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二乙集

译杂事 赵韩王六世小谱 忠献韩王赵普，字则平，是幽州蓟县人。曾祖父吴国公赵冀，任三河县令；祖父赵国公赵全宝，任澶州司马；父亲齐国公赵迥，任相州司马。后来迁居洛阳。齐国公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忠献，次子赵贞，任尚书都官郎中；次子赵安易，任宗正卿；次子赵正，任东头供奉官。忠献有三位妻子：长妻卫国夫人魏氏，生右羽林卫大将军赵承宗；次妻齐国夫人魏氏，生昭宣使、诚州团练使、追赠中书令赵承煦；三妻陈国夫人和氏，是后唐宰相和凝的女儿，生有两个女儿，都度为道士。赵承宗娶长乐郡主高氏，她大概是太祖的外甥女，没有子嗣。赵承煦字景阳，最初娶仙源郡夫人孟氏，她是蜀主孟昶的女儿；后来娶延康郡夫人孟氏，她是孟昶之子、滕国公孟元的女儿，生子赵从约，字文礼，任东上合门使、象州防御使，追赠建宁军节度使。赵从约娶曹氏，她是秦武惠王曹彬的女儿，封同安郡夫人。赵从约有十四个儿子：长子赵思齐，任左藏库使、荣州刺史，追赠华州观察使。赵思齐生赵希鲁，任宜州观察使，追赠太保。赵希鲁生▯，字子伟，事奉高宗，任蕲州防御使、知合门事，后来改名为赵述。赵述的儿子赵演早逝，赵演的儿子赵益，字谦叔，事奉孝宗，任武德大夫、文州刺史、权知合门事。赵从约的次子赵思明任引进使，有女儿嫁给户部侍郎范坦。赵思聪任合门通事舍人，娶宋氏，她是武安军节度使宋守约的女儿。赵思复任武经大夫、荣州刺史，娶钱氏，她是吴越王的孙女。赵思恭任崇仪使，娶冯氏，她是知枢密院事冯京的女儿。赵思文任左藏库副使，其子赵希杰任奉议郎、知秀州。孙子赵珪任武翼大夫、知茂州。赵思礼任内殿承制，其子赵希诏任武节郎，娶向氏，她是安康郡王赵宗回的女儿，封乐平郡夫人。赵思静任国子博士。赵思行任武功大夫、荣州刺史，娶徐王向经的女儿，她是钦圣宪肃皇后的妹妹。其子赵希仲任卫尉寺丞。韩王家族子孙中所有显达的人，都在这些人之中。绍兴七年，朝廷录用功勋贤臣的后代，其中有韩王第六世孙赵洪等十二人。赵洪在干道末年做到修武郎、知绥阳县，后来去世；家产被盗贼掠走，他的女儿流落蜀中行乞。嘉定三年六月辛酉日，我经过家乡，因此得以看到他家这样的世谱，所以摘录其中的大要写下，以补史书的缺漏。南渡以后，名将都是西北人。南渡以后，将帅中韩世忠是绥德军人；曲端是镇戎军人；吴玠、吴璘、郭浩是德顺军人；张俊、刘锜、王▯是秦州人；杨惟忠、李显忠是环州人；全渊是阶州人；马广是熙州人；杨政是泾州人；这些都是西部人。刘光世是保大军人；杨存中是代州人；赵密是太原人；苗傅是隆德人；岳飞是相州人；王彦是怀州人；这些都是北方人。诸将之中，只有张、韩、杨三人的官位最尊贵；他们的儿子都在行都。张俊的儿子子颜、子正，都任次对杂学士；杨存中的儿子偰，任列曹侍郎；杨倓做到执政；韩世忠的儿子彦直、彦质、彦古，都任户部尚书；岳飞的儿子岳霖，从流落中起身，也任兵部侍郎，已经没有世代为将的风气了。只有吴氏、郭氏居住在靠近边塞的地方，还保留着将门的传统。吴玠的福分不如吴璘。吴襄烈公吴拱本是吴涪王吴玠的庶弟。父亲吴扆任军校，娶刘氏，生下吴玠、吴璘。后来家中婢女又生了吴拱。刘氏强悍，吴扆害怕她，便让吴玠名义上成为自己的儿子。然而吴拱为人很像吴玠，多次经历战阵，也得到军士的拥戴。晚年，他与吴璘的儿子吴挺一同任管军节度使，但吴玠的官位只做到使相，吴拱只做到节制使。吴璘官至太傅，封新安郡王；吴挺也做到太尉。古人说：“有智谋的将领不如有福分的将领。”吴玠、吴璘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奉议郎李荀老，是太宰王邦彦的侄孙。他娶吴璘的次女，能够这样讲述吴家的事情。后来吴挺的儿子吴曦因叛乱被诛杀，吴璘其他子孙也都被废黜、迁徙。朝廷念及吴玠保卫蜀地的功劳，特意免除株连。赵开山改姓。改姓开的赵开，是沂州的地方豪强。起初姓赵，名开山。绍兴末年，金国皇帝亮残暴苛虐，人心不归附。赵开山于是聚集众人在山泽之间做盗贼。金亮入侵时，朝廷派李宝进入胶西，赵开山率兵从城阳前来会合。于是他改姓开，名赵，表示想要开创赵氏中兴的事业。后来葛王即位，赵开随李宝归顺朝廷，历任武略大夫、英州刺史。干道庚寅年，南郊祭祀按例应当任子，他自称如今已经姓开，不能让父亲没有子孙承继后代，请求将儿子大锡、大名允许改从赵姓，并给予荫补，以承继父亲赵整之后。诏令特许了此事。一家有两个姓氏，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刘、李二位忠定获得谥号的始末。寿皇在位时，前朝旧臣大多获得赐谥，往往官位尚未达到相应等级，便特意给予谥号，蔡君谟一类就是这样。淳熙庚子年，刘元城的家人请求赐谥，皇帝对大臣说：“元祐党籍中，朕几乎不记得这个人。”赵温叔说：“党籍中的从官，以苏轼为首，安世是第二人。”如今他的语录还流传于世，于是谥为忠定。戊申年，李伯纪的家人请求赐谥，皇帝偶然没有想起来，宰相周子充向皇帝说起他一生的大概情况。皇帝说：“志向远大而才能不足，大概是张浚一类的人吧？”于是也谥为忠定。这两件事，都是赵、周二位公亲口说的。

译何道夫淡泊于进取。何耕，字道夫，是德阳人，曾经在类省试中名列榜首，是有名的士人。他淡泊于仕进，登第三十年后，才被召任仓部郎官，升为右曹兼储寮，任史院国子司业，最终做到祭酒。两学的士人都很敬重他。道夫每次退朝，总是直接回家闭门，从未登门请托，神色淡然如常。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礼部齐庆曾侍郎被罢免，有人说道夫已经得到这个职位，任命文书也将下达。礼部官吏也打扫厅阁等待他来，后来却停止了。有人说：道夫一向受到赵丞相敬重，但并不十分亲近他。当时正要进呈任命，赵丞相便以乡里和国家之嫌作为理由来解释。又有人说：蜀地有人与道夫志趣不同，选取他早年的文章秘密告诉王抃，所以最终没有任用他。第二年春天，他升任秘书监。这年秋天，赵温叔被罢免宰相，道夫也请求离去。皇帝告诉大臣说：“赵雄被罢政后，蜀地士人几乎空了；不过何道夫太过单薄刻薄，不可任执政。”皇帝传达了旨意后，道夫始终不肯留下，于是任命他为潼川府知府。临行时，两学的士人送他到关外，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赵温叔被罢相时，蜀地那些受他引荐的人往往都被驱逐，只有道夫没有沾染物议，安然离去。当时人们称道夫在任子时，先让自己的兄长之子获得官职；到他去世时，他的三个儿子德方、德固、德彦都还没有出仕，后来全都考中进士。李知几豪迈。李石，字知几，是资中人，进士中名次很高。蜀人称他为方舟先生。绍兴末年，任太学录。太学右学生发现芝草，学官都向贺知几道贺，只有知几认为这是兵乱的征兆，因此获罪被斥退。干道年间，他从沈黎被召任都官郎中，后来又因上书论事而离职。赵温叔是他的同乡，突然显贵，知几把他当作晚辈看待，不与他通信。过了很久，知几被起用为眉州知州，任成都路转运判官，到任十天便被罢免。不久，赵温叔执掌政权，知几从此再没有被起用。赵温叔免去宰相后，王季海接替他。知几与王季海有过去同任学官的交情，亲自抄写近作诗数十首寄给他，字迹倾斜潦草，几乎无法辨认。王季海很怜惜他，正商议授予他官职时，知几却去世了。知几为人豪迈，但也急躁偏狭。他任小漕时，有个姓石的监库官进来拜见，知几看了他的名帖后大怒，典谒吏改称他为监库，知几才罢休。知几离职后，成都流传“十还”的歌谣。石监库改回本姓，是其中一件事。在眉山任职时，郡博士想戏弄他，便命题说：“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知几对他说：“您竟想狠狠敲打石头，让牲畜之类高兴吗？”听到的人都认为这是很好的戏谑。虞丞相离开京城时所受恩典之盛。虞丞相第二次镇抚蜀地时，寿皇用诗为他送行，说：“像您这样品德完备的人，哪里适合闲居；姑且分任西面，使您承担忧患而不推辞。论道之职暂时空缺，暂且借您宣扬威名，筑坛任将。风教已经兴盛，三蜀安静；战争平息，天下安宁。归来后还希望您最终像及时雨一样施恩，只是还不许乡人穿着锦衣来观看。”这种恩典的隆盛，是南渡以来宰相离开京城时从未有过的。又按照旧例，赐给他家庙五室和祭器，任命他的儿子公亮为直秘阁，并供给祭祀费用。俊也被任命为合门祗候，这大概是非常规的典制。宣徽副使。欧阳公《集古录》跋康约言碑说：康约言曾任宣徽北院副使，由此可见唐代南、北两院的宣徽院各自都有副使。考察可知，唐德宗末年，赵殷衡任宣徽院副使，这件事已经见于史书中，不必等到康约言碑也可以知道。范季才对《五代史》的订正有不恰当之处。范季才为《五代史记》作订正，十分详尽广博，但其中也有辨析不恰当的地方。例如《李琪传》称，李琪所私用的官吏应当得到试官，李琪把“试”改为“守”，末帝大怒。范季才考察《通鉴》说，李琪把“摄”改为“守”，并且认为把“试”改为“守”，不过是官职轻重的差别，怎么至于被放逐？如果把“摄”改为“守”，那就是把无官变成有官，所以末帝才想严厉责罚他。范季才只看到如今职事官按照行、守、试区分俸禄多少，因此认为只是官职轻重的差别，却不知道在官制改革以前，本来就有一种试衔，例如试校书郎、试将作监主簿之类，都是选人。如果担任守监簿，就已经是京官了。范季才自己对典章旧故还不熟悉，便任意发表意见，旧史本来并没有错。古人著书大多有时会出现差误。自古以来著书，前后大多不能完全相互照应，即使《资治通鉴》也有时难免这种毛病，大体是因为编集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姑且就一件事来说：汉景帝四年和中四年都记载为冬十月发生日食，如今《通鉴》都把它写在秋季之后，大概是编者从本纪中摘录出来，却没有想到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所以错误地把它系在一年末尾。近年吕伯恭最为通晓古事，陈君举最为通晓当今，吕伯恭亲自撰写《大事记》，陈君举亲自撰写《建隆编》，世人都称其精密，我曾经考察它们，也都不能避免差误，于是随着具体事情加以辨析。朱文公《通鉴纲目》的条理编排极好，如今流传于世的草稿本，在唐肃宗朝也直接脱漏了两年的事，同样是因为门人补缀编纂时前后没有照应。又从唐武德八年以后直到天祐末年，干支都多有差错；考察其原因，大概是《通鉴》按岁名记载，而文公的门人大多忽视史学，不熟悉岁名，所以有这种错误。我因学生有所询问，也为此加以订正。这样看来，贯通古今并不是可以轻视的事情，只是不要因此丧失志气罢了。蜀帅中不把聘币收入私家的有三人。近年以来，蜀帅所收聘币不进入私家的，只有赵子直、德老、杨嗣勋三人。赵子直把聘币用来救济房屋被烧毁的贫民；德老将要离任时，召集九县中的宗室，把聘币分给他们；杨嗣勋连迎接新任官员所需的物品也不占有。近来的惯例是，蜀帅任满回朝，往往以修城为名，收取数万缗的买船钱；等到杨嗣勋被召回时，只从省司领取了四千缗。此前陈端仁任帅，冯廷式任成都漕，端仁有聘币，廷式按照惯例用原物换取封存物品来答谢他，端仁非常怨恨，甚至借其他事情向朝廷弹劾廷式。寿皇知道后，不相信这件事。近年吴德夫进入蜀地，听说李仲衍的节操，非常敬重他。等到德夫进城，仲衍首先退还了他的馈赠；德夫一再请求，仲衍才当面接受，交给分帑吏，然后才回信答谢。德夫对此不平，因此两人渐渐有了隔阂。冯廷式名宪，是普州人，淳熙末年死于司农卿总领四川财赋任上。

译傅、陆修史并举荐替代者。嘉泰初年，朝廷因为中兴史尚未完成，从泉州召来任龙学的傅景仁；又起用年老的陆务观任华文，二人都以京祠身份专门掌管修史事务。不久，傅景仁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但因年老多病不能赴任，竭力推辞，于是任为资政殿学士，出任地方官。当时陆务观年将八十，也以年龄为由辞职，于是以次对身份兼任秘书监。不久又退休，朝廷命二人举荐可以接替的人。陆务观举荐京西转运判官李伯珍，傅景仁极力反对；傅景仁举荐新任夔州路提点刑狱李季章。于是朝廷召李伯珍任秘书监，升为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李季章任秘书少监，升为宗正少卿、直舍人院，后来做到执政，不再掌管修史事务。龚颐正续写《稽古录》。龚颐正，字养正，是和州历阳人。曾祖父龚原，任尚书兵部侍郎。龚颐正本名敦颐，年轻时考进士没有中第，因洪丞相门客的恩荫，不受选限而以登仕郎入仕。曾经撰写《符佑本末》三十卷，又编写《元祐党籍》三百零九人的列传，只散失了六人的传记。洪内翰主持史院时，向朝廷推荐他；他起初被授为下州文学，不久补授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光宗接受禅让后，他改用现在的名字，因推荐者的关系任主管吏部架阁文字，升为大社令、宗正寺主簿。龚颐正撰写《续稽古录》，极力宣扬▯冑定策的功劳，因此被提拔兼任资善堂小学教授，升任枢密院编修官。嘉泰元年秋，诏令称龚颐正学问广博，赐进士出身，兼任实录院检讨官，把三朝史事交给他办理。这年冬天升任秘书丞，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等到▯冑死后，诏令销毁他的《续稽古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九人〕 各司属官按理应当任通判。嘉泰三年，忽然有诏旨规定，各司属官中属于京官的，按理应当任通判。当时张伯子的弟弟张孝仲任京西安抚司干办公事，便被授为成州知州。第二年，任利州路提点刑狱。不久，虞雍公的孙子虞易，也从福建幕职提拔为太宁知州，大概就是采用了这个规定。皇帝亲笔严禁监司之间互相馈送。嘉泰三年，皇帝亲笔严禁监司之间互相馈送，但远方仍照旧。四年夏天，马使彭辂到成都，制使谢源明、茶使赵善宣挽留他超过两个月，从进入境内时迎接，到临行时设宴赠送礼物，把楮币、锦缎、彩帛、书籍、药物计算在内，所得将近几万缗，谢源明、赵善宣所得也相当。大概各路互相馈送，只有建康、成都最为丰厚。各司每次会集，一分就要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相馈送，一顿饭的费用就要三千四百多缗；建康六司更是加倍，而邻近各路的监司、帅司还没有计算在内。这年六月，赵漕从成都转运判官任上改任四川茶马提举。当时省司代理事务已经很久，朝廷本来是想省去迎送的费用，茶司、漕司都设在成都城中；但去迎接、送行以及迎送公用的水脚费用，各司都要数千缗。过去没有所谓压境钱，是谢用光首先创设的。赵漕根本没有离开城中，却也收取压境钱，这又很可笑。建康所谓六司，是帅司、漕司、总赋司、武司和骑司二司；帅司中主管行宫、大内钥匙的官员也包括在内。每年遇到留守巡视，殿中官总要设酒宴，自己坐在主位，却让留守坐在宾位；陈正献公任留守时，把这种做法斥去。后来范致能来到，又很快恢复了原来的做法。穿莎衣的道人。“莎衣道人”姓何，是淮阳军朐山人。他的祖父何执礼，官至朝议大夫。道人为躲避战乱渡过长江，参加进士考试却没有考中。绍兴末年，他才来到平江。有一天从外面回来，突然像疯了一样，身穿白色襕衫；白天就敲门讨饭，夜里则住在天庆观门外。时间一久，衣服更加破烂，他就用莎草编缉起来。他曾游妙严寺，面对池水看见自己的倒影，顿时豁然大悟。无论贵贱，人们问他吉凶祸福，他没有一次说不中，因此世人称他为“莎衣道人”。孝宗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入朝，他不肯来，于是赐号“通神先生”，为他修建庵舍让他居住，并赐给他数袭衣服。道人都不接受；官民强行邀请他进入庵舍，他大笑着出来，又回到原来的住处。平江的好事者每天用珍馐美食送给他，他总是在大路上吃，吃饱就离开。光宗即位后，又召见他，他仍然不来。周南卿廷策中所说的“特意派遣王人到数百里之外聘问妖民”，指的就是这件事。庆元六年，道人在平江去世。

译陈应求正任执政时，关于虏使书仪、避讳，以及为虏使安排馆舍等事，附记如下。自从渡江以后，北方使者往来，本朝都传达北方国家皇帝的御名和庙讳，而本朝只传达皇帝的名字。北方使者与馆客往来的文书，也都用花押字代替署名。隆兴重新议和时，这些做法没有改变。乾道二年冬天，陈应求刚开始执政，恰逢金国来祝贺正旦的使者到来，应求按照旧例主持宴会。使者送来私下相见的礼书，文书上用花押字而不署名，应求拒绝接受。掌仪官害怕惹出事端，把这件事报告给应求。应求让他转告使者说：“今天难道还应当沿用辛巳年以前的旧例吗？”使者理屈，只好详细询问应求的爵位和籍贯，改在礼书上署名后送来，说：“只是特意为陈公屈尊而已。”从此便成为惯例。绍熙元年重明节，黄文叔以王府翊善的身份奉诏担任接伴使，八月十九日到达盱眙。文叔问掌仪官田愿：“高宗为什么只称皇帝的名字而不称庙讳？”田愿说：“自从高宗祔入太庙以后，原来一直没有处理这件事。”文叔于是派田愿等人带着庙讳和御名三张纸前去。北方使者的副使看了说：“以前没有这个先例。”田愿回答说：“这是二十七朔之外第一次讲定礼仪，皇帝的名字和庙讳应当有所区别。”双方往返争论了很久，北方副使才对田愿说：“请替我向使副转达，他们说得非常正确，也合乎道理，并不是我们不明白；只是我们来时没有得到朝廷的指示，只能依照册子上的规定办理，难以擅自决定，还请务必谅解。” 文叔于是作罢。后来北方的引接使者到来，传达他们国家的名讳，从旻到他的父亲，恭敬地称为庙讳的共有六人：旻、晟、宗、尧、雍、允、恭。文叔回朝后奏报了这件事，请求以后派遣使者时尽力议论改正。大概隆兴重新缔结和约时，朝廷急于平息战争，只能纠正大体上的问题，而交往文书中的礼仪或许来不及讨论，这类情况恐怕不止一两处。旧例是宰执亲自为虏使安排馆舍，并且用三衙[疑有缺误]士供其役使。乾道元年，虞某执政时，才开始革除这一做法。每年赏赐给虏使的金银器皿，由文思院制造；先命工部郎中、员外郎前去察看，接着由版曹、漕司相继察看，再送往都亭驿，由中使点验集合，然后又带到宰执那里阅看，最后才进呈。淳熙十二年，李永叔任昌图为工部侍郎时说，这些程序不足以拿来烦扰至尊，于是改为只送到都堂验看。张诏出使虏国，因一件事而突然受到重用。淳熙年间，张诏字君卿镇守历阳，接到诏令担任交聘使。有一天，金人拿着所绘的佑[疑有缺误]献二陵画像送到馆中，画像上的人都穿着北方服装。君卿曾经见过列圣的御容，心里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立即向画像拜了两拜。馆客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君卿说：“我虽然不认识画像中的人，但只见他们有龙凤般的姿态、如日光般的仪表，猜想是北朝的祖宗，怎么敢不下拜？”金人无话可说。孝宗听说后非常高兴，张诏便由此突然受到重用。京仲远将要奉使命出使，因守礼而受到重视。思陵的丧事期间，北方人前来吊唁，京仲远以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的身份担任报谢使，步军司计议官刘瑞仁担任副使。仲远到达汴京后，按照北方人的惯例，北方设宴款待；仲远要求撤去音乐，北方人不同意，双方相持了整整十天，最终撤去音乐后他才赴宴。皇上非常器重他。回朝后，皇上对大臣们说：“京镗这一节操值得嘉奖，平常人多说节义必须遇到事情才能看出来。”到进呈升迁品秩时，皇上说：“京镗出使应对值得嘉奖，按常例升两官。”端仁又援引周子充等人的情况说：“不必拘泥于升官，按照圣意授予升擢也可以。”皇上说：“只按常例升官，就等于授予升擢。”又说：“这件事全是京镗的功劳；至于刘端仁所说的借助他人成事，京镗却是毛遂自荐的毛遂。”于是京镗授任侍从官，端仁也应当稍加表彰，可以命枢密院拟定授予环[疑有缺误]官。于是下诏：京镗奉使命出使、恪守礼节值得嘉奖，任朝请郎、权工部侍郎；刘端仁任修武郎、左骁骑郎将；武经大夫、京畿第二将、国信所通事田愿也升为武节大夫。这是十五年六月壬辰的事。后来过了四十天，蜀帅赵子直因病请求离职，皇上对大臣们说：“令汝愚召京镗到行在，京镗人才杰出，可任命为待制、四川制置。” 赵子直听说后，对人说：“京镗声望轻、资历浅，怎么能担当这样一方的重任？”因此两人产生了嫌隙。京仲远当时所建立的功业就是这样。张通古能写诗而且聪慧。北方人张通古，绍兴八年以行台侍郎的身份来出使。通古稍微会写诗；他回去时，归正的燕人周襟因为与通古旧日相识，上奏请求护送他到边境。通古到达安丰，作诗赠别，说：“良人轻易一别，转眼已经过了几个秋天。明月遥望也看不见，白云徒然自生愁。南归的大雁悲伤地向北飞渡，江水又怎能阻止向东流去。何日才能再相会交谈，如今已经都白了头。”通古天性聪慧，秦桧曾把胡邦衡的奏封事给他看，他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奉命出使进入北方境内时所乘车辆的数量。旧例，南方使者进入北方境内，金人派遣接伴使前来迎接。正使、副使以下直到三节人，都骑马。后来因为南方人不习惯骑马，便改用车辆，使者往来都乘车。使副各一车，上、中节各四车，下节三十二人，共五车。每辆车用十多匹马或骡子牵引。金人又派白军四百人护送。所经过的县，县令都在边境迎接。到达开封后，才赐御宴；在真定又赐宴。通常使者到燕京后，住在来远驿；如果是泛使，则住在宁远驿。爱王叛乱。爱王是葛王的孙子。当初允恭很早去世，葛王爱护他的哥哥越王，想立越王为帝，但后来没有成功。如今的君主即位后，爱王于是谋划叛乱，被他的妻子之父仆散琦告发。事情败露后，他以到会宁府放牧为名，占据上京叛乱。这是明昌六年三月丁酉。金主三次召他，他都不来，于是他联合契丹、蒙古叛乱，攻取慈州、岳州等州。当时越王在咸平，契丹发檄文给金人，请求立越王为帝。金主把越王迁到庆阳。五月丁酉，赐爱王死，诛杀他的家人八十多人，只有爱王本人还在其中。直到现在，他仍然是金国的祸患。仆散琦就是承安四年来祝贺皇帝生辰的人。明昌六年，是本朝庆元元年；承安四年，是本朝庆元六年。这篇记录写成几年后，才看到有人记载虏中事情，说爱王是鄗王允恭的儿子。考察允恭，实际上是原王璟的父亲。淳熙十六年三月，朝廷秘密下札给沿边各州，详细要求避其名讳。当时把爱王当作鄗王的后代，实在是大错了。

译岳少保被诬陷的供证和判案。岳武穆岳飞之死，王仲元的《挥麈录》详细记载了王俊告发变乱的状文，并且说曾经得到过完整的案卷。仲贯甫任尚书郎时，我曾向棘寺询问此事，他们说，张俊、韩世忠两家争论配享之时，张俊家重金贿赂，取走并藏起了原案，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我曾得到当时执行处置的省札，考察其中的狱词，所定的罪名都是当时精心编造、罗织出来的言辞；即使只做到这种程度，岳飞的冤屈也已经可以看出来了。现在把它抄录如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呈进尚书省的札子说：张俊奏称，张宪供认曾收受岳飞的文字，后来又谋反，行府已经取得供状，奉圣旨在大理寺设置专案机构彻底审查，奏报朝廷。现在审查到：神龙[疑有缺误]四厢都指挥司、阆州观察使、高阳关路马步军使、副都总管、御前前军都统制、权副都统、节制鄂州军马张宪；僧泽一；右朝议大夫、直秘阁、添差广南东路安抚司参议官于鹏；右朝散郎、添差通判兴化军孙革；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提举醴泉观、岳云的省荫人智浃；承节郎、进奏官王处仁；从义郎、新授福州专管巡捉私盐蒋世雄；以及勘查所得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岳飞所犯的罪行：岳飞因为探报得知金人前后十五次侵犯淮南，便接受亲笔诏札的指挥，命令他策应、安排战事，但他坐视胜负，拖延不进；又因董先、张宪询问张俊的军马情况如何，他说：“全都战败退回去了。”于是指斥皇帝，问张宪、董先说：“张家、韩家，你们只把一万人马糟蹋掉了。”又因被罢去兵权后，命令孙革写信给张宪，让他抹去原说法，另作筹划，看完后焚毁；又命张宪虚假申报四太子的大军将前来侵犯上游；从此以后，张宪商议等到反叛时占据襄阳，并在江岸两边设防，命令掳掠官私船只；又多次命孙革上奏不实，并犯有制勘虚妄等罪。除罪行较轻以及指斥皇帝、情理特别严重的应处斩刑外，法寺称律文规定，临军征讨而耽误期限三天的处斩。岳飞应依斩刑私罪论处，最后判定应当用重杖打死。查考岳飞的罪状：他在两军尚未解除对峙之时拥兵自重，先后十五次接到御笔诏令，又派中使催促出兵，他却拖延不进；并且在此时竟对张宪、董先指斥皇帝，情理特别严重；又说张宪、董先把张俊、韩世忠的人马糟蹋掉了；还写信给张宪，命令他另作筹划，导致张宪产生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乱的意图。确实情理严重。敕令规定，罪行情重而法律规定较轻的，应奏请裁决。张宪因为收受岳飞的书信，被命令另作筹划，因此谋划带兵占据襄阳、投降金人；只是因为王俊不肯顺从，才说出没有意图作乱的话。张宪明知岳飞指斥皇帝、情理严重却不告发，又附和岳飞虚假申报没有粮食、不能进兵，并依照于鹏的书信申报岳飞的意图，命人虚假申报探报不实以及制勘虚妄等罪。除罪行较轻的外，法寺称律文规定谋反处绞刑。张宪应按绞刑私罪论处，最后判定应当用重杖打死；还应依例追毁他从出身以来的告敕文书，除去名籍。本人犯私罪绞刑，举官的责任正在查取会问，等查到后另行施行。岳云写谘目给张宪，说可以与亲信的领兵官商议筹划，因此导致张宪谋反。除罪行较轻的等次外，法寺称律文规定，传报朝廷机密之事，流放三千里；不因荫庇而减免。敕令规定刺配可比照徒刑三年；本罪为徒刑以上的，合并计算满六年后比照加役流；律文规定五品官犯流刑以下罪，减一等。岳云应比照加役流；按私罪判处，官阶减免后徒刑三年，追夺一官，罚铜二十斤入官，勒令停职。查考岳云因父亲被罢兵权，竟敢与掌兵官张宪交通，接连催促他同亲信领兵官筹划，因此导致张宪带兵谋反并传报朝廷机密，迷惑扰乱军心，情节严重，奏请裁决。岳云犯私罪徒刑，举官的责任正在查取会问，等查到后另行施行。于鹏因所犯虚妄之事，依附岳飞写谘目给张宪等人，妄称岳飞出使，命张宪虚假供述探报。除罪行较轻的外，法寺称敕令规定，为从犯不配流；律文规定五品官犯流罪减一等。于鹏应判徒刑三年；按私罪，官阶减免后徒刑二年半，追夺一官，罚铜十斤入官，勒令停职；情节严重，奏请裁决。于鹏犯私罪徒刑，举官的责任正在查取会问，等查到后另行施行。孙革因为依照岳飞所写的谘目，向张宪使用“筹措安排”等说法，又多次依照岳飞向朝廷作不实申奏。除罪行较轻的外，法寺称律文规定，奏报事情不实，按违制论处，判徒刑二年；律文规定官员犯罪判徒刑的减一等。孙革应判徒刑一年半；按私罪，官阶减免后徒刑一年；应追夺现任右朝散郎的一官，官告文书按徒刑处理，勒令停职一年，情节严重，奏请裁决。孙革犯私罪徒刑，举官的责任正在会问，等查到后另行施行。王处仁知道王贵向朝廷申奏张宪背叛之事，却供报给岳飞，并把此事告诉蒋世雄。法寺称敕令规定，传报、泄露朝廷机密之事，流放三千里，配流一千里；应判刺配，可比照徒刑三年；本罪为徒刑以上的，合并计算满六年后比照加役流。官阶可以抵当徒刑三年。王处仁应比照加役流；按私罪判处，应追夺现任承节郎以及历任承信郎，共两官；官告文书抵当徒刑三年。根据案情，没有别的官阶可以抵当，还应罚铜八十斤入官，勒令停职，情节严重，奏请裁决。王处仁犯私罪流刑，举官的责任正在会问，等查到后另行施行。蒋世雄见王处仁谈及王贵向朝廷申奏张宪准备背叛之事，又把此事转告岳飞。除罪行较轻的外，法寺称律文规定传报、泄露朝廷机密之事，流放三千里，减一等。蒋世雄应判徒刑三年；按私罪，官阶减免后徒刑二年半；应追夺从义郎、秉义郎两官，官告文书抵当徒刑二年半；另罚铜十斤入官，勒令停职，情节严重，奏请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年〕

译蒋世雄犯私罪徒刑，举官的责任正在会问，等查到后另行施行。僧泽一因为制勘虚妄，见张宪等人准备背叛，便对张宪说，不如先派两队军马防守总领运使衙门，想和张宪伪造枢密院札子发兵过江，并且企图摹拓枢密院印文。除罪行较轻的外，法寺称律文规定谋反处绞刑，减一等。僧泽一应流放三千里；按私罪判处脊杖二十，居住本处一年，服役期满释放；仍应依照僧人犯私罪流刑后还俗的条文，由本处执行，情节严重，奏请裁决。智浃奉岳云的命令，要把书信送给张宪等人，并接受岳云的金钱马匹命令[疑有缺误]；智浃把书信交给张宪等人，共估价三百二贯足。除罪行较轻的外，法寺称律文规定，因受赃而获罪，一贯判徒刑一年，十贯加一等，罪止徒刑三年；这是说不是监临主司因事收受财物。七品官的子孙犯流罪以下，允许赎罪。智浃应判徒刑三年；赃罪赎铜六十斤，情节严重，奏请裁决。小帖子据贴黄说，经查，岳飞的次子岳雷与岳飞一同被送下狱；如今查证岳雷并没有牵涉犯罪，因为岳飞旧日因禁食饮食而成病，依律应召家人入内侍奉，已经命令岳雷入内侍奉照料；等案中人员判决下来，关于岳雷的处置…… 也请求一并作出处分，下达执行。又一份小帖子说，僧泽一应当由本处依条文施行。又一份小帖子说，经查，案件所列的于鹏目前正在湖北转运司追究银绢等四百万，应该下达所属机构知会，等追究清楚、归还完毕后，再请依照这次判决的指挥施行。又一份小帖子说，经审察，岳飞、张宪所犯罪行情节严重，各人的家产、家属应由朝廷下令查封登记处理。经审察岳飞等人的罪行：岳飞犯私罪斩刑，张宪犯私罪绞刑，都属于情理特别严重；王处仁犯私罪流刑，岳云犯私罪徒刑，都属于情理严重；蒋世雄、孙革、于鹏犯私罪徒刑，都属于情理稍重，没有可以适用的统一旧例。现在奉圣旨彻底审查，应当请旨裁断。圣旨下令：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都依军法施行，命杨沂中监督处决，仍多派士兵、将领加以防护；其余依照判决执行。于鹏、孙革、蒋世雄、王处仁除名，其中于鹏、孙革永不收叙；于鹏发配万安军，孙革发配浔州，王处仁发配连州，蒋世雄发配梧州，并实行编管。僧泽一处脊杖二十，刺面，配往三千里以外的州军牢城，由小分收管。智浃处以决臂杖二十，发往二千里外的州军编管。岳飞、张宪的家属分别发往广南、福建路的州军拘管，每月把他们的生死情况具奏朝廷。对于编管人员，岳飞家属命杨沂中、俞俟派足够的得力人员和士兵押送前往，张宪家属命王贵、汪叔詹派人押送，不得一同上路。岳飞、张宪的家产全部籍没入官，委托俞俟、汪叔詹逐一抄录、核实数目，申报尚书省；其余事项依照大理寺所申报的内容和小帖子中的事理执行。仍然出榜晓谕所有涉及上述公事的人，一概不予追问，也不许有人陈诉告发，官府不得受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三乙集 宋代李心传撰写 官制一 平章军国事 “平章军国事”这一职名，开禧元年开始设置，用来授予韩▯冑。本朝旧日宰相中，特意授予“平章军国事”的共有四人。天禧初年，王文正公以宰相身份告老，授太尉兼侍中，每五日入朝一次，遇到军国大事，不论是否当朝，都入朝参与决断；王公恳切推辞，未接受任命。庆历初年，吕文靖公也以宰相身份请求罢职，授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吕公最终也推辞不受。元祐初年，文忠烈公以太师身份退休，授平章军国重事。不久，吕正献公以右揆身份请求离职，也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潞公每五日入朝一次，申公每两日入朝一次，不是入朝之日就不到都堂，这是祖宗优待有大功劳、品德高尚的元老重臣之意，不是其他人可以相比的。王、吕二公所平章的重事项目，已经无法考知。潞公所说的重事，是重大典礼、重大刑政，以及侍从官、三京尹、三路帅臣以上官员的进退任免，这些事务他才参与。后来申公去掉“重”字，便无论什么政事都可以参与，只是省略了日常程序和琐碎事务而已。等到韩▯冑将要授任平章军国事时，仪曹萧景伯讨论典礼，于是请求每三日入朝一次，因而到都堂议事，大体都采用申公的旧例，再有所增减。后来边境战事发生，又命令他每日入朝一次，尚书省的印也交给他，宰相的权力几乎等同于参知政事，不再掌管尚书省印了。起初礼官议论扩大左丞相府，认为应当扩大韩▯冑的宅第；又议论仍然发给他节度使的俸禄。韩▯冑援引义理坚决推辞，皇帝下诏褒奖并接受他的辞意，此事便停止了。这是因为韩▯冑的职衔与申公相比，省去了“同”字，所以地位更加尊崇；与潞公相比，省去了“重”字，所以参与的事务更加广泛，这就是当时讨论此事的本意。参知政事同时授任三人 参知政事自干德以来，通常只授任两人，有时只授任一人。嘉泰三年春，谢子肃刚刚罢去宰相职务，许深甫任参知政事。既已任命陈勉之以枢密院长官身份兼任代理职务，不久又授任袁起岩，这样就是三人。当时朝廷没有设置宰相，所以陈勉之以员外身份兼任此职，也是本朝从未有过的情况。嘉定初年，又任命雷季仲、娄彦发、楼大防，也是三人，于是成为成例。权提举编修玉牒 “权提举编修玉牒”这一职名，自干道元年钱处和开始。按照旧例，玉牒由宰相兼领。绍兴十二年，朝廷刚恢复设置玉牒所，是想提高这件事的地位。既任命秦会之提举，绍兴十四年五月，又命执政程元吁一同兼任，这不是常制。此后如果宰相职位空缺，就由首参兼任，仍然带“权”字。淳熙十五年五月，王丞相离职，周益公以右揆身份兼领。当时敕令所刚刚裁撤，而首参留仲至没有兼任机构，周益公上奏请求让仲至权提举玉牒，获准。宰相在位时，由执政官权摄领宝牒之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