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三乙集

译权监修国史 “权监修国史”这一职名，也从钱处和开始。当时是隆兴二年十二月，汤进之离职，陈长卿尚未到任，所以由执政官兼领此职。此后曾钦道、郑仲一、姚令则、叶梦锡、龚实之、李秀叔、范致能、赵温叔都沿用这个例子。淳熙五年十一月，赵温叔任右丞相，升任兼提举国史院，钱景魏代任监修国史。内批没有带“权”字。钱景魏的免牍中说：“宰相本应兼领，只加上代理宰相的名义，忽然冒充正式授任，这是近来未曾听闻的先例。”周益公当时在翰林院，原应负责起草答诏，援引旧例，请求仍然带“权”字，获准。大概是一时负责直笔记录的人偶然没有查对，所以钱景魏对此产生疑问。此后通常都带“权”字。权提举国史院 “权提举国史院”这一职名，自干道元年三月虞甫开始。当时因为宰相职位空缺，所以他与钱处和分任两史院的长官。此后魏南老、李秀叔、施圣与也都以执政官身份暂时代理宰相职位空缺时的职务，原因就在这里。魏南老后来入朝任宰相，便去掉“权”字；李秀叔、施圣与都因被任命为宰相而免去兼任。大概兼修国史，指的是编修日历；提举国史院，指的是编修正史。绍兴年间，秦会之以监修兼提举，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又同时任命沈守约、万俟元忠两位宰相，开始分任两职。起初，左相掌管日历，右相掌管史院。如果只任命一位宰相，就由参知政事权提举国史，这样实行了多年。干道九年十月，曾钦道以右揆身份提举国史院，而郑仲一以参政身份权监修国史日历，大概是遵循以史院职名授予宰相，而不是把史院看得更重要的制度。此后同时设置两位宰相，就恢复旧制，以监修国史授予首相；只设置一位宰相，就由宰相掌管史院。所谓监修国史，由首参权摄领。直到现在，于是成为永久制度。权提举实录院 “权提举实录院”这一职名，自干道二年十二月魏南老开始；此后李秀叔也任过此职，都是因为当时没有宰相。绍兴以后，设置两位宰相时，仍由右相掌管实录院；没有次辅时，就由执政官代理。庶官授任同修国史 按照旧例，从来没有让庶官担任同修国史。隆兴初年，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朝廷才特意任命他担任此职。干道二年冬，洪景卢也以起居舍人兼同修国史，大概是沿用这个例子。干道四年九月，胡长文由右司授任起居舍人，第二年有诏令要给他升任并带上这一职衔，胡长文援引旧例坚决推辞，于是命他像以前一样兼任编修。自赵温叔以后，修注官就不再兼任同修国史了。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 “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这一职名，自淳熙三年正月李文开始。按照旧例，修史和修撰都由从官担任，只有胡邦衡曾以起居郎兼同修撰，后来没有继任者。到这时，李文再次回朝，任秘书监，皇帝想把修史事务交给他，所以特意任命。两个月后，他升任礼部侍郎，于是去掉“权”字。嘉泰以后，陆务观、李季章都相继担任此职。近来的制度是，修撰、同修撰合计只设四人，检讨设六人。嘉定二年十二月，曾君锡由起居郎兼检讨官，授权侍郎，本应升任并带上侍郎职衔，但员额已经超出，于是下诏让他暂以检讨官作为职衔，等有空缺时再升任。从此开始由从官担任史馆检讨。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 “翰林权直”和“学士院权直”这两个职名，都从崔大雅、崔敦诗开始。按照旧例，直院一职必须由侍从官或左右史担任。其间，沈虚中以少司成，莫子济、王经伯、王季海以宗正少卿、太常少卿兼任权直院，都是特殊任命。干道九年十二月，孝宗首次命崔大雅以秘书省正字兼任翰林权直。过了一年，他因服丧离职。淳熙五年九月，又召回任枢密院编修官。起初有人议论，认为翰林是书艺应奉人员所居之处，并不是专指词臣，于是改为兼学士院权直。此后葛楚甫、赵大本、熊子复都以学士院权直为名。淳熙十六年正月，倪正甫才重新兼任翰林权直。绍兴以后，有时称学士院，有时称翰林，称呼并不固定。直舍人院 “直舍人院”这一职名，祖宗时期就有。官制实行以后，以中书舍人为宰相属官，称为后省，所以由其他官员兼任代理时，只称为“权舍人”而已。嘉泰四年，李季章以宗正少卿权中书舍人，但“中”字触犯了祖父的名讳，李季章便推辞。有诏令说，除办理公文外，暂时以“直舍人院”作为职衔，李季章才接受任命。却不知道舍人院已经废置很久了，大概是大臣在讨论时疏忽了。侍立修注官 “侍立修注官”这一职名，从罗春伯开始。祖宗时期，以起居舍人作为寄禄官，另命其他官员掌管其事务，称为同修起居注。官制实行以后，又恢复为郎、舍人。淳熙十五年十月，罗春伯由户部员外郎授任右史，因为避曾祖名讳，于是改任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此后两名史官如果有空缺，就下诏命某人权任侍立官，大概从此开始。庶官兼侍讲 侍讲自从不再由学士担任以后，品秩只是正七品，但通常由侍从官兼任。绍兴五年闰二月，范元长以宗卿、朱子发以秘书少监兼任，都是特殊任命。干道六年十一月，张敬夫首次又以吏部员外郎兼侍讲；大概中兴以后，庶官兼侍讲的，只有这三人。至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张扶以祭酒身份；隆兴二年八月，王宣子以检正身份；干道七年九月，林景度以宗卿身份进入经筵，也都兼任侍讲。大概张扶本来以言官身份兼任说书，所以提升他的品秩；王宣子当时代理版曹，林景度曾任右史，而且又有张敬夫的旧例，因此稍微给予优待，都是有原因的。近年陈正仲、朱仲文以谏官兼侍讲，后来升任少常，于是仍未免去侍讲，大概是采用胡邦衡的先例。其余庶官，不再有人兼任侍讲了。

译祖宗时期台谏官不兼经筵 祖宗时期，台谏官按惯例不兼任讲读官，大概是因为宰执之间有人侍奉经筵，为了避嫌。神宗任用吕正献时，也只命他按时赴讲筵，而免去学士职务。中兴以后，王尚书宾任御史中丞，请求恢复开设经筵，于是命他兼任侍讲。此后十五年间，继任者是王唐公、徐师川二人，也都是皇帝的意思。绍兴十二年春，万俟中丞、罗谏议汝楫同时兼任讲读，大概因为秦楚材、梓当时已经兼任说书，便于传达讲解。此后伯杨继任，每次被授任言官，都必兼任经筵。秦桧死后便停止兼任，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至绍兴三十二年，台丞、谏长兼任经筵的只有三人。庆元以后，台丞、谏长以及副端、正言、司谏以上官员，没有不参与经筵的；尚未兼任的，只有张伯子、李景和二人而已。不是台丞、谏长而兼任侍讲 正言兼说书，从巫端明伋开始；副端兼说书，从余端明尧▯开始；察官兼说书，从陈少卿夔开始。绍兴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王正言同时兼任侍讲，不是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也从此开始。此后有时仍兼任说书：台官从尹穑开始，隆兴二年五月；谏官从詹元宗开始，干道九年十二月以后，都以侍讲为称，不再兼任说书。修注官以史院职务替代经筵职务不是旧典 自朱子发以后，修注官大多能够兼任侍讲。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由殿中侍御史兼侍讲，授任起居郎。同年闰十二月，邓伯允由右正言兼侍讲，授任起居注舍人。林伯玉改为兼任权刑部侍郎，邓伯允改为兼任史院检讨，这不是旧有制度。开禧元年八月，娄彦开由言官调任奉常，兼任权中书舍人，也以史院职务替代经筵职务，于是成为定例。开禧三年十月，朱仲文由司谏改任奉常兼讲官，按旧例如此，大概是因为他兼任权吏部侍郎。十一月，王卿离开谏院任左史，仍兼崇政殿说书，言官仍认为这样不妥，便罢去了他的兼任。嘉定元年春，黄伯庸由右正言兼侍讲，授任起居舍人，仍照旧兼任，这才与旧典相合。南渡以后，只有王枢密纶以右史兼说书，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先例。博士、正字兼说书 崇政殿说书，南渡以后从尹彦明开始。尹彦明起初以秘书郎兼任，后来大多由命卿、监察官担任。其间王龄、范致能、王与正都以郎官兼任，也是特殊任命。至于绍兴年间陈少南以博士兼说书，干道末年崔大雅以正字兼说书，这些都是本朝从未有过的情况。不是科举出身而任侍讲、侍读的人，有的属于滥竽充数 中兴以后，不是通过科举入仕而担任侍讲、侍读的，从徐师川开始。此后陈几叟、苏仲虎、孙太冲、尹少稷、王能甫、姚令则、苏季真相继任职。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其中也不免有滥竽充数者。至于钱处和、伯同父子，则只是因为担任执政官而兼任此职，不能和上述诸人相比。张敬夫原本没有赐进士出身，这与他们不同。太常授任卿 太常卿为正四品，自元丰改行官制以后，一直空缺而不授任。嘉泰三年十一月，陈正仲由江西提刑应召入朝，授任太常卿；他在谢恩之日获赐二品服，这不是常制。没过几天，又改任权兵部侍郎，大概是大臣在讨论时有所疏漏，所以赶紧给他升迁罢了。馆阁校理 馆阁校理在改行官制以前就有。嘉定初年，留舍人元刚奉召参加考试，授任秘书省正字。元刚是留仲至的孙子，因为避祖父名讳而推辞，于是命令暂时以馆阁校理作为职衔。这也是元丰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宰相兼任东宫三少 东宫三少在祖宗时期属于散秩，前任宰相和告老的执政官按惯例可以获得。仁宗在东宫时，李文定公以参知政事兼任宾客，等到升任宰相，便进升兼任少傅，这就是宰相兼任东宫官属的开始。天禧末年，皇太子一同听政，于是让首相丁谓兼任少师，枢密使曹利用兼任少保，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等人都兼任宾客。此后神宗、钦宗、孝宗、光宗在东宫时，都不再设置这些职务。开禧三年十二月，韩▯冑被诛杀，史同知从詹府进入枢府，于是进升兼任宾客。不久太子开始侍立，于是让钱丞相兼任太子少傅。第二年，同时设置两位宰相，左相改兼少师，右相兼少傅。没过多久，右相因母丧离职，左相也离开职位。又过一年，右相起复，于是进升兼任少师。东宫讲官 东宫讲官，旧制中没有。嘉定己巳年春，侍讲徐文子少卿出使接待北方使者，于是命馆职刘仲则临时兼任代理东宫讲官。刘仲则名为仲则，是莆田人，当时任著作郎。太子舍人 太子舍人，南渡以前就有。绍兴、干道年间都没有设置，嘉定初年才开始设置。授任王舍人元实以后，让馆职任伯起兼任。庆元令规定，太子舍人和中舍人都为从七品，而中舍人又在太子舍人之上。但按照旧例也从未实际授任。皇太子宫小学教授 皇太子宫小学教授，旧制中没有。绍兴三十年，孝宗当时任建王，王龄以校书郎兼任小学教授，因为光宗、庄文太子、魏惠宪王都在那里就傅。淳熙七年，今上当时为英国公，十三岁，还没有就傅。这年正月，大理正王尚之当面奏对，请求依照旧例选拔儒臣担任东宫小学教授，于是命杨嗣勋兼任。皇帝命令宰相精心选择人选，赵丞相说杨嗣勋儒雅含蓄，操守非常端正，于是任命了他。继任者是刘德修。资善堂翊善、赞读 资善堂翊善、赞读，绍兴五年六月首次设置，用来任命朱子。开范元长，当时孝宗以建国公身份就傅，所以设置此职。此后孝宗出合就第，而信王年幼，也命近臣相继担任。开禧元年七月，皇子初封荣王，命程少逸以左史兼任赞读。程少逸因为避祖父名讳而推辞，于是命军器监赵子中兼领。这里不称王府官职，而以资善堂作为职衔，大概是因为皇子尚未出合。赵子中是江阴人，名梦极，嘉定初年死于给事中任上。资善堂直讲 资善堂直讲，绍兴年间没有设置，开禧元年七月首次设置，用来任命邹景初，当时皇子还没有封王。邹景初以著作郎兼任小学教授，所以就任用了他。

译资善堂小学教授 资善堂原来没有小学教授这一官职。庆元六年四月才开始设置，用来任命萧国传景伯。当时东宫刚封为卫国公，还没有正式确定名号，所以如此。旧制中，资善堂称为翊善；如果是皇孙，则称皇太子宫小学教授。到这时便兼用这两种称谓。景伯名逵，是新喻人。他的父亲萧燧，淳熙年间任执政。景伯于淳熙十四年参加廷试，列第四名。庆元四年冬，授任太学博士；第二年调任国子监职官。又过一年春天，兼任实录院检讨官，于是成为学官中的人选。几个月后授任秘书郎，不到几年连续升迁到礼部尚书，这里所说的就是他。资善堂说书 资善堂说书这一官职，在开禧元年七月起初设置，用来任命张声之。当时太子刚开始入学从师，李伯珍任谏议，建议增加讲官，采用嘉祐年间的旧例，以“说书”为名，朝廷同意了。不过嘉祐年间，英宗只被授为防御使，所以宫廷僚属以皇子位伴读、说书为称。自绍兴初年起，已经设置资善堂翊善、赞读，后来王府又设置直讲等官，名目已经很完备。到这时却沿用了旧名，大概是李伯珍没有认真考订的缘故。皇子位说书 皇子位说书一职，在绍兴三十二年八月设置，用来任命吏部员外郎何á、司封员外郎陈良佐、光禄寺丞唐尧封。大概当时庄文太子、魏惠宪王和光宗皇帝都以正任官身份奉朝请，所以采用嘉祐年间的典故。九月，三位皇子都封为王，于是按照旧制设置直讲、赞读。王府翊善 王府翊善这一官职，自国初以来就有，品秩也不算高。如今庆元年间的法令规定为从七品，在官职排列中位于翰林、良医之下，大概属于庶官。孝宗初年入学从师时，范元长以待制兼任资善堂翊善，从此通常由从官担任。后来亲王府不再专门授任翊善，只由朝士兼任赞读、直讲而已。淳熙末年，今上在嘉王府时，留丞相开始推荐任用黄文叔；黄文叔从秘书郎授任翊善，不是兼任官职，这是非常规的做法。后来文叔升任起居舍人，又历任中书舍人、给事中，都兼任翊善，因此成了以从官身份兼任七品职务。绍熙四年夏天，文叔因议论郑侍郎汝谐的事情获罪，正式授任兵部侍郎，离开翊善一职。文叔推辞不接受任命，王为他请求；一个多月后，改授宝谟阁待制，仍兼任翊善，大概前后一共六年。王府记室参军 各王府设置记室参军，靖康以前都曾设置，有时由朝臣兼任；任过第二任知州的人，可以按提刑资序办理。渡江以后不再授任。乾道初年，魏王府开始同时设置两名典籍，官阶排列在各州通判之上。后来采用耿子直申明的意见，把它与职事官并列，官阶排列在正字之下。如今庆元年间的法令规定，亲王府记室为从八品，位于供奉官之下、两使职官之上。不过魏王府所任用的，通常都是有声望的人，并不是通判一类职官可以相比的。凡记室、长史、司马，都以二年为一任。乾道七年二月己巳，朝廷下诏规定了这一制度。吴王、益王府教授 吴王、益王府教授，在绍兴初年称为亲贤宅，讲书一职沿用旧制。绍兴十二年，改称府教授，命馆职两人兼任，不久又合并为一人。教授所教的是亲贤宅南班宗子，每三天上讲一次，每月发给汤茶钱十缗。过去是筹集本府宗子的料钱来充作这项费用，淳熙年间刘德修任教授时，辞谢不取。孝宗听说这件事后，就命令户部发给这笔钱。宗子博士、宗学教谕 宗子博士，原来就是各王宫大小学的教授。至道元年，太宗准备为皇侄等设置师傅，执政认为环卫官不能与亲王相比，应当降低等级，于是以教授为名。咸平初年，便命各王府官员分别兼任南、北宅教授。南宫是太祖、太宗诸王的子孙居住之处，所谓睦亲宅；北宫是魏悼王子孙居住之处，所谓广亲宅。两宅教授起初只有六人，治平初年因宗室逐渐繁盛，诏令在三十岁以上者中增置讲书四人，在十四岁以下者中另置小学教授十二人，分别教授他们。崇宁初年，因为各宫宅相距遥远，于是命令每宫各设置大小两学，增加教授二人，不再设置讲书。崇宁五年，又改称某王宫宗子博士，官位在国子博士之上。靖康之乱后，宗学便废止了。绍兴四年，才重新设置各王宫大小学教授二人。隆兴年间裁减官员，不久又减去一人；从此每月初一只由一人上讲，所教的只有南班宗室十多人，而且往往都是年老之人。每逢教授初次授任以及朔望日，他们便到堂上作一揖后退下。嘉定九年十二月，才重新设置宗学，把教授改称博士，又设置宗学教谕一人；并规定宗正寺博士列在太常博士之下，教谕列在国子正之上，俸禄、供给、随从和赏赐典例，依照国子博士及国子正的制度办理。这样一来，宗室中关系疏远的人都能入学就读，人才显得文雅有礼，颇为可观。不久又有诏令恢复设置各王宫大小学教授一人。提举太史局 提举太史局一职，在绍兴五年初次设置，用来任命代理户部侍郎T象先。大概祖宗时期曾有提举司天监一职，司马公、钱彦远、沈存中、王和甫等人都曾担任过。赵子直主持政务时，援用了这个旧例；后来言官摘取此事加以指责，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国用司参计官 国用司参计官一职，在开禧二年开始设置。乾道年间，孝宗曾命辅臣兼管国用，但没有设置属官，只是在三省户房设置国用司而已。▯冑准备出兵后，恢复了旧例，才开始由一名侍从官兼任参计官，由一名卿、监官兼任同参计官。他招募人员陈述有利于国计的事项，又搜集各路、各司、州县的年度账目，取用其中的余财，这已经不是乾道年间设置官职的本意了。不过当时四川各州县和各司都不按实际情况上报，只有江浙各州颇受搜刮之害。▯冑被诛杀后，这一官职也废除了。提领拘催安边钱物所 拘催安边钱物所，在嘉定元年设置。当时国用司刚刚废除，而▯冑以及各宦官、省吏家中的财货，都已经登记没收。黄伯庸名畴若，任殿中侍御史时，请求创设这一名称，于是命令他与户部侍郎沈信叔名诜共同主管此事。就在御史台设置机构，又让一名宰属官共同主管，并仍允许伯庸不受通常制度约束。到朝廷议事时，伯庸等请求由一名卿、监官提领安边库，任命两名朝士为拘催官，于是张榜招募人员，说明办理拘催事务，朝廷同意了。后来统计这一机构每年的收入，得到七十万缗，专门用来充作北虏增加的岁币。那些田宅契券，都收藏在御史台库中，命一名台官掌管。机构撤销后，伯庸以下官员都分别获得升迁。

译六院官入杂压 六院官列入杂压的事项，甲记中已经载于淳熙四年；后来删去，近年才又恢复实行。它的班次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学博士之上。六院官总共有十二人，都可以转对，但不列入品秩。可是六院本来是授予在县邑任职而有政绩的人，因此按惯例是监察官的人选。登闻检鼓院监官各一人；诸司、诸军干办官各一人；诸司、诸军审计司干办官各二人；官告院主管官二人；都进奏院监官二人。四提辖 所谓四提辖，指榷货务、都茶场、杂买务、杂卖场、文思院以及左藏东、西库。榷货务、场掌管盐、茶、香、矾钞引等政令。绍兴初年，沿用宣政年间的旧例设置提领官，通常由原来的省吏担任，后来才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镇江三处务场每年的收入总计二千四百万缗，其中建康一千二百万，行在八百万，镇江四百万。都由都司提领，不列入户部经费；建康、镇江两处的则分别隶属于总领所。开禧末年，因为总领所侵用储积的钱财，才命令这些务场直接隶属提领官，不再隶属总领所。杂买务、杂卖场，大概是唐代宫市制度的遗制。近来的制度规定，宫禁每月所需物料、朝省纸札、文思院制造的物品、和剂局配制的药物，都由这里供应。至于拨出左帑、封桩库的钱币以及编估、打夺所得的物品，则由杂卖场掌管。绍兴六年，才设置提辖官总管这些事务。文思院掌管金、银、犀角、玉器等工艺品的制作，以及彩缯、装钿等装饰，用于车舆、辇乘、法物和器皿。监官分为上、下两界，而由提辖官兼任总管。左藏东库用来储存钱币、帛、絁、绸等物，每年的收入通常为一百四十万端。西库用来储存金、银、钱券、丝、纩等物，每年的钱券收入通常为二千万缗。宫禁、百司、禁旅和三衙的俸禄赏赐，都从这里取用。监官共五人，分别管理各库，而由一名提辖官总管。绍兴年间，选择隶属于计曹的丞或簿兼任此职。乾道七年四月，才专门设置官员。此前，四名提辖官外调时任州官，入朝升迁时则任寺、监丞簿，也有直接任杂监司或进入三馆的。乾道八年十二月，榷货务的王禋授任福建市舶；左藏库的王揖授任九路铸钱司。淳熙七年三月，熊子复从文思院授任校书郎。近年这些职位的声望稍稍降低，往往改任六院官，或出任添倅，已经不能和过去相比了。三省监门官 三省、枢密院的监门官，旧时由小使臣担任。嘉定六年九月，谏官郑景绍说：“各部门既然以京朝官担任，那么省门的事务尤其重要，于是也应任命曾经任县令、通判资序的京朝官担任。” 六部监门官 六部监门官，在绍兴二年开始设置，品秩相当于寺、监丞。郎官有空缺时，可以由他们兼任。入朝升迁时任寺、监丞，或者代理郎官；外调时甚至有人任诸路总领。绍兴十年，吕郎中希常如此；绍兴二十四年，苏寺丞振如此。乾道以后，外调只任州官，入朝升迁只任寺、监簿。绍兴以后，又有人任添倅，这一职位的选任日益降低。陈勉之与王诚之给事有旧交。王诚之名信，是丽水人，陈勉之交替任用他的儿子騊、驎担任此职。两人都是小京官监当，騊因为言官议论他资历浅而被罢免。等到陈勉之调往南方，驎也被罢去。六部架阁官 六部架阁官，在崇宁年间开始设置，到宣和年间再次设置，后来又裁撤。绍兴三年，设立六部架阁库；绍兴十五年，又设置官员四人。旧制规定，办结的案卷留在各部两年，然后收藏起来；再过八年，交给金耀门文书库。如今金耀门已经不再设有原来的机构，于是全部收藏在架阁库中。主管官称为掌故，选择一时有声望的人担任，按惯例是编修、删定和学官的人选。近年这一职位日益轻微，甚至有人等待补缺多年，朝廷对此很忧虑。嘉泰末年，有诏令规定，除非有官职空缺，不得授任。某位选人家在闽中，他的父亲与陈勉之有旧交。这时他进京，拜见陈勉之，请求担任掌故。勉之当着众人的面厉声说：“外面难道不知道最近的诏旨吗？要见到空缺才授任，怎么可能得到！”众人都替他感到局促不安。十多天后，他竟然被授任掌故。有人怀疑他是通过非正常途径得到的，便问他；他慢慢回答说：“丞相罢了。”有人说：“丞相前些天的话非常严厉，怎么能挽回成命呢？”那人就在座位旁取出一幅书信给他们看，原来是陈勉之的回信。信中大略说：“珍贵的馈赠接连送到，照得我这双老眼都发亮。有人问珍贵馈赠是什么，我说：‘读书人哪里有珍玩？’前些日子所请没有办成，正好在王家店铺中看到十只粟金台盏，重百星，于是用四千缗买下献上。” 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叹息着离开了。嘉定八年七月，又设置三省、枢密院架阁官。宫观使 宫观使一职从真宗时开始设置，由现任宰执兼领。到王文贞公罢去政务后，才由太尉兼领玉清昭应宫使；此前由宰相兼领宫观使的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熙宁初年，富文忠公▯以使相身份兼领集禧观使，居住在洛阳；宫观使由外地官员担任的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渡江以后，前宰相中在经筵任职的，不论官阶高低，通常都担任宫使；至于其他宫观使，则只有使相以上才能担任。居住在外地的人，必须官至三少才授任。淳熙年间，崇宪靖王从节度使授为使相，封为郡王，中书拟议让他提举洞霄宫。周文忠起草诏令时援引旧例，认为宗室使相居住在外地的，应当授任观使，皇帝批示照准所请。绍熙初年，赵文定公以使相身份出任潼川府知府，请求奉祠，于是授任醴泉观使，这不合旧典。开禧末年，陈勉之以特进身份罢去宰相职务，没有带职，竟也授任观使，大概是章达之侍郎起草诏令时的失误。第二天，李季章进呈此事，改授提举洞霄宫，这才符合旧典。天禧以前、崇宁和大观以后，宫观使的名目很多。渡江以后，不再设置宫观官署，但观使有三种：前宰相可以授醴泉观使，宗室外戚可以授万寿观使，再次一等的可以授佑神观使、云宣观使。政务清闲时，又设置提点宫观官，职位在提举之下、主管之上，如今已经省去。

译临安少尹、判官、推官 临安少尹一职，在乾道七年五月设置，任命敷文阁直学士晁子正担任，因为东宫兼领尹职。子正罢任后，沈德之、姚令则等人都以代理侍郎身份接任。乾道九年五月，东宫解除尹职，于是恢复设置帅守，像以前一样。开始设置少尹时，又设置判官二人、推官三人。判官李秀叔以起居舍人兼任，刘文潜以国子司业兼任。推官中，正式授任金部员外郎、陆之望任将作少监、马希言任朝奉郎、钱〔原文残缺〕。判官依照两省官奉使的法令办理；推官的官阶排列在各州知州之上，任期满后，按资历可任知州一任。五月十二日丙戌，朝廷下诏规定最初的任职办法：刑狱事务都由少尹裁决，皇太子在东宫裁决。少尹每天接受百姓的诉状，报告给太子；空闲日子则率领属官到东宫。只有命官犯罪以及其他人被判流配以上刑罚的案件，才备文呈报，听候东宫裁决。凡是应当上奏的文书，由太子署名；朝省、台、部的文书，则由少尹以下官员联名申报寺、监以及本路监司，并命令相互移文。原来两名通判的职务，命第一、第二名推官主管签判职官的事务，命第三名推官主管另一部分事务。不久又有诏令：少尹比照知府，判官比照通判，推官比照幕职官；他们统辖、临制的职责分工，都按照从官的条例实行。六月二日己巳，朝廷下诏，这是采用太子的请求。有人说，子正提出的意见因此与文潜不合，于是被罢免。第二年，授任吏部郎中；又请求把三名推官分别治理三狱，朝廷同意了。九月丁亥，朝廷下诏确定此事。宁国府、明州长史、司马 各王府设置长史、司马，唐代就有。本朝没有设置，因为亲王不亲自处理政务。乾道七年二月，魏惠宪王出镇宣城，才开始制定宁国府长史、司马的制度，官阶依照两省官奉使的法令排列。淳熙二年十月，魏王移镇四明，也照此办理。起初议定，长史可以像郡守一样治理百姓、举荐官吏，司马可以像通判一样。于是沈度请求，本府事务都由长史裁决，办理完毕后把事项和文书列名申报给魏王，并规定长史、司马每五天到王府一次。事情获准后几个月，魏王说：“这样一来，就是长史想把我置于无用之地，怎么能说是让我判理宁国府事务呢？希望只把财赋、粮谷等事务交给长史、司马分别管理，仍旧允许臣亲自引押吏民的诉状。”奏请获准。前一道诏旨下于乾道七年四月壬戌，后一道诏旨下于四月庚辰。后来移镇明州，魏王又请求设置制置司，并获得自行举荐官吏的权力。淳熙二年四月癸亥，朝廷准许了此事，并仍免除其提供朝典的义务。制置大使 制置大使这一官职，唐代已有，本朝却没有设置。绍兴初年，才任命席大光担任。当时席大光以前任执政的身份出任长沙帅，而大将王▯已经先任制置使，所以在他的官名上加“大”字，仍然体现了祖宗朝以文臣担任制帅的意思。后来李伯纪在江西，赵元镇在浙东，吕元直在浙西，都沿用了这个先例。等到席大光将要进入蜀地时，朝廷考虑到吴玠已经担任宣抚副使，于是任命席大光为成都等路安抚制置大使，地位在宣抚副使之上。席大光因忧患离职，此后便不再设置这一官职。开禧末年，江淮地区用兵，起用丘宗卿镇守金陵。留守宗卿曾以签书枢密院事的身份督视军马。当时赵淳已经担任江淮制置使，于是沿用旧例，任命丘宗卿为江淮制置大使。后来丘宗卿被召回，以何自然代替他。何自然起初兼任江东安抚使，不久又奉命兼任大使，和丘宗卿的任例相同。后来罢免四川宣抚使一职，又任命安子文为制置大使兼兴元知府。朝廷议论认为，安子文所享受的恩典待遇相当于执政，所以加上“大”字。此前李端友、程东老、赵温叔都曾以往任宰执的身份担任成都知府，只称制置使。赵德老也按照执政的恩例办理，同样如此。如今创设“□大”二字，大概是沿用了何自然的先例。旧例中，四川制置大使和制置使在官衔署名时，都列在知府事之上。等到安子文的告身下达时，他的官衔却列在知府事之下，这也不合旧典。一般官员署衔称安抚使。安抚使的旧制度规定，只有大中大夫以上、曾任侍从官的人才可以担任。至于一般官员，则只能称为主管某路安抚司公事。隆兴年间，马舍人马骐由起居舍人兼直学士院出任外任；淳熙年间，陈少卿陈叔达由宗正少卿兼权给事中出任外任。外任以后，马骐以中大夫、秘阁修撰的身份镇守泸州，陈叔达以集英殿修撰的身份镇守洪州，都不称安抚使，大概是因为旧例如此。嘉定二年二月，刘德修以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的身份镇守襄阳，等到告身发出时，才正式称为安抚使。刘德修曾任起居郎，并非侍从官，不知为什么竟这样办理。问他的几个儿子，他们也不知道，只能如此说。

译十都统制。各军设置都统制，自渡江以前就有这种做法，但当时还不是正式官名。当时陕西、河东、河北三路，都任用职任高、富有智略的武臣担任此职。马步军副都总管遇到出师征讨时，便加上“都统制军马”的名义，这类似于今天节制军马的做法，并不是另有分司的职掌。建炎初年设置御营司，才任命刘鄜王为本司都统制；御营司下面分为五军，各置统制，由张、韩等诸将担任。苗刘之变被诛后，张、韩又改任御前左右军都统制，这时已经不再隶属于御营司。绍兴初年，御营司被撤销，诏令各大将所统军队称为神武五军；各小校所统兵力较少的部队，则称为神武副军，一并隶属于枢密院。不久又认为“神武”是高欢的谥号，于是把神武五军改为行营五护军：韩世忠称左军，刘光世称右军，张俊称中军，王▯称前军，巨师古称后军。后来右护军叛变投降伪齐，于是吴玠的军队开始以右护军为番号。绍兴四年，吴玠升任宣抚副使，他的弟弟吴璘任右护军都统制。诸将中原来与吴璘地位相当的，只有杨政、郭浩，于是任命杨政为宣抚司都统制，驻扎在兴元府；任命郭浩为枢密院都统制，驻扎在金州。绍兴十一年，张俊、韩世忠、岳飞三位大将都被罢免兵权，于是收编他们的部属，称为御前诸军；都统制的官衔，都以驻扎州的名称列在军额之上，只有川陕地区仍按原来办法办理。绍兴十九年，郑仲亨被罢免宣抚副使，于是汉水、沔水一带的两位大将相继改隶御前诸军。他们的官衔中，吴璘原称“利州西路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后来改称“利州东路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郭浩当时已经去世，所以金州没有都统制，只把武臣知州事节制御前军马写入官衔。绍兴三十一年，王彦才被任命为金、房、开、达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乾道五年，王公明入蜀，上奏请求三名都统制都按照江上各军的办法，以驻札地点列入官衔，使制度大体一致。同年十月，诏令准许了这项请求，于是江上开始有京口、秣陵、武昌三支大军。绍兴末年，金军将领向内地进犯，杨和王请求设置江军、池军两军，刘太尉请求设置荆渚一军。嘉定初年，蜀地发生叛乱，平章军国事安观文又奏请把兴州十军分为沔军、利军两军，沔州设置都统制，和州设置副都统制。从此天下共有十名都统制。荆州、鄂州合为一军，正帅驻在鄂州，□帅驻在襄州，这是淳熙年间的新诏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乙集。宋代李心传撰写。官制二。乾道年间正、丞相官名的始末。虞雍公长期独任宰相，皇上的恩宠礼遇极为深厚。后来又认为梁叔子梁靖持重，想要任命他为宰相，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目。适逢改易三省官名，于是议论认为仆射这一名称不够正当，想采用汉代旧制，改称左右丞相，命学士、礼官、史官共同讨论。当时是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日。此前已经有诏令，命百官仍旧穿制服、着靴。祖宗朝时，百官穿靴；宋徽宗将要废除释氏时，才把靴改为履。虞公对此不高兴，说：“近来刚把履改成靴，现在又要改丞相的名称，这和北方胡虏有什么区别？金人详定官制时，已经把左右仆射改为尚书左右丞相，所以有关部门知道其中的意思，不敢立即上奏。”到八年正月戊寅日，才仅仅列举历代宰相的官称，申报尚书省。宫中随即听说此事，第二天派中使到学士院详细询问。学士周子充把这件事上奏。过了二十天，皇帝亲笔交付学士院说：“尚书左右仆射可以依照汉制改作左右丞相。”学士院下达诏书，周子充起草诏书进呈。两天后交付外廷施行，那天是二月乙巳日。又过了五天，皇帝从德寿宫回来，当天已经接近黄昏，召周子充到选德殿应对。皇帝略微带着酒意，从袖中取出御笔说：“近来有一两位大臣同心辅政，早晚都不懈怠，逐渐革除苟且的风气，以符合综合考核政事的意旨，实在值得嘉奖。现在趁着任命官职，应当有所表示。”于是虞允文可以特进左丞相，梁克家可以正奉大夫右丞相，并赐茶。事情办完时已经是己日的傍晚，于是周子充从复道秉烛回到学士院。辛亥日，百官聚集在文德殿，起初以为只是改换丞相的名称，虞公也这样认为。等到两份制书发出，朝廷上的人都惊愕不已。此前周子充曾奏请同时任命两位宰相，但他们升官的等级有的三等、有的四等，要再请皇帝裁定。皇帝说：“特进再升一级就是少保，所以虞允文升三等。”议论者怀疑学士有所抑扬，却不知道这是皇帝自己早有旨意。几个月后，虞公被罢免宰相，便任命他为少保、节度使，这才知道皇帝的意思早已确定。这一月，台谏官都因交相论劾张说而获罪罢去，萧果卿则由监察院升任副端，这是三月甲戌日。萧果卿当时正因病请假，过了二十天，到甲子日才入朝谢恩。等到他应对时，首先论述前一年浙西夏季水涝、秋季干旱，以及江湖、淮南接连歉收，百姓多有流离失所。如今正值正阳之月，天气多阴沉，寒气惨烈，这叫作常寒，应当反省自身、修治德行，现在正是时候。汉代遇到灾异时，曾以此罢免三公。因此，皇帝虽然赞许萧果卿称职，却又告诫他不要收纳副本。虞公听说后上奏皇帝，请求离职，随即出北关门待罪，他的家属也乘船前往仁和馆。这一天皇帝就派人把他召回，第二天又两次宣召押赴；虞公竭力请求免职，皇帝答应了。不久皇帝又中途后悔，再赐御札说：“早先当面告诉你，因为你坚决辞职，想让你主管邻近藩镇，安排边防事务。听说你有归蜀的说法，实在有违朕对你的眷顾和倚重。朕现在已经决定坚决留你在相位，不要再坚决辞谢，以体察朕的至意。”第二天又再次押赴都堂处理政事。于是皇帝亲笔任命萧果卿为直秘阁、湖南提刑。这一月十一日是己酉日。制书大略说：“你文质敏达，刚正不屈，质朴正直而明察；当面进言，凡有触犯也毫不隐瞒。正直之人离开朝廷，难道是朕所希望的吗？”当时李秀叔、林景度任舍人，恐怕是李秀叔起草的；刘焞字文潜，当时任国子司业兼权临安少尹。有人说，刘文潜实际上起草了这份奏疏交给萧果卿，所以萧果卿离开御史职位十九天后，刘文潜也出任江西转运判官，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这一年九月，虞公又因为苏季真任侍御时有所进言，竭力请求离职，于是请求承担入关之事，最终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