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乙集

译李季章所了解的，大多是优秀士人 李季章任参知政事时，曾上札子向朝廷荐举蜀地有时望的士人，共十二人，请求召用、提升其中四人担任守臣或贰职：黎州的杨伯昌、子谟，石泉的张伯、顾慥，隆庆府通判何叔坚，德固、泸州通判张子和，以及钧、而点所列的伯昌、子和二人。京官四人：兴元府教授黄子骏、申之（遂宁人），青神县令杨浩然、洪（双流人）。选人四人：汉州学官詹子能、久中（卬州人），眉州学官张习之、押（潼川人）。我的弟弟仲贯甫也在其中。其余京官、选人的姓名我后来忘了，只记得子骏、子能二人得到诏旨，均被召用但没有成行。吴曦失败后，季章被贬谪；子骏因病很快去世，三人都不敢前往。制帅杨嗣勋再次向朝廷请求，朝廷才催促召用。当时伯顾因卫清叔荐举，仲贯甫因杨嗣勋荐举，也有召赴察试的命令。杨浩然后来被黄伯庸荐举，却没有得到召用。董仁父入蜀后，又向朝廷举荐张习之能任节度、守臣，请求召赴察试。何叔坚历任长宁、唐安守臣，临近授任部使者时告老，去世时才五十四岁。季章所知的人中有许多优秀士人，这些就是他所选荐的。淳熙至嘉定年间蜀地帅臣荐举士人的总记 蜀地帅臣按惯例可以荐举士人。起初，胡长文荐举的如吕周辅，范致能荐举的如胡子远，也不过一两人，而且都是幕府中的士人。大概是因为蜀地距离朝廷遥远，士人若没有大帅荐举宣扬，就没有自行进用的途径。近些年，赵温叔初入枢府，杨嗣勋任吏部侍郎，李季章任参知政事，都曾特意荐举士人三人，有时四人。吴曦平定后，朝廷议论认为在朝的蜀士太少，又特意召用四人。除此之外，从郡守以下，凡是平时没有在朝任职经历而又是进士的三人，也无不是帅臣荐举召用的。起初，胡长文镇守蜀地时，首先荐举吕周辅、章德茂二人，说他们可以任用，但只召用吕周辅一人。后来留仲至任帅，又荐举黄文叔、冯传之、李君亮、费戒甫、范文叔等五人，舆论一致认为很恰当；诏令召用文叔、传之，其余人等任期届满后，按升等和差遣办理。仲至入朝执政后，赵子直继任帅臣，只荐举刘德修一人。赵子直离开京城后，仲远代任，荐举费戒甫、游子正。仲鸿是南充人，当时任中江县知县，又荐举刘仲洪、张子良。伯源是仁寿人，廷试为进士第三名；仲洪、子良都是幕客。陈子长是右司郎中，字损之。他借县人为华阳宰，仲至本想任用他，却没有把他列入荐举名单，因此事情被搁置，未能下达。适逢潼川漕司赵静之称誉张子良，也向朝廷荐举张子良，将要下令召用。有人说：此前大帅荐举的人尚且没有成行，如今却因一路监司荐举而召用，恐怕会损害体制。当时王燕望，字奭，任少监，是潼川人，张子良的同榜进士第二名；张子良任成都石室教授，于是朝廷降旨同时召用二人，好像是在说：这是因为他们进士名次很高而召用，并不是由于外任官员荐举。后来丘宗卿还没来得及荐举，便被罢职离去。赵德老任帅臣时，京城中仲远执政，于是荐举他的幕客冯叔常。复临人，当时任崇庆府教授；以及李季允、杨济道济，青城人，当时任隆州教授，共三人。赵德老又把自己亲厚的王齐卿、已严道人终推荐为国子监录参，这些人都得到召用而离蜀。从此便有了每年荐举的名目。袁起岩所荐的宇文挺臣，当时任隆州知州；相里公择，字寅，安仁人，任新眉州知州；范少才，字子，张（双流人），当时任飞鸟县知县，现任太常丞；东川提刑赵全道，字大全，潼川人，当时任州教授，后来任太常丞、眉州知州。张公甫，字兴祖，眉州人，当时任普州教授；陈叔达，字遇，孙（仁寿人），当时任潼川路提刑司检法官，共六人。朝廷不能全部召用，于是下诏：宇文挺臣、相里公择等任期届满后赴行在；奏事较少的赵全道，等任期结束后赴朝廷接受审察。张公甫、陈叔达任期届满时，特别升一官。从此，每年荐举的人中便有未被召用的了。刘仲洪为人确实不是长者，但他所荐的刘师文，字甲，渤海人，寄居达州；如今任宝谟阁直学士的张伯修，字从祖，江源人，刚任灵泉县知县；后来任将作少监的宋正仲，字德之，普原人，曾任太常丞，如今任湖北提刑；李仲衍，字兴宗，洛阳人，寄居酆都，后来任国子博士。这四人当时都颇有声望。谢用先荐举费思甫，字士戣，广都人，当时任重庆府知府；张东甫，字震，龙湖人，当时任彭州知州；张公甫当时任制置司干办公事；扈叔谊，字仲荣，江源人，当时任签书大安军判官厅公事；许子然，字沆，泸州人，当时任合州教授，共五人。费思甫是参政费戒甫的族人，扈叔谊与费戒甫是姻亲；费思甫因避嫌被授为直秘阁，其余人都被召来察试。程东老在蜀地时最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他所荐举的有陈逢孺、李仲衍，T仲章，字绂，龙游人，当时任宣抚司干办公事；范少约，字子该，双流人，当时由武学谕丁忧；张义立，字方，资阳人，类省试第一，当时任普州教授；杨叔禹，字汝明，青神人，进士甲科，当时任成都推官。这些人都很有名。程东老当时任宣抚制置使，于是把他们全部召来。杨嗣勋荐举子弟仲贯甫及程叔达、赵信道；希昔是宗室，寄居合州；又再次申明程东老、李季章所荐而不敢施行的六名士人：范少约、杨叔禹、张义立、杨伯昌、张子和、詹子能。于是有诏旨催促他们成行，共九人。安子文当时任宣抚副使，同时荐举八名士人。章甫上奏时，适逢蓬守杜庆长，源昌元人，因上伪表被中书侍郎弹劾，流放临贺，因此此事只得到报闻。过了很久，才单独召用宇文子仁、闻仲，双流人，如今任大理寺直，这大概是宇文挺臣出力的结果。吴德夫任制帅时，荐举李仲可，字嗣文，依政人，任雅州知州；何仲▯，字德彦，▯竹人，任成都府通判。度周卿，字正，巴州人，任华阳县知县；何从叔，字应龙，昌元人，任西川签判；刘思恭，字靖之，阳安人，任成都粮料院监官；李思行，字鸣凤，阳安人，任隆州教授。何从叔、李思行都是类试第一名。刘思恭是刘德修的儿子，何仲▯已经被选任黎州知州。四人都被召用。李仲可得到诏旨，任监司差遣；等候一年多，才授为利路转运判官。度周卿曾在建阳拜谒朱晦翁，跟随他学习满一个月。刘德修常常替他宣扬声誉，吴德夫又极力荐举他，于是升了一官。曾君锡任舍人时论列此事，任命便搁置了。第二年，安子文改任制置大使，于是荐举崇庆的李季允、幕客赵公开、寄居石盘的希浚、严道的杨叔正、泰之（青神人）、普州学官张益父、已之（遂宁人）、成都帅属王才臣、俊卿（庐陵人），共五人。李季允历任馆职、学职，多次任藩帅属官和部使者，不应列入每年荐举的名单。杨叔正年轻时刚劲正直，为杨嗣勋所知。吴曦作乱时，杨嗣勋给吴曦父亲写信，其中有‘您的儿子拂袖径自离去，真是名父之子’等语，所以杨嗣勋不愿参与其事；至于他离去，大概也蒙受了全部……之语。安子文得到这封信的墨本，作为奏牍进呈。

译张益父是嘉定元年进士，如今还只是初任官；同时廷试第一名、前科省元，也没有被召用。王才臣喜欢作诗，因为江西帅司使者特意荐举才得到官职，不是通过科举，而且也不是蜀人，议论者认为这与此前的情况不同。奏章上报数月后，才召用李季允，并另行议定差遣。赵公开升一秩，杨叔正、张益父召来察试，王才臣等任期结束后再按升等、差遣办理。适逢成都提刑林与之因没有办理副利店事务，与帅臣黄伯庸意见不合，被召回，于是任命李季允为本路提刑，特许他不回避产业。林与之字洁已，永嘉人，祖父林待聘，任绍兴给事中。于是黄伯庸因奉诏访察西蜀吏治，也荐举三人：何仲▯、杨浩然、洪虞子，字韶刚。杨浩然是双流人，原来是刘德修等人的幕客，当时任潼川府通判。洪虞子是洪雍公的孙子，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当时任永康军知军。朝廷认为一路帅臣从来没有荐举士人的先例，对此表示怀疑。黄伯庸写信给执政大臣，引用先前的诏旨作为理由。何仲▯此前已经被召用；恰逢朝中士大夫大多了解洪虞子，于是朝廷降旨，但规定任期届满后按升等授任州郡官。洪虞子命赴都堂审察。自嘉定以来，蜀地的宣抚、安抚、制置三司都可以荐举士人，这也不是通常的制度。四川大制置司结局 沔州自诛杀吴曦以后，王喜、王钺、T九龄都奉宣抚司便宜之命任都统制。己巳年秋，王大才才以荆鄂都统制改任入蜀。王大才经过汉中时，认为自己曾代理招抚使，不愿按与大使相见的阶墀礼节行礼；安大使不答应，他因此怨恨。此前戊辰年冬，金主璟去世，没有儿子，他的叔父卫王允济即位。允济曾出使鞑靼，却不受其君主礼遇，对此十分愤怒。允济即位后，特真便起兵反叛。辛未年秋，朝廷派余郎中嵘出使北方，祝贺所谓的万秋节；但燕京已经受到蒙古逼迫，无暇接待使者，余郎中到涿州便返回。癸酉年秋，允济被其臣纥石烈执中杀死，璟的庶兄酆王珣继位。董舍人居谊作为贺生辰使，到沃州便返回。接着，贺登位使真舍人德秀、正旦使李舍人垕相继抵达盱眙，金人无法迎接。议论者说金国有内乱，众说纷纭。朝廷听到后，赐给大使和王大才御札，命令他们更加谨慎地防守，不要挑起边境事端。有一名迪功郎、提举皂郊博易铺务兼大使司签厅何九龄，是广安以鬻爵取得官职的人。何九龄依靠结交的忠义人谋划夺取秦州，事情尚未发动前八天，金人先已知道，便发檄文到秦州诘问。丙寅年除夕，何九龄于是率领沔州中军统制强德等人，乘夜以所部袭击秦州。甲戌年正月初一，失败。十六日壬午，王大才逮捕何九龄及诸将等七人，将他们斩首，把此事上报朝廷，并发檄文通知凤翔都统使，又关牒川陕西路监帅司。王大才又派人到广安捕捉何九龄的儿子世昌，也将其斩首。适逢大使司上奏说王大才图谋担任宣抚使，存心倾陷他人；如今边境报告互相矛盾，若有缓急之事，必定会造成误事。二月十九日甲寅，诏令王大才特降一官。三月二日丁卯，大使授同知枢密院事，立即出发赴枢院办理事务。新任成都路安抚董侍郎居谊授四川制置使，迅速前去赴任。潼州府知府刘侍郎中授利路安抚使，当时暂时代理制置司事务，限一日内出发；这些任命都还没有接受。适逢大使司派使臣李大亨、王颐前往皂郊，逮捕王大才派去秦州打听消息的人，到兴元审问。初四己巳，二人经过沔州城时，王大才逮捕李大亨并将其斩首，放王颐回去报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 两天后的辛未日，王大才才把悖逆言语送到大使司。‘武功大夫、福州观察使、充沔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沔州王大才，现将相公不顾法令、无理下札的事项开列如下：一，图谋王大才与金人共同谋反；一，图谋王大才与金人私下往来书信；一，图谋王大才在广安军杀死何九龄的儿子世昌；一，图谋王大才率兵劫掠所得银七十三锭、金一百五两，已经收存在王大才宅中的库房。又，兴元都统李太尉暗中给王大才下书，虞候孙仪说，相公已经调发二千五百人，准备亲自来沔州杀害王大才。二，相公近来不时派遣使臣和强横小人，以追捕人为名来到门前，厉声喧闹到庭下，把王大才百般辱骂侮弄，没有什么话不说，这是什么道理？最后还说要败坏朝廷的纪纲法令，实在是从相公开始。伏乞相公明察。王大才认为，礼乐征伐都应当出自天子，不是大臣可以擅自专断的。没有想到相公竟同何九龄擅自挑起兵端，招惹边境事变，关系国家利害极其重大；又不遵守皇帝的诏札约束，皇帝赐下的御札墨迹未干，竟敢反叛朝廷，还有什么事不敢做？’ ‘何九龄已经依照条法诛杀完毕，唯独相公尚未得到朝廷施行处分，却为什么反而把忠臣义士列入图谋之罪，作为不可赦免的罪名，公然写在纸上，以满足私意？天下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由此可见相公包藏祸心，欺骗蒙蔽君父，蔑视朝廷，不顾人们的议论，毫无顾忌。未审相公究竟打算哪一天来沔州作乱，请赐下明文行移，容许王大才在道路旁恭候，正式参见相公。谨此呈报制置相公，敬望相公体恤朝廷，不要因为相隔天日万里便以为可以欺骗；只怕造物者不让恶人得到善后，后果实在难以保证。伏乞相公明察，开启正确的见识，委屈赐予详察。嘉定七年三月初六日。八日癸酉，大使得到这封文书，立即上疏向朝廷申辩，并发檄文给四路帅臣、监司，委托他们查究事实。十一日丙子，董侍郎到石首县，奉制置使之命办事；十七日壬午，大使奉同知枢密院事之命，同日刘侍郎也奉代理制置司事务之命；二十五日辛卯，才借用潼川府观察使的印信，交接制置司事务，径赴兴元。四月十九日癸丑，安同知从兴元出发上奏，请求把卖盐引所得钱三十万缗作为沿途犒赏军队的费用，没有等候答复便启程。五月十八日壬午，金主珣被鞑靼逼迫，渡过黄河，来到汴京居住。六月二十日癸丑，安同知从广安起行，顺水前往行在。到八月十六日戊申，安同知授观文殿学士、知潭州。二十一日癸丑，安同知走到广德军，才得到邸报；二十五日丁巳，才返回停驻在黄池镇，知道自己新近受任，于是上疏极力辞免。朝廷下优诏不准，于是派官员带着结局文书和册籍前往行在。大概从丁卯年二月一日乙亥，适逢诛杀吴曦，安公便暂代宣抚使，到甲戌年四月十九日癸丑，大使司才结束。前后总共六千六百零一旬零八日。于是制置使返回成都，而兴元帅臣依照两淮的先例，兼管节制御前军马，稍微能够参与边境政务。王大才贪婪、庸劣、凶暴而悖逆，制置使既然不能掌握他的权柄，反而倚重他，失去了朝廷临时派遣制置使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