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甲集

译财赋一 从国初到绍熙年间天下每年的收入数额 本朝统一天下之初，全国每年的收入是缗钱一千六百多万。太宗皇帝认为这是极盛的状况，比唐朝多了一倍。天禧末年，收入又增加到缗钱二千六百五十多万。嘉祐年间，又增加到缗钱三千六百八十多万。此后逐月增加、逐年扩大，到熙宁、元丰年间，把苗役、易税等钱计算在内，收入竟达到六千多万元。元祐初年，除去苛急的征敛，每年收入仍有四千八百多万。渡江初期，东南每年收入不到一千万。到淳熙末年，便增加到六千五百三十多万。如今东南每年的收入中，单是上供钱就有二百万缗，这是祖宗时期的正常赋税。另有六百六十多万缗，称为经制钱〔吕元直在户部任职时恢复〕；七百八十多万缗，称为总制钱〔孟富文执政时创设〕；四百多万缗，称为月桩钱〔朱藏一当国时征取〕。经制钱以下的这些钱，都是增加的赋税。再加上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等收入，又有四千四百九十多万缗，百姓的财力难怪困乏了。景祐、庆历、绍兴年间盐、酒、税、绢的数额 景祐年间，全国每年收商税钱四百五十多万缗，酒课四百二十八万多缗，盐课三百五十五万多缗，和买绢二百万匹。庆历年间，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万多缗，酒课一千七百一十多万缗，盐课七百一十五万多缗，和买绢三百万匹。绍兴末年，东南及四川的酒课一千四百多万缗，盐课二千一百多万缗，折帛绢三百多万匹。淳熙年间，临安府城内外以及各县一年合计收税钱一百零二万多缗，已经相当于景祐年间的四分之一。两浙每年的收入数额 祖宗朝兴盛时，两浙每年收入钱三百三十多万缗，其中盐、茶、酒税占十分之八，各郡国的经费都从这里支取。当时人认为这是承接钱氏横征暴敛的政策，所以赋税收入比其他路已经丰厚。淳熙末年，两浙每年输送到左内藏库的钱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浙东四百二十八万，浙西七百五十多万；至于茶盐利益中隶属于朝廷的部分，还没有计算在内。东南折帛钱 东南折帛钱这一制度，起源于建炎年间，在绍兴年间加重。祖宗朝时，民户夏秋两季只缴纳钱和米，还没有折纳绢帛。咸平三年，度支估算殿前诸军以及府界各色人等春冬衣服所需布帛达数百万，才开始命各路漕司在所属地区征收所产布帛，各州军把夏秋税钱和物力折算科配，运送到京城。从此开始把夏秋应交的钱米折换成绵绢，并在夏季缴纳。据父老传说，川峡四路大致以税钱三百文折算绢料一匹，这就是咸平年间的实际价格。又有所谓和买绢：大中祥符九年，内帑发生灾害，钱币下拨给三司，预先购买绸绢。当时青州、齐州之间绢价八百，绸价六百，官府发钱时通常增加二百，百姓很觉得方便。此后逐渐推行到四方。宝元以后，西部边境用兵，国家用度很是窘迫，于是改为发给盐七成、钱三成。到崇宁三年，改行钞法，盐也不再发给，所谓三成本钱，州县也无从拿出。建炎三年，苗刘作乱，两浙转运副使王琮说，本路每年上供和买绸绢一百七十多万匹，请求命民户每匹折纳钱二千。朱藏一任宰相时，批准了这项请求。东南折帛钱从此开始。绍兴二年三月壬辰，秦桧任宰相，吕元直在外督军，户部请求各路上供的丝帛都按两浙的例子折半纳钱，也获准实行。绍兴三年五月甲申，当时行都每月费用一百多万缗，财源无从筹措。绍兴四年，梁汝嘉任户部官，于是命百姓缴纳帛，每匹纳钱四千或六千；绸按十分计算，二分折纳四千，八分折纳六千；绢按十分计算，折纳五分，其中二分折纳四千，三分折纳六千。折帛钱从此更加沉重。绍兴九年十一月甲午，朝廷再次赦免河南，于是每匹折帛钱减一千。后来正月丙戌，又增加了折帛钱。绍兴十七年，才下诏规定两浙绢、绸每匹减为七千，和买绢六千五百；▯每两四百。江东绸绢每匹六千；▯每两三百。当时东南各路每年定额绸三十九万匹：浙东上供八万，淮衣、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万二千，淮衣一万六千；江东上供九万，淮衣、福衣三万七千；江西上供五万二千，淮衣、福衣一万五千。湖北上供三百多，绢二百六十六万匹：浙东上供四十三万六千，淮衣、福衣五万三千。天申大礼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万一千，淮衣、福衣十三万八千。天申大礼八千；江东上供四十万六千，淮衣、福衣十三万九千。天申大礼八千；江西上供三十万五千，淮衣、福衣六万七千。天申大礼八千，以上各项都有余数。淮东天申大礼四万九百五十，淮西天申大礼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礼四百，广东天申大礼四千六百，广西天申大礼六千五百。绫、罗、絁三万多匹，其中浙西绫八千七百，婺州罗二万，湖南平絁三千。这些淮衣、福衣、天申大礼以及绫、罗、绸合计五十二万多匹，全部征收正色。其他绢、绸二百五十六万多匹，约折钱一千七百多万缗，至于▯不计算在内。两川畸零绢估钱 两川畸零绢估钱，本来是三路纲的名目。太平无事时，东西两川每年从二税及和买畸零绢中征收正色绢三十万匹，用来供应陕西、京西、河东的支用，称为三路纲运。建炎三年，张魏公出使川陕，改为折收估价钱以供军粮。西川每匹最高折钱一万一千，东川每匹一万。绍兴二十五年，锺世民奉诏使百姓宽裕，每匹减一千。七月丙辰。二十七年，萧德起任帅臣，又减一千。三月甲申。此后又陆续减免，如今仍缴纳七千或七千有半。绍熙末年，杨侍郎辅任总计，又暂时减一千，至今成为惯例。两路现有定额折收绢估钱二百多万，实际折收钱一百七十多万。

译四川上供的绢、绸、绫、锦、绮 四川上供绢七万四千匹，西路天申大礼绢一万三千，东路上供一万一千，天申大礼一万六百；夔路上供绢二万二千，绸三百三十，天申大礼七千；利路天申大礼绢八千三百。绫三万四千多匹，其中东川二万六千三百，西川七千八百；锦、绮一千八百多匹。成都路各项都征收正色。两川激赏绢 两川激赏绢一项，建炎四年，宣抚处置使司酌量四川民户的情况加以劝谕，命他们按等级缴纳，用来帮助发放赏赐，共三十三万多匹；等边境战事平息后就停止，不作为永久定例，但此后没有再减。绍兴十六年，郑亨仲任宣抚副使，才减去利路绢二万匹。十二月戊戌，绍兴二十七年，锺郎中奉诏使百姓宽裕，又减去夔路绢九千多匹，只有东西两川的仍保留至今，于是成为固定赋税。旧例都是征收正色绢；绍熙末年，杨嗣勋任总计，每匹只收估钱引三千，百姓很觉得方便。庆元年间，司农少卿河间权安节任总计，又暂时减去一千，如今以此为定例。两川激赏绢的定额，折算征钱三千万匹，实际折收缗钱六十万。两川▯估钱 两川▯估钱，旧例是上三等户都征收正色，下等户每两折收估钱半千，这是为了优待他们。杨嗣勋任总计时，才命令原本应缴正色的，每两折收钱引二分，而原来缴钱的仍照旧，于是上等户反而负担较轻，下等户反而负担较重。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其他绸、丝、绫，凡是旧来属于三路正色纲的，也按照这个办法缴纳其价值。西川布估钱 西川布估钱，始于天圣年间，T田任蜀帅于成都府时。蜀地的彭州、汉州、永康军等六郡出产麻，每年购买官布，每匹给钱三百，用来供应上供以及三路纲运。当时价格很优厚，百姓乐于和官府交易。到熙宁年间，物价已经上涨，于是每匹增价到四百。但起初是按等级摊派，及至军队兴起以后，便改为征收估价钱来供养大军，每匹最高达到三千钱。后来又陆续减免，到庆元初年，每匹仍征收二千，或一千七百。庆元三年，袁起岩任帅臣，与各司商议每年减去一半。制置司承担五万缗，总领所承担三十万缗，转运司承担五万缗。每年春季正月，请求下发度牒一百五十道，由制置司出售，得到钱十五万缗。剩余的四千七百缗，命提刑司、提举司承担缴纳。九月癸亥，将此事上报。如今西川布估钱实际征收六十五万缗。广西折布钱 广西折布钱，旧来就有。只有桂州、昭州两州，每年出产布九万二百多匹，每匹折钱五百。绍兴五年，张魏公任都督，每匹增加到一千五百文。绍兴二十年，骆彬任广西提刑，任期届满回朝时上奏请求减去三分之一。皇上高兴，采纳了他的请求，提升骆彬为直秘阁。正月丙午。如今实际征收缗钱九万。本朝盐政总论 本朝盐政旧有三路：解盐行于关中，东北盐行于东西畿甸，东南盐行于江淮。东南盐，就是通州、泰州煎制的盐。过去是江湖六路漕运的经费。蔡京执政后，才开始实行钞法，把所得钱用于供养中都。从此淮浙盐由官府给亭户本钱，各州设置盐仓，允许商人购买盐钞并纳算请盐。闽广盐则由官府运输、官府发卖，用来补助每年的经费。后来也实行钞法，但废止和恢复并不固定。过去淮盐每年息钱有八百多万缗，绍兴初年只有三十五万缗。后来朝廷逐渐整顿盐政，到绍兴末年，东南每年产盐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万斤。浙西路临安、平江、嘉兴三府共一百十三万七千一百四十五石六斗七升七勺；浙东路绍兴、庆元府、温州、台州共八十四万八千二百八十三石九升二勺；淮东路通州、泰州、楚州共二百六十八万三千七百十一石六斗二升五合；广东路广州、惠州、南恩州共三十三万一千六十石三斗四升；广西路廉州、高州、钦州、化州、雷州五州共二十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九石。福建路福州、泉州、漳州三州及兴化军，共二千六百五十九万九千四百十五斤十三两五钱。除福建外，每五十斤为一石。淮浙盐六石为一袋，盐钞钱一万八千。绍兴四年正月增加三千，九月因缴纳入库迟缓，便停止增加。如今六路二十二州合计收取息钱约一千九百二十多万。绍兴年间，东南每年产盐二万七千三百七万多斤。淮浙盐 淮浙盐中定额最多的，泰州每年产盐一百六十一万石，嘉兴八十一万石，通州七十八万石，庆元三十九万石。淮浙盐场共有十处，每昼夜煎盐六盘，每盘三百斤，遇到下雨就停止。淳熙末年，议论此事的人说，总辖、甲头擅自控制亭户，索取本钱，任意刻剥，又怕亭户前往申诉，便纵容他们私自煎盐。比如一天降雨，却谎报三天；如果一季度中有十天下雨，那么一个盐场私自煎盐就有三十六万斤。又有所谓镬子盐：亭户在小火灶下，约有二十家，每家都有镬，一家通宵必定煎两镬，可得盐六十斤。十、二百家按一季度计算，镬子盐又有一百多万斤。一个盐场尚且如此，各路的情形就可以推知了。绍熙十三年九月己未，于是罢免总辖，命亭户自行请求本钱。

译广盐 广盐过去由官府发卖。建炎四年春，因为淮盐运输道路不通，户部侍郎叶芬请求把闽盐、广盐流通到各路。侍郎高%因请求立即在虔州榷货务出售广南盐钞二十万缗，用来供行宫使用，朝廷批准了。正月辛亥。不久又停止了。当时恩州还没有盐，绍兴初年，因为盐土生发，才开始实行盐政。盐田一顷二十四亩，设置六十七灶，每年产盐七十万多斤。绍兴元年二月壬子，后来收取净息钱三万多缗。绍兴九年停止官卖盐，允许商人在岭外流通，所得钱用于补助鄂州养兵费用。绍兴十二年冬，议论此事的人认为钦州盐土生发，每年产盐三十多万斤，商人不来，请求恢复官卖，朝廷批准了。十月辛巳。不久广东转运判官范正国也说，本路上供及经费全靠卖盐的息钱，盐钞实行后，便有时缺乏，请求像广西一样改由官卖，朝廷没有批准。此后广西官卖盐的办法又改为钞法。乾道四年，废止盐钞，命漕司自行承担盐钞钱，岭南把这视为极大的祸患。淳熙初年，张钦夫任帅臣，才开始与漕臣詹体仁商议，制定固定的定额和价格，并将条目上报朝廷。邕州官府卖盐，每斤一百钱。两人离任后，漕臣赵瀚公把盐价增加了六十钱；钦州每年卖盐一千斛，赵瀚公又把它增加了五倍。绍兴六年秋，侍御史江溥对此上奏，皇上贬黜赵瀚公，随后下诏规定：闽、广发卖食盐，应当依照原有定额和规定价格，从今以后不得擅自增加。九月癸未。绍兴九年，皇上命奉议郎胡廷直出使岭南，详细议定盐法。胡廷直回来后说，盐钞法十分便利，于是下诏停止官卖，恢复通商。十月己未，提升胡廷直为太府寺丞。十二月壬寅，不久又出任广南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同措置广西盐事，使他推行这一盐法。第二年春天，下诏向二广官吏说明改革盐法的原因。正月己未。夏天，又调胡廷直任湖广广西转运判官，兼提举盐事、同措置广东盐事。四月己酉，胡廷直本来是詹体仁推荐的；詹体仁当时任吏部侍郎，皇上于是任命胡廷直知静江府。四月庚戌。后来又设置都提举广南盐事一员，让他掌管盐政。淳熙末年，詹体仁因改法不当获罪，于是又恢复像以前那样由官府运输和发卖盐。福建盐 福建盐自宋朝祖宗以来，一直由漕司官府运输、官府发卖，每年产盐一千一百万斤，收取盐课钱四十万。建炎末年，因为淮盐运输不通，暂时改行盐钞法。不久，福建盐和广盐的盐钞法都被废止。建炎四年四月辛卯，只命漕司每年认缴盐钞钱二十万缗，运送到行在。绍兴年间，闽盐产量增加了一倍，朝廷认为它有很多额外收益。绍兴十二年，又增加盐钞钱十万缗。正月辛亥，当时盐司把盐全部储存在海仓，命上四州取盐发卖，以供给每年的用度。后来官吏借机作奸，盐质低劣无法卖出，就按照户籍分发，称作口食盐，连下等贫民也没有一户能够免除，人们对此非常痛苦。百姓多私自卖盐来维持生活，而官府也不追究。绍兴二十六年，汤中丞鹏举把这件事上奏，诏令提刑、崇安人吴逵核查实情。七月甲子，吴逵于是约定各郡县每年的费用，除二税收入以外，便分配盐纲来补足。上四郡每年运输盐一千六百万斤，盐价比旧价降低三成，不得分摊给民户。原来漕司增加的盐钱、提举司的吏禄钱，也都减去三分之一。增加的盐钱原来每斤二十八钱，现在减去九钱；吏禄钱原来每斤一文，现在减去三分。又规定漕司、帅司两司不得卖盐，以侵夺州县的利益。皇上全部批准了这些请求。绍兴二十七年二月庚申，此后民力稍微得到缓解，但郡邑没有办法供给各种费用，而且这对漕司尤其不便利，所以众人的议论又动摇了这项政策。朝廷于是调吴逵出任鼎州知州，命各司商量重新制定法令。各司请求仍按吴逵所定的数量运输食盐，但增加盐价。官府店铺的盐价只减一分，漕司购盐的本钱每斤为二十五钱。皇上命辅臣核算此事。适逢提举常平官张汝楫上奏请求实行盐钞法，陈枢密诚之向皇上进言说：‘闽中山溪险阻，小民冒犯法令私自贩盐，禁止也不可能完全禁止。如果实行盐钞法，盐课收入恐怕会更加亏损。’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减少盐钞钱十万。十一月癸亥，从此漕司和州县稍稍宽裕，不再强迫百姓购买盐了。乾道初年，陈正献公、刘忠肃公在二府任职，有人说到福建盐法的弊病，诏令户部侍郎沈度、陈弥祚商量处理。两人请求把盐钞钱酌量减去一半，每年命漕司从八州增加的盐钱和截留的盐本钱中调拨十一万缗起运。乾道四年春天，于是减少盐钞钱十五万，只命漕司承担七万缗作为上供。这样，长期积累的弊病稍稍消除了。刘忠肃和三公都是闽人。乾道四年五月壬辰，废除盐钞钱。

译蜀盐 蜀盐自宋朝祖宗以来，都是民间自行煮制的。每年缴纳盐课利钱、银、绢，总计八十万缗。绍兴二年秋，赵应祥总领四川财计，开始改革盐法，把盐业全部收归官府专卖。他仿照蔡京在东南、东北制定的钞盐条约，设置合同场，来查验盐的出入。每斤缴纳引钱二十五钱，土产税和增加的费用约九钱四分，经过各处缴纳过税钱七分，停留税一钱五分。每道盐引另缴提勘钱六十。后来又增加贴纳等钱。四川共有二十州、四千九百多口盐井，每年产盐约六千多万斤。盐引法刚实行时，每一百斤为一担，又允许增加十斤而不计算，以示优待。后来逐步增加到四百多万缗。停战以后多次减免，现在仍有三百多万缗。当初赵应祥创立专卖法，命商人交钱领取盐引，井户只按定额煮盐，向官府缴纳土产税而已。但是盐脉的盈亏没有规律，时间一久，井户每月的定额不能完成，官府只把空额盐钞发给他们，却照样收取税算。盐引法因此败坏。井户既然受到商人的催逼，便增加每担盐的斤数交给商人，每担有的增加到一百六十斤。又有逃亡、废弃、绝户、没收的盐井，允许别人增加定额来承接。小民以取得盐井为利，每到一界便逐步增加盐课，数量越来越多，终于无法卖出，盐引利息和土产税也无从缴纳。因此接连有人割颈、上吊，公私双方都受到困扰。绍熙三年夏天，赵子直任吏部尚书，上奏说：‘赵开制定的盐法最为精密。如今井户大多另凿私井，专门以盐的斤数多少相互夸耀，所以盐一天比一天多，价格一天比一天低，而盐法也越来越败坏。请下令总领所参照旧法施行。’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当时杨嗣勋总领财计，于是派官员核查并削去虚报的定额，关闭栈房，封存助筒二千多具，重申并严行合同场旧法，禁止盐的斤数超过规定，并加重对私贩的处罚。盐价因此突然上涨。嘉泰二年，陈郎中昱总领财计，又把官井增加的定额全部取消。庆元以后，州县和井户稍稍得到宽解，百姓才开始吃到价格昂贵的盐。蜀中官盐 蜀中官盐，有隆州的仙井、州的蒲江、荣州的公井、大宁富顺的盐井、监西和州的盐官、长宁军的淯井，都是大井。至于隆州、荣州等十七州民间煎制的盐，则都是卓筒小井。它们开采时费力很大。只有大宁的盐井，咸泉从山洞中流出，间或像瀑布一样垂下，百姓分流引取。又有彭山的瑞应井，味道接近硝，必须与隆州、荣州的卤饼混合煎制，才能成为盐。元丰、崇宁年间两次禁止这种盐，因为食用的人多生病。绍兴末年，总领所又放宽了禁令。隆州、嘉州、荣州的人认为这种盐侵夺了商贩的利益，于是代替商贩缴纳课息，再次实行栈闭，现在称为石脚钱。但彭山百姓仍像以前一样私自煎盐。仙井每年产盐二百多万斤，隶属于转运司。蒲江的产量次于仙井，隶属于总领所。大宁盐二百五十多万斤，每年取其中四成，即一百零三万七千多斤，折合盐价九万多缗，也隶属于总领所。原来每斤定价三百钱，绍兴十七年，宣司减去五十二钱，绍兴十二年又减去二十钱。淯井产盐四十多万斤，每年取其盈余五万多缗，供军粮使用。原定额为四十九万零二百斤，取拨钱引四万八千八百零五道，五百七十文用来供给总领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九万二百斤〕 绍兴十六年，实际产盐四十一万九千四百斤，其中三万三千六百斤用于犒赏宴设，七千八百斤供给学校，三万斤作为盐锅本钱以外，剩下三十四万八千斤，每斤二百二十二文，合计七万七千三百一十九贯五百文。但本军核减计算后实际需要二万三千八十七贯八百十二文，剩下折合官价钱引只有三万七千六百八十二缗。每年大的科敷为二万三千多缗，漕司承担一半，仍然亏欠一万一千多缗。绍兴二十二年十二月，才把这些全部取消。只有盐官每年产盐折合盈余钱三万缗，说是供利州钱监铸钱使用的本钱。然而官盐多半质劣而且混杂，不能食用，往往强迫百姓购买；州郡只图取得其中的盈余，没有能够纠正这种情况的人。解盐 解池盐现在隶属于虏地，设置解盐使掌管它。盐池周围一百里，开挖盐畦引水灌注，遇到风就会结成盐，不需要人工，因此味道浓厚而价格低廉。边地人多有盗贩盐的，往往成十成百结伙；遇到巡尉出巡侦察，就踩踏开辟新的道路来躲避。有关官府也不敢追问，只是在远处护送他们，出了边境就算完事。如今边上只行用官府盐场的盐，该盐场每年课额七十多万斤，一半作为官吏柴草的费用，一半卖到西河、成州、凤州，每年获得钱七万缗，作为铸钱的本钱。绍兴十五年，开始出现盐多而销地狭窄的情况，百姓对此非常困苦。绍兴二十九年秋，诏令把盐价减去一半。九月丙戌，现在每斤仍然是二百钱。矾、白矾、青胆、黄矾 矾。国朝旧制，晋州矾行销于河东、北京畿、淮南，矾行销于东南九路；如今只有无为军昆山场最为兴盛。每年定额白矾六十万斤，租额一百二十万斤。绍兴十四年开始有这个定额。韶州岑水场十万斤，信州铅山场的青胆、黄矾没有固定定额。其办法是由榷货务发给盐引，允许客商到场凭引请领；每一百斤为一大引，缴纳引钱十二千，另缴头子、市利、雇工、墨钱二百七十六。又允许增加二十斤而不计算，以示优待。五十斤为中引，三十斤为小引，引钱和所加货物都按此分别递减。绍兴十四年，因为商贩利润微薄，减为十千。六月戊午，绍兴十四年又增加一千。十一月丙寅，昆山矾由民间自行煎制，官府设置场所收买。绍兴初年，每斤十三文至二十文。绍兴十四年十一月增加到三十文，每年收取的利息钱有四万缗多。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以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五文为定额。铅山矾则由官府自行煎制，按十分计算，四分充作工本，六分运交榷货务。

译总论东南茶法 东南茶的旧法是官府收买、官府发卖。天禧三年，合计六个榷货务和十三个山场所收的茶钱为十三万缗，除去买茶本钱外，只有利息钱三万缗而已。六个榷货务就是荆南府、汉阳军、蕲州蕲口、无为军、真州、海州。天圣年间稍微改变茶法，每年所得也不过几十万缗，很多人因盗贩茶叶获罪，官民上下都感到困苦。嘉祐年间，韩魏公执掌国政，于是放宽禁令，只收茶租净利钱三十三万八千多缗，当时认为很便利。元丰年间又恢复茶叶专卖运输，以致京城一带汴河水流成为水磨，官府自行发卖茶叶。政和初年，蔡京想把天下的钱财全部收拢到中都，于是创立茶引法，在汴京设置都茶场，印发茶引，允许商人到官府交钱领取，再到园户那里买茶，运到当地合同场过秤发送，每年收取的利息钱达到四百多万缗。建炎年间渡过长江后没有改变这种制度，到绍兴末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每年产茶一千五百九十多万斤：浙东绍兴、庆元府、温州、台州、衢州、婺州、处州八万三千二十一斤；三两浙西临安、平江府、湖州、严州、常州共四百四十八万四千五百斤；十三两江东宁国府、徽州、饶州、池州、信州、太平州、南康军、广德军共三百七十五万九千一百二十九斤；十四两江西隆兴府、赣州、吉州、袁州、抚州、江州、筠州、建昌军、兴国军、临江军、南安军共四百四十五万三千一百九十七斤；十四两四钱湖南路衡州、潭州、永州、邵州、全州、郴州、桂阳军、武冈军共一百十三万五千三百四十八斤；七两湖北江陵、常德府、澧州、辰州、沅州、归州、峡州、鄂州、岳州、荆门军共九十万五千七百四十一斤；十四两福建路建宁府、福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共九十八万一千六百六十九斤；半淮西庐州、蕲州、舒州、安丰军共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八斤；十两广东南雄州、循州二千六百斤；广西静江府、融州、浔州、宾州、昭州、郁林州共八万九千七百九十六斤；六两以上合计茶一千五百九十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九斤十两四钱，这是绍兴三十二年的数字。收取茶钞钱二百七十多万，淳熙初年每年收取二百四十万。江茶 江茶在东南草茶中是最上等的，每年产一百四十六万斤，茶叶行销东南各路，士大夫很看重它。隆兴也产茶二百二十八万斤，临安二百九十万斤，严州二百十二万斤，徽州二百十万斤，宁国一百十二万斤，潭州一百三万斤，其他地方都达不到这个数。自从江南产茶兴盛以后，百姓多有盗贩，数百人聚集在一起，‘稍加盘问，就起来成为盗贼’。淳熙二年，茶寇赖文政在湖北反叛，转入湖南、江西，又侵犯广东，官军多次被他打败。辛弃疾，字幼安，当时任江西提刑，督率各军讨捕，命属吏黄倬、钱之望诱骗招致他，随后将他杀死。江州都统制皇甫倜趁机招降他的党羽，编入军籍。如今东南的茶都从榷场转运到北界，也有私自渡过淮河的；虽然严加查验禁止，最终还是免不了有漏过的。建茶 建茶每年产九十五万斤，其中制成团胯形的称为腊茶，长久以来为人们所珍重。旧制每年进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建炎二年，因叶浓之乱，园丁逃散，于是停止进贡。绍兴四年，明堂礼仪开始时，才命令购买五万斤，作为大礼赏赐。绍兴五年，都督府请求按照旧定额发运到建康，招募商人携带运往淮北。检察福建财用章杰说片茶难以销售，请求改买末茶，朝廷同意了。转运司说末茶不能经久保存，于是停止。随后官府发给长引，允许商贩渡过淮河。绍兴十二年六月，设立榷场，于是取腊茶作为榷场本钱。九月，禁止私贩，官府把建茶全部专卖；运往京城所需之外的茶允许通商，官府收取三倍利息。又下诏说，私自把建茶装船运入海中的处斩。这一年五月正月辛未，议论诏旨的人因而请求在临安发卖建茶。十月，把茶事司迁到建州，专门负责收买和发运。绍兴十三年闰月，因为引钱失陷，又命令恢复通商。如今上供的龙凤茶以及京铤茶，每年定额只有承平时期的一半。高宗因为赏赐所用的茶已经很少，又担心损伤民力，所以裁减了数额。

译蜀茶 蜀茶过去没有专卖禁令，熙宁年间才开始命令官府收买、官府发卖，设置提举司专门管理专卖和征收。政和初年，每年盐茶课额三十万；李稷任提举时增加到五十万缗。后来每年逐渐增加到一百万缗，时间一久无法完成这个数额，蜀人把它视为祸患。建炎初年，赵应祥任成都漕司，上奏说专卖茶叶、买马有五种弊害，请求采用嘉祐年间的旧例，完全停止茶叶专卖，仍命漕司买马；如果不能完全这样做，也应大幅减少定额，以使园户得到宽解，降低价格以惠及行商。这样一来，私贩会减少，盗贼也会平息。朝廷认为他说得对，提升赵应祥为同主管川陕茶马。建炎二年十一月，赵应祥到任，于是大幅改革茶法，官买官卖全部废止，仿照蔡京都茶场法，印发茶引，使商人直接到园户处买茶，设置合同场来查验茶叶出入，并严加禁止私商。其法规定每斤茶的引钱，春季七十钱，夏季五十钱，市利、头子钱另计。经过各处征收一钱，停留征收一钱五分，每一百斤增加十斤而不计算。此后茶引利息钱又达到一百零五万缗。绍兴以后，提举官又很快增加引钱，到绍兴十四年每道茶引收十二道三百文，比赵应祥最初制定的法令又增加了一倍。于是茶司一年收取二百万缗，而买马的数量却没有增加。因此在这个时期，茶马司的财富居天下各司之首，当时把它每年的剩余钱财上供，其他各司都不敢过问。乾道末年，青羌作乱，茶司因此增加细马名色等钱，每年约三十万缗。淳熙六年以后，又多次减免园户承担的重额钱，每年约十六万缗。淳熙四年，李正之任提举，以茶课拖欠停滞为由，减少茶引利息钱十六万。到绍熙初年，杨嗣勋任使，于是把这一做法定为成例。绍熙元年减免后，如今成都府路、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每年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其中一千六百十七万斤属于成都府路九州军共二十场，四百八十四万斤属于利州路二州三场。用于博易马匹的物资、绢帛每年收钱约二百四十九万三千多缗；川茶司每年收一百七十八万多缗，秦茶司每年收十八万多缗；川、秦两马司每年从各州博易马匹所得的物资、绢帛以及杂货中收钱共五千二万多缗。朝廷每年拨给其中一百十三万缗，隶属总领所，用来供给军队；宣抚司先取拨四十万，绍兴二十五年七月，裕民所又增加拨给七十三万。然而，茶马司大多对此加以刁难，乾道以后每年拨给的经费有时只是一二十万缗。到淳熙十一年，终于以五十万缗作为定额。茶司自己说，每年用钱二百四十六万多缗，按支出与收入相比，只有剩余二万多缗，所以才这样。然而川、秦八场规定买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而近年实际买到的从未达到这个数，那么他们的话就不足凭信，每年剩余的钱也可以据此计算出来了。自熙丰以来，茶市官的权力超过诸司之上。淳熙十四年，议论此事的人请求命制置司加以检查，奏准后也没有最终实行。过去博马都用粗茶，乾道末年赵彦博任提举时，才开始用细茶给他们。如今雅州边境以外的夷人也有依山种茶的，因此纲运的茶反而被夷人认为低劣。然而，蜀地细茶的品质，比起南方的茶已经差了；只有广汉的赵坡、合州的水南、峨眉的白芽、雅安的蒙顶，当地人也很珍视，但产量很少，不能和江、建的茶相比。夔州茶 夔路自太祖、太宗以来不实行茶叶专卖。政和年间，有司请求发卖茶引，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对百姓和夷人不便，于是停止了。绍兴年间，韩球、美成一同提举茶马，才开始对忠州、达州的茶实行专卖，即在渠州、合州、广安设置合同场，每年以征收八万斤为定额。然而商人认为利润微薄而不来经营，只是把茶引钱摊派给民户，百姓非常困苦。绍兴二十七年冬，忠州知州董时敏将此事上奏，事情交给茶马司处理；当时许觉民侍郎任主管官，不肯免除，于是事情停止。过了三年，王瞻叔以漕司副职代理此事，才把它废除。此前，美成在茶司时，把园户增产的茶全部拿来充作正额，有一个茶场增加到二十万斤。韩球在绍兴十七年十二月接管茶事，十九年五月调任夔州，百姓知道交给官府的茶不能补偿所得，于是起来私自贩卖。二十六年六月，秘书省正字张震，字真甫，将此事上奏，于是命茶司裁减定额。如今茶场每百斤所加收的数量通常超过一半，如果茶官稍微加以裁减抑制，商贩就会转往别处，因此应当酌量减少茶引钱并禁止夹带，同时又根据路程远近不同而略微调整价格，这样或许就可以了。

译东南酒课 东南酒课的收入，自太祖、太宗以来全都留在州里。庆历二年秋，祠部员外郎王琪才开始请求提高酒价，把这笔钱上缴京城。此后提举常平司、经制司、发运司各因事情需要而增加，但大多不过每斤增加七八文钱，少的只增加一二文钱就停止了。建炎四年冬，每斤才突然增加二十四文钱，称为“军期钱”。从此总制司、都督府又相继增加，到绍兴六年春，浙路出售煮酒，每斤总共增加一百一十五文钱，官府才开始陷入困境。当时煮酒每斤通常卖一百三十文，那么太祖、太宗时每斤就是十五文。至于坊场课利，自开宝九年冬诏令承买，以三年为期限，并告诫当职官吏不得听信小民，在一时贪利的驱使下胡乱增加课额，这是太祖、太宗的仁政。大中祥符元年春，才有把实封投状交给卖酒场务、实行高价的命令，而百姓也因此困苦了。熙宁以后，坊场钱又全部收入常平司。绍兴元年，又命令一概增加五分，缴纳给户部。二十七年以后，对那些亏欠破败的地方又放宽了禁令，只有长沙一城没有酒禁。大盗马友成为征收酒税的官吏，认为这样便利安稳，所以没有再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五钱、百三十钱〕 过去两浙有坊场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每年收取净利钱八十四万缗。到这时，把江浙、荆湖的民户合在一起承买坊场，才得到一百二十七万缗罢了。这是因为破败亏欠的坊场很多。当时行在户部供养军队，东南三个库中，殿司所献的酒坊有七十五所，每年收取的息钱也有一百三十万缗。各路酒课大约有五百多万缗。自从军兴以来，各军统帅擅自占有榷酤的利益，朝廷所能依靠的只有茶、盐。绍兴二十六年正月，才下诏让各军承买场务，命常平司拘收；城郭中的酒店则命总领所拘收。三十一年二月，杨存中罢职，殿岩赵密代替他任统帅，又把军中及私人买下的酒坊上报户部，于是县官才得以用它补助经费。到乾道年间，行在七座酒库每天销售收入一万缗，每年收回本钱一百四十万缗、息钱一百六十万缗、曲钱二万缗；在年度定额之外，多余的钱献给内帑的又有二十万缗。后来增加到五十万缗，于是成为定数。四川酒课 建炎年间，四川酒课把官府和民间的收入合计起来，总共是一百四十万缗钱。建炎三年十月，张魏公任宣抚使，奉承制之命让赵应祥总领财赋。赵应祥说：“蜀地百姓已经困苦，只有榷酒还稍有盈余。”于是大幅改变酒法，从成都开始，命令停止由公帑出售供给酒，把原来承买坊场设置的隔酿改由官府设官管理。百姓愿意酿酒的，每酿米一斛缴钱三千文。第二年，这一办法便在四路推行，于是每年的酒课逐渐增加到六百九十多万缗。官府设置的隔槽共有四百所，私人的场店不在其中。然而这种办法刚开始实行时，允许百姓到官府承办事务，分槽酿酒出售，官府按所收入的米征收酒课。实行久了，酿酒出售出现亏欠，就责令交米的人承担，确定每月定额，不再核查实际用米，只收取钱，百姓这才认为它成为祸害。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知荣州安仁县的费廷直，字夫入，入朝答对时将此事告诉皇帝。皇帝对辅臣说：“这是张浚、赵开因军兴而财用匮乏，为救一时之急才采取的办法。如今停战已经很久，内外没有事情，自然应当更改。”于是命总漕司办理。当时汤侍郎允恭主管财政，他说：“如果改为官府监酿，所需米本将会很多，没有办法供应。” 王瞻叔任潼川漕时，唯独请求停止三州官监隔槽二百三十多处，允许承买，以节省官吏和食料，便利百姓。第二年下诏准许了此事。后来承买又改为官监。如今四川酒课在屡次减免之后，仍有四百一十多万缗。夔路酒 夔路自太祖、太宗以来也不实行酒类专卖。赵应祥任大漕时，建炎四年才开始实行专卖。原来全路场店一百零四所，赵应祥增加到六百多所，每年收钱四万三千九百多引。绍兴十六年，郑亨仲任宣抚副使，上奏请求废除这项制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五，甲集 宋代李心传撰写 财赋二 常平、苗役制度；耆户长雇钱 常平、苗役制度始建于熙宁年间，建炎初年便将其废除。其二年冬，吕元直、叶少蕴、张达明、孙仲益任从班官，奉诏讨论常平法。吕元直等认为，这项制度不应废除；免役法、坊场法也可以实行，只有青苗法、市易法应当废止。皇帝说：“青苗钱的收放，永远不要再施行。”于是设置各路主管官，追回籴粮的本钱。绍兴八年冬，李泰发任参政，又为此向皇帝进言：“常平法本于汉代耿寿昌，难道可以因为王安石而废除吗？”绍兴九年便恢复提举官，让他掌管这项政务。然而自从军兴以后，常平名目下的钱往往拨去供养军队，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封存积蓄了。免役钱自熙宁以来已经有宽剩钱的数额。建炎元年，已经增加射士。六月乙亥，议论此事的人担心费用不足，第二年夏天才下诏，官户的役钱不再减半，而民户的役钱一概增加三分。五月庚戌。建炎三年又减免此项钱。七月己丑。后来命令把已经增加的钱拨送到行在。绍兴五年三月癸未。绍兴二十九年，又采用赵直阁善养的建议，下诏规定品官子孙名下的田产所负差役减为父祖的一半，其余按编户承担差役；那些改换名目、寄托名下的产业也一并计算。三月丁丑。乾道二年，李侍郎若川又请求命令官户全部缴纳役钱。二月辛未，皇帝起初不同意，后来终于实行了。这一年六月，耆户长的雇钱，过去用免役钱供给。建炎四年，广西漕司请求废除户长，采用熙宁、元丰时的办法，每三十户按科料轮流出任甲头催租。八月辛未。绍兴初年，于是把他们的庸钱全部收取，隶属于提刑司。元年五月戊午。后来有人认为轮差甲头有五项不便，于是不再实行，耆户长的雇钱也因此不再发给。绍兴五年下诏，把这笔钱分季起运到行在。正月壬戌。后来便成为总制名目下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