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九甲集

译旧例。潜藩所属州设置军府的名称。旧制度规定，天子即位后，曾经领有的州镇，从防御州以下的州都升为军名；如果原是节镇州，就建立为府。例如英宗从齐州防御使即位后，把齐州升为兴德军；神宗以忠武军节度使身份建储后，把许州升为颍昌府，都是这种情况。孝宗接受禅让时，因为最初受封于洪鼎，又宣布建州原有军额，于是把建州升为隆兴府、常德府、宁国府、建宁府，而剑州只升为普安军。绍兴年间，才再次升为隆庆府，大概也是采用了这一制度。光宗从荣州刺史进封恭王，当今皇帝从英国公出就傅，后来进封嘉王；四州都是支郡，但其中三州越级升为重庆府、英德府、嘉定府，只有荣州至今没有赐予军名，大概是中书的错误。百官轮流奏对 按照旧例，百官每五天轮流一次，入对奏事。绍兴六年十一月，诏令百官中按规定应当轮流奏对而患病的人，可以封送奏章，不再引见奏对。此后秦相掌权，长期厌恶听取别人的意见，于是应当奏对的百官多借口生病而不来。十七年八月，诏令从今以后凡应当奏对而正在请假者，疾病痊愈之日必须上殿，并命令吏部加以约束。然而实际参加奏对的不过是大理寺十多人，只是姑且应付旧例罢了。自孝宗亲自处理政务后，留意人才；干道、淳熙年间，朝廷士大夫中有才气的人都以能够见到皇上为喜，而平庸无能的人却很为轮流奏对忧虑。不过，士大夫中不受大臣喜欢的人，往往在轮到自己奏对的班次将到时，预先调任其他官职，甚至有人在朝廷任职超过一年还不能见到皇上。这是因为轮换的是官职而不是人员，是这种立法的弊病。大臣获赐书阁名称 宣政年间，大臣获赐书阁名称的，多数得到御笔题写的阁名，例如蔡京题为“君臣庆会”，王黼题为“得贤治定”，就是这样。绍兴初年，高宗把平江的朱南园赐给韩忠武，并题写他所赐书阁的名称为“懋功”。后来秦申王的阁名为“一德格天”，杨和王的阁名为“风云庆会”，史会稽王的阁名为“明良庆会”。皇甫坦所赐书阁名为《绍兴焕文》。宰臣在世时授太师 本朝从建隆到绍淳，宰臣在世时授为太师的只有五人：赵韩王普、文潞公彦博、蔡鲁公京、秦申王桧、史会稽王浩。只有蔡京、秦桧二人是以宰相身份特意授予太师，其他人都是在还政之后作为恩典加授的。亲王在世时授太师 本朝亲王在世时授为太师的有五人：真宗朝的楚王元佐，仁宗朝的燕王元俨，哲宗朝的吴王颢，钦宗朝的燕王俣、越王偲，都是因为属于父兄一辈才获得这一授予。绍熙年间，嗣秀王伯圭因宗室身份特授太师，大概是因为他是光宗的亲伯父，所以采用优厚礼遇。建隆至嘉泰年间宰相人数 本朝宰相从建隆到嘉泰，共有一百零二人。前辈统计，从建隆元年到元祐五年，一百三十年，共五十人；从元祐五年到绍兴六年，四十四年，共二十八人，可以说是前一阶段的两倍。从绍兴七年到现在嘉泰二年，六十六年间，宰相有时任期尚未坐暖便更替，却只有二十四人。大概是因为秦会之独任宰相十八年，所以如此。中兴时期任职较久的宰相 中兴时期的宰相共有二十九人，除秦申王外，在位超过三年的只有八人。王鲁公在淳熙八年任相，十五年罢相，共七年。留[缺字]公在淳熙十五年任相，绍熙五年罢相。京魏公在庆元二年任相，六年去世，都是五年。陈鲁公在绍兴二十九年任相，隆兴元年罢相，共四年。虞雍公在干道五年任相，八年罢相。赵[缺字]公在淳熙五年任相，八年罢相。周益公在淳熙十四年任相，绍熙元年罢相，都是三年。谢鲁公在庆元六年任相，到现在也将近三年。宰相的公孤官位与封国 高宗朝的宰相有十五人，只有秦会之任太师，吕元真任少保，其他人没有达到三公的；封国的也只有两人，即秦益公桧、张和公俊。孝宗朝的宰相有十五人，在世时达到三公或三孤的只有五人：史文惠任太傅，张忠献、陈正献都任少师，陈文恭、虞忠肃都任少保。然而获封国的已经有十人：陈文公、王文定都封鲁国；史文惠、张忠献、陈正献都封魏国；汤特进封庆国；虞忠肃封雍国；梁文靖封郑国；赵开府封[缺字]；周少傅封许国。绍熙以后，宰相共七人，京仲远以少傅封冀国公；周洪道、留仲至、谢子肃以少保封益国、[缺字]国、鲁国三国公；葛楚辅、余处恭的官位都达到特进。宰相官爵的崇高，没有像近年以来这样高的。中兴宰相封国的数目 中兴时期获封国的宰相如下：吕忠穆，成国；秦申王，莘国、庆国、冀国、魏国、益国；张忠献，和国、魏国；汤特进，荣国、庆国；陈文恭，信国、福国、鲁国；史郡王，永国、[缺字]国、鲁国、魏国；陈正献，申国、福国、魏国；虞忠肃，济国、成国、华国、雍国；梁文靖，仪国、郑国；赵开府、沂王、特进，信国、福国、冀国；韩[缺字]、鲁国；周少傅，济国、许国、益国；留少保，申国、鲁国；京文忠，沂国、郑国、冀国、魏国；谢少保，申国、岐国、鲁国。一国封两位公爵 按照旧例，一个封国从来没有同时封两位公爵。宣和末年，郑达明封燕国公，等他去世后，蔡攸才又封燕国公。淳熙年间，史太保封魏国公，陈少傅封福国公；遇到庆典时，陈少傅进封魏国公，当时史公还健在。近年，赵沂公已经封[缺字]国公后，过了几年，留申公以左揆身份再次封为[缺字]国公。一个封国有两位公爵，大概是讨论定制时有所疏失。宰相死后追封王爵 中兴时期宰相死后追封王爵的有两人：秦申王因为任职时间长，史会稽王因为过去的恩遇，都是特殊的恩典。中兴诸将封王的数目 中兴时期在世时享受王爵封号的将领有四人：张忠烈俊、韩忠武世忠、杨武恭存中、吴武顺璘。死后追封真王的有五人：张忠烈追封鲁王，杨武恭追封和王，吴武顺追封信王，韩忠武追封蕲王，吴武安追封涪王。死后追封郡王的有一人：刘武僖光世，追封安城郡王。中兴外戚封王的数目 中兴时期外戚中封王的，从信安孟王忠厚开始，后来有平乐韦王渊、大宁吴王益、新兴吴王盖、永宁郭王师禹，都是因为身为皇帝舅父的尊贵身份才得到这一封号。庆元年间，韩太傅[缺字]胃因为是中宫从曾祖，被封为平原郡王，大概是特殊的诏命。

译高宗朝任参知政事的人数最多 太祖干德二年，开始设置参知政事。从那以后十三年间，只有四人担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参知政事共有三十七人；徽宗在位二十六年，共三十四人；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共四十八人；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共三十四人。按历朝比较，高宗朝任用的人最多。大概是因为秦丞相专权，不愿让参知政事长期在位，所以如此。小两制官授任执政 按照旧例，小两制官从来没有授任执政的。干道二年，蒋子礼才开始由中书舍人授为佥书枢密院事。中兴时期左相的数目 中兴时期的左相共有十六人，高宗朝七人，孝宗朝六人，光宗以及庆元、嘉泰年间三人。其中范觉民、洪景伯、蒋子礼、叶梦锡、赵温叔，都只是独任宰相，而且任右相。朱藏一、张德远、史直翁、梁叔子，都曾两次入相，但也都只任右相。本朝宰执的父亲在世时所受恩典 本朝执政大臣的父亲尚在世的，如王文康溥、章雷州惇、张文孝观、吴正肃奎、安观文焘、何开府，朝廷都因他们进入二府而加重恩典和任命，但不过是授给四品寄禄官后退休罢了。徽宗任用李太宰邦彦执政，优待特别深厚；他的父亲浦，起初特授右文殿修撰，升为宝文阁待制，奉朝请；去世后，又追赠杂学士，谥号宣。浦是怀州人，以锻银为生，他所受的授官和追赠都不合旧例，但当时没有人纠正。政和初年，林彦正摅从翰林院提拔为执政，他的父亲邵由宝文阁待制升为直学士，大概是因为这件事而给予特别待遇。近年，程参政松任谏长，他的父亲九万因儿子在台省任职已久，从直敷文阁授为秘阁修撰。嘉泰年间，又因程松进入两地，再授华文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奉朝请；据说比政和年间的恩典更优厚。本朝父子、祖孙、兄弟担任宰执的数目 本朝父子为宰相的有两家：吕许公、申公；韩魏公、仪公。祖孙为宰相的一家：曾鲁公。兄弟为宰相的一家：韩康公、庄敏。父子担任执政的有十三家：曹武惠、子武穆；韩忠宪、子献肃、持国、庄敏；石元懿、子文定；陈晋公、子恭公；王仲明、子忠；王惠献、子安；吕文靖、子惠穆、正献；范文正、子忠宣、恭献；曾宣靖、子令绰；蔡新州、子彦清；蔡儋州、子居安；秦申王、子伯阳；王敏节、子能甫。祖孙担任执政的有八家：张师黯、孙翼；王文献、孙康靖；梁庄肃、孙才甫；富文忠、孙季申；张章、孙元量；张荣僖、曾孙忠文；钱文僖、元孙处和；蒋颖叔、曾孙子礼。兄弟担任执政的有十二家：吕镇南、弟正惠；陈文忠、弟文惠；任康懿、弟安惠；吴正肃、弟正献；吴惠穆、弟正宪；韩献肃、弟持国、庄敏；王文公、弟和甫；蔡儋州、弟元度；邓子能、弟文；洪文惠、弟文安；宇文仲理、弟肃敏；叔侄担任执政的有四家：胡文恭、从子修；林文节、从子彦振；史签枢、从子文惠；章文献、从孙质夫、子厚。三代为宰相的一家：吕文穆、从子文靖、从孙正献。三代担任执政的两家：韩魏公、子仪公、曾孙似夫；曾鲁公、子令绰、孙钦道。四代担任执政的一家：吕许公、从父文穆、子惠穆、正献、曾孙舜徒。渡江以后，父子兄弟建立节度使的世袭关系。统计起来，有三世、四世、五世相继建立节度使的。渡江以后，父子相继建立节度使的有十三家：刘光世的儿子景庆；钱忱的父亲景臻；邢焕的儿子孝阳；韦渊的儿子谦；吴玠的儿子拱；吴璘的儿子挺；郭浩的孙子果；杨存中的儿子倓；刘锜的父亲仲武；吴益的儿子琚；珽吴盖的儿子怀；吴挺的儿子曦。兄弟相继建立节度使的有七家：吴玠、吴璘；钱忱、钱愐；韦谦、韦谠；吴益、吴盖；吴挺、吴拱；吴琚、吴怀、吴珽；李孝友、李孝纯。三世为节度使的一家：吴璘、儿子挺、孙子曦。四世为节度使的有两家：钱忱一族，高祖俶、曾祖惟演、父景臻；郑藻一族，祖父绅、父成之、从子兴裔。五世为节度使的一家：韩[缺字]冑一族，曾祖忠献、从子邈、从孙同卿、从曾孙[缺字]。本朝未满三十岁就任知制诰、未满四十岁就拜相的人。本朝未满三十岁就任知制诰的有：苏文；二十六岁的吴元中；二十七岁的晏元献；宋宣献、王懿恪、张安国都是二十八岁；王文正、夏文庄都是三十岁。未满四十岁就任执政的有：寇莱公三十岁，张魏公三十三岁，晏元献三十五岁，苏文、钱宣靖、韩魏公都是三十六岁，赵韩王、王沂公都是三十九岁，富韩公四十岁。未满四十岁就拜相的有：范觉民三十一岁，吴元中、何文缜都是三十八岁，张魏公三十三岁。中兴时期掌政的学士 中兴时期的学士，从建炎丁未到嘉泰壬戌，共七十人。其中任承旨、直院、权直并且后来登上宰执之位的有十一人：朱忠靖胜非、沈特进该、汤庆公思退、虞雍公允文、史魏公浩、洪文惠适、蒋观文芾、梁郑公克家、周益公必大、鲁公淮、葛开府邲。后来担任执政的又有二十九人，可以说是盛况了。渡江以后学士两次、三次入院 渡江以后，三次入院的学士有两人：胡端明交修、王端明曮。两次入院的有十六人：张文靖守綦、宝学礼、沈忠宪与求、陈资政与义、孙资政近、刘阁学才、邵李侍郎椿年、洪文安遵、钱给事周材、洪文敏迈、刘忠肃珙、郑资政闻、周益公必大、王鲁公淮、倪侍郎思。

译本朝学士任职较久及两次、三次入院的人 学士中任职时间较长的，晁文渊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尧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宪得象、赵清献抃、杨内翰伟都是十一年；陶尚书谷、丁文度都是十年；扈尚书蒙、苏参政易、贾参政黄中、李昌武宗谔、孙文懿抃、胡文恭宿都是九年；徐常侍铉、杨文公亿都是八年；欧阳常侍迥、宋宣献绶、欧阳公修都是七年；梁给事周翰、李相州维、晏元献殊、冯宣靖元都是六年。熙宁以后，学士通常任职一两年就升迁，任职较久的也不过三四年。高宗朝的汤庆公、孝宗朝的周益公，才都任职六年。学士两次、三次入院的，宋文安两次入院共二十年；李相州、孙文懿都是十二年；杨文公、范仲文都是九年；曾宣靖、冯文都是七年；叶道卿、张文定都是六年；宋景文、杨宣懿都三次入院后不再入院。渡江五年以后，周益公两次入院共九年，胡端明两次入院跨越六年，任职较久的只有这两人。父子兄弟入翰林院的数目 钱文僖公记载，父子入翰林院的一家，李文政、昌武兄弟入翰林院的有三家：窦可、窦象望之；李文靖、李相州；钱希白、钱师圣，认为这是极盛的情况。后来父子入院的又有四家：钱希白的儿子飞梁、仲素、庄肃；苏仪甫的儿子容；洪忠宣、景伯、景严、景卢。兄弟入院的又有九家：陈文惠、陈康肃；宋元宪、宋景文；吴正肃、吴正宪；韩康、韩持国；苏文忠、苏文定；曾文肃、曾文昭；蔡元长、蔡元度；宇文仲理、宇文仲通；洪文惠、洪文安、洪景卢。然而洪氏父子兄弟进入翰苑的有四人，这是古今从未有过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钱〕 西阁任职较久 祖宗时期，西阁中任职较久的，王晋公两次入院，共十六年；朱公巽十二年，卢崖州十一年，扈日用、李孟雍都是十年；张尚贤、石文定都是九年；钱文僖、宋宣献、李仪父都是八年；李相州、王沂公、刘子仪、张文孝都是七年；盛文肃、钱希白、丁文、晁文庄都是六年。非进士出身而授任内外制、台谏、经筵、史馆职务，始于此。本朝非进士出身而授为学士的，从林彦振开始；韩持国已经通过省试合格，但为避嫌没有参加廷试，授为舍人的，从颜夷仲开始；授为讲官的，从吴传正开始；授为谏官的，从徐师川开始；授为台官的，从曾统开始；授为史官的，从邵博开始。任申先已经先被赐予出身，授为修注官，后来才进入史院。中兴时期讲读官的节料 中兴时期讲读官在三大节日所领的节料是：大观文，钱一百五十千、酒十瓶；大资政以上，钱一百千、酒十瓶；从官，钱五十千、酒六瓶；其他官员，钱三十千、酒三瓶。这是绍兴十五年冬制定的法令。制科出身而任宰执的人数 本朝通过制策登科的有四十人，做到宰相的只有一人。富文忠以[缺字]执政的有九人：夏文庄竦、吴正肃育、张文定方平、田宣况、吴文肃奎、邵安亢、苏文定辙、李黄门清臣、范荣公百禄。词科出身而任宰执的人数 从绍圣乙亥到绍熙癸丑，凭宏词科考试入选的共七十二人。后来做到宰执的有十一人：孙忠定传、滕枢密康、卢左丞益、张文靖守、范参政同、秦忠献桧、周枢密麟之、洪文惠适、洪文安遵、汤庆公思退、周益公必大。进入翰苑的有二十一人：吴龙学、卢左丞益、孙尚书觌、张文靖守、滕枢密康、胡尚书交修、范参政同、刘侍郎才、邵王端明曮、汤丞相思退、周枢密麟之、洪丞相适、洪枢密遵、洪内翰迈、莫直院济、周丞相必大、赵舍人彦冲、李尚书巘、陈侍郎岘、陈内翰宗召。状元中做到宰相的人数 自建隆以来，已经去世的状元共有六十九人，其中做到宰相的只有七人：吕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宪庠、何开府梁、文靖克家、赵银青汝愚，就是这些人。做到执政的共有十一人：杨枢密砺、王景庄嗣宗、苏参政易、陈文忠尧叟、张文孝观、蔡文忠齐、王文忠尧臣、冯文京、许黄门将、陈枢密诚之、郑枢密侨，就是这些人。做到节度使的有二人：陈康肃尧咨、王懿恪拱辰，就是这些人。父子、祖孙、兄弟；状元、父子、兄弟；贤良。本朝父子都是状元的有三家：张去华和他的儿子师德，安德裕和他的儿子守亮，梁颢和他的儿子固。祖孙都是状元的有一家：沈遘和他的孙子晦。兄弟都是状元的有两家：二陈，即文忠、康肃；二孙，即汉公、邻几。父子都是贤良的有一家：钱希白和他的儿子明逸。彦远兄弟中都是贤良的有两家：二钱，即子高、子飞；二苏，即文忠、文定。状元参加制科考试 唐贞元年间，魏宏以状元身份参加贤良科考试，从此以后就没有继承这一做法的人了。到了本朝，又有两名状元参加制策考试：孙舍人何、孙学士暨。二人在咸平初年接连考取榜首，压倒众多士人。咸平四年，他们又一同以贤良方正科登第，这是近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状元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数 状元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有：王宣徽拱辰、汪端明应辰，十八岁；沈内翰遘，二十岁；莫内翰俦，二十二岁；梁内翰颢、张舍人孝祥、王尚书佐，都是二十三岁；杨枢密砺、苏参政易、木尚书待问，都是二十四岁；王丞相曾、王参政尧臣、张监丞唐卿、贾内翰黯、彭尚书汝砺、舍人泾，都是二十五岁；何仆射、赵丞相汝愚，都是二十七岁；蔡枢密齐、宋丞相庠、冯枢使京、杨监丞寘、姚秘书颖、王叔兴昂，都是二十九岁；陈枢相尧叟、张参政观、詹舍人骙、许佥判奕，都是三十岁。

译状元十年内做到执政、五年内任侍从的人数 状元及第后，不到十年便做到执政的有：吕许公蒙正，丁丑榜，癸未年任参知政事，共七年；董资政德元，丁卯榜，甲戌年任参知政事，共八年；梁郑公克家，庚辰榜，己丑年任签书枢密院事，共十年。状元及第后，不到五年便任侍从的有：余给事，从及第到任给事中，共二年；苏参政易、霍侍郎端友，从及第到任知制诰，共四年；陈英公尧咨，从及第到任知制诰，共五年。此外，吕许公何文缜，从登第到拜相，经过十二年；梁郑公从登第到拜相，经过十三年；王文正、冯文、赵庄叔，从登第到任知制诰，也只用了六年；赵温叔从登第到任中书舍人，也只用了八年。状元三年内做到执政、两年内任侍从的人 秦伯阳在绍兴十二年以右通直郎登第，一年后便任礼部侍郎，三年后便任知枢密院事。他的儿子埙在绍兴二十四年登第，第二年便任礼部侍郎，这是古今从未有过的事。状元特例给予任子 仁宗时，状元孙暨、杨寘死于京城，都获准授予一个儿子官职。绍兴元年六月，利州通判何洙说，他的弟弟涣死时官至承事郎、大学博士，请求授予一个儿子官职，朝廷答应了。后来，黄司业死于承议郎、直显谟阁任上；淳熙年间，余校书又死于奉议郎任上；庆元年间，两人都特例授予一个儿子官职。这便成为惯例。近臣举荐御史 按照祖宗旧例，御史有空缺时，通常命两制、学士、舍人，分别为两制和给舍；中丞知杂、侍御史知杂京，共同举荐一两个人。自从官制实行后，便只由朝廷直接任命。淳熙初年，孝宗才恢复旧例，命近臣参与举荐。但从官都害怕回避，很少有人敢把人选上报，所以这一制度又废止了。到绍熙末年，才仅仅实行过一次。南班宗室及堂后官开始参与台参 中兴以后，南班宗室到御史台参见，从士移等人开始。绍兴四年二月初一，堂后官到御史台参见，从魏彦▯等人开始。绍兴三年九月丙子，这两件事都是御史台自行请行的。舍人因避嫌而不草拟制书 绍兴初年，王刚中独自担任中书舍人。当时恰好遇到三件需要制书的事：一是他的弟弟居修改任京官；二是他的外甥刘立道任起居舍人；三是他本人接受磨勘。刚中因有嫌疑而请求回避，于是命左司郎官周纲代理舍人。命令发布后，李舍人谊又兼任直学士院。适逢李丞相伯纪辞免潭州帅职，皇帝下诏不许。但李谊曾弹劾伯纪，伯纪因此获免。奏章大意说：‘当时言路公开肆意诋毁诬陷，李谊也曾以此进言。’于是命刘舍人一正草拟制书。都司颁行制词并下达时，草拟了两件批答，这在东都时期从未有过。此前，胡尚书交修任直学士院，他的丞相公请求奉祠，朝廷不许。胡交修本应草拟答诏，因对朝廷有所避嫌，于是命胡明仲舍人代为草拟，后来便成为惯例。舍人草拟内制 近年翰苑只设两名官员。淳熙五年，学士周洪道任御试详定官，直院范致能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本院出现官员空缺，朝廷得到圣旨：遇有撰写制诰文字的事，依照惯例暂时送交中书舍人办理。淳熙十四年，学士洪景卢任知贡举，直院李献之出使，负责拟定待制诏书，孔目官李植向朝廷请求，于是采用了淳熙五年的旧例。检正官阅读录黄 绍兴二年十二月，韩世忠因功受赏，相关文书中给事中贾安宅被任命为部侍郎。门下后省缺少官员，于是诏令检正李与权书面阅读这件事，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做法。密白 旧制度规定，枢密院的事务都要送交门下省。干道元年十二月癸丑，言官请求从今以后，凡枢密院已经奉旨办理的文书，都要交由中书、门下，依照三省的格式书写黄纸、阅读审核，以表示对皇帝发布命令的敬重。朝廷采纳了这一请求。但枢密院中机密而紧急的事务，则不经过中书，直接送交门下省，称为‘密白’。庆元三年，枢密院通过密白为潜邸旧属的两名医官迁升补授官职，给事中许深父认为这不合旧典，提出争辩，于是这项任命被搁置。给事中、舍人不许联名奏事 自元丰年间分设三省以来，中书舍人发现制敕有错误，可以上奏论列；给事中则负责驳正中书的违失。绍兴以来，偶尔有驳正之事，或者由给事中、中书舍人联名共同上奏。干道五年二月辛亥，中书舍人汪养源说：‘神宗制定官制，以中书作为发布命令的机构，门下负责审查、驳正、复核，然后交给尚书执行。三省都设置属官，以便相互补救，职责分掌十分严格，不应互相妨碍、越权侵犯。如今给事中、舍人联名奏事，就是把中书、门下混为一体，不符合神宗用来明确职分、防止过失的本意。’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下诏恢复旧例。礼官与学士争论诏书用纸 干道年间，李仁父任礼部郎中，洪景卢任直学士院。当时占城前来朝贡，诏令学士院起草答敕。景卢援引旧例，请求用金花白藤纸书写诏书；仁父上言，认为应当遵从绍兴年间的近例，用白藤纸制作敕书。景卢认为这是侵犯职权，便上奏争论此事。皇帝说：‘礼官讨论礼制，怎么能说是侵犯职权？近例既然可以依据，就只依从绍兴年间的做法吧。’景卢对此十分不高兴。后来，仁父编修《四朝列传》，书稿将要完成时去世。皇帝命景卢续成此书。景卢删改旧史时，竟然没有一篇完整的稿本，大概是因为平素与仁父不和。于是皇帝催促进书非常急迫，而新书尚未完成。王偁季平把《东都事略》进献上来，朝廷便取用它。有人只看到新书疏漏简略、错误很多，却不知道当时仓促之间，没有时间考订选择。书成进呈御览后，景卢在朝廷上援引季平，季平因此得到直秘阁的官职。官告格式 建炎以后，侍从官及宗室南班官员升迁任用，开始发给官告。大卿监、防御使以下，只使用黄敕。后来用绢代替绫，用罗、缬罗代替锦。监察御史以上使用锦。绍兴四年，才开始规定职事官、监司以上都发给官告。绍兴十四年，才开始使用锦。后来又下诏，内命妇及外命妇中的郡夫人以上，才可以使用网袋和销金，其余人不得使用。淳熙十三年，李叔永昌图任工部侍郎，借郊祀恩典追赠他的父亲用宾为少师，私自命文思院工匠阎谅用销金绫纸制作官告。陈子荣任侍御史时向朝廷弹劾他，因此获罪，被罢职奉祠。

译此前从官获准穿红带 按照旧例，从官不带待制以上职名而被罢免的，只能系黑带、佩鱼袋。淳熙年间，王仲行由吏部尚书改任端明殿学士、知绍兴府，尚未赴任，便因言官章奏被夺去职名。仲行入朝辞行、上殿时，系着金带、垂着鱼袋进去，合门的官吏阻止他。仲行立即解下所佩鱼袋，合门官吏仍认为不可以，于是他只好向小吏借黑带入见，心中非常不平。淳熙十年十月，才下诏说：‘权侍郎以上罢任而不带职名的，准许系红带、排方带、黑犀带，仍然佩鱼袋。’从此便成为固定制度。紫衫 自从军队兴起以后，士大夫开始穿紫色窄衫，上下都一样。绍兴九年八月甲子，诏令公卿和地方长官不得穿戎服接见百姓，恢复穿戴冠带，但始终没有真正实行。秦会之死后，魏道▯执掌政权，又恢复实行这一规定。议论的人认为这扰民，贫困的士人尤其苦于此事。不久，魏道▯受到台谏官攻击，这项规定便被废止。弹劾奏章中列举了几件事，这就是其中之一。于是紫衫被废除，士大夫都穿凉衫。干道年间，李献之任学士，向皇帝进言说：‘群臣聚会时，面貌衣色很不好看。如今陛下奉养两宫，最好恢复穿紫衫。’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大概是因为自渡江以来，人情日益趋向便利，已经不能恢复旧制了。国丧期间穿凉衫、紫衫 孝宗去世时，赵子直执掌国政，开始命令群臣穿白色凉衫、系黑带处理政务，一直到服丧期满才停止。议论者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等到光宗去世时，礼部侍郎陈宗召又请求百官以日代月服丧，禫除结束后，穿紫衫、系黑带处理政务，朝廷采纳了。渡江以后赐予墓碑额 渡江以后，大臣中还没有获赐墓碑额的。绍兴初年，皇帝开始亲自为韩文定题写神道碑额，称为‘世济盛德之碑’。后来得到这种赐额的也不多。秦丞相父亲的碑额为‘清德启庆’，秦丞相本人的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陈文恭为‘精忠显德’；杨和王为‘安民定功，佐运兴德’；刘忠显为‘旌忠褒节’；吴信王为‘安民保蜀，定功同德’；韩蕲王为‘中兴佐命，定国元勋’；史太师为‘纯诚厚德，元老’；周益公为‘忠文耆德’。大臣谥号中最为美好的 大臣谥号中最为美好的有两种：若论功勋劳绩，‘忠献’最为美好；若论道德事业，‘文正’最为尊大。立国二百年，谥号为‘忠献’的只有三人：赵韩王、韩魏王、张魏公。谥号为‘文正’的也只有三人：王沂公、范汝南公、司马温公。由此可以知道这些谥号的品级了。李司空、王太尉都只谥为‘文贞’。宣政年间，蔡卞、郑居中也谥为‘文正’，但最终不足以载入此例。渡江以后，秦桧谥为‘忠献’，实际是博士曹冠拟定的。确定谥号后不许改易 庆元末年，京丞相去世，赐谥‘文穆’。不久，他的儿子沆请求避家讳，改谥为‘文忠’。于是言官认为，杨亿是大儒，既然已经谥为‘文’，议论者想再加一个‘忠’字，最终尚且没有同意；想加一个字都不可以，何况定下两个字的谥号，还想追求极其美好呢？希望敕令有关部门，从今以后议定谥号务必符合死者实际。如果不符合，应按照古法，以举荐不实论处。谥号确定并下达以后，若子孙请求再次改易，按违制论处。朝廷采纳了。渡江以后改谥 渡江以后，公卿的谥号，《王仲言挥麈录》中有记载，但非常简略，如今不能全部记下，只记那些改易过的：韩师朴丞相最初请求给王刚中谥号，博士定为‘文礼’。谥法中，奉议顺从叫作‘礼’，取的是王刚中任礼官时不赞成王荆公坐讲之议的意思。但韩氏的儿子说，历来没有用‘礼’作为谥号的，便把这件事告诉当时的宰相范觉民。觉民把此事告诉刚中，刚中不肯改，于是按照吏部复议，改为‘文定’。左选侍郎李长民去世时，京东帅曾孝序死于战难，博士钱叶给他定谥‘刚愍’。执政者不喜欢这个谥号，于是改为‘威’。韩都尉嘉彦请求谥号时，博士华权定为‘夷节’，而方庭实任考功官，改用‘端节’。司马侍郎朴获赐谥号时，博士詹林宗定为‘忠肃’，而张敬夫在吏部，改为‘忠洁’。这四例都是在谥号确定、尚未下达以前改易的。代州王忠植死后，太常定谥为‘义节’，但秦丞相认为其中没有‘忠’字令人疑惑，命令另行议定。太常说，如果把‘忠’作为谥号，子孙诵念它，就不符合改易名号的原则，于是此事作罢。孝宗初即位时，命有关部门为岳飞拟定谥号，太常议定‘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孝宗认为使用‘愍’字会使上皇显得失政，拒绝采用，于是改为‘武穆’。这两件事都是在谥号已经议定但尚未下达之前有所退让的情况。刘萃老丞相最初谥为‘正肃’，本来是合适的，但‘正’字触犯了丞相父亲的名讳，于是改为‘忠肃’。赵崇公叔寓最初谥为‘敦美’，但‘敦’字与光宗御名同音，他的曾孙德光向朝廷请求改谥为‘清’。这两件事都是在谥号下达以后发生的，但由于迫于名讳，不得不避讳。大概从绍兴到淳熙六十多年间，改谥只有六七次，都各有原因，并不是京丞相那种情况。张参政纲最初谥为‘文定’，汪圣锡任吏部尚书时驳议此谥，于是改为‘章’。后来他的孙子贵最终又恢复谥为‘文定’。《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甲集 宋代李心传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