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六乙集

译财赋 广西盐法 广西实行钞盐法，是詹体仁提出的请求。詹体仁曾任广西漕司知事，认为官府承办盐务的办法有不便之处，所以想用客钞法来替代。后来他入朝任起居郎，便推荐浙西安抚使司干办公事胡庭直，命他前往广东、广西，与两地的帅司、漕司及两路提举等司详细商议盐法，这件事发生在淳熙九年二月庚戌。这年冬天，胡庭直出使回来，与广西运判兼提盐王正己、广东提举常平茶盐林枅共同上奏说：官卖盐的办法损害百姓，客钞法较为便利。胡庭直又自行说明：两广过去实行客钞法时，通常以九十万缗为额，广东十万箩，每箩一百斤，正钞钱五十万缗；广西八万箩，正钞钱四十万缗。等到广西实行官卖法，广东又扣除通入广西的二万五千箩，只剩七万五千箩。由于广西没有规定额数，所以现在所卖的盐达到十一万五千多箩，其中不产盐的十六州卖七万五千八百多箩，产盐的五州卖一万八千四百多箩，海外四州卖五千五百多箩。前任漕臣梁安世又创行销售淹制造成的盐一万五千五百多箩，这些全都是强行摊派压售的。现在如果通行客钞法，广东可以达到九万箩，广西可以达到六万箩；再增加征收漕计中留存的盐本钱，改为折算通货，两路可以得到二十八万多缗：西路增加征收漕计钱六万多缗，共十五万缗；两路留存的盐本钱改折通货三万缗；东路留存的盐本钱二万一千缗。东路九万箩中，有西路客商改折后来申请东盐的，以二万箩为限；每箩依照东路客商改折申请西盐的旧例，缴纳通货钱七百文，合计上述一万八千缗。东盐六万箩，每斤增加征收西路漕计钱二文二分，合计上述数额，加上西路正钞钱三十万缗，共为五十八万缗，可以供广西漕司一年的开支。后来漕司又说，和过去实行钞法时相比，有增加支出的十八万缗尚未补足。胡庭直于是上奏请求把广东增加到十万箩，广西增加到八万箩。诏令吏部尚书郑少融会同给舍施圣与、宇文子英、葛楚辅以及詹体仁详细商议。议论者都认为可行。于是检正官王诚之、都司陈安行、谢务本、王吉老按照胡庭直所请，拟定广东十万箩、广西八万箩的数额，同时严厉规定私贩之法，加重禁止官府私自鬻卖的禁令。随后命南库、户部、广西帅司和宪司、湖广总领所每年共同捐出二十万缗，以补足广西漕计的亏缺。户部应得的广东盐司钱一万二千多缗，改送西路漕司，由南库拨钱偿还；免除西路漕司应从靖州起发的钱三万缗；命户部从广西应从鄂州起解的大军钱中核减十万缗，免予起解；命总领所从中通融办理。广西方面，诏令从广东、鄂州拨给大军钱二万五千多缗，由广东从正钞钱中起解。广西帅司、宪司应得的钱七千缗，也一并免除；又免除广西漕司一年杂支三万缗，命其节省一万缗；另拿出祠牒、会子共四十万缗借给漕司，作为一年的经费，其中会子二十五万缗，度牒三百道，合计十五万缗，诏令准许。这是该年十二月己亥的事。几天后，提拔胡庭直为大府寺丞；又过几天，任命他为广东提举盐事，命他施行这项盐法。第二年正月，詹体仁也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四月，诏令说詹体仁陈奏两广利害，深知百姓疾苦，任命他为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不久又升任敷文阁待制。淳熙十五年三月，又诏令说詹体仁多年宣劳，升任敷文阁直学士。“庭直时己升”中的“己”疑为“已”之讹，原文未径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十月、二人、十二年、十二月、十三年、九月〕 枢密院的黄德润留下仲至继续奏报此事，皇上说：“广西帅臣必须选用心地平和的人来担任，这样或许不至于轻率地改变盐法。像贾逵这样稳重的人可以任用，只是近来有些疾病；潘景珪有才能，也很稳重。你们再同丞相商议。”后来贾逵、潘景珪都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商议了很久仍未决定。子远也上疏谈论此事。周丞相于是奏请任命应寺丞孟明知静江府，并召体仁赴行在。皇上因此说：“广西盐法的利弊大体相当。我听说侍从中也有人主张实行客钞。”仲至说：“臣长期在广南，完全知道其中的利弊，此事关系到两路。如果轻率改变盐法，两路就会纷纷骚动，只能暂且针对它的弊病加以补救。”皇上说：“现在任命孟明取代仪之，朕应当亲自写札子给他们，只可以举偏补弊，不可以轻率地改变盐法。”当时是九月甲寅。子远再次上奏，请求停止召体仁赴行在的命令。皇上亲自赐给他札子说：“已经派应、孟明详细考察利害和事实后上报，所以没有让他们入朝辞行，是担心他们受到台臣议论的影响而束手束脚，不能平心静气地处理事务。如果盐钞果真危害百姓，仪之难道能够轻易宽恕吗？”孟明到任后，首先上奏说，本路目前用钞票强迫民户购买食盐，祸害流毒一方。

译而且都盐司不拨给本钱，盐丁四散逃走，许多人家已经申请盐钞却没有领到盐。又有人家拿产业抵押来申请盐钞，也有人家产业已经耗尽，便借用荒田的砧基来充作契约。不如恢复旧法，令漕司负责运输并由官府出售食盐，以解除百姓的愁怨。十六年正月壬寅，朝廷进呈此事。皇上对大臣说：“当初议论实行这件事时，先派胡庭直前往考察，并不是没有详细审察，只是他往往只是附和仪之的说法。现在因此受到了误导，应当命孟明逐条陈述改更办法。凡是民户有尚未领取的钞盐，必须让他们全部领回，不可再次对百姓失信。”丙午，诏令体仁以在外宫观任职，准许了他的请求。此前，朱晞颜被任命为广西小漕，入朝辞行时，皇上告诉他要会同孟明审查研究盐法的利弊。晞颜上奏说：“如今名义上称为客钞，实际上并没有客商，而是强迫差役户承认承担，直到破产才停止。何况静江实行官府运输出售时，每斤一百文；自从改为客钞后，每斤一百三十文，这哪里还有便利百姓之处？”子远于是进见皇上，请求重重贬黜体仁，并依从两司所奏，仍按旧法施行。丙寅日，诏令体仁削去学士职务，罢免宫观职，送到袁州安置，并擢升为知琼州。王光祖任都提举广南路盐事，命帅司、漕司两机构一面办理此事，不得再次出现向百姓强行摊派销售的弊病。仍截留拨付本路各州应当解往湖广的岁计钱十五万缗，用来补助今年的支用。除高州、雷州、化州、钦州、廉州五州出售二分盐外，命令其余食盐由官府运输、官府出售。廉州盐每斤二十二文，主户每月购买三斤，客户二斤，寡妇一斤半；雷州盐每斤三十二文，每年主户每丁食盐十二斤，客户减半。化州吴川县盐每斤三十文，石城县三十五文，石龙县三十八文。高州茂名县三十二文，电白县四十五文，信宜县四十五文。钦州盐每斤四十五文，上户每月购买三斤，中户二斤，下户一斤半。其余食盐，命东路漕司每年卖七万五千箩，充作上供。绍熙元年冬天，采纳广西提刑吴宗旦的请求，大幅降低五州盐价。盐额又采纳广东提举刘坦之的请求，减去钞盐一万箩。户部上奏说，如果这样做，就会暗中损失经费六万三千余缗。然而光宗并不吝惜这笔钱。二年秋天，广东又说六万五千箩仍有尚未售出的，于是又减去五千箩。这是因为广东的潮州、惠州、南恩州既然自己产盐，官府又运输并出售食盐，往往按人口强行向百姓销售。自绍熙以后，朝廷暗中损失经费十万缗，但强行摊派销售的情况也稍有减少。四川石脚井 “筒其实硝也”语义及“嘉靖之洪雅”句法存在疑点，未作猜补性改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十一月、二十四年〕 “士居之人”可能为“土居之人”，译文按可能含义处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九月、一万五千斤〕

译东南收兑会子 自从曾钦道任版书官，为了急于显示理财的成效，开始同提领会子库官陈弥祚、李若本共同商议，按照四川钱引的惯例划分界限，每界一千万缗，两界交替流通，这样实行已经很久。后来每界增加到一千八百万缗，到第七界又增加到二千三百二十三万缗。开禧年间用兵，又依照四川的办法，也实行三界同时流通；而第十三界累计增加到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余缗，民间的折损更加严重。嘉定庚午年春天，第十一界会子将要到期，朝廷提前命刑部曾尚书焕等设置机构收兑，于是他们同僚属上奏说：第十一界会子为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三十六贯八百文，请求用鬻爵以及出售没官田、各种名目财物来收回旧会子，朝廷准许了。嘉定三年五月甲寅，下达诏旨所说的名目共有九项：第一项是打套乳香钱，约一百六十余万缗；就是说，榷货务现有散装乳香十六万七千七百余斤，可以打成一百万二十套，每套价格减钱一百文，作一贯六百文。第二项是出售各路没官田的价钱，约一百二十二万余缗；就是说，户部列出各路尚未出售的官田，估计价钱为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四百三十六贯九百文，限期三个月，允许民户用第十一界会子承买。第三项是出售告敕绫纸补帖一千四百道，估价四百四十万缗。具体是：迪功郎告每道一万贯，承信郎告八千贯，进武校尉绫纸四千贯，进义校尉绫纸三千贯；以上四种各减发一百道。上州文学敕每道八千贯，助教告每道五百贯；以上两种各减发二百道。进武副尉帖每道二千贯，不理选限将仕郎绫牒每道一千贯；以上两种各减发三百道。第四项是左右迁转官循资告九百四十道，合计估价三百三十万余缗。具体是：宣教郎转为通直郎，每升一官七千贯；承务郎至宣教郎，每升一官五千贯；以上两种共减发一百道。训武郎转为武翼郎一万贯，修武郎转为训武郎五千贯；以上两种共减发四十道。选人循资每人三千贯，共减发四百道。承节郎以上转官每官四千贯，承信郎转为承节郎三千贯；以上两种共减发四百道。第五项是封赠冠帔敕告六百道，估价二十八万缗。具体是：生前封为安人的告身，每道一千贯。孺人告身每道八百贯以上，两种各减发一百道。冠帔敕每道一百贯以上，减发二百道。赠父母为迪功郎、承信郎的告身，各五百贯以上，两种合计减发一百道。追封孺人每道三百贯以上，减发一百道。第六项是紫衣师号帖三百道，估价三万缗，每帖二百贯。第七项是副尉减年公据三百道，估价六万缗，每年一百贯。第八项是催收各路已经下发但尚未出售的告敕钱，共分两项，按季度合计一千四百一十余万缗。开禧二年四月、五月两次下发，四个总领所的官告、绫纸、敕帖共二千八百道，计一千一百四十万贯。其中湖广申报已经卖出三十万五千贯，淮西申报已经卖出一万贯；所收的钱也没有解发。各路州军原先下发六百九十八道，计三百五十九万一千贯，已经解发八十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五贯五百文。以上两项合计为前述钱数，现在命令把已经卖出的钱全部解发。如果确实有尚未售出的告牒等，也命令全部缴纳并申报尚书省。第九项是臣僚奏荐所用绫纸的钱，数目尚未见到。承务郎、保义郎以上五千贯，通事、承节郎以上三千贯。后来又禁止铜钱流出都城，于是行在的会子每一千文只能兑换七百文钱，各路州县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半。有人说朝廷知道会子积压堵塞，于是废除第十一、十二两界，改用第十四界新会子收兑。壬申年冬天，王釜任湖广总领，也请求用度牒、茶引两种物品收兑第五界旧会子。每道度牒定价五百缗，官府出售价八百缗；还要搭配茶引一千五百缗，才允许收买，并且限期一个月。然而京湖二十一州相距遥远，却只设置三个收兑场所。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当时人心汹汹，市场全都关门，怨声叹息遍布道路。刘德修任制置使，认为这样不便。正好总领所拿第六界新会子五万缗，命令江陵军民中前来兑换会子的人，用两张旧纸券兑换一张新会子。德修又拿出府库中的储藏，允许军民用一张半旧纸券兑换一张新会子。又向朝廷恳请得到新纸券十万缗。蜀中收兑旧会子，共使用府库储存的黄金二万两、白金九十七万两，因此能够收兑一千六百七十万缗，而百姓没有受到太大困扰。湖广却没有这些储备，这就是它采用茶引的原因。我曾经考察，绍兴初年，东南供应军队只使用现钱。“王▯”含有异常字符，疑为人名 OCR 问题，未擅自改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年、两人〕

译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的始末 嘉定元年冬天，四川总领所收兑第九十界钱引。嘉定元年十一月二日，此前四川钱引以两年为一界，每界印发的数额只限定为一百二十五万。崇宁以后，陕西边境战事发生，钱引大量印发，钱引制度因此败坏。大观年间全部废止，仍下诏以天圣年间印发的数量为标准。建炎初年，张魏公出使，又以便宜之权增加印发。此后因循不改，到嘉泰末年，两界印发的钱引共计五千三百余万缗。三界合计印发的钱引，是天圣年间祖定额数的六十四倍。到了嘉定初年，每缗钱引只能值四百文以下，议论此事的人对此忧虑。总领财赋陈逢孺于是同僚属商议，拿出府库所藏的金银、度牒，同民间收回半界钱引：黄金每两值六十缗，白银每两值六缗二，度牒每百道值一千二百缗。度库所藏物品的价值可以达到一千三百万。议论了几个月，到这时忽然下达到各州，允许民间用旧钱引缴纳官课，并到利州市场出售金银，期限截至年末，官府不得接受榜文发布。民间大为惊骇。此前，总领所每年收取各州县的金银，按惯例多有亏短，便把补亏的数额压在钱引折纳上，分别收支；而度库所藏金银的亏短仍照旧压下。原文“皆不不敢行”有重复字，译文按“不敢前往”处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百钱〕 该条文字疑似标题及附注残片，层次和语义不完整，未作补足。陈逢孺收回半界钱引后，钱引的价值只相当于五百多枚铁钱；如果在关外使用铜钱，每道钱引只相当于一百七十文钱而已。制置大使安观文对此忧虑。庚午年春天，商议想要再次收回半界钱引。提举茶马张东父，名震，是龙游人，曾任军器监，首先拿出马价余钱三百万缗作为帮助。大制司又增加二百万缗。后来于是想要全部收回第九十一界二千九百万缗钱引，其中一千二百万缗由各司合力筹办，另有一千七百万缗命民间每一百道贴纳三十道来收兑。逢孺说：“三年之内三次收兑，这是对百姓失信，而且贴纳数额太多，百姓会遭受折损。不如量力而行，只销毁九十三界新钱引一千二百万缗，这样就停止；其余两界继续通行，公私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安公发怒，立即张榜告谕军民，认为第九十一界钱引是此前宣抚程松增加印发的五百万道，所以钱引价格低落，军民都受到它的弊害。现在由使司办理，除茶马两司收回凿定的五百万道外，其余二千四百余万道都应由总领所用新钱引收兑。自七月十七日以后，如果发给军人的折估钱以及其他款项，都必须用新钱引支付；如果想要支付旧钱引，就必须另付贴纳钱。”}], 所有九十一界钱引从十月以后决定不再流通。檄文送到后，逢孺坚持不予施行。安公益非常愤怒。六月辛酉日，逢孺正在任所办公时，有四名御前军士径直闯入官吏办公处，捆走三名都副吏。逢孺恼怒，当即把官印交给属官，声称有病，向大制司申报，请求致仕。在诛杀曦的那一年以前，副宣司曾派官员清查四路钱物，得到五百万缗，用来帮助总所供养军队，已经三年了。到这时，有人说，讲和罢兵、裁减淘汰以后，用度一天比一天节省，总所每年的经费已有余裕，应当把元日制司所寄存的五百万缗归还，以备兑换。总所参议官毛伯玉，名王▯，仆泸州人，当时刚任命为潞州提刑等职，后来不久去世。兑换九十一界钱引二千九百多万缗，共计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用茶马司羡余、大使司空名、官告、总所桩管的度牒以及金银兑换，其余用九十三界钱引收兑。又发行九十四界钱引五百万缗，用来收回程东老所增加的数额。凡民间缴纳赋税使用的，每一引一百贴，缴纳八千文。大概两个机构的办法同时实行；但是总所收兑旧引，都用金银搭配，通常使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银的成色低而秤量又短缺，官吏便借此牟利。实际上，每一百贴旧引，要缴纳二十引才能兑换得到。凡民间已经用旧引缴给官府的，总所又退回，改令兑换新引，最终不能遵守最初的约定。所谓大制司二百万缗，其中一半是三路盐井户的月额：每三万斤作为一科出售，不受选限限制，授给将仕郎一道，折价一千缗；三路十七州共出售一千道，折价一百万缗。另一半则用来给卖出没官盐井的旧民户。没官盐井自建炎以来，依照坊场法召人投买，除去引息、土产税钱之外，酌量增加课息。嘉定元年，逢孺才听从总领所的榜文，把它们出售给人作为永业，得到钱数十万缗。到这时，大制司认为计司急于求售，给价不合适，于是又召人封实投买，所得钱接近一百万缗。起初下令把旧引全部交给官府，以充作兑换的数额。后来潼川刘师文侍郎申明此事，又下令从十二月以后全部缴纳新引。大概从嘉定元年三月开始两次收取旧引，共有二千五百万缗有余，于是钱引的价值便恢复如旧。假如计司没有储积金银的富余，又怎么能够收兑这些泛滥而不能流通的券引呢？如今四川各郡每年缴纳黄金一千五百两、白银十六万多两，而总所大多有收入而无支出，掌管财政的人谨慎地看守并妥善收藏这些财物，那么本金和利息相互调剂，钱引制度终究不会败坏。所以详细记载下来。四川总领所小会子 东南会子有四种面额，从一贯到二百贯，大概是为了便于转用。四川钱引则只分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丁卯年，陈逢孺因为经费不足，开始创制小会子。杨端明担任制帅时，非常不赞成这件事，四川人都不使用。吴德夫接替镇守蜀地，和逢孺关系亲厚，下令官民全部可以流转使用。州县用来缴纳场赋的，全部不肯接受，因此不敢流通。后来只用五万缗在剑外各州收兑旧引，不久也废止了。当时，宣抚司又发行金银会子，后来也没有流通。

译四川开始发行当五大钱的经过 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日，四川开始发行当五大钱。当时陈逢孺总领财赋，担心四川钱引增多，于是就在利州铸造大钱，以权宜办法救治钱引泛滥的弊病。嘉定三年夏，制置大使司想把旧引全部收回，于是又在州中铸造大钱。利州绍兴监所铸的钱，钱文是“圣宋重宝”，背面铸有“利”字和一、二两个字，另篆铸“五”字。州惠民监所铸的钱，钱文是“嘉定重宝”，背面铸有“西”字和二、二两个字，另篆铸“五”字。两监共铸三十万贯，所用材料的标准都和当三钱相同。当时议论此事的人担心铸大钱获利丰厚，盗铸者会很多；而总领所正担心钱引价值低，于是说：“即使有盗铸，钱变轻而钱引变重，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大钱还没有开始流通时，眉州人中有闲居待次的人，又想在眉州创设一所钱监。议论者认为丹棱虽然产铁，但每年的数额不多，而本郡又没有薪炭；眉山人也认为不便利，于是上下骚动，几个月后才停止。由此只在利州、邛州两监铸造大钱。绍兴至淳熙年间东南出售官产的始末 绍兴末年，黄择之仁荣镇守永嘉，开始提出出售官田的建议。到乾道初年，估价为钱七百万缗，但尚未售出的不到四分之一。乾道二年十一月，户部奏报，已经卖得五百四十万贯，未卖的有一百六十万贯。朝廷于是把营田也一并出售，但两浙漕副周淙说：“本路已经出租的营田有九十二万六千多亩，如果出售，恐怕会失去租税收入。”四川总领所也说这样做不便。于是下诏，除四川以外，全部出售。乾道三年六月以后，又下诏出售没官田产，除两淮、京西、湖北不卖以外，江浙、闽广、湖南八路，按田地计算有六百四十二万多亩，按地段计算有二万一千多亩，按房屋计算有八千四百多间，共估价钱五百一十六万多缗。于是命将作监丞折知常前往浙西，司农寺丞叶翥前往浙东，元年正月命监登闻检院张孝贲前往江东，主管官告院周嗣武前往江西办理此事。这年四月，开始限定一个季度办完，后来接续展期一年。到淳熙初年，已经折价封存的仅有一百六十二万多缗，而已经估价却没有缴纳的仍占四分之一。尚未出售的还有三百五十三万多缗。淳熙元年六月，户部把情况汇报上来：大概在最初估价时，豪民大姓请托官吏，彼此串通隐瞒。已经卖出的，都是压低价格出售的上等产业；中等、下等产业反而估价过高，因此卖不出去。于是进言的人认为，不如暂且命令原来的佃户继续占有田业、缴纳租税，一年之间还可以得到几十万石米。朝廷听从了这个意见。不久命令各路暂时停止出售。淳熙三年二月以后，过了几年又采用军器监主簿的建议，连同营田、沙田一起出售。浙西、淮东、江西二路原来登记到的沙田，共有二百八十多万亩。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认为还不可以这样做。不久，浙西提举王尚之说：“平江一郡已经有应当出售的田地十二万四千多亩，每年收租二万石有余，请另行选择办法拘催租税，或者遇到歉收之年可以用来接济。”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淳熙六年十月，过了很久，进言的人又说，应当把官田全部出售，作为常平救济水旱灾害的储备。淳熙十四年六月，这件事虽然实行了，后来也没有继续追究。总的说来，二十年之间，实际出售的官田不过七百万缗。王德和清查关外营田 关外营田始于郑亨。仲阶成、西和、凤州、金州、洋州、兴元府都有营田，其中洋州的西乡最多。起初是因为战乱之后百姓大多失去产业，所以招募人耕种，只按数量收取租利而已。停战日久，开垦的土地逐年增加。营田户担心官府增加赋税，每隔三四年就通常递交状文退佃，再贿赂总所的官吏，使他们免除租税。绍兴年间，每年课租有十二万斛多；乾道末年减少到十万斛；到嘉泰初年，才有八万斛而已。隆州学官张均字子和曾任西乡主簿，了解事情的根本，便把情况告诉王德和。德和分派八名属官巡行查验，同时在各州县张榜，大意说：“营田户侵占的官田很多，如果按亩数查验，增加税租，所有数额应当是原来的几十倍。现在不想扰民，命令民户自行申报增加开垦的数目：山田每亩收二升，陆田四升，水田六升，就到此为止。”下户害怕，都如实申报；只有豪民大姓暗中贿赂派遣的胥吏，说自己没有侵占，并发给他们公据。由此便有了出售公据的诽谤。各大姓既然不喜欢这件事，郭子明心中想要破坏它。凤州守臣某人，是一名大将的弟弟，也是郭氏的亲属，于是被煽动而把事情闹大。郭子明急忙下榜安抚平定，等到甚至要调兵时，负责办理营田的官属已经行动了整整半年，总所耗费钱一万多缗，州县供应的费用又增加了一倍。子和起初估计可以增加三十万斛，到了这时实际增加的只有八千斛，而且大多是麦子。还没有到秋收，德和就被罢免离任，陈日华接替他，把原来的一切全部退还，连一颗粮食也没有征收。关外丈量核实 剑外各州的田地，自绍兴以来长期被吴氏、郭氏、田氏、杨氏几位大将以及有势力的豪民擅自占有，赋税收入非常少，议论此事的人想要整顿，却找不到办法。吴氏覆灭后，安观文担任宣抚副使，于是把这些田地全部重新丈量核实。金州守臣宋子钦说：“本州的创伤刚刚痊愈，边地百姓恐怕不能让官府把利益全部取尽；官府一进入境内，他们就会四散逃往各处。”于是，除金州以外，对兴元府、洋州、沔州、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大安、天水军所属二十县进行丈量核实，所得数额大体增加，也有稍微减少的。原来九郡的家业钱共一千一百五十七万九千多缗，二税十四万五千六百多石，夏秋役钱十五万七千多缗。到这次丈量时，宣抚司命令另列上、中、下三等，以确定田地的高下，再把三等分为九则，使赋税的轻重均衡。但所委任的官吏一心只求增加数额，从未走遍乡社、亲自踏量田亩，往往强令有田之家增加承认租税数额，百姓于是开始怨恨。增减相抵后，与旧籍相比，家业钱增加二百二十九万七千多缗，二税增加三万五千八百多石，役钱增加三万五千多缗。安公辞去制置大使的表文中所谓“田庐之均，一有伦”，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接任的刘师文说：“上述增加的数额，原来不是因为田土面积扩大，也不是因为户口增多，对百姓有害，对公家没有益处，请求全部免除。”谏官应武纬也这样进言，于是全部恢复原来的数额。

译龚实之核查三总所的钱物 钱良臣以太府少卿身份担任淮东总领，龚实之主持政务。他听说户部每年拨给淮东供养军队的钱有六百九十万缗，而淮东总所每年只用六百一十五万缗，于是上奏派户部员外郎马大同、著作佐郎何万、军器少监耿延年分别前往升州、润州、鄂州三总司核查钱物。当时是淳熙三年九月壬子日。适逢钱良臣以年度经费不足向朝廷申诉，请求借拨钱款，实之便奏请命所派官员一并驱磨核查；而近习之人担心受贿的事情败露，极力营救，实之不予理会。十二月，何万奏报总所侵吞盗用大军钱粮累计数十万，实之奏请把此事交给有关官司处理。第二天御批命令详细分条说明，随后又改为核验查实。不久，宫中又下旨命钱良臣赴阙奏事。第二年正月，钱良臣被任命为起居郎；六月，任中书舍人。又过一年四月，任给事中；六月，任签书枢密院事。他担任中书舍人时，实之离任才十二天。英州发生的祸事，他事先也出力参与。耿延年当时已经升任将作监，何万升任著作郎，因被视为实之的党羽而被罢免。耿延年六月丙戌日被罢，何万六月甲午日被罢。大概是因为耿延年曾说湖广总所的钱物有另外的库房和账簿，所收款项已经改正，所以他和何万一同升迁；而马大同没有查觉并举发什么问题。这两人被贬黜两个月后，马大同才从密院检详文字调任右司员外郎，过了多年辗转升迁，后来才补任外官。大概三总司收受馈赠、贿赂，根基盘结，积弊由来已久，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孙大雅进献拘催上供钱物格式 乾道初年，有个叫孙大雅的人，任秀州知州，因为揭发奸恶、查获隐伏，被任命为直秘阁。不到一个月，孙大雅又上奏呈献一部书，共四卷，名为《州郡拘催上供钱物格》。大意说：本郡每年上供钱有六十八万四千缗多，各项名目有九种，有每年收入的，有每季收入的，有每月收入的，我都把它们整理为按月收入；然后在次月初一根据所设置的簿籍查考不足的数额，进行催缴，并且处罚有关吏员，这样下个月就补足了。由此看来，有拖欠的情况，我从未见过。这就是汉代大司农掌管各种钱、谷、金、帛、货币，郡国每四季上报，月初查阅钱谷簿，凡有拖欠未完的分别列明的意思。臣所管辖的郡，元年上供钱六十八万缗，已经全部缴入大农，再没有拖欠，臣冒死献上此法。事情发生在二年正月癸酉日。奏章送入后，诏令说孙大雅奏陈汉代上计的办法，朕认为今天可以施行，命侍从、台谏等待考察古制后进呈。适逢殿中侍御史张之纲因忧患离职，右司谏汪涓又调任外官。于是监察御史张敦实、刘贡说：“汉代虽然有郡国上计的制度，但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间，只在帝都接受过一次上计，在地方岳牧处接受过三次，有时在三月，有时在十二月。到了汉宣帝黄龙年间的诏书说：‘上计簿只是具备文书而已。’可见在西汉已经不能没有弊病了，何况现在还说能够把它的虚伪全部革除吗？光武帝中兴时，每年正月初一临轩接受朝贺，所属郡的计吏都列于朝班。既然说是所属郡的计吏，远方的计吏大多也在其中；但东汉时未必所有人都能到达，何况如今川、广这样遥远的地方，难道能让他们按期全部到达吗？不如在年终让户部把天下州郡一年之内的收支总数全部汇总，已经足够还是不足，亏少还是亏多，都依照常平仓收支以及户口、租税的例子，一并造册，于正月进呈，由丞相选择一人考核，并明确评定优劣。此事交给户部后，权户部侍郎曾怀说：‘各路州军距离远近不同，如果等各处汇集齐全再编造，也恐怕会耽误时日。请命各州列明应当发出的上供钱、帛、粮、斛的数目，年终造册，正月派人送进朝廷，并制定格式下发施行。’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是在当年三月丁未日。明白此事的人说，台臣的奏议可以说是仁厚之言；如果上计的办法果真施行，那么公私双方早就会困急了。寿皇终究没有施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庆元会计录》《庆元会计录》一书，起初是殿中侍御史姚愈提出建议，请求编修；于是命金部郎中赵师炳、户部郎官杨文炳编纂汇集。庆元三年三月，书编成。

译绍兴至淳熙年间四川宣抚司钱帛数额。郑亨仲担任四川宣抚副使时，宣抚司有随军、激赏、抚养、降赐四个库，储藏数额相当多。赵德夫不弃来到四川后，总领所想要把这些钱物全部取走，亨仲不答应，因此产生了嫌隙。等到亨仲获罪，宣抚司桩存的钱达到五千万缗，诏令分拨运往行在，其余命总领所拘收。乾道三年五月，吴信王去世。六月，又任命宣抚使。九月，虞丞相进入蜀地，宣抚司随军、抚养二库现存钱引八十九万缗，黄金五千三百两，白银一万一千两，帛八千五百匹，都有余数。这是绍兴末年吴信王担任宣抚使时储存的数目。乾道五年三月，虞丞相被召回。七月己巳日，王公明任枢密院枢密使进入蜀地，两个库现存钱一百二十四万缗，其中随军库一百零五万缗，抚养库十九万缗；黄金八千一百两，其中随军库七千八百八十多两，抚养库二百五十多两；白银五万一千两，其中随军库四万九千多两，抚养库二千六百多两；帛四千三百匹，随军库也有余数。乾道八年九月，王公明被召回。十月癸亥日离开宣抚司时，两个库现存钱六百八十九万缗，其中随军库六百七十七万缗，抚养库十二万缗；黄金一万两，其中随军库九千六百六十两，抚养库三百四十两；白银五万一千两，其中随军库四万九千七百两，抚养库一千三百两；绢八千一百匹，随军库也有余数。然而，随军库掌管着朝廷封存积累的度牒钱四百四十万缗，另外还有未偿还茶马司买马钱四十七万多缗，因此两库实际只有二百零一万缗。这一年，宣抚司迎接虞丞相以及支用、制造器物，共用黄金三百两、白银六千五百两，钱帛尚未计算在内。十二月三十日，虞丞相到达兴元时，两库现存钱六百八十二万缗，其中随军库六百七十二万四千缗，抚养库九万七千缗；黄金八千二百两，其中随军库七千八百四十两，抚养库三百六十两；白银四万六千两，其中随军库四万四千五百两，抚养库一千五百两；帛四千六百匹，另有零数。淳熙元年二月癸酉，虞丞相去世时，两库现存钱七百四十三万缗，其中随军库七百三十七万二千缗，抚养库六万三千缗；黄金八千二百两，白银四万六千两；详细数目见于干道九年。十二月，彩帛二万三千四百匹，其中随军库二万二千四百二十匹，抚养库九百八十匹，另有零数。这大概是增加了虞公所携带的度牒，价值一百零五万；与王公明任内相比减少了五十万，而且没有欠茶司的钱。宣抚司可以使用的钱，大致只有二百万缗。这年三月丙申，郑仲一出使。七月丁亥，郑仲一又任参知政事。应本司现存的银、钱、物资和帛，现由总领官赵和仲公说全部拘收。现在这些积存财物由其掌管，命湖广总领所派一名属官，与本所官员核算，抵销各项支出。八月庚午，又命宗正丞李叔玠珪兼任权户部郎官，前往兴元拘催宣抚司的钱物，运往行在。虞公将要去世时，上奏说，已登记收取总领所多年积存、扣除历年支用之外的金钱七百九十多万缗，加上本司积存，共有一千六百二十多万缗，所以朝廷命令取用这些钱。十二月壬午，重新设置宣抚司，任命枢密沈德之为宣抚使。已经拘收的本司财物，只把钱物、军器等照旧归还。不久又下诏，凡旧属军中的场务，一律归还各军，宣抚司不得取用。命令下达后，沈枢密非常不高兴。当时汤朝美任右司谏，又上奏请求罢除宣抚司。二年六月庚戌，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吴挺担任兴州都统制置司，许多财源都被他擅自控制，前后二十年，侵取的财帛多得无法计算。

译四川积存掌管的钱物 祖宗时期，蜀中除上供的正赋以外，只有三路绢纲三十万匹、布纲七十万匹，每匹价值三百文；茶、盐、酒都还没有实行专卖。因此，除上供之外，一年供给地方的钱仅三十万缗：绢价九万缗，布价二十一万缗。自元丰实行茶叶专卖以来，每年达到百万缗；买马运往中都，所出费用已经是祖宗时期的三倍。建炎、绍兴以后，关陕的军队转而进入蜀地，每年支用通常三千万缗，于是民力大为困竭。然而仍有可以推托的说法：军队是为了百姓，蜀地也在使用；但供养军队之外，又有把蜀地财力耗尽的事情。楼仲耀宣谕陕西，与四川本来没有关系，却取走蜀中黄金四千两、白银二十一万五千两、绢八千匹、钱九千缗、钱引一百万；他回去时，便把这些作为激赏库的进献。这是第一件事。绍兴九年八月丁卯，行府归并郑亨仲罢任宣抚使时，各库储存将近五千万缗，制置司只留下二十万缗，其余分拨运往行在的数目就不知道了。这是第二件事。绍兴十八年五月甲申，朝廷下令王瞻叔清查白契，所得钱共四百多万缗，蜀中因此大为骚扰。沈德和向朝廷进言，起初命总领所掌管积存，后来吴挺请求拨出其中若干买马。隆兴二年十二月丙申，又下令拨一百五十万缗运往南库。干道元年五月辛亥，又下令拨五十万缗，一并运往湖广。干道元年十月己丑，最后曾钦道又请求把所余二百六十五万多缗运往西库。干道二年三月壬寅，朝廷下令执行，从此蜀中再也没有得到一文钱。这是第三件事。《实录》起初记载，四川总领所拘收白契税钱四百多万缗，其中拨出给吴挺买马；后来又记载，在现管的三百八十多万贯中拨出一百五十万贯运往南库；接着记载，湖广总领司马绰奏称已奉诏取拨四川白契钱一百五十万贯，请求再拨五十万，朝廷同意；最后记载，曾怀说白契钱已经支用、起运之外，还有二百六十五万多贯，请求全部起运。按此计算，前后总共是六百五十万缗，买马钱不计在内，与原来积存掌管的数目不相合。现在详细考察，湖广的一百五十万恐怕就是南库改换名目拨出的数额，而司马绰后来请求的五十万，虽然得到诏旨，恐怕并未实际起运；这样看来，实际两次起运的总数是四百一十五万多缗。缗罢了。所谓三百多万缗，我怀疑是最初命令吴挺取拨二十万买马时，先从总数中划去了这笔钱，后来却没有实际取拨，所以仍剩下二百六十五万。虞雍公去世时，宣抚司积存的钱，以及从总领所拘收到的、扣除历年支用之外的钱，共计一千六百二十万八百三十多万；其中积存七百九十多万，朝廷最初派户部郎官丹棱人李叔玠珪奉使起运。淳熙元年庚午下令，李叔玠坚持认为不可，皇帝对此颇感为难。适逢重新设置宣抚司，这件事得以暂时停止。十二月辛巳，后来宣抚司再次罢除，于是命总领所掌管积存。二年六月辛酉下令。淳熙初年，龚实之主持丞相事务，才开始上奏削减四川钱中供给湖广的四十七万缗，以减少酒课。三年六月，又暂时削减其余一百一十九万缗，共五年用作边防储备。四年二月，从此计算，所积存的钱逐渐充足。光宗即位后，又因刘德修少监请求，再削减三年的收入，共四百零六万八千缗，每年一百三十五万；这又与淳熙四年的数目不同，尚须考察。所谓抵减盐酒重额钱，就是这笔钱。淳熙十六年四月己巳下令。但四路每年实际发放的只有六十万缗，又因为按买发物资的价格计算，折耗掉一半，实际上只有三十万缗。杨嗣勋当时总管蜀地财计，又节省三十万缗来增加这笔钱。自绍熙癸丑年以后，抵减九十万缗的数目，于是成为常例。到开禧丙寅年，共十四年，蜀人受到减免放宽的恩惠，不下于一千二百六十多万缗。光宗施恩实在宽厚。四川宣抚司与计司抗衡 四川计司过去隶属于宣抚司节制。郑亨仲长期在蜀地任职，秦会之厌恶他专擅，于是开始命赵德夫以少卿身份担任计司，自此两司相互抗衡。开禧年间出兵，程松、吴曦一同担任宣抚使，韩𠈁胄急于求成，于是下达节制财赋的命令，并且允许按察弹劾；这样一来，计司只能拱手听命，两司才安定下来。观文任宣抚使时，推荐陈逢孺总管赋税，陈逢孺侍奉他十分谨慎。当时蜀地财计空虚，而军费日益增加，宣抚司为此调移屯兵、减少戍卒，运送粮食、搜括财物，计司实际上依赖了它的力量。后来因为兑引一事稍有不同意见，陈逢孺也不敢争辩。王少监釜子益接替陈逢孺总管财计，先向朝廷请求，尚书省查核后认为军政、财赋应分别专人负责，权臣此前下达的节制财赋命令应当厘正。到这时，两司才醒悟过来。不到几个月，两人便互相上奏弹劾，于是调王子益任湖广总领。王子益总管财计时，制置大使司上奏请求削减三路兵籍，以八万一千人为定额，有缺额就请求招募补充。然而，原来的兵籍是八万九千人，吴曦叛乱后只剩七万多人；虽然名义上削减了八千人，如果全部招募补足，实际上反而增加一万人。恰逢朝廷普遍下令三衙、江上及四川各军核实兵员，查究虚报冒填的空额，于是这件事停止了。四川总制司争夺出卖盐井 三路官井按照旧法，招人承接煎盐。自从兴兵以后，总领所已经依照官田法，召人投买，得到钱数十万缗。大使司认为价格不够，又重新出售，得到钱一百万缗，收入制司激赏库。王子益认为这是失信，发檄文命令停止。大使司于是以总计所拖欠制司广惠仓米三十万石一事，向朝廷进言，王子益的意见便被搁置了。嘉泰年间补充籴买关外积存的粮食 关外积存粮食八百多万斛，但陈粮新粮相因堆积，仓吏通常把仓门的锁钥完整地交接下去，真正可以食用的已经没有多少。嘉泰甲子年正月，有人说北境增加戍卒，需要积存粮食，朝廷便下达给制置司，派官员盘点计量，并命令扣除腐败和折耗的数目，历界官吏因失于检查点验而获的罪责一并赦免。当时陈日华总管财赋，于是下发度牒三万五千道，交给总领所收籴粮食予以补足。

译四川宣抚司按户对等籴买米粮 丁卯年冬十二月，宣抚司发檄文命东西两路漕司各籴米二十万斛，夔路漕司籴十万斛；制置司承认在成都府籴米十万斛，并派官员运送到沔州。制置司的属官见到这件事，都愤怒地说：“我们是北司，竟然要替你们买米吗？”杨端明说：“按道理不能拒绝，只是可以慢慢设法处理。”当时宣抚司正按户摊派对籴米，于是制置司回报说承认籴米六万斛，其中一半由本府坐仓籴取，另一半由九县按户对籴。后来杨公被召回，事情也就停止了。对籴米这种做法，绍兴初年曾经实行，停战以后废除。大概是每户名下有一石纳税田产，就摊派籴米一石，所以称为“对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七乙集 宋代李心传撰写 兵马 沔州十军分设正、副两司的始末 沔州各军自古就是天下最强的军队，大概御前诸军中只有蜀中军队承袭关陕旧制，而武兴的军队达到六万人，分为十军。其中摧锋、蹋白两军，又是沔军中最精锐的。淳熙以后，朝廷一直没有任命副都统制郭子明为统帅，后来才开始任用王大节；吴曦到任后又罢免了他。吴曦被诛杀后，安观文上奏请求恢复这一官职，准备授予李好义；诏令下达时李好义已经去世，于是任用王喜担任。大概是因为王喜专擅兵权，宣抚司想削弱他的权力。起初朝廷命宣谕使吴德夫前来商议，把十军分属两名将领。不久王喜被罢免，宣抚司准备把司治迁到益昌，正准备任命李贵自〔原文“自”字疑有缺误〕，于是上奏请求把副都统制司从河池迁到利州，并由贵自中军统制官升任副都统制。事情尚未实行，副宣抚使改任兴元府知府，又命李贵担任兴元都统制，由蕲州防御使诸邦宁代替他。诸邦宁本来是杨巨源所结交约定的人。第二年夏天，利州各军因操练结束，突然出城割取百姓的麦子，遍及三十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麦子；于是派诸邦宁紧急出城弹压，杖杀了为首的几个人。总领官陈逢孺大为惊恐，命大军仓拿出官麦五斗借给他们，众人才安定下来。安公听说后，便派使者逮捕诸邦宁，数说他的罪过，把他降为沔州中军统制，于是让天水军知军张威代替他。这是嘉定三年五月的事。从此，沔司的事权逐渐减弱了。丘宗卿创建淮西武定军 起初，淮南两漕司招抚安置边民，号称镇淮军，多达十几万人，每天供给钱米，一律按照效用军待遇办理，费用非常大；既没有点验刺字，也完全没有统属纪律。时间一久，廪给接续不上，公私之间都发生抢劫。嘉定改元，丘宗卿再次担任江淮大使，朝廷担心镇淮军可能发生其他变故，派宗正丞褚叔度奉使处理，并就此命丘宗卿共同筹划。丘宗卿于是先把随雄淮所驻扎的军队分隶各州，由州守臣节制。不久他上奏说，淮东人数较少，由领帅和漕臣负责拣选淘汰；除愿意归农者外，只留下八千多人，将其中一半刺字充作效用军，用来补足镇江大军的员额和武锋军的缺额。淮西人数很多，共六万多人，于是委派制置司属官陈师文与漕臣张颖拣选刺字二万六千多人，充作御前武定军，分为六军，各设置统制。当月便节省钱二十八万缗、米三万四千多石，同时武定军也编成了军队，淮西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