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四乙集

译宋国初年仿照前代制度，设置四座亲庙；到仁宗祔庙时，太庙才具备七世八室，因为祖宗合为一世。治平末年，英宗祔庙，于是迁毁僖祖的神主。熙宁初年，王介甫采用章子平的意见，恢复僖祖为太庙始祖，改为迁毁顺祖。司马公、韩持国等近臣都说，太祖开创帝业，应当作为太庙的始祖。王介甫为此向皇上进言：本朝自僖祖以上的世次已经无法考知，那么僖祖设有庙，与后稷、契设庙没有不同。韩持国想把被迁毁的神主供奉在西夹室，王介甫讥笑他。伊川先生当时还是平民，替人议论此事时，也认为王介甫的话是对的。神宗祔庙时，又迁毁翼祖。元符末年，哲宗祔庙，辅臣李邦直议论兄弟承继世次说：“哲宗不另自成一世，所以没有需要迁毁的神主。”崇宁初年，蔡京入朝为相，又恢复把哲宗列为一世，按此本应迁毁宣祖；但宣祖是祖宗所由出，蔡京对此感到为难，于是建议依照唐制建立九庙，恢复翼祖。这样一共是九世十室。绍兴初年，董令棻任太常少卿，建议说：太庙世数已经齐备，而艺祖仍处在第四室，请尊崇礼典、端正庙制，举行祫享时让太祖居东向之位。皇上下旨，命侍从、台谏和礼官共同商议。不久，学官王晋又请求依照唐代兴圣旧例，把被迁毁的神主收藏在天兴殿，赵忠赞成他的意见。绍兴六年正月，在尚书省议论此事，侍从孙近、李光、折彦质、刘大中、廖刚、晏敦复、王俟、刘宁止、胡交修、梁汝嘉、张致远、朱震、任申先，以及礼官何、杨晨、庄必强、李▯直，都认为这个意见正确。不久，将作监丞赵涣当面奏对，又请求斟酌汉代为太公立庙的旧例，另建一座庙，安奉四祖，并在禘、祫、烝、尝四时祭祀之外另行专祀。皇上非常赞同，于是提拔赵涣为监察御史，董令棻为中书舍人。闰五月，任命赵涣；七月，任命董令棻。但右谏议大夫赵霈公当时一向与赵忠意见不同，于是说：“上皇还在远方，宗庙的事情不应专擅议论。”此事便停止了。淳熙初年，赵涣的兄长之子赵粹中任吏部侍郎，又重申先前的意见，请求为四祖另建一庙；否则就把神主收藏在天兴殿，或者收藏在夹室，举行祫享时就在夹室前设置帷幄。于是命礼官讨论，过了很久仍未上奏。淳熙元年六月丙辰，皇上下旨。此后尤延之、丘宗卿等人又接连进言。此前钦宗祔庙时已经迁毁翼祖，等到高宗升祔之后，便成为九世十二室。绍熙末年，孝宗升祔，赵子直主持国政，采用先前的意见，想把僖祖、宣祖一并迁毁。有关两位祖宗的事情交给侍从、台谏和礼官议论，于是孙从之首先上疏，请求确定太祖东向的位次，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可以，郑惠叔尤其赞成。朱文公在讲席任职时，独自面见皇上，论说僖祖是皇家始祖，不应毁去他的庙，皇上采纳了。朱文公建议，应当以僖祖为始祖，如同周代的后稷；太祖如同周文王，太宗如同周武王；僖祖和仁宗的庙都万世不迁。仁宗为昭，英宗为穆，与真宗的神主一同收藏在西夹室。神宗为昭，哲宗为穆；徽宗为昭，钦宗为穆；高宗为昭，孝宗为穆；并且高宗的庙也万世不迁。如果不能这样实行，那么就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共同作为一世。从真宗以下直到孝宗，共九世十二室。于是给事中楼大防、陈君举说，没有见到朱某原来的议状究竟怎样，请求发下他的议状。赵子直没有答复，便迁毁了两位祖宗的神主，又在太庙西南角另建四祖殿，每年命礼官前往荐献。朱文公当时已经获罪，写信给赵子直说：“相公凭借宗室支属的身份进入朝廷辅佐王室，却无缘无故轻率采纳我的浅陋妄议，毁坏祖宗的庙宇来满足自己的私意，这实在太不吉祥了。想以此希望神灵降下享用，赐予福佑和恩泽，使国运永远延续，难道能够做到吗？”当时太庙殿已经设置为十二室，所以孝宗升祔之后，东室还空着。朱文公认为这不符合祝愿皇帝长寿安康的本意，深深不以为然，于是自行弹劾自己不配担任侍从之选，请求追夺待制的职名。他再次上章，诏令说，次对之职的授予已经很久，与议论宗庙之事原本没有关系，因此不准许。后来光宗祔庙，终于又成为九世十二室。太庙点宝一事的起始 自从停战以后，朝廷在太庙创建册宝殿，凡是皇帝、皇后的宝册，以及郊庙所用的金玉礼器，都收藏在那里。起初特别命令太常寺派一名官员每季度查点，但只是省看文书和簿册而已。乾道五年春，因为发生了盗窃礼器的事，中书门下才奏请下令每季度取来赤历查点检验，足数后加盖备用印并封锁，同时详细说明有无损失，申报尚书省。二月己丑日，降下诏旨。庆元五年夏，太常寺奏报太庙遗失皇后金宝二件，命大理寺审理此案。六月庚寅日，降下诏旨。后来，庙中[缺字]卒到有关官署，自称因获罪下狱而死。按照旧例，册宝的制作由宦官负责；等到盗贼把它盗走，凿开后卖给人时，才发现里面只是铁胎。因此事情败露后，朝廷更加谨慎办理此事，每月由察官、礼官、中官各派一人检视，称为“点宝”。礼器中的瑶爵、玉瓒两件极为精美，是民间从未见过的。其他圭、璧，大多呈浆水色。册宝中，只有昭慈圣宪皇后的谥册用象牙制成，其余都是玉制的。另有徽宗皇帝的谥宝，玉色尤其温润精纯。

译钦宗配享的议论 钦宗祔庙后，长期没有功臣配享；当时的宰相有六七人，都犯有误国之罪，所以不能举行配享。乾道五年冬天将举行祫祭，那年九月，太常少卿林栗、黄中说：“当时的臣僚遭逢艰难局势，没有人能够挽救国家危亡，很少有值得称道的；但以身殉国、名节显著的人，并非没有。虽然他们生前的官品不符合配享的规定，但事变不同寻常，难以拘泥于固定制度，请下诏让侍从、台谏官共同议论奏请。”黄中所说的是李清卿和若水。汪圣锡当时任吏部尚书，位居侍从之首，却独自认为没有可以配享的人，可以停止召集群臣议论。右侍郎曾逮、仲躬对圣锡说：“从前元祐年间，神宗还没有配享功臣，朝廷按照惯例暂时塑造了两位侍臣，这个办法可以采用。”于是圣锡奏道：“钦宗所任用的共同执政之臣，都没有能够胜任其职的。如果只是按照旧例姑且凑数，向上不能算是尊崇宗庙，向下也不能用来劝勉有功之人。确如太常寺所说，当时为国而死的臣子不止一人；如今若要让他们配享，就应考察事情的始末，区分轻重，决定取舍，更不能轻率办理。从前唐文宗、武宗都没有配享的功臣，本朝太祖、英宗既然没有御集，也没有建阁。” 尊崇祖宗，必须审察事实，必须合乎道理；如果只是虚假地崇尚文饰，不过是姑且敷衍人情罢了。请不必召集群臣议论。”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高宗配享的议论 洪景卢最初提出高宗配享的议论，首先援引本朝旧例，认为议论应当由翰林学士院提出，皇帝也曾谕示他，文臣、武臣各想选用两人。景卢于是立即请以吕、赵、张、韩四人为人选，请求交给侍从官详细议论，皇帝同意了。这是乾道十五年三月庚戌日。三天以后，侍从官把议论上奏。当时韩子文彦质代理工部尚书，因为有嫌疑而没有参与议论；兵部尚书宇文子英成为议论的首倡者，于是说四人都有声名和功绩，为世人所称道，应当按照明白的诏令配享于庙廷。参与议论的葛楚辅、叶叔羽、刘国瑞（字已忘）、王诚之、陈安行、李献之、谢昌国、吴子居、章德茂、林黄中、郑惠叔都没有异议，奏上后得到批准。这一天是癸丑日。当时有见识的人多说，吕元直不能得到众望，应当让赵、张两位公共同配享；又说张俊晚年依附秦桧，极力主张议和，并诬杀岳飞，不应列入配享之列。但诏令已经下达，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三天以后丙辰日，秘书少监杨廷秀独自上书争论此事，说现在提出建议的臣子，不过是欺骗、专断和偏私而已；并且列圣的庙有九座，其中有配享的八座。提出配享建议的人不止一个，而出自翰苑的只有三人，如今只举其中三座作为例子，却不顾其余情况并非如此，难道不是欺骗吗？” 再以皇帝亲笔所涉及的内容加以申说，只凭皇帝一人的意见就足以决定这项议论，难道不是专断吗？最后只让几名侍从附和这项议论，却不许廷臣议论，难道不是偏私吗？他又论说张公有五项社稷大功：建立复辟之功，是第一项；提出立储之议，是第二项；诛杀范琼以树立国家根基，是第三项；任用吴玠保全蜀地，是第四项；击退刘麟以安定江左，是第五项。若说张浚曾在隆兴年间任宰相，那么赵普也曾任太宗的宰相，韩琦、曾公亮也曾任神宗的宰相，这并不妨碍他们配享太祖、英宗的庙。希望斟酌李唐的制度，让博士、礼官和台谏官、两省官、侍从官以及在朝之人共同议论此事，再由陛下酌情裁定。两天以后戊午日，辅臣进呈此事，皇帝又谕告说，臣僚说张浚有复辟之功，你们可以查阅文册，访求事实。皇帝因而说，魏公两次败事，又不善于识人，但毕竟是有志向的。皇帝的意思仍未认为廷秀的话不可采纳，但王、周两位宰相却丝毫没有陈述意见，只是唯唯诺诺而已。过了十八天，四月甲寅日，太常少卿尤袤等人也说，按照祖宗的典故，应当先祔庙，然后再议论配享。赵普、曹彬配享太祖，是在二十多年以后才议定的；只有王曾、吕夷简配食仁宗，是在山陵之前，但也必定先降诏，再交给两制官议定应当用谁，王珪等人才把曾、夷简的姓名上报。他们不敢如此仓促办理，正是这个原因。如今却突然定在灵驾发引前一天，既不依照典故，也不召集众人发表意见，恐怕无法压服功臣们及其子孙的心，也无法平息众多人的议论。请等祔庙完毕，另选日期，下令侍从、两省、台谏、礼官和秘书省官集体议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王安石、蔡确不合众心，虽然在绍圣、崇宁年间已经定案，最终仍在绍兴年间改正。如今也应反复详细审察，等待议论确定后再奏入。于是下诏，命侍从、两省、台谏官以及太常寺、秘书省按照典礼详细议论，奏报朝廷。这是四月甲申日。当时参与集议的侍从官是吏部侍郎颜师鲁；两省官是起居郎胡晋臣，但他奉使在外尚未回来；台谏官是殿中侍御史冷世光、左补阙T叔似、右拾遗许及之、监察御史吴传古、黄谦；太常寺官是少卿尤袤、寺丞黄黼、博士张体仁、主簿沈鉴；秘书省官是少监杨万里、丞谢修朗、邓绎、著作郎倪思、黄唐、佐郎莫叔光、正字[缺字]泾，共十八人。六天以后庚寅日，有旨意确定采用四人，不再需要议论，因为台谏官关于配享的议论，已经有确定的谕旨并正在施行；如今再次命令详细议论，只会使各种不同意见又纷纷出现。一方说可以，另一方说不行，会使皇帝更加迷惑，所以才这样决定。这是冷世光所写的奏文。第二天辛卯日，皇帝对大臣说：“吕颐浩等四人配享，正合乎公论。”杨万里于是说洪迈专断偏私；洪迈虽然确实轻率，但杨万里也未免浮薄。皇帝又说：“恭敬地安守你的职位，这才是正直。只有先能恭敬安守职位，之后表现出的正直才可贵。”于是两人都请求到外地任职。过了十六天，下诏任命景卢以现任官阶正奉大夫出知镇江府，任命廷秀以朝奉大夫出知筠州。这是五月壬寅日。后来孝宗祔庙，议论者又推举陈鲁公，而魏公始终不能参与配享，只是因为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失败，却没有考察曹彬在岐沟之役中的情况；曹彬那次损失军队、使国土受挫，也不比富平和符离更轻。如今却因为一个过失遮蔽了他的大德。景卢兄弟都是汤思退过去的门客，早就对魏公怀有怨恨，所以把复辟的功劳归给吕元直。从前司马温公配食泰陵，是在四朝以后才定下的；公论必定要经过长久时间才能确定。现在姑且私下记述此事。事情的始末就是这样，后来有询问的人，可以拿来阅览。

译光宗配享的议论 光宗已经祔庙，应当议论配享。但一朝之中有三位宰相，其中周益公、留[缺字]公在位时，都曾因学党获罪。因此议论者想采用葛文定公邲，并涉及党禁问题。嘉定元年五月，益公的儿子朝请大夫、新知筠州纶，请求让他的父亲配享庙廷。诏令两制官和礼官详细议论。第二年，[缺字]公的孙子、秘阁校理元刚又说：“他的祖父起初侍奉崇陵讲读，后来前后任宰相六年。益公任宰相只有三个月，葛文定任宰相也没有超过一年，应当以我的祖父配享。”当时章茂献代理礼部尚书，于是请求把两位公都用于配享。后来这件事也没有实行。益公虽然是贤相，却在君位传授之初获罪；[缺字]公虽是旧臣，却在危难之际离开国家。因此议论者有所不满。然而前朝如富公、司马公，都曾在熙宁、绍圣年间获罪，却不妨碍他们配享。因此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产生疑问。日食时奏告应当击鼓 淳熙丙申年发生日食，三月初一，赵[缺字]公任礼部尚书，奉旨奏告大社。周益公任兵部侍郎、直学士院，祝文中有“击鼓用牲”的文字。[缺字]公援引《春秋》传，说这是错误，请求下令改正，皇帝同意了。益公因此请求免职，没有获准。[缺字]公奏章中的措辞很严厉，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考察经书认为，救日时击鼓，《周礼》起初并没有说明是哪一天；而《夏书》明确说是在季秋月朔，因此《春秋》传所说是不对的。如今有关官署的制度，实际上不击鼓，也确实不用牲；[缺字]公请求改从祝文的说法是可以的，但反而以《春秋》传为依据，就是不对了。第二年九月初一发生日食，李文任春官贰卿，奉旨祭告大社，这才奏请恢复击鼓，按照政和新仪办理。元丰至嘉定年间宣圣配享的议论 自唐代以来，学校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后来改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到元丰年间，才封孟子为邹国公，与颜子一起配享，而荀子、扬子、韩子列在从祀之列，足以补救前代未能做到的事。蔡京执政后，便封王介甫为舒王，让他与颜子、孟子并列，而王雱列在杨子、韩子之后。后来陈莹中等人只是把荆公的坐像改为僭越，却不知道三代的礼制中，大享先王和功臣时，都让他们一同受享，因此尸像必定不能坐着接受祭祀。如今不论他的学术是否乖戾，只把他坐着接受人主跪拜看作违背礼理，这是学术不纯正的过错。靖康年间，杨文靖公任谏议大夫，首先论说荆公不应配享，应降为从祀。绍兴六年冬，张魏公独任宰相，才采用陈公辅的意见，禁止临川学。第二年春，胡文定公以祠官身份上疏，请求追封二程、邵、张四位贤人，列入从祀，没有得到答复。乾道五年春，魏元履以平民身份任太学录，再次请求撤去荆公父子，改让二程从祀。陈正献公任宰相，对此表示为难。淳熙三年冬，赵叔达、粹中任吏部侍郎，论说王安石奸邪，请求削去他的从祀资格。皇帝对辅臣说：“安石前后所受的毁誉不同，但他的文章又怎么能够掩盖呢？”当时李仁父任礼部侍郎，皇帝与他共同议论，想提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的地位，同时贬黜王雱。仁父请求采用司马光、苏轼，并一并撤去安石父子的资格。皇帝又想把光、轼提升到堂上，仁父上章称赞，并且说：“如果皇帝亲自酌酒献祭，就暂时把他们的坐像迁到别处。”奏疏送入后，皇帝命三省、枢密院议论此事。枢密院的王季海对他的意见模棱两可，赵温叔说：“仲淹凭功业自立，欧阳修在当时虽有声名，也有小的瑕疵，不如只采用光、轼。”但三省的龚实之、李秀叔都认为不可，于是这件事没有实行。过了很久，只是除去临川伯王雱的画像而已。淳熙四年六月癸丑日，降下诏旨。嘉定二年，仲贯甫任著作佐郎，轮流奏对时请求追封周公、二程、张载，列入从祀，未能实行。我认为四位先生在千年以后继承失传的学问，端正人心，阐明天理，即使游、夏等贤人也有不能比及之处；与马融、郑玄等儒者的功劳相比，究竟谁更多？即使让他们配享也是可以的。然而若论道统的传承，就应当把曾子、子思提升到堂上，而暂且把四位先生及朱先生列入从祀。我也已经老了，自己想来恐怕来不及参加朝廷的议论了；或许将来有通达之人会提出并实行这件事吧。孟子庙配享与从祀 自元丰年间让孟子以邹国公身份配食先圣，而邹国公庙在州所属的邹县。政和五年春，才下诏让[缺字]正子克配享，公孙丑以下列入从祀，并加封爵位：乐正子克，利国侯；公孙丑，寿光伯；万章，博兴伯；浩生不害，东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陈臻，蓬莱伯；充虞，昌乐伯；屋庐连，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陈代，沂水伯；公都子，平阴伯；咸北，蒙须城伯；彭更，雷泽伯；高子，泗水伯；桃应，胶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子阳伯。自渡江以后，邹、鲁隔绝，而孟子没有庙宇，他的配食、从祀之人，许多学者都来不及知道，所以把他们列举出来。永阜[缺字]赞陵议，各种版本都没有依据，明抄本补入。

译高宗四次接受尊号，朝廷大臣对此议论纷纷，各有不同意见。寿皇刚接受禅让，便命近臣集体议论给上皇加尊号的礼仪。吕仁甫任礼部侍郎时，已经和宰相陈长卿秘密确定了“光尧寿圣”的尊号。等到尚书省聚集议论时，许多人认为尊号起于开元，元丰年间已经废止，如今不应恢复。有人认为“光尧”二字接近“神尧”。汪圣锡当时任户部侍郎，对人说：“尧怎么能被光耀？”于是台谏官张真父、给舍金彦行以下十二人各自陈述意见上报，却没有书写议状。皇帝谕示说，既然已经奏报，不容许就这样不了了之。五天以后，彦行以下的人才全部写出议状。圣锡不久出任福州知州。周子充当时任监察御史，曾经亲自写议状，认为应当以“太上德寿皇帝”为称号，但也最终没有奏上。乾道庚寅年冬，皇帝因大礼庆成，下诏礼官、两省官、台谏官在尚书省集会，议论给太上皇增加尊号。当时右相虞甫已经亲自把“宪天体道”四字写在纸幅上，参与议论的人只是在上面署名而已。礼官黄仲秉、刘文潜想采用“宪天性仁”，刘文孺想采用“明天建极”，郑仲一想采用“崇道备德”，都没有采用。有人说“体道”二字是上帝的尊号，虞甫说没有妨碍，并且已经奏报皇帝知道了。太上皇想要其中有“道”字。淳熙乙未年秋，诏令第二年春天举行庆寿礼，于是议论增加“性仁立德至诚无为”八字。但礼部侍郎赵温叔认为“无为”二字与“太上”二字相连，颇有语言上的忌讳，请求改为“明文焕武”。后来又改作“无为至诚”，又改作“成武焕文”。议论总共进行了二十天，才决定采用“性仁立德无为全美”八字。龚实之任参政以下的人仍不以为然，叶梦锡任丞相，支持这一方案，众人不能改变它。过了两个月，梦锡被罢免，实之召学士王季海、直院周子充共同议论，于是定为“性仁诚德经武纬文”。乙巳年又将举行庆寿礼，季海任宰相，长时间拟议，最后只得到“绍业兴统”四字。当时眉州人朱师古、时敏任太常少卿，季海与他关系亲厚。师古将入尚书省时，他的儿子不知对他说了什么：“光武明明，庙谟可用。”师古把这话告诉季海，于是再次推详，便增加了“明谟盛烈”四字。朱文公论三年服制 高宗去世，孝宗服丧三年。等到孝宗去世，有关官署请求在按月份折算服丧期以后，采用漆纱浅黄的服制，遵循绍兴以前的旧制。朱文公后来入朝，不认为这样做正确，上奏说：“过去已经发生的错误，来不及追改；只有将来启[缺字]赞、发引时，按礼制应当重新穿用初丧的丧服，那么丧服变除的节次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希望明令礼官考察礼制和律令，预先作出规定。”官吏、军人和百姓在服丧期间所穿的丧服，也应稍加限制，不要任意穿得华丽奢靡。后来诏令内外百官都穿凉衫办公，就是采用了这个意见。当初文公提出议论时，门人中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文公没有办法说服他。后来他读《礼记正义·丧服小记》“为祖后者”一条，看到其中引用郑玄的《郑志》，有“诸侯的父亲患有废疾，不能处理国政，也不能主持丧事”的问答，郑玄回答说：“天子、诸侯的丧服都是斩衰。”文公这才知道，经文有不完备之处，还要依靠传注来补充，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于是亲自把这番话记在原议论之后。北方使者来朝时设宴接见，遇斋戒禁乐则不使用音乐。按照旧例，北方使者来朝，通常赐设花宴。如果正值大祀斋戒期间，就不使用音乐；辞行接见时也是这样，实行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乾道三年，北方使者来祝贺会庆节，进献寿礼时正处在亲郊散斋期间。陈正献公当时以副枢密兼参政的身份，预先请求下令让馆伴官以礼节向使者说明此事。但议论的人担心因此生出事端，多数请求暂且使用音乐。李文任礼部郎官，进言说：“汉、唐祭祀天地，散斋四日，致斋三日。我艺祖最初亲郊时也是这样。自从崇宁、大观年间依据《周礼》分别祭祀天地，所以在前十日接受誓戒。如今既然合祭天地，就应该恢复汉、唐以及本朝的旧制，这样或许可以两全其美。”皇上对此很为难。陈公又奏道：“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就在进献寿礼的那天设置音乐，但宣读圣旨后停止使用；等到宴请使者时，再恢复使用音乐。这样或许既能充分表达敬事上天的诚意，对待使者的礼节也不至于菲薄，自然会使他们心悦诚服。”皇上批准了他的奏议，并且说：“宴殿上即使进献御酒，也不要使用音乐，只有对使者才使用音乐。”各位大臣却认为，紫宸殿进献寿礼本来就是接待使者的礼仪，坚持原来的意见。陈公又表示不同意，单独上奏说：“刚才奉到诏旨，由此可见圣学高明，远远超过古代帝王，我岂敢不奉行诏旨。但是我私下认为，还应当先让馆伴官把最初的意见告诉使者；使者再三不接受，然后才遵从现在的诏旨，这样在礼节上才算周全，而他们也没有理由责难我们。不能因为急于讨好他们，反而自行损害礼节来迁就他们。”蒋子礼仍坚持先前的说法，陈公争辩得更加有力。皇上回头对陈公说：“可以立即传谕合门，照此办理。”陈公退下后又上奏说：“他们起初并不一定非要使用音乐，我们却看风使舵、自作主张想要使用音乐，他们一定会嘲笑我们身为敌国之臣，却损害事奉上天的礼节；以后他们要怎样轻侮我们都会做得出来，这一点也不能不请圣上留意。”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终于下诏：在垂拱殿进献寿礼时停止音乐，在正殿接待北方使者时暂且使用音乐。乾道六年，北方使者来为皇帝祝寿后辞行，又正值亲郊散斋期间。赵温叔任宰相时，以起居舍人的身份担任馆伴使，当面奏请绝对不可使用音乐。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十月癸酉，北方使者辞行，前一天皇上派中使告诉温叔说：“明天已经决定不用音乐了，万一使者不顺从，不知道怎样收场，请舍人再仔细考虑，明天五更时进奏。”温叔又奏道：“在殿阶之上行酒，使者一定不会不明白。万一明白了，就一定不敢不顺从；万一不顺从，臣忝居馆伴之职，应当立即上前奏明，请求宣谕使者：陛下敬畏上天，如今既在散斋期间，就决定不用音乐。如果使者一定要设置音乐，请求把这次茶酒移到驿馆中举行。”所谓请示如何收场，不过就是这样。皇上采纳并实行了这一办法。有人说，前一次亲郊时正赶上敌国使者来访，他们极其恭顺，皇上很高兴，想用特殊礼节接待他们，所以叶、魏两位宰相都主张使用音乐。郑景望、刘文潜当时任馆职，曾写信给政府官员论述此事，但没有被采纳。到这时采用赵公的意见，才停止使用音乐。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

译乾道、淳熙年间的五次大阅兵 孝宗留意武备。隆兴甲申年仲夏，三衙出戍的大军返回所属军司，皇上想亲临候潮门外的大教场慰劳他们，吉日已经选定为辛丑日，恰逢下雨而停止。乾道丙戌年仲冬甲子日，终于在白石检阅军队，白石距城二十里。前三天下令，到了当天清晨，从祥曦殿穿戎服骑马出发，太子、亲王以及执政以下官员一同随从，到达大教场。进膳完毕，皇上只与太子、亲王、管军、知合、御带、环%官一同前往白石。皇上登上将台，三司依次在台下教阅阵队、骑马射箭、野战，以及射獐鹿等项目。皇上亲临观看，非常高兴，赐给殿帅王琪以下官员金银，数量各有差等。三司主帅直到统领官各赐金十两；射生将佐、使臣等各赐金七两或银五两，数量各有差等。皇上回到幄殿，管军进献御酒，皇上也赐太子、亲王、知阁、管军酒，休息片刻。大教场进献晚膳完毕后，皇上返回内宫。这天赐给各位将领金带、鞍马，士卒也分别给予赏赐。戊子年孟冬甲辰日，皇上又亲临茅滩检阅各军。十多天前，命殿前司察看浙江龙王堂以北、江岸以东的平坦地带，在那里修筑将台。前一天，各军人马全副武装，手执器械，在教场东面列幕宿营。又命忠毅军统制萧鹧巴率领二百名骑兵到赭山射取獐鹿，等待进献。当天，各军先到茅滩下方扎营，殿前司从各军中抽调皇帝的马步亲随一千人，携带兵器环绕站立在将台后面。天刚亮，三衙管军直到将佐都披甲戴盔、骑马引导车驾；皇上穿戎服骑马，宰执和近臣穿戎服随从护%圣驾。八百名骑兵执枪、旗、弓、箭和军器，分列前后，奏着随军番鼓笛大乐，来到大教场。皇上与庆王、恭王都换上金装铠甲骑马，宰执、使相、正任管军、知合、御带、环%官穿戎服随从，侍从官不随驾。皇上登台稍作休息，走出幄殿坐下。殿帅王逵举黄旗，各军呼拜三次并奏乐出发。举白旗，变为方阵；中军鸣角，马步军簇队，连续击鼓三通；马军上马，步军举旗枪；击鼓四通，举白旗；中军击鼓，变为方阵，作出备敌的形势；另击一通高鼓，步军向四面摆出抵御敌军的态势，边战边前进，马军出阵作战；另击一通高鼓，各自返回所属区域；击鼓五通，举黄旗，变为圆阵，作出环绕自守、内部坚固的形势；击鼓二通，举赤旗，变为锐阵，各军鱼贯斜行，前列展开、后列张开，作出冲击敌军的形势；两阵进退都像方阵一样，举青旗。变为直阵，击鼓结束。鸣一声金，停止行动；再次击鼓三通。马军下马，步军竖起旗枪。皇上非常高兴，赏赐加倍。鸣角后，簇队解散。各军表演大刀车、烟枪。射生官把捕获的獐鹿进献给皇上。换穿常服，宰执进献御酒五行。皇上离台骑马到车子院门，下马登楼。召亲王、使相前来，环%官各赐酒，站着饮用，不设坐席。二王进献皇上酒，环%官以及所有随驾官员到大教场，一同穿戎服骑马护驾回宫。庚寅年季冬戊申日，皇上又亲临白石。起初议定三司随从的各军共一万二千四百人，分为二百四十八个小队。殿前司的旗帜用黄色，马司用绯色，步司用白色。后来担心道路狭窄，只让马军五百骑在省北列队，步军一千人在大教场等候，其余一千九百骑驻扎在中道，等待扈%上。进入御幄后，命令军士都各自停驻休息、分散吃饭。检阅武艺完毕，召宰执、亲王、使相、太尉、管军登上幄殿，饮酒三行完毕。又召亲王、使相、太尉、管军、知合、御带、环%官到御座东面席地饮散酒。随后登上车子院楼，宰执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其中不同寻常之处。淳熙丁酉年季冬乙亥日，又在茅滩大规模检阅殿前司、马司、步司的军队。殿帅王友直举黄旗，各军呼拜并奏乐出发。举白旗，变为方阵；举黄旗，变为圆阵；举皁旗，变为曲阵；举青旗，变为直阵；举绯旗，变为锐阵。五种阵法全部演练完毕，才命军士下营、分散吃饭。宣召皇太子、执政、使相、管军参加御宴饮酒。侍从、修注官在御台下的幕次赐酒赐食，返回候潮门。上皇在都亭驿设置帘幄观看，邀请皇上进入幄中，传令把管军宣召到帘前，赐给每人果酒一卮。谢恩完毕，引导车驾回宫。乙巳年仲冬甲辰日，皇上又按照旧例在龙山教场讲习大阅。管军举青旗，变为三列直阵；鼓声响起，分为六行；举白旗，聚成四阵；举绯旗，成为二阵；举皁旗，成为一阵；接着又散开为六行，击一通高鼓，变成品字形的三阵。自戊子年以后，凡是犒赏士兵的费用都从左藏南库支出，户部不参与。后来南库已经归户部管理，宰相王季海仍按旧例请求支用。皇上说：“处置已经决定了，何必另列项目支出，只命内藏库支用就可以了。” 朕积存这些钱，起初并没有别的用途。这一年犒赏军士共使用现钱三十六万缗，因而都城的会子钱更加昂贵了。大乐局乐工及乐器名目 太常寺大乐局祭祀天神、地祇和宗庙时，所应使用的大乐名目共三十四种：歌色为第一种，笛色为第二种，埙色为第三种，箎色为第四种，笙色为第五种，箫色为第六种，编钟为第七种，编磬为第八种，镈钟为第九种，特磬为第十种，琴色为第十一种，瑟色为第十二种，柷敔为第十三种，搏拊为第十四种，晋鼓为第十五种，建鼓为第十六种，鞞应鼓为第十七种，雷鼓是祭祀天神时使用的，为第十八种；雷鼓同上，为第十九种；灵鼓是祭祀地祇时使用的，为第二十种；灵鼓同上，为第二十一种；露鼓是享祀宗庙时使用的，为第二十二种；露鼓同上，为第二十三种；雅鼓为第二十四种，相鼓为第二十五种，单鼓为第二十六种，旌纛为第二十七种，金钲为第二十八种，金錞为第二十九种，单铎为第三十种，双铎为第三十一种，铙铎为第三十二种，奏座为第三十三种，麾幡为第三十四种。此外还有景钟，天子亲自祭祀上帝时使用，不是祠官所应使用的。

译乾道年间不设置教坊 孝宗生性恭谨节俭，即位之初，因为钦宗的梓宫尚未归还，不肯使用音乐。到了乾道元年会庆节，北方使者初次来朝，举行大宴时，才开始下令临安府招募民间艺人，不设置教坊，只命修内司提前两旬教习。旧例使用乐人三百人、百戏军一百人、百禽鸣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一百三十七人、筑球队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多人，以上人员都由临安府差派；相扑等子二十一人，由御前忠佐司差派。皇上下令停止使用小儿队和女童队，其余人员照用。这是九月二十七日的诏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五乙集 宋李心传撰写 制作 宝玺 本朝南渡以后，御府收藏的玉宝共有十一方，金宝三方。玉宝第一方称为“镇国神宝”，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第二方称为“受命宝”，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两方宝玺在封禅时使用。第三方是“天子之宝”，用来答复外夷的书信；第四方是“天子信宝”，用于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第五方是“天子行宝”，用于封册；第六方是“皇帝之宝”，用于答复邻国书信；第七方是“皇帝信宝”，用于赐给邻国书信及物品；第八方是“皇帝行宝”，用于发布御札。这就是所谓的八宝，都是高宗制作的。第九方是“大宋受命之宝”，太祖制作；第十方是“定命宝”，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徽宗制作；第十一方是“大宋受命中兴之宝”，高宗制作。金宝第一方是“皇帝钦崇国祀之宝”，用于在香合、词、表上钤印；第二方是“天下合同之宝”，用于钤印中书门下省文书；第三方是“诏书之宝”，用于钤印诏书。秦以前，上下都通称为玺。《春秋传》说：“季武子取卞玺书，追而与之。”《战国策》说：“欲玺者，段干子是也。”秦统一天下后，才开始制作天子、皇帝六玺；从此只有诸侯王可以称玺。唐武后长寿二年，把“玺”改称为“宝”，因为“玺”的读音接近“死”，所以改换了名称。天宝十载，又把受命宝、传国玺合并为八宝，“八宝”的称呼从此开始。唐朝末年战乱，八宝有的丢失，有的失传。后周广顺年间，才开始制作两方宝，称为“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和“皇帝神宝”。太祖起兵取代后周，这两方宝传给太宗；太宗另外制作“承天受命之宝”，宝玺方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以金填饰，盘龙纽高七寸，宽二寸四分。从此成为定制。“镇国神宝”是仁宗皇祐五年七月制作的，篆文与名称相应，由宰相庞籍书写。“受命宝”是哲宗元符元年五月获得的。相传其文字就是秦玺上的文字，是李斯所书的鱼虫篆。其周长四寸%宏说：“秦以前，金、玉、银都可以制作方寸大小的玺；秦以后，天子专用玉玺。”考察《玉玺图》，认为这方玺是刻在赵氏之璧上的。玉璧本是卞和进献的璞玉，蔺相如曾用计取得它。我曾依据礼制考察，玉璧直径五寸而中间有孔，便不能再刻成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到了汉代，称它为传国玺；从此直到献帝，所珍藏使用的就是秦玺。子婴封存的、元后投下的、王宪得到的、赤眉献上的，都是这件东西。董卓之乱时它丢失了。《吴书》说孙坚在洛阳甄官井中得到它，后来被袁术夺走，徐璆得到后献上来，大概不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魏氏为什么不珍藏使用它，反而又自行刻制宝玺呢？此后历代都沿用它的名称。永嘉之乱时它落入刘曜、石勒之手；永和年间重新归还江左的，是晋玺。魏氏建立国家后，按照秦玺的文字刻制传国玺，只是秦玺文字从右向左读，魏玺文字从左向右读。晋朝拥有天下后，自行刻制宝玺，文字是“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本书《舆服志》却认为它是汉代传下来的秦玺，实际上错了。这方玺后来先后落入刘聪、石勒之手；等到石氏灭亡，其臣蒋干向谢尚求援，才把宝玺送到江南。王彪之辨析此事时，也没有说它是秦玺。太元末年从西燕得到、后来历经六朝直到隋代的，是慕容燕的宝玺。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慕容永向郗恢求救，并献玉玺一方，玺纽方正宽六寸，高四寸六分，形制又像秦玺。从此宋、齐、梁三朝都珍藏它。侯景死后，北齐辛术在广陵得到它，献给高氏。后来历经北周、隋朝，人们错误地把它认作秦玺。后来平定江南，知道它不是秦玺，才改称为神玺。刘裕北伐时在关中得到的、历经晋朝直到陈朝又归于隋朝的，是姚秦的宝玺。晋义熙十三年，刘裕进入关中，得到传国玺并献上，方广四寸，文字与秦玺相同，但文字是凸起的，刻得不深。隋灭陈时得到这方玺，把它认作真正的秦玺，于是认为宇文周传下来的神玺是假的。了解情况的人说，古代宝玺刻得深，是为了在印泥上钤印；后人采用凸起的文字，是为了在纸上钤印，因此这方凸起的宝玺不是秦玺，只是姚氏仿照秦玺文字制作的。开运之乱时落入耶律氏之手，女真人得到并称为大宝的，是石晋的宝玺。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刻制“受命”玺，文字是“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后来归于朱全忠，李从珂自焚时，宝玺也随之丢失。耶律德光进入汴京后，石重贵把宝玺献给他，说是先帝所刻的（先帝指石敬瑭）；当时人都错误地把它认作秦玺，而秦玺早已失踪很久了。绍圣三年冬天，咸阳百姓段义挖地得到一方宝玺，献了上来。学士承旨蔡京向朝廷说：“这是秦宝。”于是到五月初一大朝会时接受了这方宝玺。接受宝玺的礼仪由此开始。徽宗崇宁五年，有人献上一方玉印，只有方寸大小，文字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大观元年得到美玉和良工后，于是废止皇祐年间的镇国神宝、元符年间的受命二宝，不再使用，命工匠重新刻制，以这九个字作为神宝的文字；又把天子六宝、皇帝六宝合为八宝，于大观二年正月元日接受。政和七年又得到美玉，玉料宽大九寸，于是制作定命宝。命蔡京镌刻十六字作为文字，称为九宝，于政和八年正月元日接受。又有“皇帝恭膺天命之宝”，是至道三年真宗继位时制作的，后来随葬于定陵。干兴元年，仁宗即位，重新制作此宝，由参知政事王曾书写。天圣元年，被大火烧毁，又重新制作，由参知政事陈尧佐书写，后来随葬于昭陵。学士范镇、礼官王珪说：“应当把它作为天子世代相传的器物，不应改制重作。”但皇上没有听从。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作此宝，由参知政事欧阳修书写。神宗、哲宗都沿用这一制度，哲宗所用宝玺由门下侍郎章惇书写。靖康之难时，金人夺取玉宝十四方、八宝之外的其他宝玺六方，其中“皇帝恭膺天命之宝”有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