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

译艺文志第十二（议） 《共皇立庙议》——汉·师丹 前师丹上议说：“圣王制定礼制，取法于天地。因此尊卑的分别明确，人伦的次序就端正；人伦次序端正，乾坤就各得其位，阴阳就顺应节令。君主与百姓共同承受福祐。尊卑制度是用来端正天地之位的，不可扰乱。现在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以定陶共为称号，是因为母亲随从儿子、妻子随从丈夫的道义。若想另立官制和官吏，使其地位显于太皇太后之上，就不是用来彰明尊卑、体现不奉二主的道理。后来关于定陶共皇谥号的议定，先前已有确定的议论，不得再次改动。祖父是士，儿子成为天子，祭祀按天子礼制举行，但祖父尸服仍穿士服，因为儿子没有给父亲加爵位的道理。尊重父母，是因为为别人后嗣的人成为其子的缘故；为所继承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而对亲生父母降为期年或一月，是尊重本宗祖先、重视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所以为共皇立后，主持奉行祭祀。现在共皇长久作为一个国家的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经完备。陛下既然继承先帝之位，特别承担大宗嫡统，主持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按道理不应再奉定陶共皇进入自己的宗庙。如今想在京师另立庙宇，却让臣下去祭祀他，这是使祭祀没有主祭之人。亲属关系穷尽之后尚且要毁去庙室，这种不合正统的祭祀，并不能用来尊崇厚待共皇。” 《明堂议》——唐·颜师古 明堂的制度起源于古代，从简牍中寻求，完整的原文却看不到。它开始于黄帝，下至有虞氏，经历夏、商，直到周代，各自建立名号，另行创制规模。众说纷纭错杂，彼此固执己见，即使大儒硕学，也没有人能够详尽贯通。各种说法写得文采斐然，却不知道如何裁断；推究其要旨，明堂实际上是发布政令的宫殿。只是由于战国时代纵横纷争，典籍废弃；暴秦酷烈，关于礼制的经典湮没。如今保存下来的传记杂说，可以作为依据，实际上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然而《周书》的叙述记载明堂四面有应门、雉门；据此一条，明堂本来就是王者通常居住的地方。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以及左个、右个，分别配合四时使用，这足以证明它属于路寝。《文王居明堂》篇中，记载带弓韣、在高禖处行礼、设置九门磔攘以抵御疾病疫气、修筑梁阴道路以便利农夫、命令国家酿酒以会合三族等各种事情，都符合《月令》的文字。观察这些作为，全都发生在路寝。《戴礼》说，过去周公在明堂之位朝见诸侯，天子背靠斧扆面向南站立。”明堂，是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的地方。《周官》又说：“周人的明堂，铺设九尺长的筵席，东西九筵，堂宽一筵。”按照这种制度，它就是大寝，也就是正寝。又说黄帝称为合宫，有虞氏称为总章，殷称为阳馆，周称为明堂，这些都是路寝的证明，可以知道并非另有一处。《大戴礼记》的说法先有近郊之说，后来又称为文王之庙，进退之间没有依据，自己形成矛盾。推究背斧扆接受朝见、平时居住出入的情形，既然在皋库之内，又怎么能说在郊野呢？《孝经》传文说“在国的南面”，却没有说明里数。汉武帝有意建造明堂，向士大夫询问，言论纷纷，始终没有定论，于是把明堂建在汶水之上并在那里举行宗祀，说明它不拘泥于远近，也没有固定方位。孝成帝的代表在城南修建明堂，虽然有这样的记载，工程却没有成就。平帝元始四年，大规模讨论营建明堂，孔牢等人于是认为明堂、辟雍、太学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只是有三个名称。金裒等人又说，经传没有明文，不能分别它们的同异。中兴以后，蔡邕作论，又说明堂、太庙是同一事物而有两个名称。郑玄则认为它在国都南面，三里以外、七里以内，是日影测量之地。颍客解释这些例证，也说明堂、太庙等共有八个名称，实体却是一个。如果硬要区别同异，最终只是巧辩，都是出自胸中的臆想，未曾有师承依据。考察功业完成后作乐、政治安定后制礼，礼制草创时随宜而定，质朴与文饰不断递相变化；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顺应时代的道理是显然可知的。即使是周公旧有的章法，尚且应当选择其可行与不可行之处；孔子一贯的法则，尚且可能需要补漏，何况郑玄的臆说、淳于氏的浅陋见闻，岂不是像守株待兔一样，和胶柱鼓瑟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明堂不应出城墙和雉门之外，而应靠近宫门，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形，想来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只应上尊天意，专心奉行德音，建造本朝皇代的明堂，永远给后世留下规范。那些琐碎的议论，都略去不谈。” 《鲁议》——唐·高郢 周公摄政七年，归还政权后去世。成王、康王追念他的德行，命令鲁侯代为祭祀他，使用天子的礼乐。鲁君可以乘坐大辂，树立大常旗；对外祭祀郊社，对内举行尝祭、禘祭；虞、夏、商、周的服饰、礼器和官制，也兼而使用，以此向天下扩大鲁国的地位。我私下认为，从天子直到庶人，尊卑贵贱都要依靠礼制来区别；礼制丰厚的不可减损，礼制减损的不可增益。成王、康王过分赏赐周公，是不合礼的；鲁君接受赏赐，也是不合礼的。为什么呢？我听说先有身份而后有典礼。孔子不以门人为臣，因为门人不是君主；季札不继承吴国爵位，因为他不是长子。周公没有称王，却用天子的礼乐，这就是用不合礼的做法诬陷周公。假如可以用不合礼的行为诬陷周公，难道也可以诬陷昊天上帝吗？为什么要让鲁人在郊外祭天呢？从前孔子对衰败的周室感到愤慨叹息，想在鲁国寻求礼制；等到看见鲁国僭用天子礼制，便说：“鲁国举行郊祭、禘祭，都不合礼。周公的礼制大概已经衰败了。”鲁国使用天子礼乐，本来就是为了郊祭上帝；既然如此，就知道它并不是声名、仪制、文物方面不应使用。又怕后人拿杞、宋两国使用王礼来作比较，所以说：杞国郊祭的是禹，宋国郊祭的是契，这是天子后裔守护先祖之礼的事情。

译杞、宋两国作为两个王朝的后裔，可以守护先祖的礼乐，鲁国凭什么也要守用它们呢？孔子还怕人们没有弄明白，又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祝辞和祝福都不敢改变通常的法则，这叫作大嘏。”这就是再次说明名位不同，礼制的等级和数目也有确定的区别。孔子的话明明白白，如同揭示日月；但学者有时认为这是对圣人旧说的更改，因而对鲁国礼制难以措辞评定。议论者在保持谦逊沉默方面算是可以，但在阐明道理方面恐怕还没有完全做到。《诗经》说：“你的教导，人们都会仿效。”鲁侯使用天子礼制，他的臣下也使用诸侯礼制，所以季氏奏八佾舞，登祭泰山，设置太庙，歌唱《雍》曲来撤祭。唉，礼制没有早些辨明，竟到了这种地步。古代父亲是天子、诸侯，儿子是士，祭祀礼制随儿子的身份，不得随父亲的身份。晋国是应武王之穆的后代，难道可以用完备的天子礼物来祭享武王吗？如果祭享，那就是用不合礼的褒崇，也就说明周公不能算圣人；如果不祭享，那就是成王、康王只把王者的礼乐带到鲁国来使周公挨饿，这哪里算扩大鲁国的礼制呢？况且周公的功绩，哪里比得上伊尹辅佐商朝？成王、康王的圣明，哪里比得上太戊尊崇异臣？伊尹不过被称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也没有给他们加用天子礼制。有人说周公是成王的叔父，比伊尹更加亲近，所以应当尊崇并区别对待。太伯是太王的长子，曾三次把天下让给王季；王季得到王位，才把国运传给文王、武王，所以孔子说：“太伯可以说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了！”等到武王战胜纣王，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却没有追尊太伯。难道武王是嫉妒太伯的德行而不亲近他吗？这是因为等级威仪的情理、名分的区别，要成为万代的准则，不能为一个人的私情改变。人情本来没有常定，礼制才是常道；如果只顺从私情，行动就会违背正理。况且天子以有功者为祖、以有德者为宗，祖宗的庙世代不毁。大凡继承父位的君主，都想尊自己的父亲为祖、为宗；至于功德尚未显著而不敢妄加庙号，是因为私情虽想这样做，却受礼制限制罢了。因此礼制施行于宗庙，父子不能随自己的私情；何况成王、康王又怎能把天地间公正的礼典，单独私自赐给周公呢？周公对周朝有大功，可以增加他的土地和附庸；赐给他秬鬯、圭瓒，也可以。至于天子礼乐，那是成王、康王所凭借来显示尊贵的东西，怎么可以借给别人？成王、康王即使想尊崇周公和伯禽，难道忍心接受这种礼制，使他们对外僭越君主、对内陷父亲于不义吗？” 假如周公亲自制定礼乐，坟土还没有干，子孙就不能承担，反而扰乱王者的制度，孔子说周公的礼制衰败了，不也是应该的吗？《孙奭谥议》——宋·宋祁 仆射清正明察、庄重稳厚，体性柔和而作用刚健；吸纳和气、聚集精华，蓄积为英华。他未做官时身穿布衣，已有深沉而不拘一器的气韵；后来佩绾印绶、整肃冠帽，成为王门宾客。当时宋朝兴起四十多年，天子崇尚文章、向往学问，开创太平的根基，杰出士人充满台阁，却还没有一个以儒学名家的人。仆射从经学之士起步，广博贯通前代典籍，于是以《诗经》的博识、《尚书》的知远、《易经》的显明与幽隐、《春秋》的委婉与隐微、《礼》的肃穆和谐、《乐》的平易善良，参与勤勉讲授，成为荐绅学习的先导。他执守圣道，淘汰群疑；北斗所指，遂形成寒暑；佩玉所触，自然发出宫、徵之声。他历任官职于上庠，居处时被尊为一代宗师。后来入籍内禁阁，担任谏省驳曹之职；入朝时进言有法度，出朝时措辞奇异，批评皇帝过失毫不畏惧，职责如衮职一样没有缺漏。处于艰难的君臣关系中，他不顾自身，在诏命中进言，早晚进献教诲。只有仆射能够举荐人才，别人即使喜爱他也无法帮助他。适逢今上圣明深厚，起初访求旧臣，恰好承受皇帝诏书询问，进见并回答于华光殿，借此辅助陈述治国谋略，终于能够登进圣域。桓荣通晓古事、宽厚持重、卓绝伦比，这些品德仆射都有，所以与他相似。后来皇帝在内殿听取他的道理，他乘安车告老还乡；皇帝亲自用言语褒奖并饯行，士人舆论为之叹息敬仰，使他享有高龄而终老。他去世时，元身大君为之停止朝会，行路之人也相互吊唁；所需的赙赠布帛，全都从长府支出，秘密诏章加等优厚，明白告祭于黄泉。确实可以说，他得以善终，声名显赫，具有《大雅》所赞的明哲之德。谨按谥法：体性和厚、处事居中，善于询问、见识周遍通达，谥为“宣”。仆射自身更加中正，在众人中不争胜，不受外物牵累，不因盗贼憎恨而改变；他的谦让如范氏，谨慎如子孺，因此能够体性和厚。他对内治理家事，对外施行邦国教化；接待士人不说虚饰之言，祝告神灵不说惭愧之辞；协调运用通达与耿介，掌握进退时机，因此能够处事居中。他修养成德，节操贯穿一生，最终凭借崇高声望显达，升任师臣；他所荐举的士人，都足以明辨经义、秉持治国谋略，彰显皇道大中，面对当时声誉总是退让，常常像赶不上别人一样。他因年老得以告退，享有寿终正寝的福分；一生守持清白，少有像纯洁花朵那样的瑕疵，确实善于求问。他上奏建言一百多篇，阐明经义、显现道理，质实合于圣道，流传久远，藏于国家档案，家中堂柱也有副本。推究其【缺】则如董仲舒，博学通达则如刘向，这就是所谓周遍通达。综合考察其节操和恩惠、知识和行为，请定谥为“宣”，谨此议定。《孔子庙堂议》——明·宋濂 世上谈论礼制的人，都以孔子为取法对象。既然如此，建庙祭祀孔子，难道可以不考察古代礼制吗？不按古代礼制祭祀孔子，就是不合礼的祭祀；不合礼的祭祀便是不敬，不敬就不会得到福祐。为什么现在的人却同古人不同呢？古代将要祭祀时，主人穿朝服在阼阶就位，面向东；祭祀官祝告礼成。主人站在阼阶上，面向西。尸出入时，主人下阶站在阼阶，面向东。这些都是主人的正位。祭礼结束□，祝在洗处盥洗，从西阶上去；主人在阼阶盥洗上阶。祝先进入，面向南，主人跟随。尸在室内面向西，祝斟酒祭奠，主人面向西，拜而叩首，这都是因为几筵设在西边。尸登上筵席，主人面向西站在户内，拜请尸安坐。尸向主人回敬酒，主人面向西放下酒爵，行拜礼，这都是因为尸位在西边。汉代、晋代《春秋》所载，汉章帝元和二年到鲁国祭祀孔子，皇帝进入庙中面向西拜了两拜。《开元礼》也说先圣面向东，先师面向南，三位献官都面向西，这还没有失去古礼的本意。如今沿袭开元二十七年的制度，把神位迁到面向南方，而行礼的人面向北方，就不是神道尚右的道理了。古代制作木主来安置神灵，天子、诸侯的宗庙都有木主；卿大夫、士虽然没有木主，大夫用束帛依附神灵，士结茅为菆，也没有设置神像的事情。”}],

译《开元礼》也说：应在堂上西楹之间设置先圣的神座，在先圣神座东北设置先师的神座，座席都用莞草编成；这仍是只扫地设祭的做法。如今沿用开元八年的制度，用土塑成圣贤的形象，这就失去了以神明之道来彰明圣人的意义。古代灌祭时使用鬯酒的香气，郁金与鬯酒相合，阴气便通达深泉；灌祭之后才迎接祭牲，这是为了招致阴气。萧与黍稷相合而发出香气，阳气便通达墙屋，所以奠祭之后才烧萧，并使它与牲肉的膻香相合，大概是要在阴阳之间求取神灵。如今改用焚烧香料来代替，难道不是过于简略了吗？古代朝觐、会同以及一切郊庙祭祀、宴飨之事，都要设置庭燎，由司烜供给，火师负责监视；数量方面，天子一百支，诸侯五十余支，三十支，认为若不是这样就不庄严恭敬。如今只用手持火炬来代替，难道不是亵渎吗？古代那些有道德的人，让他们担任教官；死后就把他们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这就是所谓先师。例如汉代礼学有高堂生，乐学有制氏，诗学有毛公，书学有伏生之类。凡是新建学校，必定要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释奠必须举行合祀，有国君的国家则不这样，意思是说，如果一国没有可以释奠的先圣、先师，就应当同邻国合祀。比如唐虞时代有虞伯夷，周代有周公，鲁国有孔子，就各自祭奠，不必合祀。在那个时代，求学者各自祭祀自己的先师；不是自己的老师，就不向他学习；不是自己所学的学派，也不祭祀。学校废弃以后，天下没有人知道应当尊奉谁为老师。孔子汇集众圣人的大成，颜回、曾参、孔伋、孟轲确实传承了孔子的道统，把他们尊为先圣、先师，在天下普遍祭祀，这本来是合宜的。其余的人，应当各自列入本国的先贤；即使是七十二弟子的祭祀，也应当停止，只在国学中设置祭祀，这样或许不违背礼的本意。如今却杂乱地安置、任意排列，甚至像荀况主张人性本恶，扬雄曾事奉王莽，王弼尊崇庄子、老子，贾逵轻视细小的品行，杜预主张短丧，马融依附权势之家，也混列其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古代兴办学校，专门用来阐明人伦。儿子即使齐同圣人，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已经有很久的传统了。因此夏禹不排在伯鲧之前，殷汤不排在司徒契之前，周文王、周武王不排在不窋之前；宋以帝乙为祖，郑以厉王为祖，仍然尊奉祖先。如今却把一切人物混列在一起而不加辨析。颜回、曾参、孔伋是孔子的弟子，配享于正堂之上；颜路、曾皙、孔鲤是他们的父亲，却排列在廊庑之间祭祀。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却反而坐在二程之下，颠倒人伦秩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又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古代士人拜见老师，用蔬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初次入学的人，必须举行释菜礼来礼敬先师。学校官员四时举行的祭祀，都用释奠礼；释奠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没有音乐，可见二者的轻重，取决于有没有音乐。如今却沿用汉、魏律令所制定的《大成》之乐，这正是先儒所说的乱世之音，难道可以这样吗？古代释奠、释菜，名称和意义虽然还存在，但仪式程序都已不可考知。《唐开元礼》仿照《仪礼·馈食篇》的条文，仪节记载得很详细。所谓三献，是每次献礼之后都饮福酒，即象征尸酢答主人、主妇和宾客的意义。如今害怕烦琐，只有初献者实行饮福，这难道可以吗？唉！学校是德行产生的根源，就像河流汇入大海的源头，也像山岳发源于昆仑山。如今竟然错谬到这种地步，那么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礼制固然不是士人和庶民敢于议论的，但只要还有人心，谁能默默无言而安然自处呢？不过，这里说的还只是大略。至于庙制不合宜，冕服没有章法，器物使用混杂雅俗，登降行礼时又不明白左右之位，类似的问题很多，即使不断更换仆役来逐一说明，也说不完。有人于是说：您的话确实辨析得很清楚。建安熊氏想把伏羲作为道统的宗主，依次列出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以及后稷、契、伯夷、益、傅说、箕子，也都可以列入。让他们配享于先王，是天子、公卿应当师法的对象。应当按照这个次序在天子的学校中祭祀；至于孔子，实际上兼有承继先圣、述明道统和制定典章的职责，对他普遍祭祀，则应从天子一直推及下层。假如按照他的说法，道统就会更加尊崇，三皇不会沦同于医师，太公也不会辱没为普通武夫。不知这样是否可以？从前周朝取得天下后，设立四代的学校。所谓先圣，虞庠以舜为先圣，夏学以禹为先圣，殷学以汤为先圣，东胶以周文王为先圣；又分别选取当时辅佐这四位圣王、成就其德业的四位圣人作为先师，配享于先圣。这本来就是天子兴办学校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小清河议》　　　　　　　　　【明】陈珪 自从本官奉命接受委任以来，一直忧惧不安，昼夜思考，认为这件事关系一方百姓的利弊和万民的安危，必须彻底了解其中的关键，深深把握问题的要害，之后才可以提出建议。只是我的愚钝无能，哪里足以办成此事？于是我从乐安草桥溯小清河而上，经过博兴、高苑、新城、长山、邹平，到章邱县的淯河为止；又沿淯河顺流而下，直到齐东、青城以及蒲台县的边界。在往返数百里的范围内，登高下洼，原野湿地，各种险阻都亲自经历，周遍观察地形优势，彻底考察水源流向；每到一处，必定召集士民询问访察，这才大致了解了情况。起初才知道此前各县绘制的地图全都错误，县官没有认真考察，只拘泥于自己的见闻，出了门面对广阔水势便束手无策，只能长叹；虽然屡次谋划讨论，却没有抓住要领，所以谬误纷杂，直到现在仍没有定论。《诗经》说：“像那样筑造房屋，却到道路上去找人商量，所以终究不能完成。”说的正是这种情形。于是我依据地势绘图，召集士民向他们指示。大致说来，高苑等县的水患，是因为章邱以东有一条漯河，流二十五里到小清河故道的柳塘口，横穿淤河，直奔邹平以下、高苑以上的驾鸭湾；于是水流溢出泛滥，横向冲流，成为各县的灾害，其中以此处最为严重。

译其次，青阳驿后面的浒山泊、邹平县西面的沙河、县东面的白条沟，都承受章邱、邹平一带山谷中的水，向下注入小清河，直到朱家湾的夏旺口。由于下游淤塞，水便冲决河岸向西，又在驾鸭湾泛滥。过去小民没有见识，在湾下筑堤；但水流既有源头和冲势，他们不敢抵挡，于是水横冲小清河北岸，流入小清河故道，流二十里到刘家口，又横向冲决北岸流出，泛滥到数县境内。再其次，清沙泊的水也冲决故河道流入，随后又冲决北岸流出，在蔡家口形成水患。再其次，孝妇河在岔河口决口流出，各路水流汇合，汇成巨大的水浸，一眼望不到边，这就是高苑等三县受害的原因。再其次，乌河的水顺着小清故河道流下，本来不会造成灾害，只是从乐安石辛镇往下，两岸太低，河道太窄，恐怕不能容纳上游来的这些水。大体上，从龙山驿向东，章邱、邹平东南四周都是山；各座山好比房屋的脊梁，山下各路水流好比屋瓦沟间的水，小清河好比屋檐前横向承接滴水的竹槽，新城、长山、高苑、博兴、乐安一带，则好比人家的庭院。如今小清河淤塞了，就像竹槽中堵着东西，造成阻塞，瓦沟里的水便溢出，流满庭院。如果疏浚小清河故道，就是把竹槽中的堵塞物清除，让瓦沟里的水沿竹槽流入应当流入的地方；再把漯河引入淯河，就像竹槽容纳不了的水，应当在屋脊较高的地方开挖夹沟，使水斜向外流，不在庭院中造成灾害。小清河故道，据志书记载，是齐国刘豫引济南趵突泉的水向东流，经章邱、邹平、长山、新城、高苑、博兴，到乐安入海。如今我从乐安溯河而上，到章邱淯河的薛渡口为止，看到小清河南岸承受章邱、邹平、长山等县群山万壑的水；南岸地势高，北岸地势低，小清河横贯其中，绵延数百里。它名义上与大清河相配，但实际上大清河是济水的故道，是天地自然形成的河流；小清河则是人力开凿的，并非自然形成。观察两条河的深浅、宽窄，也完全不相称，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大清河深入地下四五尺，宽将近二三十丈；小清河两岸仅三丈左右，河底只在平地上，水在地面流行，靠两岸堤坝约束。如今淤泥填满，河底将要高出平地五六尺了，所以一旦决口就会造成灾害。它为什么会淤积呢？大概是因为原来的河道横在各路水流冲击之处，而且又浅又窄，不能容纳群山万壑的水，常常被冲决而泛滥，成为各县的灾害。凡是上游先决口，下游就一定淤塞；下游既然淤塞，上游就更加容易决口。越决口就越淤塞，越淤塞就越决口，淤塞与决口相互接连，堵塞日益严重，河道于是就不通了。这条河不通，就无法承受各山的来水；水从地势高的南岸向地势低的北岸倾泻而下，如同从高处倒水，冲决堤防流出。高苑、博兴、乐安都处在低洼之地，怎么会不受灾呢？如今必须开通这条河，使它承受各路水流，水患才可以免除。不过，也不必从源头一直疏浚到入海处全部开通。此河虽然过去是人们引趵突泉水而来，中间经过几条河流；从东南群山流来的水，都在下游横筑石闸截住，使水必定从这里流向大海，大概当初是为了通行船只。如今不是为了通船，而是为了除害。只要不造成水患就可以了，何必全部挖通呢？所以从章邱淯河以上，群山的水虽然经过小清故道，却有很多直接流向大清河；如今既然都已流入大清河，不再成为东方的灾害，那么这一段以上的小清故道即使开通也没有好处，因此不必开挖。考察图志可知，成化癸巳年，都宪牟公也曾疏浚这条河，从乐安一直到历下，一方面为了泄水，一方面为了通航。所以大学士刘公珝记载说：“使数万顷肥沃田地退出耕种范围”，又说：“于是青船驶入济水。”可见后来又淤塞了，章邱以上群山的水各自顺着地势流向，直接越过小清故道，流向大清河入海。只有章邱的白云湖最宽，一遇大雨就溢入小清河，再流入大清河，这就是今天的淯河。大学士李公贤的记载可以查考。现在的办法，只求除去水患，不求通航。淯河既已流入大清河，那么淯河以西本来就不必开挖；只有淯河以东约八里的漯河，比其他河流大，发源于邹平防仙山下，向北流到小清河故道柳塘口高家庄的坏闸处，横向注入下游；流到约二十里处，便泛滥弥漫，到驾鸭湾与各路水流汇合，形成巨大的水浸，其危害占各路水患的一半。此河过去也从柳塘口高家庄流入小清河，大概是古人曾在下游筑石闸拦截它，使东方水路能够通船。如今石闸已经废弃，河身又深陡，两岸的小清故道都已经淤成平地；从岸上俯视，水面尚且有一丈多，而水深又有七八尺。如果再拘泥于旧河道，从高家庄挑挖到浒山泊的清河沟为止，计二十里；小清故道淤塞已久，百姓已经在其中栽种树木，小的有一拱一把那么粗，大的两手合抱，残堤断埂也若隐若现，河身几乎已经无法辨认。这里地势如此高，如果要使漯河的水向东沿故道与浒山泊的水汇合，必须挖到二丈深，水才可以流通。这二十里处在小清河上游，既然要挖到二丈左右，不知下游还要再挖深多少丈水才能流通，势必无法做到。既然如此，难道竟要把这股水交给无可奈何，任其为害吗？于是我来回测量比较，从高家庄旧闸口沿河岸向上溯行八里左右，到纪家口，这里是漯河水泛滥后向西决口的旧出口。向西望去，淯河的薛渡口仅五里左右；从这里到那里，地势向下，行三里左右到常家庄，这里还保存着小清故道，深度尚有五六尺，宽也有三四丈。再走二里左右，就是薛渡口的旧闸，即淯河。这样，漯河就可以从纪家口开挖到常家庄，沿故河道进入薛渡口，与淯河合流后注入大清河，地势非常便利，工程也非常节省。

译与其开挖二十里地势高仰的地方，压制漯河的水势，强使它向东流，哪里比得上开挖五里上高下低的地方，引导漯河水顺势向下？用五里和二十里相比，远近如何？舍弃五里而谋求二十里，劳逸又如何？再沿淯河向下，到齐东县淯河水流入大清河的地方，河道深而且宽，水流迅疾，没有阻滞，号称陈海沟。从齐东县东门向下看，深得像井一样，这里足以容纳水流，不会成为百姓的灾害。中间经过麻姑堂上下，如果有浅窄滞涩的地方，疏通它就是了。何况我询问柳塘口的居民，他们都说漯河涨水时，暂且不说下游的灾害；但从纪家口两岸来说，向东决口就经由袁家口流入潘家湾，蓄积在浒山泊，使河东百姓受害；向西决口就从纪家口漫满平地，浸到柳塘口，在常家庄决口，使河西百姓受害。修堤筑口，年年没有空闲，劳力和费用极多。如今若从这里开挖，使水流入大清河，那么不仅下游高苑等数县的百姓免受灾害，章邱、清平等数庄的百姓也可免除被淹没的灾难。一举而得到三方面的好处，还有什么利益比这更大呢？不过，从常家庄往下二里，是小清故道，不占用民田。它上面的三里宽约四丈，是百姓拥有的纳税田地；这些土地应当怎么办呢？答：这自有办法。柳塘口旧闸东西两面都有小清故道，向西到常家庄五里，向东到新桥十八里，早已淤成平原沃土，百姓都在上面耕种栽植，视为自己的产业，已经很久了。如今不追究他们从土地上的收益，只让他们承担所占民地的税粮，谁会不听从？至于地价，也可以用官银补偿，或者以小清故道的沃土加倍补偿，又有谁会不愿意？工程省力而利益加倍，这是一定要做的。何况地势和水势决定了最终也不得不这样做。这里全长五里，其中三里是平地，二里是旧河道，河身的深度和宽度都与漯河相同，必须挖深一丈二尺、宽四丈，才可以通水。这是章邱境内的工程，应征用该县民夫三千名，每天可以开挖一里，十五天就可以完工。漯河的水既然流入大清河，那么从柳塘口旧闸高家庄以东到浒山泊淯河沟的二十里淤平故道，都可以放弃，不必开挖，能省下许多力气。从淯河沟往下，小清河承受浒山泊的水，向东流二十里到王亭口。再向北流，在驾鸭湾决口。这里二十里水道浅窄滞涩，应当疏浚加深三四尺。从王亭口起到开河口约五里，都已经淤塞，应当挑挖深七八尺。开河口承受从邹平县西南流来的沙河之水，注入小清河，向东流到阎家桥二郎庙前，承接白条沟的水，再流到旧河口，约二十里；这里浅窄滞涩，应当疏浚加深三四尺。另外，沙河经过邹平县西关向北流入小清河，地段正好五里，名叫开河。据当地百姓说，水涨时，向东决口就从戴家口漫流，向西决口就从萧家庄漫流。邹平县浮石等数庄的百姓都受其灾害，急切希望疏浚，但这里只需再挖深三四尺。自浒山泊的清河沟起，到白条沟旧河口止，共有有水但浅的河段四十五里，无水而淤塞的河段五里。这是邹平境内的工程，应征用邹平县民夫开挖，这样也可以免除本县的水患。应使用四千人，预计一个月完工。从白条沟旧河口起，到朱家湾夏旺口止，约七八里，水已经够深，不必再开挖。又从夏旺口起，到陶塘口止，这三十里淤塞特别严重，只略有河形，应当挑挖深一丈、宽四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里〕 这些地方都属于长山县。这里淤塞不通，所以常常是白条沟向东泛溢，孝妇河向西泛溢，漫流于平地，浸泡数个社，居民深受其害。如果把河道疏通，不仅水能沿旧河道流行，高苑等数县可以免除水患，长山县的水患也可以免除。这里应征用长山县夫役五千人，每天开挖一里，计算三十天完工。从陶塘口起，到刘家口为止，共十五里。这一段承接鸭湾水，冲破小清河北岸而流入，到刘家口流出。从刘家口到蔡家口五里，南岸的口子承受清沙泊的水。这二十里有水但较浅，应疏浚加深三四尺。它与齐东县、青城县各相距五十里，宜借用两县夫役，每县二千名，共四千人，每天疏浚一里，二十天完工。从蔡家口到岔河口十七里，都已淤塞干涸，应挑挖疏浚七八尺。宜使用高苑县夫役三千名，计算二十天完工。这个岔河口，是孝妇河从颜神镇承受各处来水流到这里，汇入小清河；遇到下游壅塞，便决口向北流注，造成的危害非常大。从岔河口到乌河口止，约五十里，大致分为三等：西头十里淤积最严重，列为上等，应挑挖一丈；中间三十里次之，列为中等，应挑挖七尺；东头十里 又次于中等，列为下等，应挑挖四尺，使河底与乌河河身相平，水不倒流就可以了。这五十里，应使用新城县、博兴县夫役各四千名，每天开挖一里，每县不过二十五里，约二十五天完工。乌河下游是博兴的湾头，从这里以下，乌河水沿小清河旧河道流行，双方都不会受害。但是从乐安县石辛镇以下直到海口二百里，河身仅宽三丈左右，水深只有六七尺；其中两岸的口子不少于三四十处，堤内的水往往与高苑流来的水相平，堤外的水也相平，水流出入没有定准。必须等上游河道疏通、下游水位降低时，再对各处口子应筑堤、应修治淤塞、应疏浚的地方重新估计，慢慢商议开工。因此，乐安县以及附近临淄县的夫役暂未使用，大概是有所等待。议论此事的人看到如今水势滔天，百姓受害，急于在乐安境内，或挑挖支脉沟，或疏浚花阳沟，或另挖一条河入海以排泄洪水，每项都长一百五六十里。却不知道上游漯河既已汇入大清河，水势就减弱了一半；小清河旧河道又已疏通，那么浒山泊以及沙河、白条沟、孝妇河、乌河的各路水流，都将从河道中行进，如今漫溢平地形成大水的水源便全都断绝了。

译平地积水的源头既然已经断绝，而博兴以下、乐安以上又都有口子，积水可以回到河道，向海边流去；既没有上游水源继续下来，又有排泄之处，只要坐等它干涸就是了。何必再做这样浩大的工程，妨碍开通河道的工程呢？这是因为民力有限，不能同时用于两处，正所谓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只看到小利就成不了大事。有人认为疏通小清河工程浩大，便打算在青城、蒲台之间、靠近高苑的地方，挑开一条五六十里的河道，通向大清河，以排泄各处的水；这种办法最直接简约，表面上似乎可以听从。可是我昨天看到大清河的河身虽然较低，两岸却高出水面二三丈，询问当地居民，都说涨水时也会漫过河岸造成灾害。如今如果开挖这条河，使它通到高苑以排泄各处积水，眼前确实可以使水势舒缓；然而低洼之处最终也不能完全干涸，大清河涨水时又会倒流进来，使高苑等县反受其害，那样大清河、小清河都会成为祸患。这就是绝对不能采纳此议的原因。漯河既已改道，小清河既已疏通，水患本来可以免除。但是鸭湾和马家泊都是蓄聚积水的地方，若连日下雨，水势泛涨造成灾害，又该怎么办呢？答道：鸭湾在上游，水流便会流入马家泊。马家泊位于河道的低岸，水不能上涨，便流入小清河。所以过去原有一条支派沟，绵延贯穿三个县，到乐安境内拦护小清河并流入海中。这是天地自然生成的沟渠，用来排泄各处泊水的。可是位于高苑、博兴境内的部分，如今已经淹没在大水之中；位于乐安境内的部分，已经淤塞成为民田，长达一百多里，不必再开挖。必须等河道水干之后，寻找它通往小清河的近便处；这条水沟名叫“渰沟”，再慢慢商议疏浚它，使它能够把各处泊水排入小清河就够了。现在暂且无暇顾及。再考察陶塘口以下到乌河口一带，南岸属于新城县，北岸属于高苑、博兴县。水从中间流行，向南决口则新城县受害，向北决口则高苑、博兴县受害。因此小清河水泛溢时，南岸百姓私自挖开北岸堤防，往往因此杀人并引发诉讼，这是形势所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过南岸地势较高，所以水虽泛溢决口，进水退去后便淤积成肥沃土地，利弊大致相抵。只有北岸地势低洼，所以一旦决口，水就聚集起来，成年累月不能消退，于是水浸蔓延数百里，留下五六年的祸患，百姓无法生活。愚昧的百姓没有知识，往往只知道同洪水争斗。因此高苑的百姓就在陶塘口筑堰，来抵挡鸭湾的水；等到堰已经溃决，又在马家泊上游筑堰，却也崩塌决口，不能抵御。博兴、乐安的百姓也是这样，每县交界处必定有拦水的堰，这就是所谓把邻国当作排水沟。又在新城、高苑之间，小清河有数十处决口，都筑成月堤来帮助防护。修堤筑堰的劳作从未有一年间断，这就是所谓弥补缝隙、堵塞漏洞。然而修了又废，先前命官估计工程时，只知道把防备这些事情计算在内。不知道每年耗费了多少缗钱，而两岸百姓又盗挖河防，彼此争斗，不知道因此杀死了多少人；直到今天，前来诉讼的人仍纷纷不断，实在令人流泪。如今如果确实开通小清河，使水沿旧河道流行，两岸都不受灾害，堰就不必修，堤就不必筑，百姓就不必争斗，诉讼也不必审理了。这就是所谓一劳永逸。请建社仓议【见《汶上县志》，明】张惟诚 年岁有丰收和〔疑“荒”〕歉，粮食有贵贱，百姓生活的安乐或困苦也因此受到影响。储存粮食以备荒年，确实是治理百姓者的责任。但事情贵在预先准备，立法贵在周详；如果谋划不预先进行，最终遇到〔疑“荒”〕年，就会束手无策；如果考虑不周全，恩惠就难以普遍施及，结果有名无实。这就是勤于体恤百姓的人常常因事后悔恨而长叹，而困穷者终究不能免于腹中空空。本职新建常平仓，积存粮食五千一十一石。三月间开仓，粮价比当时市价降低三分之一，按照乡、社次序，晓谕百姓均衡买入，并且刻印票券作为凭证。买得多的不过三石，买得少的任其零星购买。几天之内，市场粮价顿时下降，百姓稍稍得到了一些恩惠。但是田野中的百姓不可能都到城郭里来，于是不能买粮；必须各乡设置仓廪，随地储存粮食，使百姓不出田里就能得到粮食，这才大概是周全的办法。所以本职冒昧提出设置社仓的请求。考察实行社仓的办法，过去朱文公在浙东推行过，已经取得成效。后来推行此法的人，则有利有弊。大体说来，小民借贷粮食都起因于贫困，有时容易归还，有时难以偿还；借出时虽把它当作恩惠，索取归还时有时又被视为怨恨，这就是利弊的大概情形。又查得宋代张忠定公治理益州时，因为蜀地向来狭小，游手之人很多，稍微遇到水旱灾害，百姓就一定会缺粮。当时米〔疑“荒”〕价为每斗钱三十六，于是按照各县田税，以米价折算，每年征收米六万〔疑“石”〕。到春天登记城中的贫民，按人口发给券票，使他们按照原定价格交钱买粮，上奏请求作为永久制度。凡十户编为一保，一家犯罪，全保都受连坐处罚，不得买粮。百姓因此稍微不敢犯法。到七十多年以后，虽然时常有灾荒饥馑，但县中百姓没有面带菜色。社仓法有利有弊像那样，而平籴法有利无弊则如此。本职请求如今设置社仓，完全依照忠定公的办法。但是忠定公的办法只登记城中贫民，而本职则想在乡镇推行；忠定公把每年籴粮作为常规，本职则想全年都籴粮，荒年借贷，等到丰年只命令偿还，也不收利息。只有借粮后亏欠不还的人，才从名册中除去，永远不得再买粮。籴粮时，按原定价格交付，不需催促逼迫，既有抚恤编育百姓的仁德，又没有催缴赋税的扰害。借粮时，归还仓粮按原数抵偿；亏欠不还的，从名册除名，既扩大宽厚恩德，又施行严格核验的办法，足可称为没有弊端，大概可以长期实行。已经把乡民召集到公堂，当面与他们斟酌商议，选择其中镇店较大、居民较为稠密、可以设置仓廪的地方，四乡共二十处。城东是马庄、白石、彩山和东关，共四处；

译城南是新店、王全、城村、站张、吾村、傅村集，共五处；城西是高里、袁家口、韩家林、拳家村、秦家铺、桑科集、开河镇、南旺和西关，共九处；城北是古城集、李官庄、四汶集，共三处。各处左右前后凡在十里以内的地方，都归入其附属范围。每处议定修建门楼一座，前面建房三间，团仓三座，后面建房三间，厢房三间，并把这里设置为社学，选一名教读在其中任教，不仅让他教诲儿童，也让他负责辅助防守。附记：一处工程材料大约需费银二十二两，分别委派人员修建，如今已经完工。又查得各项可以动用的银两共一千七百四十八两，拟拨给各仓购买粮食以赈济和借贷；每处发银八十七两四钱，按照秋收时的粮价，就可以买粮五百八十二石六斗六升。正值〔疑“赤”字有误〕春天，百姓困穷到了极点，拟等候批准之日，由本职亲自到各乡，按照名册发放。秋收成熟后把粮食储入仓中，以后每年籴粮、粜粮，作为常规，全部依照张忠定公的办法。其中如有损益和便利变通之处，准许按照本职先前的议定办理：秋季籴粮按当时市价、依照原定价格；冬季把粮食储存在仓中，夏季把银两储存在库中。每当买卖粮食完毕之日，都要把数目详细登记，附入常平仓的循环簿册，以便查考。又本官在万历二年购置大麦种一千五十石八斗七升，当年发给贫民播种，到第三年收回一千一百五十六石，储存在预备仓中，也在当年发放出去。今年麦子成熟，又应当归还仓粮；拟将这些麦种按照人户居住和耕种的地方，分别就近交存于社仓，依法收发，不必远赴预备仓，增加劳费，这似乎又方便有益。预备仓有粮八千五百七十四石三斗，常平仓有粮五千三百一十四石，那么靠近城池的人就可以不至于失去生计。如果各社仓有粮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三石三斗，有麦一千一百五十四石，那么远离城池的人也可以没有忧患，这样大概恩惠就不会 偏向一方，政事也不会失去公平。幸而遇到丰收年，即使不借助这些粮食，倘若遇到歉年，也可以希望百姓得以存活。对于百姓的生计，未必不会有万分之一的补益。《治矿盗议》　　　　　　　　　【明】王廷相 我曾观察百姓成为盗贼，有的是受到外在侵夺逼迫，饥寒又逼近自身，形势实在不得已才这样做；也有的是无赖恶少，不从事生业，习惯于卑下的生活，明明可以不做却故意为之。这些人难道天性就与常人不同吗？难道他们厌恶生存、喜欢死亡而乐意去做盗贼吗？实在是因为上面没有良好的政令，因而使他们丧失善良本心；下面没有守法的风气，渐渐形成偷盗的习俗，所以才会如此。因此古代贤明的君王，总是急于切实安抚百姓、招徕归附，来培养他们乐于生存的心；又不懈怠于发布提醒警戒的命令，来收束他们放纵散漫的气势。所以风俗淳厚，盗贼的警报不会发生。假如治理政事的人不致力于安定、收容、保护和养育百姓，只一味采用攻击、捕捉、消灭的办法，反而激得他们聚集起来作乱，在乡野弄兵。即使铺陈武力、显示威严，取得平定叛乱的功劳，但善良百姓也会遭受荼毒，同样惨痛。这难道是治理国家最上等的办法吗？近来，盗挖矿产的凶徒都已经被斩首，尚未起事的同党也都心怀寒惧。现在正是平定之后安抚整顿的时机，不应当过分追究、采取过激的措施，以免激起他们反复而引发骚乱。为什么这样说呢？平定叛乱大势之后，如果仍然急切督促捕捉，就可能使官吏迎合上意、借此立名，也可能使捕盗者借机作奸；还可能导致许多百姓不得善终，使原来的同党疑惧不安。郡县官吏都是观察上司的意向后才采取行动的。假如捕获一个盗贼就立即大加功赏，抓到一个盗犯就马上得到上司的好脸色，官吏便会借此沽名求誉、谋求升官；彼此仿效而起，争先恐后，持剑带领众人，四处搜查山泽、芦苇之间，没有一天停止。唉！盗贼横行时，捕盗确实可以借此立功；但天下安定以后，实际上反而会产生烦扰。所以说，这会使官吏迎合上意以求立名。捕盗的命令虽然出自官府，但持兵器驱逐捕捉却要借助民间捕快。这些小人只把利益当作标准。假如上面的人不把捕盗当作急务，刑罚清楚公正，善恶分明，他们本来就没有机会借此作奸。可是只要稍有偏重，一味只求抓到盗贼，那么人的生死、事实真伪就任由他们决定；他们攀扯无辜，搜查财产，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所以说，这会使捕盗者借机作奸。禁止盗贼本来是为了安定百姓；抓到真正的盗贼，百姓才会安宁。那些听到风声便捕人的，没有盗窃事实；妄加攀扯而捕人的，没有可以凭据的赃物；挟私报仇而捕人的，大多是捏造的罪名。这不是在安定百姓，实际上是在给百姓制造灾祸。何况那些像鹰、鹯、狼、虎一样凶狠的官吏，只想多抓人，大肆制造声势，以求取得奇功。上司相隔遥远，一时不能亲自审讯，只凭借巧饰的文书办案。他们不知道这样会造成欺骗蒙蔽：真正的盗贼只有一个，善良百姓却有十个；监狱多如大海，玉石一同焚毁，贫弱之家又无处申诉，难道不可悲吗？所以说，这会导致许多百姓不得善终。治理盗贼的要领，是消灭首领，宽赦党羽；这样不但能使人心容易安定，也能使地方少生事端，这是古今不变的大道理。如今大盗已经平定，应当稍稍显示休养安静的政策，使余党安定；如果错过时机不这样谋划，反而加紧严厉治理，那么郡县负责捕盗巡查的官吏，哪里能一一斟酌事势，追根连枝，穷尽细微嫌隙？被激发而酿成变乱，也是可能的。海翁与鸥鸟相处，并不一定要用罗网弹丸加害它们；只要露出想要捕捉的神色，鸥鸟就已经惊飞，不再落下。何况人比鸥鸟更有灵性，却还要亲自触犯使它必死的机会，难道会不惊惧而发生变化吗？所以说，这会使旧党疑惧而不得自安。唉！如今山东所忧虑的事，其凶险和恶劣，没有比矿徒更大的了。他们聚集时成百上千，不敢逼近捕捉；

译他们分散时一夜之间就逃走，无法追踪。依我的愚见，应当用“不治理”的办法来治理他们，这样不用刻意求取平定，反而自然会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些人的欲求只是矿产而已。假如矿洞没有可以进入的缝隙，他们还能得到什么利益而去做这件事呢？所以首先应当把堵塞矿洞落到实处。堵洞的方法不止一种：有的把泥涂在荆棘上，有的用巨石加灰泥，有的用坚土夯筑；这些办法虽然费工，却可以持久，不容易重新挖开。如今堵洞的人一概敷衍从简，只是在洞口填上巨石，再用小石头填补缝隙罢了，所以矿徒一来，很快就能挖开。他们知道利益容易得到，因此行动像风驰电掣，三两天一夜就能完成。等到官府知道并前去捕捉时，他们已经获利逃散了。所以说，应当务求把堵塞矿洞做扎实。如今矿徒多是从四方来的，必定要找到邻近矿洞的人家作为住宿歇脚之处，这样踪迹才会隐藏，聚集也才能形成；否则很容易暴露，他们哪里敢这样肆无忌惮地行动？因此其次应当对矿洞附近的百姓加以保甲和察访，使十家编为一保，每保设保长，十保编为一总，每总设保正，让一保之内彼此监督察看；凡是面生而可疑的人，必须追查其来历，使他们不能潜藏逃避、进行奸恶活动。有关官府于是委派公正、廉洁、有才干、能办事的官吏，及时巡察，督促并警醒保甲民众。这样，采矿者既不能和邻近矿区的百姓勾结作奸，矿洞也不能在短时间内轻易开采，盗采的念头就会逐渐自行受到阻遏，负责缉捕惩治的官吏也可以不用了。所以说：其次应当对矿区附近的百姓实行保卫和察访。汉代渤海郡盗贼很多，郡中官吏不能平定。宣帝任命龚遂治理那里，龚遂说：“百姓做盗贼，是因为困于饥寒，而官吏又不加体恤，所以才这样。请允许我采取办法使他们安定。”到郡以后，他撤除缉捕盗贼的官吏，让百姓休养生息。凡是拿着锄头、耰的人都不追问，于是百姓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犊，转而成为良民。这就是所谓用不加治理的办法来治理，不求平靖而自然平靖的例子。现在议论此事的人说：“民间有弓箭的便利、长枪的锋利，所以百姓容易凭此成为盗贼，应当严定法令加以禁止，非官府不得制造。”我私下认为，这种计策错得太厉害了。弓箭和矛、鋋等武器的锋利，是百姓用来守卫家庭、抵御变故的。平时不许百姓备有这些东西，一旦遇到盗寇警报，也只能束手被擒。这样一来，盗贼轻视禁令，得以肆意行动；良民受到束缚，反而因此遭祸。法令不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安乐生活的愿望，并不在于家中拥有锋利的兵器。假如他们生活安乐，即使有成百上千件利器，也知道珍惜自己的性命，不会去做盗贼；假如不能得到生存的乐趣，那么凡是能够苟且延续生命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做的。拿锄头、耰的农夫，砍下树木、举起竹竿，也可以灭亡秦朝，又何必一定要等到有长枪利器才起事呢？汉代公孙弘对武帝说：“十个盗贼张弩，百名官吏也不敢上前。”我认为禁止百姓携带弩箭是便利之事，武帝便把这个意见交下去讨论。吾丘寿王回答说：“公孙弘之所以主张禁止，是因为盗贼会用它们来进攻抢夺。那些进攻抢夺的盗贼，明知会死仍然去做，对于大奸之人来说，即使处以重刑，本来也是不会躲避的。我担心邪恶之人携带弩箭，官吏不能制止；良民为了自卫而携带，却触犯法律禁令。这等于纵容盗贼的威势，夺走百姓自救的手段。”武帝以此诘难公孙弘，公孙弘屈服认错。因此，禁止弓弩和长枪，是便利劫盗而不便利良民，古今情形都是如此。严令禁止，似乎不可行。大体说来，事势的变化取决于时机的缓急、轻重，哪怕有毫厘般的差别，时机也会随之升降，事情也会因此成败。这关系到政务极大，实在不可不深思慎处，以求恰好适合时机。至于详细制定制止盗贼的办法，使缉捕不必急迫；宣扬恩惠以体恤百姓，使兵器不必禁止，这正是今天应当把握的事机。伏望您选择适宜的办法施行，那么地方百姓就十分幸运了。谨陈此议。东省防御倭寇议【写给邢总督明】冯琦 防御倭寇，就像防御黄河一样。盗寇之患如同大海，即使浩荡无边、与天相接，但潮汐仍有到达的地方，也有停止的时候；黄河却奔突横溢，迁徙没有常态，可以使平地变成河流，也可以使河流变成平地。它一旦冲决，不知流向哪里，也不知何处才会停下。如今倭寇之患，有谁能知道它将流向哪里、停在哪里吗？倭寇所向，不是辽左就是天津；不是天津就是登莱。我认为，侵犯辽左，难以进入；侵犯天津，只能暂时扰乱而容易平定；侵犯登莱，则容易进入而且难以平定。中国的祸患将没有止境。辽左全是军卫，又年年面对虏城，有可以据守的地方，野外没有可以劫掠的东西。如今四方有事，都调遣辽左的军队。敌人所进入的地方，正是我精兵所在之处；不论是能够交战还是能够防守，对我方必定都有余力。只要自己坚守，敌人就将坐困。所以说：侵犯辽左，难以进入。天津是京畿的重要地区，是国家的咽喉；一旦有缓急，远近都会大为震动。然而敌人进可以攻掠，退却却没有巢穴可自守。各边军队，远的十日、近的五日，听到号令便立即集合。这里是平原旷野，我军可以用骑兵逼迫步兵，万箭齐发，发挥我方的长处，使敌人无处凭据。一战取胜，立即就可以扫荡消灭。所以说：侵犯天津，只能暂时扰乱而容易平定。倭寇水战不如南方军队，是因为船只不如；陆战不如边军，是因为骑兵不如。倘若他们从没有水军、也没有边军驻守的地方出击，他们攻击我方一个空虚之处，我方却避开了自己的两项长处。腹地州县的城池既不坚固，百姓也没有坚守的决心，郡城自守尚且不足，哪里还能救援他处？各城纷纷溃败，郡城也难以孤立支撑。北面震动京畿，西面阻塞漕运道路，流动的敌军纷杂往来，道路也不通。等到我方南北军队集合，敌人已经自行建立了巢穴。我方反而疲劳，敌人反而安逸；我方反而成为客军，敌人反而成为主人；我方反而受制于人，敌人反而使别人受制。故说：侵犯登莱，容易进入而且难以平定。请略陈三郡的形势：齐地为什么称为四面有险可守？因为东面是海，西、南两面是山。只有正北一面像绳索系住车毂一样控制着出入口，北起牛山，南到穆陵，万山绵延二百里不断；山势从西面的泰山开始，向南连接蒙山，钩连不断，直到郡城北面才尽。因此，青州是海山之间的一座大都防。登莱凭借海险，在郡城东面；青州凭借山险，在郡城西面。山东海岸线二千七百里，到处都可以登陆。敌人从登州登陆，莱州不能救援；从莱州登陆，登州不能救援。

译向南有诸城、日照，向北有乐安、寿光，敌人便可直接从青州境内出入，反过来抄袭登州、莱州的后方。大概说来，登莱可以抵御外敌，却不能防卫内部；如果在外部控制登莱，在内部防守省城和直隶，扼守山海而处于防御要地，就只有青州最为重要。凡是用兵，必须先积储粮饷；积储粮饷，必须先寻找屯驻和存放粮饷的地方。有大量粮饷而没有坚固城池，不是我方的粮饷；有坚固城池而没有重兵，不是我方的城池；有重兵而没有充足粮饷，不是我方的军队。三者兼备，才可以成为重镇。青州凭借山势修筑城池，可以据守；当地人轻捷强悍、喜欢争斗，可以训练作战。若用恩惠团结他们，再授予纪律约束，他们都可以编为军队。内部凭借百雉城墙，外部阻隔群山，强者登城防守，弱者入山避难，不至于全部留下资助敌人。城墙可以坚固，野外可以清空，也只有青州能够做到。因此不如把青州建设为重镇，厚增城墙，广积粮饷，多屯军队，以此控制登莱的要害，彼此声援、彼此运输补给，并在中原内部增加一道重要保障。我私下认为，这在谋划上是便利的。倭寇进入朝鲜，边战边前进；防守时像处女，出动时忽如脱兔。这不是只图进攻抢掠的军队，而是占据土地的军队；不是随意作战的军队，而是有前后部署、层层着法的军队。假如他们知道我方空虚，在中国军队赶赴辽左时，暗中凭借顺风率水军渡海，便会到处遇不到防备。登州、莱州两郡的城池尚且难以预料，其他州县也会望风瓦解，他们必定要寻找名城作为归宿。青州一向没有储备，一年的耕作不足以供一年使用。假如让闲置的城池坐在那里消耗粮食，再加上四方避乱而来的百姓，不出一个月，立即就会陷入困境。青州百姓，私下争斗勇猛，公开作战怯弱。平时都穿着鲜艳衣服、骑着烈马，沉迷六博、蹴鞠；游荡无业的恶少比肩接踵，即使没有事情也还想着作乱。一旦发生事变，就乘机肆意抢掠，乘机报仇。放缓处置，他们不比倭寇减少；逼迫太急，他们就会暗中响应倭寇。如今倭寇还在大海之外，而不得志的恶徒已经露出欣喜之色。所以青州的城池一定可以守住，却又必定难以守住，原因就在于人心。倭寇到登莱，我方失去大海这一道险阻；到青州，我方又失去群山这一道险阻。再往前就没有险阻了，我方没有一处不值得忧虑，而敌人反而可以作战、据守、进攻、退却。敌人在外依靠海洋作为门户，向西包据河山来巩固自己，再以向北的一面同中国抗衡。即使我方派遣忠诚的臣子和精锐士卒，带领十万披甲之兵抵达那里，也不容易在一两年内平定。我私下推测，倭寇越过大海，携带干粮、器具而来，赤脚登岸，背着米奔走，最多只携带一个月的粮食，然后便要取食于我方。海边空旷，人烟稀少，再加上百姓逃避，像鸟惊兽散一样。他们即使抢掠，又能得到多少？我方如果确实以重兵占据要地，凭借群山阻截他们，清空原野、坚固营垒，使他们长期疲惫，应当有可以取胜的道理。因此，青州守住，我方就能在东面扼制倭寇；青州守不住，倭寇就能在北面扼制我方。这样看来，青州是天下胜败的关键。若从我方京畿的角度说，天津比登莱紧急；从敌人盘踞的角度说，登莱比天津便利；从敌人进犯的角度说，登莱比青州紧急；从我方控制扼守的角度说，青州比登莱重要。山东六郡之中，青州城池最坚固，地势最险要。如此，建设青州为重镇，是确定而不可更改的防务。谨献上这番意见，等待筹划国事的人采纳。盐河议　　　　　　　　　　【明】甘一骥 查考泺口下游，现在已经向上连接新近治理的大清河，通行滨州、霑化、利津入海，以收取宁海等八个盐场的盐利，供山东及梁、宋地区使用；这一水道已经淤塞，无须再议。所谓盐河故道久已淤塞、难以寻找，指的是小清河向南没有支流，经过青州等府、乐安等县以及海沧等十一场入海的水道。建国初年，山东盐河有向东北流的两大支流，其中北面一支隶属泺口、蒲台两个批验所，就是大清河。大清河上游从东平坎河口，经过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向东流入泺口；下游经齐东、蒲台、滨州、霑化、利津入海，用来运通宁海、永阜、丰国、永利、利国、富国、丰民、王家冈等盐场的盐。盐从八个盐场运出，经过蒲台、泺口两关，到达运河。这就是盐河北面一支，隶属泺口、蒲台两个批验所，负责运输宁海等八场盐利的水道。东面一支隶属乐安批验所，就是小清河。它从趵突泉流出，流经古明湖，经过华不注山，流过龙山，经章邱，汇流清河、塔河、沙河三条河，经邹平、长山、新城，汇入孝妇河；又向东经高苑、博兴，汇入乌河。乌河又名干时，《左传》所说“公防于干时”即指此河。它发源于益都矮槐树北面。另有系河，在长山县北二十里，发源于苑城店，经过新河界，流入乌河，再进入小清河。孝妇河发源于益都西面颜神镇以西三里，经过淄川、长山、新城，向北到达高苑、博兴、乐安，向东北到达高家港。又有泔河，在长山县南二里，发源于米山，从城南流入孝妇河，再进入小清河。又有干沟河，在长山县西南三十里，发源于长白山，流入孝妇河，再进入小清河。名为淯沙河的水道，淯河又名绣江，在章邱以东一里，发源于防仙山下，汇合百脉泉和东西二麻湾泉，向西北汇成白云湖，再进入小清河。沙河在邹平县西三百步，发源于大峪山西北，流入小清河。各条水流都经由马车渎、支脉河、澄海口向北入海。由小清河向南，上游有临淄县的淄河、渑水、康浪水、澅水；益都县的巨洋水；临淄县的培水、石沟水；沂州的东泇河、西泇河、沐河、汤河；郯城县的大方湖。

译沂河经徐州、邳州、宿州而到达黄河。由小清河向东，下游有寿光县的洱河、龙泉、水王、钦水；日照县的付防河、竹子河、大儿庄河；莱州府有潍县的潍河、淮北浪河、寒浞河；昌邑县的浮康河、七沟河；胶州的胶莱河、洋河；高密县的张鲁河、五龙河、白水河；平度州的云河、现河、苏村河、黑水、漱玉泉、乳泉；即墨县的上液泉、龙泉；掖县的南阳河、掖河、白沙河、万岁河、杲村河、上官河；登州府有招远县的万盛河、五涧河；莱阳县的五龙河、陶张河、平南河；福山县的清洋河、义并河；此外，登州、莱州等府以及寿光、日照等县，各有支流入海。这是盐河南面一支，隶属乐安批验所，负责运输海沧、高家港等十一场的盐利。成化以后，海沧等十一场的支河干涸，商旅无法通行；邳州改运淮盐，开封、归德改运河东盐，乐安批验所也被裁撤，于是盐河南支的故道便日渐淤没，再也无法寻找。十一场的灶丁改为征收折色银，每引七分五厘，共征收六千多两。舍弃他们所生产的盐，却征收他们所缺少的银，于是灶丁逐渐负担加重，逐渐逃亡；越逃负担越重，再没有恢复生计的希望。近来又根据开封、归德分担地方防务的情况，议定免除折色银，恢复征收本色盐，仍按照附省灶丁的例额，每引五分四厘。这样商人每年少缴银一千七百两，十一场贫困的灶丁或许可以稍稍苏息。但十一场水利荒废，灶户所产的盐卖不出去，所谓“呴湿濡沫”，又哪里谈得上能够使灶丁苏息呢？灶河现存的，只有北面一支大清河。泺口是大清河的下游，齐东县境内虽有浅处，但还没有淤塞；蒲台以下可以通航，经滨州、利津、霑化入海。大清河上游自坎河口筑坝以后，盐船不能到达运河，只能到山车运三十里处再装船，商人这才开始叫苦。运河的水一滴也流不进盐河，加上连年干旱，商人弃船走陆路，大清河也几乎废弃了。幸亏朝廷采纳建议，疏浚五泉，修建五座水闸，恢复大清河旧有的水道，打通宁海等八个盐场的盐利；不只是山东原有的五万两盐税依赖它，就连梁、宋地区新增的一万六千两盐税也靠这里征办。只是过去凭十九个盐场供应整个齐地、梁地、宋地，如今凭八个盐场供应整个齐地、梁地、宋地，水源减少而河流需要承担的流量扩大，恐怕难以长久维持。明问想要全面恢复盐河故道，实在是一片盛大的心意。况且乐安北面临海，日照南面临海，登州、莱州东面临海；古人所谓“天府之国”，齐地占了其中十二处，却不能收取临海之利，难道不是只有土地而没有经营的人吗？凡是有忧国忧民之心的人，不能不向明问致敬并为此扼腕叹息。我私下想到，天下的事情，应当同天下人共同来做；有利于百世的事业，应当制定适合百世的规矩。共同兴办的功业不一定要由我亲自完成，我开创端绪，让后人完成功绩，也就可以了。成效不一定要在早晚之间计算，如今创立规划，让后几十年的人完成事业，也可以。百姓可以共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共同谋划开始；突然告诉他们要兴修水利，他们一定疑惑而不相信；如今不如先用消除水害来警醒他们，再突然告诉他们要开河通行舟船，他们一定惊骇，担心扰民；不如现在先引导他们疏通沟渠，或许还能够有所成效吧？一座城镇之中，必定有一座城镇的沟渠；否则城镇遭遇暴雨，必定会危害整个城镇。一村之内，必定有一村的沟渠；否则村子遭遇暴雨，必定会危害全村。何况大的有一个县，再大的有一个郡；如果沟渠不通、下游不能排泄，难道不会危害一县一郡吗？应当下令各县绘制地图并附说明，标明某村的沟渠以某村为下游；各郡也绘图附说，标明某县的沟渠以某县为下游。各县率领境内百姓，合全城的力量，疏通一城的沟渠；合全村的力量，疏通一村的沟渠；合全县的力量，疏通一县的沟渠。一个县的下游有堵塞处，郡里资助费用疏通它，那么全县的水患就消除了，县内原有的水道也就显现出来了。一个郡的下游有堵塞处，藩司资助费用疏通它，那么全郡的水患就消除了，郡内原有的水道也就显现出来了。俗话说：“禹把四海当作泄水的沟壑。”又说：“禹尽力于沟洫。”善于治水的人，没有不疏通下游的，也没有不从沟洫开始的。古今情况不同，山陵河谷也在变迁，凡是可以疏通的地方就作为故道，不必拘泥于志书记载的各条水流。凡是可以入海的地方，就是禹所治理的九河，不必追究它们的古代具体位置。时势困窘而兴办事业艰难，大众不容易轻易动员；只要有沟渠排泄下游，就可以使百姓安居，不必急切期望打通海河、获得舟船运输的利益。沟渠疏通以后，水患消除，故道显现，藩司再绘制一幅全省水利总图：某郡的水由某县流入盐河，某郡的水由某县流入黄河，某郡的水由某县流入大海；某处下游可以蓄水，就应当修闸蓄水；某处上游有泉水可以疏浚，就应当引导泉水以补益水源，并且仍然绘图附说，告示后来任职的人。近则几年，远则几十年，等到时令调和、年成丰收、物力充足，一定会有人能够因时制宜地施政，完全恢复盐河旧道以便利商运，完全输送海沧等各盐场的盐以惠及灶丁，完全开发山海之利，以恢复当年齐地百姓和物产聚集兴盛的景象。再次疏浚小清河议　　　　　　　【清】张鹏翮

译水的性质是向下流，以大海作为归宿。禹疏通九河，疏导济水、漯水，使它们汇注入海，从未听说把邻国当作泄水沟壑。因此，旱涝和雨晴取决于天，平地洼地和高低地势取决于地；疏浚、疏导、宣泄，使水不至于溃决泛滥，则取决于人。如果不能顺应天时、适合地势，尽力做好疏浚宣泄的人事，仍然会使百姓居处污浊、田地积水，河流横决而无法恢复，却只把责任推说为：“这是天和地造成的，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难道合乎道理吗？按志书记载，齐地、青州之间有大小清河两条：大清河是济水故道，小清河的源头本是泺水，在历城与章邱的淯河、獭河汇合。自从清河、泺水两条水流都归入大清河，只有□河发源于长白山东陵山西麓，大约流行五十里到山头店向下，至鲍家庄即万家口二十里；经过大高庄、碑湾、柳塘口，经段家桥到达故河，约二十八里。段家桥至清河口二十七里，当地人称为獭河，实际就是小清河。相传这是刘豫开凿的，用来行船运粮；水流从章邱经过邹平、长山、新城、高苑、博兴、乐安，向东北入海，蜿蜒六百多里，起初本来是一条水脉贯通的。到了今天，小清河故道已经被截断成好几段。自万家口在顺治四年决开一道河口后，水流向东转而向东南，又转向东北，行十五里到段家桥，河水漫过平地，于是章邱地区遭受水患。自段家桥往下，新决獭河的水与浒山泺汇合。浒山泺环绕南山约二十多里，承受群山的水；如今又增加獭河的水流入其中，水势不得不汹涌澎湃，横向泛滥没有边际，于是邹平西北地区遭受水患。浒山泺既然横溢无边，便在湖泊末端冲出环河沟，又转向小清河故道，行八里到对门口；在那里又向东与邹平的沙河汇合，水势更加凶猛，无法抵御，终于冲穿小清河故道，转向北方。决开的河水又漫过平地，于是邹平东北地区遭受水患。从此，獭河、浒山泺、沙河流行三十里，合流奔入白云湖。湖泊的容水量是有限的，如今各条水流合在一起注入湖中，白云湖无法承受；它横决泛滥，甚至比浒山泺更加严重，于是长山肥沃的土地全都变成了泽国。白云湖下游是陶塘口，各条水流直接注入陶塘，又不沿小清河故道，全部汇入清沙泊。清沙泊是新城蓄水的地方，如今各条水流都汇集于此，到新城以后又没有别的去处，于是这小小的新城竟成了众水汇归的深渊。田地、房屋、坟墓、庐舍全都被水冲没，新城百姓哪里承受得了？新城在南岸，高苑在北岸，小清河从中间流过，作为两地的界线。新堤已经淤废，而高堤仍然坚固。新城处在上游，独自承受水患；高苑依凭堤坝固守，带领男女一万人在堤上起居饮食，以防新城决口的水冲来。双方弓箭、刀石相向，如同仇敌、敌国，在这里争讼斗殴已经几十年。乙丑年夏秋之间，长山、新城两县的百姓多次报告水灾，说小清河没有治理，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于是康熙丙寅年正月，我单骑亲自前往济东道，陈俞侯和新城县令崔懋随行。先沿着小清河新决口之处，逐一测察其形势；又逆流考察小清河故道，逐一追究它的源流。此后才知道，小清河没有治理而使各县受害，并不是天造成的，也不是地造成的，实在是人为的。善于治病的人治理根本，不善于治病的人只治理表面。如果舍弃根本病症而只在表面治疗，病就一定越治越严重。如今新城等地所受的是根本性的水患，不追究受灾的原因，只是苟且修补，这只是治标，又有什么益处呢？那么新城等地受灾的根源在哪里？回答说：在上游，不在下游；在故河，不在新河。治本的方法又在哪里？回答说：控制小清河的上游，疏通小清河的下游；恢复小清河的故道，截断小清河的新道。漯河向东迁徙到万家口后，使故道淤塞了约三十里，如今应当疏浚它，仍让水向北流。议定万家口新决的河道不必堵塞，应当修建一座石闸，使獭河的水不流入决口，这样就不会漫过平地，章邱也将永远没有水患。水既然不流入决口，自然也不会流入浒山泺。浒山泺只承受南山的水，旱时没有水，涝时也只限于这一泺的水；让它返回河道，流入小清河故道，那么邹平西北地区也将永远没有水患。向下八里到对门口，原本又增加沙河水，使水势更加横溢；议定再修一座石闸，使水不向北流入白云湖，那么邹平东北地区也将永远没有水患。对门口以下的小清河故道约三十里，到郭家口为止；现在两旁高岸仍旧坚固厚实，但河身多被豪强百姓犁成了田地，如开河庄、王家庄、阎家楼等处，间或竖有几间草房。应当对他们讲明道理，宽免其罪而归还土地，仍把这里疏浚成深而宽的河道，通到郭家口，使它与长山的旧河口相通。这样水患就会消除，直到白云湖，长山地区也将永远没有水患。从旧河口到陶塘口约三十九里。小清河没有治理时，白云湖承受的各处湖泊水流都直接流向陶塘口；如果把清河治理好，使水不到白云湖，自然也不会有水流到陶塘口。陶塘左边是小清河故道，右边是新城的清沙泊。清沙泊南北宽只有五六里，东西长只有八九里，如今竟汇集众水作为归宿，排山倒海，水势如同冲天的巨大积水。何况南面又有各水横流，北面还有孝妇河的水横溢，一片汪洋已经多年，新城百姓难道不会成为沟中的枯骨吗？他们于是挺身冒险，必定要挖开高苑的黑水湾、军张道口，想暂时稍稍缓解水患。之所以一定要挖开它们，是因为黑水湾、军张道口下游原有支脉沟，沟行十八里有五空桥，水可以由桥流向博兴、乐安入海。高苑百姓奋力争斗，坚决不让决口，两位监司查问后认定责任在新城治理不善，于是以盗决河道之罪论处，所以刚决开便又堵塞；而新城的水仍旧漫无边际。我亲自走遍那里，放眼所见惨不忍睹，反复思考，新的积水没有排泄救治的地方，势必冲决而危及新城。如果突然把新城的水排入高苑的决口，那么下面的支脉沟水道已经久被淤塞，两旁又没有堤岸约束水流，势必横溢田地，冲决高苑而使高苑陷入危险。

译何况博兴、乐安两县的地势有高有低，若新城的水果真这样流去，博兴、乐安恐怕也未必保得住。并且上游不拦截，下游必然堵塞；即使现在新城的水从高苑决口流出，原先积存的水刚刚排泄，上游新的积水又流来，这样也只是徒然危害高苑，最终对新城没有帮助。如今议定在黑水湾或军张道口修建一座石闸；下游支脉沟的旧道应当疏浚加深加宽，通到五空桥；再往下经过五道口、尹家泊、姚家洼、直身河、刘注洼，到大吾坡，这一带属于高苑、博兴、乐安的下游，凡是浅窄堵塞的地方都一并疏浚，使新城上涨的水缓缓开启闸门排泄，不要让水势暴烈冲激，前面的水入海，后面的水再流来，逐渐放行。这样新城的积水不到一个月就都可以排干，既有利于新城，又不危害高苑，实在是两全其美的办法。等到整条河都治理完毕，使獭河、浒山、白云、陶塘、清沙各处的水不再灌入新城，新城就没有水患了；军张的一座闸门也可以永远关闭，只在防备万一时蓄水、泄水。高苑百姓便可以安稳地睡觉，又何必率领男女一万人在堤上起居饮食，拼死守卫，世世代代同新城百姓为难呢？这些都是控制上游的方法。至于疏通下游，又该怎样做呢？回答说：这并不难。考察小清河到岔河处，与孝妇河汇合；从这里往下，当地人统称为孝妇河，有时也统称为小清河。从岔河行十里到通济桥，再行五里到伊家园；从伊家园行五里到闸上，再行十五里到湾头，接入乌河。有人说这一带河床都高，水反而向西流，到伊家园为止，因此认为小清河的水不可能逆流而上，开挖也没有用。假如水确实不能流通，那么从前小清河就应当到湾头为止，为什么又能由博兴、乐安入海呢？只是因为湾头汇集了各处水流，水势非常湍急，所以才发生倒流。伊家园以下的地方久已淤积，必定有许多阻塞，于是便说河床都高。若能深挖疏通，使湾头不再湍急，就可以顺流入海，又有什么不能通行的忧患呢？这就是疏通下游的方法。至于长山、孝妇河、范阳河、黄土崖等处，也每年成为新城的祸患。我又沿着孝妇河故道，追查它的源流，原来它汇合范阳河、米沟河、干沟河，经刘家等庄流入岔河，再归入小清河入海。自吕家庄口决开以后，水不走旧河，反而经过邹平毛张等庄，经新城流入麻大泊、清沙泊，向下灌入新城，又冲击博兴等县，危害很大。如果在吕家庄修建一座石闸，使黄土崖等处的水仍然流回岔河，与小清河汇合，那么各县就可以永远庆幸水势平稳。总的说来，水流汇合就强，分开就弱；流得急就暴怒，流得缓就平稳；通畅就流动，受阻就停滞。如今这条蜿蜒六百多里、原本一脉贯通的清河，竟被截断成好几段，又增加许多湖泊来助长滔天水势，其危害难道会有尽头吗？这就像人的身体：作为源头的漯河，是咽喉；所经过的邹平、长山、新城、高苑等处，像人的腹部和肠胃，是传送、承载的府库；到博兴、乐安入海，就是尾闾。人的身体有一处血脉不通，人就一定生病；水脉有一处不通，水就一定造成灾害。如今小清河故道已经疏通，又修建石闸，即使山洪迅猛暴发，也都会沿正道入海。万不得已时，可以开启万家口闸泄水，开启对门口闸泄水，开启黑水、军张两闸泄水。过去是逼迫土地承受水流，使水泛滥成湖；如今则扩大土地的容水范围，使水流入故道。我不相信这样还足以造成水害。此议一旦施行，蓄水、泄水都有地方，闸门开闭都有时节，将会看到七县之中，沟壑洼地被疏通后种上桑麻，以捕鱼为生的百姓也都能安居；旱时可以借此灌溉，远处还可以通行舟船。这样不但能使水不再为害，还可以借此兴利。又何必把事情看得很难而乐于因循，留下这无穷的祸患呢？考察志书，明成化癸巳年，都宪牟公曾经从历城到乐安疏浚小清河，水流沿着故道，退出了邹平等县数万顷肥沃田地。到嘉靖癸巳年，大约相隔六十年，小清河又堵塞了，淯河、沙河、孝妇河等河水溃决上涨，当政者再次疏浚，三年才完工。各处水流都平稳下来，全都注入小清河。《高苑志》也记载青州推官陈珪所作《小清河议》，按照当地地形来看，似乎又同今天不同。他说把獭河引入淯河，流入大清河，十分切合实际。我询问当地父老，他们说绝对不可行。《齐东邑志》已经详细叙述了这样做的危害，难道是今昔形势不同吗？从成化年间到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几十年。我怜悯这些百姓陷于水患，希望尽力做好疏浚、疏导、宣泄等人事来救助他们，这实在是我的苦心。经营创建水利工程，明知会劳累百姓，也不敢逃避怨言，只希望能够流传永久。只希望后来的君子，有的在事情发生前预先筹划，有的乘时机补救，使小清河永远沿着故道流行，使七县百姓永远免除水患。不要因循废弛，使各条水流横决而无法控制，反过来又把罪过归给天地，那就万幸了。所以我不顾才疏力薄提出这项建议，又绘制图说，等待后来的君子阅览。《山东通志》第三十五卷之十二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东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山东通志》第三十五卷之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