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七甲集

译财赋四　每年支用、仓库和户籍 从建国初年至绍熙年间京城官吏俸禄和军队粮饷 祖宗时期，京城官吏俸禄和军队粮饷的费用，一年总共不过一百五十万缗。元丰年间，每月支出三十六万。宣和年间奢侈过度，后来每月支出一百二十万。渡江初年，连年用兵，但每月支出仍不过八十万。到淳熙末年，朝廷没有战事，才每月支出一百二十万；至于临时支出以及金、银、绢、丝等物，不包括在内。孝宗本来恭谨节俭，节省费用，却和宣和年间的支出相当，这是因为绍兴年间停止战争以后，各部门和宫禁沿袭太平时期的旧弊，支出日益增加，却未能裁减。渡江以后郊祀赏赐的数额 渡江以后举行郊祀的赏赐，建炎二年用钱二十万缗、金三百七十两、银十九万两、帛六十万匹、丝八十万两，都有余数。绍兴元年，越州明堂内外各军的犒赏，共一百六十万缗。四年，建康明堂增加到二百五十九万缗。宿%神武右军守军七万二千八百多人，共支出二百三十一万缗，每人平均为一万三千多文。刘、韩、岳、王四军十二万一千六百多人，共支出二十八万缗，每人平均为二千多文。方州军队不包括在内，此后每天都有增加。二十八年冬举行冬祀，孝宗亲自制定赏赐标准，命令有关官员执行。这一年赏赐的金钱，和以前郊祀相比减少了一半，从宫禁、百官、宗戚、宦官，下至医、祝、胥、皂等人，人人都有赏赐，再也不能废止了。三司与户部的沿革 本朝承袭五代的旧制，设置三司使，掌管天下财利权力，宰相不参与。王荆公执政时，才开始把财利的权柄收归中书。元丰官制中，户部设尚书一员、左曹侍郎一员，掌管经常性赋税；右曹侍郎一员，掌管常平、苗役、坊场、山泽等法令。从此版曹只能筹划京城百官和各军的廪给。建炎初年，因为战争兴起、国家用度不足，开始命张诚伯以同知枢密院事提领措置户部财用，黄道州潜厚以京祠副职辅佐。此后孟富文、庾沈、忠敏、与求等人，都以执政身份相继掌管财利权力，因此财政稍有宽裕，但他们所取得的财物大多出于经制之外。自从撤销总制司后，版曹只掌管经费，每年收入仅五千缗，支出也大致相当；如有不足，就向朝廷报告。有时遇到战争，除禁帑应付之外，版曹只能预借民间坊场的净利四百万缗。绍兴三十一年十月癸酉，有时也只是科卖度牒六百万缗而已。隆兴二年二月，干道初年，孝宗曾计算户部每年的收入，和每年支出相比，只缺三百万缗。元年十二月丁亥，当时会子刚开始流通，李侍郎若川于是请求增印二百万缗。二年二月，但是上半年仍然缺五十万缗，孝宗命令左藏南库把一半用银、一半用钱交给户部。三月壬辰，从此版曹每年向南库借钱一百多万缗，因而形成惯例。淳熙年间，韩子师任户部尚书，才免除按惯例借钱，此后都遵守这项规约。此前，孝宗认为各路财赋的收支十分繁杂，命令两名侍郎分管各路。干道六年正月乙酉，淳熙十年，王宣予任户部尚书，开始请求从第二年四月起，把各道监司、守臣、倅臣所起运上供的钱加以比较，以确定赏罚，获准。八月甲午，此后减免、延后磨勘年限各有差等，因此很少有拖欠，直到现在遂成为定制。《左藏库会计录》左藏库，是国家经常性赋税的储藏之所。淳熙年间，左藏库供给三衙和百官的请给，每年共用钱一千五百五十八万多缗、银二百九十三万多两、金八千四百多两、丝一百一十八万多两、绢帛一百二十六万多匹。按价值计算，金、银、钱、帛合计约三千多万缗；宗庙、宫禁以及临时支出不包括在内。绍熙初年，郑溥之湜以秘书郎身份轮对，向孝宗说：“现在黄老之宫的宦官动辄以百人计算；外戚家庙防护的士兵，多于太庙；额外将校的俸钱，达到正额的一半；外朝百官的费用，还不足以抵得上合门医职和近侍费用的一半。请明令大臣裁定经费，从皇帝乘舆所用到各府署，除供奉宗庙和供给两宫兵费以外，其余一切都根据事务斟酌裁减，停止不急需的开支，削减过度的支出。”赵德老任户部侍郎，于是请求考核内外财赋，设置《绍熙会计录》，等看到大致情况以后，命户部宰属共同议论详细方案，再由一两名大臣出于公心替他们斟酌，把削减下来的财物用来给予百姓。于是命版书叶叔羽、中执法何自然、检正林和、左右司沈信叔、杨济甫与赵德老共同办理。二年正月辛未、丁丑两次下诏，不久，何自然因遭遇母丧离职，后来也没有听说有所削减。

译左藏南库 左藏南库，原本是御前桩管激赏库。孝宗即位初年，改了名称。此前，绍兴年间停止战争后，秦桧把户部名下那些可以确定征收的款项全部收入这个库。户部报告缺乏时，就从这里拨给。秦桧临死时，把它交付御前管理；从此金钱堆积如山，士大夫甚至把它比作琼林、大盈二库。二十九年夏，河水浅而流涩，纲运不能通行，高宗曾从内帑拿出五百万缗钱帮助调度。五月己未，后来他对辅臣说：“朕停止用兵二十年所积存的钱财，难道是用来供自己享受的吗？是为了预备不时之需，免得临时征取，严重扰害百姓罢了。”战争兴起后，又拿出九百万缗作为出师和劳功的费用。第二年夏，诏令从臣分条陈述足食的办法。三十二年四月己亥，黄通老任礼部侍郎，就以此提出建议：“使粮食充足的办法，在于量入为出。现在天下财赋有一半进入内帑，有关官司无法计算其盈亏，请采用唐德宗时杨炎的办法，把它们归入左藏。”等到孝宗接受禅让，袁伯诚孚在谏院又提出这件事，孝宗采纳了，于是把内藏激赏库改为左藏南库。七月癸丑，但是南库的移用都由朝廷决定，不像左藏库那样直接隶属版曹、专门用于经费。淳熙末年，才开始并入户部。淳熙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孝宗又对大臣说：“这个库并入版曹，朕也可以省些事。”不久，都省命令户部接管南库钱二百九万余缗。版书王宣予上奏说：“这些钱都是供奉亲属和内教所需，不能有缺。计算到年终应支出共十五万缗，而现存只有三十五万缗；应收入的又有三十九万多缗。这样已经短缺二十一万缗，而南库按惯例还要归还户部沙田钱二十三万缗，这还不包括在内，合计短缺四十四万缗。”这说明南库归入版曹没有好处，反而有损失，请求把它拨归封桩库。朝廷每年按例应归还户部的钱，却要从封桩库支出，朝廷没有听从。不久，蒋世修以正言身份又上奏说：“南库拨归户部，至今已有两年，但库名仍然存在，官吏也和原来一样，请求一并裁撤。”孝宗说：“如果把库名全部废除，收支出入必然混乱，可以改名为左藏西上库。”淳熙十二年正月三日，于是各路便拨出南库名下钱一百九十八万余缗，改归本库。后来又改称封桩下库，仍隶属于户部。绍兴元年十月二日。左藏封桩库 左藏封桩库，是孝宗创设的。它的规定是：不是供奉亲属、不是军需，就不予支出。到了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赏军队或制造军器为名，把钱拨入内库，有时拨入睿思殿，有时拨入御前库，有时拨入修内司，有关官员不敢坚持不准。郑溥之任敕令所删定官时，借轮对的机会极力向孝宗陈述这件事，当时已是淳熙十三年。库中所储黄金达八十万两，白银一百八十六万余两，另有籴米钱、度牒钱；封桩下库又储有现钱，通常为五六百万缗。淳熙十六年夏，郑溥之任秘书郎，借轮对的机会又向光宗陈述此事。奏疏送入后，命户部查考上报。淳熙十六年六月，但最终还是没有办成。庆元以后，每逢从封桩库拨取钱财，往往就是几十万缗，白银也有几万两，黄金也有几千两，说是用作奉神和奉养亲属的费用。庆元六年六月，拨封桩库钱一百万缗，修建奉祀太上皇后的歹▯赞宫。七月，拨二十万缗收入内藏。八月，拨钱十五万缗、白银二万两，供秋季奉养太皇太后使用。又拨黄金二千五百两、白银二万两，供明堂使用。又拨一百万缗，修建奉祀太上皇帝的歹▯赞宫。一个季度之间，所拨出的金、银、钱合计二百五十万缗，其中很多并不是通常的支出，所以才会这样。平常年份则达不到这个数目。内藏库、激赏库 内藏库，最初是因为太祖平定各国，收取它们的府库财物，储存在讲武殿廊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因而把左藏北库分为内藏库，也称景福内库。不过每年收入不过钱一百余万缗、白银十余万两。真宗咸平年间，曾对宰相说：“祖宗设置内藏库，所储金帛是用来准备军国之用的，不是供自己享用的。太祖、太宗平定各国，亲自祭祀郊外，费用极其巨大，都从这里支出。三司借用的总数共六千万缗。从淳化到景德，每年多时达到三百万缗，少时也不少于一百万缗。三年不能偿还，就免除不再追究。这个库本来就是给计司准备经费的。”所以仁宗以后西北战事发生，大多从内藏库取得供给。神宗采用王荆公的计策，把采山、煮海、矿冶、专卖借贷以及绝户没收缴纳的财物等原属三司的旧名目，交给左藏库以及常平、免役、坊场、河渡、禁军缺额地利等资金，全部归入朝廷。元丰元年，重新更改内藏库的名称，共设三十二库，每库用《诗经》中的一个字命名。元丰五年，又把苗役剩余钱财设为元丰库，直接隶属朝廷，在内藏库之外。《长编》所载的元丰库殿，就是崇政殿库。考察可知，崇政殿库就是内藏库，原来在讲武殿后面，讲武殿改名后才改为崇政殿。元丰库在太府寺内。元祐初年，宣仁太后与哲宗共同处理政事，吕正愍公又建立元祐库，用来封存钱财，这些都称为朝廷库务。徽宗崇宁、大观以后，大观库以及东西等库，还有西城所属财物，全都是天子的私藏，而版曹已经告竭了。高宗渡江以后，只有内藏库和激赏库。秦丞相掌权时，每逢三宫生辰以及春秋内教、冬年、寒食节，还有各局进呈书籍，都要献上金银钱币，因此内库财物堆积如山。绍兴末年，下诏规定除太后生辰和内教外，其余一律减半。绍兴二十九年八月丁巳，孝宗初掌政事，又把进献书籍和礼物一并罢除。绍熙年间，开始多次把封桩库的钱取入内藏库。孝宗接受禅让继位后，又把淮东总领所的剩余钱财五十万缗取入禁中库藏，议论此事的人曾以此进谏。激赏库，就是所谓的左藏南库。御前甲库 御前甲库，是绍兴年间设置的。凡是皇帝乘舆所需的图画和各种器物，有关部门不能供应的，都从甲库取用。因此，百工中技艺精巧的人都聚集在那里。每天的费用大概有数百千。宫中本来已有内酒库，而甲库所酿的酒尤其好，便把多余的酒酤卖出去，很大程度上侵占了户部的酒课额，因此军储常常不足。绍兴二十九年冬，张子公再次任吏部尚书，借进见皇帝的机会上奏说：“君王应以天下为家，不应私自设置甲库来侵耗国家用度。”孝宗采纳了他的请求，把甲库全部裁撤。因此人们知道，设置甲库并不是孝宗本人的意愿。

译三省枢密院激赏库 三省枢密院激赏库，是南渡以后创设的。自建炎年间隆兴堂的膳食费用开始，逐渐削减到维扬，又削减到临安，后来还继续削减。绍兴四年秋，赵元镇任川陕荆襄都督，后来此职没有实行，于是把都督府的钱财收入三省枢密院激赏库。绍兴十年，秦会之主持国政，因为兀朮背叛盟约，需要出兵并准备犒赏赐予之物，于是按田亩征钱，天下五等户中贫民也没有能够免除的。但军队始终没有出动，所征的钱却全部归入激赏库。后来每年的支出达到三十八万缗，堂厨一万五千缗，东厨一万二千缗，玉牒所二万四千缗，日历敕令所、国史院各二万缗，尚书省犒赏一万三千缗，中书门下七千缗，枢密院九千缗。议论此事的人指责这是冗费。绍兴二十九年冬，孝宗命御史、舍人商议此事，朱汉章、洪景严奏请每年减省二十万缗。十二月癸亥，下诏准许。孝宗接受禅让继位后，又把每年用钱减为十万缗。绍兴二十二年七月壬戌，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合同凭由司 合同凭由司，是宫禁中据以取用物资的机构。每年取用金、银、钱、帛，通常以百万计算，版曹只按数目核销罢了。虽然有年终由比部审核磨勘的命令，但郎官只是到内东门司，整天高坐在那里；几名宦官和几名宫女自行进行核算，郎官不能参与。核算完毕，就把文书卷末拿给郎官看，让他签名而已。绍熙二年春，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是滥行赏赐、任意支用，无法节制，请求从今以后，宫内各司所发赏赐、所营造的工程、所取用的物资，全部由有关部门制定适中的标准；凡正当的供给、过度的恩赐和任意援引的旧例，都加以厘正。下诏命叶叔羽、赵德老、何自然共同查考。正月辛未，后来也终于没有实行裁减节省。修内司 修内司，掌管宫禁中的营建修缮。南渡以后，由两浙漕司和京府共同负责。绍兴末年，赵侍郎子潚任两浙漕使时，上奏请求免除修缮事务，把这项事务归给修内司。每年输送钱二十万缗，后来减为五万缗。乾道初年，有关部门请求全部免除，孝宗说：“如果宗庙有损坏，难道可以不修吗？”于是又减去钱五万缗。然而修内司仍然随时从左藏库关取钱物，数量还是不少。如今文历送到比部审核磨勘的，不过是若干口锅、若干把镢头而已。一钱一尺帛都不登记在账册中，所以户部也无法查考。国用司 国用司，是孝宗开始设置的，相关内容见《官制》。然而对于国家用度还没有实际制定措施。乾道三年春，蒋子礼刚开始主持政务，因谢恩新任官职，留下来单独奏事，便对孝宗说：“如今耗费钱财最严重的事情，没有比养兵更大的了。近来陈敏裁减二千人，戚方裁减四千人，大约每名士兵每月可以减少二十千。但裁减士兵固然是好办法，然而如今的军士大多……” -485- 有官员如果与他们一同调任外地，既不免除券钱，又要增加供给。大体上，每名离军使臣每月耗费四十余千，其中券钱三十六千，供给五千。临安一府有八十名，每年耗钱二万六千缗。由此推算，各道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这样虽然在军内减少了支出，在军外却增加了支出，尚未见到这样做有什么收益。孝宗说：“如果是这样，裁减士兵完全没有好处。”蒋子礼说：“哪里只是不利而已！如今裁减六千人，就必定要招募补充六千人，这是加倍耗费。”臣考察在内诸军，每月因逃亡、事故等损失的人员常常不少于四百人。如果暂时停止招募一年半，内外可以暗中节省二百八十万缗。将来财用有余，再招募少壮者加以训练，不仅可以节省费用，还可以使军队精锐。孝宗认为他说得对，蒋子礼因此很快升任宰相。但有见识的人认为，这项办法暂时实行可以；如果贪图军队缺额而这样做，那就又重蹈宣政年间的覆辙了。这一天是二月壬申，蒋子礼奏事退下后，孝宗亲笔下令：从今以后，宫禁内人、百官、三司将校、军兵等人，每月五日，由国用房列出上月支用的前五项请给钱数和人数，列单进呈。从这个月开始，外路军马按照格式下达给各路总领所，每月列出非正常支用的数目上报，永远作为定制。” 后来国用房被废除，但版曹仍照旧进呈账册。榷货务都茶场 榷货务都茶场，旧东京就有。建炎二年春，开始在扬州设置。正月戊辰，次年又设置于江宁。二月乙丑，绍兴三年又设置于镇江。后来又设于吉州；绍兴五年冬，撤销吉州榷货务，而行在的务场随之迁到临安，由都司提领。起初每年征收茶、盐、香等息钱六百九万余缗。绍兴元年、六年九月，下诏规定年收达到一千三百万缗即可推赏，当时认为这是最兴盛的情况。停战日久，每年课额成倍增加。绍兴二十四年收二千零六十六万缗，绍兴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六十五万缗，均有余数。乾道三年三月，下诏规定二千四百万缗为定额：建康一千二百万缗，临安八百万缗，镇江四百万缗。于是淮东总领所实际设在镇江，指定榷货、榷贷钱三十万缗作为养军费用。淳熙年间，三个务场的官吏互相争夺课额和赏赐，开始禁止镇江务的钞引运到临安。淳熙十年夏，朱少卿佺任淮东总领，派属吏刘荀向朝廷申诉。当时黄德润任中执法，率领台谏官上奏说：“镇江务场关系军粮供给，倘若销售不出去，危害不轻。临安务场的年度定额从未亏缺，即使万一没有剩余财物，也不过是官吏不应得到泛常赏赐罢了。”于是请求命提领官以三个务场收入的增减来考核优劣，并恢复镇江钞引按法令办理，允许运到临安，朝廷听从了。六月戊申，从此镇江务场才开始发放。

译丰储仓、外路积粮 丰储仓，绍兴二十六年夏开始设置。在此之前，王公明任司农寺丞时，请求命各路用现有钱收购米粮，运到行在。锺侍郎世明因而上奏，请求命各路每年发运常平仓陈米十五万斛到省仓，以供养军队。进言者认为这破坏常平法，便上奏驳斥了此事。韩尚书仲通在版曹任职，于是请求另在行都储存粟米一百万斛，以备水旱灾害，称为丰储仓。四月戊戌，后来又在镇江和建康储存二百万斛，但其中颇有借用调拨的。绍兴三十年夏，下诏补还。四月乙丑，如今关外也积存粮食一百万斛有余，但行在每年耗粮四百五十万斛余，四川一百五十万斛余，建康、镇江都七十万斛余。如今中都只积存三个月的粮食，关外积粮也不能支撑一年。古代三十年必须有九年的储备，从乙酉年停战至今，已近四十年了。认为应当增加储存剩余粮食，以备饥荒和战争；否则就按每年用粮的数额增加籴买，以陈粮换新粮，使常常有一年的储备，这大概才可以。淮东西、湖广总领所 淮东、淮西、湖广三个总领所，自停战以后，朝廷把各州县的财赋以及榷货等钱拨给它们。淮西每年耗钱七百万缗、米七十万石。张魏公任都督时，增加神劲军二万人，每年又增加费用二百万缗。汤丞相因此进言，所以后来也废除了这项增加。但担任总领的人只能拘收和管理出纳，本来不能在其中实行灵活调剂、取予相通的办法。到乾道年间，淮西每年的费用已经增加到一千二百余万缗，而米数仍和原来一样。淮东总领所每年耗钱七百万缗、米七十万石，但各郡以及盐司输送的钱常常误期。每月应有五十八万缗，其中两浙盐司三十万，平江、镇江府及常州共十五万，江西九郡共十三万。湖广总领所每年耗钱九百六十余万缗、米九十万石，各路输送的钱通常也短缺十分之三。然而三个总领所合计的支出，只相当于四川一年的数额。四川每年籴买需要八百三十余万缗，是因为三个总领所收取的是正色米。三个总领所每年使用户部经常钱九百万缗，榷货所的支出不包括在内。湖广起初发行三合同关子，乾道年间因关子折损，诏令每年增加拨给四川钱帛三百万缗以补偿，其中钱一百七十万缗，绸、绢、丝等在外。淳熙末年，全部捐免这些钱，以减轻四川盐、酒的重课，由内府偿付。朝廷既然按年度定额拨钱，便成为固定数目。近几年军中大规模请领物资，接受的人逐渐减少，因此除每年支出之外，计司略有盈余。有关部门怀疑朝廷不愿看到它们有过多余财，便把剩余部分隐瞒，不全部登记在册，往往妄称为积存，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绍熙末年，内藏库下令淮东总领所取用拨出的剩余财物。次年二月，叶正则说这些钱应当留存以备缓急，请求下诏命有关部门从今以后除列明每年收支外，还要把实际掌管和存有的数目列成账册，使朝廷了解盈余和不足的数目。不是因军前事务，不得随意支移起发，想要挪作其他用途；即使有皇帝内降的诏旨，也允许据理奏请而不执行。等到储积果然很多，朝廷的经制已经确立，然后再讨论各项名目的轻重，考核拨给的数目，宽减州县负担，把财物还给百姓，朝廷听从了。只有四川总领所自建炎以后专掌财利，不必向朝廷覆奏，所以能够守住自己的职掌。

译四川总领所的两件事 四川总领所用于养军的钱和金帛，按绍兴停战初年计算一年的数额，大约费用为二千六百六十五万缗。其中酒课五百五十六万缗，如今减为四百一十余万；盐课三百七十五万缗，如今减为三百余万；籴本四百余万缗；二税上供一百零四万缗；茶司钱额一百四十四万缗，历年实际发放其中二百三十一万缗；经总制司钱，相关内容见《经总制钱事》；九十万缗钱引兑界贴头钱，相关内容见《兑界事》；二十四万缗三路称提钱，相关内容见该事项；十万缗西河州盐钱。起初赵应祥任大漕时，绍兴五年四川收取钱物总计三千三百四十二万缗，而支出多出五十二万缗，每年支出三千三百九十四万余缗。吴武安一军的费用为钱一千九百九十五万缗，第二年收钱减少二百八十万缗，支出钱增加六百六十六万缗，只得用宣抚司积存的剩余钱补足缺额，一年短缺九百四十六万缗；而武安军的军需又增加钱三百八十万缗，总计二千三百七十五万缗。赵应祥既无法积聚钱财，又不能与吴武安相处，于是请求免职。七年，李子及接任都转运使。这一年，本司的收入比六年增加了六百零七万缗，共三千六百六十七万缗；支出减少了二百三十一万缗，共三千一百二十九万缗；收入与支出相抵，仍亏空一百六十二万缗。八千子及上疏说，本司供应军前的正色折估米，共二百六十五万斛有余；可是按照绍兴六年宣抚司的兵籍考察，只有六万八千多人，绝不可能用掉这么多斛米，平均每名士兵要用三十八斛有余，这相当于每天吃一斗米。宣抚司的兵官人数相当于军士的十分之二，官员一万七千七百多人，士兵五万七百四十九人，都是挂名冗员；官员领取的给养又是士兵的十倍，计司怎么能不困窘？当时武安也弹劾李子及，称其军粮供给接续不上，李子及于是获罪免职。十二年，朝廷已经停止用兵，郑亨仲任宣抚副使、右护军，年度经费仍缺钱七百七十八万缗。第二年，诏令增印钱引四百万缗；十六年以后，才开始逐步宽减重赋，减至七百万缗。十八年，郑亨仲被召回，而宣抚总领所积存的钱达到五千多万缗。当时，蜀中号称富足安宁。这就是军队力量造成的。辛巳年用兵时，各将领增招军队至十万六千人，增加马五千匹。可是茶马等司每年输送的钱物，又有很多拖欠，因此总领所每年亏缺达到六百四十万缗。乾道四年二月丙申，有诏令四川宣抚使把四路漕臣召集到利州，根据财赋收入商议确定养兵数额。于是宣抚虞雍公虞澄核查兵籍，裁去老弱士兵近万人，各军清除虚报冒籍者二千人，确定军额为九万七千多人。又取四漕每年剩余的钱补助军费。到淳熙年间，军籍比武安时期增加三分之一，而每年用度比武安时期减少三分之一。从乾道再次议和以后，军中领取大额给养的人逐渐减少，因此计司稍有余财。每逢减免盐、酒、绢、布以及激赏等费用，计司所掌握的钱多至数十万缗，少的也不少于二十万缗。这些才是实际的钱。绍兴二年至庆元三年，杨少卿辅掌握盐酒钱三十万缗、零碎绢估钱二十八万缗；权少卿安节掌握布估钱三十万缗、激赏用绢二十万缗。仅这六年间，计司已经掌握一百八十万缗了。如今议论的人还说四川总领所多有剩余财物，其实并不是这样。东南三总领所掌管的财利都有固定数额，但遇到战争和饥荒，就向朝廷请求补给。只有四川地处偏远，钱币又不流通，所以平时计臣得以擅自掌握征收和支出的权力；一旦发生战争，朝廷也不过问。自建炎年间发生战争以来，赵应祥征收盐酒税，折算绢布的估价，摊派激赏费用，增加籴买本钱的输纳，几乎把商人和农民都征敛尽了。辛巳年战事中，王瞻叔无计可施，于是大规模搜括白契来供养军队。朝廷知道这样扰民，却也无法容许停止。赵应祥、王瞻叔以善于理财著称；近年赵德老、杨嗣勋先后任权少卿，都把减免赋税作为急务，蜀人对此感到庆幸。赵德老曾经把盐酒折估钱减免一个月，共七十万缗；然而如今计司征取的钱仍有无止境的项目。例如淳熙六年免除盐酒重课，所减去的虚额钱至今遇到闰月仍不减免，称为‘加闰’，总共不过二万缗。又如各县的契钱，自王瞻叔以来，每次都予以免除，以帮助省计；王德和却全部拘收入计所，总共不到十万缗。这些都是在琐碎小利上失当。应当免除这些无止境的征取，并妥善储藏其余钱财；平时就用来给予百姓，有事时则用来供给军饷，这样或许才可以。各州军资库 各州军资库的经费，是由省计每年供给的。旧制度规定，每道设置计度转运使，年终核算各郡县的收入和支出；有盈余的就取来补给亏缺的，所以郡县没有经费不足的忧患。自从发生战争，计司常常担心供给不足，凡是郡县都按固定数额和名目拨给经费，至于增加赋税、增添人员，一概不问，因此州县开始困乏。近年离军添差，成为州郡的大患。绍兴十一年四月己未，起初采用张循王的奏议，离军将佐一并给予添差，州郡苦于无力供给。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称：大郡不得超过一百人，次郡减半，小郡以三十人为额，朝廷听从了。但宗室戚里、归明、归正人员，甚至乐工、卑贱工匠、胥吏和杂流人员，也都给予添差。庆元一郡，添差官员四十人，竟用本府七场务的全部收入，也不足以供给四名总管的俸禄，其中有人十五年都没有调任；计算他们的俸禄收入，钱有二十多万缗，米有十多万斛。扬州是会府，每年输给朝廷的钱不到七八万缗，而本州支出却达到一百二十万缗，百姓的力量怎么能不困乏？绍熙初年，议论者请求裁定朝廷的经费，然后让版曹全面核算一年的收入，整理旧籍，削去虚额；再选拔各路监司中爱护百姓、懂得财计的人，让他们考察调度，免除繁重负担，以减轻民力。朝廷没能实行。如今治理郡府的人，只要能够节省用度、查察漏洞，使年度经费不致缺乏，就已经被称为超过常人，再也没有顾及百姓的政务了。

译公使库 公使库，各道的监司、帅司以及州军边县和戎帅都有。太祖以来，因为前代的州牧长官都向百姓征敛来供给厨传，所以制定公使钱，用来供给这些费用，担心牵累百姓。然而朝廷正式拨给的钱不多，却明令允许收取遗利，因此州郡得以任意作为。至于帅司、宪司等机构，又设有抚养、备边等库，开设质库、出售熟药，什么都做，实际上都是为了补助公使费用。公使库的馈赠，在东南尤其严重。扬州一郡，每年账簿上记载的馈赠达到十二万缗。江浙各郡常常把酒送给中都，每年官员到达五六次，必定送出几千瓶。淳熙年间，王仲行尚书任平江知府，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交情深厚，一次饮宴的费用通常达到一千多缗。当时蜀人中有任潭州知州的，又有以总计身份代理润州事务的，任职不到半年，超出常例的馈送都达到四五万缗，供给宅第的酒达到二百多斛。孝宗发怒而加以贬抑；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都有相关处置，但这种风气仍未消除。东南帅臣、监司到任时，号称‘上下马’，邻近各路都有馈赠；计算所得，动辄就是万缗。近年蜀中也这样，他们聚会期间，折合席上菜肴的费用通常以三百五十千为标准。有一个人恰好兼任几个职务，就同时接受几个人的馈赠，在酬答之间，一天便得到二千多缗，贪取没有止境到了这种程度。前些年，陈给事岘任蜀帅，冯少卿宪任成都漕，冯宪便把别人送来的原物返还给陈岘；陈岘发怒，上奏说冯宪包容、掩盖赃物，朝廷把陈岘调离；直到陈岘败落后，冯宪才得以昭雪。当时芮国器侍郎、赵子直丞相先后任江西漕，凡四方送来的聘币都不收入家中，而是拿这些财物在南昌设置养济院，用来养活贫困者。朱少卿时敏任潼川知州，接受四方馈赠后，总是把原物返还。赵德老镇守成都，接受馈赠后另行储存，临行时把它们散给贫困的宗室。这些都是廉洁守节、值得记载的人。只有总领所的公使钱，是按等级从大军库中领取的，所以征敛没有涉及百姓。但朝廷正式拨给的钱不多，而每年用度通常达十几万缗；每年年终把数目上报户部，总是以犒劳军队、增置兵器为名，版曹明知其事却不追问。所谓公使醋钱，各郡都设有定额，公开向属县索取，县里再向百姓征收，由吏员负责输送；小县一年也不少于千缗，百姓尤其因此怨恨。应当停止互相馈送，并免除遗利，使上下成为一体，不让祸害涉及百姓，这才符合祖宗制定公使制度的本意。建炎、绍兴年间的户口数 建炎三年，两浙路主客户二百一十二万二千零七十二口，二百五十六万七千八百户；平均每十户有十五口多一点。成都府路有一百十三万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六万九千零三十六户；平均每十户不足三十口。绍兴二十九年，各路有一千一百零九万多户、一千六百八十四万多口；平均每十户有十六口多一点。三十年，有一千一百五十七万多户、一千九百二十三万多口；平均每十户有十六口多一点。三十一年，有一千一百三十六万多户、二千四百二十万多口；平均每十户有二十一口多一点。三十二年，有一千一百十三万多户、二千三百一十一万多口；平均每十户不足二十一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七十二口〕 四川元丰、绍兴、淳熙年间的户口数 四川有六十州、一百九十九县。元丰二年有二百一十万多户；绍兴三十二年有二百六十四万多户、七百五十一万多口，平均每十户不足三十口；淳熙二年有二百五十八万多户、七百四十三万多口。本朝与汉、唐户多丁少的弊病 西汉户口最盛时，平均每十户有四十八口多一点；东汉户口平均每十户有五十二口，可以相当于周代的下等农夫。唐代户口最盛时，平均每十户有五十八口多一点，可以相当于周代的中等农夫。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平均每十户只有二十一口；如果说一家只有两口，这是不可能的。可见冒用姓名设置子户、隐漏人口的人很多。不过如今浙中户口平均每十户有十五口多一点，蜀中户口平均每十户不足三十口。蜀地人口繁衍并不比东南兴盛，想来是因为蜀中没有丁赋，所以隐漏人口较少罢了。过去陆宣公称租庸调法说：‘不必逐一查阅，就可以知道人口多少。’所以一名丁男授给一份田地，决不能让他缴纳两名丁男的赋税。这不像两税制度下乡司能够在其中上下其手。自从井田什一税之后，大概只有租庸调法最为合理了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八甲集 宋李心传撰 兵马、兵器、舟车 三衙的废止与恢复 本朝旧制，殿前司、侍【OCR缺字：%】马军司、步军司三衙的禁军合计十多万人，宣和年间仅剩三万人而已。京城被攻破时，大多死于敌手。建炎元年秋，骑军统帅郭仲荀从东京率禁军到南京，不久又回任副留守。三年秋，郭仲荀因金兵逼近京城、粮食储备告竭，于是率领余下军队前往行在。这年冬天，皇上将渡海躲避敌军，而【OCR缺字：%】士张宝等人不愿同行，乘吕元直入朝时率众包围他，并且出言不逊。皇上发怒，在明州杀了十七人；除行门外，全部废除他们的班次。第二年春天，皇上到达台州，军队【OCR缺字：%】寡而且弱，只有中军统制官辛永宗拥有几千人，而吕元直的亲军将领姚瑞所部独多，皇上都给予优待。四月，皇上返回会稽，于是选中军五百人入直殿岩，都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当时赵元镇刚开始执政，便因此向皇上进言：‘祖宗对军政最为留意。如今各将领各自统率重兵，却不隶属于三衙，这样军政已经败坏了。只有【OCR缺字：%】兵还保留旧制，也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是因噎废食。皇上醒悟，不久恢复旧制。然而【OCR缺字：%】兵不满三千，有见识的人认为军力单薄孱弱，多次把这件事作为意见提出。绍兴二年秋，诏令三衙筹办设置。不久，皇上对辅臣说：‘一名【OCR缺字：%】士的供给，可以养活三四名士兵。我命令杨沂中整治神武中军，这些都是宿【OCR缺字：%】兵。’于是命杨沂中兼任提举宿【OCR缺字：%】亲兵。五年冬，废除神武中军，隶属于殿前司，任命杨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十二月庚子，又把都督府的军队分别隶属于三衙。这月庚戌。七年夏，重新合并马军司余下的军队和八字军，编为六军十二将，命刘信叔统领。四月丙申，解承宣仍照旧掌管步军。自此三衙才开始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