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八甲集

译杂事。宇文肃愍为国死难。建炎初年，宇文枢密虚中奉诏出使北方，被金人留下，后来任命他为枢密使。绍兴年间，虚中暗中联络中原忠义之士，想在金国首领郊外祭天的日子起事，同时让朝廷配合他。此前他先用蜡封书信把计划送来，秦桧掌权时，立即截留了他的书信，并把它交给金人。高宗并不知道这件事。恰逢虚中的事情也自行泄露，导致他的家族被诛，受牵连而死的人很多。淳熙年间，孝宗念及他的忠贞和死节，才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肃愍，并且为他安置后嗣。他的孙子绍节，如今任右司郎中；关于截留并交还蜡封书信一事，谥议就是这样说的。但也有人认为未必如此，或许是虚中自己泄露出来的。何文缜提出建立元帅府的建议。靖康年间，何文缜起初任金人方面的宰相，金兵第二次侵犯京师时，康王在河北，何文缜请求用帛书授康王为大元帅，渊圣皇帝同意了。何文缜北去以后，御笔藏在他家中。绍兴年间，何文缜的弟弟带着御笔去见秦丞相，请求进呈朝廷。秦桧当时主张议和，厌恶听到这件事，压下没有上奏。秦桧死后，何文缜的弟弟任万州知州，才把事情申报建康，请求会同查找申王府中御笔的所在。秦氏家人取出御笔并把它归还。淳熙十二年，洪端明主持史院，请求下令隆州索取这封书信，编入《中兴日历》。何文缜的儿子当时任邛州通判，命令令修把此事上报，诏令交付史馆，并升令修一秩，任命他为邛州知州。朝廷官员投匦上书免于召保知在。按照旧例，臣民投匦上书，都要由检院押送出来，召来保证人后才允许自行离去。绍兴三年秋天，发生地震，朝廷征求直言。太常少卿唐恕奉诏上密封奏章，检院官仍按旧例对待他。辛炳阁学当时任御史台长官，说这样有损礼意，请求在行在任职掌管事务的官员上密封奏章时，一律加盖实封，写明文书送到检鼓院投进，不受召保知在后才放行这一限制。朝廷同意了。大臣夺情时穿丧服。按照旧例，大臣夺情起复时，戴服丧所用的光帻，穿縿紫袍，系黑色角带。道君皇帝厌恶这种做法。政和末年，开始议定入朝办公的官员不必改换丧服，于是穿吉服上朝；但在家中仍然穿丧服。绍兴初年，朱藏一起复任右仆射，请求议定所穿服色，太常寺于是援引政和年间的近例提出请求，而在府第中则穿縿服并除去佩饰。议论者认为这不对。赵元镇任用伊川门人。赵元镇刚任宰相时，喜欢任用程颐门下的人。当时轻薄之人于是给他们取了“伊川三魂”的称号：说赵元镇是“尊魂”，王居正侍郎是“强魂”，因为他常常发怒；说杨时是“还魂”，因为他人虽死而学说仍在流行。当时杨时刚去世，朱震内翰在朝廷上进言，朝廷给他的恩典和礼数很优厚，所以有“还魂”这个称号。郑亨仲想兼掌财利权。建炎年间，张魏公任宣抚处置使，节制川陕、京湖十三路，拥有便宜黜陟的权力。张魏公罢任以后，后来虽然取消了“便宜”之权，但兵权、民政、财权仍无不总掌，所以他的权力常常很重。比如财赋旧例由都转运使掌管，但大体上都隶属于宣抚司。绍兴年间，秦桧已经同郑亨仲产生嫌隙，绍兴十五年十一月，才开始命赵侍郎不以太府少卿的身份任四川宣抚司总领官，暗中夺取郑亨仲的权柄。郑亨仲没有察觉。赵侍郎进入四川后，发文给宣抚司，使用平行文书。郑亨仲看到后，惊愕而愤怒，过了很久才明白赵侍郎并不隶属于自己。绍兴十八年，宣抚司撤销，又改设总领四川财赋钱粮，独立成为一个官司，直到今天没有改变。然而自辛巳年用兵以后，凡是文臣执政官任宣抚使，总领官就用申状接受约束；武臣任宣抚使，则使用平行文书与之抗礼。节度使以军礼谒见宣抚使。绍兴年间，郑亨仲任川陕宣抚副使，大会各军将领。当时在阆州，吴武顺璘、杨襄毅政、郭恭毅浩都以节度使身份前来会见。郑亨仲坐在堂上，属吏为客人唱名引见。郑亨仲突然起身，直到太阳已高还不出来。后来杨政先手执笏板拜见郑亨仲，郑亨仲才接受；不久又和吴璘、郭浩沿着台阶，以宾客之礼相见。吴璘当时以右护军都统制驻守武兴，郭浩以枢密院都统制驻守汉阴，而杨政在汉中，实际上是宣抚司都统制。绍兴十八年，才下诏开始并称为某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但他们到宣威府时，全都趋入庭中行礼。议论者认为郑亨仲这样做合乎体制。虞甫是个厚道的人。虞甫丞相尚未显达时，曾调任临安，带着自己注释的《新唐书》去求见秦丞相。书还没有呈上，恰好同船的人偷走了底本献给秦丞相。虞甫知道后，就改用别的书作为见面礼。不久，偷书的人先离开了，怀疑虞甫一定怨恨自己，遇到士大夫就诋毁他。虞甫回来后，任渠州知州，经过夔州时，沈守约丞相任方面统帅，问虞甫同船那个人的为人。虞甫称赞他的优点，沈守约多次对他说起此事，虞甫始终不改口。沈守约说：“这个人毁谤你，嘴里没有停过，你不要过分替他说好话。”虞甫说：“他的长处很多，只是比较喜欢骂人罢了。”沈守约叹息，称赞他是厚道长者。不久，沈守约入朝参与大政，奏请召虞甫任秘书丞，后来一直得到重用。陈鲁公镇定事物。绍兴末年，金国海陵炀王兵临长江，朝廷内外都感到恐惧。朝廷官员大多遣散家属，准备避难；当时陈鲁公任左相，只有他独自镇定局势，以安静沉着使人心稍稍安定。一天，边郡的紧急军书送来，催促召集辅臣，陈鲁公独自最后到达。宦官使者多次催促他，陈鲁公反而走得更加缓慢。皇帝曾在夜间亲自写手札，想让百官漂海避开金兵，陈鲁公面对中使，取过御札烧掉。当时京城百姓将要逃走，依靠陈鲁公没有动摇，京城百姓才停下来。金兵退去后，只有陈鲁公和黄通老的家属留在城中。张魏公荐举人才。隆兴初年，张忠献公再次入朝任右相，皇帝对他十分器重，命他逐条奏报可以任用的人才。张忠献公奏道：“虞雍公允文、陈魏公俊卿、汪端明应辰、王詹事十朋、张尚书阐，可以担任执政；刘观文珙、王阁学大宝、杜殿院起华，应立即召回。胡资政铨，可以担任风宪官；张舍人孝祥，可以交付事务和任用；冯提刑时行、冯少卿方，可以担任近臣。朝廷官员中，林侍郎栗、王侍郎秬、莫少卿冲，可以任台谏。这些都是一时的人才。”当时刘珙、王大宝、杜起华三人都因论事离开朝廷，所以张忠献公请求召回他们。后来他们全都成为名臣，整个孝宗朝中，最终没有得到显著任用的只有几个人而已。赵温叔出使金国。赵温叔任舍人，出使金国回来后入宫觐见。皇帝问：“我比葛王怎么样？”赵温叔奏道：“臣观察葛王，远远看去不像人君，气度规模比不上陛下万分之一。中原不久就可以收复了。臣斗胆再拜祝贺。”皇帝非常高兴。

译韩子师使金国使者屈服。淳熙年间，金人中有一个考中进士第一名的人，记得他的姓名，但不清楚是谁。他奉使来祝贺正旦，自负善于辩论，对宋朝使者颇为傲慢轻侮。当时由韩子师、彦古担任馆伴。一天，金使自称自己廷试赋中有“屯一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这样的句子，认为这是警策之语。韩子师立即说：“一百万骑兵，竟然只能射得三十六只熊，为什么会这样？”金使茫然不知所答。“熊是射侯的名称，韩子师并不学问，竟胡乱把它当作熊罴的熊，所以北方使者仓促间无法应答。”但从此以后，金使的言辞神色颇为恭敬，当时人也多称赞韩子师反应敏捷。苏文忠被追赠官职。乾道末年，苏文忠特意追赠太师，世人有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仁宗时，苏绅曾任翰林学士；元祐年间，因为他的儿子苏子容显贵，追赠他为太师。当初，苏绅曾游金山，题诗说：“僧人依傍玉鉴光中居住，人在金鳌背上行走。”到这时，蜀地僧人宝印住在金山，摘取诗中的字为轩题名“玉鉴”，又请张安国大字书写并刻下。张安国题跋说：“这首诗是翰林学士赠太师苏公所作。”碑刻完成后，僧人摹拓一份送给大宦官甘升。一天，皇帝经过甘升的值舍，从外面望见，想索取观看，以为这是苏轼的诗。当时苏轼的曾孙苏季真任给事中。后来一天，皇帝又书写苏轼的诗赐给他，并在末尾题识说：“故赠太师苏轼诗。”苏季真拜谢受赐，心中疑惑，先前进言说：“先臣在绍兴初年曾追赠资政殿学士，从未追赠太师。如今蒙受圣恩，请求由朝廷正式下令办理。”皇帝惊愕地说：“朕记得早已追赠太师了。”苏季真不敢直说，闲谈时把这件事告诉执政。执政于是据此上奏，皇帝才明白金山寺的诗原来是苏绅所作。于是立即说：“像苏轼这样声名和德行显著的人，也应当追赠太师。” 于是下旨施行。然而皇帝一向确实敬重苏文忠，平时只是称他为子瞻，有时称东坡。舍人起草制书时写道：“世人传承元祐之学，家家都有眉山的书。”这段制词没有事实依据，所以只是写些好听的话罢了。保举任用京官者连坐。保举任用京官的人因被保举者犯赃而连坐，这是旧制度。但近年以来没有实行过。淳熙初年，参政钱师魏曾经保举的人因受贿败露，钱师魏上疏自我弹劾，诏令特意削去三官，吏部又把其他保举官员的姓名上报，他们都因连坐而降级。绍熙初年，赵温叔所保举的人因赃罪抵罪，按旧例应削去三秩；但赵温叔当时任使相，如果降三秩，就应从衮钺降为银青光禄大夫，朝廷对此感到为难，于是只从某国公降封为益州郡公，削减食邑二千户而已。后来周洪道连坐，也从益国公降封为荥阳郡公，采用赵温叔的先例。益大国视郡公为三资某国，因此削去封户。张敬夫的遗表。张敬夫任荆州帅时，庚子年春天病重，多次请求免职，皇帝不准。他将要去世时，亲自写好遗表送上。驿邸官吏以品秩较低的官员不得上遗表为由，将它退回。皇帝始终没有看到。他的遗表说：“臣两代蒙受恩典，一心报国。大命到了这里，已经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仍有一点微薄的诚心，不能自己停止。伏望陛下亲近君子，疏远小人，任用人才时抛却个人偏好，厌恶公天下的正见，永远使四海清平，能够巩固宏大的基业。臣死亡之日，也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张敬夫临终时仍然明白清醒、毫不慌乱，正是古人所说的遗留下来的忠贞。张敬夫去世四天后，皇帝才听说他病重，于是授任他为右文殿修撰、奉祠。张敬夫起初因父亲的恩荫任右承务郎，一生从未请求磨勘。皇帝知道这件事，他在广西任职时，特意晋升二秩为承事郎，所以虽然官职很高，最终也不能任职。张敬夫的儿子如此说。王瞻叔与王时亨争论礼仪。自席大光以后，成都守臣通常兼任四川大帅，只有本路监司因为不受其管辖，可以到厅事所在地下马。其他路则不是这样，任守臣的通常是侍从近臣，所以监司来见时，守臣必定在上面喝令，并且乘坐小轿，从侧门进入。绍兴末年，王时亨任成都守，王瞻叔任转运副使。王时亨将要命人持戟阻拦，属吏援引旧例向他报告，王时亨于是制止了此事。王瞻叔对此不平，后来有一天发檄文给成都府，称某人来查视金谷簿书，于是传呼而入，手持戟，登堂设座，并对负责通报的吏员说：“今天是转运副使来点检成都府的公务，不是来拜见制置使。”王时亨无话可说。郡守越过辖境探望父母。按照旧例，守臣不得越过辖境。王正仲任扬州守时，他的父母住在润州，扬州与润州只隔着一条水，王正仲于是请求告假探望父母，朝廷准许了。乾道年间，史丞相任绍兴守，援引这个先例到四明探望母亲；四明属于越州，是越州所属的郡。淳熙末年，耿直之侍郎任四明守，他的父亲已经九十岁，耿直之因父亲患病请求奉祠，朝廷没有听从。耿直之援引旧例，请假回江阴探望父亲，皇帝特意准许。当时有人任湖广总领，因为母亲年老请求，想在季春到湖州迎接侍奉母亲，皇帝也准许了。孝宗推恩及人的施政，常常就是这样。奉祀汾阴宝。淳熙十四年春天，有个士人叫聂士愿，得到一枚古印，印文是“皇帝驾奉祀汾阴之宝”九个字，重量十三两。聂士愿认为这是宋真宗西行祭祀汾阴时铸造的。此时吴琚少保任淮东总领，用五百千钱偿给聂士愿，取走这枚宝印献给朝廷，诏令收藏在天章阁。聂士愿认为宝印是用生金铸成，所给价钱不足，于是到御史府申诉。蒋继周世修任中执法，请求命有关部门复核事实，并说：“祖宗遗留下来的宝物重新回到宫禁之中，即使它是铜的，也应当从宽赏赐，务必顾重大体，哪里能计较细小的事情？”朝廷下交工部、将作监复核检验，结果确实是铜制的。于是诏令免除聂士愿的罪责。三月己未日，按照《汾阴记》，封存金匮时使用受命宝，封存石匮时使用“天下同文宝”；这枚宝印不见于记载，所以朝廷议论对此表示怀疑，最终没有再加赏赐。陈子长修筑绍熙堰。两淮土地肥沃却有很多荒地，当地人边耕边种，不需要除草培土，收成却是十倍。浙地百姓常常在秋收时，用小船把全家载到淮上，为淮地百姓收割田地，田主只收取十五分之一，其余全归浙人所有，浙人再用船把所得粮食运回去。有个叫张拐腿的人，是淮东的土豪，他家每年收谷七十万斛。金人军队进入淮东，抓住他，询问江南的虚实，张拐腿不肯说，于是金人把他的两条大腿割得没有一点完整的肉，他始终不肯告诉金人，金人便放了他。后来金兵退去，张拐腿也没有死，淮地百姓因此称他为拐腿。绍熙末年，陈损之任淮东常平提举，因淮地田土大多低洼积水，于是修筑数百里堤坝加以防护，得到数百万顷良田。事情上报朝廷后，赐名为绍熙堰。陈损之被授为直秘阁、淮东转运判官，朝廷念及他使淮地百姓能够因此减免赋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九，甲集。宋代李心传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