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七

译遇到旱灾之年，他上奏请求免除公田粮数千石，放宽盐禁，使百姓能够通过贸易来救济饥荒，东部百姓依赖此举得以渡过难关。升任南京留守，进爵为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官阶朝散大夫。下诏召回京师，授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判吏部，升任给事中，勋官防军，增加食邑五百户。庄献明肃皇太后去世，朝廷商议尊杨太妃为太后，让她垂帘听政，并召百官庆贺。蔡公说：“天子极其圣明，刚开始亲自处理万机，怎么适合让女后接连称制呢？”杨太妃最终没有参与政务。蔡公又任龙图阁直学士，代理三司使。京师有人传播指称荆王的流言，内侍省派三司小吏审讯此事，牵连到数百人。皇上听说后大怒，召蔡公重新审理。蔡公认为，这种荒谬的言论是小人兴起的，不值得穷追查办，而且没有办法安慰荆王疑惧不安的心。他多次上奏论说此事，一夜之间上奏三次。皇上大为醒悟，于是批准他的奏议，只笞打数人便停止追究。授枢密副使，进爵，增加食邑五百户。南海部族的人受到其首领虐待，前来归附的有八百多人。议论的人认为反叛的蛮人不能接纳，只有蔡公认为他们是离开残暴而归附有德之人，又是为了求生，应当接纳。朝廷把荆湖的闲田赐给他们，让他们自行经营耕种。如今如果拒绝他们，他们一定不会再返回原来的部落；假如散入山谷，就会成为后患。蔡公争辩却没能获准。后来过了几年，蛮人果然作乱，杀死将领和官吏十多人，宣州、桂州以西都发出警报，朝廷颇为忧虑。景祐二年，升任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赐号推忠佐理功臣，进阶正奉大夫，勋官柱国。郭皇后被废，京师富人陈氏家的女儿姿色美丽，被选入宫立为皇后，蔡公据理力争，认为不可。从辰时到巳时，他不停辩论，皇上的意思渐渐醒悟，于是把陈氏女送回她家。黄河在横垄决口，改道向北流，议论的人认为应当堵塞。蔡公说：“水性向下，而河北地势低，应当顺着它的趋向疏导，这样可以没有决溃和壅塞的忧患；贝州、博州等数州能够处在河南，对国家有利，只须治理魏州的堤防罢了。”皇上听从了他，果然没有发生祸患。蔡公身居高位，遇事不退缩，没有牵挂畏惧，却恭敬谦退，从未夸耀自己。士大夫都倚重他。景祐三年，他接连三次上表请求解除职务，皇上不许。第二年，以户部官员身份退居班列，改赐推忠辅德功臣，勋官上柱国。宝元二年四月，因病死在任上。蔡公一生喜欢推荐士人，如杨阶、郭劝、王随、庞籍、段少连，都由他提拔，后来成为名臣。他为人神色明朗秀美，眉须如同图画；精通学问，见闻广博，宽厚大度而沉默寡言，说出一句话，终身都可以复述。他任官和立身行事，就是这样。谨按：赠兵部尚书一职，到今天属于三品，按制度应当赐谥号，谨敢告知有关官署。李节妇传　　　　　　　　　【元】揭傒斯 李节妇姓冯，名淑安，字静君，大名人。她是山东廉访使冯时之的孙女、湖州录事冯汝弼的女儿，也是山阴县令东平人李如忠的继室。李如忠起初娶蒙古氏，生子李任，几岁时蒙古氏去世。后来娶冯氏，生子李仕；李如忠一岁时去世，冯氏成为寡妇，当时已有遗腹子。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孩子才出生，给他取名叫伏。讣告传到东平，李氏和蒙古氏的族人相继来到山阴，把李如忠的全部财产以及他的儿子李任都带走了。冯氏于是卖掉首饰，典当衣服，暂时把两具遗体安葬在山阴蕺山下，独自带着两个儿子住在墓旁的草庐里。当时她才二十二岁，只穿布衣、吃粗食，身体瘦弱却苦守节操，亲自纺织，靠给女子当老师来供养自己。居住二十多年后，她把两个儿子都教育成才，于是迁移两具遗体，返回汶上安葬。邑人王公当时以中书平章政事身份请假，亲自前往参加丧事，并为她们撰写墓志铭。齐鲁人听说此事，没有不嗟叹感慨的，有人为之流下眼泪。李氏和蒙古氏的族人都非常惭愧悔恨，羞于见冯氏母子。冯氏把李任看得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高。中书参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马祖常、礼部尚书孛术鲁翀、翰林学士吴澄、集贤学士袁桷、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国子司业李端、太常博士柳贯等人，争相撰文，大力赞美宣扬她。山东、浙东各有关官署相继把这件事上报朝廷，请求给予特别褒奖。她的儿子李仕、李伏侍奉母亲极其孝顺，都任太府属官，有廉洁正直的声誉，并且勤奋好学，从不懈怠。史官说：李如忠刚去世时，他的族人和妻子的亲属，如果能够扶持他的两具遗体，带着他的母亲和孩子返回汶水之上并抚养他们，还有什么义举能超过这呢？可是他们却不远二千里而来，只是贪图他的财产。当时难道还想挟持他几岁的儿子带走吗？不过是厌恶他没有名分罢了。两个家族的人都生长在邹鲁之地，竟然还不如一个寡妇，实在可悲！冯氏大概也是早年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吧？鲍孝子传　　　　　　　　　【元】杨维桢 孝子是山东邹平县人，名兴，字雄飞，姓鲍。他的外曾祖父张公，在临近至元年间由隐居读书起，官至国子监祭酒；他未做官时曾在长白山中读书，因此自号长白先生，直到今天乡人仍称他为长白先生。他的门人中显达的有状元张梦臣、中丞张朴、大参张诚、李宪等，共有几十人。鲍兴的父亲幼年由外家抚养，后来听闻长白公的遗风，受到他的恩泽浸染，便以奇童著称。鲍兴从小就彻底扫除贵家子弟穿着绮绣、追逐享乐的习气，约束自身、修养品行，把读书求学作为要务。至正年间，他随父亲到浙上游历做官，遇到兵乱，便隐藏避难于淞地；他常常改换姓名，随着时势以各种事情转运货物。母亲王氏生病，他用尽资财寻求名医。母亲去世后，他守墓三年，不进入私人居室，悲哀过度而形容枯槁，文弱之人都承受不了这样的艰难。服丧三年期满后，他又操持转运货物的营生；想到父亲身边缺少侍奉的人，便置办一艘大船，收拾家中物品，一同装载上船，跟随父亲到各处居住，把船当作家。父亲名隐，字起之，漂泊湖海之间，于是取前代先祖元真子的渔樵名号，自号渔樵。主事者铁史说：“陶朱公、端木氏，都是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只是不幸生在乱世，有时不能保全自身，便退居下来积累财货，随着时势经营；然而没有听说这两个人能在孝养父亲的同时保全自己的志向。” 史官记载经营货殖具备四种德行，说是仁、智、勇、断。鲍孝子经营转运货物的事业，我知道其中有仁德。孔子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仁德的根本吧？”鲍孝子的仁德，难道只施用于经营货殖而已吗？孙孝子传　【明】宋濂

译孙孝子名惟中，字伯庸，是潍邑人。祖父名明，父亲名休，世代担任州中的【原文“昌农”疑有讹误】。孝子早晨出门耕作，晚上回来读古人的书。他天性高雅，特别喜爱宋代名臣的言论和事迹，能够一一讲述清楚。凡是谋划事情，常常取法于此。到了壮年，经推举选拔，任宁海州吏。有一年向益都府进贡，临行前得知父亲去世，惊惶悲痛，仿佛不想活下去。县中有汉昌邑王的废城，他把棺柩抬到城中安葬，在墓旁搭起庵屋，铺着草苫居住。旷野无人，深夜月冷，哭声隐约随着悲风传到远处，听到的人都为之落泪。每天只喝两盂稀粥，拒绝饮酒吃肉。早晨起来没有火，就捧雪洗脸，随即到墓前长时间跪拜，手脚冻裂，面容憔悴。有时甚至有人劝他回来，他只是哭泣，不作回答。同里的师长韩泰亨率全巷百姓向县里说明此事，县尹戴友谅不相信，准备暗中查访他。戴友谅等到半夜，带着两个苍头奴仆走入风雪中，来到庵屋旁偷听。孝子听见脚步声，远远问道：“深夜来这里想做什么？”戴友谅叹息着离去，认为他不逊于古人，立即把这件事上报府中。部使者又加以复查，结果与县里所说相同，请求为他表彰门庭。文书送到中书、礼部，却没有得到答复。孝子身材高大，胡须漂亮，善于谈论古今之事；他对待子弟如同严厉的老师，家法在乡里很有名，许多人都仿效他。他娶刘氏为妻，刘氏也受孝子的教化。居丧守舅父之丧时，也不接近酒肉。三年间生了三个儿子，名叫尚志、尚文、尚德。尚志以读书应试为业，如今已经升任礼部主事了。史官说：李璮占据益都时，孙明被兵士掳掠到洪沟，离家三十里，刚满十岁。兵士因为他是个孩子而放松戒备。孙明当夜逃走，茫然乱行，有位老人教他说：“孩子，你只管沿着我指的方向走，就能到家了。”孙明照老人说的去做，跑进固堤盐漡中，野草深得没过头顶，而且豺狼遍地。孙明最终得以回家。父母也正好避兵归来，举着灯寻找孙明却找不到，彼此对着哭泣。忽然灯芯结成灯花，便互相安慰说：“我的孩子大概回来了吧？否则这灯花怎么会出现呢？”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听到敲门声，起身一看，果然是孙明。急忙拉他进来。当初父亲只生了孙明一个儿子，如今孙明的子孙已经超过四十人，而孙惟中又有这样卓越的孝行。上天不让孙氏断绝，难道是有原因的吗？难道是有原因的吗？李于鳞传　【明】王世贞 李于鳞，名攀龙。他家靠近东海，因此自号“沧溟”。当他学业有成时，天下的读书人和士大夫没有不知道沧溟先生的；而他的六七位好友平时都只称他的字，所以“于鳞”这个称呼尤其著名。于鳞的祖先是济南历城人，父亲李宝凭借资财侍奉德庄王，任郎官。他嗜酒任侠，不问家中生产事务；后来娶张氏为继室，张氏梦见太阳进入怀中，于是生下于鳞。于鳞九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张氏孤苦相依。早晨纺线所得不足以供他交纳修脯，但他已经带着书册求学增益，私塾老师因此多次为他让出座席。他补为博士弟子员，与后来任左长史的许邦才、少保殷士儋从小结交。晋江王慎中来督察山东学校，认为于鳞的文章奇异出众，提拔他为诸生中的第一名。然而于鳞越发厌恶当时老师的训诂之学，有时侧戴弁帽，吟诵像古文辞一样的文章，其他弟子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都指着于鳞说：“这是个狂生，这是个狂生。”于鳞神色自若，毫不在意，说：“我如果不狂，谁应当狂呢？”不久，他在省试中考取第二名，三年后才成为进士，任吏部文选司试政。第二年因病请假回乡，过了很久病才痊愈；参加顺天府考试的同考工作时，录取的奇才俊士很多。又过一年，授任刑部广东司主事。于鳞既以古文辞在齐鲁之间崭露头角，自认为学问天下无双。他恰好在官署中无事，便把各家名著都拿来阅读，认为记事著述之文到了东汉班氏时已经受困，只能姑且取其中特别出色的作品。没有规矩，便不能画成方圆；反复揣摩可以形成变化，每天都应当更新并日益丰富。如今《尚书》、庄子、《左传》、《檀弓》、《考工记》以及司马迁等人的文章，成说斑斑可见，法度森然具备。我采撷其中的精华而裁取其内核，雕琢文字形成辞句，组织辞句形成篇章，只求能够与古代作者相当罢了。写文章的人没有完全读到古代作者的语言，便说于鳞只凭个人心意，专门追求高奇，暗中想在众人耳目之外胜过别人，使人惊骇；因此惊骇与尊敬赏识各占一半。至于有韵之文，他们则无不心悦诚服，没有异议。于鳞认为，诗歌从西京直到唐代大历年间，各代都有所降低而文体却不相沿袭，格调虽有变化而各时代的才力都各有成就。因此在运用法度上不必增减什么，却能把自己早年所受的才性和神悟纵横发挥在法度之外；句子能够组成篇章，篇章又能够化为句子。即使是古代作者已经写出的语言，也能在笔端进退出入而不露痕迹；那些尚未说出的、被天地秘藏的语言，也能从胸中创作出来而不显得怪异。更不用说建安以后各位作家都有未能遍及的声调，于鳞把它们全部收取；即便是那些声调完备、彼此争胜的作品，也足以与之抗衡。于鳞任主事时，升为员外郎，直到山西司郎中，官署事务逐渐繁重；他遵守文法而不妨碍政务，学业却日益精进。大司寇有著作，往往交给于鳞撰写，他的名声在公卿之间广泛传播；然而于鳞始终不肯有所创作，请求【原文“干防”疑有讹误】，并不把名声放在心上。他离开官署，骑一匹瘦弱而跛行的马回去，闭门只手持一部书。与他同舍的郎官徐中行、梁有誉、在下王世贞，以及吴舍人国伦、宗考功臣，一同切磋古今大事。于鳞把他们都当作弟弟一样对待，结成文社，时常吟诗作赋，每个人都自得其乐。最后于鳞只说出一句话，众人便都觉得自己的意见不如他。于鳞一向不愿凭刀笔文章取得长处，但他审理案件最为人称道的是公平。权臣因为儿子憎恨边帅，边帅又没有行贿，便依法律想判他死刑；于鳞坚持认为不可，后来那人终于自己建立功名。朝廷任命大将，不久又出任顺德知府。有人问治理顺德的方法，于鳞说：“如果让我奔波在道路上，严肃地接待宾客，束紧衣袖，恭敬地窥视上官脸色来办事，那么这些事情我都做不到。”他每天早起坐在正堂，向属吏作揖，考核政绩，接见乡老询问疾苦，兴利除弊，处理事务就像承接飞来的蝉一样熟练。于鳞治理顺德大约一年，考核时没有得到上报的优评，最高评价只说：“君子到了这里，我或者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译他向巡按台使者上呈奏记，亲自删削文牍，其中多用古文辞语，只是为了抬高文名而已。然而于鳞光明磊落，自我洗涤，勤于处理根本事务；任职久后，政绩声誉传遍三辅。前后尉官荐举他不下数十次，邻郡办理事务也像对待大府一样敬重于鳞，因此得以请求【原文“白媮志”疑有讹误】。他曾经免除马牧地税额将近三千金，留下永济仓的粮食不运往京师，以供给戍卒；裁减将作所供给北方真定的物资十分之二；增加永年县的传递站，分布在沙河、邯郸界内，减轻两县的负担；把郡尉移置到钜鹿的官亭，扼守盗贼往来的要冲；又把巡司从黄榆岭移到晋赵关。前后争取这些措施，台使者没有认为困难。他又认为京师依靠东南的粮饷，但常常不能按时运到；燕、齐、汴、赵一带靠近边河百里的地方却不出赋钱，应该都改为征收菽粟，漂运过河送达京师，这是应付缓急的一项办法，当时人们很赞许。任满三年，追赠父亲李宝为与于鳞同等的官职，母亲张氏封为太恭人。不久升任陕西按察副使，主持该地学政。于鳞说，陕西是古代的西京，先朝士大夫中除北地人以外，大多表面上浮泛地仰慕古文辞，却时时背离它；想用实际行动恢复古文的本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久，他的同乡殷中丞来督抚此地，发檄文召他撰文。于鳞不高兴地说：“副使掌管视察学政的事务，并不是属官；况且文章难道可以用檄文征召吗？” 因为齐地多有震动，又想到太恭人年老独居家中，于是上疏请求退休，拂袖而归。东归后，吏部认为于鳞有才，想挽留他，但估计他已经出发，也无可奈何，只特别请求准许他休假。按旧例，外任臣僚没有准予休假的，只有于鳞和何仲默二人例外。于鳞回乡后，在田居建了一座楼，东望华不注山，西向鲍山作揖，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扰乱我的视线了。”巡按御史直接巡视郡国，二千石官员和旌旗仪仗都屏息收敛，巷子左边送行者的鞋子交错在门口，又能把于鳞怎么样呢？他离去时也不向人报谢，因此获得了简朴高贵的声誉；只有几位好友殷士儋、许邦才常来往，从不因时日而间断。徐中行也罢官居家，家中常常宾客满座。两人听说此事，彼此都感到快意。于鳞于是按次序仿作古乐府，又写了《录别》等篇以及其他文章，越写越精工，不胫而走，流传到四方。然而他平时常常郁郁不乐，想得到一个机会。世贞兄弟对他说：“大儿像孔文举，小儿像杨德祖，我大概处在他们兄弟之间吧。”世贞却自我谦抑，不敢以兄长行列自居。大司空朱衡当时任巡抚，趁于鳞有空，迫使他出面为他置酒，宾主十分欢畅。从此推荐、推举于鳞的诸公接连不断。今上初年大规模征召年高有名望的人，于鳞又因推荐被起用，任浙江按察副使，曾代理海道事务，按察核验军事实况，把一切都办理妥当。不久升任布政司左参政，奉万寿表入京祝贺，途中被任命为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听说于鳞到来，欢欣鼓舞，互相庆贺；于鳞也能收敛高傲而变得和易，使圆融与方正相互显现，来访宾客渐渐增多。不久太恭人去世，他匍匐扶柩回乡，因过度哀毁而病重，困顿了很久，稍微好转后不久又心痛，一天突然去世，享年五十七岁。他所著《白雪楼集》三十卷，流行于世。儿子李驹博学而能写文章，有父亲的风范。王先生说：“世人能够为于鳞扬名，却没有谁能真正替于鳞立名；正因为如此，他斜睨千古，想凌驾其上，最终也不能把于鳞留下的东西全部废弃。总之，那些新创而获得的文章，光明灿烂、卓然可见，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才华。”有人认为他的声望没有充分显达，实际官位与名望不相称，寿命也没有达到志愿，因此感到遗憾。可是，漆园先生庄子在元亭闭门著书而终身困居，寂寥如此，难道只有一个于鳞吗？假如他能够位列台鼎、权位极重，那么李先生早已超过屈原、宋玉和两位司马了。无边的智慧凝结成了长久的精神，像日月运行于天空，光彩永远鲜明。唉，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颜烈女传　【明】徐宗孔 考察烈女颜氏，她是复圣颜回第六十四代孙、颜弘素的女儿，也是节妇孔氏的孙女。她生来贞静，稍长后少言少笑，举止端庄。每当听到谈论贞节刚烈的人，就高兴赞赏；听到相反的事，就勃然大怒。她如松柏般的气概、如冰霜般的操守，仿佛是上天早已赋予的。六岁时订婚给至圣后裔、生员孔弘绣的儿子。听说孔训受训的事情直到万历庚戌年，孔训二十八岁，女子也已经到了成年婚龄。孔训五月去世，当时正患病。女子听说后悲痛得几乎气绝，想穿素服亲自去吊唁，心里已经打算殉夫。当时泗水涨溢，没能成行。她废寝忘食，瘦得只剩骨头，形容憔悴。她的父母惊惧不安，嘱咐她的姑母和婢女早晚看守她。她常常在梦中说：“你已经离去了，父母靠谁？我将要归向哪里？”六月月初见月落，便哭泣叹息说：“为什么不能和你一同死去呢？”后来有媒人替她议定改嫁，她一听就转过衣袖掩面，边哭边骂。姑母和母亲便劝她说：“你还没有进入孔家的门，另嫁有什么伤害？况且现在议定的男子相貌、家产都比孔家强百倍，你为什么不自己庆幸，反而更加悲痛呢？”女子泪流满面地说：“哪里有女子侍奉两个丈夫的道理？我的身体已经许配给孔家了。” 孔训活着时，即使乞讨也愿意跟随他；孔训死后，也只能停止婚嫁，跟着他而去罢了。假如背弃孔训改嫁他人，即使终身享受富贵，将来凭什么在地下面对孔训呢？我祖母不改嫁，也并不是为了这种事情。”母亲被她说得无言以对，但仍希望她或许会慢慢改变。有一天，母亲拿肉饼给她吃，她凄然不肯进食。母亲生气地把肉饼扔在地上，说：“你受了他们家什么恩惠，竟执迷到这种地步？”女子害怕违背母亲的心意，假装接受，实际把肉饼扔进密室。后来打扫时才发现。女子苦于自己的志愿不能实现，强行收起悲容。母亲对她的防范逐渐放松。过了几天，母亲和弟弟生员孔弘璠一起饮酒，片刻后惊觉寻找，女子已经关上西房门，吊死在房梁上了。唉，真是刚烈啊！这正是忠臣的肝胆、义士的操守。她家与宗孔相距约六里。烈女赴义时，宗孔因暑病卧床，因此没有立即得知详情。过了几天，他亲自前去吊唁，才知道事情经过如此。追溯其根源，烈女的祖母生下弘素九天，丈夫便去世了；她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守寡而坚定守志，最终也以刚烈终身。烈女从襁褓时期便与祖母同寝同处，受到的熏陶很深。而上天赋予的贞洁本性，本来就不可能磨灭。丈夫死后殉节，是刚烈；为尚未成婚的丈夫而死，是贞洁；哀悼丈夫死亡并怜悯公婆，是孝；不因贫富而动摇内心，是义。

译她是一个不曾学习诗书的女子，却把死亡看得如同归家一样，安然赴义，几乎可以与她祖先鲁公兄弟的光明节操相互辉映。这件事关系到风俗教化，我不忍让它湮没，所以摘录她的实际事迹，等待负责观察风俗的人来采录。这个月又有涂文蕙的女儿，十九岁，嫁给孔彦凤的儿子孔承讵。孔承讵二十一岁去世。涂氏哭了几天，乘夜在丈夫的灵柩前上吊。三天后入殓，面色没有改变。县中的官员、士人和平民听说后都觉得奇异，便报告县里，再转报各级上台，共同予以奖励。她也和这位烈女并驾齐驱了。十天之内，烈女、烈妇共同在鲁地显耀。难道也是圣人遗留下的教化仍存在于人心吗？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张宏山先生传　【明】孟秋 先生世代居住在茌平，起初是诸生，跟随中溪颜先生游学，听到了关于良知的学说，欣然有所领悟，便把弘扬此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中溪先生归乡后，前来求学的人寥寥无几，先生便在十里园中搭建草庐，专心致志地努力实行，喜爱孔孟之道；邑中像赵维新一类以先生为师的人很多。先生的见解越来越透彻，行为越来越纯正，声望日益远播。恩邑王见虞、阿邑陈铁峰等诸公一致尊奉他，山东因此兴起求学的人更多。当时徐波石公才得到心斋学说的真传，并且与阳明相承的学统恰好由他参与主持我山东藩地的事务。先生的朋友前往跟从他，听到关于天聪明的学说，良知之学更加进步。先生学有所成后，每天与远近志同道合者聚会欢谈，从不厌倦，曾说：“天地之间只有这一件事是真实的，难道这就是欲罢不能的时候吗？”乙巳年夏秋，我有幸接受先生教诲。他的教法明白简易、精深透彻而直接，于是我拜他为师。先生教我时常说：“求学首先要透彻认识本性；认识了这个本性，只是顺着本性行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学问。”他早年谈论学问时曾说：“耳朵本来就是上天赋予的聪明，眼睛本来就是上天赋予的明亮；厌恶恶臭，喜爱美色，这就是天赋的聪明明察。如果有一丝一毫人为造作的好恶，就不是天的本体。” 他在著述中考察此理时说：“昊天说光明，与你一同出入往来；昊天说旦明，与你一同游行舒展。这就是天体流行，是多么明显可察啊！”到了中年谈论学问时又说：“世上的英杰，开始于知道事情可做便去做，知道事情不可做便不去做；只有一个‘知’字属于自己，而不是天然的知识。只有不知道事情可做，却自然地做到了；不知道事情不可做，却自然不去做，这才叫作无可无不可。这就叫良知，这就是孔子的学问。”至于克己复礼、形色天性、功夫本体等学说，他都谆谆讲发自己所得，载于教诲之言中的内容都可以考察。唉！先生的造诣深厚，言语简约而意义精微，学问端正而道路宏大，拓展了先儒没有阐发的内容。当时海内的理学家，如近溪罗公、颖泉邹公等相互考证，无不信服。他两次建立书舍来教化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先生之道也已经在当时显现出来了，可惜受到所处际遇的限制，不能在天下大力施展他的学问。先生平日不作诗，不谈禅，不任用术士，也不专门从事著述；怡情养志，有光风霁月般的胸怀；处理事务，有闲云流水般的自在。性情和易而庄重，恭敬而安详；孝友之德受到宗族信任，忠信之名为乡里所敬重。他的教化虽然只在一邑施行，声望实际上却在天下十分隆盛。这些是先生一生践行的大概情形，不是我这个后辈所能全部叙述的。唉！哲人已经去世，作为典范的身影日渐遥远；仰望追随却再也赶不上，我将归依到哪里去呢？悲痛啊！先生姓张，名后觉，字宏山。孟我疆先生传　【明】孟化鲤 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有一位真正的儒者，号我疆先生，名秋，字子成，姓孟，是山东茌平人，后来迁居安平镇。他生来高朗清正，专心致志于圣贤之学。嘉靖乙巳年，他二十一岁，听说本邑张宏山先生讲授王文成的致良知学说，大为喜悦，于是和赵暹等人一起行弟子礼拜师。隆庆己巳年，他受到恩选。这时督学是安成人邹颖泉，他欣赏先生；太平人周讷谿也喜爱他。两位东土佥宪都在贡院讲学。先生虽是诸生，却提出许多问题进行论辩，并且十分透彻地阐明天地万物一体的道理，两位先生都称赞他不同寻常。进入太学后，他召集天下士人在天仙庵讲学。这一年孟化鲤也游学太学，一见先生便意气相投，而先生的学问也日益精进。他曾说：“求道必须有卓越的觉悟，求学贵在真实修行。”第二年庚午，考中顺天乡试。此前春天，他的钱袋几乎空了，有人赠给他金钱，有人赠给他粮食和布帛，他都不接受，唯独没有拒绝孟化鲤，说：“我和你志趣相合还不够，而且只向你索取，接受馈赠并不苟且，也可以由此看出我的大概态度。”辛未年考中进士，授任昌黎知县。昌黎曾两次遭受大创伤，他为此竭力抚慰救治，所采取的安置措施都足以保障百年，而不是只顾一时的苟且之计。当地的疮痍逐渐痊愈，逃亡的百姓一千多家都听到消息后回来恢复生产。他曾出巡时遇到盲人和残废无依的人，便怜悯他们，抚养救济。邻近辖区送来这样的人，他就写信给当地长官，请其负责供养。有人说他这样做迂阔，先生严肃地说：“我难道不是他们的父母吗？”六年间，政务都务实办理，不求别人知道，也不阿谀上级。调任时只得到廷评一职。按旧例，入京的人要送书信和手帕，唯独先生没有，而且此前在昌黎两次入朝觐见也都没有送，于是严厉拒绝馈赠，只留心平反冤狱，闲暇时便召集相识者在灵济宫谈论学问。虽然因此被人嫉恨，但名声也因此更加显著。己卯年改任职方司主事，掌管山海关。当时法纪长期衰败，执政者简拔人才，守关者得到先生前往任职，并且上奏请求颁给特别敕令，这在此前从未有过。到任后，他张榜禁止城中吏胥干预关政，关政因此肃然。此前关民出入时夹带逃避戍役者，以此成为谋利之所；到这时稽查有法，他们便动辄编造流言。又因为先前主管关务者额外收取辽商超过限额的货物，先生当时掌管职方司事务，先生已经显露出不满。他有时拜见政府官员，便说些冷峻的话：“山海关必须派一名郎中去。”政府官员笑说：“关键在人，难道在官职吗？如果郎中软弱无能，畏缩不前，与主事又有什么区别？”他们虽未认为他说得对，却也已经巧妙地讥讽他了。

译辛巳年京察，最终因为受到诋毁而被调任外地，众人哗然，为他抱不平；先生却一点也不介意。有人劝他向宰执揭发辩白，他说：“我不逢迎他人来消除诽谤，也不写申辩揭帖来表明内心，听任事情发展到哪里就到哪里吧。”侯代任职七个月，关政肃然，知情的人都叹服。这一年先生便请求退休。回到乡里后，每天在住宅南面的草堂中端坐，阅览古今，写了许多著述，也应时作题咏，洒脱自得而快乐。有曾点鼓瑟、颜回乐道、孔子抚琴的意趣，详细记载在《里居稿》中。《理学辩疑》和《村居杂咏》也由此使他的名声日益显著。士大夫经过安平，必定要求见他一面才觉得快意，甚至依恋停留数日，不忍离去。但先生已经断绝了仕进的念头。甲申年，巡抚、巡按上疏推荐他；这年冬天，起用为刑部主事。乙酉年进京，刑部号称清闲的官署，但先生又不参加各种征召、追逐和饮酒应酬，整天只是闭门努力学习，勤奋不倦。京师原本常有学业兴废不定的情形，大家得到先生教导后，都受到激励，也都愿意同先生交往。先生也把弘扬此道视为己任，恳切地接引后学。官职仅为六品，但百官仰慕他如高山北斗；虽然没有多少政务可以记载，但他默默地使上下受到教化，对改善风俗的帮助不小。人们都说，东鲁又有一位孟子了。丙戌年，升任员外郎；九月改任尚宝司丞。丁亥年春天，出使衡藩，取道八里，巡抚李公戴前往安平访见他，两人对谈并留宿寺中，共三天；李公还请他编订、删削《明儒经翼》，刊刻流传。戊子年回到京城。第二年己丑年，升任本司少卿。春季三月五日去世。先生从二十岁左右拜师求学直到入棺，始终如一；他践行此道，就像饥饿时需要食物、寒冷时需要衣服一样迫切，以达到精深造诣并获得自己的领悟。他出仕后，举世崇尚同流合污，唯独他有独到见识；如果没有避世而不求世人了解、即使不被理解也不忧闷的德操，难道想凭声音、笑貌就能做到吗？因此他历任官职十九年，生活清贫得像寒士。他与人交游，像河流一样澹泊，像衡器一样公平，不求别人称誉。他作诗作文阐发自己的心得，不作华丽雕琢。凡是所著文章，都有新的阐明；他的见解和造诣，多数是近世儒者所未能达到的。孟化鲤与先生交往二十年，先生的言行都是我亲眼见到并记下的。唉，世上知道先生的人很多，但没有真正深知他的。我记下他的论心、论未发、论圣贤正脉等文章，略微显现其大概，等待后世君子阅览。有人说：山东自孔子、孟子去世以来将近两千年，传承经学、砥砺节操，代代都不乏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至于像先生这样真实修行、卓然觉悟的人，正如宣尼所说的闻道者，大概就在先生身上吧？大概就在先生身上吧？秦纮传　明史稿　国朝　汤斌 秦纮字世缨，单县人。景泰二年考中进士。起初任南京监察御史，司礼监内监傅锁儿横行作恶，秦纮弹劾并依法惩处他的罪行。又听说朝廷派宦官到河南采集翠毛、鱼魫等物，便上疏劝谏制止。权贵因此借事陷害他，将他贬为北黄驿丞。因御史练纲推荐，升任雄县知县。奉御杜坚捕捉天鹅来到雄县境内，随从横暴，秦纮拘捕并杖打他们。杜坚上奏，秦纮被送入锦衣卫狱；数千百姓到宫阙前为他申诉冤屈，皇帝下诏赦免了他。调任府谷，升任葭州、秦州知州，都有良好政绩。母亲去世，回乡服丧；起复后任巩昌府知府，屡次升任陕西参政、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镇国将军奇涧夺取百姓田产，秦纮弹劾他。庆成王上奏为奇涧辩护，还诬告秦纮有多项违法之事。皇帝下诏削减将军的官职、爵位和禄米各有不同，责备庆成王纵容儿子胡乱上奏，削减其禄米三分之一。秦纮没有获罪，但因为庆成王的缘故，改任河南巡抚。恰逢汪直因事来到，秦纮独自与他以平等礼节相见，并且秘密上奏汪直所到之处扰乱百姓。汪直回去后，皇帝问巡抚中谁最贤能，汪直以秦纮回答。皇帝拿出秦纮的奏章给他看，汪直叩头认罪，反而更加称赞秦纮不已。皇帝认为秦纮贤能，释放汪直而不追问。过了一年，又改任宣府巡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秦纮在边地，亲自披甲，和各位将士一起追击敌寇，在顺圣川交战，又在兴宁交战，都使敌寇惊惧而远逃。他曾上言：“宣府、大同粮草不足，所以用河东、两淮盐引召募商人缴纳粮饷；商人趁机谋利，开始时故意不缴纳以压低价格，最后又拖延缴纳以等待丰年。本想救急，反而拖延而误事。不如把两地盐引就地折价，输送银两到宣府。”又说：“冬季边镇守官常常携带官舍随行，专门经营私弊，对政务没有帮助，请求停止。”这些建议都得到采纳。召回京城处理都察院事务，升任户部侍郎。当时大学士万安与吏部尚书尹旻交恶，尹旻罢职后，因为秦纮与尹旻是同乡，万安唆使御史诬陷秦纮结党，将他调出任广西参政，稍后升任福建布政使。弘治初年，王恕特意上奏推荐他任左副都御史，督理漕运；又升任右都御史，总制两广。总兵官安远侯柳景贪婪暴虐、违法乱纪，秦纮弹劾他。柳景也搜罗其他事情诬陷秦纮，皇帝下令把柳景交狱，命给事中屈伸前往调查，完全查得柳景贪赃私财数万，破坏盐法，与土官勾通贩运番货，以及杖杀军职人员等罪状。但秦纮独自留任时，有亲友来访，他曾与之相见，也因此被定罪。当时柳景世代都是勋旧，又与太后周氏结为姻亲，家势极盛。勘官不得不只以轻罪判秦纮，而柳景仍抗拒不服。于是刑官在法庭审讯，逮捕秦纮到京城对质。刑部等法司最终判定柳景死罪，皇帝特意宽赦了他，而秦纮也因此退休。言官接连上奏，为秦纮申诉冤枉。王恕说：“柳景应当处死，陛下既然已经赦免他，却没有恩及秦纮，这就成了危害地方军民的人可以宽免并罢黜，保护地方军民的人却不可任用，凭什么彰明赏罚的制度呢？”于是任秦纮为南京户部尚书。十一年，秦纮以疾病为由离职。敌寇多次侵入固原，言官认为秦纮威名素著，虽已年老仍可任用，起用为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固原。过了一年，又兼任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总督。秦纮说：“固原是陕西的要道，官军一万八千人，分散驻守二十四座城堡，兵力分散便力量薄弱，不能不增加兵力。只是临巩、秦州等地的军队，每年到甘州、凉州防御；地方一有警报，又调甘州、凉州军队以及京营出征。京师是天下的根本，边地却是枝叶；将领手握重兵，一有事情就请求京军支援，这难道是强干弱枝的道理吗？今后京营军队不得轻易调发，临巩、甘凉各军都回到本镇，选一两名熟悉军事的老将，各自守卫本地，那么士卒会以戍守之地为家，乐于服役；军队以将领为号令，自然奋发战斗之心，大概可以两全其美。”

译他又说：“治理边疆的方法，以防守为根本。平凉以北四百里，旧有豫望城；固靖以北三百里，旧有石峡口和双峰台城；这些都是要地，最适合整治防备。修好这三处，向东连接环庆，向北顾及韦州，烽火可以相互传递，彼此声援，这是第一道险要。稍向南的地方军民散居野外，应当依山修筑堡垒，使他们有险可守。又有西安州、镇戎所、海刺都、打刺赤、黑水口、干盐池、撒都城，分布交错如犬牙，这是第二道险要。再向南有固靖二卫、平滩堡、一条城、东山城、白阳城，分布驻守，这是第三道险要。再往南有火龙沟、虎山沟、金佛峡、麻张沟、海子口，是深入腹地的道路；山间小路，修筑用力不多，只需各处墙垣用石头砌成，城门都用铁包裹，墙上修建营房，分兵巡防。一个人守住险要，百人也难以越过，这是第四道险要。”布置确定后，我方出兵攻打容易，敌方入侵就困难了。秦纮刚到固原时，见土地狭小、百姓贫困，便扩建城郭，确定盐价，不到一个月，商旅全部聚集，百姓生活逐渐富裕。他又见固原以北绵延千里，闲置田地不下数十万顷，只是旷野靠近边境，没有城堡可以依靠，便议定从花马池以西到小盐池二百里之间，每隔二十里增筑一座小堡；固原以北各处也分别修筑屯堡。堡垒招募居民居住耕种的规划已经确定，但宁夏都御史刘宪的意见多有不同。秦纮说：“我曾经论述三边的要害：延绥、甘州、凉州一带土地虽广，但士卒和马匹精强；宁夏士卒和马匹虽弱，却有河山险阻。只有花马池到固原一带，士卒和马匹怯弱，墩台稀疏遥远，一有警报，敌人就能到达固原并进入腹地。因此花马池一定应当增筑城堡、墩台，韦州、豫望城等处也一定应当增筑居民耕种的屯堡。”如今固原以南的修筑将要完成，只有花马池以北二百里应当修筑十座堡垒；刘宪却散布危言阻挠众人，眼看就要完成的工程必将废弃，实在可惜。请求让刘宪总制三边，而改由臣巡抚宁夏，以便完成这里的边防。”于是皇帝下诏责备刘宪，刘宪认罪，最终按照秦纮的建议办理。秦纮又曾根据自己的想法制造战车试用，车子轻便有利，可以使用，命名为“全胜”，并把车式颁发给各边。秦纮任职三年，督促修缮各边城堡一万四千余所、边防壕堑六千四百余里，边镇因此巍然稳固。前后经营西部边疆的人，都说秦纮是第一。杨一清接替秦纮巡视边地，到了那里叹息说：“秦公本是文吏，看他的办事作为，即使古代名将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他就是这样受到众人推重佩服的。不久又被召回京城主管部务；他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几次上疏后皇帝才答应。第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岁，追赠少保，谥号襄毅。秦纮清廉耿介，超出常人；任官五十多年，镇守南北各地，居所仅能遮蔽风雨，妻子儿女常吃菜羹麦饭，往往不能吃饱。他性情刚直，不肯屈服；督理漕运时，御史姜洪写公文对他言辞不恭，他便上书弹劾，直到贬谪姜洪才停止。秦纮在广西时被逮捕，官校到来时，他正谋划讨伐后山诸贼，处理完军事事务后从容上路，仪仗卫队和随从仍照旧，丝毫没有降低规格。越过山岭后，他才穿上囚服接受拘押，对官校说：“两广之地百姓与各族杂居，总制的身份体制尊崇重大，突然被拘捕，恐怕损害国威，使他们产生轻视朝廷的心思。如今既已越过山岭，我才真正是囚犯了。”他自处庄重严肃，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众人都畏惧他。江东传　明史稿　国朝　汤斌 江东，字朝阳，山东朝城人。嘉靖八年考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历任刑部员外郎、中郎，出任河南按察佥事，屡次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在任四年，授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因病回乡。起复后任宣大总督，回京处理部务。嘉靖三十七年，俺答包围大同右卫，皇帝下诏命江东以侍郎身份代理宣大总督前往救援。当时俺答驻扎在右卫城西，黄台吉驻扎在东南，脱脱驻扎在西北，距离城池各约三舍；而巡抚朱笈、总兵龚业都因侯代【原文疑有讹误】而不处理政务。有一名叫尚表的人，是被罢职的参将，运送粮饷进入城中后被敌寇截获，无法出城，于是取出仓库中的兵甲、弓弩，分别发给壮丁，坚守城池等待外援。被围困很久后，饲草粮食都吃光了，只得搜括马牛充饥，拆屋烧火做饭，流言四起，但士卒没有叛变的念头。江东接受命令当天就上路，约同巡抚杨选、总兵张承勋，选调主客兵七万人，携带七天粮食，运输米一万斛，加倍赶路前进。距离右卫一百里时，白天擂鼓放炮，夜晚排列万支火炬，火光照亮天空。俺答各部远远望见，以为援军大批到来，立即解围撤走。江东等人带着仪仗卫队进入城中，尚表伏在道路左侧。江东下车握手慰劳他，抚慰军士，宣示朝廷的恩德意旨，城中众人都高呼万岁。此前朝廷有放弃右卫的议论，皇帝对此怀疑，询问大学士严嵩；严嵩想放弃却不敢承担责任，回答说：“兵部尚书许论曾经总督宣大，应当知道情况，请降旨询问他。”许论入朝觐见，极力说右卫位于大同西北，孤悬塞外；过去之所以能够安定，是因为东西堡寨相互联络、彼此策应。如今墩台、堡寨全被敌寇毁坏，只剩一座孤城，消息隔绝，士兵没有储备粮食，不能长久坚守。现在若要谋求长久安定，必须恢复原有的兵马数额；但连年荒歉，饲草粮食价格暴涨，如果每年能筹办五十万金，那么这座弹丸小城仍然可以保住。”许论其实是故意设置困难的说辞，想让皇帝自行放弃右卫。皇帝听后拍着几案叹息说：“没有右卫，就没有大同。”于是果断地重新任命文武大臣，命令有关部门筹办粮饷、发兵救援，中使的车马在道路上交错往来。到这时包围解除，兵部尚书杨博把情况上报，皇帝大喜，下诏命江东乘驿站快马回朝，赏赐二品大红纱衣一袭。江东又上奏守城将士的功劳，皇帝因此升迁张承勋、尚表等四百二十八人。

译第二年，授任户部尚书；不久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赞理机务，加太子少保，辞谢而未获准。当时振武营发生兵变后，议论者认为营兵可以裁撤。江东说，振武营的选设本来是为了防备倭寇；如今倭患还不能预先判断，却仓促议论裁撤，并不是办法。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不久因池河兵变，南京科道官杨佺、刘行素等弹劾江东统领军队没有法纪，皇帝下诏令他解任。没过多久，又起用为兵部尚书，协理戎政。第二年，又任宣大军务总督，上疏说：“边疆事务极其紧急，谋划边防的臣僚不下数家。有人主张修边，认为边地绵延数千里，只要沿边筑墙就可以依靠而无忧，但敌寇冲破墙垣便可直接进入，丝毫没有藩篱的坚固。有人主张筑堡，认为人人各自作战、家家各自防守，星罗棋布，遍布山川，但烽火一旦报警，便会望风瓦解。近来又有人说防守不足依靠，倡导专门进攻，认为只以战胜为功，不计战败死亡的罪责，也不衡量敌我强弱，轻易拿战争试验，结果良将精兵几乎消耗殆尽。这些谋略的弊病，我都亲眼见到了。我愚昧地认为，今天只有把守边堡作为要务，而守边的方法有十条：积储粮食，这是第一；归还被征调的军队，这是第二；训练本地士兵，这是第三；增修城墙、疏浚护城河，这是第四；修筑烽火墩，以便耕种放牧，使商旅通行，发生警报时容易收兵固守，这是第五；制造双轮车以备战守，这是第六；选择任用将帅，使行伍和睦，这是第七；赏罚分明、赏必信、罚必行，这是第八；优厚抚恤间谍，这是第九；严格禁止边军与外部私相往来，这是第十。” 这十条主张，即使拿来同犁庭老上、拓壤狼居相比，确实算不上长远谋略；但说出来一定能够实行，实行了一定能够成功，成功了一定能够长久，没有什么能超出这些办法。如今最大的弊病尤其在于文臣武将同心不同德，上下互不信任；要求速见成效的人，专门谋划粉饰太平；害怕明白办事的人，多采取因循拖延的办法；过分疑惧畏缩的人，又徘徊不前，不敢试用自己的长处。亡羊补牢固然已经晚了，但正如病了才蓄积艾草，仍然还来得及。臣勉强率领诸臣同心协力，务必革除旧日弊病，只希望陛下放宽有关文书法令，使我们能够略尽绵薄之力，臣实在感到万分幸运。天子认为他说得对。第二年，辛爱把都儿入侵蓟西，烽火一直传到大内；东率兵迅速赶赴，总兵胡镇在孤山分兵攻击，贼军士气丧失，连夜逃走。东又出兵在石匣突击，斩首七十九级。边防奏报后，加授太子太保，荫补一子为国子生，赐蟒衣、玉带。在镇任职前后，分条议论边防策略不下几十次，通常早朝上奏，晚上便得到答复批准。皇帝曾派中使送食物慰劳他，并颁发玺书褒奖。一时之间，边疆统帅没有人敢望其项背。后来命他兼管蓟、辽等六镇，他巡视边境时死于怀来，追赠少保，谥号恭襄。东性情慷慨豁达，以诚心驾驭部下，所到之处人们都乐于为他效力；自己生活俭朴，官位升至八座，田园却没有增加，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清廉德行。唯独在宣大时，听信谗言，错误弹劾山西副使张学颜，因此被当时人讥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毛纪传》，见王鸿绪所编《明史稿·国朝》。毛纪，字维之，掖县人。成化末年乡试考取第一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弘治初年授任检讨，升为修撰，充任经筵讲官，选入侍奉东宫讲读。会典编成后，升任侍读。武宗即位，改任左谕德。因会典一事有小过，降为侍读。孝宗实录编成后，擢升为侍讲学士，充任讲官。正德五年升为学士，调任户部右侍郎。正德十年由吏部左侍郎升任礼部尚书。乌思藏前来进贡，使者说那里有能预知祸福的活佛。皇帝派宦官刘允去迎接，带着锦衣卫官员一百三十人、卫卒以及私人仆役数千人，草料、粮食、船只、车辆等费用以百万计。毛纪等上奏说：“从京师到乌思藏三万多里，公私方面的烦扰和费用无法计算。况且从四川雅州出境后，经过长河向西走几个月才能到达，那里没有邮驿、村落和集市，一切资费都要由四川筹办。四川连年用兵，流贼刚刚平定，蛮寇又起，在困乏竭尽之余，再加上这重重负担，恐怕会产生意外变故。”奏疏上了两次。内阁梁储、靳贵、杨一清都极力进谏，皇帝不予答复。郊祀完毕后，他请求勤于朝讲；又因为储嗣尚未确立，请求早定国家大计，也没有得到允许。不久改任理诰敕，掌管詹事府。正德十二年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这年秋天加授太子太保，改任文渊阁大学士。皇帝南征，毛纪辅佐杨廷和留守京城。皇帝回京后，晋升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世宗即位，因参与制定拥立策略有功，加封伯爵。他两次上疏辞谢，要求免除。嘉靖初年，皇帝想追尊兴献帝，阁臣坚持上奏反对，触犯了皇帝。嘉靖三年，杨廷和、毛纪相继离开朝廷，毛纪成为首辅，又像起初那样坚持己见。皇帝想去掉本生父母的称号，毛纪与石瑶联名上疏争辩。皇帝在平台召见他，委婉曲折地说明自己的意思，毛纪始终不服从。到宫阙前伏地哭泣争辩的朝臣，都被逮捕拘禁。毛纪具疏请求宽宥，皇帝大怒，传旨责备毛纪说他纠结朋党、奸邪结党，背叛君主、报复私怨。皇帝虽然慰留之意恳切，却随即加以诘问责备。臣虽有以国家为重的心，哪里能够自行尽忠呢？司马光曾告诉宋神宗说：‘陛下之所以任用臣，大概是看中了臣狂直的性格，希望臣对国家有所补益。假如只是用俸禄官位来荣耀臣，’却不采纳臣的意见，那就是任官而错用了人。臣若只以俸禄官位自我荣耀，却不能挽救纠正政事，就是白白窃取名位器物，用来满足自身私利。臣对于陛下，敢把这些话举出来作为劝告。所谓纠结朋党、奸邪结党，背叛君主、报复私怨，正是臣平日最痛恨、最深恶的事情。只要犯其中一项，罪过哪里只是罢官斥退？如今陛下却因此怀疑臣，臣还能够有一天厚着脸皮置身朝班之间吗？请求赐还臣的骸骨，让臣回到乡里，以保全始终。尤其希望陛下效法祖宗典章，学习任用贤能，采纳谏言，审察是非，辨别忠奸，以培育太平和乐的福祉。”皇帝对毛纪的刚直耿介心怀不满，准许他离职，并按旧例用驿站车马遣送，供给差役和廪禄。毛纪有学问见识，任官清廉安静、简朴持重，与杨廷和、毛冕严正地立于朝廷，都受到士绅依赖。他代替毛冕也只有三个月，后来明伦大典编成，追究旧事，夺去官职。过了很久，廷和、毛冕都相继失势。毛纪因恩诏得以叙录复职，皇帝也将这件事忘了。毛纪年满八十岁时，巡抚、巡按把情况上报，皇帝下诏派官员存问慰问，又赐给差役和廪禄。

译又过了三年去世，追赠太保，谥号文简。他的儿子毛渠，进士，官至太仆卿。《靳学颜传》，见王鸿绪所编《明史稿·国朝》。靳学颜，字子愚，济宁人。嘉靖十三年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任南阳推官，以清廉公平著称。历任吉安知府，治理政绩优良，多次升迁为左布政使。隆庆初年入朝任太仆卿，改任光禄卿，不久授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他奉诏陈述理财办法一万多字，其中谈选兵、铸钱、积谷最为切要。大意说：‘宋初禁军十万人，把天下各路军队合计起来也不过十万人。后来庆历、治平年间增加到一百多万，但那时财用并不困乏。我朝边兵四十万人，后来虽增加兵力、增设戍守，但主兵大多缺额，还不及宋人最初兵力的十倍。然而嘉靖中期以来就以财用困乏上报，这是为什么呢？宋朝虽增加兵力，但天下没有养兵的费用。我朝靠百姓养兵，新军又完全依靠太仓旧饷，既没有减少旧饷，新的军饷又每日增加，这是第一项费用。周朝的丰、镐，汉朝的西都，大都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我朝设置留都，建官置卫，坐享公帑，这是第二项费用。宋人供给宗室俸禄有制度，亲疏关系清楚，有的列入仕籍，有的散居民间。我朝分封宗室、排列爵位，他们既不务农也不做官，却吸取百姓的膏血，这是第三项费用。’ 有了这三项，储蓄积存怎么能不枯竭？其中尤其耗费天下财力的，只是兵事。防御锋锐、摧毁坚阵，旗鼓相当，这是军队的实际作用。如今边兵在有战事时还能使用，至于腹地的军队，却一辈子也未必同敌人交战一次。每当盗贼突然发生，不是由阴阳、医学等杂职人员，就是由丞、贰、判、薄等属官担任将领；不是乡民、里保，就是义勇、快壮充当士兵。在北方就借用盐丁、矿工，在南方就借用狼土兵，这些都是腹地军队不足使用的证明。应当限定轮番守戍的办法；有的地方太远无法征调，有的人体弱不能任用，就听任他们耕作经商，把原本供养他们的粮食转而供给边军。比如免除班军而征收代价，省去发遣而缴纳赎金，也是一种变通办法。想要京军强盛，也应当责令他们轮番戍守。京师距离宣府、蓟镇才几百里，京营九万士卒，每年抽调一万人戍守两镇，九年轮换一周，并不算辛苦；这样怯弱的京军也会同边兵一样强劲。又用畿辅士卒补充京军戍守的空缺，他们的部伍、号令、月粮、犒赏也同京军相同，这样畿辅士卒都成了亲兵。京军戍守畿辅各镇，就可以节省延绥、固原的费用；戍守宣府，则宣府、大同的声势自然壮大。敌人畏惧宣府、大同的力量，可以牵制其后方；京军的强劲力量又在正面抵挡他们，那么仰攻深入的事情就少见了。臣又看到天下百姓惶惶不安，把贫乏困窘当作忧虑，并不是布帛五谷不足，而是白银不足。白银既不能御寒穿衣，也不能充饥，只不过通过贸易流通来满足衣食需要，为什么偏偏要使用白银而废弃钱币呢？钱币被废弃，白银就更加单独流通。白银独自流通，钱币的收藏就更加深入，白银更加昂贵，货物更加低贱，折色赋税的办理也更加困难。豪强乘货物低贱时收购，等价格上涨时出售，于是白银积聚在豪强手中的越来越多，流通于天下的越来越少。再过几十年，臣不知道这种局面会发展到什么地步。钱就是泉流，不能一天没有。有人说钱法难行有两个原因：铸钱获利不能抵偿本金，百姓不愿意使用。这些都不对。朝廷以山海中的资源作为材料，以亿万百姓的力量作为工役，以贤士大夫作为管理者，哪里需要花费什么本钱？如果确实让百姓用铜和炭赎罪，由工匠负责铸造，那么只要在一个营军指挥的范围内推行，钱币就会遍行天下。至于不愿使用钱币的，只有奸猾豪强而已。请从今以后，事例罚赎、征税、赏赐、宗禄、官俸、军饷等，都一律用银钱兼行支付。上面用它征收，下面用它缴纳，还担心钱币不能流通吗？臣又听说，中原是边鄙的根本，百姓是中原的根本。百姓可以终身没有白银，却不能一年没有衣服，一天没有食物。如今有关官员早晚不得安闲，所忧虑的在白银而不在粮食。臣私下担忧，国家建都幽燕，北方没有郡国作为屏障，所依靠的股肱腹心，就是河南、山东、江北以及畿内八府百姓的人心。他们大多强悍而轻视生命，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平息，游荡谋食而缺少积蓄。稍有不如意就轻易离开故乡，偶然受到刺激就不惜牺牲性命，往往一个人首先作乱，千人便响应，过去的事情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平息他们的办法，不过是抚恤农业以维系其家庭，保障粮食以维系其身体，聚集骨肉亲属以维系其内心。现在试行考核官仓的储藏，每府如果能有几十万石，掌管财政的人就可以安睡了；如果有三万石，也还足以满足迁徙流转之人的需要；假如不足一万石，难道能不寒心吗？臣私下认为，不足一万石的府很多。倘若发生水旱灾害或战争，将用什么办法应付？臣近来上疏请求积谷，已经承蒙允许施行，只是恐怕有关官员办事不力，无法满足圣明诏令，所以敢于立即把臣的主张再次申述。第一，官仓由官府发给银两收购粮食。第二，社仓收取民间粮食来充实。官仓若不是大丰收的年景，不能办成；社仓即使在中等收成的年景也都可以实行。唐代义仓的开设，每年从王公以下都要有所缴纳。宋代则按照民间正税的数额，抽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社仓。我朝确实应当仿照并推广这种办法，结合当地风俗、符合民情，根据年成变化灵活调整；计算每年两仓的收入，用来检验成效，制定为法令，并且年年修订。根据丰歉时节适时征收，在官仓的粮食，百姓遇到大饥荒时就拿来赈济；在民仓的粮食，即使官府有重大徭役，也不许借用。借此把财富储藏在百姓中间，就是把财富储藏在国家之中。如今谈论财用的人，不担心粮食不足，却担心白银不足。白银实际上容易滋生祸乱，粮食实际上能够消除祸乱。白银不足，还可以用钱币代替；五谷不足，又有什么能够代替呢？所以说：英明的君主不把金玉当作宝物，而把五谷当作宝物。恭请圣明留意。奏疏送入后，下交有关部门议论，最终却不能全部施行。不久召任工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升为左侍郎。靳学颜内在品行修养清白高洁，见高拱以首辅掌管铨选，专横放纵得厉害，于是托病辞官归乡。去世后，他的弟弟靳学曾任山西副使，治理政绩也颇有声誉。《戚继光传》，见王鸿绪所编《明史稿·国朝》。

译戚继光，字元敬，世代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戚景通，历任都指挥，代理大宁都司，入朝后任神机营坐营，有操守品行。戚继光幼年时卓异豪迈，胸怀奇志；家境贫寒却喜爱读书，通晓经史大义。嘉靖年间承袭职务，等待参加武举考试，适逢俺答逼近都城，便上书陈述重大谋略，因推荐而升任代理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海防。改任浙江都司佥事，不久升为参将，分管宁、绍、台三郡。嘉靖三十六年，倭寇侵犯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来不及救援，因为道路阻塞，没有治罪。不久会同俞大猷的军队，在岑港包围汪直的余党，长久不能攻克，因罪被免官，戴罪办理贼寇事务。不久倭寇逃走，另一支倭寇又焚烧劫掠台州，给事中罗嘉宾等弹劾戚继光没有功劳，并且勾结外番；正准备审查讯问时，不久因平定汪直有功而恢复官职，改任守备台州、金华、严州三郡。戚继光到浙江时，看到卫所军队不熟悉作战，而金华、义乌的士兵以剽悍著称，便请求招募三千人，教他们击刺方法，长兵器、短兵器交替使用，从此戚家军特别精锐。又因为南方多沼泽水网，不利于骑马追逐，于是依据地形制定阵法，审定步伐是否便利；各种战船、火器、兵器，都精心搜求并加以更换，戚家军的名声因此闻名天下。嘉靖四十年，倭寇大肆劫掠桃渚、圻头，戚继光急赴宁海，扼守桃渚将其击败；又在龙山追到雁门岭，贼寇逃走，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亲手杀死其首领，逼迫余贼到瓜陵江，全部死亡；而圻头的倭寇又向台州进发，戚继光在仙居道路上截击，敌人无一逃脱，前后九战全都获胜，俘虏、斩首一千多人，被焚死、淹死的无法计算。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击破贼寇，浙东平定。戚继光晋升三级官阶。闽、广贼寇流窜进入江西，总督胡宗宪发檄文命戚继光救援，他在上坊贼巢击破贼军，贼军逃往建宁，戚继光返回浙江；贼军又乘虚攻陷宜黄，被南赣军队击败，于是逃走。第二年，倭寇大举侵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同福建连江一带倭寇会合，攻陷寿宁、政和、宁德；从广东南澳来的同福清、长乐一带倭寇会合，攻陷元钟所，并蔓延到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当时宁德已经多次战败，距城十里的横屿四面都是水路险隘，贼寇在其中结成大营，官军不敢进攻，彼此相持超过一年。新来的倭寇驻扎在牛田，首领驻扎在兴化东南，互相声援；闽中向来没有大帅，兵少贼多，接连告急。胡宗宪再次发檄文命戚继光剿灭他们。进攻横屿贼寇时，每人拿一捆草填平壕沟前进，大举攻破贼巢，斩首二千六百人。戚继光乘胜到福清，捣毁并击败牛田贼军，覆灭其巢穴，余贼逃往兴化，他急忙追赶。夜里四更抵达贼寇栅营，接连攻克六十座营寨，斩首一千几百级。天刚亮进入城中，兴化人才知道此事，送来牛肉和酒慰劳，络绎不绝。戚继光于是回军抵达福清，遇到倭寇从东营澳登陆，击杀二百人。刘显也多次击破贼寇，福建的宿寇几乎全部消灭。于是戚继光到了福州，举行饮至礼，并在平远台刻石纪功。戚继光回浙江后，新来的倭寇日益增多，包围兴化城达一个月。适逢刘显派八名士卒带信进入城中，他们穿着刺有“天兵”二字的衣服，贼寇杀死他们并穿上这些衣服，欺骗守将而得以入城，夜间斩杀关延一带的贼寇。副使翁时器、参将毕高逃走免死，通判奚世亮代理府事，遭到杀害。兴化本来是著名郡城，城外百姓因为寇乱，全都携带资财进入城中，最为繁富；到此时却被焚烧劫掠一空，贼寇停留两个月，最初攻破平海卫并占据那里。兴化告急时，皇帝已经命俞大猷任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任副职。等到城池陷落，刘显军队很少，只能驻扎在城下不敢进攻，俞大猷也不想强攻，等待大军会合后围困敌人。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率浙江兵到达，于是巡抚谭纶命刘显率中军，俞大猷率左军，戚继光率右军，合力在平海进攻贼寇。戚继光首先登城，左右两军随后跟进，斩首二千二百人，救回被掳百姓三千人。谭纶上报功劳，戚继光列第一，刘显、俞大猷列其次。皇帝为此告谢郊庙，大规模叙功赏赐。戚继光先因横屿战功升任代理都督佥事，到此时升为都督同知，世袭荫补千户，于是接替俞大猷任总兵官。第二年二月，倭寇余党又纠集新倭一万多人，包围仙游三天，戚继光在城下击败他们，又在王仓坪追击并击败，斩首几百人，余贼多坠入山崖深谷而死，幸存者数千人逃往并占据漳浦蔡丕岭。戚继光分兵五哨，亲自手持短兵器，沿着山崖攀上去，俘虏、斩杀数百人，余贼于是抢夺渔船出海逃走。过了很久，倭寇从浙江侵犯福宁，戚继光督率参将李超等将其击败，乘胜追击永宁贼寇，斩首三百多人。不久又同俞大猷在南澳击退吴平，于是将尚未平定的余党全部击平。戚继光做将领时，号令严明，赏罚有信用，士卒没有敢不听命的。他同俞大猷都是名将，但操守品行不如俞大猷，果断勇毅却超过他。俞大猷是老将，办事务求稳重；戚继光则像暴风骤起、闪电般行动，多次摧毁大股贼寇，名声更超过俞大猷。隆庆初年，给事中吴时来因蓟门多次告警，请求召来俞大猷、戚继光专门训练边疆士卒。兵部讨论后只采用戚继光，于是召他任神机营副将。适逢谭纶督率辽、蓟军务，便集合步兵三万人，征调浙江兵三千人，请求专门交给戚继光训练，皇帝批准了。隆庆三年五月，命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务，总兵官以下都受他节制。到任后，他上疏说：“蓟门的士兵虽然多，实际情况却也很差，原因有七条：有七营军队不熟悉军事，却喜欢末技；壮年士兵被将门役使，老弱者才勉强充数，这是第一条。边塞绵延曲折，极少设置邮驿，往来的使者络绎不绝，每天忙于迎送，参将、游击竟成了驿使，营垒都成了旅舍，这是第二条。敌人到来时调遣没有章法，远道赶赴期限，士卒死亡、马匹倒毙，这是第三条。守塞士卒约束不明确，队伍不整齐，这是第四条。临阵时骑兵不用马，反而下马步战，这是第五条。家丁势力强盛而军心离散，这是第六条。登上障塞的士卒不分敌势冲缓，防备铺得太多而力量分散，这是第七条。这七种祸害不除，边防怎么能够整顿？此外还有士卒没有训练的六种过失，以及即使训练也无益的四种弊病。什么叫没有训练？边防所依靠的只是士兵，士兵所依靠的只是将领。

译如今恩惠、威严和号令不足以使士卒服从，编制、名分和标志不足以统一力量，缓急之时难以驱使，这是第一条。有火器却不会使用，这是第二条。放弃本地土著士兵，不加训练，这是第三条。各镇入卫的士兵，认为自己不属于统辖范围，因而完全没有纪律，这是第四条。班军、民兵数量超过四万人，各自一条心，不能合力，这是第五条。训练士兵的关键在于先训练将领。如今重视武科考试，多方保举将领，表面上似乎可以，但这是选将之事，不是训练将领的方法，这是第六条。什么叫即使训练也无益？如今一营士卒中，担任炮手的常有十分之一。不懂兵法，五种兵器不能交替使用，应该以长兵器保护短兵器，以短兵器救助长兵器，这是第一条。三军士卒各自专习技艺，金鼓旗帜没有不具备的；如今却全都搁置不用，这是第二条。弓箭的力量不比敌人强，却想借此取胜，这是第三条。教练的方法本来有正门，外表美观的往往不实用，实用的往往不美观；如今却两方面都没有实际效果，这是第四条。臣又听说，兵势如同水，水依据地形来制约流向，军队依据地形来决定取胜方法。蓟地有三种平势：原野开阔、道路平坦，是内地百里以南的地形；一半险峻、一半平易，是靠近边塞的地形；山谷狭窄，林木茂密幽深，是边塞以外的地形。敌人进入平原，有利于车战；在靠近边塞的地方，有利于马战；在边塞以外，有利于步战。三种战法同时运用，才可以制服敌人取胜。如今边军只熟习骑马作战，还不熟悉山地战、林地战、谷地战的方法。只有浙江兵能够做到这些。希望再给臣浙江东部杀手、炮手各三千人，另外招募西北壮士，凑足五枝马军、十枝步军，专门听从臣训练，军中所需物资随时酌情供给，臣实在万分愿意。又说：“臣的官职是新设的，各位将领把它看作多余的赘疣，臣从哪里能够施展才干呢？”奏章下交兵部后，兵部说：蓟镇既有总兵，又设置总理，事权分散，各将领多在观望，应该召回总兵郭琥，专门任用戚继光。于是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而浙江兵暂且不调来。因记录击破吴平的功劳，晋升右都督。敌寇进入青山口，被他拒击退却。自嘉靖以来，边墙虽然修缮，敌台却还没有修建。戚继光巡视塞上，议论修建敌台，大略说：蓟镇边墙绵延二千里，一处毁坏，百处就会坚固失守，处处都在毁坏。近来年年修缮、年年坍塌，只是白费钱财而没有益处。请在城墙上跨建敌台，使台上能够四面俯瞰。台高五丈，内部空置，分为三层，每台驻守一百人，铠甲、兵器、干粮都要齐备。命戍卒划定地段承办工程，先修建一千二百座。然而边疆士卒愚钝强悍，若用军法约束，将领将难以承受。请招募浙江人组成一军，用来倡导勇敢。督抚把他的建议上报，皇帝批准了。三千浙江兵到达后，列阵于郊外，天下大雨，从早晨一直到太阳偏西，仍然直立不动，边军大为惊骇。从此才知道什么是军令。隆庆五年秋，敌台工程完成，精密坚固、雄伟壮观，二千里边墙的声势连成一片。皇帝下诏给予世袭荫补，赏赐银币。戚继光于是建议建立车营，每辆战车用四人推拉，作战时结成方阵，骑兵、步兵处在其中。又设置拒马器，形体轻便，用来阻挡敌人的突然冲击。敌人到来时，先发射火器；敌人稍微接近，步兵便持拒马器排列向前，间杂使用长枪、狼筅。敌人逃跑，骑兵便追击败军；又设置辎重营跟在后面，并以南方兵作为选锋入卫，其他军队负责策应，本镇军队专门戍守，节制严明，器械精良，蓟门军容于是成为各边之冠。当时俺答已经通贡，宣大以西烽火寂静，只有小王子后来率蛮人迁居插汉地区，控制弓弦之士十多万人，常常成为蓟门的忧患。而朵颜、董狐狸及其兄长的儿子长昂同土蛮交往，时而反叛，时而归顺。万历九年春二月，敌寇谋划入侵，奔驰到喜峰口，索取赏赐没有得到，便大肆杀掠，并在边塞附近打猎来诱使官军出击。戚继光埋伏攻击，差点擒获董狐狸。这年夏天，敌人又侵犯桃林，未能得逞便离去。长昂也侵犯界岭，官军斩杀俘获很多。边境官吏暗中劝董狐狸投降，董狐狸于是到关口请求进贡。朝廷讨论后给他每年的赏赐。第二年春天，长昂又窥伺各个关口，不能进入，便同董狐狸一起逼迫长秃入侵。戚继光追赶并将他擒获带回。长秃是董狐狸的弟弟、长昂的叔父。于是两个敌寇率领部落首领和亲族三百人叩关请求赦免死罪，董狐狸穿着白衣叩头，请求赦免长秃。戚继光同总督刘应节等人商议，派副将史宸、罗端到喜峰口接受他们投降，他们全都跪拜，交出俘虏归还人口。被掠夺的边民聚集起来举刀立誓，于是释放长秃，准许他们照旧通贡。戚继光在镇守期间，两个敌寇不敢侵犯蓟门。不久因守边劳绩，晋升左都督。后来又增建敌台，把所部十二个营区分为三协，每协设置副将一人，分别训练士卒和战马。炒蛮入侵时，汤克宽战死，戚继光受到弹劾但没有获罪。过了很久，炒蛮同妻子大嬖只一起袭击掠夺边军，官军追击并击破他们。土蛮侵犯辽东，戚继光急赴援助，同辽东军队抵挡并将其击退。戚继光已经加授太子太保，又因记录功劳加授少保。自顺义受封以来，朝廷用八件事考核边臣：积存钱粮，修缮险隘，训练兵马，整顿器械，开垦屯田，整治盐法，收集边马，遣散叛党。每满三年就派大臣巡视考察，并评定优劣。戚继光因此多次获得荫补和赏赐。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先后去世，只有戚继光和辽东的李成梁还在。然而蓟门守备十分坚固，敌人没有办法进入，只好全部转向辽东，所以李成梁专擅战功。自嘉靖庚戌年俺答侵犯京师以来，边防中唯独蓟镇最受重视，增加兵力、增发军饷，天下因此受到骚扰。又设置昌平镇，设大将同蓟镇互为唇齿，但仍不时践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都因失去军纪而获罪诛杀。十七年间更换大将十人，大都因罪离任。戚继光镇守蓟镇十六年，边防修整严密，蓟门安宁无事。继任者沿袭他的成法，几十年得以无事，也依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重任用他。张居正尤其凡事同他商议，凡是想给戚继光制造困难的人，往往调走他们。谭纶、刘应节、梁梦龙等督抚大臣，都同戚继光友善共事，没有人从中牵制，所以戚继光更加能够施展。张居正死后半年，给事中张鼎思说戚继光不适合在北方任职，当权者立即把他调到广东。戚继光闷闷不得志，勉强赴任一次，过了一年就称病辞职。给事中张希皋等又弹劾他，最终罢官归乡。居家三年，御史傅光宅上疏推荐他，反而被扣除俸禄。戚继光也终于去世。戚继光历任南北，声名都很显著，在南方战功尤其盛大，在北方则专门主持防守。他所著《纪效新书》《练兵事实》，谈论军事的人都遵照采用。《冯琦传》，见《明史稿·国朝》，王鸿绪编。

译冯琦，字用韫，临朐人。幼年聪颖敏捷，远超常人；十九岁时考中万历五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任编修，参与编修《会典》完成后，升为侍讲，充任日讲官。历任庶子。三王并封的议论兴起后，他写信给王锡爵极力争辩，升任少詹事，掌管翰林院事务，调任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处理政务勤勉敏捷，极力抑制钻营争逐。尚书李戴十分倚重他。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太白星和太阴星同时出现在午位天空；狄道山又崩塌，平地涌出大小五座山。冯琦起草奏疏，同尚书李戴一起上奏说：“近来看到太阴运行经过天空，太白星在白昼出现，已经是极其异常的现象。至于山陷成谷、土地涌成山，自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唐代垂拱年间出现过，如今又再次出现。臣等有幸位列九卿，同国家共同承担安危，怎么能遇到这样的灾变却不把它报告君父呢？臣私下认为，上天没有私心，只听从百姓。要承顺天意，应当顺应民心。近来天下赋税数额，比二十年前增加了十分之四，而百姓户口中富足的却减少了十分之五。东征西讨，天下萧条，饱受兵事之苦。自从矿税使派出以后，民间的苦难更加严重。再加上水灾、旱灾、蝗灾，流离失所者遍布道路。畿辅附近地区，盗贼公然横行。这不是小事。各位中使奉命出行，随从的奸徒动辄成百上千。陛下想要通商，他们却专门困扰商人；陛下想要爱护百姓，他们却专门残害百姓。近来有两种奸恶之人尤其阴险：一种善于窥伺皇帝心意，事先写成奏疏，借武职官员上奏；另一种专门剥削小民，事先策划好办法，借宦官执行。他们运用机关诡计如同鬼魅，搜刮财物一丝一毫也不放过，远近百姓都叹息，贫富人家一同困苦。贫苦百姓家中没有储蓄，只能靠经营谋生，但夺走他们几文钱的利润，就已经断绝了他们一天的生计。至于富民，更要防备毒害：有时陷害他们漏税、盗矿，有时诬告他们贩盐、盗木，布置好诡计，声势显赫惊人；等到得到钱财，就悄无声息地不再追究。小民接连受害，只能屏住呼吸，连容身之处也没有。利益归于群奸，怨恨聚集在朝廷。百姓处在刺骨的贫困中，怀抱伤心的痛苦，一声呼喊就容易被煽动，一旦骚动就难以安定。如今还是太平时期的百姓，已经人心汹汹；如果发生战乱警报，天下还有谁可以保证信任呢？哱拜被诛、闯白身死，这些都靠招募民丁充兵、使用民间财物作为军饷。如果一方的穷苦百姓倡导作乱，四面都响应，那么到哪里征兵，到哪里取得军饷呢？陛下试着派忠实亲信之人，访察都城内外街巷的歌谣，使他们一一奏报，那么百姓的怨苦就清楚可见了。上天仁慈爱民，明白显示灾祸征兆，确实是希望陛下彻底醒悟，坐而消除祸乱。可是礼部请求修省的奏章还没有得到批答，奸民搜刮的奏疏却又获准施行。既然要采纳意见，为什么竟听信如此荒谬的说法？命令把天下没有妨碍的官银全部解送上来。四方的钱粮都有定额，所谓“无碍”，大概是指经费的剩余。近来征发调运频繁不断，正额尚且难以周转，哪里会有剩余？命令一经下达，催督严急，必然会挪用公帑来充数，经营筹措无所适从，最后又转派给民间。这件事绝对不可行。又加上仇世亨奏报徐鼐掘坟一事，按道理说，哪里会有一座坟墓埋藏价值巨万的黄金？即使真有，也应当交给抚按官员核查勘验，先追究盗墓之罪，然后没收墓中的藏物；从来没有罪状尚未查明，就先没收财产的道理。一纸奏疏早晨送入，严厉命令晚上便传下，即使有人蒙受深冤，谁敢办理？这不但会毁掉这几个宗族，还将祸及许多人；只要受到株连，立刻就会败亡。京城之下尚且需要反复审查三次，万里之外却只凭一纸单独供词，便让奸猾之徒掌握生杀大权。这种风气一旦倡导，谁不会效仿？这已经同告缗令相同，又开启了告密的端口。臣等正要陈述申诉，奸人的奏疏又得到诏旨了。五天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银已经达到二百多万。奸恶之中又滋生奸恶，旧例之外又创设新例。臣等先前还希望搜刮之事会日渐减少，如今却更担心它日渐增加；如果不发展到百姓困穷、财物耗尽，激起大乱就不会停止。恭请陛下沉静而作长远观察，赶快同朝廷大臣共同谋划整顿和消弭祸患，不要让天下百姓对熙朝结下怨恨，使千秋青史留下讥刺圣德的话。”皇帝没有答复。不久冯琦转任左侍郎，授任礼部尚书。皇帝将要册立东宫，诏令下达后期限紧迫，掌管司设监的宦官以供给费用不足为借口，冯琦说：“今天礼仪最为重要，不可同他们争执。”他的弟弟户部主事冯瑗正好押运四万两饷银出都，冯琦立即追赶追回，用来供给费用，事情才得以办成。万历三十年，皇帝生病，下谕停止矿税，不久又后悔，冯琦同僚属联名上疏争辩，并请求亲自到郊庙祭祀、临殿接受朝见，皇帝没有采纳。湖广税监陈奉因虐害百姓被撤回，会同陕西黄河干涸一事，冯琦说：“辽东高淮、山东陈增、广东李凤、陕西梁永、云南杨荣的肆虐并不比陈奉轻，也请一并征召回来。”都没有得到答复。南京守备宦官邢隆请求另发关防以征收税款，冯琦不同意，皇帝却用御前牙牌关防发给他。当时士大夫大多推崇佛教，教授士子作文时常常偷取佛教的片言只语，鄙视抛弃经传注疏。前任尚书余继登上奏请求约束禁止，但这种风气仍旧不变，冯琦于是再次极力陈述其中弊病，皇帝为此下诏告诫严禁。冯琦熟悉典章故事，学问有根基，多次陈述正直的言论，朝廷内外都期望看到他的风采，皇帝也深深眷顾倚重他。内阁缺少人选，皇帝已经选定朱国祚和冯琦任用，但沈一贯秘密上揭说两人的年纪还没有达到衰老，何不稍等一下，先任用老成之人，于是改命沈鲤、朱赓入阁。冯琦素来多病，到这时病势加重，十六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不许，最终死在任上，年仅四十六岁。遗疏请求皇帝鼓励明察办事，发还奏章以补足空缺官职，推诚相待以接纳下属，收拾人心，言语极其恳切真挚。皇帝哀悼，追赠太子少保，天启初年谥号文敏。冯琦以上几代人世世都是进士：曾祖冯裕，字伯顺，因戍籍出生在辽东，拜贺钦为师，有学问和品行，最终官至云南副使。祖父冯惟重，任行人。父亲冯子履，官至河南参政。从祖冯惟健，举人。冯惟纳，字汝言，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禄卿后退休。冯惟重、冯惟健、冯惟纳都有文名，其中冯惟讷最为显著。冯惟健的儿子冯子咸，字受甫，年少丧父，侍奉母亲很孝顺，母亲生病时一年多不曾解衣休息；母亲去世后悲哀过度，身体消瘦得只剩骨头。万历元年，冯子咸在乡试中考取举人；后来两次参加会试都未中，于是不再应试，专心讲求濂洛之学。他曾说：“求学必须刚强而且持久；不刚强就会毁坏，不持久就会退步。”治家遵循颜氏家训，乡里人多接受他的教诲，成为善良之人。钟羽正称赞冯子咸说：“相信道义而忘记做官，就是漆雕子；遵循经书、践行古道，就是高子羔。” 《范淑泰传》，见王鸿绪所编《明史稿·国朝》。

译范淑泰，字通也，滋阳人。崇祯元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崇祯五年冬，擢升工科给事中。他上疏谈论综合考核的弊病，用来规劝皇帝，并提出仁、敬、宽、简四条主张。皇帝认为宽、简不是当前急务，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不久他又陈述时政五件事，说君主的权势不能使它孤立，国家体制不能使它卑弱，王法不能使它紊乱，皇帝的决断不能使它偏颇，臣子的气节不能使它苟且。言语多涉及当时政事，皇帝下令知道了。又极力陈述刑狱案件繁多，请求刺史、刑部上疏清理。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流贼侵犯河南，朝廷追究前任巡抚樊尚璟的罪责；他又弹劾总兵邓玘淫掠百姓的情状。宦官张彝宪说天下拖欠赋税达一千七百多万，请求派科道官员督促征收。皇帝大怒，责令抚按官员回奏。范淑泰说百姓贫困才导致盗贼兴起，拖欠赋税难以追缴，不应强行督征。给事中庄鼇献、御史章正宸因进言获罪下狱，他上疏抗辩营救。吏部尚书张防推荐逆党吕纯如，范淑泰极力论说其错误，并弹劾大学士王应熊结党营私。不久，他又弹劾张防迎合王应熊的意旨，任用他的私人王维章。巡抚四川时，他说王维章任西宁官职期间因加征赋税激起变乱，应当罢职闲住。张防含糊其辞地上报此事，公然施行奸诈欺骗。皇帝责问防，防自我陈辩，诋毁淑泰结党同伐异。皇帝没有追问。后来防又说，维章任云南布政使时，贪赃营私，污秽狼藉；防应熊收受他的厚贿，因此被门客告发，但锦衣卫不敢查问，移交刑部员外郎杨惕如办理，终于敷衍了事。皇帝也不采纳。此时皇陵被毁，巡抚杨一鹏获罪，应熊因为是他的座主，极力庇护他。淑泰揭发杨一鹏隐匿章奏的情况，皇帝也不追究。淑泰于是搜集应熊收受贿赂的几件事上奏。应熊捐资帮助修筑陵墓，淑泰又弹劾他招引盗寇、包庇奸徒。皇帝责备他挟私报复以求取胜，最终没有采纳。崇祯十一年冬，他上疏说：“如今因为筹措军饷，甚至要搜括、借贷来资助；即使这次实行而有所收获，若再有战事，还能再次实行吗？治理不合规制，怎么能够长久？只是仓皇忙于补救的办法，并不是尽忠之道。陛下正要以清廉的节操教化天下，却列举百官银钱的多寡，这分明是在教他们贪贿。至于借贷的说法，更不可实行。京师是国家根本重地，近来物力已经困竭，富商大贾大半很快逃归；内部尚且不能安定，凭什么抵御外敌？请立即搁置这个主张。”又说：“使军队强大，没有比实行法令更好的办法。如今的军队，索取军饷时就强，奔赴敌阵时就弱；以杀害良民冒充军功时就强，铲除暴徒、救济百姓时就弱。请明确公布法令：各将领中，能够听命杀贼的，立即提拔为大将；否则处死，不能只降级或戴罪立功，那样只是让他们感到与自身无关的轻微痛痒。”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崇祯十五年，他累升为吏部左给事中，上疏说：“天下苦于兵乱已经十多年，外面没有战死不退的将士，朝廷内部没有掌握胜算的大臣。年年月月拖延，坐看成败，这是失去治理太平之道的第一点。雨水不降，兵役频繁兴起，百姓死伤遍地，接连可见，却还不断追逼呼索，以致人心想要作乱，延请盗贼、为他们开门，这是失去治理太平之道的第二点。加派二千余万，损害百姓而助长盗寇，谁造成了这种祸害？既然搜括军饷来养兵，却只要军饷时有，抵御盗寇时却没有，这是失去治理太平之道的第三点。军队出动，粮食随行，如今却向经过的州县取用，奴辱长吏，鞭打小民，劫夺财物、掳掠妻女，马队纵横交错，这是失去治理太平之道的第四点。”他请求召集参与机密政务的大臣，赶快筹划统御将领、充足兵力、安抚百姓、抵御盗寇的方略，不要只装饰太平的外表，以致天下日益败坏。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这年秋天，他出任浙江乡试主考，事情办完后回家。十二月，清军包围兖州，淑泰竭尽全力坚守，城破后战死。诏令追赠太仆寺少卿，并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明段参议忠烈传》【国朝】吴一元 段公名复兴，字仲方，别号徽绳，是兖郡阳谷人。幼年便有志向和气度，沉着刚毅、聪颖敏捷，接受祖父广文公的教诲，忠孝节义一向是他自我勉励的准则。家境贫寒而努力学习，童年便进入县学，每次考试总得第一。崇祯丁卯年考中举人，甲戌年考中进士。他安于清淡生活，不合义理的东西一概不取；轻视琐碎事务，崇尚廉洁节操；外表显得浑厚朴实，当时人并不了解这一点。他天性极其孝顺，侍奉封君东山公，处处都能使父亲欢心。任南京户部官员时，想到双亲已经进入晚年，便请假回家奉养。此后老父卧病，病势危重，恰逢身处围城之中，城池转眼就要陷落，有人劝他逃避，以保全性命。段公痛哭流泪说：“我父亲气息奄奄，万一我稍有动摇，就会留下终身遗憾。舍弃亲人而独自保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卧榻旁边，就是我死的地方。”后来城池幸而无恙，但老父从此便去世了。他悲哀过度，瘦得只剩骨头。自从七岁时母亲石宜人去世，他平日常常叹息说：“《蓼莪》两首诗，古人不忍心诵读，我却不能不反复诵读。”说着话眼泪也一起流下。在继母和兄弟之间相处时，他的孝顺友爱更加婉转真挚，有见识的人从这里已经知道，他能够把孝亲之心转化为忠君之行了。他最初授任南京户部主事，后来补任北部郎中，都很称职。壬午年冬，升任陕西庆阳右参议。到任后立即革除积弊，培育人文，选拔训练军队；凡是购买兵器、犒劳士卒，都捐出自己的俸禄办理。庆阳地区经历大灾乱之后，残余的凶恶势力还没有消灭，盘踞在芦坡岭、槐树庄等地。段公于是秘密筹划，采取安抚与剿灭并用的策略，亲自历经军旅，斩杀赵筛子、晁八、王可、天飞等首领，敌人无不成排被擒。从此庆郡转危为安。可是时局艰难，流寇从河南进入陕西，所到之处没有坚固城池能够抵挡。段公听到西安失陷的消息，发誓不与贼人共存，于是集合官绅、士民、军队和卫所，向神明盟誓，坚决守城。凡是火药、器械，都是他先前设法办置的；他鼓励守城的民夫和士卒，众人无不感慨流泪。闯贼凶残不仁，不久派使者来招降。段公厉声骂道：“我替朝廷守住这一块土地，只恨不能立即生吞你们贼人的肉来洗雪国耻，哪里肯投降逆贼而玷污青史！”他当即斩杀来使；贼军三次派使者，他三次都斩杀。贼人怨恨愤怒到了极点，于是率领数万精锐悍勇之众，直抵城下，从四面围攻。段公严厉督促防守，三天三夜不曾合眼，火药、箭矢、石块打伤的贼兵多得数不清。贼人已经心力交瘁，才准备退兵。

译谁料暴风肆虐，飞沙迷眼，贼军才驱赶敢死之士贴近城墙攀登。段公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救，骑马奔回官署，面向宫阙叩头哭泣说：“臣已经力竭了，只恨活着不能保全城池，只希望死后成为厉鬼，杀贼报答君父罢了！”他哭着对母亲田宜人说：“您可以带着幼子，慢慢设法回到故里。”田宜人一向看重节义，竟然自缢而死。段公的妻子杨宜人以及三名妾、一个女儿，全家感奋，不愿独活，也都自缢。一名楼中婢妇点火将全家焚烧。段公有一个儿子名叫植，年仅十岁，也被节义激励，投入火中而死。段公急奔北门，高声呼喊迎战敌人，亲手杀了几个贼兵，力气无法支撑，便自刎殉国。贼人恨他不肯投降，竟将他的尸体撕裂。段公真是能够把孝亲之心转化为忠君之行啊！庆阳人建祠祭祀他，有祈求就立即应验，难道不是所谓生为正人、死为明神吗？稗史作者说：“我曾读《唐书》，看到张巡、许远的事迹，也与徽绳公非常相似。然而张巡、许远虽然战死，江淮之间最终得以保全无恙，郭子仪、李光弼取得成功，收复失地的功劳使忠臣的志愿得以实现。段公死后的第二年，京师失守，皇帝遭受灾难，难道不是含恨未遂而死吗？这是天意。如果忠心却遭受祸患，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惨不惨并不是需要讨论的事情。古语说：‘秋天的积水退去，原来的泉源显现；那些喧腾泛滥的水势，不过片刻而已，怎么能拿它同公的长短功业相比呢？’” 《明张东谷先生传》【国朝】王士祯 东谷先生姓张，名茂兰，字德馨，是济南章邱人。父亲名题。先生年轻时就有至性，哪怕一丝一毫的取舍也十分谨慎；但他嗜好饮酒，喜欢诙谐，性情旷达爽朗，不喜欢拘谨琐屑、受规矩束缚。弘治戊午年中举，乙丑年中进士，任钜鹿县知县，施政简明宽易，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因父亲去世而回家服丧，服丧期满后起任任邱县知县。当时流贼刘六、齐彦名等在霸州起兵，劫掠波及县境。先生修筑城池，向众人发誓守城；散发粮食供养饥民，兵器铠甲齐备，城楼和望楼高高耸立，贼军离去后，县城依靠这些得以保全。当时兵乱和灾荒接连发生，他于是上奏救荒四件事，其中很多得到施行。官府的柳树被饥民砍伐，有人因此来告状，先生说：“孟子说过，应该先仁爱百姓，再爱护财物。年成饥荒，贫困百姓没有食物，不得已砍木作柴、采叶充饥，以暂缓顷刻之间的死亡，难道还要严加禁止吗？”他又大量购买书籍来劝勉求学的人，经历兵乱灾荒之后，人们仍没有荒废事业。罗文肃公玘经过县境，先生仰慕他的文章和品行，面向北拜他为师。御史因考核功绩来到县里，先生没有出门迎接，被御史责问。先生抬头看着他说：“您这次来是做什么的呢？”御史怒道：“奉命剿贼、考核功绩的命令，难道你独独没有听说吗？” 先生说：“贼军离这里有多远？”御史说：“八百里。”先生说：“您以考核功绩为名，如今相距八百里，假如有人冒领功劳，您从哪里知道？滥杀平民，您从哪里知道？不责备已经远离贼军，却责备我在近处奉命迎接您，实在是我不能理解的。”御史更加恼怒，脸都气红了，过了很久说：“什么县令，竟然如此强硬！赶快赶车离开。”没过多久，御史因事被逮捕，先生到数十里外迎接他，供应的粮食和膳食十分丰厚。当时正值严冬，先生制作皮衣进献。御史感叹说：“这位县令真像古人：天气暖和不增加衣服，天气寒冷也不减少衣服，我算见到这样的人了。”先生两次任县令，穿布衣，吃粗粮，不占有一文钱，也不让妻子儿女随行。升任户部主事，负责运送军饷到辽阳，把多余的金钱封存退还官府；后来回到临清监理兑运，又在九江管理征税舟船，始终以清白廉洁自我砥砺。财货贿赂摆满面前，他看得如同泥土草芥，唯恐自己受到玷污。举人陈守仁赠诗说：“人们说您的公心清澈如水，我却说水也不像您的公心。水流曲折万转，最终仍会侵蚀万物；您的公心虽历万折，万物也不能侵染。”人们认为这确实记录了他的实际情况。空同先生李梦阳当时在江西主持学政，感叹说：“张君不只是操守清白，气质也清正，他一定会成为名流。” 赞叹欣赏到了这样的程度。先生出使九江时，李文康公当时作诗为他送行说：“当年我们一起驻守孤城，豺狼虎豹般的贼寇纵横，已逼近帝京。洛下书生曾经献策，关中令尹也能谈论用兵。时局太平时，在京城仍可一同醉饮；秋天将尽，又在西郊为你送行。一个面黄肌瘦的童子，牵着一匹马；双流映照之下，使君清廉的身影格外分明。”人们争相传诵这首诗。任满考核后升为郎中，总理宣府粮储，因病坚决辞去。任给事中时，上疏论劾，被调任汝宁府通判，刚满三个月，便弃官回乡。嘉靖改元，给事中李锡上疏推荐先生，说他清廉守节如陶潜；诏令起用他，却正逢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巡抚王中丞尧封接着推荐他，他没有赴任。过了很久，起任河东盐运司同知，也没有赴任。在长白山北面营造房屋，终老在那里。每逢下雨，农夫、樵夫、牧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带着耰锄，挤满他的屋子。先生同他们杂坐，谈论农事，整天没有一点厌恶的神色。山中人也忘了他曾经做过大夫。先生还研究经学，传授给门徒。山中经过他指授的人，大都取得成就，如袁轩冕、陈德安等，都是这样。先生嗜好饮酒，在太学时，友人因公事获罪被关进刑部监狱；听说狱中囚犯每天供应酒，便希望把自己的名字附在名单末尾。有人问他缘故，他回答说：“狱中确实不美好，只希望每天能够得到酒喝罢了。”他曾向县人乔御史岱借《史记》《汉书》《文选》，乔岱因此故意扣留不还。李太常开先问他原因，乔岱说：“我不是吝惜这些书，而是恼恨这位先生不近人情，叫他来他却不来。”先生听到后说：“假如是借我的书，东西南北，无论乔君让我到哪里去，我都听命。东到朝鲜，西到流沙，南到交趾，北到居庸关，都不敢推辞。”太常说：“居庸关不是很近吗？”先生笑着说：“我怕的是宣府罢了。”他的诙谐大多如此。嘉靖乙未年十月初三日，病势危急，他起身坐着，命人取酒，又索要陶渊明诗集和《周子通书》，放在袖中后闭目而逝。享年六十五岁。有四个儿子：志仁、利仁、守仁、欲仁。乡人称他为东谷先生。评论说：我年轻时听乡里的前辈说，正德、嘉靖年间京师有句话：“天下清官张茂兰。”询问他的后裔，才知道已经衰微很久了。康熙丁卯年冬天下雪后，我游览长白李氏的啸园，园中有一座亭子叫“皆山”；山中人指给我看，说这里就是东谷先生的故居。当时山雪清冷，竹林在风中萧瑟，我想见先生遗留下来的风范和余韵，不禁为之感慨。听说先生在郎署任职时，冬天没有绵衣，别人馈赠的东西一概不接受。东阿的刘户部田脱下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他才接受，说：“世上只有刘伯耕的衣服才可以穿。”人们把这件事同陈师道相比。《少师徒焦毓瑞传》【国朝】王士祯

译公名毓瑞，字辑五，另字石虹，姓焦。他的先祖原是枣强人。始祖名成，永乐年间迁居章邱清平乡。曾祖父名琩，赠官都御史。祖父名馨，万历辛丑年中进士，任宁夏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去世后追赠工部左侍郎。父亲名曰芬，任建昌府推官，追赠太仆寺卿。母亲姓张，追赠夫人。当初中丞公任大名监司时，公出生在官舍。他小时候不喜欢嬉戏，举止都合乎规矩；读书一眼能看十行。章邱县令、南皮人汤君号称善于识人，一见便器重他说：“这是辅佐君王的人才。”顺治丙戌年秋，恢复举行乡试，他考中山东举人。第二年丁亥年，考中礼部会试。己丑年脱去布衣，改任国史院庶吉士。辛卯年授官广东道监察御史。壬辰年奉 命巡视京通二仓，抚恤旗丁，校验斗斛，免除损耗折耗，清理积年的弊端和奸猾胥吏。累积利息。世祖章皇帝驻跸通州，公到行在朝见。特意赐给他貂裘和蟒服。按照旧例，不是内阁、六部大臣不能颁赐这些物品，这大概是特别的恩典。癸 巳年被 任命为宣大巡按，兼理学政。云中在姜瓖叛乱之后，人心动荡不安。公到任后便招抚流离失所者，发给耕牛，劝导督促农桑，使边民有安居乐业的生活；又修葺学校，置办经史书籍，勤于考核课业，使边地士人知道向学；整顿吏治，严格保甲，修筑城墙、疏浚城池，慰问孤儿寡妇。边地百姓还没来得及歌颂他满一年，他就被撤回任所。部下和士民哭泣着送行，绵延百里不断。丙申年，巡视河东盐政。旧例规定每包以二百斤为标准，超过定额便把罪责加到商人身上。公斟酌制定成规，不多不少，商民都感到便利。任职一年，贿赂无法通行，回乡行装只有被褥和书画而已。不久因父亲去世服丧。庚子年，补任云南道御史。辛丑年，今上即位，于是掌管河南道事务。癸卯年，在都察院任职，前后共十三年。凡是他提出的建议，总是务求维护国家体统，崇尚宽大，不刻薄苛细；不为求取名声而结党，也不因排斥异己而同流合污。然而在邪正是非的界限上，他坚持得十分坚定，没有什么需要顾忌回避的。皇帝因此信任公。公孤立无党援，却得到皇帝的知遇。两朝大概都因为这一点，让他按资历等候补缺，回乡侍奉太夫人，在家一共八年，后来太夫人去世。癸丑年，从民间起用，依照新例借补广西道御史。皇帝赐宴瀛台，不久升任太常寺少卿，进为通政使司左通政。甲寅年，升为太仆寺卿。戊午年，升为太常寺卿。己未年，升为通政使司通政使。适逢京察，一天奏事完毕。皇帝召公到御座旁，亲自询问属员的优劣次序，公一一奏对，回答得当。皇帝面色和悦，回头对内阁大臣说：“焦某奏报详细明白，可以称得上老成练达。”从此更加得到皇帝的知遇。不久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赐给他太液池的鱼，不久晋升刑部右侍郎。他审理各类案件谨慎宽厚。每当九卿在朝堂共同议罪，公的意见一定充分表达，始终不随意附和或违逆。太湖县百姓因一件事行贿，法司依照受贿与行贿同罪的法律拟判死刑。公独自说：“受贿者收取一百二十金才算满数；行贿者分摊计算，三人各四十金，按法律只应杖责。”法律说：“都应按各自所得计算，这就是它的证明。”他上奏请求仍按未满数减等处理，后来成为定例。有三十三名为皇陵栽柏树的人，向部中的胥吏行贿七百金，法司依照满数的法律拟判死刑。公援引前例极力争辩，也得以按未满数减等。山东发生饥荒，高苑县有十三名百姓拿着袋子和行囊到大户家乞求粮食，形势十分窘迫。有关官员把他们按盗贼论罪，拟判死刑。公说：“这些不过是饥民，希望暂时延缓死亡，袋子和行囊难道是兵器吗？”左都御史、蔚州人魏公赞同公的意见，最终按照宽赦的法典办理。此前，官场议论推重审理盗寇案件的端毅龚公之博，以及大端恪姚公之缜密。当时人们认为公也完全无愧于这两位。特意调任兵部右侍郎，主持武举，转任左侍郎。淮安有三十三名商人，乘船从庙湾驶往胶州，遇到暴风，被带到朝鲜，后来被押解到京师。议论的人说他们犯了海禁、私通海外，应当交给刑部审理。这些人申辩说有官府发给的照票，只是落水时遗失了。公议定先查问淮安将领是否确实发给照票，立即辨明情由并移送法司；他们原本很难免罪。后来巡抚回复，确实发给过照票，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属于这一类。秋 赐宴西苑，颁赐表里和菱藕。这年冬天，云南平定。壬戌年上元节，赐宴乾清宫。皇帝亲手拿金酒杯赐酒。诏令赋作柏梁体诗，公有“天河洗甲，通蛮乡”的句子。二月奉命祭告太昊诸陵，癸亥年上元节又 赐宴乾清宫，赐给他防缎和滇马。甲子年，户部侍郎出缺。皇帝特意谕告吏部：“焦某操守值得嘉许，可以调任户部。”公由刑部调任户部，辅佐户部尚书办事。马由兵部调到户部，辅佐户部办事，都是皇帝亲自安排的。特意选拔朝廷大臣，没有人能与公相比。然而粮食少而事务多，不久便发病。我在成均馆任职时，曾从容地对公说：“住在山中非常舒适。”公因为当时身居中枢，军务纷繁，不敢轻易引退；既然屡次受到皇帝知遇，处理政务如同衡量书册和石头一样勤勉，日夜劳瘁，更不敢提退隐之事。他沐浴更衣，以死勤勉办事，没能实现当初的愿望，并不是他的本意。公外表和蔼，内心耿介；同人交往，一接触便以诚相待，始终不能以亲疏来改变自己。在朝廷议事时，他侃侃而谈；看待那些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人，好像唯恐自己受到玷污。各位公卿有时意见不同，最终也被他说服而依从他的意见。这是因为公的至诚能够感动他们。假如公没有去世，早晚还会得到重用。然而他的清白已经闻名于 皇帝，至诚也得到同僚信任；即使他的才能尚未完全施展，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公在家孝顺友爱，为乡党宗族所作的德行很多，这里不全部论述。论及他在朝廷任职时的大事，王士征说：“汉代的郭躬、陈宠都世代熟习律令，是以法律著名的名家。郭躬裁断秦彭的案件，陈宠废除钻刑，史书称赞他们的福泽延及后世，是有道理的。”焦公是儒者，法律之学并非他所喜好；然而考察 朝廷审议的几件重大案件，他都努力依照宽恕原则办理；如果不能尽力为犯人求生，即使比起陈宠、郭躬又有什么更高明之处呢？如今国家重视经术，抑制拘泥文法，公又凭借德望取得皇帝的信任，正要辅佐成就太平，却 上天不肯留下他，忽然便去世了，真是可惜。《贞女李氏传》【国朝】王士俊

译贞女姓李，是山东德州人。父亲李涛，历任官职，做到刑部侍郎。她小时候喜欢读书，明白大义，不随便说笑。她许配给曲阜的诸生孔传钜；孔传钜是世袭五经博士毓埏的儿子。康熙丙戌年，李涛任粤藩，带着贞女前往。到了己丑年，请定婚期已有日期。孔传钜翻过山岭时，病势加重，终于去世。死讯传到李家，贞女痛哭，每天脸上的泪痕一缕一缕不断，继而哭出血来，七天不吃东西。父母怜悯她的志向，叫来贞女告诉她：“你知道礼法吗？礼法规定，迎娶女子有吉日；如果女子在这之前去世，女婿穿齐衰服前往吊丧，葬后便除去丧服。丈夫死了，女子也应当这样做，这就是礼法。先王制定的礼法，不能超过限度。”女子理解父母的意思，边哭边回答：“父母知道《春秋》传中记载的事情吗？《春秋》记载，卫国女子嫁给太子，途中太子去世，女子问傅母说：‘姑且前往为他服丧。’丧事完毕，卫女不肯回来，最终以死相随。没有听说圣人认为这不合礼法。”女子的志向已经坚定。话说完，她忽然从袖中取出一把利刃，扔在地上，发出铮铮声，寒光四射。于是父母也哭了，知道她的志向不可改变，便答应了她。她居住在娘家十年，屏弃珠翠首饰，只穿布衣素服。乙未年，李涛以年老请求退休，交还俸禄回乡，于是成全女儿的志向，用轿子把她送回孔家。临行时，父母哭得失声，路旁观看的人大多叹息流泪，而女子却神色安然。回到孔家后，她侍奉公婆，以孝顺闻名，公婆都感到安慰。原来孔传钜去世后，毓埏没有儿子。衍圣公毓圻是毓埏的同胞兄长，怜悯弟弟无子，便让自己的儿子传鈵继承毓埏，又让从孙继泰继承女儿一房。女子能够抚养这个孤儿，又把田地、住宅、车辆、马匹和服玩等财产中多余的部分推让给孤儿的弟弟，不据为己有。她明白大义到了这样的程度。女子二十八岁嫁到孔家，常常建造一间小屋，每天早晨起床梳头后在其中礼佛；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从未见她的牙齿。她过去喜欢读书，自从孔传钜去世后，便锁闭旧书箱，不再翻看。雍正癸丑年，我主持河东盐政，巡行山东，采集她的事迹来 上报 皇帝特别降恩表彰她，因为 圣上的恩德崇尚风俗教化，于是天下没有不盛传贞女事迹的地方。王士俊说：“按照《春秋》的义理，女子在自己的国家称‘女’，在出嫁途中称‘妇’，如今称为‘女’，合乎礼法。称她为‘贞’，是《易经》所说的女子守贞、不许嫁人的意思。”我想起前明弘治年间，张庄懿公蓥的次子为都城赵氏女订婚，张家儿子去世，女子听说后立即来到夫家，为他守制。有关官员上报此事，朝廷予以旌表，题名为《赵氏张节妇》。但当时有人非议此事，认为她既然称妇便没有依附依据，而且也不能算真正嫁为妇，所以称作贞女。这就合于《春秋》的义理了。她大概没有辱没孔家的家风吧？” 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八 艺文志十八【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