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一

译艺文志十一【论】《乐志论》——【汉】仲长统 假使居住处有良田广宅，背靠山岭，面临流水，沟渠池塘环绕四周，竹木遍布其间，场地园圃修筑在屋前，果园种植在屋后。船和车足以代替步行渡水的艰难，仆役足以解除四肢劳作的辛苦。奉养父母有兼备各种珍味的膳食，妻子儿女没有劳身之苦。好朋友聚集来此，便摆出酒菜来娱乐他们；美好时节和吉日，便烹煮羊羔和小猪来奉献。徘徊于田畦园苑，游戏于平坦树林；在清泉中洗濯，追逐凉风；钓取游动的鲤鱼，射取高飞的大雁；在舞雩台下迎风而立，在高堂之上吟咏而归。使精神安处于闺房之内，思考老子的玄虚之道；吐纳精气和气，求取至人的仿佛境界。与几位通达之士论道讲书，俯仰观察天地，错综讨论人物。弹奏《南风》的雅正曲调，奏出清商的美妙乐曲。逍遥自在地超然于一世之上，傲视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世俗的责难，永远保全性命。这样就可以凌越霄汉，超出宇宙之外了。哪里还会羡慕进入帝王之门呢？《颜子论》——【魏】高贵乡公 内心不违背仁德，行为没有第二次过错。该出仕时就出仕，该退藏时就退藏，与时代共同进退。听从并承受圣人的言论，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孔子把他编入《易》的叙述中，以彰显他的非凡。颜子死时，孔子悲痛哀恸，说上天亡我。所以孔子对他如此殷切深厚，是圣人赞美爱惜良才的表现。假如上天假给他年寿，使他晚于孔子去世，又怎知他不会光大圣道、阐扬老师的事业，显出卓越的美德呢？各种思虑所得，即使愚者也可能有其中一端。愿后世君子详细阅读它。《释时论》——【晋】王沉 东野丈人观察时势而居处，隐居在贫瘠污下的田野耕作。有一个冰氏之子，从严寒冻结的山谷出来，经过这里询问道路。丈人说：“你从哪里来？”冰子说：“我来自阴寒枯竭的乡里。”丈人问：“要到哪里去？”冰子说：“想去光辉显赫的殿堂。”丈人说：“进入光辉显赫的殿堂，必定要有显赫的光彩。如今你困于寒冷，却想在炎热处求取机会，没有得到温暖的办法。”冰子惊疑地说：“为什么会这样？”丈人说：“热气融融之处，都是趋附权势求取温暖的人。能够进入炉冶之门的，只有带着炭来的那类人；如果不是这样的人，不如干脆不去。”冰子说：“我听说宗庙的器物，不一定要用华林中的树木；四门招来的宾客，何必一定是有车盖显贵家族的人？前代贤人有解下韦带而佩朱绂的，也有舍弃徒步挑担而乘坐朱轮车的。由此说来，为什么忧虑不能得到俸禄？只是请先生告诉我一条快捷的道路。”丈人说：“唉！你听到得到机会的方法竟是这样，却不知道时势在于另一边。我将为你解释。大道有安危，时势有险易；才智各有所应，行为各有所适。英才奇士在纵横纷争的时代奋发，贤人智者在霸王兴起之初显达。遭逢困厄时，便施展权变诡谲来谋求良策；遇到制作礼乐、建立制度的时候，便发挥儒道以尽情施展。” 于是衮龙袍可以出自粗布衣服之人，卿相可以起于平民。所以有人早晨还卑贱，晚上就显贵；先前受到压抑，后来便舒展。在这样的时代，哪里还会计较门第资历的高低，评论世代地位的轻重呢？如今却不是这样：上有圣明君主，下有贤明臣民，时势昌盛，道路安宁。群臣安逸享乐，百官守持平正。君子世代相继，公卿之家仍出公卿。即使指着秃骨腐骨，也不选用愚笨之人。众多士人都集中于贵族，爵位任命不出闺门之内。朝廷四门肃穆，衣襦之人充满其中。仍叔的儿子们全都成为老成之士。卑贱者恒常受辱，显贵者恒常享荣。穿肉食的富贵人接连出入华屋，吃粗饭的人只能继续耕作。谈论名位的人，以谄媚依附权势；推举高誉的人，因资历而随意附和。至于空疏喧嚣的人，把高声喧叫当作雅量；琐碎小慧的人，把浅薄功利当作精明；胸襟狭窄的人，把毫无约束当作宏放旷达；弯曲污浊的人，把固执己意当作坚贞；嘲笑咆哮的人，把粗率发露当作高明响亮；内心昏昧的人，把脸色厚重当作笃实诚恳；贪婪的人，把广博而简约当作通达周济；目光闪烁的人，把难以接近当作凝重清高；言语迟钝的人，反而得到沉重稳厚的名声；吞吐闪烁的人，反而获得清峻敏捷的声誉；怯懦畏缩的人被称为谦让；卑下猥琐而争强好胜的人却被称为勇敢好辩。这些全都是寒门士人的致命弊病，却成了显贵通达者的美名。凡是这些流弊，要看他们用心如何，考察他们安于什么。责备别人总是比责备自己急切，常常宽待自己的德行却不厚实；自己的官位还不高，却已经自尊自大。眼睛不向前看却远望，鼻子翘起仿佛刺向天空。憎恶正直君子，喜欢谄媚小人；傲慢轻蔑清正之士，畏惧讨好权贵之家。内心因利益而倾倒，智慧因权势而昏暗；姻亲朋党相互煽动，交相毁誉，纷纷扰乱当局；迷惑于所接受的东西，听闻采纳又被传言迷惑。京城秩序表面堂皇，士人多达千亿，却奔走离去、聚集在权门，求取官职、买求职位。童仆窥视来客的车马，守门宦者观察来客的服饰。亲近的宾客暗中参见于静室，疏远的宾客只能在门边徘徊。有时得到接见，便夸耀自己、厉声作色；内心其实柔弱，外表却诈作刚直。谈论道义，就说是迂腐书生；议论政刑，就认为是鄙俗至极。高官私下曲宴，只谈迁官除授的消息；官职无论大小，都要问是谁出力。如今你因为孤寒贫贱，怀抱真诚朴素，志向凌云，独自前行，正好遵循常道，却难以通过关津。想要驰骋韩卢，却没有狡兔可追；道路都已毁坏堵塞，脚步该往哪里落？于是冰子才释然醒悟，说：“富贵，是人所想要的；贫贱，是人所厌恶的。我从小到大都在孔子、颜回的门下，长期处在清贫寒苦的道路上，却不知道炙手可热的权势竟然会共同遮蔽禁锢人。谨慎地接受您的明白教诲，遵守我原来的清白志向。” 弹琴吟咏歌曲，以求保全年寿。伯成、延陵的高尚节操，值得仰慕；丹毂因诛灭宗族而消失，吕氏、霍氏只能悲哀吟叹。早晨还荣耀，晚上便灭亡；早晨飞黄腾达，傍晚便沉沦。老聃、周公以巢父、许由为道德老师；德行如林木茂盛、家室丰厚的人，若使家门蔽塞，也容易显露出警戒性的箴言。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积累的刑罚难以承受。三郤使晋国遭祸，宋国华氏的灾咎也很深。投下棋子，整理衣幅，这实在合乎我的心意。《广绝交论》——梁·刘峻

译客人问主人说：“朱公叔的《绝交论》说得对吗？说得不对吗？”主人说：“客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客人说：“草虫一鸣，阜螽便跳跃；雕虎一啸，清风便兴起。所以气息相互感应，雾气涌动、云气蒸腾；鸟儿嘤鸣相互召唤，流星飞驰、闪电激射。因此王阳一登朝，贡公便欢喜；罕生一去世，国子便悲伤。况且心意相同，如琴瑟和谐，言语芬芳如兰芷；道义相合，如胶似漆，志趣缠绵如埙篪。圣贤因此把它镂刻在金版、盘盂上，书写在玉牒、钟鼎上。至于匠人不再施展郢人斫鼻的奇巧，伯子也不再奏响流水高山的雅曲；范式、张劭在黄泉之下情谊深厚，尹敏、班固在漫长夜晚欢聚陶然。往来纷杂交错，如烟飘雨散，其中的巧妙历数不能知晓，内心的计度也无法测量。然而朱益州违背常理和秩序，宣扬谋略训诫，直截了当地主张断绝交游，把百姓比作鹰鹯，把人类比作豺虎，似乎怀有猜忌，请允许我辨明其中的疑惑。”主人欣然一笑说：“客人所说的，是抚弄琴弦却没有听懂琴声，不知干湿变化会使音调改变；又像在沮泽张网捕鸟，却看不见鸿雁已经飞上云天。圣人掌握明镜，阐明德教；有时像龙腾跃，有时像尺蠖屈伏，顺应道的盛衰。日月如联璧，赞美绵延不绝的宏大旨趣；云飞电掠，显现兄弟和睦的美好品德。” 这就像五音的变化，能够成就九成乐章的美妙曲调。朱生是在赤水中得到玄珠，把神明睿智的道理写成言论。他组织仁义、琢磨道德，使人因欢乐而欢喜，因其衰败而忧恤，把心意寄托在灵台之下，把遗迹留在江湖之上。即使风雨猛烈，也不停止它的声调；即使霜雪飘落，也不改变它的本色。这是贤达之间纯正的交情，经历万古也难遇一次。到了末世，民风讹诈，狡猾欺骗之风骤然从山谷兴起，其险恶连山谷也不能超过，鬼神也无法穷究它的变化；人们竞相追逐轻薄的羽毛和锥刀末利。于是纯正的交情尽失，追逐利益的交情兴起。天下愚昧骚动，如鸟受惊、雷震骇然。然而利交虽然同出一源，分流之后却各不相同。大略说来，有五种方式。比如宠势与董石相当，权力压倒梁窦，能雕刻百工、冶炼万物，吐气如兴云布雨，吸气如降霜落露。九州都震慑于他的威势，四海重重受到他的熏灼。没有谁不望见身影便像流星一样奔去，借着声势便如川流一样趋赴。鸡人刚开始报晓，鹤盖车已经聚成阴影；高门早晨一开，来车便接连不断。人人都愿意从头顶到脚跟受尽劳苦，剖心沥胆；约定像要离那样焚烧妻子儿女，发誓像荆轲那样牺牲七族。这叫作势交，是利交的第一种流派。富裕可与陶朱公、白圭相比，财产多得像程郑、罗裒，山中拥有铜矿，家里藏有金窟；出门时车骑相连，居住在闾里也钟声不断。于是有穷巷中的宾客、以绳为门轴的寒士，希望得到烛火末端的一点余光，求取使屋宇润泽的恩泽。他们像鱼贯、鳬跃一样纷纷而来，迅速聚集；分取鸿雁、野鸭一样的稻粱，沾饮玉杯中剩下的酒液；口衔恩遇，进献诚意，又援引青松来表示心志，以白水指天来表明信誓。这叫作贿交，是利交的第二种流派。陆大夫在西都宴饮欢悦，郭有道在东国品评人物；公卿贵人看重他们的声望，士大夫羡慕他们如登仙境。再加上他们或扬眉蹙额，涕唾流溅，纵谈黄马之学，发挥碧鸡之雄辩。谈温和深厚，便使寒谷变暖；论严峻苦涩，便使春花落叶。人物的升沉出于他们的顾盼，荣辱由他们一句话决定。于是有些弱冠的王孙、华服公子，道德还未被通达之士知晓，声名尚未在云阁中响亮，便攀附他们的麟翼，求取他们剩下的评论，依附于骏马的尾端，超过归鸿飞到碣石。此叫作谈交，是利交的第三种流派。阳气舒展、阴气惨厉，是生民共同的情感；忧患使人相合，欢乐使人离散，是万物通常的性情。所以鱼因泉水干涸而相互吐沫，鸟因将死而哀鸣。同病相怜，使人在河上停止悲歌；恐惧放在心中，显扬了《谷风》中所歌颂的典故。这就是在狭小困窘处结成刎颈之交，在草席茅盖之间产生生死之情。因此伍员曾在宰嚭处受到洗濯般的恩遇，张耳、陈余曾在陈涉处展翅相助。这叫作穷交，是利交的第四种流派。驰逐奔竞的风俗、浇薄的人群，无不手持权衡，掌握丝绵。权衡是用来估量轻重的，丝绵是用来试探鼻息的；如果权衡不能举起，丝绵不能飘动，即使是颜回、冉耕这样的龙翰凤雏，即使是曾参、史鱼这样兰薰雪白的人，才学如舒向那样深广如金玉之渊海，文采如卿云黼黻、银河一样灿烂，人们也把他们看作游尘，遇见他们如同土木偶人，没有人肯花费半粒粮食，也很少有人肯施舍一根毫毛。如果权衡重视锱铢，丝绵稍有飘动，即使是共工搜寻邪恶、驩兜掩盖正义、南荆跋扈、东陵巨猾之类的人，也都会匍匐曲从，折枝求媚，献上金膏翠羽来迎合其意，表面柔顺谄媚以求取信。因而车轮车盖所到之处，必定不是伯夷、柳下惠的居所；苞苴贿赂所进入的，必定是张禹、霍禹的家门。谋划以后才行动，连毫厘都很少有差错。这叫作量交，是利交的第五种流派。以上五种交情，实质都和买卖一样。因此桓谭把它们比作市集，林回把它们比作甘美的酒浆。寒暑交替推进，盛衰相互承袭；有的先荣耀后憔悴，有的开始富裕最终贫穷，有的起初存在最后灭亡，有的古代贫约如今安泰。循环反复，迅疾如波澜。这种趋逐利益的心情，从未不同于事物变化的规律，却不能得到真正的交情。由此看来，张耳、陈余所以不得善终，萧育、朱博所以晚年失和，完全可以知道了。可是翟公当时还拘谨地关门来告诫宾客，见识为什么这样迟钝呢？然而正因为这五种交情，才产生三种祸患：败坏道德、灭绝义理，与禽兽相近，这是第一种祸患；关系难以牢固、容易离散，成为仇恨诉讼的聚集之处，这是第二种祸患；名声陷入贪食者之列，为贞洁耿介之士所羞，这是第三种祸患。古人知道这三种祸患会成为阻碍，害怕五种交情迅速造成更大过失。因此王丹用荆条惩戒儿子，朱穆发表正直言论并表示绝交。真应当有所防范啊，真应当防范！近世有乐安人任昉，是海内杰出人物，年少时便佩绾银印黄绶，很早就享有百姓的声誉。他的文章雄劲华美，可与曹植、王粲并驾齐驱；才气卓异、俊秀超迈，可与许劭、郭泰相抗。像田文一样爱护宾客，如郑庄一样喜好贤人。见到一个善人，便扬眉握腕；遇到一个人才，便扬眉击掌。他从唇吻间作出褒贬，人物的声誉由他月旦评定。于是车盖像车辐聚集，衣裳如云会合；车辆相撞，座上宾客常常满堂。踏入他的门槛，好像登上孔里之堂；进入他的深处，便以为登上龙门的山坂。至于他的回顾一望，便使人身价倍增；他的提携奖掖，能使人长鸣。佩绾印绶、登上云台的人，摩肩接踵地奔走；登丹墀朝见的人，脚印重叠。没有谁不与他结恩交好，亲密缠绵，追想惠庄交游的清风遗泽，希望达到羊左相交的美名。等到他闭目死于东粤，尸骨归葬洛水之滨，灵帐还悬挂着，门前却很少有前来沾酒吊祭的人；坟上的草还没有长成，野外已经没有车轮经过的宾客。可怜他的几个孤儿，早晨还不能谋划晚上的生活，流离到大海以南，把性命寄托在瘴疠之地。从前那些挽臂相交的英杰、情同金兰的朋友，竟没有羊舌肸那样在墓下哭泣的仁心，哪里还值得羡慕郈成分宅给友人的德行？唉，世间道路险恶，竟到了这种地步。太行山、孟门山难道真的险峻到不可攀越吗？因此耿介之士痛恨世道竟如此，撕裂衣裳、裹紧双脚，抛弃这一切而远走高飞。独自站在高山之巅，欣然愿意与麋鹿为群。他们清白明亮地隔绝污浊尘气，实在是以此为耻，也实在是对此感到畏惧。《王蠋论》——宋·秦观

译古代有人不肯离开商纣这个暴虐的君主去追随周武王这个圣明的臣下，最终守志死于西山，这个人叫伯夷。伯夷，孔子称他为仁人，孟子称他为圣人，并不在于后世学者能够称道他。古代有人不顾剖身戮尸的祸患，来向君主求取极致的忠诚和节操，这个人叫比干。比干，孔子称他为仁人，孟子称他为贤人，也不在于后世学者能够称道他。古代有人不爱将军的印信，不羡慕封给万户的爵位，挺身赴死来彰明君臣的大义，并希望把自己同伯夷、比干的事迹联系起来，这个人叫王蠋。王蠋没有孔子、孟子的称誉，他的名字也未能自行附列于伯夷、比干之后，但学者也不可不称道他。燕人攻破齐国、齐王逃往莒地时，临淄一带、汶水竹林一带的疆土，替齐国效力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齐国那些平日腰佩黄金、系着紫绶、在君主面前议论政事的臣子，一旦像狼回头、鸟逃窜一样四散奔逃；不是逃走，就是屈服投降，没有一个人为君主挺身抗敌来保全齐国。当时王蠋只是齐国的平民，积累仁德、屡行善事，退居野外耕作，嘴里从未吃过君主的粮食，身上从未穿过君主的丝帛。王蠋认为自己生在齐国，世代都是齐国百姓，就应当为齐王而死，于是挺身守护大节，守住小小的画邑等待燕军。燕军也因此退却三十里，不敢靠近他的后方。燕将害怕王蠋贤明，想到只要王蠋还在，齐国士卒就不会彻底灭亡，便多次用甜言蜜语诱骗他说：“我将任命您为将军，封给您万户；否则就屠杀画邑。”王蠋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贞女不改嫁两个丈夫。国家已经灭亡，我还要苟存什么？如今用军队胁迫我，用将军之位诱惑我，这是在助桀为暴。与其无义地活着，本来就不如被烹死。”于是他把头系在树枝上，奋力割断脖颈而死。士大夫听说后，都长叹流泪说：“王蠋只是平民，却因义不向燕国称臣，何况那些在位食禄的人呢！”于是大家共同到莒地迎接襄王，齐国残存的百姓开始被他的义举感动而奋发，关闭城门坚守，人人都不肯向燕国投降。因此莒、即墨得以数年不亡，田单最终依靠民心，施展智谋，击退几万燕军，收复七十多座城池。是王蠋激励了他们。当初我读史书读到这里，从未有一次不是放下书为王蠋哭泣，认为推究王蠋的志向，足以对上天无所遗憾，对世人无所惭愧，也没有辜负伯夷、比干的事业。太史公应当特别为他立传，而且反复记载他的事迹，用来打破万世乱臣贼子的邪心。为什么反而不为王蠋立传呢？他当时的事迹只是附带出现在《田单列传》中，结尾使王蠋的名字仅仅得以保存，不至于失传，却不足以昭示天下，实在令人痛惜。况且聂政、荆卿，只不过能怒目攘臂，奋然不顾，以报答一句话、一顿饭的恩德；并没有君臣之仇，却怀藏匕首、袖藏铁椎，在光天化日下杀人，以至丧失七尺之躯。太史公尚且认为他们有义，为他们立传以示后世，后世也因此敬服他们，称为“壮士”。苏秦、张仪、陈轸、犀首等人，周旋于列国之间出卖国家以求取容身，并没有为国而死、为君而死的行为，早晨还是楚国卿相，晚上便做秦国宰相，内心并不以此为满足。太史公尚且认为他们善于游说，为他们立传以示后世，后世也因此敬服他们，称为“奇才”。至于韩非、申不害之类，他们所学的是刑名之学，太史公尚且推原其道德根源而附列其事；老聃、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子、环、邹奭之类，都是迂阔之士，太史公尚且认为他们事迹繁多而附载于孟子传后。既然如此，世上有像王蠋这样舍身成仁的人，难道唯独不应为他立传，把他附在伯夷之后吗？” 唉！从前孔夫子编作《春秋》，它的大意在于端正君臣关系、严格父子伦理。如果当时君臣已经端正、父子已经严明，《春秋》也就不必编作了。后世的愚夫愚妇，只要有一句话、一件行为与此相近，都应当载入《春秋》，何况王蠋这样对世间教化有显著补益的人，难道不应当特意记载吗？这就是我替太史公惋惜的原因。《樊哙论》——明·高启 樊哙是武夫。他曾经带剑冲锋，跟随沛公以军功开垦、平定祸乱。人们认为他壮烈的地方，不过是他能够解除鸿门宴危急罢了。我私下认为樊哙还有值得称贤的地方。起初沛公进入咸阳，看见秦朝的宫室、帷帐、珍宝、妇女，想留下来居住；因为樊哙的劝谏，才迁到霸上驻军。否则，逸乐贪欲很快就会产生，重蹈亡秦的覆辙，又凭什么安慰父老之心、使范增产生畏惧、解除项籍的愤怒呢？恐怕汉朝能否成为汉朝还很难说。史书说当时诸将都争抢金帛财物，只有萧何先进入丞相府收取图籍并收藏起来；看樊哙能够劝谏皇上，就知道他不会做这种事。等到高帝年老，曾经患病，不愿见人，下诏守门户的宦者不得放人进入。群臣即使有萧何这样的丞相，也不知道该如何谋划。樊哙推门闯入，看见皇上独自枕着一个宦者躺着，便流泪用几句话使皇上醒悟。他忧虑深远，已经有足以担当大臣的品格了，哪里是绛侯、灌婴等人所能相比的呢？可是有人却因为皇帝曾想杀樊哙，担心自己死后吕氏叛乱，便加以非议。唉！樊哙从屠狗之徒做到封侯，已经足够了，何况他竟然这样贤明呢？况且皇帝一向少施恩惠，又何必特别吝惜一个樊哙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岁〕 这样的评论者，实在太苛刻了。《齐王蠋忠臣烈女论》——国朝·王士俊 燕将乐毅攻破齐国后，听说王蠋贤明，准备封给他万户。王蠋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烈女不改嫁两个丈夫。”于是自缢而死。唉！这两句话足以支撑天地，与日月争辉了。臣子对于君主，妇女对于丈夫，就如同人对于上天。臣以君为天，妇以夫为天，天只有一个，难道会有两个天吗？况且所谓天，难道只是苍苍形气之间的东西吗？它就是所谓的理；理只有一个，难道会有两个理吗？这正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操守，从古到今都不能动摇。因此在朝廷之上，处于正常情形时，就是皋陶、后稷、契那样的臣子；处于变故时，就是伯夷、叔齐那样的人。在闺房之内，处于正常情形时，就是《鸡鸣》《昧旦》所歌咏的妇德；处于变故时，就是《中河》《柏舟》所表现的贞节。依照人情来说，谁不愿意做皋陶、后稷、契那样的臣子，做《鸡鸣》《昧旦》所歌咏的妇女呢？至于登上西山，陷于穷困饥饿，呼天自哀，四顾茫然，云气忧愁、风色惨淡，天地为之凄悲，鬼神为之落泪，忠臣烈女心中本来有极大的不得已。然而对断颈绝脰、剖肠裂肢，却把它看得如同甘饴，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译是在是非的道路上权衡取舍，把荣耀、耻辱、生死都置之不问。自从王蠋确立这两句话，齐国的士大夫听见后，都惊惧地起身说：“王蠋只是平民，却因义不向燕国称臣，何况在位食禄的人呢？”于是寻访并拥立王子法章，齐国因此得以复兴。这两句话感动社稷、保存山河，不能改变它们所关涉的大义，比十万军队还贤明。流传到今天，仍然凛凛有生气，难道还担心它衰败倾覆吗？我曾说，齐国看似复兴而实际已经灭亡，是亡于管仲，因为他忘记君主、侍奉仇敌，不懂忠臣烈女的节操；齐国既已灭亡而又复兴，是兴于王蠋，因为他发誓至死不改志，坚守忠臣烈女的节操。唉！这本来就不能同追逐功利富贵的人谈论。臣子奉上贽礼而献身，女子结褵而从一而终；对男子来说，这是尽臣道，对女子来说，这是尽妇道。忠臣烈女在史书中并不多见，本来就是因为处于正常时代的时候多，处于变乱时代的时候少。然而这种心志难道会因常态、变故而改变吗？伯夷、叔齐即使身处皋陶、后稷、契的正常处境，也会作出《中河》《柏舟》那样的抉择；即使处在《鸡鸣》《昧旦》所写的安常顺境，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假如在安常处顺之时，唱歌应答、扬手拜谢，心中有一念涉及欺诈，便不能把它拿来质对神明；夫妻像琴瑟一样唱和相随，只要有一件事稍微违背敬慎和戒惧，也就不能面对夫子、君子；这就已经应当按照怀有二心的臣子、失去操行的妇女来衡量了。为什么呢？没有什么比志向受到摧残更惨，也没有人不被真诚所感动。从未听说怀有存亡继绝之心的人，可以安居于义理之外；怀有嬉游安逸、放纵驰逐之志的人，可以用来面对上天。我对王蠋的这两句话深有感触，所以详细论述如下。《王蠋后论》——王士俊 我既然写了《王蠋论》，说明忠臣烈女这两句话所关涉的意义竟然如此重大；后来又读到宋代秦少游写的、责备《史记》不为王蠋立传的文章，不禁叹息长叹。唉！少游的用意确实深厚。然而我特别奇怪，他把《史记》看得太重，却不知道王蠋根本不需要依靠《史记》来流传，也不知道忠臣烈女这两句话仍被他看作普通的高论宏议。为什么呢？人要依靠史书流传，必定是这个人处在可传可不传之间；言论要依靠史书流传，必定是它因记载而显明，因不记载而晦暗。王蠋又如何呢？他流传下来的这两句话又如何呢？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就是这样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人。这种道理在天上就是日月星辰，在地上就是江河山岳，在人间就是布帛粮食；它不依靠形体而成立，不依靠力量而运行，不因品评题名而显赫，也不因寂寞无闻而沉埋。它同史册有什么关系呢？假如现在有个人斤斤计较地争辩说：“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江河山岳、人间的布帛粮食，幸亏在传记中被记载、在诗歌中被传唱，所以人们才知道有日月星辰、江河山岳、布帛粮食。”即使三尺童子听见，也没有不捂嘴发笑的。为什么呢？它们所凭借的并不在这些微小的外在记录上。少游说：“伯夷、比干得到孔子、孟子的称誉，王蠋没有孔子、孟子的称誉，他的名字也未能自行附列于伯夷、比干之后。”唉！他既不了解王蠋，也不了解伯夷、比干。伯夷、比干成为圣人、贤人、仁人，虽然是因孔子、孟子的评论而确定，但假使孔子、孟子没有提到他们，后世难道就会昏昧无知，不知道有伯夷、比干这两个人吗？或者仍然会有人知道他们是圣人、贤人、仁人吗？天地广大，古今遥远，圣贤难道能一个个像铨曹的任命文书、市柜的日历那样被搜寻评定，细微末节一项不漏吗？知道伯夷、比干即使没有遇到孔子、孟子仍然能够流传，也就知道王蠋不借《史记》同样能够流传了，这已经十分明显。况且《史记》失实之处也很多。班固讥评它的是非判断颇多违背圣人：论说大道，先推崇黄老而后尊崇六经；叙述游侠，贬低隐士而抬高奸雄；记述货殖，崇尚权势利益而以贫贱为羞。由此看来，后人尊重《史记》，本来是因为它文章高洁、奇妙，并不是认为其中一字的褒扬胜过华衮之荣、一字的贬斥严过斧钺之刑，足以继承《春秋》。可见不必凭《史记》来寻求王蠋的流传。伯夷、比干即使有孔子、孟子的称誉，尚且不依赖这些；王蠋反而要依靠一部并不完全真实的《史记》吗？即使《史记》为他立传，为他表彰功绩、宣扬节操，并且把忠臣烈女这两句话写得淋漓尽致，反复歌咏，传示万世，后世敬仰王蠋、以王蠋为法，读到这两句话便感动得想哭，永远发誓不忘；这就像仰望日月星辰、瞻看江河山岳、穿吃布帛粮食一样，难道能在今天增加它们一丝一毫吗？既然不能增加，又怎么能够损减呢？不然，正如少游所说，荆轲、聂政，《史记》已经为他们立传；苏秦、张仪，《史记》已经为他们立传；韩非、申不害之类，《史记》也已经为他们立传。那么后世君子难道就会更加看重、羡慕荆轲、聂政、苏秦、张仪、韩非、申不害之类，把他们激愤的举动、纵横家的权术、刑名之学看作千古不可缺少的人物和事情吗？我知道必然不会这样。因此说，少游把《史记》看得太重了。况且二十一史中，最善于学习《史记》的，没有超过欧阳修的《五代史》。然而《五代史》没有为韩通立传，也正如《史记》没有为王蠋立传一样。后世只是责怪欧阳修遗漏罢了。至于韩通瞪目赴死、忠烈显著，又何尝不在人们口中交相称道呢？既然如此，人的事迹本来就自有可以流传的地方，难道一定要依靠史书吗？少游用意确实深厚，文章也清楚有辨析；只是用来议论史法可以，用来议论王蠋，就显得惋惜过度，反而没有显出王蠋这个人的真实意义。依我看来，只能说天理之所以长存、人心之所以不死，全在于此，实在不需要借助文字来决定显明或晦暗。因此我又写下这篇文章，用来补足前篇没有说到的地方。《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