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三甲集

译干道年间制科的始末，以及李仲信所受恩典待遇的始末。自从恢复制科以来七十年，只得到李仲信垕一人。起初，绍兴七年冬，吕安老举荐选人胡邦衡，汪彦章举荐布衣刘汝一，胡邦衡于是被授为枢密院编修官。干道三年，虞雍公抚治蜀地，首先把仲信荐举给朝廷，没有得到答复。干道五年春，汪圣锡任吏部尚书，又以应制诏的名义把他的词业上奏，当时垕的父亲仁父任秘书少监。这年冬，礼部说到李垕的词业，请求送两省侍从官参考，最终依照绍兴元年九月的指挥办理。郑仲一代理侍郎，三省核查李垕的词业，确认已经由皇帝阅览；当时陈应求、虞父任左右宰相，于是有诏特别命令李垕次年三月依照规定召试。诏令下达后，左正言施德初、元之正等正等待应对，因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林景度暗中进言说，旧例没有单独一人考试的，应当退回。林景度随即上奏：制举是用来等待非常之才的，渡江以来，从臣也曾经论荐过这样的人，如刘度、祝鉴就是如此，但都被搁置而没有答复，大概是因为此事体制十分重要，不可轻率办理。查考胡邦衡也是经吕安老举荐贤良词业，皇帝当天就授他为枢密院编修官，林景度大概不知道这件事。现在重新举行这一选举，必须依照祖宗的典故，不能让议论者有机会非议；如果这样做有过失，国家可以公开说明，而李垕得到这个名声也不会感到惭愧。谨慎考察旧制，将本人的词业封缄进呈，送两省侍从官参考，分为三等；中等以上召赴阁试，糊名考校，从来没有一人单独考试的。如今李垕的词业还没有经过参考，却又只召一人考试，恐怕不合典故。现在所有录黄我都不敢书写施行。施德初也上奏说，祖宗设置制科自有典故；如今李垕的词业虽然已经除名交付后省，却没有允许参考、封缄进奏的指挥，突然又有召赴中书考试的命令，这就是不符合前后典故。况且国子监看详已经明确说，应当送两省侍从官参考；何况将来的阁试六论，按照本朝典故，也必须由三四人以上糊名考校，从没有只考一人的。请求重视这一非常之科，暂且把李垕的词业交给有关部门共同参考后上报，等陆续有一两人合格，再让他们参加考试，这样或许能够取得真正得到贤才的效果，而没有侥幸进用的讥讽。除诏令汪应辰、李焘因有妨碍和嫌疑外，命两省侍从官参考后上奏。十二月丙午下达指挥时，仁父当时兼任权左史。不久，皇帝听说二人握手私下交谈，于是大怒。左相陈应求上奏说，元祐年间有单独考试的旧例。林机是受人指使，于是极力加以论劾。两人的奸邪行为，过了两天，诏令说林机、施元之身居出纳诏令、掌管言责的职位，却结党互通，可以一并罢免外放。十二月二十九日庚戌，指挥说，六年夏，两省侍从官参考了李垕的词业，引用的证据已经很详尽，遣词也很雅正，打算列为次优。户部曾钦道为首，有诏令在八月下旬召试。四月十二日癸巳，过了十多天，利路又封缄送到吴淇应贤良方正科的词业，诏令参考。听说二十六日丙午，又过了一个多月，陈应求因议论祈请之事被免去宰相。五月十九日己卯，仁父也调出任漕河北。六月二十七日丙子，当时虞父独任宰相；仁父和陈应求一向友善，怀疑当权者阻挠此事，于是入朝辞职，当面上奏疏说：制举单独考试一人，虽然有颜贽、林陶、李孜、高志宁、钱彦远、吴奎、赵彦若、谢悰等人的旧例，但李垕学问浅陋，恐怕不足以承受这种特殊恩典，反而招致舆论，请等到以后还有进卷合格、应当召试的人，再允许他们一同考试。皇帝没有准许。仲信于是请求随父亲侍奉，又上奏请求，皇帝有诏另听指挥。七年春，科举诏令已经下达。其父因进呈召试贤良的事情，应当下诏时，皇帝说：几十年来没有人应这一选。其父说：昨天李垕已经得到召试的诏令，也许有人因为和他的父亲李焘关系不和，公开说要阻挠他，所以李垕以此请求随父侍奉。皇帝说：现在可以召试了，命令九月在中书后省召试。四月四日戊申，下诏令九月戊戌在中书后省召试；前一天命学士王日严考试，左史李秀叔参详比试。仲信共答六篇论题：第一题是“明主有必治之道”，第二题是“汤法三圣”，第三题是“人者天地之心”，第四题是“历律更相治”，第五题是“三家言经得失”，第六题是“扬雄张%孰优”。十月乙巳，进呈试卷，皇帝说：昨天阅览李垕的程文，也写得很好，一天之间写成几千字，确实不容易。其父说：记住考试题目实在困难，垕却能记住其中五题。皇帝说：“汤法三圣”出自《功臣表》，而垕以为出自《诸侯王表》，但他把全文记得一点也没有错。十一月甲戌，皇帝在集英殿亲自策问，有关部门评定为第四等。戊寅日，皇帝特意驾临殿廷引见，赐制科出身。按照旧例，贤良方正没有唱名的规定，但礼官说：如果仿照选举进士的做法，由皇帝临殿推恩，足以彰显崇尚儒学、求取直言的盛况，于是皇帝采纳了。周子充任礼部侍郎，林谦之兼任权郎官，不久授为左文林郎、泸州节度使推官。淳熙初年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官。后来由院编修官多次升迁为著作郎，因被弹劾而离职；过了很久，奉祀后返回蜀地并去世。李文与在给孙牧斋的信中说：“李垕奉诏在八月中旬召试，但事情的发展却不是上天原先安排的那样。有人因为忌讳而出来阻挠，后来又因入朝辞职，极力向皇帝请求免除召试，皇帝不答应；他仍然委婉地托人代他上奏，这才有诏令说另听指挥。其间曲折很多，李垕一定会详细报告。”但虞直阁公亮的行状却说：“李氏应贤良方正科选拔时，命官已经开始考试，恰好有人想动摇阻挠此事，李氏不再希望应试，便和虞公商量。于是虞公急忙入朝上奏，援引苏子由因病展期的旧例，改为另行任命考官、改日封锁试院。”如今根据史书考察，没有见到改日任命考官的事情，也不知道所谓“出讳”究竟指什么。虽然虞公多次论说林机、施元之不应获罪，后来又把他们处置为郡官，但最终实行单独考试，确实是虞公出力的结果。

译制科六题，淳熙年间再次举行制科的始末 制科考试六题，旧制以答对四题为合格。淳熙四年，李仲信的弟弟季修塾又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南方士人中有不少嫉妒他。近侍和贵宦又担心制策或许会攻击自己，于是共同加以阻挠。恰逢台守赵子直举荐宣教郎吴凯，信守唐与正举荐迪功郎郑建德，吏部侍郎赵粹中举荐亳州布衣马万顷，他们奉诏上奏询问辅臣旧例，问召试贤良时，曾经有没有黜落的人。执政回答说：“近来召试的只有李垕一人，日后如果考试数人，就必须分出优劣。”后来潘察院纬又上奏说：“制科的论策，都是灯窗下撰写的文章；而策文限定三千字，难道不会有平时准备应对的言语吗？只有六论这一场考试应当特别用心。如果废除从注疏中出题，而又恢复以答对四题为合格，那么这和参加进士考试时一场考五篇经义有什么不同？”考试当天，有诏令改为六题中答通五题才算合格。这一年开始命令糊名誊录。按照旧例所考六论为：第一题“因者君之纲”，第二题“易数家之传孰优”，第三题“前世历法多差”，第四题“十二节备如何”，第五题“王学本贾氏”，第六题“动静繁寡如何”。两天以后，考试院说：“试卷中有很多人不知道题目的出处，也不能完整引用上下文，只有少数人答对了两题。”皇帝下令赐给束帛，并停止举荐者的职务。周益公等人都被免罪放归。有人说：“旧例中的六题，一题明、一题暗；上下文中有数量和事例的，叫作暗题。”当时舍人钱师魏一向和周、李等人政见不同，又承受受宠近臣的旨意，于是上奏说：“制举十分重要，题目必须稍微出得难一些。”皇帝于是亲笔指定钱师魏为考试官，所以所出的题目全都是暗题。仁父当时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仲信任著作郎。不久，仲信奉旨考校上舍试，因策问本朝制科典故，答卷中说：“苏洵等人都曾被黜落，富▯、张方平粗略了解题意，也免不了发生错误，因此被台官攻击，全部罢职离去。”仲信也被罢职。第二年秋天，言官又论说应从注疏中出题，大概是要考察其学问广博，认为应当恢复旧制，皇帝又采纳了。十一年夏，校书郎虞商衡在转对时上奏说：“制科取士不必拘泥于三年一次的制度。”皇帝告诉大臣说：“贤良科能够得到人才，是国家的盛事。”于是特意在六月五日下诏，但没有人应诏。十二年春，李献之以右史身份直宿禁中，当面上奏说：“贤良科的选举，起源于汉文帝，本来是求取直言以补救政治缺失，从来没有听说要用记诵之学来责求他们。假如一个人的才能、品行、学问、见识像晁错、董仲舒那样，”即使不能把注疏全部记住，对治理之道又有什么损害？于是又废除从注疏中出题。此后，陈天与任池州知州，举荐本郡人庄治；丘宗卿任平江府知府，举荐本郡人滕成。十三年六月，召试六论，题目第一是“身者治之本”，第二是“圣人通天地之心”，第三是“五星为经纬”，第四是“历律本于易”，第五是“六德以民为纪”，第六是“岑彭冯异之功孰大”。两人都答对四题。颜侍郎师鲁任考试官，说他们的文章义理平常，不符合近来的制度，于是将他们罢免。从此制科再也没有人能够参加考试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格式和恩例附录 博学宏词科，于绍兴三年七月开始设置。绍圣年间已经废止，制科也不再举行，于是创设宏词科。大观年间改名为词学兼茂科。到这时，因工部侍郎李擢上奏，另行设置此科，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十二类文体命题，古今文体混杂出题，六道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遇到举行科举考试的年份，除归明流、进纳人以及曾犯赃罪的人以外，现任官可以直接到礼部自陈，先投进所作文章三卷，由朝廷下交学士院考察其才能，合格者召来考试。现任官则经所属部门投进所作文章，合乎标准后参加考试，然后离任。礼部贡院的知举官分三等考核，把合格的正式试卷送中书省审阅。宰执将上等中的上等人员提升一官，选人改授京官；没有出身的人赐进士及第，并免除召试，授予馆职。中等人员减少三年磨勘期限，并给予堂除；没有出身的人仍赐进士出身，并从中选择特别优秀的召试，授予馆职。下等人员减少二年磨勘期限，并给予一次堂除；没有出身的人赐同进士出身。馆职出现空缺时，也允许审察后召试。起初，词科只有有出身的人才允许应试。高宗即位后，因为要用兵，权且停止了这项科举。等到李擢请求恢复此科时，他的儿子李益能粗通文墨，于是有关部门审阅后，兼准许任子参加考试，这也不是旧有制度，大概是替李益能谋划的。然而李益能最终没有被选取。此科设立以后，考入中等的只有汪叔詹、洪景严、汤进之三人，其余六十九人都是下等，大概是有意压低他们的等级。旧例规定，每次科举合格者不得超过五人，如果人才有余，临时请旨决定。绍兴以后所取从未超过三人，淳熙八年以后又只取一人。庆元五年，应试宏词科的有三十一人，没有合格者。三年取士 每三年取士，是祖宗以来的旧制度。建炎元年应举行省试，因城池被围，所以推迟了两年。绍兴元年应举行殿试，因举行明堂礼，也推迟了两年。绍兴十年应举行秋试，廖中丞刚上奏说：“自从治平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通常与大礼科场同时进行，省试、殿试相隔三年，所以任子与登第人员注授官缺互不妨碍，转运司的经费也能供应。自从军兴以来两次推迟，如今秋试又将与大礼相冲突，请再推迟一年，以符合古制。”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下诏各州在绍兴十一年发解，绍兴十二年举行省试、殿试。此后科场以绍兴十二年为标准。

译四科 祖宗以来，只用词赋取士。神宗重视经术，于是废除了词赋取士。元祐年间兼用两科。绍圣初年，又废止。建炎二年，王唐公任礼部侍郎，上奏请求恢复用词赋取士。从绍兴二年开始，科场才恢复。曾任侍御史的统请废除经义，专用词赋，高宗本来倾向于同意，吕元直表示反对，这才作罢。绍兴十三年，国学初建，高司业抑崇说，士人应以经术为根本，请求第一场考试经义，第二场考试诗赋，最后一场考试子史论和时务策各一篇，高宗准许了。绍兴十五年，下诏把经义、诗赋分为两科。于是学者争相学习词赋，经学逐渐衰微。绍兴二十六年冬，高宗对沈守约说：“恐怕几年以后，经学就要废弃了。”第二年二月，下诏规定举人兼习两科，其中大小经义各三道。绍兴三十一年，有人认为老成的经术之士勉强学习辞章，不合声律，请求恢复分科取士。于是仍下诏规定，经义合格者如果有余力，可以用诗赋不足的名额补取，但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从这一年太学公补试开始实行，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在此以前，举人兼考经义、诗赋、策论，因此称为四科。然而改定制度以后，只有绍兴十四年、二十九年实行过两科取士，此后就停止了。大概是因为举人所学习的内容已经分成两类，不能再合并了。类省试 类省试，是高宗在扬州时开始实行的。当时因军务兴起、道路阻塞，建炎元年十二月，于是命令各道提刑司选派官员，在转运司所在州举行类省试，大约每十四人取一人；开封由台官监试，各道则命提刑临时封缄试卷，移文转运司派一名官员，不得预先参与考核。榜单公布后，远方士人多诉说不公平。绍兴元年六月，才专门从各路宪司、漕司或帅守中选择有词学的人总管其事。当时张魏公任宣抚处置使，便宜命令川陕举人在宣抚司所在州举行类省试。绍兴五年，开始在南省考试进士，只有四川仍在宣抚司考试。绍兴七年以后，又移交制置司办理，直到现在没有改变。起初，朝廷既命宣抚司举行类试，又下诏选派一名有出身、清廉强干的现任职司官监试；选派有出身、现任京朝官且曾任馆职或学校职务、有文学才能的人担任考试官。绍兴二十七年五月，有人认为其中不可能没有弊端，议论停止此制，全部令考生赴南省考试。事情交给国子监处理，杨文安椿当时以兵部侍郎兼任祭酒，对朝廷说：“蜀地士人大多贫困，却要让他们经过三峡，冒险渡过重重湖泊，狼狈跋涉万里，怎么可以呢？如果想消除这个弊端，只要监试官选得合适就够了。” 于是请求下令，监司、守臣、通判的子弟和宾客中有能力前往者赴南省考试，其他人不在遣送之列。绍兴二十九年七月，吏部侍郎周绾又请求派遣行在的清望官担任监试，高宗认为路途遥远，难以派遣，于是任命成都漕臣王瞻叔之望担任监试，嘉州守臣何资深逢源担任考试官，另在别试所派官监考。又下诏规定，监试官依照监学条法，负责取出试卷并审定。类省试由朝廷下敕派官，自此开始。这一天，礼部侍郎孙太冲道夫在经筵侍讲，仍请求停止类试，命考生直接赴礼部考试。高宗当天早晨才与执政商议，认为今年已经来不及，只能以后派遣御史监试。孙太冲说：“秘密传递、互相验证的事情，哪里是御史能够防止的？”庆元以后，监试官和考试官通常由南方士人中的闲散官员担任，并选南方士人和蜀人参加；然而取舍的权力全在南方人手中，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疑虑了。国子监解试、尚书省别试 行在国子监解试，由一名察官监试，两名郎中担任考试官，六名职事厘务官担任点校试卷官，考试对象是太学生和武学生。别试所则由一名郎官担任考试官兼监试，三名职事厘务官担任点校试卷官，考试国子生和朝士。同姓有服亲属参加考试时，南省由一名学士或尚书暂代知贡举，另由两名侍从、台谏官暂代同知贡举；八名卿监、郎中和两名察官担任参详官，二十名馆学及职事厘务官担任点校试卷官，并兼试宏词和宗室别试。别试所则由一名卿监担任考试官兼监试，四名职事厘务官担任点校试卷官，并附带考试武举。殿试由四名馆学郎中担任初覆考官，一名其他官员担任点校试卷官，两名侍从担任详定官，两省官员二名担任编排官，以上人员都由朝廷下敕，押入考院任职。诸路解试 诸路解试的考官，按旧例都由转运司选派，通常由本州通判监试，由本路现任官或待阙官担任考试官。乾道六年四月丙午，才开始命令各州的考官必须隔一郡选派，以杜绝请托的弊端。当时刘通靖章任礼部侍郎，朝廷采纳了他的请求。淳熙十六年春试，王侍郎溉任潼川漕，开始规定每名考官都必须历经三郡，合符符合后才允许入场。后来又在西川实行，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庆元四年，泉州州学教授王莘在昌州主持春试时，依据《尚书》断章出题。第二年正月，尚书省上奏罢免王莘。当时的漕臣汪德轮是故相汪伯彦的孙子，任太府卿，是被召来继承父职的人。议论者认为汪德轮因为凭祖上的任用入官，所以选择考官不当。张肖翁任监察御史，因而说，从今以后，漕臣中不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应另委一名监司选官主持考试，并且再选择一名有文学才能和士人声望的人担任点校官，专门掌管命题和取舍。如果有不称职的，就加以重罚。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大概从嘉泰元年开始实行。四川类省试官 四川类省试的考官，除由朝廷下敕派遣监试和主文外，由制置司派考试官四人，以有出身的知州充任；派点校试卷官十人，以京官或选人中有士人声望者充任。别试所只派小试官二人而已。旧时监试、主文都由提转官担任，近年多由郡守担任；考试官也由通判、副职担任。至于曾任馆学的郡守，有时反而不派，不是旧有制度。宗室担任试官 自熙宁、元丰以来，宗室不被派任试官。淳熙六年十一月，周益公任吏部尚书，才开始请求让宗室担任学官和考试官。淳熙八年正月，于是任命赵子直为省试别院考试官。绍熙四年，又任命赵子直知贡举。然而外郡直到现在还没有派宗室校试，大概是漕司官吏墨守旧法，不知道新的诏旨。

译禁止提灯夹带书籍 关于禁止提灯和夹带书籍，近年只有国子监和南省实行。两浙漕司虽然禁止提灯，却已经放宽了夹带书籍的禁令。其他郡国的秋试，通常到天亮才结束，类省试也是这样。绍兴二十九年，王瞻叔主持考试，才重新禁止这些行为。然而这种习俗已经延续很久，虽然有禁令却不能实行，如今仍像过去一样秉烛夹带书籍。诸路同日举行解试 祖宗的旧制度规定，各路州军的科场都在八月五日锁院。只有福建距离京师遥远，提前在七月锁院；川、广距离尤其遥远，又提前到六月。绍兴十三年八月，下诏认为闽、广距离行在并不遥远，也一律在八月五日锁院。然而各军州历来例行另选日期引试，因此举人多有冒充籍贯、到其他州重复考试的，有的还冒称得到亲贤推荐，到别路重复考试，甚至有一人两次参加荐送。绍兴二十四年正月，下诏太学和诸路一律在中秋日引试，只有四川全部在三月十五日举行。类省试旧例在九月举行，绍兴二十九年，制置司说四川距离行在遥远，担心举人不能及时赶赴御试，请求在八月锁院，朝廷准许，此后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因亲属关系避嫌而另行考试 牒试是旧制度：凡是守臣、通判和考试官的同姓或异姓有服亲属中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姻亲和守臣、通判的门客，都要以避嫌为由，赴本路转运使处另行考试。如果是帅臣、部使者的亲属和门客，则到邻路考试。通常每七人取一人。绍兴以后参加牒试的人很多，到绍兴二十三年，成都一路参加考试的有三千五百人，而发解的有五百人。议论者认为取士过滥，于是规定成都路以八十三人为定额，潼川路以八十人为定额。当时眉州通判李彦辅、永康通判郭印都因牒试避亲，致使举人冒滥而获罪；虽然遇到赦免，仍然延长磨勘年限并降官。由于这一弊端，特别影响东西两川、夔州和利州路；东南各漕司则发解不过三数人而已。绍兴五年夏，王巽泽溉由成都转运判官被召回入朝，极力说明两路冒充亲属、伪造籍贯的弊端，请求每路保留十人，其余均与本路各州一同取士，朝廷采纳了，并仍各以二十人为定额。丘宗卿当时任制置使，又请求每路只保留十二人；如果参加考试的人少，就按每二十人取一人，奏请后获得批准。旧制度规定，命官锁厅赴漕试者与避亲举人一同考试；王巽泽任益州漕司长官时，才开始分场考试，以革除代人答卷的弊端，于是西蜀各地都这样实行。大概从绍熙三年春季开始。潜藩恩试 潜藩恩试，大概在高宗渡江以前就有了，但必须是曾经参加考试并两次到省的人，才可以参加。绍兴二年，蜀州举人因高宗即位所施的覃恩，直接参加类省试。初次出任官职人员的铨试 铨试旧来就有，凡任子和获同进士出身的人都要参加。建炎年间兵火之后暂时停止，绍兴三年才恢复。没有出身的人允许学习经义、诗赋，当时有时还考试刑统义断案。绍兴十三年九月下诏兼试两场，只有有出身的人仍按旧例考试法律。那些在蜀地的任子，旧法规定由益州、梓州两路漕司轮流在春秋举行铨试。乾道二年，采纳知蜀州杨民望的请求，改由制置司主持。后来又下敕派遣监试、考试官，只有蜀地士人中具有同进士出身而在东南任职的人免于铨试。按旧例，春秋两季考试，每十人取七人；乾道二年以后只在春季考试，每两人取一人。绍熙末年，议论者认为这样会导致学业荒疏，于是请求每三人取一人。三年后，谢用光任吏部侍郎，上言说如今世禄之家已经开始留意学习，请求恢复旧制。下诏准许。现在蜀中的铨试非常宽松，凡是请人代考的，通常要花费七百缗，而且权势要人的子孙很少有不被选中的。有人认为应当全部赴吏部考试，但吏部也不能避免这种弊端。关键还是应当像祖宗时期那样，先考试，合格后再授官。旧铨试没有合格的人，允许由堂除授官；淳熙年间，孝宗才开始严格执行禁令。淳熙八年八月，赵魏公任泸州帅，奏请让他的儿子赵昱担任书写机宜文字，已经接受了诏书；木蕴之当时在西掖任职，借其他事情提出赵昱尚未参加铨试，于是这项任命被搁置。绍熙元年八月，计司业衡又上奏，请求让中选人到吏部长贰厅前参加帘试，合格后才允许参加选官；考试小经义一篇，或者小赋一篇，或者省题诗一首。第二年四月，吏部按照他的奏请制定具体条文，其中规定同进士出身的人和恩科人不再参加帘试，四川制置司也一体实行。朝廷采纳了。黄子由当时任考功郎官，上奏说如今已经增加考试律义，自然不必再举行帘试。大臣进呈此事，光宗说：“帘试是为了革除代人答卷的弊端，正应当加强，怎么可以废除呢？”绍熙三年八月，谢子肃侍郎又说，铨试不中而年满四十的人，只能注授残零阙人，请求让郎官到长贰厅写一条法律，让他们解释；如果解释不通，就不得参加铨注。朝廷采纳了。起初，任子中降等补授文学官的人和恩科人都免于铨试，孝宗认为不对，也下令让他们参加考试。只有宗室子弟参加铨试时，考场中没有犯杂项禁条的人都可以出任官职，这是朝廷优待皇族亲属的意思。广东、广西漕司过去也有铨试，乾道八年废止。试教官 试教官一制，从熙宁、元丰年间开始。程伊川曾经非难过它。如今仍未废除这一制度。凡有出身而愿意应试的人，先备齐自己的文章，包括经义三道、诗赋各三道，到礼部陈请。如果文理足以应试，就送入试院，不限人数，取文理优秀的人为合格。初次任职时授予各州教官，自此成为两学教官的选拔途径。嘉泰元年二月，有人请求四川制置司在类省试的年份，仿照礼部附试学官，允许有出身的人备齐所作文章，到制置司陈请，并委托有出身的通判或教授审阅。这一年参加考试的有四人，取一人。蜀人试教官从此开始。试刑法 试刑法一制，也从熙宁、元丰年间开始。旧时附设在铨试院，兵火之后暂时停止。绍兴三年恢复，后来又下敕派两名试官，专门撰写刑法题目，称为假案。合格分数按五十五通折算为十分，得五分以上列入第二等，下限相当于二十七通七厘半；四分半以上列入第三等上，下限相当于二十四通七厘半；四分以上列入第三等中，下限相当于二十二通以上。凡考试列入第二等的人，选人改授京秩。这是因为赵忠任宰相时，刑名之学已经废弃很久，所以为此向皇帝陈请，给予优待。如今这已成为大理评丞的选拔途径。绍兴二十五年，四川制置司请求每三年在类省试院另派两名刑法官校试，朝廷同意了。

译新科明法 新科明法，是熙宁年间把旧明法科改制而成的。崇宁初年废止，将其解额、省额归入礼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吴环说：“法官缺员，请求恢复此科。”朝廷准许曾经考取解额、被贡举的人参加考试，采纳了他的意见。绍兴十一年，开始在各路秋试中举行，每五人取一名发解，省试每七人取一名，且都不兼考经义。第二年御试时，下诏由察院分为两等：第一等赐本科及第，第二等赐本科出身。绍兴十四年七月，有人认为取人过滥，请求解试、省试的取士比例各增加二人，即解试每七人取一人，省试每九人取一人。考试内容为断案、刑名粗通，以十分为标准；断案达到五分，且刑统义文理都通达的，才算合格；否则宁缺勿滥。此后应试者兼考经义。绍兴十六年二月，于是废止此科，直到现在没有再设置。复试权要子弟 复试权贵和要员子弟，是太祖制定的法令。绍兴十二年，秦申王掌国政，他的儿子刚刚加冠，便参加了多士考试。二十四年，他的孙子埙又参加南省复试，取得第一名。到了廷试时，有司拟定埙为榜首，皇上察觉后，把他置于第三名。秦桧死后，淮南提举常平朱冠卿奉诏上书，极力陈说这种做法的弊端。于是追夺埙的出身凭证，并下诏将曹冠以下七名已有官职的人一并改为带“右”字的官职，其余人全部驳回遣散。二十七年，才下诏规定：两省、台谏和侍从官有服亲属参加省试合格的，要由礼部列名上报，命后省复试。从此成为定例。锁厅人不得做状元 锁厅人不得做状元，并不是旧有的定例。祥符二年，梁固在廷试中取得第一名；梁固是翰林学士梁灏的儿子，景德初年已经被赐进士出身。皇祐初年，沈文通以斋郎身份参加对策，取得第一名，宰相陈公恭认为已经做官的人不应列为第一名，于是把他降为第二名。此后，王昂榜原拟嘉，王楷榜原拟汪洋，陈诚之榜原拟黄中，王佐榜原拟董德元，梁克家榜原拟许克昌，萧国梁榜原拟赵汝愚，邹应龙榜原拟莫子纯，曾一龙榜原拟许奕，都采用了这个例子。新进士的期集 新考中进士，旧例是按照名次高低凑钱举行期集，贫困的人有时还要向别人借贷。裕陵听说此事后，熙宁六年开始赐给新进士三千缗钱，作为期集费用，这从余中开始。渡江以后，赐钱一千七百缗，从此成为定例。过去新进士入宫谢恩时，赐谢恩银一百两，熙宁六年也停止了。如今新进士的期集机构称为团司，在礼部贡院设局，释褐当天就赴任，由三人主持。其职事有纠弹、笺表、主管题名小录、掌仪、典客、掌客、掌器、掌膳、掌酒果、监门等，人数多时达到一百多人，还要把所差人员的姓名具报礼部，并通知御史台。过十天入朝谢恩，再过几天拜黄甲，在礼部贡院叙同年之谊。仪式上，三名进士在堂上铺设褥席，东西相向而立。同年中年满四十岁的站在东廊，不满四十岁的站在西廊，都拜两拜。拜礼结束后，选榜中年长的一人向状元行拜礼，再选年纪最小的一人向状元行拜礼。又过几天，前往国子监拜谒谢恩，向先圣先师和邹国公行释菜礼，三名进士分别担任三献。榜中有士人声望的一人担任监礼官。谢恩结束后，在礼部贡院赐闻喜宴，侍从官以上以及馆职官员都参加，由知举官主持宴会。宴会结束后，树立题名碑刻，于是撤销团司。一般说来，团司要到状元授予告身、走出国门时才撤销。本朝三元 孙汉公在淳化二年参加进士考试，从开封府试到南省试、廷试都取得第一名，此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到咸平五年，王沂公在青州、南省和廷试中都取得第一名。庆历二年，杨审言如此；皇祐元年，冯当世也如此。宋朝立国二百多年，成为三元的只有这四个人。制策考入三等、两次参加制科 本朝制策考入三等的共有四人：吴正肃、苏文忠、范子功、孔常甫。两次参加制科考试的只有一人，即张文定。他在景祐元年考茂才，五年又考贤良方正，这也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新进士廷射 新进士参加廷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淳熙初年，孝宗曾告诉大臣，想让文士能够射箭、驾车，让武臣懂得诗书。淳熙二年，詹晋卿榜公布后，特意把詹晋卿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召到御射殿，按规定试射。第二天，又召来第五甲和特奏名的一百五十二人，他们都穿着襕袍、持笏入殿行起居礼，换上戎服射箭完毕后才退下。正奏名中射中靶心、箭能上垛的人，分别给予不同的恩赏。特奏名第五等中射箭合格的，授予文学官职；其余按惯例赐给束帛。总共使用绢三千匹。据说绍熙初年，留丞相上奏说：“射箭是用来观察德行的，既然不合格却又赐给他们帛，似乎没有意义。这项旧例可以删去，也算是节省费用的一种办法。”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廷试赐烛 旧例规定，廷试中的举人考试到天黑，可以获赐蜡烛；但殿宇深邃，容易变暗，太阳偏西时殿上就已经点起蜡烛了。庆元五年，皇上第一次策试士人，江西正奏名进士黄寔、严州特奏名进士皇甫鉴最后交卷，廉州特奏名进士刘嘉猷获赐蜡烛时已经到了一更四点。御药院说：“按照旧例，正奏名获赐蜡烛的降一甲；如果原在第五甲，就降为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如果原在第五等，就授摄助教。”诏令依照旧例办理。世间相传，张子韶曾叩击殿阶请求赐烛，最后交卷，皇上亲自取出他的策文阅读，赞叹他正直明达，于是提拔为榜首。其实并不是这样。殿试详定官另行划分等级 祖宗旧制规定，殿试初考官评定等级后，便加封印送交覆考，再重新评定等级。如果到了详定所，就应当或依从初考，或依从覆考，不许另外自行划定等级。嘉祐年间，王荆公任详定官，开始请求不采用初考、覆考两处的等级，而另行划定等级，此后遂成为惯例。绍兴五年八月，孙叔诣任学士，上奏说：“这样一来，名次高低和升降黜陟全都出自详定官，初考、覆考几乎成了虚设，请恢复旧制。”皇上同意：如果初考、覆考所定等级都不恰当，才允许上奏请示，另行设置等级。这一年殿试中，两次考试所定等级不同，详定所上报后，诏令编排官裁定。赵公时任谏议，认为这样不对，请求采用崇宁年间的法令，相差两个等级的，连带五人，一并列明各自应当升降的依据上报，诏令准许。然而绍兴、乾道、淳熙、绍熙年间，殿试榜上前三名中有很多人据说是皇上亲自擢取的。

译因谅闇停止殿试 自咸平以来，皇帝遇到三年之丧，就停止殿试，改以省元为榜首。真宗朝有孙仅，仁宗朝有宋郊，英宗朝有彭汝砺，神宗朝有许安世，徽宗朝有李釜，高宗朝有黄公度，孝宗朝有木待问，今上朝有莫子纯、傅行，都是这种情况。旧制只授职官，只有天圣二年宋元宪一人被授为京官通判；绍兴八年黄公度又补授京官，从此便成为定例。四川类省试榜首所受恩数的厚薄 四川类省试第一名，所受恩赏按照殿试第三名办理。原来绍兴五年，因为战事兴起、道路阻塞，十一月戊子日下诏：川陕类省试第一名，赐进士及第，按照行在殿试第三名的恩例办理；其余人都赐同进士出身。后来何道夫名耕，因为在对策中陈说蜀地人才问题而触怒丞相，于是礼部上奏说：“类试中名列高等的人，大多滞留在道路上，不肯立即赴御试，希望从今以后第一等人一律赐进士出身。”奏章获准。绍兴十八年八月癸巳日，从此没有不赴御试的人。只有在皇上不亲自策试时，类试第一名的恩数才照旧；第二、第三名都附在第一甲，九名以上附在第二甲。” 宗室锁试后升官 宗室中已有官职而参加锁试的，以及没有官职而参加应举的，唱名定第当天都升一级官。若是濮王的子孙，则再加一级。旧例是每七人取一人，淳熙年间诏令改为省试每十人取一人。又有参加应试的宗子，榜首赐同进士出身，其余只补承信郎。宣和六年沈元用榜时，宗室开始不列入五等，至今仍以此为例。武举改换文资 武举从仁宗以来就有。各路州军旧日没有解额，只到兵部取得解额，通常每七十人送赴省试。考试前，军头引见司在内弓箭库试验弓马，另在别处附试程文七书义五道、兵机策二道。皇上又临轩亲自策试，第二天检阅弓马考试。榜首补保义郎，授予巡检差遣，并注授监当。渡江以后，才在殿前司试弓马。每次考试录取的人通常为二十人，淳熙以后增加到四十人。淳熙三年，四川类省试开始考试武士，四路共解送四十二人，省试名额总共六人。乾道六年正月，刘孺文任礼曹时，曾请求恢复武举制科，但没有成功。淳熙初年，皇上认为武举授官与文士不同，淳熙二年三月乙巳日下诏：武举第一名补秉义郎，由堂除为诸军计议官，使其能够参与军中的谋议，位次在机宜之上。其余也仿照进士的恩数分别办理，命吏部在前一年清查空缺，依黄甲注授。淳熙七年三月丙辰日下诏：武举中愿意从军的人，殿试第一名授与御前同正将，第三名以上授同副将，第五名以上以及省试第一名授同准备将。旧制规定，监察御史以上官员可以保举一名武举人，后来增加到两名。适逢合门舍人林宗臣请求放宽保举规定，增加保举人数。这月辛未日又下诏：通直郎、武翼大夫以上官员都可以举荐两人。四月己酉日下诏：小使臣中属于武举出身的人，遇到父母丧，可以解除官职服丧，期满后再任用。这是吏部侍郎乌程芮国器辉请求的。乾道十年十月乙亥日下诏：边县注授武举出身的人，凡能拉开两石弓、马射九斗的，称为绝伦。只要达到绝伦，即使程文不合格，也一律赐第。绍兴二十九年，赵梦熊武艺绝伦，省试、殿试又都取得第一名，于是立即让他任合职。乾道、淳熙年间，太学中许多长期不能登第的学生转去参加武举，后来朝廷便锁住他们的厅试资格，不许再应进士科。当时王卿月、时叙首先同时应两科考试，后来官至修注。近年江伯虎君用、陈续嗣功也接连考中两科。江伯虎在淳熙八年取得武举第一名，十一年考中进士第四甲，于是改授承事郎，恩数与状元相等，朝廷对此很吝惜。十六年十月，因为知归州林颖秀提出建议，于是停止锁厅的命令。江伯虎后来任泉州通判而死。陈续现在任永康军知军。三朝童子举推恩人数 童子举从真宗以来就有。高宗一朝，请求参加童子试的共有三十六人，授官五人：万顷、彭兴宗、张柔、朱虎臣、刘毂。永远免除文解的一人，是晏章；免除文解的一人，是林佐国；赐帛后遣还的九人。绍兴三年四月，有兄弟童子三人：饶州江安国、定国，以及戴松、戴滋。又有张岩叟、岩卿，不知道是哪里人。只有朱虎臣能够排阵布射，又能背诵七书，所以补授承信郎。刘毂因为是小校的儿子，五岁就擅长骑射，所以补授校尉。朱虎臣是浮梁人，被召见后，又特意赐给他金带，以示宠异，这也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孝宗一朝，请求参加童子试的共有七十四人，授官七人。有个叫吕嗣兴的，是衢州人，四岁便能读《切韵》，辨别四声，还能画八卦。皇上召见他，让他当面吟诗，于是授右从政郎，赐钱三百缗，命他陪伴皇孙荣国公读书，这是乾道八年春天的事。又有临川人王克勤，尤其机警聪敏。起初授右从事郎的有庐陵李如圭、三山林公洽、何擢；另授右迪功郎的有：三山何致远、将仕郎庐陵郭洵直，授下州文学。光宗一朝，请求参加童子试的共有十七人，没有补授官职的人。只有从事郎吴纲，九岁，能够背诵六经、《语》《孟》，因为是寿圣亲王的侄孙，特意改授承务郎，仍依照最初补授官职的办法，这是壬子年四月的事。童子赐出身并在秘书省读书 晏元献当初以童子身份被召来考试，便赐进士出身，命他在秘阁读书。过了很久，就任命他为正字。乾道末年，皇上沿用这个旧例，任临川人王克勤敏叔为秘书省读书，俸禄按正字的一半发给。淳熙初年，皇上临幸秘阁，馆职官员都升官，选人改授京秩。有司向皇上说起王克勤，诏令任命他为文林郎。过了很久，台官有人指出他的过错，于是授予初等职官。后来又因锁厅考试中第，任为太学博士，此后再没有人继承这种做法。

译特奏名考试 特奏名从仁宗朝开始，此后逐渐放宽。凡监学生参加两次考试都可免解，参加一次可免一次，与举人一同应试。参加八次、年满四十五岁，以及参加考试年满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参加殿试，录取其中一半授官。年满六十岁、考试进入第四等的，授岳庙官。建炎二年，高宗即位，特地下诏规定，进入第五等的人也一律调官，至今成为定例。旧例中，恩试第一名赐进士出身，授诸州教授；第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渡江以后，川陕特奏名人在制置司参加考试，三十年又降敕派监试、考试官。近年朝廷认为特奏名人数过多成为弊害，于是下诏改为三人取一人，因此获得恩赏录用的人数稍有减少。太学养士最盛 太学养士，在崇宁、大观年间最为兴盛。绍兴年间，诏令规定名额为七百人：上舍生三十人，内舍生一百人，外舍生五百七十人。每逢三年一次的科场考试，通常四人取一人。如果经过长期考核、学业优异而升入上舍，便不必参加科举选拔，最终直接释褐。那时王任临安府知府，搜括民间冒占的白地钱，每年有八十二万多缗，用作太学养士的费用。绍兴十六年，诏令规定外舍生名额增加到一千人。此后，三舍生通常有八百多人。过去两学没有因皇帝施恩而免解的办法，孝宗即位后，才开始创行。从此每逢覃庆，就常常重新实行，省试名额动辄增加几十人，于是成为定例。国子监考试制度 国子监的学生都是冑子。旧制规定，在行在任职的官员同姓缌麻亲，以及厘务官的大功亲，可以听任补试入学。每逢三年一次的科场，通常三人取一人；如果两次补试都中，则七人取一人。但太学生都可以通过公试、私试累积考核，按分数升舍；只有国子生因为顾忌父兄的关系，只能寄理而已。必须等父兄外调任职，才转入太学，然后才能升舍。庆元二年三月，翰苑官傅景仁上奏说：“国子生员中有很多冒充和滥入的人，请从今以后规定，只有职事官的期亲、厘务官的子孙才可以参加试补。”皇上采纳了。凡监学生都发给绫牒；如果请假在外，遇到科举考试，就在漕司参加考试。过去公试、私试都由学官主持，淳熙以后，公试才锁院并由敕令派官，学官大概不得参与。武学 武学自祖宗以来，京师就设有。乾道七年七月庚寅日下诏，规定武学中应参加解试的人以五十人为额。但各郡各国尚未建立武学。庆元五年六月乙亥日，有人请求就在各州州学设置武士斋舍，选派官员考察他们的武艺，并登记官府的荒田，以备供应廪食。朝廷同意了，但后来也未能实行。释褐状元的恩例 旧制规定，太学上舍生长期考核成绩优异，并且舍试又考入优等的，在化原堂释褐，称为释褐状元，按例补授承事郎。太学正、录，淳熙初年的郑鉴自明就是通过这种选拔产生的，不到四年便任着作郎。补授郡职后，自明多次上书议论政事，皇上很喜欢他，时间久了却渐渐厌烦。淳熙六年，刘纯叟尧夫又因释褐授为国子正。当时王仲行为兵部尚书，上奏说：“如今两名优等释褐生，起初授予京秩，立即就任学官，所受恩数超过状元、制科，按事理是不恰当的，请先授予外任。”当时知滁州张商卿也说：“如今考中上舍的人担任学官，不几年就可以做监司、郡守；刑狱、财赋并不是他们平素所熟悉的，无法保证他们不出差错，请先注授职官。”皇上认为有理。十月丙申日下诏，改为按照殿试第二名的恩例办理。太学补试 太学补充弟子员，旧例是每逢三年科举后，朝廷派官员锁院，四方举人都可以前来应试，录取合格者补入太学，称为混补。淳熙以后，朝廷认为前来应试的人太多，想加以限制，于是制定待补法：各路漕司以及州军，都以解试终场人数为准，每一百人取六人，允许参加补试，通常在开院十天后张榜。但远方士人往往无法前来，于是有人替别人取得公据代为应试，冒滥现象更加严重。庆元年间便停止了这种办法。嘉泰二年，又恢复混补，前来应试的人达到三万七千多人，分六场，在十八天内引试。蜀学 各郡国的学校，以成都最为兴盛。学官有两人，都是朝廷选拔的。学生员额达到四百人，其他求学者也有几百人。但还没有考试选拔、贡举的办法。淳熙年间，胡长文任四川帅臣时，曾经建议仿照太学另立解额，适逢有人阻挠，最终没有实行。庆元三年春，士人王正则等向朝廷申诉，请求把漕司的解额移给成都府学，事情交给制置司办理，后来也搁置了。如今四川士人中年轻的，大多聚集在成都。如果精心选择师儒，逐步制定每月记录、每季考试的制度，再酌量拿各路漕司多余的解额来给他们，使他们有所羡慕向往而成就才学，也许会有益处。宗学 宗学，在东都兴盛时就有了。绍兴十四年春，惠国公士▯任同知大宗正事，才开始请求在临安建立宗学。学生名额以一百人为限，其中大学生五十人，小学生四十人，职事五人。设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人；在学就读的，都是南宫、北宅的子孙。至于亲贤宅的近亲，则另设教授，由馆职兼任，不列入宗学之中。宗子陪祀释奠 各郡国举行释奠先圣的典礼，由宗子陪同祭祀，旧制度中没有这一项。从绍兴十五年开始，州县的文臣到学校拜谒先圣后，才允许处理政事。旧制度中也没有这一项。从绍兴十四年开始，这大概是诸王宫教授陈孝恭、永州知州罗长源提出这两项建议，朝廷予以实行的。文宣王的镇圭 绍兴十四年，国学刚建立，宫内拿出镇圭来奉祀文宣王。庆元三年，皇上将要举行大礼，但内府没有玉圭，于是下令国子监借用文宣王的玉圭。乡饮酒 乡饮酒礼，绍兴十三年四月，待制林保任礼部郎中时，请求命太常拟定完备的礼仪，下令各郡县实行。又下诏规定，没有参加过乡饮酒礼的人不得参加科举。礼仪共有肃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十二个环节。又有相关约束：一切事务由主人，即守令负责；酒食器用，则由乡里的大夫、士中有财力的人共同置办。实行了十多年，士人认为不方便。二十六年四月，才采用新的办法。根据抚州通判陈泳的请求，即使没有参加乡饮酒礼的人，也允许参加科举。又下诏说，乡饮酒可以听任民间自行举行，官府不得干预。从此不再讲求这项礼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甲集 宋代李心传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