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乙集

译大臣离职而不授予职名。本朝大臣自仁宗以后，离开职位时从来没有不得到职名的；即使台谏官交相上奏论列，也一定先授予职名、补任郡守，然后才施加贬黜处罚。乾道初年，叶子昂、魏南夫同时任宰相，适逢冬祀时发生大雷，于是两人都以本官身份出任地方官而罢相，这不是通常制度。淳熙初年，诏令宰执、侍从官如果没有功劳，不授予职名；这一年，叶梦锡因进言而被免去宰相，便以通奉大夫身份出知建宁府。绍熙初年，王谦仲任枢密使，又因何自然的奏章而降一级官职，放罢不用。这些情况，都是非常规制度。绍兴至开禧年间督府的废置始末。本朝旧例，大臣统领军队的通常称为宣抚使。韩子华身为首相，仍然如此。渡江以后，各位大将的官位已经很高，都任宣抚使，于是宣抚使这一称号越来越轻。此后宰相统兵便称都督，从吕元直开始。吕元直起初以“都督江淮两浙荆湖军事”为名，在江上开府。他经过平江时，平江守臣席大光有事关白，这才察觉自己被左相秦会之倾陷。后来军队溃败，他以疾病为由请求离职，于是朝廷命他回朝，遥领都督；又让参知政事孟富文暂代同都督，在建康治理军务。过了很久，吕元直离职，“权”字加在同都督的名号中，是从孟富文开始的。吕元直、孟富文相继罢职后，朱藏一独任宰相。他因忌惮元枢赵元镇很有人望，便奏请任命赵元镇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赵元镇认为自己与吴玠使用相同的使职名号不妥，于是改为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后来张德远因击败刘猊的功劳与朱藏一同任宰相，于是兼任都督诸路军马。赵元镇不久离职，张德远又因淮西军队溃败而被贬，连同他的督府也一并撤销。张德远此前以行府为名，往来巡视军队。等到皇帝驾临建康时，督府设在行宫内。张德远被贬后，赵元鼎秦会之重新任相，二人共同商议返回临安，而战争也停止了。等到金人完颜亮窥伺长江时，诸将都被贬黜，朝廷才商议让左相朱汉章任都督。朱汉章推辞，于是命叶审言以元枢身份督视江淮军马，“督视”这个名号从叶审言开始。孝宗即位后，张德远以枢密使身份任江淮都督，汪明远以参知政事身份任荆襄督视。方城失守，汪明远获罪，张德远便兼任督视。符离之战失利，张德远罢职回朝；这时金军又进犯长江，于是任命左相汤进之为都督。汤进之害怕前往任职，便命旧将杨存中共同都督军马，沿用孟富文的旧例。后来两淮都陷落，汤进之更加害怕，于是任命杨存中为都督，命参知政事王瞻叔担任督视。王瞻叔也坚决推辞，皇帝大怒，于是汤进之、王瞻叔相继罢职。开禧年间出兵，邓伯允、T象先因宣抚使任上的罪责受到惩罚，于是朝廷以外任方式任命丘宗卿为签书枢密院事、督视军马。丘宗卿与▯胃不和，过了两个月便被免职。张肖翁以元枢身份代替他，但不能胜任，奉祀离职。几个月后，吴曦反叛，朝廷命李季章以参知政事身份督视四川军马。后来又有割地封疆的议论，李季章也被罢免出行，此后便不再任命都督。倪正甫、邹景初论奏皇子不应追赠师傅官职。嘉定元年闰四月，皇子去世。诏令吏部、太常寺讨论追赠官职的旧典。吏部援引本朝《会要》所载元丰四年郓王倜、政和三年汉王椿的先例，追赠太师、尚书令，追封肃王。此王是皇帝的第八子。倪正甫当时以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身份，援引治平二年王禹玉等人的议论，认为皇子以师傅的名义授官，在礼制上不妥，请求只追赠尚书令。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我认为吏部、太常固然有失，而倪正甫的奏议也不完全正确。乾道年间，省并三省长官，改用左右丞相，那么所谓尚书令这一官名大概已经不存在了。乾道二年，孝宗的幼子恪被追赠淮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邵王，这是近来的事，而且最为合乎体制，但议论礼制的人都没有提到，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乾道三年十一月，皇子王去世，又有追赠维垣的事。邹景初任给事中时说：“儿子做父亲的师傅，在礼制上是不顺的。”然而在这之前，诸皇子中有的已经追赠太师。邹景初不久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离职，于是授予次对，出守泉州。就是这样。赵善俊请求文阶官名删去“左、右”二字。祖宗朝改行新官制以前，以官职作为寄禄官，但沿用唐代旧典，对官员品流区别得十分详细，彼此不相混淆。因此，有出身、无出身，以及进士上三名、贤良方正、曾任馆阁省府官等类别，升迁转任各不相同。犯贪赃罪的以及流外官纳粟入仕的，尤其不能让他们玷污士流，这并不需要再区分左右。元丰官制开始全面实行这种区分，但仍有同一官职而分为左右的，只是用来稍微优待进士出身的人罢了。到元祐年间，从金紫光禄大夫到承务郎，都根据有出身、无出身分为左右，这算是略微恢复祖宗旧制，但还不完全。至于犯贪赃罪的人，则连左右二字一并去掉，论议者尤其认为理所当然。山先生对门人说，这样做是阻塞人们行善的道路，他的见解更加深远。绍圣以后，因为这种制度出自元祐，所以又把左右二字删去。绍兴初年，正致力于实行元祐旧例，左右字的制度也重新实行，并且下及选阶，于是官员品流稍有区别。淳熙改元，赵善俊上言，认为这是范纯仁偏颇的议论，请求重新省去左右二字，朝廷采纳了。淳熙元年三月戊子日下诏，大概当时正崇尚武臣，赵善俊只是迎合时势而言，并非公正的议论。赵善俊是成王赵仲荣的曾孙，考中进士，以左朝奉大夫、直龙图阁身份出知襄阳府；入朝应对十多天后，又因此前任职之事特意升了一官。他去世后，周洪道为他撰写墓志，详细记载了这些事情，说从此以后再没有乡里方面的议论，大概是轻视他。元丰、乾道年间武臣正任的员额多少。元丰初年，节度使、观察使才有八人，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合计二十人，而且不包括宗室。乾道初年，节度使、观察使增至四十人，防御使达到遥郡，只有二百人左右，而且也不包括宗室。赵德庄赵彦端任权尚书右郎官时，曾请求裁减酌定，后来没有实行。赵德庄是在乾道元年八月提出请求的。

译建隆至元祐年间选人升改及举主制度的沿革。选人升迁改官，本朝初年没有固定制度。建隆二年，命翰林学士以及文班常参官中曾任幕职、州县官的人，各推荐一名可以担任幕职令录的人；以职令任用，凭举主推荐，自此开始。开宝三年四月，命翰林学士以及文班升朝官等，在现任或前任藩郡的幕职、州县官中，各推荐一名可以升任朝官的人；选人凭举主推荐改官，自此开始。干德二年六月，诏令侍从、卿监、郎官各在京官、幕职、州县官中推荐一名可以担任通判的人。在此以前，又曾命令专门记录举荐官员的京朝官情况，从此开始这样办理。从建隆到淳化二十多年间，关于举荐京朝官的诏令才下达五次，本来没有滥举的过失。到至道二年闰七月，有司说各州缺少监当的京朝官，共有五十多名，于是命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推荐一名廉洁谨慎、具有办事才干的州县官。景德元年八月，因幕职资序人员少，命常参官二人共同推荐一名州县官充任幕职。大中祥符三年正月，诏令内外所推荐的幕职、州县官，都必须经历三任、六次考核，以考核期限作为接受推荐的限制，自此开始。五年六月，诏令今后在京常参官二人共同推荐一名幕职、州县官充任京官的，允许举主使用两名官员作为推荐人，自此开始。景德元年八月的规定，只是一时的指挥。天禧元年五月，下诏两省五品以上官员每年可以荐举京朝官五人，升朝官可以荐举三人；荐举名额的限制，从此开始。天圣七年十二月，下诏转运使、发运使及其副职不限制荐举人数。这月，因判流内铨吕夷的建议，规定升朝官因事降职充任监当者不得荐举官员，知县朝臣不得荐举所统辖地区的幕职、曹官，大概是因为此前内外升朝官都可以荐举京官的缘故。天圣二年十月，中书省说，郡臣荐举幕职、州县官充任朝官的，等荐举人达到五人后就把姓名上报，希望以此惩戒滥进；荐举人使用五人的规定，从此开始。天圣三年六月，又采纳监察御史李纮的意见：现在转运使至各州通判，除荐举本部幕职、州县官外，其余升朝官中未经通判以上差遣者，不在荐举官员之列。被荐举的人必须是在任官员；荐举人中有转运使、制直、发运使、提点刑狱、劝农使二人，便依照常例办理。如果只有一人，就再等常参官二人保举，并一同办理磨勘。不是通判以上官员不得荐举官员，不是现任属吏不得接受荐举或被荐举。荐举人必须使用职司官员，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熙宁初年，常平使者可以荐举属吏，和提点刑狱、转运使一样，于是废止了通判荐举官员的规定。元祐初年，暂时恢复了这一规定。不久又废止了。从此荐举的法令越来越严密，但滥进的情况却日益严重。隆兴至淳熙年间改官名额的制定 自祖宗以来，选人改官也没有固定名额。元祐年间孙莘老任吏部侍郎时，才开始规定每年一百人为名额，后来也没有实行。绍兴以后，多数年份不超过九十人，少的有时只有五十人。绍兴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二年五十八人。捕盗以及职事官都不计入其中。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这一年改官人数竟达到一百一十三人，有言官认为这是祸患，请求加以限制。隆兴元年春，诏令吏部列出三年来荐举改官的人数，筹划制定名额，奏请皇帝裁定。三月己酉下诏；这年夏天又诏令以八十人为名额，其中拿出十人作为历任满十二考者的名额，并减少荐举人改官的人数；如果名额不足，就允许暂缺。四月乙丑下诏。不久中书省说，现在才七月，正缺已经有二人；如果累积几年，必定会有很多人滞留，于是诏令吏部暂且照往年放行，参照格法裁减被荐举人数，列具情况上报尚书省。七月戊申下诏，于是议论者请求，荐举官员补发名额不得超过一年的限度；各部长贰及少卿等的荐举名额，分上下半年荐举，并在七十人的名额内酌情增加三十人。皇帝听从了。八月甲申下诏，从此总以一百人为名额，后来又没有实行。干道三年，周表卿代理吏部尚书，说荐举太滥，请求每年荐举一百人，监当三人，四川换给二十人，确定为固定名额。所确定的名额，年终如果没有用足，允许留作缺额；如果人数超过名额，允许在下一年实行，并仍计入下一年的名额。捕盗功赏改官的人不受此限。皇帝听从了。六月己亥下诏。这年冬天，起居舍人黄仲秉上言：四川现辖六十一郡，每年只能改官二十人；东南共辖一百二十九郡，每年却可以改官一百人。除馆职、职事官外，路教授磨勘十余人，名额多少不均，显然可见。由于这个缘故，东南至今只有七十多人，而四川七月内已经用满二十人的名额，难道不会有滞留的忧虑吗？查照元祐、隆兴所制定的名额，四川本来就在数额之内；如今另行设置限制，把四川列在额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希望总以一百二十人为名额，并以叙迁日期的先后作为次序。皇帝又听从了。十月辛亥下诏。干道七年冬，虞雍公任宰相，上言吏部报来的今年改官人数已经超过三十人，诏令引见后放行改官；今后不再限定每年的名额。十月甲辰下诏。虞雍公离任后，皇帝又稍微严格了升迁改官的法令。淳熙四年，引见改官八十二人，捕盗改官十二人。五年，引见八十八人，捕盗十二人。六年，引见五十七人，捕盗十一人。七年春，周益公任吏部尚书，于是请求以六年为一个名额周期，诏令侍从官共同议论。王仲行为兵部尚书，与同列一起上奏说：以三年时间取长补短，计算下来每年不应少于一百人。现在既然减少了荐举官员的数量，请求以七十人为名额。皇帝准许了。二月乙巳下诏。不久又诏令增加十人，引见和职事改官合计六十五人，四川换给十五人；特旨改官者不计入其中。四月癸巳下诏，此后不再改动。然而四川荐举官员的名额，一年不下于一百五十人，而磨勘的名额只有它的一半；超过名额的人称为待班。朝廷知道此事，有时因某件事情下诏，特别加快一个班次，但不作为固定制度。到现在嘉定六年，还有等待十一年班次的人。至于南方士人进入四川任职的，因为荐举名额已经用满，于是归入南班引见，所以没有滞留积压的情况。

译隆兴至嘉泰年间积累考第改官制度的沿革 隆兴初年，张子公任同知枢密院事，首先论说荐举改官中请求货贿的弊端，请求取绍兴以来每年改官人数的适中数目，制定为固定名额。凡是在选人员，按照任职年限和劳绩，依次迁改；年终考核，不得超过所定名额，关升的也这样办理。所有荐举状，暂时停止实行，这样或许可以使铨选掌握均平，而在选人员人人都有取得京秩的希望。若有人凭卓越才能而获得不按常规的升迁改官，不在此限。诏令侍从、台谏详细议论，报尚书省。隆兴元年三月壬申，议论者认为，自太祖以来一直都有荐举制度；现在如果因为担忧奔走竞争就把它全部废除，和因噎废食有什么不同？于是学士承旨洪景严，给事中舍人金彦行、刘共父、张贞甫、周子充共同议论，请求严格执行荐举人的连坐法，不准首先免罪，并根据罪行轻重停其秩禄和任用。辛起季任中丞，当时是台谏之长，议论认为应当选取历经九考、十考的选人，并减少荐举人的名额。事情交给吏部办理。后来凌尚书景夏上奏，请求把选人历经十二考以上且没有赃私罪的人，减少荐举人一员。三月己酉下诏。随后便以八十人为每年改官的名额，其中十人用于历经十二考者，以减少荐举人改官所需的人数；如果名额不足，就允许暂缺。四月乙丑下诏。这大概是兼采张、辛二位老臣的意见。不到几个月，中书门下省说，荐举改官现在才到七月，却已经只剩下两个名额；如果累积多年，必定会造成阻碍。于是命吏部暂且照往年放行，同时筹划应当裁减的名额数，报尚书省请旨。七月戊申下诏。不久便以一百人为名额。八月甲申下诏。不久吏部引见八十人，四川换给二十人。干道初年，黄仲秉任起居舍人，对皇帝说：按郡数计算，东南大约每三个郡有二人改官，四川大约每六个郡有二人改官，人数多少不均，显然可见。于是命令总以一百二十人为名额。干道三年十月辛亥下诏。等到虞丞相掌国政，才奏请不再限定每年的名额。干道七年十月甲辰，不久发现这样太滥，于是有权宜规定以七十人为名额的诏令。淳熙七年二月乙巳下诏。不久又增加为八十人，其中引见的职事官共六十五人，换给十五人。七年四月癸巳下诏。捕盗改官的八人包括在六十五人之内；如果这样仍然不足，就用荐举改官的人补足。淳熙七年十二月己亥获诏批准。后来几年又有诏令规定，职事官改官可以列在每年八十人的名额之外。十三年三月丁酉，获诏批准：进士任职一任后回来接受磨勘，以及归正官按资历改官的，也照此办理。十五年十二月庚午，获诏批准：归正官升至承直郎以后，历经五考便改任宣教郎；从此引见的人稍多，而换给的人独自受到限制。庆元末年，费戒甫任左选侍郎，又请求历经十五考以上且没有赃私罪犯的人，免去职司荐举人一员。六年十月癸巳，获诏批准：嘉泰年间，季景和任右正言，又请求选人中曾历任监当、狱官、县令各三考，以及其他官职历经三考且没有赃私罪犯的人，不论是否有京削，都允许接受磨勘。三年七月，下诏吏部引见八人，四川换给三人，作为名额。于是东南符合条件的只有本升等四人，川路符合条件的只有蹇似之等二人。第二年，有言官论说这太滥，认为如果让这些人约束自己、奉公守法，专心办理职务，那么历官十二考、所任监司和郡守达到四五十人，难道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受到触动吗？姑且从今年符合这一规定的人来看，大致情况就可以看出。诏令吏部正副长官详细议论。当时吏部又得到符合条件的俞圭一人，黄子由恰好兼任尚书，于是上奏请求：历任上述三任合计满十二考的，只使用通常名额的荐举人三人；如果属于荐举人关升者，再减少一人。四年五月甲申，获诏批准：开禧初年，言官又指出这是侥幸取巧，请求令侍从、两省、台谏官共同集议。议论者于是请求坚守孝宗制定的八十人名额，嘉泰以后关于积考减员等指挥一概不再实行。元年五月己巳，获诏批准。有见识的人说，荐举改官的制度本来未尝不好，问题在于士大夫用私意扰乱了它。开禧末年，李仲衍任益部刑狱使者，有一位旧荐举人的儿子拿着职司状前来请托，仲衍厚待他，临行时对他说：“兴宗过去因为职事受到先公赏识，如今不敢忘记；但荐举贤能是国家的事情，不是用来报恩的东西。”有贵人写信托付自己的儿子，仲衍答复说：“只要他奉公守法，即使没有您的命令告诫，我也会荐举他；如果不是这样，就有不可以之处。”嘉定初年，我的弟弟仲贯甫从朝廷补授为郡官，临行时当面告诉各位公卿贵人，请求不要荐举士人，诸位都听从了。真景元后来又被任命为江东副漕，入朝辞行时，我再次写札子当面告诫他。我认为，士大夫人人都像仲衍、景元这样，那么公道就能稍稍伸张，奔走竞争的风气或许也可以止息了。至于通博，容易收受贿赂，又是罪过中最大的一种，所以不再议论。刑部侍郎可以荐举外任人员改官 礼部、国子监的长官和副长官可以荐举各州教授改任京官，这是旧制度。嘉泰元年十一月，言官认为，大理评事只需三名荐举人，而且评事中也有已经改官的人，荐举名额常常有余，请仿照这一做法，令刑部的长官、副长官以及大理寺卿、少卿共同荐举各路提刑司的检法官。皇帝听从了。

译四川的荐举名额是改官名额的两倍 按现在嘉定四年计算，四川改官所需的荐举文书应有一百六十五份。帅臣、监司八十份，制司大使十一份，纵领所六份，茶马司合计五份。三路安抚司每司两年共三份，成都、潼川提刑各五份，利路提刑五份，关外一份，夔路提刑三份。四路常平司每司两年共三份，成都、潼川路转运司各六份，其中年终不除授副使的减半；利路运判每两年又得关外三份，夔路运判两年三份，另有年终不除授副使的三份。四路提举司每司每年一份，前执政六份；费大资、安大资任知州，辖八县以上三郡，每年各荐举二人，合计四份。潼川、成都辖七县至四县的二十四郡，每二十年各荐举三人，折合每年共三十六份。金、达、▯雅、合、巴、蓬、忠、汉、眉、隆、果、资、荣、叙、阆、利州、隆庆、兴元、遂宁、嘉定、崇庆、广安军辖三县以下的三十一郡，每年各荐举一人，全年合计三十一份。泸、夔、彭、渠、昌、普、洋、成、凤、涪、沔、龙、阶、开、万、施、黔、珍、威、茂、黎、文、西、利州、重庆府、大宁监、石泉、永康、怀安、梁山、南平军没有县的三郡，也各荐举一人，全年合计三份。长宁、大安军、富顺监，以五份荐举文书折算一人；每年荐举改官的人大约三十一人，而职司官所称的名额如下：大使十二人，四路提刑共十九人。自淳熙七年诏令四川换给以来，只限十五人；总计这些荐举名额，实际上大半没有被使者收取。绍熙二年九月，制帅京仲远以京官知县职位缺人为理由，上奏请求增加放散员数，朝廷对此感到为难。然而从此以后，除非遇到覃恩，或者制司上奏请求，就一定逐年增加一个班次。开禧三年，吴德夫任宣谕使，又请求侍班人员不必等到改官，立即注拟，皇帝听从了。三年以后，议论者认为不妥，于是恢复旧制度。前宰执每年荐举京官，多数并不是自己了解的人 祖宗的制度规定，前任宰执每年可以荐举选人改任京官五人，淳熙年间减少为二人。既然可以荐举各路人员，有势力的人便争相趋附，大多是宰执并不了解的人。洪景伯罢政闲居二十多年，所荐举的人将近八十人。有个叫管璆的人，任乐平丞，已经得到荐举；一次偶然有文书送到奏邸，因为迟误了几天，书吏便把奏检上的日期擦去改写，以迁就他。景伯立即弹劾管璆欺骗皇帝，并详细说明只有宰执荐举而没有刺举，亲眼看见这种大弊病，却忍声不发、沉默不言；奏疏措辞极为恳切。奏疏送入后，诏令管璆降两资，并令吏部追回荐状。有人说管璆是因为别的缘故才受到这次弹劾，鄱地人能够传诵这件事，还传诵“吞声喑默”这句话，但不知道实际究竟怎样。庆元、嘉泰以后，前宰执的荐举名额，专门用来满足政府和言路的请求，大多不认识被荐举的人，甚至把空名的荐举文书送给别人，这并不是祖宗留下这一制度的本意。选人历经三考以外的零日，不许接受京削 旧法规定，历任三考以上的人，允许通过荐举改官。即使按资历递升到修职郎，尚未满三考，也允许接受荐举。后来，权势人物的子弟初次任官，往往凭不足一任的零散日数就接受荐举，寒门出身的人对此很忧虑。淳熙十四年，遇到庆寿覃恩，天下将仕郎、迪功郎没有不按资历递升的。这年八月，蜀帅赵子直上言：“旧法规定，允许历经三考的人接受荐举改官，这是把三考作为一任，按照任期完成的总数来说的。如今在三考之外、尚未罢任的零散日数内，竟敢借机请求，已经不合乎法意。现在又适逢覃恩，一律补授升转。如果允许在三考之外接受荐举改官，我私下担心求进的人和有权势的人，都会预先为日后打算；而孤寒之士安分守己、以廉耻自持，想要脱离选调就更加不可能了。希望把选人一律规定为到第二任时才可以接受荐举改官，这样或许能够使仕进公平，也不妨碍寒门士人的进身之路。”不久，光宗即位，于是实行了这一规定。又诏令未完成考数、不是因罪被罢免的人，可以在下一任中凑足三考，允许荐举改官；初任未完成考数的人，不准这样办理，著为法令。

译干道、淳熙年间裁减任子制度的沿革附记 干道初年，朝廷想减少任子的人数。有人请求正郎隔三郊才可以上奏，有人请求制定限定名额，有人请求正郎只有初次遇郊和致仕时各允许荐举一人，议论很久也没有决定。干道二年春，王伯庠刚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于是上奏一份统一条款：第一，正郎遇到郊祀，有出身的人荐举上州文学，没有出身的人荐举下州文学；应当荐举下州文学的，将来改官时一并改为次等合入官。第二，带职员郎中，有出身的人任职十五年，初次遇郊和再次遇郊各允许荐举一人；没有出身的人任职满二十年，只允许在初次遇郊时荐举一人，等升到正郎后便依照上面的规定。第三，中散大夫以上官员，有出身的人荐举将仕郎，没有出身的人荐举上州文学。第四，侍从官，有出身者的子孙荐举承务郎，期亲荐举将仕郎，大功以下荐举文学；没有出身的人一律递减一等，致仕所受恩泽又递减一等。第五，宰执荐举子孙依照现行法令，期亲荐举登仕郎，大功以下荐举文学。第六，右选依此斟酌办理；官至使相的人依旧法，只荐举五阶。诏令三省共同议论，再具列条文上呈请皇帝裁定；不久又命台谏官共同集议。这一年六月，才下诏规定，使相荫补依照祖宗旧法办理；七种补官人只准奏荐一个儿子，其余规定不全部实行。我认为伯庠这个建议也颇有道理，只是权幸和贵游都觉得不方便罢了。所谓七种补官人：宗室女婿为第一类，外戚家的女婿及捧香人为第二类，异姓恩泽为第三类，阵亡者的女婿为第四类，上书或进献颂文且文理可取者为第五类，随同使臣出行而补官者为第六类，给使减年者为第七类。起初议定，只准将恩荫授给本人，不准再冒领世代恩赏；如果升迁到可以奏荐官员的资格，等将来退休时给一个名额；已经奏荐过的人，不再给此恩。此规定已经实行。绍兴九年七月，又采用吏部尚书李秀叔的建议：凡文臣中带职员郎以及武翼大夫以上、生前从未奏荐过的人，给退休恩荫一个名额；已经奏荐过而受荫者本人死亡的，准许再次请求。凡朝奉郎、武翼郎以上补授官职以及任官满三十年者，也给一个名额。淳熙四年二月，韩无咎任吏部尚书，又请求准许非泛补官者生前奏荐一人。所谓使相奏补文武臣，各按本人所属类别办理。淳熙五年十一月，因为曾觌提出请求，于是援引曹佾、□宗良的先例，下诏不再实行。四年四月，曾觌已经提出这一请求，龚实之坚持不实行；六月，实之被贬，到这时才下令实行。此前，张说在枢密院任职时，已经下诏规定曾任执政的武臣可以奏荐文资。乾道九年十一月初一，下诏实行。不久，曾多次担任执政的人也获得这一资格。大概外戚、宗室以及攀附他们的臣僚，都争着用文资和俸禄荫补自己的儿子，已经无法再纠正了。淳熙十年二月辛丑，又听从侍从、台谏集体议论的意见，规定文武臣退休时的恩泽和遗表恩泽，都削减三分之一。宰相、使相共八人，前宰相七人，执政六人，前执政五人，现任尚书三人，侍从二人；宰执中不带职的，按本官等级办理。杂艺出身的人不准荫补子弟。绍兴初年，有个名叫胡永年的伶人，积累官阶升到武功大夫，遇到郊祀时请求荫补子弟。赵子直任吏部尚书，上奏说胡永年是以乐艺出身，难以准许荫补子弟，希望立为定法：今后像这样由杂艺补授官职的人，不准奏请补官。朝廷采纳了。绍兴三年三月己亥，□。我认为，这类事情如果不是遇到子直，换作别人一定会放行，最终就会成为弊政。但胡永年本来是伶人，官职却升到了正官；如果前后迁升补授，竟没有人议论，也实在令人不明白。嘉定年间四选的总数。嘉定癸酉年春季第二个月，贯甫兼任考功郎官，四选缺员，每一类都由他代理。这一年四选名籍共有三万八千八百六十四员。尚左中，六品、七品、八品、九品名籍案内，京朝官以上二千三百九十二员；有出身九百七十五员，致仕补官五百二十九员，遗表补官九十二员，大礼荐奏补官六百二十三员，奉表补官五十二员，推恩补官五十员，门客补官一十一员，特授文学补官二十一员，摄官补官二员，袭封补官二员，宗室过礼补官二十四员，纳粟补官三员，三省补官八员。尚右三千八百六十六员，其中奏补一千六百八十员，武举七十七员，宗室四百二十五员，军班及拣汰军功人一千二百八十五员，归明、归正五十九员，杂流非泛吏职三百四十员。侍左一万七千六员，其中有出身四千三百二十五员，奏荐六千三百六十六员，童子科六十八员，摄官二十八员，宗子该恩五百六十员，恩科五千六十五员，进纳四百二十九员，流外一百六十五员。侍右参部使臣一万五千六百六员，其中奏补七千七百一十八员，宗室二千九百一十四员，军班七百五十九员，军功八百四十七员，宗女夫三百八员，阵亡女夫六十九员，阵亡恩泽二百五十三员，武举四百一十五员，后、亲属一百八十五员，主管进奉二百五十五员，获贼五十四员，吏职一千三百三十一员，进纳五十单三员。至于使臣中从军的和未参加选试的，不计入官员之数，由此可以知道。咸平至嘉定年间侍右人数的多寡。如今的侍右侍郎，就是祖宗时期的判三班院。咸平以前，三班院人员只有三百人，有时还不到；天禧以后增加到二千四百多人，熙宁以后增加到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多人，其中还不包括宗室七百七十多人。与天禧年间相比，大概已经增加到五倍了。按照入籍和出籍人数核对，熙宁八年入籍的有四百八十多人，死亡和退职的不过二百人，这就是人数逐年增加而没有停止的原因。政和官制中，用秉义郎替代东西头供奉官，用忠训郎、忠翊郎替代左右侍禁，用成忠郎、保义郎替代左右班殿直，这些以上称为三班；其下还有奉职、借职，则用承节郎、承信郎替代。如今侍右名籍达到一万五千六百多人，比元丰时又增加了五分之一；大概每三年一次郊祀奏补就达到一千七百人，其他进入这一行列的人还不计算在内，这就是人数繁多而无法制止的原因。

译川、秦茶马二司的分合。川、秦两地主管茶马专卖，自元丰以来，虽然各自都有两个司：秦司负责专卖茶，秦司负责买马；川司负责专卖茶，川司负责买马。大体上川、秦两地都只任命一名使臣，因为要挑选市场上的良马，不能彼此不相通。绍兴初年，陕西失守，李子公任使臣，于是上奏请求把四司合并为一个司，以节省官吏。这样已经六十八年了。有一个吴某，是武顺的第四个儿子，最初补授京官。乾道年间，他由都官郎官改任带御器械，三十多岁时任池州都统制，经常任意杀人。孝宗知道后，又命他改任文职。淳熙年间，他以敷文阁待制提举茶马，因为黎州发生变故获罪，降为集英殿修撰，奉祠闲居。过了很久，又命他出任地方长官，逐渐升为宝文阁待制，任泸州知州。庆元、嘉泰年间，他领取祠禄，住在汉中；他的侄子曦任殿司副都指挥使，两人互不相容，常常请求外任。曦多次暗中阻挠他，他却没有办法。那时胡直阁大成任茶马司官，把各茶场额外征收的茶全部核查，并且降低蕃商交马的价格。旧例买马必须四尺四寸以上，等到大成降低马价后，马反而更加稀少，市场上买到的只有四尺一寸的马。送到军中后死亡的又很多，朝廷对此十分苦恼。一天，殿司取马统制官彭辂和苏师旦商量，并向苏师旦行贿。师旦劝他说：“马政积弊已久，这不是不熟悉西边情况、了解其中利弊的人不能改革的。不如重新任用吴某。”次日入对时，师旦同意了这个意见。任命下达后，中书后省驳回了它，于是改诏任命吴某为地方郡守。朝廷舆论正为人选感到为难。一天，彭辂与师旦谈话，因而说到这件事。彭辂自称世代居住西边，如今西蕃有很多良马，只是茶马司压低了价格，所以他们才把劣马拿来交易；如果确实用好的价格招徕，应该可以买到良马。师旦高兴地说：“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第二天，召彭辂到韩府平原相见，交谈了片刻。又过一天，便下达了分领茶马司的命令。大意是说，茶马司发出的纲马完全不合格，积弊极深，应当改革。从今以后，分别派文臣、武臣各一人，命三省、枢密院将办法详细拟定上报。这是嘉泰三年八月丁未。四天以后，于是命直秘阁、知泸州王大过与彭辂分领茶马事务。王大过在成都设置司署，彭辂在兴元府设置司署。当彭辂接受堂帖时，当天就拿着秦司属官的印信，在自己宅中办公。又因为迎接他的吏员稍有迟缓，私自派御前军二人到成都府捕捉胥长带回。自绍熙末年茶使办公以来，向来都通知知制诰司，因茶使本人属于从官，按照旧例不再另行禀告。谢用光大怒，恰好得到邸吏停止报送的消息，便追回迎接人员，并给所派的两名士卒戴上刑具押回军中。中书后省大为沮丧，但他仍然得以任潼川府知府。听说当时义烈庙刚建成，他亲自到兴元，以拜谒庙宇为名，与曦快乐饮酒，结交欢好后离去。彭辂到了茶马司，所买的马最终仍不合格，便以深蕃道路阻塞、难以突然运来作为理由。彭辂的儿子彭果后来任殿岩。皇后、王妃奏荐的资格。渡江以后，皇后家族奏荐人员，每逢大礼、圣节和皇帝生日，皇太后家可以推恩四人，皇后家二人；亲王、公主等家族遇大礼时各可奏荐二人；昭仪至才人各奏荐一人。内命妇生育时推恩的资格。内命妇生育皇子、皇女而推恩时，皇子出生，婕妤以上三人，美人、才人各二人。皇子裹头出合时，五人；婕妤以上三人，美人、才人各二人。公主出生，一品、二品各二人，其余各一人。公主裹头出降时，一品四人，婕妤以上二人，美人、才人各一人。不是按通常次序进封的，推恩二人，美人、才人各一人。嘉定二年，杨皇后已经正式登上皇后之位，诏令援用嘉泰三年十月曾经生皇子的事例，特许奏荐四名。这是因为事情的体制和分量有所增加。宗室女子封号制度。凡宗室女子的封号制度：使相的女儿封为淑人，节度使的女儿封为硕人，观察使的女儿封为令人，团练使的女儿封为恭人，遥郡团练使的女儿封为宜人，大将军的女儿封为安人。凡宗女由郡主至安人，去世后都准许荫补子孙一人。淑人以下，如果还没有生有食禄的儿子，只准荫补自己所生的儿子。凡郡主、县主遇到两次郊祀，都可以推恩荫补子弟：郡主四人，县主一人。郡主可以奏荐期亲以上的亲属，县主只准奏荐子孙。公主、亲王所奏荐的亲属。凡公主准许奏荐缌麻亲的儿子；从一品官准许奏荐缌麻亲；才人准许奏荐小功以上的亲属；亲王妃有服亲属以及有服亲属的丈夫，也都准许奏荐。内命妇如果不是遇到大礼，即使是各种亲属，也只授予承信郎。内命妇的封赠。凡内命妇接受封赠，婕妤以上追赠三代，美人追赠二代，才人追赠一代。职事官改官的规定。职事官改官的规定是：枢密院编修官、秘书省正字、太学博士以及两学正、录，到任实际任职一年，连同前任合计四考，并且自行陈述请求改任京官。没有满一年就改任一等差遣的，任期凑足一年后，准许合并计算。敕令所删定官，有出身的四考，无出身的五考，由本所保奏，准许改授相应的入仕官阶。大理寺司直、评事任职满二年，历任合计五考，并有三名改官举主的，也准许依旧法办理。评事改官时带行职任或补任外官，按惯例可以增加为诸州通判。绍熙初年，沈评事槐开始由朝廷堂除为知县。绍熙二年九月十五日以后，又不再实行。庆元末年，李持直掌握国政，又根据近期制度出任金坛县令。庆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从此都任县令。开禧末年，李侍郎提出请求，于是命令任期以二年为限。他是巨野人，汉老的儿子，因李季章推荐升至侍从，如今以集英殿修撰任广州知州。举荐合门祇候的两项规定。凡举荐合门祇候的制度，各路监司、郡守以及州钤辖以上官员，每年可以举荐所属地区中廉洁能干、有方略、善于弓马、历任两任亲民官而没有过失，并且曾经担任边任的一人。郡守还必须是员郎、正使或右武郎，以及带职升朝官以上，才可以举荐。这是淳熙年间的新制度。各类被举荐充任合门祇候的人，需要七名举主，其中一名必须是职司侍右。考试孙武兵书的大义五道，通晓时务、边防策论一道，文章义理稍通且达到三百字以上；送到马军司，等候报告弓马考试合格后，再裁定取用。宗室锁厅出身后的转官条例。凡宗室通过锁厅考试取得出身的，京官升一官，选人按同类资序递升；没有官职而参加考试取得出身的，补授修职郎。濮王、秀王两支的子孙中考中进士或举人者，特别再升一官。

译选人历任有过失犯罪时，改官增加举主和考第。各类选人改任京官，历任中曾有过失犯罪的，公罪犯徒刑一次、杖刑两次、笞刑四次，都增加一考；私罪为笞刑的，也增加一考，并增加一名举主；私罪为杖刑以上的，增加二考，并增加两名举主，或者增加一名职司举主。如果举主考核等级已经合格，却因事情被论罪罢免，即使降了资序，也不追究其缺额，并改授次一等相应的入仕官阶。进纳授官者升迁、改官和名田的制度。凡通过进纳授官的人，历任六考，有四名举主，准许移注；历任十考，有七名改官举主，准许磨勘。如果因捕获盗贼应当按资序递升，属于从事郎以上的，详细奏报后降等授给使臣官。因军功捕盗而获得改官奖赏的，如果不愿改换为使臣，准许按同类资序递升，最高到承直郎为止。所谓军功，是指亲自冒着箭石作战，或斩获首级，或受重伤，以及击退贼众、解救包围。运粮、守城、进筑、把守关隘之类，不属于因军功捕盗而转至升朝官；不是因军功捕盗而升至大夫的，准许免除差科科配，如同官户。吏职补官最高到从政郎。凡吏职任期届满，依法补授将仕郎；后来若有恩赏，准许按资序递升至修职郎，按考第逐级升迁，最高到从政郎为止。不是因年资劳绩而获得的非泛补授，在尚未得到注拟之前，应详细说明原来补授的原因，奏请裁定。庆元年间荫补的新规定。庆元年间荫补的新规定：使相以下十人，执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大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节度使、承宣使、观察使六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及横行四人，文臣带职朝郎以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者、遗表恩泽者、文臣前宰相、现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执政官六人，大中大夫以上二人；武臣使相以上八人，节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观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御使以下，都不得推给遗表恩。此前绍兴初年，中书舍人赵思诚曾经提出限制任子名额的建议，诏令交由侍从官讨论后报送尚书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才开始按照廷臣集体议论的结果实行。后来有侍从官生前已经奏荐六人，死后推恩却被吏部以名额为限而驳回；开禧末年，议论者提出请求，于是诏令规定，致仕、遗表恩泽不计入名额以内；如果属于非泛恩泽，则不准给予。这里所说的是监司、帅臣遇到覃恩，以及泛使出疆之类的情况。七种补官人的奏荐规定。凡非泛补官者，旧制度规定，员郎以上官员都可以荫补子弟。乾道末年，才下诏规定：员郎、副使以上的补授者，以及任官三十年以上者，准许为本宗缌麻以上亲属奏荐一人，并且必须带职。员郎以上入仕十五年，正使以上入仕二十年，而且属于亲民官资序的，遇到大礼时准许荫补一人。正式退休的，不在荫补范围内。如果已经任用，而被荫补者本人死亡，等到本人退休时，准许荫补子孙一人。大中大夫、观察使以上不受此令限制。这是绍兴九年七月的诏令。所谓非泛补官者，是指臣僚为异姓缌麻以上亲属凑数补官，以及曾经考中解试的人因娶宗室女子而补授文资之类。各县设置推法司。旧制度下，各县不设置推法司吏，因而有人接受贿赂、买卖狱讼，可以任意妄为。绍熙年间，议论者才开始请求：户数一万以下的县各设置刑案推吏二名，五千户以下的县设置一名，专门承办审讯案件，不准派作其他差遣，也不准兼办其他案件；仍免除各种科敷事项，每月俸给按州推吏的数额减少三分之一。委派县令、县丞选择品行端正、没有过犯、熟悉审讯的人充任，以一年为期限；如果因审讯案件收受财物，就实行重法。绍熙元年七月庚午，虽已下敕规定，但各县大多不奉行。朝廷听说后，便勒令他们领取较高俸禄；不接受的勒令停职；所属机构不帮助发放的，依例接受制书而又违抗的，按罪论处。绍熙元年四月二日己亥，这是都省批状。庆元初年，又下诏规定，各县编录司也实行较高俸禄；并命县主吏举荐二三名品行端正、没有犯赃私罪的小吏，到司中学习。遇到职位空缺时，由县里报告州府，委派官员考试这些学习者：断案一道，刑名五件，选取稍微通晓者充任。到三年考核时，如果审断没有差错，就升一等名次；主吏有空缺时，准许优先补任。把这些写入法令。庆元元年五月戊戌，下达敕令。自下诏以来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却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户、三两〕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五乙集。宋代李心传撰写。取士 开禧年间召试制科时，两台谏官弹劾三名秀才。自李仲信以后，制科一直没有合格的人，又过了十多年，才有何致。何致字子一，是永康青城人。他的祖父何耆仲字子固，淳熙初年曾任部使者，是当时知名的士人。何致年少时就有才华，做郡守陈缵的嗣功馆客。陈缵入朝任司农丞后，把何致推荐给尚书刘仲洪，刘仲洪也很喜欢他。当时李季章任礼部侍郎，刘师文任工部侍郎，刘仲洪便带着二人以制科人选的名义向朝廷推荐何致，朝廷下诏召试。与何致一同被推荐的，还有吴郡的滕晟；东阳的杜福因父母之丧未能赴试，诏令等服丧期满后，一并召试何致。何致性情急躁，想先得到召试资格，多次恳求李季章，李季章认为他狂妄，只笑而不理。何致又去求陈缵，陈缵便把刘仲洪的意思告诉了苏师旦，▯冑不得已替刘仲洪向皇帝请求下达内批，准许何致所请。两天以后，权中书舍人易元章把内批缴还，何致非常怨恨，于是写札子向朝廷申诉，说自己的言辞多招人憎恶嫉恨，必然会触犯他人而遭罢黜，请求暂且停止已经下达的召试指挥，并且不断诋毁易元章。当时邓伯允正任侍御史，不久易元章被任命为右司谏。邓伯允此前任修注，曾因论奏谢子肃而使其外任，因此一直怀恨谢子肃。等到邓伯允任御史后，想上奏剥夺谢子肃两个儿子的出身资格；易元章也恨何致，于是把何致的事一并牵连进去。邓伯允说：“司谏刚进入言路，就急着与一个平民结仇，这样向人显示的胸襟岂不是太狭窄了？不如改为论奏谢家二人，像何致的事情那样，由友龙来论奏。”第二天，二人相继请求入对。易元章论奏谢家二人，弹劾他们被驳回放弃；邓伯允论奏何致在进呈的策论中诋毁诬蔑伊尹，何致因此被罢职归乡。何致是跟随陈缵而来的，大概也曾到过▯冑的门下，邓伯允找不到别的罪名，便摘取何致进呈策论中“伊尹开始施行尧舜之道，最终却为天下开创了陵犯的端绪”这句话来激怒他。当时人们说“两台谏共同弹劾三名秀才”，指的就是这件事。辛未年，何致经吴德夫推荐再次被召，郑景绍任正言时论奏此事，于是朝廷勒令何致回乡，增加修习所学的功课。易元章于开禧元年八月十四日入对，郑伯允于该月十九日入对，郑景绍的奏章则于嘉定四年五月二日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