，丝却更加凌乱。皇氏的章句虽然详细正确，却稍显繁广；而且既然遵从郑氏，却有时又违背郑氏义理，这就像树叶落下却不回到树根，狐狸将死却不把头朝向山丘。这都是两家的弊病，还不能算真正得当。不过拿熊氏和皇氏相比，皇氏更胜。虽然体例已经不同，也不能因循旧法。如今奉诏删理，仍以皇氏为根本，其中不完备的地方用熊氏补充；一定选取文献证据详尽、义理精审的内容，剪除繁芜，撮取关键。恐怕自己的见解浅陋，不敢擅自专断。谨同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臣朱子奢，国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学博士臣贾公彦，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东阁祭酒臣范义頵，魏王参军士臣张权等共同衡量审定。到十六年，又奉诏同先前修订义疏的人，以及儒林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周元达，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赵君赞，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王士雄等共同讨论，奉诏使者赵弘智重新复核详审，为它作《正义》。全书共七十卷，希望能够光大并辅助宏大的事业，把法则传给后来的学者。所以叙述其中的意义，列在这里。《周礼正义序》　　　　　　　【唐】贾公彦 上天养育众民，没有君主就会混乱；设立君主治理混乱，办事还需要贤能的辅佐。不过天皇、地皇时代没有政事，安定百姓的事务从燧皇开始，才有了臣下。因此《易通卦验》说：“天地的位置确定，君臣之道便产生。”君主有五种时期，辅佐者有三种名称。注说：“三种名称，就是公、卿、大夫。”又说：“燧皇开始出现，手握机矩，树立表木，设置计数器并刻记日期。”《苍牙通灵昌成》和《孔演命明道经》的注说：“拒燧皇，就是人皇，在伏羲以前、风姓最初称王天下的人，叫斗机。”又说：“人皇有九个头，是九兄弟，分别成为九州之长。”可见政教以及君臣关系起源于人皇时代，到了伏羲沿袭下来，所以《文耀钩》说：“伏羲创作《易》，并命名官职。”又考察《论语撰考》说：“黄帝接受地形和天文的形象，用来制定官职。”伏羲以前虽然有三种官名，未必已经完备设立官位；到了黄帝，官名和官位才完备。因此《春秋纬·命历序》说：“有九头纪时，有臣而没有官位，存在尊卑的区别。”燧皇、伏羲既然已经有官职，那么其间的九皇、六十四民也应当有官职，只是没有文字可以知道它们的官号。考察《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秋天，郯子来朝见，昭公设宴招待他，昭子问道：‘少皞氏用鸟来命名官职，是什么缘故？’”杜氏注说：“少皞是金天氏，黄帝的儿子，是己姓的祖先。”郯子说：“那是我的祖先，我知道这件事。从前黄帝氏族以云气纪事，所以设置云师，官职都用云来命名。”注说：“黄帝是轩辕氏，姬姓的祖先。黄帝受天命时有云气祥瑞，所以用云气纪事，百官和长官都以云为名号，缙云氏大概就是其中一个官职。”炎帝氏族以火纪事，所以设置火师，官职都用火命名。注说：“炎帝是神农氏，姜姓的祖先。也有火的祥瑞，所以用火纪事，给百官命名。”共工氏族以水纪事，所以设置水师，官职都用水命名。注说：“共工凭诸侯身份称霸、拥有九州，在神农以前、大皞以后；也得到水的祥瑞，所以用水来命名官职。”大皞氏族以龙纪事，所以设置龙师，官职都用龙命名。注说：“大皞就是伏羲氏，风姓的祖先。有龙的祥瑞，所以用龙命名官职。”我的高祖少皞挚即位时，凤凰恰好来到，所以以鸟纪事，设置鸟师，官职都用鸟来命名。又说：“凤鸟氏掌管历法的官，以及其他官职，又把五鸟、五鸠、九扈、五雉都任命为官长，也都有属官，只是没有文字可以说明。”这样看来，从上古以来所说的官，都是官长，所以都称为“师”来指代。又说：“从颛顼以来，不能用远古的方式纪事，于是改用近代的方式纪事。因此少皞以前，天下的名号取法其德，百官的名号取法其祥瑞；颛顼以来，天下的名号依据所在地，百官的名号依据所掌管的事务。”所谓事务，就是司徒、司马一类的官职。这样看来，前面少皞氏时说祝鸠氏为司徒，原本官名是祝鸠，说司徒，是用后代的官名来比况它。少皞以上的官职数量，大致如上所说。颛顼和尧的官职数量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也可以略加说明。考察昭公二十九年，魏献子说：“社稷五祀，是哪一氏族的五官？”蔡墨回答说：“少皞氏有四个叔父，名叫重、该、修、熙，确实能够掌管金、木和水。于是让重做句芒，让该做蓐收，让修、熙做玄冥，世代不失职守，最终辅佐少皞成就于穷桑。这就是其中的三祀。”注说：“穷桑，是帝少皞的称号。”颛顼氏有个儿子叫黎，担任祝融。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句龙，担任后土。这就是另外两祀。后土是主管社稷和农田的官。烈山氏有个儿子叫柱，担任稷官。夏代以前祭祀他，周代的弃也担任稷官；商代以来祭祀弃。所以《国语·鲁语》说：“黎担任高辛氏的火正。”这些都是颛顼时代的官职。考察《郑语》说：“重、黎担任高辛氏的火正。”因此《尧典》注说：“高辛氏时代，任命重为南正，掌管上天；任命黎为火正，掌管土地。”由于高辛与颛顼前后相承、没有间隔，所以重、黎既事奉颛顼，又事奉高辛。就像稷、契和禹既事奉尧，又事奉舜。因此昭公十七年服虔注说：“颛顼以下，春官为木正，夏官为火正，秋官为金正，冬官为水正，中官为土正。高辛氏沿用了这种制度。”所以传文说“最终辅佐成就于穷桑”。穷桑是颛顼居住的地方，这可以推知颛顼到高辛的承接关系。这样看来，高辛时代的官职只有重、黎以及春季的木正等官，并没有见到其他官职。到了尧、舜，官号稍有改变。《楚语》说：“尧又抚育重、黎的后代，重、黎的后代就是羲和。”因此《尧典》说：“于是任命羲和。”

译注说：“高辛氏时代，任命重为南正掌管上天，黎为火正掌管土地。尧抚育重、黎的后代，选取羲氏、和氏子弟中贤能的人，让他们掌管过去天地方面的官职，并且改用近代的命名方式，令其掌管民事。”当时的官名，大概有“稷”和“司徒”；稷属于天官，司徒属于地官。又说：“分别任命羲仲，重申任命羲叔；分别任命和仲，重申任命和叔，使他们分别主管四方。”注说：“仲、叔也是羲和的儿子。”尧既分掌阴阳和四时，又任命四个儿子担任这些官职；掌管四时的人字为“仲”“叔”，那么掌管天地的人大概字为“伯”吧？这样就是六官。考察下文驩兜说“共工”，注说：“共工，是水官。”到下文舜寻求百揆时，禹推让给稷、契和咎繇。帝尧说：“弃！黎民受阻而饥饿，你担任后稷，播种当令的百谷。”注说：“稷就是弃。”尧起初以稷为天官。又说：“帝尧说，契啊，百姓不亲睦，你担任司徒。”又说：“帝尧说，咎繇啊，你担任士官。”这三种官职都是尧时代的事情。舜因禹的推让而述说前人的功绩。下文说舜命伯夷为秩宗，这是舜时代的官职。前后参照来看，只是没有出现夏官的名称，其他官职却有所记载。《夏书》记载司马在前，若用后代官职来比况，那么羲叔就是夏官，也就是司马。因此才分别任命仲、叔。注说，这些官名大概是：春官为秩宗，夏官为司马，秋官为士，冬官为共工；加上稷和司徒，就见到了六官的名称。郑玄把阴阳分为四时，并不是说原来没有四时、官职后来才把阴阳分为四时，而是把高辛时代重、黎掌管天地的官职分开，让他们兼管四时。又因为称仲、叔，所以说掌管天地的人大概字为“伯”吧？这样看来，《尧典》说伯禹担任司空，却不把四时官计入其中。郑玄说，尧初年冬官为共工；舜举荐禹治水，尧知道禹有圣德，一定能够成功，所以改命为司空，以官名表示特别宠异，这不是常设官职。到禹担任百揆，舍弃司空职务而任共工和虞，所以说“垂担任共工，益担任朕虞”。考察《尧典》又说“帝尧说，谁能推荐合于时宜的人并提升任用”，郑玄注说，尧末年羲和的儿子都死了，许多功业无人完成，官职也废弃了；当时驩兜、共工互相推荐。下文又说“帝尧说，四岳啊，洪水浩大，有谁能使它得到治理？”郑玄说，四岳是掌管四时的官，主管四方山岳的事务。起初羲和时代，主管四岳的人称为四伯；到他们死后，分开四岳事务，设置八伯，都是王官。八伯中只有驩兜、共工、放齐、鲧四人的事迹有记载，其余四人已无文献可考。考察《周官》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总共一百个；其中有百揆、四岳，说明四岳之外还有百揆这一官职。不过尧初年以稷为天官，后来尧考察舜、授予他天官的职责，称为百揆；舜正式即位后，又任命禹担任此职，也就是天官。考察《尚书传》说，舜即位第一年巡视四岳和八伯。注说，舜到文祖祭告、正式即位那年，尧开始以羲和为六卿，分别掌管春夏秋冬，并兼掌四方山岳事务；出巡时就是四岳之伯。后来尧去世，驩兜、共工请求代替，于是设置八伯。“元祀”是除去尧的丧服、舜正式即位的年份；说九州有八伯，是根据京畿以外的八州而言。郑玄说，京畿之内不设置伯，由乡、遂的官吏主管。考察《明堂位》说，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一百，殷二百，周三百。郑玄注说，有虞氏官大概六十，夏一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能照《明堂位》所记的数字。又《昏义》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郑玄说：“这大概是夏代制度，官职数目依此递增，所以不采用《明堂位》的记文。”不过虞代官职六十，唐尧时的情况没有听说。尧、舜之道相同，也许都为六十，再连同属官计算，就都是一百。所以《成王周官》说：“唐尧、虞舜设置官职，总共一百个。”这样看来，高阳氏以前的官名，大致已经在上面说过。到了帝喾，官号大体依照高阳氏，不能一一详述。唐尧、虞舜的官职，只有四岳、百揆和六卿。《尧典》又有典乐、纳言等职，至于其他官职，未听说它们的名称。夏代官职有一百二十个，公、卿、大夫、元士的数目都列明了。殷代官职有二百四十个，虽然没有完全明载，考察《礼记·曲礼下》所说的“六大、五官、六府、六工”等等，郑玄都说是殷代制度。至于属官的名称，也没有多少记载。考察《昏义》说的“三公、九卿”，是把六卿和三孤合计为九卿，又把三公兼摄六卿。于是《尚书传》说：“司徒公、司马公、司空公，各兼任两卿。”考察《顾命》记载：太保兼领冢宰，毕公兼领司马，毛公兼领司空，另外有芮伯任司徒，彤伯任宗伯，卫侯任司寇。可见周代三公各兼任一卿的职务，与古代不同。但周代借鉴夏、商二代制度，礼制文采盛美，因此取法天象设置官职，官职也更加完备。这就是官号沿革的大致情况。《仪礼注疏序》　　　　　　　　【唐】贾公彦 我私下听说，道的根本深远虚静，没有言语就无法表现它的疏通；言语有微妙之处，没有解释就不能领会它的道理。由此可知，圣人的言语和曲折的事务，都要依靠注释才能成就。至于《周礼》和《仪礼》，源头本是一理，有始有终，分为两部，都是周公摄政、天下太平时的著作。《周礼》是末，《仪礼》是本；根本难以说明，枝末反而容易明白。因此注释《周礼》的有许多家，注释《仪礼》的只有后郑郑玄一家。作章句、义疏的有两家：信都黄庆，是齐地德行盛美的学者；李孟悊，是隋代的大儒。黄庆举大略而舍小节，经文和注文都有疏漏，像登山远望，却看不清近处；李孟悊举小节而略大要，经文和注文较为周备，像进入室内近看，却观察不到远处。两家的义疏各有长短，当时所推重的，以李氏为先。考察《士冠礼》，三次加冠，有缁布冠、皮弁、爵弁；加冠以后又戴玄冠，朝见君主时有这四种冠。因此《礼记》作者列出缁布冠、委貌、周弁，来解释经文中的四种冠。经文和《礼记》都没有天子冠礼的规定，李氏却说委貌和弁都是天子第一次加冠所戴的冠，这是李氏的错误。《丧服》一篇，是丧礼的要旨，所以南北两家作的章句、义疏很多，当时人都取资于黄氏。

译考察郑玄注《丧服》时引用《礼记·檀弓》说：“绖的意思是充实，说明孝子有忠实的内心，所以制定这种服饰。”那么绖的制作正是为了表明内心，这是清楚的；黄氏却妄说“衰用来表示内心，绖用来表示头部”。黄氏公然违背郑玄的注，这就是黄氏的错误。黄、李两人的训释，略举其中一点，其他地方也就可以看到了。如今认为先儒走错了道路，后人应当改走别的路径，所以收起浅陋的私情，姑且编成这部义疏；不敢专断，而以各家为根据，择取正确的加以遵从，同时增补自己的义理，并请四门助教李元植详细审定可否。众人共同商定之后，大概可以施行了。希望在坐席旁的儒者和读书求学的俊秀之士，能够取粗玉中的美玉，不要因此讥笑我。《送萧三还齐州序》【在越州永兴县唐明府宅】王勃。唉！不游历天下，怎么知道四海之内的交游？不经过河桥，哪里懂得离别的愁恨？松枝和薜荔衣，琴与酒樽，都是得到意趣的亲近之物；面对远方、登临高处，烟霞又是赏心悦目的景致。有梁孝王门下的宾客，我是河南以南的人；有孟尝君的上等宾客，你是北山以北的人。幸而同在一位君主统治之下，他是天下的主人；四皓超然物外，是方外之臣。我们一同遨游于万物之间，在三江之外相遇。许玄度的清风朗月，时时慰藉相思；王逸少的修竹茂林，也多次陪伴欢乐宴饮。加上你惠爱我、我喜爱你，于是携手同行；有时登上吴防聆听越地的吟唱，有时下到宛委山观看禹穴。高雅的谈论清朗疏宕，如同金石丝竹发出的乐声；光辉的才智飘逸飞扬，具有松柏和风云般的气概。当时我曾说，我们二人如连璧相联，没有异乡分别之苦；交情如断金般坚固，有亲密友好的契合。平生情谊如张、范相交之年，思想境界又如惠施、庄周相处的岁月。日月星辰循环运行，我们还没有尽情表达投契之情；四时循环更替，哪里能穷尽忘言的深厚情谊？哪里料到我留下、你前往，欢乐离去而悲愁到来；横隔江水，东西两地心绪哽咽，南北之间愁云密布。何况在白首之年于穷途哭泣，而白首之年本不应是临别的时节；在异乡感叹歧路，而异乡哪里是送你归去的地方？时值蓐收之季，少昊主管秋时。清风一起，城阙便觉寒意；白露降临，江山显得遥远。徘徊之间，送行的鹤将要分别，仿佛要合群飞去；远方飞来的鸿雁也将共同离去，乘舟一起漂浮。古人道别，动辄要相隔经年；如今我将要说离别，不知又要到哪一天才能相见？山巨源有美好的风范和声望，善于辅佐朝廷；嵇叔夜处境潦倒而性情粗疏，却甘愿归隐草泽。将要在山中攀折桂枝，往往会思念仁德之人；在野外采摘兰草，时时佩带以象征德行。人又不是桃李，怎么能没有话说？您本是箫韶之材，应当振响发声。请勉强饮下这伤别之酒，详细陈述感怀离别之辞，各赋一言，共题六韵。《送崔融从梁王东征序》〔崔全节，人，唐〕陈子昂 古时候，凉风吹来、白露降下，天子便命令将帅整训甲兵，准备对外威服荒远的戎族，对内安定中原，这种时令和意义已经很久远了。自从我朝大君受天命以来，各蛮族像蚂蚁一样俯伏，匈奴舍弃了蒲桃之宫，越裳加重进献翡翠的贡礼；虎符不必发出，象胥也都前来相同朝见，实在是想在云台上高谈功业，使天下偃武修文。然而林胡的余孽仍然蓬乱边民，驱使如蚊蚋般的军队，怠慢如雷霆般的征伐，竟偷越海边，扰乱燕地边陲。皇帝怜悯北方百姓遭受他们的苦害，依据东征的义旨，降诏给那些偏将副帅；还担心威令尚未取信，亭障关塞仍然阻塞，于是谋划选任元帅。命令辅佐军队的，得到朱邸中的天人，正是黄阁里的元老。朝廷授予斧钺，在宫门外宣布命令；建立梁国的旌旗，奏唱汉庭的箫鼓；军队向东行进，向北长驱直入。彩虹般的旌旗和羽饰骑兵声势盛大，戈矛翻映落日；突鬓、蒙轮的勇士挥剑直冲浮云。将要遍猎九都，穷追蹋顿，存恤肃慎，吊慰姑余，徘徊于赤山，巡行到日域，以彰显我王师奉行上天讨伐的事业。那年七月，军队出了国门，天空晶莹无云，北风吹拂着清冷的海面。当时北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员外郎李回秀、著作佐郎崔融，都以参谋幕僚的身份参与军务，担任掌书记。在燕地南面惆怅作别，在洛阳北面思念欢聚；于是暂时停下旌节，稍作停留，整个朝廷都出城来为他饯行。永昌丞房思玄，是士大夫中的优秀人物，于是设帐于蕙圃，铺席在兰塘，环绕曲榭，排列羽觞，抒写中京的景致，尽情享受侯亭的游赏。于是投壶、习射，博弈、观看军阵；敲击金铙，弹奏瑶琴；歌唱《易水》，情绪慷慨；演奏《关山》，心情徘徊。夕阳斜照半片树林，微暗的阴影映入座席；想到乘长风破万里浪，又担心白白蹉跎了时光。酒宴中兴致正浓，拔剑起舞，气势已经横贯辽碣，志向是扫平獯戎。举手相对还能说什么？于是赋诗相赠。《送康若虚赴任金乡序》〔唐〕孙逖 从前太史公游历汶水、泗水，登上邹山、峄山，来观察孔氏遗留下来的风俗。康先生在这个地方任职，就可以由此见到古人的用心了。何况天子出巡，将要举行升中之礼，有司选择人才，让您辅佐奉高之邑。任用旧人有利，使用能人更为急迫。官位虽低而人才难得，也足以尊奉。大凡勤学的人，是实行义的工具；擅长文章的人，是才艺的根本；见识明达的人，是智慧的府库；拥有美好名声的人，是承载德行的车舆。孔子说：‘凝聚四种德行来应对各种事务，就像农夫已经勤劳耕作，又像射箭的人专心有志。行为不越轨，前往无往而不利。’您能在繁难的政务中游刃有余，本来就会处处有余地了。当初我因为朋友的缘故，被贬居荒远之地，在湘水、汾水之间憔悴度日；在缙云任职又不得调动，处在圣明时代却几乎将近十年。这次任命，正所谓整治旧日污弊，恢复正常职务，确实是国家的良好制度；也说明您是晚成的大器。五月蝉鸣，车马奔驰而行。拿什么赠送给您呢？折取那柔嫩的枝条。拿什么为您饯行呢？摆设那秀美的葽草。炎热的云气布满天空，和风吹拂原野。时令正酷热炽盛，您要努力前行。请各自赋诗，不要忘记平生的友好。《小洞庭五太守雅集序》〔唐〕苏源明

译天宝十二载七月辛丑日，东平太守扶风人苏源明在洄源亭宴请濮阳太守清河崔季重、鲁郡太守陇西李兰、济南太守太原田琦、济阳太守陇西李陵。既然尊重各自的封疆，便暗中商议友好之事。在此以前，济阳因为担忧河堤，又苦于徭役，请求把南面略地的宿城以及鲁国的中都交给我们。宿地百姓争辩说这样不便，源明请求废除济阳，将平阴、长清隶属济南，把卢县、东阿归入我方阳谷，隶属濮阳。这样三地的劳役均衡，两邑得到的利益加倍。若不能这样，就把我方寿西分割出来，西边归入濮阳，东边归入济阳；鲁国的中都向北归入我方。相关文书呈送阊阖门，随同诏令下达陈留。陈留太守王盛德，受到皇帝赞许，才华美好；他与各位连率交往，确实以澄清政务为己任。于是命属官、湖城主簿王子说会同五位太守，在东平商议县域。最终没有分割郡地，也仍旧修治已经完成的事务，姑且把这件事作为分别。至于登临台阶环抱的孤峰，轩车飞临深潭，在重重林木中阻挡残余暑气，在绝壁深壑中招来高秋。盘中有什么？有烤鹿和烤羊；俎上有什么？有炙兔和鱼脍。李树下安置雕花笼子，用寒水冰镇果品；剖开瓜果，刀刃锋利，用稀疏的葛布覆盖。上层礼仪交往融洽，当世的高贤相互充满席间；下层音乐奏起，前代中和之音共同演奏。气氛恭敬而庄重，为什么只是一个人的富有，却能使群臣都和睦光明呢？司徒准备船只等待，司功官设置祭具以告神。撤去食馔，换上衣服，陈列美味，洗净酒樽。从洄源亭出发，宽阔水面左边拂过蚕尾，右边沿着吾山前行。倒映的山岫映在水边，指向梁岑从树林缺口处显现。船行摇曳而水面开阔，暮色迷蒙而境界空旷。太皞的后裔，可以记得任宿伯禹；山川徒然流逝，在济水、汶水所遇之处感慨很多。只是用牢牲助兴，女子以娇媚姿态眉目传情来挽留宾客，以美貌神色劝酒。繁密的丝弦、疏落的管乐，纷纷自行奏响；雅正的舞蹈、清亮的歌唱，忽然同时引发。酒醉之后，源明用手版敲击船舷歌唱道：‘小洞庭啊，牵引着方舟；微风袅袅啊，船离开平静的水流。牵引方舟啊，驶入小洞庭；云气淡淡啊，连接着绝远的山岭。层层波澜壮阔啊，遥远得渐渐沉没；重重岩石回转啊，高耸而忽然显现。冯夷离去啊，船桨轻轻；蛟龙行动啊，增添的潮水落下。停泊湖心啊，水面澹荡而安闲；并列的曲折水湾啊，惆怅地回转。恰好我来到这里啊，并非原先所期望；将要解开衣袖作别啊，反而增添我的思念。愿君子长寿啊，愿您保全身体；承奉圣明君主啊，忧念天下百姓。’歌声终了，鸟兽听见，低头抬头相互鸣叫；鱼鳖听见，或回旋游动，或跃出水面。这样，官吏安于职守而不改易；百姓乐于从事本业而不迁徙。可喜啊，可乐啊！把这个涡泊命名为小洞庭，用来盛大聚集五位太守，意义就在这里。《秋夜小洞庭离会序》〔唐〕苏源明 源明奉东平太守征召，国子司业、须昌外尉袁广带着酒来到洄源亭。第二天就要启程，到了夜里便留下来再次会聚。庄子若讷经过，归向莒地；相里子同祎经过，前往魏地；阳谷管城、青阳也来了。权衡两位主簿都在座，都是旧日朋友。撤去食馔，换上新酒樽；把方舟移到水中，船上有宿鼓，有汶簧。济水沿岸能歌善唱的五六个人，一同载船停在洄源东面的柳门，进入小洞庭，在水面迟缓徘徊，景色幽远空旷，水波荡漾。流畅的商调夹杂着徴调，与长声歌唱者啾啾相和，共同引吭。潜游的鱼儿受惊而有的跃起，栖宿的鸟儿飞起又落下，真是选择游乐的好地方。源明歌唱道：‘浮涨的湖水啊，广大而遥远；河神啊，行礼护卫我的船桨。横陈的沃野啊，蓬莱仙境般延展开来；河神赐福啊，护翼我的船舷。月色澄澈凝聚啊，照亮空中的水波；星辰错落啊，照耀秋夜的银河。夜色已经美好啊，酒也很多；欢乐正要兴起啊，怎奈就要离别！’曲子终了，袁先生说：‘您此行应当在中书省挥笔任职，难道只会掌管国子监的胄子和米廪吗？’袁广不敢接受这番赞誉，只是没有想到四三位贤者。源明醉后说：‘如果不能和您以及四三位贤者共同经历恐惧和安乐，那么就像秋水早晨一样，安然归去。’醒来后，有人谈到先前陈述的事情，源明拘谨地笑道：‘狂夫醉话，不值得怪罪；于是记录下来作为这篇序。’ 《武水孙逖集序》〔唐〕颜真卿 古代写文章的人，是用来宣达心志、发挥性灵的；文章本于咏歌，终于雅颂。帝王有所作为，君臣便为之动容；王道恩泽衰竭，风俗教化便不能施行。政治的兴衰，实在与此相关。然而文采胜过质朴，就会绣饰衣带而使血流漂杵；质朴胜过文采，就会在礼乐方面显得鄙野，言语木讷而不华美。历代相承，没有谁能恰到中和。所以诗人的赋华丽而有法则，辞人的赋华丽而流于淫靡，这就是结果。汉魏以来，雅正之道渐微渐缺；梁、陈以后，宫体诗兴盛。既然驰骋于末流，后来学习的人也受其影响。因此沈隐侯评论谢康乐，说‘自屈原以来，这样的作品还没有见过’；卢黄门为陈拾遗作序，说‘大道丧失五百年，才得到陈先生’。如果为了激昂衰颓的文风，即使无妨于矫枉过正，摧毁其中肯的评论，不也是深深的诬蔑吗？为什么呢？雅正还是淫靡在人，治乱则由风俗。桑间、濮上之音，为什么会绵延存在于古代？正始年间的皇风，难道偏偏只存在于如今某个时代吗？事情并不是这样。至于那些文采斑斓、光彩显著、郁郁相发，承受时运而挺立诞生，压倒天下而居于首位的人，大概只有仆射孙公吧！孙公名逖，他的先人原本出自武水，寄居于涉地后迁居于此。他的父亲孙嘉之凭借词学登科，官至宋州司马。孙公风度品格清澄明朗，天赋卓异，学问穷尽百代，不喜欢非圣之书。文章流派经历三次变化，而他尤其深得稽考古典的道路。因此豪逸之气上通，高清情怀四面发达；他探求混元之初的幽隐，在常规尺度之外卓然独立，这不是很盛大吗？他几岁时就喜欢写文章。十五岁时，相国齐公崔日用主持考试，题为《火炉赋》，孙公构思高雅，文气刚健华丽，提笔立即写成。齐公惊异，便与他约定忘年之交。此后孙公便有了很大的声名。所以他参加考试时，尚未弱冠，便三次获得甲科第一。吏部侍郎王丘考《竹帘赋》，竟降阶相迎，约定行拜礼，以特别礼节待他。相国燕公张说读到他的文章，心醉神往。他叙写事迹，则《白乐川记》以及各种碑志，都卓立千古，流传国内。他写诗，必有超逸的韵致和佳妙的对偶，冠绝当时，流传人口。他写诏令词章，相国张九龄本想挑出瑕疵，沉吟很久，却不能改动一个字。孙公被授任庶子时，苑咸起草诏书说：‘西掖掌管诏书，朝廷都推许无人能与之匹敌。’议论者认为这话说得很对。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哪里能够一一列举？因此燕国公十分赏识孙公的才能，让他与张九龄、许景先、韦述一同出入门庭，命令自己的儿子张均、张垍以兄弟之礼相待。

译江夏人李邕从陈州入京计考，抄写自己的文集，带着它来拜访孙公，托付知己相交的情分。他受到前辈如此看重，便是证明。孙公又一向有清明的鉴识和典正的操守，在考功任职时精心考核进士，即使权贵也不能逼迫他。他所奖励提拔的有二十七人；数年之间，在宏词判等考试中进入甲等的有十六人，被授予校书郎的有九人，其余人也都在当时享有声名。后来这些人大多做到显贵官职，第二年主持贡举也同样如此。所以谈到科举高第的人，必定只称孙公。这样说来，孙公确实可以称为人文方面的宗师、国风方面的贤哲匹敌。孙公所著诗、歌、赋、序、表、问、赞、碑、志、表疏、制诰等，不可胜数。遭逢两朝之乱，作品大多散失。其子孙宿、孙绛、孙成等，早年承受过庭之训，都以文章知名；他们当时同在台省，于是编次孙公文集为二十卷，列在这里。希望好事者传抄、讽诵，使它流传无穷，又何必一定要藏在名山、放入石室呢？颜真卿从前在京城求仕，确实承蒙孙公奖掖提拔，因此受命为此集作序。难道我能探究其全部源流吗？时在永泰元年仲秋。至于世系和门第功勋，大概保存在另外的传记中，这里不再说了。《郓州溪堂诗序》〔唐〕韩愈 宪宗十四年，朝廷才平定东平，把它的土地分为三部分，任命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扶风人马公为郓、曹、濮节度观察等使，镇守此地。过了一年，朝廷褒奖他的军队，号称‘天平军’。皇帝即位第二年，召马公入朝，准备任用他；但因为当地百姓安于马公治理，又让他回去镇守。皇帝即位第三年，马公治理郓、曹、濮，恰好已经四年了。政事治理成功，制度建立，众人的心志大为坚定；憎恶断绝于内心，仁爱显现在脸色上；竭尽心力来供奉国家的职分。当时沂、密刚刚分裂，并杀害了他们的节帅；后来幽、镇、魏对政局不满，互相煽动，接连发生变乱，又恢复旧日局面。徐州也乘势驱逐节帅，自行署置官员，与那三方相同。只有郓州居于中间，形势截然不同，四邻都仰望它，好像堤防控制水流，依靠它便无所恐惧。然而大家都说‘郓州是盗贼的巢穴’，而且已经有六十年了；将领强悍、士卒勇武，曹州、濮州在郓州附近且地域广大，是军队的根基，士卒都骄纵而容易产生怨恨。马公承接死亡之后留下的残局，收拾残余，百姓和官府都被剥削得一无所有，新旧人户赤贫而无法相互维持。众目睽睽之下，马公在这种时候仍能安定并治理它，他的功劳是很大的。假如幽、镇、魏、徐发生叛乱，不用煽动便自行变乱，那么马公这项功劳反而小了，为什么呢？马公刚到任时，百姓还没有受到教化；使用武力，他们就愤怒怨恨；施加恩惠，他们就横行放纵。对他们，既要把一些人当作赤子，又要把一些人看作蛟龙毒蛇；使马公耗尽心力、精疲力竭，经过多年的磨炼，然后才能达到治理的困难境地。等到 教化施行之后，众人都把马公当作亲生父母来拥戴。背叛父母而跟随仇敌，并不是人的常情。所以说事情容易了。于是天子任命马公为尚书右仆射，封为扶风县开国伯，以此褒奖嘉许他。马公也为百姓和睦、知道百姓欢悦，并且盛赞皇上的赏赐而高兴。于是他在住所西北角修建一座堂，命名为‘溪堂’，用来宴请士大夫，沟通上下的心志。宴会结束后，他的属官陈鲁对众人说：‘马公养育治理这个州，他的辛劳不是已经极其周到了吗？本州百姓承受马公的教化，只听从他的命令，不是很顺从吗？上面辛劳，下面顺从，于是共同登上这样的境界，不是很美好吗？从前人们怎么说这里？如今人们又怎么说这里？’虽然如此，修建这座堂，若只有用意而没有诗歌，便不能考察、称述马公的德行，也不能引导本州百姓走上正道。于是派人来请我作诗，说：‘上帝奠定九州疆域，使它有和顺的气候和丰收的年景，使荒地得到治理、草木繁茂。河水与泰山之间，以及我宪宗皇帝，都以治理一个州来视察邦国，选择诸侯，让马公来主持这里。马公来主持这里时，百姓起初还不信任他，不肯接受饮食教养，也不肯听从训导。谁饿了却没有食物？谁呻吟，谁叹息？谁有冤屈而无人过问？谁不能得到公平的愿望？谁是侵害本州的害虫？谁是节根的螟虫？像羊一样凶狠、像狼一样贪婪，竟想用口吞覆城邑。’ 马公对百姓吹拂呵护，抚摩安慰；用箴言劝诫，用刑法惩治，搏击并斩除那些奸恶。马公所辖四境，已经富足而强盛。百姓说马公是我们的父亲，谁会违背马公的命令？即使可以出兵征讨，也不如安定地守护本州。马公修建溪堂，水流浩荡传播；浅处有蒲草、莲花，深处有芦苇。马公在这里宴请宾客，鼓声震响。马公在溪堂宴饮，宾客和属官都醉饱了；水中有跃起的鱼，岸边有聚集的鸟。既歌唱又起舞，鼓声咚咚作响。马公在溪堂，亲自弹奏琴瑟；马公和宾客赞礼，考察经典、询问音律，施行使用都没有差错，众人因此没有困乏。溪中有薲草，水中有菰，还有龟和鱼。马公身在水流中央，右边是诗书，左边是典籍；没有什么使我厌倦遗忘，这个州因此得到安宁。《濮阳吴君文集序》〔唐〕柳宗元 博陵人崔成务曾任信州从事，对我说：‘本县有位闻名人物濮阳吴君，年少时便长着浓密的胡须、宽阔的额头，喜爱学习而擅长文章。他居住在乡里，从来没有不以诚信道义与人交往的；教育子弟，从来没有不以忠孝端正根本的。因此，卿相和贤士大多以对等礼节同他交往。’我曾听闻这些话，并记在心中。后来他的儿子吴偘改名为武陵，考中进士，获罪后到永州，便带着他父亲的文集十卷，拜了两拜，请我写文章放在文集卷首。我得以全部阅读这些作品：他的辞赋，具有警戒苟且冒进、凌辱僭越的志意；他的诗歌，具有结交王公大人的意义；他的诔文、墓志、吊文、祭文，表现出孝敬、恭谨、慈爱、仁厚的诚意，并且多次阐述六经圣人的重大防范。发言便能成篇，其中有许多值得观赏之处。古代的司徒，一定要访求秀异之士，从乡里选拔升入天官；古代的太史，一定要采集八方风气、陈列诗歌，献于法宫，然后人才才不会被遗漏，志意也可以显现。近世居官位的人，有时不能完全采用古道，所以吴君的品行没有显扬，他的文章也没有被荐举。虽然曾得到王朝授予的一命之职，最终仍埋没了他的志向。唉，真是可惜啊！武陵又编次他的志传三卷，续在文集末尾；他的官职、族属以及其他才行，都记载得很详备。《送崔群序》〔唐〕柳宗元

译贞松生长在岩岭之间，高大挺直，耸立秀美；枝条舒展，树干硕大茂盛，纯粹卓然地挺立在千仞高处，这是和气发育的结果。承受最充足和气的事物，必定与正直的本性相合，于是形成坚贞的内心和刚劲的品质，用来巩固根本，抵御排斥冰霜，贯穿整个严寒岁月，所以君子以它为仪范。清河人崔敦诗具有柔和儒雅、温厚文雅的品格，以此调和他的气质；亲近仁德，恢复礼制，物论都归于厚重，这难道不是有所禀受吗？他又有高雅敦厚、正直方正的诚心，以此端正本性；言论诚笃，劝告忠实，交友之道十分正直，这难道不是有所契合吗？因此日章之声在京师振响。他常与陇西李杓直、南阳韩安平以及我交友。李杓直敦厚柔和，深明冲淡旷达的道理，坦然常慕崔君的温和；韩安平严厉庄重、端正刚毅，高朗奋发，喜爱崔君的正直。我性情刚柔无常，仓促之间常失其宜，所以向韩安平求取正直，向李杓直承袭和气，再到崔君那里考察其中正之道。我们相视忘言，默默地与道相合。如今崔君将要到东周宁亲省视，振衣远行，我姑且在郊野为他饯行，有人命我作这篇序。我与崔君有通家旧交，又有外亲的和睦关系，但我并不是因此才与他相合。崔君凭借文学登上仪曹，立身于王庭，在优秀人才的选拔中居首，在校勘人员中列第一；但我也不是因此才亲近他。关于这篇序文，把这些话记在文章末尾。《颜鲁公文集序》〔宋〕刘敞 颜鲁公极其忠诚，不躲避艰难；面临危难，也不违背道义。即使是他的尘垢、糠秕之作，尚且值得恭敬地守护并诵读学习，用来勉励人们侍奉君主，更何况他亲自创作的文章呢？然而颜鲁公去世将近三百年了，还没有人承继并阐述他的著作。他的事迹载于旧史的，或许仅有少数保存下来；散见于传记、流传在简牍上的，大约百篇中只有一两篇；铭刻记载功业、收藏于山川之间的，也不过十篇中有一两篇。若不是好学不倦、周游天下，就不能遍知而亲见。简牍会有尽头，山川也会毁坏；如果不幸不能流传，后来所能保存的也许千万篇中只有一两篇，这就无法预知了。吴兴沈侯哀悼颜鲁公的忠诚，又欣赏他的文章，担心时间久了有的不能流传，即使流传也不能广泛传播。于是搜集遗失散佚的作品，辑录编排，得到诗、赋、铭、记等共若干篇，编为十五卷，供学者观览。君子见闻越多，越能用简约来守持；沈侯好学，喜爱聚书，藏书达到三万卷，已经很多了。然而他仍常常急切求取，好像总觉得不足；至于辑集颜鲁公的文章，使它一定流传天下、后世必然信奉，这可以说是用简约守持自己并以古人为友吗？我因此为他的用意作序。《周易序》〔宋〕程颐 《易》之所以变化，就是因为它讲变易；随着时势变化而变易，以顺从道。它作为一部书，广大而完备，意在顺应性命之理，贯通幽明的缘故，穷尽事物的情状，并显示开通万物、成就事业的道路。圣人为后世忧虑，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距离古代虽然遥远，遗留下来的经典还在。然而前代儒者失去本意，只传述言辞；后来的学者诵读言辞，却忘记其中的意味。自秦以来，大概已经没有真正的传承了。我生在千年之后，哀伤这套文章和道理被湮没昏暗，因此想让后人沿着支流追寻源头，这部传就是为此而作。《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说明的，重视卦爻辞；用于行动的，重视变化；用来制作器物的，重视卦象；用于卜筮的，重视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都完备地写在卦辞爻辞中。推究辞义、考察卦象，就可以知道变化；卦象和占断也包含在其中。君子平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有人从辞句中有所收获，却不能通达它的意义；但从来没有不懂辞句而能通达其意义的人。最微妙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观察阴阳通变来实行典章礼制，那么卦辞就没有不完备的地方。所以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辞必定从近处开始。《易》对于近处的事物，并不是不懂言辞的人能够理解的。我所传授的是卦辞、爻辞等言辞；由言辞来获得其中的意义，就在于学习者自己。《春秋传序》〔宋〕程颐 上天生育人民，必定有超出常人的才德之士出现，起来做他们的君主和首领；治理他们，使争夺平息；引导他们，使生产养育得以完成；教导他们，使伦理纲常明白。这样，人的道路才能确立，天的道路才能实现，地的道路才能平坦。二帝以上，圣贤世代出现，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适合当时风气；不是超越天时来开启人民，而是各因时势建立政教。到了三王相继兴起，三重礼制已经完备，子、丑、寅三种建正制度确立，忠、质、文三种政教轮流受到尊崇，人的道路完备了，天的道路周全了。圣王不再出现以后，拥有天下的人即使想仿效古代的事迹，也不过是凭个人私意妄作罢了，所做的事情都错乱。秦朝以建亥月为岁首，是治道悖逆；汉朝只凭智谋和武力维持世局，哪里还知道先王的道路？孔子处在周朝末年，知道圣人不再出现，顺应天时的治理也不再存在，于是作《春秋》，作为历代君王的大法。所谓考察三王而不谬误，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无疑惑，百世之后等待圣人也不迷惑，前代儒者评论说：‘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个字。’不是文辞不需要赞助，而是言语不能参与其中。这种道，只有颜子曾经听闻过。实行夏代的时令，乘坐殷代的车辂，穿戴周代的冕服，音乐采用《韶》舞，这就是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认为它不过是褒奖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大法则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这些义理虽然宏大，却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反而容易看见。只有其中含蓄的文辞、隐微的意义，以及随着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才难以理解。有时抑制，有时放任；有时赞许，有时贬斥；有时进用，有时退处；有时隐微，有时显明；都要达到义理安定、文质适中、宽严适宜和是非公正的境界，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揆度大道的规范。观察各种事物之后，才能认识造化功用的神妙；汇聚各种材料之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只从一件事、一个义理便想窥见圣人的用心，不是上等智慧的人做不到。因此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默体认、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达到它的微妙深处。后来的君王如果懂得《春秋》的义理，那么即使德行不如禹、汤，也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秦以来，这种学问没有传承，我哀伤圣人的志向不能被后世明白，所以作传来阐明它，使后人通晓它的文字而探求它的义理，得到它的意义而效法它的作用，那么三代的治理也可以恢复。这部传虽然未能穷尽圣人的深奥内蕴，希望学者能够由此找到门径而进入。《鳧绎先生诗集序》〔宋〕苏轼

译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有意留下缺文的情形。家里有马，便借给别人骑，这种事如今已经没有了。史书不留下缺文、马不借给别人，难道对世道有什么增益或损害吗？然而我还是把它记下来，是因为世上有德行的君子长者一天天远去了，后生再也见不到他们的遗风余俗，因此一天天趋向于机巧、便利和谄媚，却没有人制止。这两件事虽然不足以损益世道，但君子长者的恩泽正在其中，所以孔子还要记下它们，更何况那些足以损益世道的事情呢？’从前我的父亲到京师去，和卿士大夫交游，回来后对我说：‘从今以后，文章大概会一天比一天工巧，而道将要散失了。士人仰慕远大的虚名而忽略切近的实际，重华饰而轻实质，我已经看见这种征兆了。’他又把鲁人鳧绎先生的十多篇诗文给我看，说：‘你记住它。几十年后，不会再有写出这种文章的人了。’先生的诗文都是有所作为而写，精练强劲、确切深刻，言语一定切中当时的弊病，明白坚实得像五谷，必定可以疗饥；切实有力得像药石，必定可以治病。他没有一句话是以空谈为高、以浮词为美的。此后二十多年，父亲已经去世，但他的话还在。写文章的士人没有不超然出于形器之外的；微妙的言论、高远的议论已经鄙视汉唐文章，而像先生文章那样反复论辩、正直说话而不避讳的作品，世人反而不再珍视了。我因此为孔子的话感到悲伤，又怀念父亲留下的教诲，更加寻求先生的文章，终于从他的儿子颜复那里得到，便抄录下来收藏。先生名太初，字醇之，姓颜，是先师兖公的第四十七世孙。《徐干中论序》〔宋〕曾巩 我起初看见馆阁和世间流传的徐干《中论》二十篇，以为全部内容就在这里。后来读《贞观政要》，奇怪唐太宗说曾经见过徐干《中论》中的《三年丧》篇，而今天的书中却缺少这一篇。于是考察《魏志》，看到魏文帝说徐干著有《中论》二十多篇，这才知道馆阁和世间所有的二十篇《中论》并不是全书。徐干字伟长，是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赞徐干怀抱文才而质朴，恬淡少欲，有隐居箕山的志向。《先贤行状》也称徐干品行笃厚、体察大道，不沉溺于世俗荣华。曹操特意表彰并征召他，他却以疾病为由推辞不赴；后来任命他为上艾长，他又因病没有赴任。大概汉朝承接周朝衰微以及秦朝焚灭学术之后，诸子百家、杂家与圣人之道一同流传，学者很少能独自观察道德的要旨，而不受庸俗儒生学说的牵引。至于治理生计、涵养性情以及出仕退隐、显言沉默的关头，能够不违背道理的人，本来就很少，何况处在魏代污浊的世道呢？唯独徐干能够考察六艺，推演并阐述孔子、孟子的要旨，进行论说；即使在辞句和时势方面偶有小失，考察他的归旨，违背大道的地方也很少。他从内心所得的道理，又能诚信地充实实行；处在污浊世道中，进退、显晦都有重大节操。我起初读他的书，考察其中的意旨，便认为他贤能。又根据他的书来探求他本人，于是知道他的品行也值得称贤。可惜他的学说有益于世道，而了解它的人很少。考察他的言论和行为所达到的境界，却用世俗的好恶去看待他，这些世俗好恶哪里足以了解他的心意呢？只是凭我的力量，哪里足以提高这部书的地位，使学者尊重并信奉它呢？因此我校正其中脱漏和错误，并叙述它的大概，这大概就是为了表达我的心意。编校书籍臣曾巩上。《杂诗石刻序》〔宋〕曾巩 齐国过去本来是以文学著称的国家，但从前的风俗也显现出朋党勾结、夸大欺诈的一面。如今这里土地富饶，又处在黄河、泰山之间，因此诉讼很多，豪强狡猾之徒结成群党，也往往喜欢互相攻击、抢掠、盗窃和杀人，当时被称为难以治理。我才力疲弱，来担任这个州的长官，铲除奸恶豪强，振兴松弛败坏的政务；除去百姓的疾苦，安抚善良之人。没有多久，监狱大多空了，鼓声几乎停止；年成又接连丰收，州中没有事情，因此得以和本地士大夫以及四方宾客利用闲暇时日，时常游览后园。有时登上长廊、环绕树木，观赏登临之景，思绪远达千里；有时面对芙蕖、菱荷和渺远湖波，乘船上下游览。虽然我因疾病不能饮酒，但间或写些小诗来娱乐心情、描写景物，也算是拙劣之人的自得。博学的大儒、尊贵的长者有的与我旧交，想取来看看；我也有不能隐藏的作品，而青州、郓州两位学士又跟着唱和，喜爱文辞的士人也接连写作。总计共有若干篇，难道因为我的文章鄙陋，就让那些名家、才俊豪放瑰奇而令人喜爱的辞章不能在本州广泛流传吗？所以把它们刻在石上，并且作序说明，使观看的人能够详细了解。熙宁六年二月己亥日作序。《周易本义序》〔宋〕朱熹 《易》这部书，卦、爻、彖、象的意义都完备了，天地万物的情状也显现出来。圣人为天下和后世忧虑，已经达到极点；在天下之前开启万物，在天下之后成就事业。因此穷极数理来确定天下万物的象，彰明卦象来确定天下的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用来顺应性命之理、穷尽变化之道的。分散来看，理有万般差别；统摄于道，则没有二致。所以《易》有太极，太极生出两仪。太极就是道，两仪就是阴阳；阴阳本来就是一道，太极也就是无极。万物生成，背负阴而怀抱阳，没有一样不具有太极，没有一样不具有两仪。阴阳二气交织感应，变化无穷。形体一旦承受生命，精神一旦发出智慧，真情和虚伪便出现，各种头绪也由此兴起。《易》就是用来确定吉凶、创成伟大事业的。所以《易》是阴阳的道路，卦是阴阳的形体，爻是阴阳的运动。卦虽然各不相同，共同之处在于奇数与偶数；爻虽然各不相同，共同之处在于九与六。因此六十四卦构成体，三百八十四爻交互发挥作用。遥远到六合之外，近到一身之中；短暂如一瞬之间，细微到一动一静，没有一样不具有卦的象，没有一样不具有爻的义。

译《易》的道理多么伟大啊！它的道至大，没有什么不包容；它的作用至神，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时势本来从未只有一个固定状态，卦也从未有固定不变的象；事情本来从未穷尽，爻也从未有固定的位置。如果只根据一个时刻来求取卦，就会拘泥于没有变化，这不是《易》；如果只根据一件事情来说明爻，就会闭塞而不能贯通，这不是《易》。知道卦、爻、彖、象的意义，却不知道卦、爻、彖、象的作用，也不是《易》。所以要从精神的运转、心术的发动中得到它，使自己的德性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相合，秩序与四时相合，吉凶与鬼神相合，然后才可以说是懂得《易》。然而《易》有卦，是《易》已经显现形态的部分；卦有爻，是卦已经显现出来的部分。已经成形、已经显现的，可以谈论认识；尚未成形、尚未显现的，不能用名称去求取。那么所谓《易》，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学习者应当知道的。《诗集传序》朱熹 有人问我：‘《诗》为什么会创作出来呢？’我回答说：‘人生来本是宁静的，这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发生运动，这是本性的欲望。既然有了欲望，就不能没有思考；既然有了思考，就不能没有言语；既然有了言语，又有言语不能完全表达的地方，于是在叹息、咏叹之外，必然自然产生声音和节奏，不能停止。这就是《诗》产生的原因。’又问：‘那么《诗》用来教化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说：‘诗，是人的内心受到外物感触而表现在语言之外的东西。内心感受有邪有正，所以语言表现出来也有是有非。只有圣人在上位时，他所受到的感触没有不正当的，他所说的话也都足以作为教化。有时人的感受混杂，所发出的言语不可能没有需要选择的地方，那么在上位的人就一定会思考如何反省自己，并因此采取劝善惩恶的措施，这同样就是《诗》用来教化的原因。’从前周朝盛时，上至郊祀、宗庙、朝廷，下至乡党、闾巷，所说的话纯正无邪。圣人本来已经把它们协调成合于声律的诗歌，在乡里使用，在诸侯国使用，以此教化天下。至于各诸侯国的诗，天子巡视诸侯时也一定要陈列并观览，以实行贬黜和升迁的制度。从昭王、穆王以后，这种风气渐渐衰败；到了东迁以后，便终于废弃而不再讲求了。孔子生在那个时代，既然没有获得职位，无法实行帝王劝善惩恶、贬黜升迁的政事，于是特意取出这些诗歌记录加以整理研究，删去重复，匡正纷乱；对于善行不足以作为法则、恶行不足以作为警戒的，也删削去掉，以归于简约、显示长久流传，使学者能够根据这些诗考察得失，善的加以学习，恶的加以改正。因此，它的政治作用虽然不能在当时施行，但它的教化确实影响了万世。这就是《诗》所以能够教化人的道理。又问：‘既然如此，那么国风、雅、颂的体制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我说：‘我听说，凡是诗中所说的“风”，大多出自里巷歌谣，是男女相互咏唱、各自表达感情的作品。只有《周南》《召南》亲自受到文王教化，使人形成德性，每个人都能获得正当的性情，所以表现在语言中的欢乐不过分淫荡，悲哀不过分伤痛；因此这两篇独自成为风诗中的正经。从《邶风》以下，各国政治的治乱不同，人的贤能与否也不同，他们受到感触而发出的作品，邪正、是非并不一致；所谓先王之风，到这里便发生变化了。至于雅、颂的篇章，都是成周时代朝廷、郊庙所用的乐歌之辞；语言和谐而庄重，义理宽厚而严密，作者往往是圣人一类的人，本来就是给万世树立法则规范的作品，是不可更改的。至于变雅之诗，也都是当时贤人君子忧虑时政弊病、感伤风俗败坏而作的，圣人把它们采录下来。它们忠厚恻隐的心意、陈述善道而闭塞邪说的用意，即使是后世善于言说的士人，也还不能达到。之所以说《诗经》能成为经，是因为它下通人事，上备天道，没有一条义理不具备。有人问：“既然这样，那么学习《诗经》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以《周南》《召南》为根本，探求诗教的端绪；参照各国风诗，穷尽它的变化；用正雅加以匡正，扩大其规范；用颂诗加以调和，使它归结于正道。这是学习《诗经》的大原则。”于是用章句来纲举其义，用训诂来条理其文，用讽诵吟咏来使其昌明，用涵泳浸润来体会它，观察性情隐微的变化，审察言语行动开始发动的关键，那么修养自身、治理家庭、使天下公平的道理，也不必到别处寻求，在这里便可以得到。提问的人恭敬应诺后退下。我当时正在编纂《诗传》，于是把这些话全部编次下来，置于篇首。《大学章句序》　　　　　　　　　朱熹 《大学》这部书，是古代大学用来教育人的方法。自从上天降生人民以来，就没有谁不被赋予仁、义、礼、智的本性。然而，人所禀受的气质有时并不相同，所以不能人人都认识自己本性中固有的内容并使它得到完全发挥。若人群中出现了聪明睿智、能够充分发挥本性的人，上天必定任命他做亿万民众的君主和老师，使他治理、教导人民，以恢复他们的本性。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继承天意、树立人伦极则的原因，也是设置司徒之职和典乐之官的由来。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教育制度逐渐完备，后来王宫、国都直到里巷，没有地方没有学校。人到八岁，从王公以下直到庶人的子弟，都进入小学，学习洒水扫地、应答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等学业。到了十五岁，从天子的长子、众子直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长子，以及平民中的才俊，都进入大学，学习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这就是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以及各自阶段的原因。学校设置的范围如此广大，教育人的方法、次序和具体条目又如此详备；

译而它所施行的教育，又都根源于君主亲身实行、内心体会所得的道理，并不是到百姓日常生活之外另行寻求。因此，当时的人没有不学习这种学问的，也没有谁不能认识自己本性所固有的内容和职分所应当做的事情，于是各自勤勉努力，竭尽自己的力量。这就是古代盛世上面政治隆盛、下面风俗美善而非后世能够赶上的原因。到了周朝衰微，圣贤的君主不再出现，学校的政令也不加修治，教化逐渐衰败，风俗日益崩坏。当时虽然有孔子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取得君师的地位来推行政教，于是独自取用先王的制度，诵读并传授给后世。像《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等篇，本来就是小学教化的支流余绪；而《大学》这篇，则根据小学教育取得的成效，来阐明大学教育的法则，对外极尽其规模的宏大，对内穷尽其具体条目的详备。孔子的三千弟子，大概没有不听过这套学说的；但曾氏所传独得其中的宗旨，于是撰写传文来阐发它的意义。孟子去世后，这一传承便断绝了，于是这部书虽然存在，能够理解它的人却很少。从此以来，庸俗儒生形成了记诵词章的习气，所下功夫超过小学，却没有实际用处；异端所讲的虚无、寂灭之教，表面上比大学之道高远，却没有实际内容。其他权谋术数以及一切追求功名的学说，连同百家各派、各种技艺用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堵塞仁义的说法，又纷纷夹杂出现其中。结果使君子不幸不能听闻大道的要旨，小人不幸不能受到至治的恩泽，社会陷入昏暗闭塞、反复沉沦的顽疾，直到五代衰败之时，混乱破坏达到了极点。天运循环，往来无不复返。宋朝德业兴盛，政治和教化美善光明，于是河南程氏两位先生出现，得以接续孟氏的传承，实际上从此才尊崇、信奉并表彰这篇《大学》。后来又替它编排简册，阐发它的宗旨，于是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圣人经典和贤人传记的旨意，灿然重新在世上显明。即使像我朱熹这样才智浅陋的人，也有幸私下向他们学习而有所闻见。只是这部书仍有不少散失，所以我不顾自己的固陋，搜采编纂，间或暗中附入自己的意见，补足其中的缺略，以等待后世君子评定。我非常知道这样做有僭越之处，也无从逃避罪责；但对于国家教化人民、形成风俗的意旨，以及学者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方法，或许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为什么写作呢？是子思子忧虑道学失去传承，所以写成的。自上古圣明之人承接天意、树立人伦极则以来，道统的传承本来就有来由。它见于经典的内容是：“允执厥中”，这是尧传授给舜的。舜所传给禹的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尧的一句话已经极其完备，而舜又增加三句话，是为了说明尧那一句必须做到这样才可以，希望能够接近它。我曾经这样论述过：心的虚灵知觉本来只有一个，但之所以说有“人心”“道心”的不同，是因为有的产生于形体气质的私欲，有的根源于正当的性命；两者形成知觉的来源不同，所以有的危险不安，有的微妙难见。然而人没有谁不具有这个形体，所以即使是上等智慧的人也不可能没有人心；人也没有谁不具有这个本性，所以即使是下等愚昧的人也不可能没有道心。这两者混杂在内心之中，如果不知道怎样治理它们，危险的就更加危险，隐微的就更加隐微，天理的公正最终便无法胜过人欲的私心。“精”，就是考察这两者之间而不使它们混杂；“一”，就是守住本心的正当而不使它偏离。若致力于此，始终不稍有间断，就一定能使道心常常成为一身的主宰，而人心每每听从它的命令；这样，危险的就会安定，隐微的就会显明，人的一切动静言行自然不会有过分或不及的偏差。尧、舜、禹，是天下最伟大的圣人；把天下相传，是天下最重大的事情。由天下最伟大的圣人来实行天下最重大的事情，而他们在传授交接之际反复叮咛告诫的，也不过如此，那么天下的道理，难道还有能超过这些的吗？从此以后，圣圣相承，像成汤、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君主，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全都依靠这一道理接续道统的传承。至于我们的孔夫子，虽然没有取得相应的职位，但他继承前代圣人、开导后世学者的功劳，反而有超过尧舜的地方。然而在当时，能够见道并理解它的人，只有颜氏、曾氏一脉真正得到宗旨。曾氏再传，又得到孔子的孙子子思；这时距离圣人已经很远，异端也兴起了。子思害怕时间越久越会失去道统的真实，于是推究尧舜以来相传的本意，用平日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听到的话相互验证、反复阐述，写成这部书，来告诫后世学者。他忧虑得深，所以言辞恳切；考虑得远，所以论说详尽。其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讲的是道心；说“择善而固执之”，讲的是精一；说“君子时中”，讲的是执中。世间相隔一千多年，而子思的话与尧舜以来的话并无不同，像符契相合一样。遍选前代圣人的著作，其中用来提挈纲要、揭示深奥道理的，没有像这部书这样明白而完备的。从此又经过两代传承，得到孟氏，孟子能够推阐说明这部书，以承接先圣的道统。孟子去世后，道统便失去了传承，于是我们的道所寄托的内容不超出言语文字之间，异端学说一天天更新、一天天兴盛，直到老氏、佛氏的门徒出现，更加接近义理，却大大扰乱了道的真相。然而幸好这部书没有泯灭，所以程氏兄弟两位先生出现，得以考究它，续接千年来中断的传绪；又有了依据，可以驳斥佛、老二家似是而非的说法。子思在这方面的功劳是很大的，但如果没有程氏先生，也没有人能够依据他的言论而体会他的本心。可惜他们所作的论说没有流传下来，如今石氏所辑录的文字，都是门人记录的内容，因此大义虽然明白，精微的言语却没有得到分析。至于门人自己所作的论说，虽然颇为详尽，也有不少发明，但其中也有背离老师学说而流入老、佛之说的。朱熹从年轻时就曾经诵读并暗自疑惑，沉潜反复研究，已经有多年；有一天恍然间似乎把握了要领，然后才敢综合众说，取其中正。

译后来我撰定了一篇章句，留待后世君子评定；又有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重新取用石氏的书，删去繁杂错乱的部分，命名为《辑略》，并记下过去讨论、辨析、取舍的意见，另作《或问》附在后面。这样以后，这部书的纲要分明、条理清楚，脉络贯通，详略相互配合，大事小事全都列举；各家学说的异同得失，也都能够得到充分阐明并彼此贯通，各自发挥其旨趣。虽然我不敢妄自议论道统的传承，但初学之士或许可以从中有所取用，那么也差不多可以成为由远处起步、由低处登高的一点帮助。《中庸集解序》　　　　　　　　　朱熹 《中庸》这部书，是子思子所作。从前曾子向孔子学习而得到他的传承；孔子的孙子子思又向曾子学习，得到曾子从孔子那里承受的传授。后来子思害怕传承久远之后或许会失去真实，于是推究所传道理的本意，用自己听到的话加以验证，彼此反复阐述，写成这部书。孟子的门人实际上承受了他的学说。孟子去世后，这一传承便没有保存下来。汉代各位儒生虽然有人诵读它，但它既混杂在传记之中而不受重视，也没有人能够阐明其中所传的本意。到了唐代，李翱才知道尊崇信奉这部书，并为它作论说；但他所谓“灭除情感以恢复本性”，又夹杂佛、老思想来说，因此也不同于曾子、子思、孟子所传的道理。到了本朝，濂溪周夫子才得到传承的要旨，把它写在篇中。河南程氏二位先生又得到他的遗留下来的纲要并加以发挥，此后这门学问才传播到天下。然而明道先生来不及撰成著作，如今世上流传的陈忠肃公所作序文，原来是蓝田吕氏所著的另一本书。伊川先生虽然曾经说自己已经写成《中庸》，但也没有传给学者。有人把这件事问和靖尹公，他说：“先生自己认为不满意自己的作品，已经把它烧掉了。” 两位程先生在这方面都没有留下著作，所以如今流传的内容，特别是出自门人记录的日常问答言辞。门人中著作流传于世的，只有吕氏、游氏、杨氏、侯氏四家已经形成了书；至于横渠先生、谢氏、尹氏，也只是有人记录过涉及此篇的言语，而且都另自编成书，其中有些还杂出于其他记录。学者想要集中阅读这些材料却无法做到，自然也就不能考察它们的差异、会通它们的共同点。我的朋友会稽石君▯子重，才开始把它们搜集编次，合为一书，以便阅读，命名为《中庸集解》。他又把辑录的次第列在上面这些内容之后，嘱托我为它作序。我想到圣门传授的精微之处，诸位先生已经详细论说，书中也都可以看见。以我的浅陋，即使终身整日思考、坐诵，也未必能够理解其中所说的道理，又哪里敢在其中添上一句话？不过我曾私下认为，秦汉以来圣学失传，儒者只知道从事章句训诂，却不知道重新探求圣人的本意，以阐明性命道德的归宿。到了近世，先知先觉的人才开始阐发它，使学者能够认识到前人的陋弊。然而有些人只是背诵他们的话来显示高明，却根本不知道深入探求其中的本意；更严重的，竟至于略去章句，轻视训诂，坐在那里空谈玄妙，辗转相互迷惑，这样造成的祸患反而比前人的陋弊更严重。唉！”},{ 这难道就是古代圣贤相互传授的本意吗？难道就是近世的先生君子对后人的期望吗？我朱熹确实不聪敏，私下里实在对此感到忧惧。因此借着子重所编的这部书，特意把这些话题写在篇首，用来告诫那些与我志同道合而阅读此书的人：不要一味攀求高深，也不要对奇异之说感到惊骇，一定要在字句训读和文章义理之间沉潜玩味，以求归宿；一定要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保持戒惧，以践履其实。这样或许能够从容熟习、充分涵泳，真正积累功力日久之后，在博厚、高明、悠久的境界中，忽然不知不觉达到它；如此才算真正有所获得圣贤相传的道理，而不至于只有徒然诵读、坐而空谈的弊病。再说，子重编写这部书，搜集材料没有遗漏，条理清楚而不紊乱；分章虽然依据众家的说法，但在取舍之间没有失当。它谨慎严密、详尽审慎，大概是领会了“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道理。只有《哀公问政》以下六章，依据《孔子家语》本来是同一时期问答的话，现在采用各家的编次，不能再合并起来，但并不妨害其文脉义理的贯通。又因为简册篇帙重大，所以分为上下两卷，也没有别的体例含义。

译《论语》《孟子》集义序　朱熹 《论语》和《孟子》二书，是求道的学者最重要的依据；古今为它们作解说的，大概已有一百多家。然而自秦、汉以来，儒者大多不足以参与闻知这种道统的传授：那些沉溺于浅近说法的人，虽然得到圣贤的言语，却没有得到其中的意旨；那些驰骛于高远空疏之说的人，又往往把义理说得支离、错杂、乖谬，有的甚至连圣贤的言语也一并丢失了，学者因此更加困惑。宋朝兴起一百年后，黄河、洛水之间出现了程颢、程颐二位先生，此后这种道统的传授才有了继承。他们对于孔子、孟子的心法，大概虽处于不同的时代，却相互符合。因此，他们阐发说明这两部书的学说，言语虽然浅近，深入探求却无穷无尽；旨意虽然高远，掌握起来却有纲要，使读者不但能够得到它们的言语，而且能够得到它们的意旨；不但能够得到它们的意旨，而且能够连同圣贤由此进修而达到的途径一并得到。他们振兴斯文、启发后学，实在可以说达到了极点。我曾间或搜集编排其中的条目脉络，附在原书各章之后；后来又选取那些学问与程先生相同的人，如横渠张公、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共九家的说法，附加补充进去，命名为《论孟精义》，用来备供阅读省察；凡是有志于此、想从事于此学的人，也不加隐瞒。我曾经这样评论：《论语》的言语无所不包，而它用来教示人的内容，没有不是操持心志、存养德性的要领；《孟子》七篇的旨意无所不探究，而它用来教示人的内容，大多是亲身体验、扩充践履的端绪。圣贤之间的区别，固然就是这样不同；然而体与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也没有间隔。既然如此，若不是认识到程先生学问的极致，谁能够明白这一点呢？唉，这大概就是程先生在百世绝学之后奋然兴起，而独自获得千年无人传授之传的原因吧！至于张公与程先生相比，就论其所达到的境界而言，我私下认为，他大概如同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而当时那些登门受学的士人，若考察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又不知道谁可以比作孔门的颜回、曾参。如今记录他们的言论，并不敢认为他们与程先生丝毫没有不同，只是说大的方面既然相同，那么其中浅深、疏密之间极细微的差别，正是学者应当尽心研究的地方。至于近年以来那些在程先生门人门下求学的人，有的又拿出自己的著作来，那么我以为他们是源流相远而末端分歧，醇厚与浅薄各有不同，因此不敢把他们的说法收入此书。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世上流行而没有列入这里的各种说法，难道都没有可取之处吗？”我说：“并不是这样。汉、魏诸位儒者，匡正字音和读法，通晓训诂，考察制度，辨析名物，他们的功劳是很广大的。学者如果不先涉猎这些学说的流派，又怎么能够在这里用力呢？近世的两三位名家，以及那些所谓在程先生门人门下求学的人，他们考订证据、推求义理的说法，有时也确实对文字义理有所补益。学者从这些方面有所收获，然后再来阅读本书，那么还有什么地方会使他无所获得呢？只是说到探求圣贤的意旨，关键在于本书而不在于那些说法罢了。至于有些人表面上自称依托程氏，暗中窃取与程氏相近的言语，来文饰异端之说，这实在不能进入学者的心中。然而他们的言论荒诞虚幻、浮夸不实，足以欺骗世人，而世俗之人已经颇为趋向他们了。他们造成的危害，难道会很浅小吗？不过考察他们语言和气象之间的表现，实际上并不难辨别。学者如果确实在这部书上用力而有所收获，那么即使想读那些人的言论，也将因没有闲暇而顾不上了。既然如此，这部书的编成，即使有人讥笑它草率，我也不敢推辞；至于彰明圣人传承的道统，汇成各家学说的长处，驳正世俗流行说法的谬误，我私下妄自认为，或许差不多可以做到吧。《春秋胡氏传序》　【宋】胡安国 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负责掌记当时的事情。《春秋》本来只是鲁国的史书，孔仲尼对它加以删定取舍，因此成为史书之外传达圣人心意的重要经典。孟子阐明了它的宗旨，把它看作天子的事业，是因为周道衰微，天子的纲纪瓦解，乱臣贼子接连出现。当时人的欲望肆意泛滥，天理已经消亡。孔仲尼认为自己应当承担保存天理的责任，除了他还有谁呢？五典不能敦厚，正是自己应当叙述的；五礼不能施行，正是自己应当整饬的；五服不能彰明，正是自己应当申明的；五刑不能使用，正是自己应当讨伐的。所以他说：“周文王已经去世，礼乐文化不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将要使这种文化丧失，那么后世死去的人就不能参与其中；上天如果还没有使这种文化丧失，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把自己看作承受天命的人，这种文化的兴亡在于自己，难道还要依赖别人吗？所以他说：“我想把道理记载在空泛的言语中，不如把它落实到历史行动中，使它深刻、切实而明显。”空泛的言语只能记载道理，具体行动才能显出道理的作用。因此借鲁国史书寄托天子的法则，使混乱的时代拨乱反正，叙明先后次序，于是典章由此可以敦厚；划分上下等级，于是礼制由此可以施行。有德的人一定褒扬，善行由此可以得到鼓励；有罪的人一定贬斥，恶行由此可以受到惩戒。它的志向在于治理世道，它的功绩可以和治水、抵御戎狄、放逐龙蛇、驱除虎豹相比。它所讲的大纲要旨，都是天子的事业。所以说：“真正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真正责备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认为，写作这部书，是为了在欲望横流时遏制人的欲望，在天理已经消亡后保存天理，是替后世考虑得最深远的事情。责备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天子的职位，却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寄托天子南面而王的权力，使乱臣贼子压制自己的欲望而不能肆意妄为，这实在可悲。因此《春秋》把义理落实在具体事情上，并不是空泛言语可比的。评判君主的好恶，发扬了《诗经》的情感；斟酌古今，贯通了《尚书》的政事；振兴常典，体现了《礼经》的原则；以忠恕为根本，导向《乐经》的和谐；阐明权宜制度，穷尽了《易经》的变化。历代君王的法度、万世共同遵守的准绳，全都在这部书中。因此君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学习这部经书，就确实掌握了穷究事理的要领。不学习这部经书却要处理大事、裁决重大疑难，能够不迷惑的人很少。自从先圣门人以文学著称于世，即使游、夏也不能为它赞成一句话，可见它立义的精微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距离圣人已经很远，想凭借遗留下来的经典窥测圣人的作用，哪里容易做到？然而时代有先后，人心共同具有的道理却只有一个。如果把握住这种共同的本心，即使相隔天地宇宙，也如同亲自接受圣人教诲一样；这样，《春秋》的权衡尺度就在自己心中了。近世推崇王氏的新学说，把它确定为国家的正统，却偏偏不把《春秋》用于科举取士，学校不依据它设置官职，经筵也不依据它进讲，裁决国事的人没有可以取正折中的依据，天下人不知道应当归向哪里；人的欲望日益增长，天理日益消亡。唉，竟到了这种极点！孔仲尼亲自删定、拨乱反正的这部书，也可以重新施行了。上天特别降下圣学，正应当尊崇信奉这部经书；于是我在此时奉行诏令，不自量力，谨慎地叙述自己所听闻的内容，为它作传，以此献上。即使其中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或许还没有完全贯通，但尊崇君主和父亲、讨伐乱臣贼子、排斥邪说、端正人心的大法大略，大体都已具备，或许可以对圣王治理世道的志向略有补益。

译《书经集注序》　　　　　　　　【宋】蔡沈 庆元己未年冬天，文公先生命我蔡沈撰作《书集传》。第二年，先生去世；又过了十年，我才得以编成此书，总计若干万字。唉！《尚书》哪里容易讲解呢？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都记载在这部书中，而见识浅薄、学问疏陋的我，哪里足以完全揭示其中深奥的内容？况且生在几千年以后，却想讲明几千年以前的道理，也已经很困难了。然而二帝三王的治理，根本在于道；二帝三王的道，根本在于心。能够得到他们的本心，那么他们的道和治理本来就可以谈论了。为什么呢？精诚专一、执守中道，是尧舜禹相互传授的心法；建立中道、树立极则，是商汤、周武相互传承的心法。说德，说仁，说敬，说诚，言语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个，无非都是为了说明此心的精妙。说到天，是严肃说明此心的来源；说到民，是谨慎说明此心施行的对象。礼乐教化，是此心的发露；典章文物，是此心的显现；齐家、治国而使天下太平，是此心的推扩。心的德性，真是盛大啊！二帝三王，是保存了此心的人；夏桀、商纣，是丧失了此心的人；太甲、成王，是在困厄中仍保存此心的人。保存此心就能治理，丧失此心就会混乱，治乱的区别，只在于他们的本心保存或丧失得怎样。后世君主如果有志于达到二帝三王的治理，就不能不寻求他们的道；如果有志于达到二帝三王的道，就不能不寻求他们的本心。寻求本心的要领，除了这部《尚书》还能凭借什么呢？我蔡沈自从接受、诵读它以来，潜心研究其中的义理，参考各家学说，融会贯通之后，才敢作出折中判断。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宗旨，大多是陈述前人的旧说。《尧典》《舜典》以及《大禹谟》等二典三谟，文公先生曾经订正过，亲手批校的痕迹还很新，想起来真令人痛惜！《集传》本来就是先生所命作的，所以凡是引用老师的学说，不再另行标明。四代的典籍分为六卷。文章因时代而有不同，治理天下所依据的道却相同。圣人的本心显现在书中，就像造化神工的妙处显现在万物上；若不是精深地研究，不能认识它。这部传注对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本心，虽然未必能够深入到最精微之处；但对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著作，借助这些训诂，也可以大致得到其中的主旨。嘉定己巳年三月十六日作序。《礼记集说序》　　　　　　　　【宋】陈澔 前代圣人承接天意、树立人伦极则的道理，没有比礼更大的；后代圣人垂示后世、建立教化的著作，也没有比礼更优先的。三百条礼仪、三千条威仪，哪一项不是精神心术寄托的所在？所以礼能够同天地一样有节度。夏、商、周、汉四代的礼制有所损益，时代久远而经典残缺，其中详情已经无法全部听闻。《仪礼》十七篇、《戴记》四十九篇，经先儒表彰阐明，于是《大学》《中庸》遂成为千万世道学的源头。其余四十七篇的文字，虽然有纯正和驳杂的不同，但义理的浅深、异同，确实不容易说清。高密郑氏以图纬和孔氏注疏为宗，只遵从郑氏的说法，即使有其他学说也不再收录，固然令人遗憾；然而其中明白可靠、可以据凭的地方，也不能轻易改变。近世应氏作《集解》，对于《杂记》《大记》《小记》等篇都缺略而不加解释。唉！慎重办理丧事、追念远祖，这对于人伦和世道的关系，并非小事，怎么可以轻略呢？先父向双峰先生拜师学习十四年，凭借这部经书三次考中乡试，为开庆年间的名进士，从老师门下听到的讲论很多，但中途遭遇焚毁，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我这个不肖孤儿冒昧地不自量力，搜集、汇聚、推演、阐释这些内容，并附加自己的臆见，命名为《礼记集说》。只是希望用平实明白的说法，使初学者读来就能理解其义；希望章句通晓之后，深奥义理自然显现，实在不必故意把议论说得高深而轻视训诂之辞。书写成后，很想请四方有道之士加以订正，但我年老多病，出游考察实在困难，只好暂时收藏在箱笥中，等待后来的贤哲。《廉先生序》　　　　　　　　　【宋】李格非 齐郡有一位廉先生，是一位隐居的君子。他年轻时曾背着书参加科举，后来究竟是厌恶世道、鄙弃风俗，还是爱惜自身、等待时机？或者是得失轻重早已在心中判定？年未满四十，忽然来到齐东湖山的郁尽之处隐居，把平生所读的书捆束起来，放在房屋的栋梁之间，唯独抱着《易》读到老去。他的高明之处，恐怕我格非、智诚实在不足以理解。姑且说一些能够知道的事情，来推测那些未知的地方：先生刚来时筑室结庐，种竹数千竿、树木数百株，似乎非常闲暇而且容易做到；但后来树木坚实完好、繁茂旺盛，即使别人竭尽力量也不能赶上。人们疑惑地说：“这位先生筑屋种树一定有法术。”后来又见他种田百亩，养活十多口人，年年都没有供给不足，于是说：“这人一定能把其他东西化成黄金。”四十年后考察他的寿命，已到八九十岁，却发现他仍有儿童般的面色，于是又说：“他一定会炼丹服食，使人长生。”这些话多次告诉先生，他都随意听着，并不推辞。有人跟随他求问其中的诀窍，他告诉那人：“这哪里有什么法术？我筑屋种树时，只知道不能因为它们成败不同而改变我的真诚；治理家庭时，只知道不能因为家业盈亏而夺去我的常道；修养自身时，只知道不能让思虑扰乱我的性情。我的胸中只是这样而已，哪里有什么法术呢？”即便如此，如果有人来问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我也会用这番话回答他。他的朋友王文恪公已经显达，想把他推荐给朝廷，估计先生不可屈服，于是作罢。治平年间，朝廷下诏访求隐逸之士，刺史王才叔将要强迫先生出行，先生暗中派人推荐自己的弟子鄢某，而鄢某终身也不知道这件事。格非的兄长和叔认为，他不苟且求合于古人，可以比作黔娄；他处境艰难时的表现，像叔度；他隐藏节操、藏匿行为，使世人无法知道他的高尚，若不是仲长统、子光这样的人，便没有谁能与他相比。考察他的功业，又不免疑惑：几十年间，天下人有时表现忠诚顺从，难道是因为他们乐于如此吗？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而生性残忍暴戾的人，也有时会产生悔过自新的心吗？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却偏偏形成了这种情形。天地之气，和缓而调畅，足以滋养万物、使美好的草木生长，我恐怕这个人对此也有功劳。《鲁义姑诗序》　　　　　　　　【明】薛瑄

译鲁义姑，是现在鲁地宁阳人。春秋时期，齐国军队进入鲁国境内，看见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牵着另一个孩子逃走。齐兵将要追上她时，妇人便丢下自己抱着的孩子，抱起原来牵着的孩子，急忙奔向山谷。齐国将领感到奇怪，追上去问她原因。妇人回答说：“我丢下抱着的，是我的儿子；抱起牵着的，是我的侄子。我被齐兵逼迫，害怕儿子和侄子不能同时保全，所以宁可抱走侄子、丢下儿子，割舍私人的爱子之情，来保全公义。”齐国将领认为她的话合乎义，于是释放了她，并且派人把这件事告诉齐君，随后撤回军队。鲁国因此免于兵祸，后来访得这个妇人，赏赐她丝帛，称她为义姑。她的姓名，史书已经失传了。唉！义，是天理和民众常伦的大端。义姑不过是一个妇人，却能在战争逼迫、处境危急之际，权衡天理所宜，宁可割舍爱子之恩，来成全保全侄子的义行，终于使齐人受到义行感动，最终使鲁国得以安定。看看世上那些背弃公义、沉溺私恩的人，平常时候尚且如此，何况在颠沛流离之际呢？这样看来，义姑远比一般人贤明。顺天府尹王惟善公，正是本地人，读书而且好义。对于义姑的事迹，虽然发生在千百年前，他仍想把它表彰出来以激励风俗，于是征求士大夫的诗篇，来发扬她隐藏的德行。诗作总共有若干首，全都具备比兴的体制，在讽诵吟咏之间，足以感发人的善心，对于世间教化不能说没有补益。因此他嘱托我作序，把这件事写在卷首。《山东乡试录序》　　　　　　　【明】王守仁 山东是古代齐、鲁、宋、卫的地区，也是我们孔夫子的故乡。我曾经读《孔子家语》，他的门人高弟大多都出自齐、鲁、宋、卫一带，本来就希望亲自到那里一次，看看当地山川灵秀奇特的气象，想着其中一定会有像古人一样的人出生，可惜我无从得知。今年是弘治甲子年，天下将再次举行大比。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以及他的左布政使曹元、按察使戈瑄等人，带着礼物和财帛来请我王守仁担任考试官。按照旧例，主持考试、考核的人只以求得人才为务，起初并不限制其职任；后来经过四十多年，才开始全部任用学职人员，终于变成只按名额取足人数，考试事务归外帘办理，糊名、易书的意义逐渐削弱。近来进言的人多认为这样不便，大臣上奏了他们的意见，天子说“对”，于是恢复旧例。于是聘请考试、考核人员，全部按照建国初年的旧制，而我也得以以部属身份来到这片土地主持考试。即使我不是合适的人选，难道不应当庆幸自己有这样的遭遇吗？何况这里是孔夫子的故乡，本来就是我平日希望亲自到达的地方，如今又能遍阅并考核所谓贤士的文章，难道不是平生最大的幸运吗？即便如此，我心中也私下有很大的恐惧。把重任交给考核者，是为了求取人才。求取人才而内心不能尽忠尽力，这是不忠。内心已经竭尽全力，却仍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这是不明。关于不忠的责任，我只需尽自己的心力便是；关于不明的罪责，我最终又能怎么办呢？从前孔子在世时，登门求学的弟子常有三千人，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多人。其中最卓越而显著的，论德行、言语，有颜回、闵损、宰予、端木赐这些人；论政事、文学，有仲由、冉求、言偃、卜商这些人。如今所取的士子，最初由提学副使陈镐选拔，大约三千多人，取得一千四百零几人；后来再加以考试，得到七十五人。唉！这三千多人，难道都是孔夫子故乡后辈中有幸游学于孔门的人吗？这七十五人，难道都是亲身通晓六艺的人吗？其中也有像颜回、闵损、游夏一类那样卓越显著的人吗？今天的山东仍然是古代的山东，虽然今人赶不上古人，但难道就没有一两个人像从前的贤人吗？如果如今所取的人中没有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主持考试、考核的人眼光不明的罪过吗？即使如此，我也愿意对各位士子说几句话。有这样的人却没有选取，确实是主持考试、考核者眼光不明的罪过；主持考试、考核的人以此为标准去寻求、选取，而各位士子中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来回应他们的要求、不辜负他们的选取，这也就是各位士子的耻辱。即便如此，我哪里敢断定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呢？孔夫子曾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那么这些人是从哪里取得这些德行的呢？”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做到像他那样。”作为孔夫子故乡的人，如果不能达到古人的境界，却既不以不如古人为耻，又不知道怎样自我勉励，那就是自暴自弃。这样的人就叫作不肖。不肖与不明相比，相距能有多远呢？这样看来，主持考试、考核的人和各位士子，也都同样负有责任。主持考试、考核者的责任，从今以后不能没有恐惧之心，也不能有所懈怠作为。至于各位士子的责任，即使现在还不能做到，仍然可以自我勉励；又要害怕自己或许本来能够做到却自行止步。各位士子难道不应当说：“我们可要努力啊！”不要让主持考试、考核的人最终无法摆脱眼光不明的罪责。这样才无愧于这次科举，也无愧于孔夫子故乡人的身份。《颜鲁公文集序》　　　　　　　【明】杨一清 文章和节义，是天地间元气所关涉的事情，国家气运的兴衰，根本也一定由此决定。然而这两方面，造物者常常好像有所吝惜，不肯同时赋予一个人。一个人的节义如果有所欠缺，即使文章写得好，君子也不会取法。唐代文章家中，韩愈、柳宗元最为著名，评论者最终仍认为韩愈醇正而责备柳宗元，并不是因为柳宗元的文章不如韩愈，而是因为他的节义不如韩愈。安禄山发动叛乱时，像豺狼猪狗一样咆哮吞噬，前面没有坚固城池可以阻挡，颜鲁公首先倡导大义，率乌合之众迎击叛军锋芒，各郡响应他如同回声，使叛军犹疑徘徊，不敢长驱向西；明皇因此能够从容巡幸蜀地，灵武得以接受禅让，郭子仪、李光弼最终成就收复国土的功勋。归根究底，是义气所激发，其中颜公的功劳居多。等到他在朝廷上正色立身，公开发表正直言论，多次被排斥又多次复起，百折不屈，终于因此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他的节义光明灿烂、震动天下，哪怕只有只言片语，本来就应当受到世人重视，更何况他的高文大册典雅厚重，确实足以昭示无穷后世呢？颜公的文章最初由宋人编纂，沈氏、刘原父为它作序，留元刚氏又继续搜集编纂，刻印流传；如今大多已经亡佚，学者很少能够见到，散见于金石碑刻之间的，只有原作的千百分之一二。近来锡山安国、民泰得到传抄的旧本，立志重新刻印，邀请我作序。

译颜公的节义不需要依靠文章便已经显明，阅读他的文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的内心。颜公的文章本来并非有意求传，但既然人们重视他这个人，那么他的文章自然不能不与他的节义一同流传。我又从颜公生死存亡的遭际中，体会到了唐王朝兴亡的关键。当颜公起兵倡义时，明皇听说后说：“我不了解颜真卿是怎样的人，竟然能够做到这样。”到了肃宗、代宗、德宗时期，他们已经知道颜公是什么人了。当时国势虽然艰难，却不像天宝年间那样危急；任用他为将领，可以使敌军屈服；任用他为宰相，可以安定国家。假使让他充分发挥作用，天下各地的长官就不会擅自窃取权命，皇帝也不会颠沛流离、蒙受耻辱。只是这几位君主虽知道他，却不能任用；即使任用，也不能长久而且专一。大概杨炎、元载、卢杞等人在上面嫉妒排挤，下面又有一两个小人构陷毁谤，以成全自己的私利，颜公只能空怀孤忠，徘徊不能施展，最终死在李希烈手中；这是卢杞造成的，而唐朝的灭亡也从此开始孕育了。颜公本人又损失了什么呢？唉，这其中固然有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事情。我是什么人，竟敢为颜公文集作序？但邀请我的人的用意有值得嘉许之处，不能默然不说。只是这部文集还没有经过校订，讹误多到几乎无法阅读；如果真能得到有见识、善于辨析的人加以厘正编次，那么它作为文坛巨著，自然另有人作序，我又何必等待我的话呢？《十三经注疏序》　　　　　　　【明】任濬 《洛书》出现，文字才得以建立；文字建立，经书才由此开始。自尼山孔子记述政教得失，《易》《诗》《书》《礼》《乐》《春秋》并列为六经，司马迁因此称为“六艺”，《汉书》也没有非议。又以五学配五常，《论语》《孝经》也与《六艺略》中所记相同。漆园氏说，孔子把书藏在周室西边，翻阅十二经来解说老聃；有人把它们看作六经、六纬，有人认为是《易》上下经和十翼，也有人认为是《春秋》十二公经。周续之通晓十经，即五经、五纬。唐代甲部经籍目录将其分为十一类，即《易》《诗》《书》《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经解和小学。唐代明经科取士所用的九经中，《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宋代合并三传，舍弃《仪礼》，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论语》《孝经》为三小经，这就是宋代所称的九经。至于石室所藏的十三经，始于孟蜀，大概是上承五经，如繁星拱卫北斗；向西下视小学、谶纬等篇章，又如江、淮、河、洛俯视夫▯、蒲、具区、傒养、余祈等地。汉代儒生对于经学所作的贡献实在巨大。秦朝焚书之火熄灭、挟书令废除以后，三代旧篇仍有许多湮没散失；高堂生、北平侯颜芝、伏胜、后苍、费直、毛苌，以及刘向、刘歆父子、孔安国等人，或口头传授，或笔录整理，搜集散佚，发掘坟墓和墙壁中的藏书，辑录灰烬中的遗迹。到了东汉、魏、晋，马融、郑玄、服虔、王弼、何休、赵岐、王肃、杜预、郭璞、范宁、郑众等贤者，全都考察详核异同，辨明正误得失，钻研磨砺先儒遗说，穷年累月直到白头。及至六朝政局纷扰、南北分裂，章句之学各有所好，彼此又都有偏执：南方学者简约，能得其精华；北方学术深繁，穷究其枝叶。后来《正义》在贞观年间编定，《二礼》在永徽、端拱、咸平年间详加考订，又重新校正经、传、注、疏，才成为完整的书帙。其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以开发学术，劳苦无可比拟；而对于典章名物、草木鸟兽、析字比句，即使像缫丝人治理丝线、制组人整理丝带，或天官所掌九野三垣、建章宫的千门万户，也没有如此详密。士人如果立志考察古代、端正学术，那么舍弃这部书还能到哪里去求学呢？然而有的学士直到白头也没有见过全书，即使辟雍的藏书也被蠹虫蛀蚀、积尘封闭，能够入斋接受传授、诵读并完成学业的人很少。又有的版本讹误相互沿袭，抵牾而不可凭信，读起来仿佛口中含着瓦石。毛氏这次刊刻，独自做到完备；它用来辅助圣经，对表彰王道、辨明章法制度也有功。况且这部书历来聚讼纷纭，争论的事项很多：十翼的先后，《象》《彖》的分合，究竟谁是、谁非？孔壁古文《尚书》和伏生所传的《尚书》，古今应当怎样辨别？【疑文】何者应当区别？《雅》《颂》以及《卫风》《邶风》《鄘风》如何区分？《关雎》所表现的盛衰从何说起？《冬官》与什么有关？《考工记》补充了什么？《职方》所说的禹贡九州山川依据什么？《王制》《月令》为什么被汉儒附会？夏历、周历的正朔凭据在哪里？关于膏肓、墨守、废疾等说法，三传的优劣，为何纷纷争论？以至于《诗经》有齐、鲁、韩三家，《易》有内外易以及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之学，《尚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之学，《礼》有大戴、小戴之学，《春秋》有吴助之学，为什么留存的只有十分之一，亡佚的却有十分之九？各种疑信、废兴，都在这部编书中具备。古人说：“圣人的经书明亮如日月。”先儒又说：“六经注释我，我注释六经。”人的心中本来就有六经，以此窥见日月；我所注释的经书也就是我自己，正好彼此没有隔阂。如果确实爱好学习、深入思考，以探求其中的意义，又怎么会出现汉人穷究经书而经书反而亡佚的情况呢？所以说：“六经是承载道的文章；能够观察圣人作经的用意，就知道做儒者是效法上天的事业。”唉，这意义实在深远啊！汉代博士以五经待诏，每当各国有重大政务和疑难问题，就各自根据所专治的一经上奏意见，由朝廷称制裁决。隽京兆处理卫太子事件时，虽然引用经义不够精密，却还能援引古制解决疑难，在仓促之间平定变乱。何况如果真能用《禹贡》治理河患，用《春秋》断狱，用《诗经》三百篇充作谏书，用《周礼》达到太平，用半部《论语》辅佐平定天下呢？那么穷究经书而施用于现实，掌握这一点而推行，便有无穷无尽的用途。唉，毛氏是通晓一经的功臣。汉代有大小二毛，他们的后裔竟能合并十三经，使之如日月般明耀；他们也可说是博雅、综合、勤勉而有志于表彰经典，难道只是海虞一地考古正学的一个人吗？《仪礼》郑玄注句读序【国朝】张尔岐

译从前周公制定礼制，用它来达到天下太平。根据当时施行于朝廷、乡国的制度，刻录为典籍，使天下共同遵守。它的大体是《周官》，详细的礼节和完备的文辞则是《仪礼》。周德衰落以后，列国各行不同政令，典籍散失。只有鲁国号称秉持礼制，遗留下来的文字还在。孔子以大圣人的身份出生在那里，得到这些书而学习，并同门弟子修习礼仪、订定文字，使其不致失传。子思说：“仲尼继承尧舜之道，效法文王、武王的法度。”孔子自己也说：“我学习周礼，现在仍然使用它，我遵从周礼。”“文王死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正在我这里吗？”说的都是这件事。秦代任意施行刑法，废弃礼制，这部书于是失传。汉初，高堂生传授《仪礼》十七篇。汉武帝时，李氏得到《周官》五篇，河间献王用《考工记》补足《冬官》，合计成为六篇，上奏献给朝廷。后来又在鲁国孔子旧宅夹壁中得到古经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同，其余三十九篇没有老师传说，后来终于散佚。《汉书·艺文志》所记载传授礼学的有十三家，他们所阐发的内容，都是《周官》和这十七篇《仪礼》的大义。十三家中只有小戴、大戴两家在近代列入经书，用来取士，而两部《礼》反而日益衰微。大概是因为先儒对《周官》半信半疑，而《仪礼》又苦于难以诵读，所以才会这样。那些怀疑《周官》的人，尚且以新莽、荆国等事为借口；《仪礼》则是周公制定、孔子传述的书，也是当时圣明君主、贤能宰相和士君子所尊崇实行的典籍，本来是有充分根据、不可怀疑的，却因为难读而废弃它，怎么可以呢？我三十岁左右时，因为仰慕周公、孔子亲手留下的遗泽，想读这部书，却读不通，身边又没有老师朋友可以请教。偶尔在众人中谈到此事，有人阻止我，有人甚至讥笑我。听说有朱子《经传通解》，却无从得到它的传本。书坊刊刻的考证、注释、训诂之类，也都不能订正是非，而且错误很多。我所能依靠的只有郑玄注和贾公彦疏罢了。注文古朴质实，疏文又漫长铺陈，都不容易明白。读了没几遍，往往就放下不读。到了庚戌年，我已经五十九岁了，勉强阅读了六个月，才终于完成学业。于是我把经文和注文分章编排，确定句读；疏文则节录其中要点，只求足以阐明注文便停止；偶尔有一点心得，也附在末尾，以便省力阅览。并且想把它公开给志同道合的人，使世上读这部书的人多少可以省些心力，不至于像我一样反复阅读、反复停止，过了很久才读通。于是我自己感叹说：“当初我开始读它时，远远望见其中的光辉气象，以为除了周公、孔子没有人能够写成，自己根本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等到我勤苦不懈地阅读，又默默地把它存记在心、反复体会，然后才仿佛能够看见其中俯仰、作揖、谦让的仪态。忠孝的……”【原文残缺】温蔼恻隐的情感，仿佛就要与之相遇。周文王的文德深厚，这就是所谓的‘郁郁’；君子文质彬彬，这就是所谓的‘彬彬’。虽然不能把它实际施用于行事之间，却时时能在精神上神游其中。仿佛戴着礼帽、垂着绅带，置身其间，忘记自己粗野鄙陋、拘塞浅薄，实在没有一点像他们。假如当时遇到困难就停止，停止后竟永远停止，岂不是如同远望辟雍的威仪而畏缩不前吗？唉！我算是幸运的了。希望世上读这部书的人，不要只是害怕它难读。《山东通志》第三十五卷之六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山东通志》第三十五卷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