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三乙集

译上德三 高宗属意于李忠定 靖康末年，高宗皇帝在山东，给李忠定公写信说：“朕名顿首，问候清暑安康，恭敬地希望您的身体万福。很久没有见面，思念仰望；王室多有变故，金人连年侵逼。中原诏书已经两次议和，本来是为了严厉收束兵锋，哪里料到上天还没有悔改降祸，皇帝车驾竟蒙尘受辱？听到这些，内心痛苦如同刀割。已经命令会合各路军队追击，希望终于能够奉迎二圣归来。如今百姓的性命，危急得如同倒悬；如果不是旷世难遇的人才，凭什么能够协助成就功业？阁下学问通贯天人，忠心坚如金石，因此完全恢复您的旧日官职，使您的恩泽惠及百姓，功绩流传史册，这本来就是您的志向。想来您会奋然起身，以振作天下的衰弱，来满足苍生的期望。祝您在途中格外保重。谨启：朕名顿首。”伯纪任枢密、观文之后，知道这封信，就可以看出高宗确实属意于忠定了。可是他被汪、黄排挤，仅仅七十五天就离开职位，这是上天的意思还不想恢复中原。可惜啊。高宗给宗忠公等人的信 高宗皇帝给宗忠公等各位将帅写信说：“朕名。去年出使敌营，走到中途停止前进，所带不过一千人。闰月奉命统率军队，才开始召集东北的军队和百姓。军队还没有来得及交战，就已经接到再次议和的诏书。随后又得到矾书，并且受到不得惹事的告诫；况且当时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只分兵屯驻在京畿附近，作为逼迫驱逐敌人的计策。过了很久，刺探得知敌情，不免督促军队前进。随后听说你们领兵平定危难，我感动得眼泪流到面颊，立即写成公文，想来已经呈送到了。如今听说在敌营中的大臣，日子久了，感情也深了，承受他们的托付；又听说二圣、二后、青宫和诸王向北渡过黄河，五脏俱裂，痛不欲生，便想亲自冲在士卒前面，亲手杀死敌人，以自身血肉涂满荒野，来救援君父。但僚属不允许，认为祖宗的德泽深厚，主上神圣，臣民归附拥戴，上天的意志尚未改变；故老近臣、将帅军民，一向忠义，应当借助众人的力量，共同完成忠孝的本意。除已经具备的公文之外，还希望你们振作士气，开导士卒，奉迎君父，永远安定社稷，成就旷世功勋。朕名。朕对这件事的痛愤、泣血和恳切之情，实在难以尽述。至于那些接受伪朝委托的人，按义理应当依法诛杀。但听说二圣在郊外已经接受僭伪之号，担心百官谋划国事或许出于权宜之计，不应轻率行动，白白使京城再次受到骚扰，使军民遭受灾害。因此想要按兵驻扎在城附近，容朕写信去询问缘故，等弄清真实情况后，立即关报办理也不迟。” “如今的事情，如果不是左右同心竭力，仓促之间恐怕难以成功。希望你们明察，长久地等候会合和询问；还希望你们更加厚重地承担宗社所倚赖的责任，格外保重台体。书信就此结束。信后又附写一封回信说：近来有尚书省札子，在济、郓之间访求行府，话意没有别的，但尤其应当谨慎从事，严密防备。这封信是从宗忠公遗事中摘录其大略，钦录也没有全部记载，所以现在把它完整抄录出来。” 宰执恭敬地向德寿宫、重华宫致谢时所听到的圣语 按旧例，宰辅大臣授官后，都要恭敬地到景灵宫谢恩；自绍兴壬午年以来，又要到北内恭谢。大概德寿宫、重华宫虽然不因事务而牵挂于心，但为子孙得到人才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因此凡是升进大臣，也一定要先奏报上皇，然后才发布任命。隆兴初年，汤进之任右仆射，皇上想任用张魏公，但对左右大臣有所为难，于是经过宫门向上皇禀报。上皇说：“各自恢复原来的职位。”因为张魏公在绍兴初年才任右相，而汤进之在绍兴末年已经任左相，所以这样说。五天后锁院，汤进之转任左仆射，张魏公授右仆射。隆兴二年春，张魏公出巡边境，张安国以中书舍人身份随行，被征辟为都督府参赞军事。张魏公入宫向上皇辞行，与上皇谈论事务很久，于是问道：“张孝祥大概很懂军事吧？”这是因为张安国是晚出的儒生，尚未熟悉军旅事务。于是张安国不久也被罢职。乾道元年夏，洪景伯授签书枢密院，入宫向上皇谢恩。上皇说：“皇上商议要任用你，我认为侍从官中没有超过你的。何况你的父亲精忠，古今少有。以前想提拔任用你，被秦桧阻挠；如今你们兄弟相继入朝辅政，这是上天的报答。” 乾道三年夏，虞雍公因任知枢密院事入宫谢恩。上皇说：“你和陈俊卿同在枢密院，俊卿非常方正，不像其他人那样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淳熙四年冬，赵温叔因任同知枢密院事入宫谢恩。上皇说：“听说皇帝极力称赞你。”温叔奏道：“陛下可以说是替天下得到了人才。”上皇说：“我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自己认为晚年在这一点上略有所得。”绍兴四年春，枢密院有职位空缺，寿皇想任用赵忠定，任命已经发出，但监察官说：“高宗有圣训，不任用宗室担任宰执。”皇上把这件事告诉寿皇，于是命宰职召来当值起草诏书的学士，说明圣意，说高宗的圣训本来是为了挫败秦桧的奸谋，所以答诏中有“至于绍兴年间的旧事，原本是有所针对而发言”的话。何况朕的寿皇所咨询谋划，想要向众人公布，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许多入宫恭谢的大臣都不能得到接见，寿皇想见忠定，于是借葛楚辅、胡子远、陈晋叔入宫谢恩的机会，相继传召引见。二十多天后，忠定才入宫谢恩。寿皇说：“宗室中贤能的人担任执政，是国家的盛事。你在蜀地时所进的奏议非常好，朕常常阅读这部书，可以和《资治通鉴》并行流传。” 似乎是指《续通鉴》。从壬午到癸丑三十多年间，大臣们能够听到两宫圣训的很多，现在姑且把我所听到的记载如下，用来给后世看。

译孝宗与近臣讨论德、仁、功、利 乾道辛卯年八月六日戊申，上皇召吏部侍郎王之奇能甫、太子詹事陈良翰邦彦、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周必大子充一同在选德殿回答问题，赐座，安闲地询问治国之道。过了很久，上皇从袖中取出一通御笔，开头写着魏征回答唐太宗关于德、仁、功、利的问话，接着写道：“朕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十年，功业还没有能够取得成就；至于使百姓安定休养，使他们能够完成生计，这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朕未尝不认为这是治理自身的良策，但施行得好坏，自己也很苦于不能知道。你们各自极力陈述它是对是错，凡是还有不足，都要尽情说明，不得隐瞒。”至于仁德，是帝王的最高境界，朕不敢自居，只是正把魏征的话作为鉴戒。能甫等退到政事堂，把所承受的御笔给宰执看。八天后丙辰日，后殿奏事时，皇上拿这件事询问大臣。右相虞公甫奏道：“这四方面应当同时修治、并用，但德和仁的责任在自己，功和利的责任在别人，也不可不察。”于是邦彦退下后上奏疏说：“仁德，是治理的根本；功利，是治理的成效。有大作为的君主致力于根本，成效自然会达到；从来没有没有根本却能取得成效的。” “陛下阅览旧日事例，亲自御笔书写，郑重告诫我这样的愚臣，以求达到今天尚未达到的境界，这就是尧舜的用心。臣岂敢不作答？臣私下观察，陛下想要承顺天意，但近年以来，水灾旱灾交替发生，方圆数千里之间，因饥荒流离、暴尸荒野的百姓以万计，这说明承顺天意还没有做到。陛下想要凝聚民心，但营造堵塞房屋【原文“塞屋”疑有误】，百姓无法生活，因死亡、冻寒和饥饿而受害的人不知有多少，这说明凝聚民心还没有做到。陛下想要任用贤能，但张栻只因一句话就被调到外地任职，正直之气受到压抑而不能伸展，这说明任用贤能还没有做到。陛下想要斥退小人，但王志方被逐后，张松接着进用；张松刚被罢免，韩至又进用，这说明斥退小人还没有做到。至于想要选择将帅，但内外各军剥削士卒，只专门经营私下结交，不整顿军政；想要体恤军情，却把戍守调往江淮，处置失当，使老弱仓皇奔波、无所安身；想要选择监司，却把祥刑之职交给武臣；想要让官吏长期任职，却有人到任十天就立即改任。这八件事，只要有一件没有做到，陛下深厚的仁德就不能说没有受到损累。臣恐怕功利的成效也不可能很快取得。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仁德难以做到，就忘记治理的根本；“不要因为功利的成效容易取得，就急于求成。恭敬地尊崇并顺应天意，以承顺天意；怜悯体恤百姓，以凝聚民心；任用君子一定让他充分发挥才能，斥退小人一定要彻底铲除其根本。广泛搜求有智谋的人才，让他们掌管边疆之外的权力；培养造就勇武之士，以振奋三军的士气。罢免不称职的监司，申明长期任职的良法。这样仁德自然显著，功利自然显赫，将与唐尧虞舜相比而同样隆盛；至于唐太宗的事迹，也将显得不足称道了。”子充奏道：“如今训练军队以图谋恢复中原，但任用将领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选择人才来守卫郡国，但考核实际成效的办法还没有达到。”他又指出江池大将、两浙郡守频繁更换的弊端。四天后庚申日，皇上又派中使拿着三位侍从官的奏牍，给宰执观看。能甫所奏的内容，没有看到虞雍公再行奏报。如今的事务，没有比议论宰相更急迫的了；必须在任用以前慎重选择，在任用以后信任他，不要使议论和担当分成两条道路，那么是非自然确定，利害自然明白，彼此牵制轻重的形势不会分裂，毁誉混淆真实情况的祸患也不会发生。德、仁、功、利的作用，依次施行，天下万事将没有不治理好的。大概邦彦的回答，全都指陈当时政务的过失，所以虞公才有那番话。刘文孺当时任礼部尚书，皇上也曾用这件事询问他，但没有听说他提出什么规劝。邦彦不久以脚病请求离职；那年冬十二月，授杂学士，在外任宫观职。第二年春二月，能甫授签书枢密院事。记于此。孝宗论述不应当有所谓清议的说法。龚实之、沈持要、周子充的论奏附在后面。淳熙己未年夏五月初十日庚寅，诏令第二天在观政堂设曲宴宴请宰执。辛卯日，因为下雨，改到澄碧轩中设宴。皇上对大臣们说：“朝廷任用人，只可以评议他的贤能或不肖到什么程度，不应当结党。像唐代的牛党、李党，党派之间相互攻击，将近四十年不能解散，都是因为君主听取意见不明，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唐文宗竟说：除掉河北的敌人容易，除掉朝廷中的朋党困难。朕常常笑他。作为君主，只要公正地判断是非，怎么会形成党派呢？”稍作休息后又重新入席。臣起身举杯祝寿。皇上说：“朝廷所办的事，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自然有公论。近来士大夫又喜欢倡导所谓‘清议’，不应有这种风气。这种说法一出现，恐怕会互相煽动而形成风气，随即把趋奉事务、追求功业的人说成卑俗，把故意矫激、沽名求誉的人说成清高，渐渐没有止境。像东汉杜乔一类人，激成了党锢的风气，大概都是由此造成的，难道不应该对此痛切警戒吗？何况如今公道大开，朝政每有过失，即使民间也可以议论，何必还要说什么清议呢？”龚实之说：“天下有道，那么平民就不会议论政事。只有上面不实行公道，然后清议才会出现在下面；这是衰败时代的气象，不是好事。” 李秀叔说：“正因为有是非，所以人们才能加以议论。假如朝廷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自然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皇上说：“如果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在上位的人和公卿就应当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只是不可以再倡导清议之说。你们可以把这些话记在笏板上。”实之说：“唐末白马之祸，祸害波及士大夫，以至于有了清流、浊流的说法。只有大中至正的原则，才可以长久实行。”皇上说：“朕平日所做的，就是执持两端，取其中道施用于百姓。”叶梦锡以及丞相以下官员都拜谢。皇上说：“再饮一杯，你们可以把清议之说向从班以下宣谕，使他们都知道。”沈持要当时任权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便上章称颂圣上的话，请求发布为明白的诏书，向全国公布。皇上准许了。这是当月二十八日戊申的事。实之奏道：“风俗是从朝廷产生的，如今圣上的话已经向外廷宣示，恐怕不必再下诏给各郡国。”六月十三日壬戌，侍讲周子充在后殿应对，奏论执政所听闻的情况不够审慎，误把杜密说成杜乔，而且所引用的唐末清流、浊流之说也不相类，请求从中删改后颁行。不久下令删改后报告施行，但清流、浊流的说法仍照旧保留。沈持要因这件事正式授任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六月二日辛亥日，到了九月，梦锡被罢免宰政，沈持要也因分析欺隐之罪，降三官，送到筠州居住。

译孝宗评论士大夫，认为他们略有西晋的风气。孝宗初即位时，励精图治，认真处理各项政务；对于财政用度这类大事，尤其放在心上。有时还召户部官吏进入禁中，核查各库的财赋，所有账簿要领都在掌握之中，许多还亲自查验。乾道元年冬，洪景伯任宰相，因呈进户部文书，皇上说：“朕见有人监领户部的人员把账目开列出来，将每年收入的项目同每年支出比较，只差三百万缗；如果实行调拨，也可以够用。”景伯说：“臣正打算让他们这样开列。”皇上说：“文书快要办完了，不必再这样做。”第二年春，金部郎官吕搢被罢免，景伯奏请任用何资深担任此职，皇上说：“恐怕逢原这个儒者不肯留意钱粮事务，像吕搢那样，询问账簿籍册却一概不知。你们应当告诉逢原留心职事。”第二年秋，司农少卿出缺，魏南夫、蒋子礼奏请任用莫子济，因而说有一件事必须一并奏知：莫子济曾经中词科，如今掌管南宫笺奏，恐怕议论者会认为这是走门路，还不恰当。皇上说：“京城各官起初并不区分清浊；像司农这样的职责也很重要，从士人中选授也没有妨碍。”淳熙四年夏，密院的王季海、赵温叔因呈奏淮北近来受到蝗灾之苦，而这里却仍然年年丰收。皇上说：“今年夏天蚕事和麦子都很丰熟，丝和米的价格极其便宜，这非常值得高兴。”奏对说：“孟子论王道，必定从使百姓不挨饿、不受寒开始。”皇上说：“近世士大夫大多以谈论农事为可耻，农事却是国家的根本。士大夫喜欢发表高论而不务实，却反而以谈农事为耻。”奏对说：“士大夫喜欢高谈阔论，难道能超过孟子吗？孟子的话必定说：‘五亩大的住宅田地，要种上桑树；百亩田地，不要耽误它的农时。’他所见到的诸侯，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几句话。”皇上说：“如今士大夫略有西晋的风气，竟说出王衍所谓‘阿堵’之类的话，哪里知道《周礼》谈理财，《易》也谈理财，周公、孔子从来没有不把理财当作要务的。”奏对说：“舍弃周公、孔子、孟子不学，却去学王衍，士大夫中有见识的人一定不会这样。从前追求虚名的风气确实过于盛行；自从陛下实行总核名实的政令，以身作则感化臣下，近年以来士人的风气因此发生变化。三馆、两学的士人出任郡守、监司，没有不留心民政、留心财政的，往往都有能干的声誉，这就是圣明君主责求实际所取得的成效。”皇上说：“确实，近几年也稍有改变，但仍然没有完全改变，而且不只是这一件事。” 士大夫忌讳谈论恢复，不知道如果他家有一百亩田，其中五十亩被人强行侵占，他是否也会投递诉状来治理追索？士大夫对于家里的事情，人人都十分明白；至于国家的事情，却忌讳谈论。”奏对说：“陛下的志向在于实现大有作为。正因为陛下能这样深思远虑，臣等怎么敢不竭尽忠诚和力量呢？”皇上说：“你们见到士大夫，可以把朕这些话告诉他们。”奏对说：“岂敢不广泛传布尧一般的言语。”赵温叔退朝后把这些话记录在《时政记》中。从“今夏蚕麦”以下，都是赵温叔所进呈的内容。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甲子《时政记》原文中，他的答词很像赵温叔的说法；但王季海当时任同知，职位在赵温叔之上，所以用“臣淮”等字样作文。《原道》改名为《三教论》的辨析。淳熙年间，寿皇曾作《原道辨》，大意认为三教本来相距不远，只是施行的方面不同；到了末流，昧于道理的人执着于各自一端，才自行造成差异。用佛教修心，用道教养生，用儒学治理天下，也是可以的，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文章写成后，派直殿甘昺拿给史文惠看。史公当时两次被免去宰相职务，担任侍经席。史公奏道：“臣认为韩愈作《〔缺文〕》一篇，唐人没有不敬服的，本朝谈论道学的人也没有谁贬低它，大概是因为他所主张的是帝王传道的根本，乃是万世不变的论断。他探究其中的本意，在于扶持世道、确立教化，所以人们不敢议论。陛下圣学高明，融会佛、老，使它们归入儒学的宗旨。末章却想说用佛教修心、用道教养生、用儒学治世，这本来想融会三者，却又自行产生了分别。《大学》的道理，从格物、致知开始，直到天下太平；既可以修心，可以养生，也可以治世，没有一处不恰当，又何必借助佛、老之说呢？陛下这篇文章一旦公布，必须十分合乎道理，不可以让后世士人像陛下议论韩愈那样议论陛下。希望陛下略加删改、订定末章，这样就再好不过了。”程泰之当时以刑部侍郎侍讲，也向皇上这样进言。于是改名为《三教论》。

译孝宗谈论任用人才，选择史文惠为宰相；谈到忠厚之道，哪里还有超过他的呢？己亥年冬，赵〔缺字〕公任宰相，推荐刘后溪，召试馆职。刘公答策论述科场取士的原则，以及文章进呈给皇上后，皇上亲自在后面批写了几百字，大略说：“任用人的弊病，君主所忧患的在于缺少识人的明智，学问少而不明白道理；何况选择宰相不够审慎，以至于有人心怀奸私，败坏纲纪，扰乱法度，等到事情败坏后再把他赶走，这类没有治理好的事情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宰相不能选择人才，每任命一个官员，便说此人考取了高等第，真是个好士人，却始终不考察他的才能品行究竟如何。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误国、大将败军的，都从来没有诛杀。关键在于君主一定要慎重选择宰相，宰相一定要为官职选择人才；把丰厚的奖赏摆在前面，把严厉的诛罚设在后面，人才还不出来，我是不相信的。”御笔发出后，朝廷内外大为震动，议论者都说曾觌实际参与了起草诏书。大概是因为刘公为甲科及第，所以曾觌才有“宰相不能选择人才”的说法。一天，皇上派曾觌拿给史魏公看，史公奏道：“唐虞时代的朝廷，四凶罪恶极大，也只是流放驱逐；三考之法，不过是黜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罢了，从来没有设置诛杀的科条。至于《甘誓》《嗣征》中所说的诛伐，乃是为出兵用众而设的。” 诛杀大臣，是秦汉的法制。汉代七位皇帝，可以称为善于治理的君主，但仍被认为兼杂霸道，不能上比三代，这是其中最大的弊病。我们太祖皇帝深以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为戒，却取得天下，以仁义制定治理之道，以礼对待臣下。历代圣主相传这种心法，到仁宗时德化深厚融洽；到了朝廷之上，以谈论人的过错为耻，所以本朝的治理，独独与三代具有同样的风气，这就是祖宗传下的家法。可是圣上的训语却说“过于忠厚”，为国家做到忠厚，难道容易得到吗？又哪里会有过分的呢？臣担心议论者会认为陛下自己想实行刻薄的政令，却把过错归给祖宗，这一点不可不慎重思考。如果一定要向外宣示，请改成“一于忠厚”，这样或许差不多。史公为人稳重厚道，在皇上面前进言，总是致力于保存大体，多有补益；这件事尤其纯粹。正好丞相也向皇上进言说：“像司马光这样的宰相，恐怕不是靠丰厚奖赏、严厉诛罚所能勉强驱使的。”皇上后悔了，于是改削了原来的措辞，召集从官在都堂宣示，仍把原本交给史馆，现藏于赵氏。孝宗善于驾驭将领。孝宗天性英明威武，尤其善于驾驭将领。符离溃败后，大将李显忠被贬谪到潭州。后来又登记他侵取军资所得的钱四十万缗，派一名大理寺丞前往督办。汤丞相请求命令版曹拘收这笔钱，皇上不允许，而是把钱全部按数发还各军，丝毫没有私心。李显忠晚年再次统领骑军，因病被废免，诏令除常俸以外，每年另给上供米三千斛。诸将中赵撙号称最为廉洁，乾道年间赵撙被罢去军政，皇上告诉虞丞相说：“赵撙平生非常廉洁，朕已经增加赏赐来帮助他归去。”皇上对将领的升降，多半如此。至于官爵也是这样。李显忠、邵宏渊攻取宿州，李显忠越级拜为使相，邵宏渊越级拜为节度使、检校少保。等到李显忠获罪，邵宏渊又突然降为武功大夫。当时皇上刚继承帝位不久，但赏罚一定实行，号令明确严肃，因此诸将都佩服他的英明决断。孝宗恭谨节俭，以至钱串朽坏。孝宗恭谨节俭，欲望很少，在位将近三十年，内帑和南库的收入，专门用来奉养两宫、预备水旱灾害，所费并不少，但积蓄仍然很多。淳熙己亥年夏，中提领封椿库所说，到四月中旬为止，共掌管现钱五百三十万贯；其中有因年代久远而断裂腐烂的数目，请求拨给穿串、索系的费用和穿排钱贯的费用。当时江上积存的钱粮也很多，内府的铜钱甚至串绳朽坏而无法查点，但从未听说四方有横征的赋税。绍熙以后，用度逐渐扩大，权奸掌握国政，蛮横地挑起战端，南北骚动不安，财力也耗尽了。

译孝宗竭力实行三年丧服。寿皇侍奉高宗，纯厚孝顺到了极点。丁未年秋，高宗身体稍有不适。到了九月，病势渐渐危急。十月四日辛未，大赦天下。六日癸酉，向天地、宗庙、社稷祈祷。七日甲戌，下诏说太上皇帝没有进用平常膳食，可以依照唐贞观四年的典礼，从第二天起暂时不临朝，宰执按时到内殿奏事，等康复后恢复旧制。又下诏说，民间有能够治病的人，可以不经过出身资格直接授任节度使，赐钱十万贯、田一百顷。八日乙亥，早晨太上皇病势危重，皇上到德寿宫侍奉汤药，不再回内宫。派内侍邓从训到漏舍传谕大臣：“一切事情都要依靠卿等，须仔细办理，恐怕朕在忧恼之中会有差错。”这天午后，太上皇帝驾崩。皇上号哭悲痛，捶胸顿足。起初下令早晚御膳减半，并进食素食，后来便不再索取膳食。九日丙子，皇上仍没有进用素膳。十一日戊寅，大殓完毕，成服后，宰臣王淮等才得以在素幄见到皇上。皇上号哭，悲痛不能自持。翰林学士洪迈请求庙号称“祖”，诏令准许。恩平郡王璩从会稽请求入宫临丧，百官上表请求皇上回内宫，不准许。当时北方来祝贺生辰的使者将要到来，皇上想不接见，但大臣担心北使疑惑，于是援引明道二年三月章献明肃皇后改日举行小祥、礼毕后二日仁宗穿丧服接见契丹贺生辰使者的旧事，命侍从、台谏、礼官议论。十三日庚辰，吏部尚书萧燧等请求依照明道年间的旧例，于二十三日在德寿宫素幄引见北使，皇上准许了。十四日辛巳，皇上令中使传谕王淮等，想不采用改日举行丧礼的制度，而像晋武帝、魏孝文帝那样实行三年丧服，自己并不妨碍听政。未时，王淮等在素幄奏事，皇上呜咽流泪，告诉他们说：“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得很详细。”王淮等说：“《通鉴》记载，晋武帝虽然有这个想法，后来只是在宫中穿深衣、戴练冠。”皇上说：“当时臣下不能顺着成全他的美意，所以司马光后来讥讽他；后来武帝终究还是想实行。”王淮说：“记得也是不能实行。”皇上说：“由我来创制旧例，有什么妨碍？”王淮说：“临御殿堂时，君主穿丧服，臣下穿吉服，可以吗？”皇上说：“自然有等级差别。”王淮等请求让有关部门讨论后再奏报。退朝后，皇上批示：“大行太上皇帝突然离弃至亲，朕应当穿丧服三年；臣下自行制定改月易服的命令，所应实行的仪制，令有关部门讨论。”又下诏说，修建山陵的一切费用都从内库拨付。右谏议大夫谢谔、殿中丞冷光世、监察御史吴博古进言：“三日后听政，虽然有本朝典礼。” 但考察旧例，至于回到内宫，此前从来没有先例。陛下亲自实行一天，就将成为万世的法则，关系极为重大。希望明白告谕大臣，暂缓上表，请礼官更加详细地讨论。”皇上听从了。十五日壬午，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上书，请求等到梓宫启程，才返回大内。又说今天的丧礼与明肃皇后的情形并不相同，希望皇上自己决断，不要接见北使，共六件事。这天，大臣五次上表，请求皇上回内宫听政。皇上在宫中批示勉强同意所请，等小祥礼毕后回内宫，设置素幄奏事；北使最终也没有接见。十六日癸未，殿〔缺文〕。十七日甲申，礼官颜师鲁、尤〔缺文〕、郑侨论说庙号不应称“祖”，诏令送交集议所。十八日乙酉，下诏百司在以日易月的期限内，穿丧服办理政事。二十日丁亥，小祥时皇上还没有改换丧服，王淮等请求依附礼制办理。皇上流泪说：“大恩难以报答，感情上还不能忍受，等另外商量。”二十一日戊子，皇帝车驾回到内宫，皇上穿着丧服乘辇，设置素色仪仗。军民看见的人，往往感动落泪。下诏从今以后每五天到梓宫前焚香一次。二十七日甲午，皇上经过宫殿，因为这是太上皇升遐后的第二个七日，从此每个七日都照此办理。这天，皇上派内侍张安仁传谕宰执说：“将来举行禫除礼时，按理应当换服，并由臣下上表请求皇上临御殿堂；但朕认为太上皇帝升遐才刚超过一个月，换服临殿，在感情上仍不安稳。现在想穿丧服，在素幄中引见辅臣和各班次官员。”后来礼官奏称，苴麻三年的制度难以在外廷实行，奏章送入后没有下发。二十八日乙未，王淮等说祥礼、禫礼已经临近，请求交付外廷施行。知枢密院事施师点说：“百日的制度实在不能实行，正好妨碍正月北使朝见。”皇上说：“朕自有见解，稍后批出，正是想略微挽救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弊病。”宰执退下后，皇上批示说：“阅览你们的奏章，朕认为太上皇帝升遐如今才超过一个月，将来你们上表请求朕换服临御殿堂，感情上还来不及安排。朕想穿丧服，在素幄中处理政事，等祔庙完毕后，再举行祥礼、禫礼。以日易月是近代的权宜制度，朕不忍心实行；你们可以同礼官折中商议后报告。”十一月戊戌朔，礼官颜师鲁、尤〔缺文〕等请求：大祥礼毕后改换丧服；小祥时去掉丧杖和绖带；禫祭礼毕后改穿素纱〔缺文〕折上巾、淡黄袍、墨银带；神主祔庙完毕后改穿皂头、黑鞋、犀带；遇到经过宫殿焚香时，则在宫中穿丧服行礼，满二十五个月后除服。皇上批示：把淡黄色袍改穿白袍。第二日己亥，大祥之礼在四日辛丑举行，禫祭礼毕。第五日壬寅，百官上表请求皇上听政。第六日癸卯，批答不准。第八日乙巳，百官第三次上表，引《康诰》中“身穿冕服出应门”等话作为依据。第九日丙午，下诏准许。自十八日起，在内殿召见辅臣及上殿班，等过了祔庙之后，勉强依从他们的请求。十一日戊申，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再次上书，请求皇上坚持在内殿处理政务的大事；将来祔庙完毕之日，预先降下御笔，明确表示服丧终制的意志，杜绝辅臣今后再来的奏章，不要让他们再有奏请，尽力成全圣上的孝道，以此示范百官，成为四海的典范，皇上采纳了。二十三日庚申，授予行使言寻找徽宗攒殿西北面的神穴地段。十二月二十六日癸巳，北庭贺正旦使入宫进见，皇上在垂拱殿东楹的素幄中接见。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是百日祭，皇上到宫中行焚香礼。二十一日丁巳，皇上告诉辅臣说：“昨天在内殿召见洪迈时，朕已经过了百日，他还穿着丧服；他因奏事应当逐渐改服，现在应穿黪服，正合古人穿墨衰的意思，而头巾则用缯或罗。”

译皇上说：“朕认为罗绢不合适，如果用细布就可以。”王淮等说：“平常士大夫服丧过百日，巾和衫都用细布，出门会见宾客则用黪布。如今陛下举行千古以来不能实行的礼制，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皇上又问：“晚间召见宿直官之类的人，应当怎样？”王淮等说：“布巾、布背子就是常服。”皇上认为有道理。从此每次在延和殿临朝，只穿白布折上巾、白布袍和墨银带；在禁中则穿布巾、布衫；到宫中则穿衰绖、扶杖。二月二十一日丁亥，北使入境吊丧，皇上穿衰绖，在德寿殿东廊的素幄中接见；宰执、侍从穿大祥时的丧服，穿衰绖但不扶杖。三月十六日壬子，启攒，皇上穿初丧时的丧服。十八日甲寅，灵柩启行。三十日丙寅，葬入攒宫。四月八日甲戌，皇上亲自举行第七虞祭，大臣说：“虞祭是吉礼，应当穿靴袍。”皇上说：“只用布折上巾、黑带和布袍也可以。”十八日甲申，举行卒哭礼。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入太庙。这天诏令说：“朕昨天降下指挥，想穿衰绖服丧三年，因为群臣屡次请求朕临殿改服，所以在内殿处理政务时穿布素服，虽然曾说要等过了祔庙之后，勉强依从你们的请求。” 诏令说：“朕考察各种典礼，内心实在不安；如果实行终制，才接近古礼。应当体察朕的深意，不要再来请求。”于是大臣们不敢再说。三年服丧的制度，就这样由皇上的心意决定而中止了。当时执政和近臣都主张按易月之制，谏官谢谔、礼官尤袤心里知道这样不妥，却不敢尽力进言。赞成皇上这一决定的，只有敕令局的一名官员沈清臣；他举起了千年以来废弃的典章，破除了当时浅薄的礼义。庙号称为孝宗，不也是很合适的吗！淳熙年间服丧期间停止诞节、正旦庆贺礼 寿皇正在高宗庙服丧，丧期尚未过一月，恰逢会庆节。当时百官按照旧例到明庆寺祝祷延寿，于是命令僧徒诵经、举行散斋仪式，百官都勉强前往。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己卯，三省、枢密院下达指挥，援引明道二年明肃皇后升遐的旧例，想让皇上召见金国使者；又因为皇上正在服丧，若回来后再召见，恐怕使者会对此感到疑惑，于是请求交给侍从、台谏和礼官商议。萧正肃燧当时任吏部尚书，是首位发言者，他说：如今既然已经接受百官上寿，恐怕难以再召见使者；如果使者一定要朝见，请在小祥后第二天到德寿宫的素幄中召见，这样或许符合明道年间的旧例。大臣进呈后，皇上已经同意了。十月十三日庚辰，也就是小祥后第二天，敕令局删定官沈清臣、正卿上疏说：仁祖在位时曾派使者出使契丹，遇到对方有丧事，走到柳河便返回；契丹国主最终也没有接见贺使。外国尚且知道礼义，中原难道可以不这样吗？况且陛下服丧与明肃皇后的情形不同，希望陛下独自出于内心作出决定，不要受群臣议论牵制。皇上非常赞同，于是命令退还北使带来的书信和礼物，让他们回馆驿，发遣回国；北使感叹着离去。接着北庭贺正朔的使者又到达，枢密院进呈后，皇上问：如今正在服丧，礼物应当接受还是不接受？施圣与、留仲至一同上奏，请求交给礼官议论。不久，礼寺官员说：正旦礼物是两国通好的礼仪，不可以不接受。郑惠叔任起居舍人，建议说：国家有旧典，礼制有常规和权宜；何况使者初到时已经召见，到了正旦这天，陛下亲自在大行皇帝灵前行礼，朝会也全部停止，这又怎么能称为庆贺呢？皇上说：应当把朕的意图告诉馆伴，先让他们坚决推辞；如果他们不听，只让他们把礼物陈列在殿门外，这样或许在礼数上稍微顺当一些。于是下诏说：此次正旦通问，专门是为了两国和好，所以设置素幄，允许使者入见。如果接受礼物，就有庆贺的嫌疑，已经命令馆伴退还而不接受。又担心使者援引旧例提出请求，不知道这是否合乎典礼，可以令礼官详细议论后奏报。不久，礼官宇文英、权兼兵部尚书颜师鲁、礼部侍郎尤延之、太常少卿倪思、权兼郎官的著作郎黄元章、太常卿张体仁、太常博士等人说：祖宗以来，虽然处于服丧期间，从未有不准许接见使者的情况，也没有不接受礼物的规定。前朝诸臣难道不知道不应接受吗？之所以不得不采用权宜之策，是因为既然已经通好，就不应无故使对方产生疑虑。况且元日朝会全部停止，原本没有庆贺仪式和礼物，所以连同书信一起接受也不是庆礼。万一使者一定要按礼节行事后离去，反而会徒然造成纷扰。礼制中有违背常经而采用权宜办法的情况，正是针对这种情形。臣等认为应当接受。于是下诏在殿东楹设置素幄，召见使者；百官也免得包裹他们的礼物，不让礼物进入殿内，交给有关官司。第二年仲春，皇上告诉东宫说：“今年会庆节，如果取各州军的进奉，就有庆贺的嫌疑，可以免除。”第二年，宰相王季海说：“这一项钱将近六十万缗，属于户部的年度经费。”皇上说：“可以用封桩库的钱偿还户部。”十五年正月九日乙巳，这一年北庭贺使将要到来，王季海已经离职，右相周子充对此感到疑惑，召礼官尤延之到都堂商议。尤延之请求退下讨论后再说，周子充将此事奏报。皇上说：“敌国的事情也不能专靠礼官在帷幄中筹划，卿等就是这样。去年生辰使到来时，朕正处在哀痛服丧之中，不想让使者朝见；卿等没有人主持此议，朕坚持不给他们引见，北使只好退去听命。”周子充惭愧谢罪而已。七月九日癸卯，后来尤延之又与奉常罗春伯联合上奏，请依照正旦的例子，在垂拱殿东楹设置淡黄色帷幄召见使者，仍采用绍兴三十年的旧例，把宴席移到馆驿，不使用音乐，皇上同意了。九月十四日丁未，即节日前一天，宫中降下旨意，文武百官和使者都免行庆贺礼，只到东上阁门拜表问安。十六年会庆节时，皇上已经迁居重华宫，百官到宫中拜表，凡是按旧例进香的礼仪也都不举行。过了两天，皇帝才到宫中。

译南北内 如今所说的南内、北内，本来就是杭州的治所。绍兴初年开始营建，停战以后才修建崇政、垂拱二殿。过了很久，又修建天章等六阁；龙图阁以下的各阁，在太平时期都建在大内西面，如今这里只剩一阁，而寝殿仍旧存在，称为福宁殿。淳熙初年，寿皇才修建射殿，称为选德殿。八年秋，又把后殿的拥舍改作别殿，取旧名称为延和殿。经历两朝，也就只有这些建筑。至于苑中的亭台殿阁，则都是太上皇修建的，寿皇也略有增加。能够看到名称的，仅有复古殿、损斋、观堂、芙蓉阁、翠寒堂、清华阁、罗木堂、隐岫、澄碧、倚桂、隐秀、碧琳堂之类，大概体现了先王降低宫室规模的意思。德寿宫是秦丞相的旧宅，在大内北面，气势华美。宫内凿成大池，引西湖水注入其中，池上叠石为山，仿照飞来峰。有一座楼叫聚远楼。禁宫四周总共分为四个区域：东面有香远、梅堂、清深、竹堂、月台、梅坡、松菊三径、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犀、芙蓉冈；南面有载忻大堂，是举行御宴的地方；还有忻欣古柏、湖石、射厅、临赋荷花、山子灿、锦金林檎、至乐池、上半丈红、郁李、清旷、木犀、泻碧、养金鱼处；西面有冷泉、古梅、文杏馆、静乐、牡丹、浣溪、大楼子、海棠；北面有绛华、罗木亭、旱船、俯翠、茅亭、春桃盘、松松。这些都是从西湖上得到后搬运回来的。垂拱殿、崇政殿 临安府治原来是钱王宫，规模宏大，但被金人焚毁之后，已经没有遗存。绍兴年间皇帝南巡，便把这里作为行宫，规制很简朴。停战以后才修建垂拱、崇政二殿，修建规模仅仅相当于大郡设置的厅堂。淳熙年间再次修缮，也仍沿用旧制。每座殿都是五间房、十二架，进深五丈，面阔八丈四尺。殿南檐下的屋子三间，进深一丈五尺，面阔也同样。两侧的架殿各两间，东西廊各二十间，南廊九间，其中殿门三间、六架，进深三丈，面阔四丈六尺。殿后拥舍七间，寿皇因此将其作为延和殿，至今仍沿用这个名称。这大概体现了圣人降低宫室规模、把力量用在沟渠水利上的意思。东宫楼观 东宫过去没有固定的宫殿，孝宗和信王尚未出阁时，只在资善堂听讲读。绍兴三十二年，孝宗成为皇太子，才居住在东宫，东宫位于丽正门内，地方非常狭窄。庄文太子被立为太子后，也住在那里。庄文太子去世后，他的儿子迁出另建府第。光宗被立为太子时，孝宗对辅臣说：“这一次东宫不必另行创建，朕宫中有许多空闲而不用的宫殿，可以拆取搬移来修建。”因此大大节省了工程劳役。淳熙二年夏天，才开始修建一座射堂，作为游习技艺的地方。园囿中又有荣观、玉渊、清赏等堂，凤山楼，都是宴饮休息的地方。绍兴末年，曾想把这里改作泰安宫，后来没有实现。” 建炎年间巡幸时六宫的人数 建炎庚戌年秋，高宗从金陵将要到浙西躲避战乱，先请隆祐皇太后奉祖宗的神主、神御前往南昌，六宫和百司全都随行。当时各项事务刚开始草创，六宫以及前朝遗留下来的人总共不到四百人。皇太后宫中五十二人；哲宗朝人潘贤，宫位三十五人；元懿太子之母周夫人，宫位二十一人；姓名未详的慕容美人，宫位十五人；哲宗朝人张修容，宫位十六人；英宗朝人淑国王夫人，宫位十九人；康国萧夫人，宫位十七人；和国王夫人，宫位十六人；嘉国朱夫人，宫位十四人；成国吴夫人，宫位十五人；润国张夫人，宫位十九人；惠国孙夫人，宫位十四人；张直笔，宫位十八人；孙典宇，宫位十五人；刘直笔，宫位二十人；尚服朱夫人，宫位二十三人。以上都是在宫中有职掌的人。张才人，宫位二十三人，也就是张贤，合计三百八十三人。金兵逼近南昌，县尉们全都溃散，太后仓促向南逃走，前后都由村民抬轿飞奔。六宫中死亡、失散的人很多。《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四乙集 宋李心传撰写 典礼 绍兴至庆元年间，臣僚议论太祖东向之位，以及四祖庙附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