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五

译《艺文志》第十五：辨 《象耕鸟耘辨》　　陆龟蒙 世人都说，舜处在卑微地位时，在历山耕田，大象替他耕地，鸟替他除草，这是圣德感召万物的结果。我说，这是一种奇异的术说，哪里谈得上什么圣德感召呢？孔子为舜叙述《尚书》时说：“深明睿智而文明，圣德达到这里也就足够了，哪里有一再说感召的道理呢？”然而“象耕鸟耘”的说法，我是从农家听来的，请让我试着辨析它。我看耕田的人，行走端直而缓慢，举起耒耜起土，要求耕得深；兽类中形体高大的没有超过大象的，它行走必定端直，脚掌踩踏必定深入，所以效法它的端直和深厚，便叫作“象耕”。除草的人要除去莠草，举手务求迅速而害怕迟晚；鸟啄食也务求迅速而害怕食物被夺，所以效法它的迅速和戒惧，便叫作“鸟耘”。试想禹治理洪水的功绩大成，然后才把他推荐给上天；他做事端正而深入，难道不是从“象耕”中得到启示吗？除去四方的祸害，唯恐它们损害政事；他做事迅速而戒惧，难道不是从“鸟耘”中得到启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舜在雷泽捕鱼、在黄河边制陶，竟然全都没有感召之事，这是为什么？难道圣德也有时会不成为圣德吗？孟子说：“尧、舜和普通人没有不同，只是好事的人加以粉饰夸张，以迎合怪异说法，并不是圣人的本意。”我忧虑这种说法接近异端，想驱使它归合于正道，它会听从我吗？即使不听从，我也不能改变它的说法。《有若辨》　　【宋】洪迈 《史记》的《有若传》说：“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因为有若的相貌像孔子，便立他为老师。有一天，弟子进来请教说：‘从前先生将要出行，弟子拿着雨具，不久果然下雨。弟子问先生凭什么知道，先生说：‘《诗经》不是说过吗？月亮经过毕宿，就会使大雨倾注。’昨夜月亮不是停留在毕宿吗？’后来有一天月亮停留在毕宿，却终于没有下雨。商瞿年长还没有儿子，孔子说：‘商瞿四十岁以后当有五个男孩。’后来果然如此。请问先生凭什么知道这些？’有若无法回答。弟子们起身说：‘有子请避开吧，这不是您的座位。’我认为，这两件事大概接近星历、卜筮和祝巫之学，哪里足以凭此成为圣人，却说是孔子说的呢？有若不能知道这些，对他有什么增益或损害？弟子们为什么就因此斥退他呢？孟子称赞子夏、子张、子游，认为有若很像圣人，想用侍奉孔子的方式侍奉他。曾子不同意，只说‘江汉秋阳’，意思是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却从未深加诋毁。《论语》记载许多善言，把有子的言论列为第二章，排在曾子之前；如果真有避席之事，弟子们还会这样做吗？《檀弓》记载，有子听说曾子去世，曾说‘想赶快贫困而死，想赶快腐朽’，认为这两句话不是君子所说，又认为孔子是有所指而说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子游说：“有子的言论太像先生了。”可见他受到孔门弟子的尊敬，已经很久了。太史公的记载因此错了。而且弟子们所传承的是道，难道应当只因为相貌相似就拜他为师吗？世间所绘的七十二贤人画像，其中有有若，画像上的身材相貌竟与孔子大致相等，这也很可笑。《皇极辨》　　【宋】朱熹 《洛书》有九个数字，五居于中央。《洪范》有九类大法，皇极居于第五类。因此自孔氏传授训释以来，都把“皇极”解释为大中，诸儒也都以这种说法为宗。我却曾经根据经文的文义和语脉推求，知道这种解释一定不对。皇，是君主的称号；极，是至极的意义，是标准的名称。标准常在事物中央，四方从外面望它，以它为正。所以把“极”理解为处在中央的标准可以，但把“极”直接训释为“中”却不可以。北辰是天的极点，屋脊是房屋的极点，意义都是如此。礼所说的“民极”、诗所说的“四方之极”，与“皇极”的意义尤其接近。只是现在的解释者既在这里误解，又在另一处失误，所以说法辗转迷乱，始终不能自明。即使暂且依照旧说，不问其他，只按经文来读，把“皇”解释为“大”，把“极”解释为“中”，那么所谓“惟大作中，大则受之”究竟是什么话呢？现在按照我的解释推论，君主以渺小的身躯登上最尊贵的地位，四方的人像车辐一样向他聚拢，面向中央而回望他。从东方望去，不过以他为西；从南方望去，不过以他为北。这就是天下最中央的位置。既然居于天下最中央的位置，就必须具有天下最纯正的德行，然后才可以树立至极的标准。因此必须顺应五行，敬慎对待五事，以修养自身；厚待八政，协调五纪，以整治政务。这样以后，至极的标准才卓然树立在天下中央，使那些面向中央而回望的人，没有不以此取法的。说到仁，就是天下仁德的极致，天下行仁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说到孝，就是天下孝行的极致，天下行孝的人没有谁能高过他。这就是所谓皇极。由此再用三德来权衡，用卜筮来审察，在天那里验证吉凶，在人那里考察祸福，就像提起衣服的领子一样，哪里会有一根毛不顺呢？这就是《洛书》的数字虽然从一开始到九结束，却一定以五居中的原因；也是《洪范》的九畴虽然以五行开始、以福德结束，却一定以皇极为主宰的原因。箕子说“皇建其有极”，是说君主以自身在天下树立至极的标准；说“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是说君主能够建立这个标准，就会聚集五福，并且能够使百姓受到感化而改变。这就是说，他还能够把这些福分布施给自己的百姓。经文说“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是说百姓把君主看作至极的标准而跟从他的教化，于是又把这种福反过来赐给君主，使君主长久成为至极的标准。经文说“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是说百姓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德行，全靠君主成为至极的标准。经文说“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是说君主既已在上面树立标准，下面的人接受教化有深浅迟速的不同；其中有谋略的、有才能的、有德行的，君主本来就应当记挂而不忘；有些人即使不能完全合于标准，却还没有达到大错的程度，也应当接纳而不拒绝。经文说“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是说有人能够改变面貌而顺从君主，自称喜好德行；即使未必出于内心真实，君主也应当依据他的自称给予善意和福分，使这个人也能够把君主当作标准，努力使内心真正合乎德行。

译经文说“无虐防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说君主对待百姓一视同仁，凡是有才能的人，都使他们进于善道；这样人才众多，国家也依靠他们兴盛。经文说“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是说凡想使人成为正人，必须先使他富足，然后再引导他趋向善。若不能使他在家庭中有所凭借，这个人必然陷入不义；等到他已经没有向善的心，才想教他修身、劝他求福，就已经来不及了，他用来报答你的只能是恶而不是善。人的气质禀赋，有的清明，有的浑浊，有的纯正，有的驳杂，不能用同一标准整齐划一。因此圣人在上面树立标准时极其严密，而接引下面的人时极其宽广；即使他们接受教化有深浅迟速，成效有所不同，我们回应他们、长久养育熏陶其内心的原则，也始终是一致的。经文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不要偏斜，要遵循君王的正义；不要任意偏好，要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任意作恶，要遵循君王的道路。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广大无边；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平正坦荡；不违逆，不邪曲，王道正直。使他们都有标准，归向他们的标准。”这是说天下人都不敢顺从自己的私欲，去背离上面的教化，而是来到并归向至极的标准。偏斜、偏好、厌恶，是私心产生于内心；偏私、结党、违逆、邪曲，是私心表现在事情上。君王的正义、正道、道路，就是上面的教化，也就是所谓皇极。遵循正义、正道、道路，正是使人趋向皇极；达到广大、平正、正直，就已经归于皇极了。皇极所发布的言论，是常道，是训诫，合于上帝。所谓训诫，是说君主能够以自身树立标准，再把命令发布给下面，那么他所规定的常道和教诲，都是上天的道理，与上帝降下的善性没有不同。经文说“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是说天下人对于君主发布的命令，都能接受教诲并谨慎实行，于是不会自行远离，而能够亲近并承受君主道德的光辉。经文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是说君主既能树立至极的标准，所以能够成为亿万百姓的父母，做天下的王。否则，就会只有君主的地位而没有相应的德行，不足以在万物之上居首，统率驾驭众人，也不能登上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洪范》这部书，源头在于上天赐给禹的道理，其中虽有幽深微妙、无法完全知晓的地方，但箕子用来告诉武王的内容，已经很完备了。只是它的言辞宏大深奥而典雅，似乎不容易用语言说明；然而只要虚心平气，反复诵读推究，也会觉得坦然明白，没有一个字值得怀疑。只是先儒没有深入探求它的意义，没有察知君主修身立道的根本，所以错误地把皇极解释为“大中”。又因为其中多是含蓄宽厚、广大包容的话，便再次错误地把“中”理解为含混苟且、不分善恶。殊不知“极”虽然处在中央，却不是取中央之“中”的意义；而且“中”的意义，是没有过分或不及，精确而恰当，不差分毫，也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于是拿误解的“中”去错误解释“极”，不谨守至严至密的本体，却一味追求至宽至广的气量；其弊端会使君主不知道修身以建立政事，反而堕入汉元帝的优柔游移、唐代宗的姑息迁就，最终是非颠倒、贤愚混乱，灾祸败亡随之而来。这样还怎么能希望聚集福分、赐给百姓呢？唉，孔氏确实错了；但考察他的本心，也不过是姑且顺着文字解释义理，作为口耳相传、应付记诵的办法罢了，并不知道祸患会发展到这种地步。自汉代以来直到今天一千多年，学士大夫不是不多，经历的世代变迁也不是不广；幸好遗留下来的经典仍在，原文可以考查，而出于人心的道理也不能被昧没。可是竟没有一个人觉察这种解释不对，说一句话加以纠正，使它的祸害流传到万世。这难道只是孔氏一个人的罪过吗？我对此私下深有感触，于是写了《皇极辨》。《穷桑辨》　　【宋】罗泌 空桑在陈地，穷桑在西方。《归藏启筮》说：“空桑苍苍，八方极远之地已经展开，于是有羲和主持日月，负责它们的出入而形成昏明。”这大概指嵎夷之地，所以记载孔子出生在空桑。《春秋演孔图》说：“征在游玩于大冢的水泽，梦见黑帝对她说：‘你生孩子一定在穷桑。’”而于宝记载征在于空桑之地生子，如今名叫孔窦，在鲁南山的洞穴中。《孔庙礼器碑》说：“颜育空桑。”空桑在鲁北，孔子是鲁人，所以说者指称空桑；既然如此，鲁南山洞穴的说法本身就相互矛盾了。至于共工氏发动滔天洪水、逼近空桑的说法，空桑应当在莘、陕之间。伊尹是莘人，所以《吕氏春秋》《古史考》等书都说伊尹出生于空桑故城，如今在陈留。空桑本来就不是鲁地。因此《地记》说，空桑南面有莘、北面有陈留，各相距三十里，有伊尹村；但所谓穷桑却不是这里。《拾遗记》说穷桑在西海之滨，那里有一株高达千寻的孤桑，大概在西部边陲，是少昊居住的雍、梁之域。所以《周书·尝麦》说：“帝命蚩尤居于小颢。”《远游》的章句说：“西皇所居，在西海的渡口。” 西皇是少昊的称号，小颢是少昊的本字。这里应当是咸阳，所以咸阳又称云阳，少昊也称云阳氏。云阳县如今隶属耀州，甘泉宫就是汉武帝的太畤。颛顼继承少昊，所以《世记》也说颛顼从穷桑迁到商丘，这件事由此可以明白。但杜预仓促地把穷桑说成在鲁北，到了《释例·地名》又说此地无从考定，所以孔颖达说：“说在鲁北，只是相传如此。”大概是因为他根据定公四年《左传》中把伯禽封在少昊故墟的说法来推定；而乐史记载的地点却在曲阜，这又是沿袭杜预而妄加判断。太昊在东方，少昊在西方，我已经说过了。《拾遗记》《远游》所说的穷桑既然在西极，那么鲁地曲阜所得的，难道不是太昊的故墟吗？《郡国志》说：“少昊从穷桑登上帝位，并不是空桑。” 《东蒙辨》　　【明】公鼐

译《论语》说：“夫颛蒙。” 从前先王把它作为东蒙的主山。邢昺说：“蒙山在东方，所以称东蒙。”这样看来，东蒙是一座山。可是杜佑《通典》说：“费县有蒙山、东蒙山。”于是又把它看成两座山。《孟子》说：“孔子登上东山，便觉得鲁国变小。”解释者认为这就是蒙山。然而道书又把东山、蒙山说成两座山，这是为什么？于钦说：“《诗经》颂词说‘遍有龟蒙’，传说说‘龟、蒙是两座山的名称’。龟山靠近鲁，后人都把它当作蒙山。现在考察《孟子》和道书所说的东山，或许就是这座山；山顶宛如龟形，得名并非虚妄。蒙山、龟山两山相连，绵延八十里。现在考察，蒙山延绵将近二百里，《禹贡》所说的蒙羽、《论语》所说的东蒙，正是这座蒙山。道书所说的蒙山、杜佑所说的东蒙山，或许就是这座山。后人对东蒙的说法产生疑惑，于是误把龟山当作蒙山，把蒙山说成东蒙，反而湮没了龟山的本名。所以现在确定蒙山就是龟山，东蒙就是蒙山，以恢复古称。”我生长在蒙山脚下，从小就对此疑惑；详细考察可知，蒙山在蒙阴、沂水、费县三县交界处，属于沂水的部分正是蒙山的东麓。世人只称蒙山，而新泰县境内本来另有龟山。如今《郡志》和《蒙阴志》把蒙山当作龟山，更是错误。龟山所在之处有肥沃土地，就是《春秋》所说的龟阴之田。若说蒙山中形似龟的山峰就是龟山，那么这座山峰后面的山谷崎岖，直延数百里，哪里还能有可以称为肥田的地方呢？总之，把东蒙看作一座山是对的；世人因为这座山绵延很长，便把位于东面的部分另称为东蒙。蒙山最高的地方有数处，俗称西面最高处为龟蒙峰，中部最高处为云蒙峰，东面最高处为东蒙峰。其实是一座山，从未断开。西面最高的一座山峰，形状像龟，所以至今称为龟蒙顶，不能因此说它就是龟山。《琴操》说：“我想眺望鲁国啊，龟山遮蔽了它。”所指正是这里；春秋时期的龟阴之田，就在这座山的北面。《姑幕辨》　　【明】公鼐 姑幕是古代商侯国，汉代设置姑幕县，为都尉治所。有的说法称它为薄姑，王莽时期改称季睦。《晋志》《通典》《十道纪》《章怀太子》都把姑幕当作薄姑，但实际上并不是。薄姑是古代爽鸠氏的土地。太公封在营丘，起初得到临淄以东的土地；成王时期，薄姑与四国作乱，成王消灭了它，用来扩大太公的封地。到第六代胡公时迁居此处，于是薄姑成为齐国的郡邑。《括地志》说，薄姑城在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路史》说，在临淄西北五十里。如今博兴县北十五里有薄姑城，就是此地。《齐乘》说，姑幕在莒县东北一百六十里，故城应当在密州。魏收《地形志》《博物志》都说姑幕有公冶长墓。《寰宇记》说公冶长墓在密州西北五十里，那么姑幕在密州似乎有道理。考察《春秋》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和防兹前来投奔。杜预说，姑幕县东北有兹亭。莒国不过方圆六七十里，哪里能够到达临淄以西的土地？即使是密州，也不应当属于它。《水经注》引用京相璠的话说，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有员亭，是鲁国旧郓邑。《郡国志》说东莞有郓亭；后来北齐时曾把姑幕并入东莞，由此可知姑幕就在东莞境内。密州距离东莞二百多里，怎么会有相距四十里的郓亭呢？因此把姑幕说成在密州也不对。《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莒人逢安等起兵跟随樊崇攻打莒城，未能攻下，转而劫掠到姑幕，随后向北进入青州。按照这段记载，路线是从莒到姑幕，再从姑幕到青州，正与今天的土地和道路里程相合，所以一并取来作为证据。《阳都辨》　　【明】公鼐 《汉书·郡国志》说，阳都隶属城阳国。应劭说：“齐人迁到阳地，所以有阳国。”东汉和西晋时又隶属琅邪，此后便不再见到它的名称，因此年代久远、遗迹湮灭，无从考证。范蔚宗《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五年征召东平王苍到阳都；章怀太子注说，阳都故城在沂州沂水县南。于钦撰《齐乘》，列举记载古代郡邑城郭遗迹，唯独没有说明阳都在哪里，难道是因为无从考证才这样吗？考察《水经注》，沂水流经东安县故城东面，又向南，桑泉水和巨围、堂阜等水流入沂水，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汶河。沂水又向南，东卢川水流入；此水发源于鹿岭山，向东南流，左边有两条河川汇聚，右边有各处葛诸泉水分散奔流，经过城阳的卢县，因此大概就是盖县的卢上里，即今卢阳社一带。沂水又向南流经阳都县故城，也就是阳国；齐国贪图其土地而将其迁徙。沂水又向南与蒙山水会合；蒙山水发源于蒙山北麓，也就是今天蒙山一带，在卢山正南面向东流，经阳都县南面注入沂水。如今考察县、里、社的名称，蒙山以东、葛沟以北，都是阳都县境。水发源于蒙山北麓，已经在蒙山北部境内；而说它向东流经阳都县南面，由此可知阳都仍在蒙山以北。诸葛孔明是琅邪阳都人，后世寻找阳都而找不到，便把沂州当作诸葛亮的故里；然而沂州就是临沂，并不是阳都。根据章怀太子的注释，葛沟一带难道就是阳都的故墟吗？《齐乘》也说沂水向南流经诸葛城，到沂州城还相距很远；如今葛沟正处在两地交界之间，而且“诸葛”这个名称并非没有来由。因此可以确定，阳都就在县境之内，没有疑问。《菑时隶属幽州辨》　　【清】王士祯

译考察《周礼·职方氏》：东北方称幽州，它的镇山是医无闾山，薮泽是貕养，河川是河水、泲水，浸水是菑水、时水。河水就是九河，泲水就是济水，大多在今天济、兖二州境内，《禹贡》所说“济河惟兖州”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菑、时二水在今天青、济二郡之间，距离幽州已有一千多里。如今幽州的大型水泽并不少，为什么还要从青、兖两州远取水源呢？再看《职方氏》叙述并州说：“它的河川是虖池、呕夷，浸水是涞水、易水。”这些反而在幽州一二百里以内，为什么舍近求远呢？如果医无闾山就是今天的北镇，在辽东，那么它与河水、济水、菑水、时水相距也如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又能同属幽州呢？《尔雅》说“燕称幽，齐称营”，陆氏说：“《尔雅》有徐、幽、营三州名，而没有青、梁、并；《周礼·职方氏》有青、幽、并，而没有徐、梁、营。”由此推测，周公划定九州时，省去营州而并入幽州，于是齐地的菑、时诸水便改属幽州。然而菑、时二水都靠近临淄封国内，也就是太公建都的营丘一带，却不把它们划归青州而划归幽州，这一点又无法知道原因。把这个问题存疑，等待后世能够读懂《九丘》的人来说明。《高里山辨》　　【清】顾炎武 泰安州西南二里，俗称蒿里山，其实是高里山的讹称。《史记·封禅书》说：“十二月甲午朔日，皇帝亲自到高里山举行禅祭。”《汉书·武帝纪》说：“太初元年十二月，在高里山举行禅祭。”注释说：“伏俨认为，这是山名，在泰山脚下。”至于“蒿里”这个名称，只见于古代挽歌，并没有说它在什么地方。《汉书·武五子传》说：“蒿里传啊，经过城门高楼。”注释中颜师古说：“蒿里，是死人的居处。”如果确实把这座山看作死人的居处，武帝为什么还要选择它来举行禅祭呢？自从晋代陆机《泰山吟》开始把梁父、蒿里并列，后来谈论鬼神的人便沿袭这种说法，终于使古代帝王举行禅祭的坛场，一变而成阎王鬼伯的祠庙。《汉书》说“皇帝亲自到高里山举行禅祭”，颜师古注说：“这里的‘高’字是高下之高；死人的居处称为蒿里，字应写作蓬蒿的‘蒿’。有人或许误把高里当作蒿里，混为一事。陆士衡尚且不能免于此，何况其他人呢？” 《阙里辨》　　【清】顾炎武 《阙里志》引用《汉晋春秋》说：鲁国有两座石阙，称为阙里；又把阙里说成后世儒者尊崇孔子的称呼，这两种说法彼此抵牾。考察《史记·鲁世家》：炀公修筑茅阙门。《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座观楼遭灾；冬十月，重新修建雉门和两座观楼。注释说：雉门是公宫的南门，两观就是阙。孔子的住宅直到汉代鲁恭王时期还存在。《汉晋春秋》所说的两座石阙，一定有所依据。石阙下面的里因此称为阙里，孔子的住宅就在其中，于是便以此为名。《鲁论语》有“阙党童子五百家”，把阙党作为一个党；“阙党”就是阙门下面的里党。《左传》说，郑伯在阙西边的偏门设宴招待周王，这说明阙有西侧。《汉书·儒林传》记载邹人阙门庆忌，注说：姓阙门，名庆忌，大概也像东门、北宫一样，是以居住地作为姓氏。《趵突泉为济水辨》　　【清】王士俊 历城趵突泉发源于济水，这是毫无疑问的。自元代侍郎于钦所著《齐乘》以来，根据曾南丰《齐州二堂记》，都认为它是岱山北麓地下伏流涌出，因地势而成，与济水无关。如今《郡志》多采纳这种说法，却不知道这是好奇求异的过错。济水潜行地下，无法寻得它的脉络，能够知道的只是它显露出来的地方。因此找不到源头时，只能追究它的下游；这就像谈论人的本性，难以说明它的静态，便从它的活动来说明。现在看趵突泉的水流，称为泺河，就是今天的小清河。《水经》说：“济水又向东北流，泺水从这里发源。”这明确说明济水就是泺河。《水经》的注又说：“泺水发源于历城县，泉源向上涌出，像车轮一样。”这明确说明泺水发源于趵突泉。《水经注》说得最清楚，后人却不相信，难道后人的臆见反而胜过桑钦、郦道元等人吗？辨析者又说：“小清河从华不注山下向东流，在防巨处汇合。《水经》记载，它又汇合章丘的防淯河、流经邹平、长山、新城的防獭河，又汇合防孝妇河，向东经过青州东北各县入海。这是沿着原来的河道流行，与济水不相符合，所以《水经》的记载不可信。” 唉，这也只是浅陋儒生的片面见解，只知道南宋、元、明以后的那条小清河，却不知道南宋、元、明以前的小清河。南宋、元、明以后的小清河，从华不注山下流入大清河；它向东沿章丘曲折流去的河道，是伪齐刘豫开凿下泺堰以后才形成的。下泺堰开凿以前，小清河向东流七十里，在龙山镇与巨合水汇合，随即流入大清河。大清河就是济水，这件事即使儿童妇女也知道。不知道大小清河过去曾经汇合，只根据今天大小清河分流的情况来判断，这和拿已经改变的桑田，硬说它不是昔日的沧海有什么不同？难道这是通达明白的论断吗？他们所谓岱山北麓的地下伏流，又怎么知道不是济水的伏流呢？为什么这样说？水流潜伏于地下的情况，在济水这里能够见到，在其他水流中却很少听说。趵突泉发源于岱山北麓，怎么知道岱山北麓的地下水流，不又是源自济水的伏流呢？本来就有水源不断，又有河流流动。现在考察济水进入山东的情况：一支从定陶东北流入钜野、寿张，向西与汶水汇合；另一支流入谷城、平阴而后向北，这些地方都属于兖州府，距离岱山极近；由此可见，岱山北麓的伏流明确就是济水。

译曹植文章所说的“沇水源头通向济水，滋润岱山北郊”，就是明证。这样看来，趵突泉的源头在岱山北面，也就是发源于济水。考察河流源头的人，为什么竟不到星宿海就停止呢？大凡考证事情的原委，应当综合古今、贯通上下再立论，不可拘泥于一说。比如济南，汉代最初封置的省城本在平陵，后来屡次变更，直到宋代才迁到今天的治所。假如拘泥于今天的济南，认为它就是古代的济南，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了。《齐乘》所指的趵突泉，难道不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吗？雍正癸丑年夏天，我巡视齐鲁，到了泉边，看见泉水猛烈喷涌，激荡强悍，和济水能够与黄河抗争的情形相似。因此感叹南丰先生用“泰山之北”四字误导后人，而于钦反而讥笑蔡九峰见解骑墙，唉，真是错了！沈存中《梦溪笔谈》说：“历下涌出的地泉，都与济水相连。”由此看来，发源于济水的泉水，当然不只趵突泉一处。《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六 《艺文志》十六【书】《遗燕将书》　　　　　　　　　【周】鲁仲连 我听说，聪明人不会违背时势而放弃利益，勇士不会因害怕死亡而毁掉名声，忠臣不会把自身安危放在君主之前。如今您为一时的愤怒而行动，不顾燕王将失去臣子，这不是忠；杀身于聊城，丧失聊城，却不能使威名取信于齐国，这不是勇；功败名裂，后世无人称道，这不是智。所以聪明人不会反复谋划，勇士不会畏惧死亡。如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都只在这一时之间。希望您详加谋划，不要与世俗之人采取同样的做法。况且楚国攻打南阳，魏国攻打平陆，齐国没有向南进取的打算，认为丧失南阳的危害，不如取得济北的利益，所以决定计策并坚守济北。现在秦国出兵，魏国不敢向东进攻；如果连横秦国的势力形成，楚国的形势就危险了。况且放弃南阳、切断右方疆土、保存济北，这必定是齐国的计策。如今楚魏两国都退兵，燕国的救兵又不到，齐国没有统一天下的谋略，只与聊城共同据守，拖延一年所造成的损耗，我看您终究不可能得到聊城。齐国必定在聊城解决此事，您不要再谋划了。燕国大乱，君臣谋划失误，上下都很迷惑。栗腹率十万军队，五次在境外受挫；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被赵国围困，土地削减，国君困顿，成为天下人的羞辱。您听说过这件事吗？如今燕王正心寒胆战，孤立无援，大臣不足以依靠，国家疲敝、祸患众多，百姓也没有归附之处。如今您又凭聊城的百姓，抵抗齐国全部军队，一年不能解围，这就是墨翟守城的情形。让人吃人、烧骨头作柴，士卒毫无回头逃跑之心，这是孙膑、吴起用兵的情形，您的才能已经天下皆知了。所以替您谋划，不如停止战争、休整士卒，保全车辆和铠甲，回去向燕王报告。燕王一定高兴，士卒百姓见到您就像见到父母一样，交游之人挽起袖子，在世上为您议论，功业就可以彰明了。对上辅佐孤立的君主来控制群臣，对下抚养百姓来资助游说之士，在天下矫正国政、改革风俗，功名就可以建立了。或者您也可以舍弃燕国、抛开世俗，向东到齐国游说吗？请齐国割地给您，确定封号，使您的富贵可与陶朱公、卫国相比，世世代代称为寡人，与齐国长久共存，这也是一种计策。这两种做法都能显扬名声而获得丰厚实际利益，希望您详细谋划，慎重选择其中一种。况且我听说，拘守小节的人不能成就大威势，厌恶小耻辱的人不能建立荣耀的名声。从前管仲曾射中齐桓公，射中衣带钩，是篡夺者；遗弃公子纠而不能为之而死，是怯懦；后来向东被捆绑戴上刑具，是身体受辱。这三件事，在乡里都不被交往，世上的君主也不把他当臣子。如果管仲最终困顿，被幽禁而不能出来，怀着羞耻而不再出现，终年到死都这样，就免不了成为受辱之人、卑贱之行了。所以管仲不以身陷囚禁为耻，却以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没有为公子纠而死为耻，却以威名不能取信于诸侯为耻。因此兼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