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五甲集

译义仓 义仓创始于庆历元年。其制度规定，民户中上三等每缴纳二斗税米，输纳一升，用来防备水旱灾害。后来也废除了。熙宁初年，神宗曾想恢复它，正逢王介甫主持青苗法，便为此进言说：“百姓有多余的粮食，藏在家里有什么妨害？为什么反而要让他们输给官府，这不是好办法。”于是停止了。熙宁二年七月，熙宁末年，王尚书古任司农簿时，上奏请求恢复实行，仍命令在县仓缴纳。自此义仓收入县仓。熙宁十年九月，元丰八年又废除。绍圣初年重新设立，但议论此事的人说，义仓应当留在乡里，用来防备水旱灾害才对；如今并入县仓，全部被官吏转移挪用。后来又命令上三等户把粮食输纳到郡仓，转作军仓或供其他用途，所以灾荒之年无法救济百姓免于死亡，失去了古人立法的本意。绍兴末年，赵郡王命户部官说：“州县义仓的粮食大多陈腐，请每年拿出三分之一，以陈粮换新粮；又允许遇到水旱灾害时检查减免，不到七成收成便允许赈济。”沈守约丞相坚持不同意，皇帝却独自准许了。绍兴二十八年九月乙酉。第二年，浙西提举吕广问说：“各道常平、义仓只是名义存在，实际上没有，请派使者核查实情，除去虚报的数额，禁止挪作他用。” 绍兴二十九年六月壬寅，于是命司农寺丞韩元龙前往浙西核查实情，查得籴米钱六十多万缗，下诏另行收购粮食。如今成都一路义仓每年的定额有二万七百斛多，除去赈济贫困乞丐的人以外，剩下的没有多少。绍兴五年，高平续耆任提举，于是清查本路义仓的钱和金银，总计七万五千多缗，另在彭州、汉州、蜀州储米，以备收购和赈济。庆元六年，宣城人孟纶任提举，又想取用本路抵当的本钱六千多万缗来购买义仓米，朝廷没有同意。近年制置司又设置了广惠仓，这是北宗卿创办的，共有米三十多万石，由制置司亲自掌管，灾荒年间颇能资助使用。只有闽中魏元履，以及处士朱元晦先生，曾经把粮食置于里社，每年借给乡民，到冬天收回，有司不参与此事。如今如果把义仓米在乡社设置仓库，命乡里有品行义理的人掌管，那么就符合朱先生的遗意了。经制钱 经制钱，是宣和末年陈亨伯资政创立的。当时方腊刚刚平定，各项费用纷纷增加，徽宗命陈亨伯以发运使兼任经制使。陈亨伯于是创立比较酒务和头子钱。头子钱，是唐德宗实行的除陌钱制度。五代和国初也曾征收它来供州里使用，数额很少。康定元年，才命令把数额详细申报尚书省，不得擅自支用。政和四年，又命令缴纳属于省库的钱物，每贯收五文。等到陈亨伯任经制使，便命令凡是公家收支，每千文收二十三文，只供十三州县以及漕司计算支用。所谓经制钱，起初在东南实行，后来又在京东西、河北实行，每年收入数百万缗。靖康初年废除，建炎二年冬，皇帝在维扬，各地贡赋不能按期运到。行在户部尚书吕元直、翰林学士叶少蕴于是请求恢复。于是先征收钞旁定帖钱，命提刑司掌管，并且仍然禁止擅自使用。十月壬戌。建炎三年冬，又命东南八路提刑司征收五种经制钱，送往行在：一是榷茶、榷酒钱；二是酌量增加卖糟钱；三是增加田宅牙税钱；四是官员等请受的头子钱；五是楼店务增加收取的三分房钱。十月戊戌。绍兴十七年二月，又增加头子钱十三文充作经制钱。直到现在，东南经制钱每年收入总共六百六十多万缗，而四川不包括在内。凡是公家收支，每千文经制、总制两项钱合计五十六文，比宣和年间超过一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六钱〕 总制钱 总制钱，是绍兴初年孟富文参政创立的。绍兴五年春，高宗在平江，命孟富文提领处置财用。孟富文请求以“总制司”为名，专门查察内外官司隐瞒、遗漏和拖欠的钱财，皇帝同意了。闰二月己丑，于是首先增加头子钱为三十文。四月己未，其中十五文充作经制名目下的钱，七文充作总制名目下的钱，六文供提举、转运两司使用，二文供公使支用。后来又请求征收耆户长庸钱、抵当四分息钱、转运司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常平司七分钱。四月癸亥，人户把零数凑成整数缴纳二税钱，免役钱增加一分宽剩钱；官户不减半，民户增加三分役钱。四月辛未，常平司征收五分头子钱。八月己酉，又命各州通判、各路提刑催促缴纳，充作总制钱。到绍兴十一年，浙东一路收取总制钱一百八十九万缗，各路依此类推。乾道元年十月，又增加头子钱，每贯十三文充作总制钱。当时户部每年收入，比其支出缺额七百万缗，因此有增加头子钱以及官户役钱不减半的命令，用来补充经费。虞甫主持国政时，有个叫赵咨的人进言说，各地官吏的俸禄都除收头子钱，只有在京百官的俸禄不除收，如果除收，每年可以得到七十万缗。虞甫命都司计算，只有二十四万缗，因为数目不多便作罢了。当时是绍兴六年四月。到嘉泰初年，除四川以外，东南各州额定征收、办理的总制钱有七百八十多万缗。经制、总制钱额；广西经制、总制银 经制、总制钱的旧制度，由守臣、通判共同掌管，而隶属于提刑司。李朝正任户部侍郎时，提出建议，才开始归通判管理。一年的收入达到一千一百二十万缗。后来又命知州、通判共同掌管，但没有一年不亏损。于是议论此事的人又请求交给通判办理；在各道实行后，又请求以绍兴十九年的收入作为定额。当时汪明远任侍御史，上疏说：“财赋的来源，应当追究其源流。”这一年经界法刚开始实行，百姓缴纳过去隐漏的税，这正好应当取十年之间酌情折中的数额作为定额，皇帝同意了。然而如今东南各路每年收取经制、总制钱一千四百四十多万缗，又比李朝正在户部时的定额多三百万缗。乾道初年，孝宗曾对洪景伯丞相说：“太祖、太宗时的财赋中没有经制、总制钱，朕以后如果用度有余，就命令民间免除缴纳；然而它的收入太大，直到现在也不能免除。”过去广西经制、总制银都随着税收平均向百姓征取，百姓深以为苦。绍兴二十六年二月，高宗采纳知雷州赵伯柽的建议，下诏禁止。诏书说，绍兴十六年专门由通判掌管，后来五年由知州、通判共同掌管。

译四川经制、总制钱 四川经制、总制钱的定额和办理数为五百四十多万缗，其中一百三十一万缗供养军队，一百三十四万缗供应湖广总领所，二百六十九万缗上缴朝廷，六万多缗供各郡支用。光宗即位后，免除湖广三年钱四百多万缗，并相应减免盐、酒重额钱，所减的就是这项钱。然而四路宪司每年拨给湖广的钱，实际上只有六十万缗，所以减免命令下达三年以后才实行；而每年所减的钱由总领司共同承担，也才九十万缗，到现在便成为永久定例。田契钱；王瞻叔概括田契钱始末 田契钱也隶属于经总制司。过去百姓私下典当、买卖田宅，就把这项钱缴给州里使用。嘉祐末年，开始制定法令，每千钱缴四十钱。五年二月，宣和年间经制钱增加到六十四钱。年六月，靖康初年废止。建炎三年恢复。绍兴年间总制钱于是增加到一百钱。五年四月，后来将其中三十五钱列为经制窠名，三十二钱半列为总制窠名，三十二钱半归州里使用。十七年四月，乾道末年，曾怀在户部任职时，又奏请把州用钱的一半收入总制。七年七月，先前已经下诏，除牙税外，每千钱收勘合钱十文。绍兴五年三月以后，又增加三文，一并列入总制窠名。十七年四月，在牙税、勘合钱之外，每千钱又收五十六文，分别隶属于各司。大致百姓私下买卖田地一百千钱，缴给官府的就有一万零七百多钱，还不包括请买契纸、贿赂胥吏的费用。因此人们大多害怕费用太高，隐瞒不向官府申报，称为白契。绍兴三十一年，因军务兴起，王瞻叔任四川总领，于是搜括民间白契税钱来供给军费。十一月丁酉，朝廷答复准许，派官员设置专司，汇合三司飞申之籍，允许告发者没收三分之一，将其中一半给告发者作嫁资；对于转相嘱托、隐瞒田产实际价值的人，按照邻近田地估价；即使田产已经卖掉而契券仍在的，也一律加倍征收赋税。贫民的墓地也要首先缴纳算钱。于是，除威茂、珍州、长宁军以及关外四州不予搜括外，其余三十三郡共得到钱四百六十八万缗。成都等二十四州的数目还没有见到。第二年，沈德和任制置使，首先以在蜀中搜括契钱不便为理由进言，议论此事的人也讥刺这种做法会招致怨恨。于是下诏规定，从登极赦令以前持有白契的，一律免除；已经缴纳的，允许抵作二税。三十二年十二月戊寅，诏令下达后，王瞻叔便把驳斥白札子的奏疏上呈朝廷，并且说不愿缴纳的都是豪强和士大夫之家，请求仍按原办法办理缴纳。诏令规定，白契已经登记在户籍之下的，允许办理首纳，仍依照赦令免除加倍缴纳。隆兴元年四月丁卯，当时王瞻叔已经遭到弹劾，而沈德和进入该地，于是发檄文给各郡：凡三十年以前登记在户籍下的白契，一律免除。又截留成都应当缴给总所的折籴钱，发给民户。沈德和在隆兴元年五月到任，王瞻叔还在蜀地，连续三次上疏争辩，并且说虞允文因为买马职事，怀疑臣张震把许多甲户应缴的钱放免了，所以这两人通过王瞻叔请托，请求交给御史台、大理寺审讯查实。其实王瞻叔是因为军务兴起、用度不足，才推行一切征收办法，所以议论此事的人非难他。后来搜括到的钱，朝廷全部拿去作其他用途，总司始终不能占有。如今蜀中的田契钱，各县既然已有定额，大多仍不能足额征收，于是把这笔钱平均摊派给牙侩，百姓对此非常痛苦。隆兴二年十二月丙申，下诏从椿管白契税钱四百余万贯中拨取钱款，支付吴挺购买御前马匹的价钱。乾道元年五月辛亥，下诏拨出一百五十万缗送往南库。第二年二月壬寅，又全部拨送到左藏。称提钱 称提钱，是郑亨仲改任四川宣抚副使那一年，即绍兴十四年开始设置的。当时下令，益、梓、利三路的茶、盐、酒课以及租种官田应当缴纳的钱和钱引，每千钱另缴三十钱作为铸钱本钱。于是三路每年共得到钱四十三万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其中二十四万七千缗作为铸钱本钱，另外获得盈余十八万缗有余，用来补助军粮，直到现在也没有减少。

译月桩钱、版帐钱 月桩钱从绍兴二年冬天开始。当时，淮南宣抚使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元直、朱藏一共同商议，命令江东漕臣每月筹集月桩钱十万缗，用酒税上供钱、经制钱等来补足。后来江浙、湖南也都有这种钱。虽然命令以解送上供钱、经制钱、系省钱、封桩钱等来充数，但这些钱所筹集的数目连应有数额的十分之一二都达不到，所以各郡各县多横加赋税于百姓，如江南的科罚、湖南的曲引；上级官员始终没有办法禁止，成为东南地区的大患。绍兴三年，李泰发执掌政务，向皇帝说明月桩钱危害百姓，而江东西尤其严重，请求减少。于是命令各路漕臣均衡确定数额；如果各项窠名不足，便请示朝廷，由朝廷拨给，不得有一文一毫涉及百姓。二月甲子，然而最终也不能大幅减免。十七年，朝廷已经停止战争，又命令监司、郡守把宽剩钱拨充月桩，以减轻民力。八月己未，后来于是减少江东西月桩钱二十七万七千缗有余。九月乙亥，徽州、信州各减少五万缗有余，宣州减少五万，抚州减少二万五千，江州减少一万，筠州、南康各减少六千，临江军减少四千，建军、南军各减少二千，均有余数。十八年冬天，皇帝又对秦会之说：“昨天已经减少了月桩钱，应当全部废除。”秦会之随即告谕版曹李仲求，改用经制钱供养军队，但月桩钱最终仍不能废除。乾道年间，才减少广德军月桩钱一千八百缗。淳熙初年，又减少桂阳军一万二千缗。光宗登极后，对于月桩钱超过应纳定额、负担太重的地方，命令台谏、侍从会同户部左右侍郎详细筹划，报告后应当斟酌施行，以减轻民力。当年，根据吏部尚书颜师鲁等人的奏议，又减少江浙各郡月桩钱十六万五千缗有余：袁州减少二万五千，常州减少二万，吉州减少一万七千，隆兴府、饶州各减少一万五千，信州减少一万，抚州减少七千，赣州减少六千七百五十二，江州、池州、广德、临江、建昌军各减少六千，湖州减少五千，徽州、南康军各减少四千，兴国军减少三千，筠州、南安军各减少二千。如今东南地区月桩钱每年仍有钱三百九十余万缗。又有版帐钱，军务兴起以后各县都有，而浙中尤其严重。绍熙元年夏天，议论此事的人请求命令监司、州、郡以及所属县停止没有名目的征取，以舒缓民力。当时，朝请郎、四明人刘俣任岳阳太守，核计四县版帐钱的数额共为二万一千缗有余，其中没有窠名的有一万一千缗有余，于是他与提刑丁端叔、漕判T象先商议，将凡是没有名目的钱全部免除。由一个郡来推论，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至于其他尚未减免的郡，这些钱如今仍然存在。折估钱 折估钱从绍兴初年开始，是张德远任川陕宣抚使时，为供给关外大军而设置的名目。各军每月领取正常标准的米粮以外，还有按估价折支的钱，所以称为折估钱。后来，衣赐、犒赏、供给、刍豢等类，也都统称为折估，数额逐渐扩大。盐折估，是征取三路盐引税钱来供给这种折色钱。酒折估，是征取四路场务、坊店的酒息钱来供给这种折色钱，所以也用折估来命名。大致每年折估钱的收入共有七百一十余万缗，支出却有一千零二十八万余缗。用籴本、经总等各种窠名的钱来补助其费用，而购买粮食、绢以及运输费用八百七十二万余缗还不包括在内。各种杂费约九十万缗，也没有计算在内。大体说来，蜀中的折估和江浙的月桩，都是以供养军队而得名，事情相类似；但折估还有盐、酒作为征收名目，月桩却是凭空强行摊派，尤其没有法度。现在的办法，应当像蜀中那样用盐、茶钱供养军队，这样月桩钱就可以免除了。免行钱 免行钱创始于元丰年间，宣和年间推行，靖康年间废除。绍兴十一年，因为军事尚未平定，才命令各道酌量缴纳。四月丙子，当时川陕四路每年征收的免行钱达到五十万缗，东南又是它的两倍。十七年战争结束后，下诏减少三分之一。四月丙申。十九年，王大宝任尚书、守连州，回朝后向皇帝进言，但只免除了广州、中新、循州等六州。五月丁未。二十五年，曹泳在户部说这种征收过于苛细，才全部废除。五月戊申。隆兴年间用兵以后，王自外地回朝，又请求恢复免行钱。皇帝批示说：“不可扰害百姓，难以施行。”第二天进呈时，皇帝对钱处和说：“曹泳所办的只有免行这一件事，人们至今还认为是对的，今天怎么可以不如曹泳？”乾道元年七月辛亥，于是没有施行。

译曲引钱 曲引钱，湖南路有这种征收。绍兴年间，乡村有人举行吉庆或凶丧聚会，允许百姓缴钱购买曲引，到邻近的酒户寄存、酿造酒曲，不得无理摊派。这项法令本来并不坏，但当时正值用兵，又把大军月桩钱摊派到各路。湖南各郡经历兵火之后，赋税收入很少，所筹月桩钱连十分之二也供应不上。有个叫刘獬的人任衡阳县知县，开始让百姓申请购买曲引，以补助月桩钱。从此附近各郡县都仿效。四年以后，即绍兴十八年，经界法实行，于是按百姓田亩分为三等：上等缴三千钱，允许造酒十石；中等缴二千钱，造酒七石；下等缴一千钱，造酒三石。最低一等缴五百文，造酒二石。如果田亩不足以造二石酒，按例缴一百三十钱，随夏秋税一同送交官府。田地二十亩以上的，没有能够免除的。袁州是江西的雕郡，其地西北与长沙相接。起初征收月桩钱时，漕臣韩球与郡守赵士瑗不和，所摊派的数额偏重，又没有办法筹措，于是也从曲引钱中征取。每户缴纳税钱一千，就摊派二百文八十五陌，总共得到钱五千四百余缗。乾道三年，王次张任湖南漕臣，才请求禁止。户部也没有办法，只是下令依照现行条法办理。恰逢乾道新书施行，删改了绍兴年间纳钱买引的旧法，于是曲引钱暂时停止，不久又逐渐恢复，直到最后也不能禁止。乾道四年，湖南提刑赵思恭又请求将衡山等八县的征收酌情裁减，均摊给上三等户。黄仲秉任副漕时，奏称本路三十八县并不是都要靠此项钱才能满足开支，每年匮乏的只有十多个县，希望朝廷稍微减少月桩钱的定额，以缓解这十几个县的不足；这样就可以在全路有力推行禁止曲引钱的措施，九州三十八县的百姓也都会受到恩惠。淳熙元年，袁州说自从乾道新书施行后，月桩钱开始严重不足。户部审查后，想暂时依照绍兴旧法，朝廷同意了。四年，张定叟任袁州知州，又奏称江西开始按税额平均分摊月桩钱后，整个一路都减轻了，唯独袁州特别沉重。如今又恢复曲引钱来补充月桩钱，就变成全路都没有而唯独袁州有。既不能减轻月桩钱的沉重负担，反而增加曲引钱的征收，这不是向天下显示公平的办法。赵子直任小漕时，恰逢本州每年出售曲引钱的收入有三万缗，于是命令本州和漕司各承担一半，曲引钱便停止了，只有湖南仍照旧实行。我曾经说过，如今天下有许多无法治理的县，却没有无法治理的州；州中有无法治理的州，却没有无法治理的漕司。如果管理百姓、统辖部门的官员人人都像定叟、赵子直这样，秉持正直之心，那么曲引钱的征收确实可以免除。

译身丁钱 身丁钱，东南、淮南、浙东浙西、湖广等路都有。自从马氏占据湖南开始，征收永州、道州、郴州、桂阳军、茶陵县百姓的丁钱、绢、米、麦。嘉祐四年，下诏规定，无业者免除，有产业者减半。但道州的丁米每年仍有二千石，百姓非常苦于此事。绍兴五年，守臣赵坦请求把其中二分摊在田亩上，一分摊在民丁上。诏令把他的建议交下讨论，漕司说如果这样，贫民每丁应缴二斗有余，请求全部摊在田亩上。进言者认为负担太重，请求减去其中一分。诏令漕司审度办理。四月甲辰，绍兴六年，枢密院检详王迪又请求两路的丁钱随田税一并带纳。八月己亥，没有实行。十四年，永州知州罗长源向朝廷进言，于是全部免除湖南各郡的丁钱。十月庚子，但上供和月桩的数额仍照旧。十多年以后，杨良佐、邦▯任漕臣，才奏请废除。江东各郡的丁口盐钱，是李氏建国时创立的。把泰州和静海军（今通州）的盐货按人口分发，收取钱款交官。后来失去淮南，盐货无法取得，之后又命令折纳绢，百姓更加把它视为祸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任江淮安抚， 请求把全路主户集中起来，春天按现有盐价发给盐供食用，随夏税缴纳价钱。奏请得到批准，后来称为蚕盐的，就是这件事。两浙的身丁钱，在钞法施行以前开始实行：每年按丁口计算，官府发给蚕盐，每丁给盐一斗，缴钱一百六十六文，称为丁盐钱。皇祐年间，允许百姓按照当时的绸绢价格折纳，称为丁绢。钞法施行以后，盐全部实行通商，而百姓不再得到盐，每丁仍增加缴钱三百六十文，称为身丁钱。大观年间，开始命令三丁缴绢一匹，当时绢价低，还没有增加数倍的费用。后来物价更加昂贵，于是命令每丁缴绢一丈[原文缺字/疑误]一两，这些都取自五等户中的下户，百姓非常困苦。建炎三年，下诏一半折纳绢，一半缴纳现钱。十一月丁未，于是每年缴绢二十四万匹[原文缺字/疑误]一百万两，钱二十万缗。绍兴初年，又采用严守颜的建议，增加获得解人免丁钱三年。四月甲午，二十五年，皇帝考虑到浙地百姓的困苦，特意免除丁绢钱[原文缺字/疑误]一年以内，由内府的钱帛补偿户部。八月己丑，乾道元年，孝宗因两浙每年遭受水涝，又免除受灾郡县的身丁钱十三万七千缗有余、绢十六万三千匹有余。二月癸卯，只有临安因为是驻跸所在地，每三年便下诏免除一次，期满后又恢复。到了开禧元年十二月，皇帝亲笔下令：“浙路身丁钱从今以后永久免除。”恩惠施加得更加广泛了。在此以前，绍兴末年，吕公雅广问任浙漕时，因为湖州丁绢有许多隐漏，于是发给甲帖交给民户，让他们自行编排丁口名册，查得四十万丁，每丁折钱一千四百，绢八尺有余。三十一年四月丁亥，第二年，守臣陈之茂于是请求把折绢定为五千钱一匹，仍以每年定额为准，不因增加丁口而增加赋税，诏令全部准许。五月丁巳，从此湖州每五丁征绢一匹。不久又增加到七千钱折一匹。乾道八年，余处恭任乌程县令，向朝廷请求按每七丁征绢一匹，曾钦道执政时奏请施行，从此成为定例。两淮的丁钱，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乾道末年，下诏规定，百姓中一丁充任民兵的，原名丁身不缴纳丁钱。七年八月丙辰，二广的丁钱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广西各郡县贫困单薄，凡民间父祖年满六十而本人尚未成丁的，也要征收，称为挂丁钱。绍兴初年，下诏命令本路监司加以约束。绍兴二年郊祀赦令再次申明，大体说来，丁钱多是伪国创立的。我曾经说，唐代的庸钱，杨炎已经把它均摊纳入二税，而后世的差役仍然不能免除。这就是力役之征，也取其中两项。王安石在本朝令百姓缴钱以免除差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户长、保正、雇钱又仍然不能免除，这是取其中三项。把丁钱合并计算，力役之征就取了其中四项。假如一旦发生边境战事，免夫的命令又不能免除，这就取了其中五项。孟子说：“有布帛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使用其中一种，放宽另外两种；使用其中两种，百姓就会有饿死的人；三种都使用，父子就会离散。”如今布帛之征，有折税、有和预，四川路有激赏，东南有丁绢，这是布帛之征中的三种。粟米之征，有税米、有义仓、有和籴，川路称为劝籴，此外还不包括斗面加耗的缴纳，这是粟米之征也有三种。把力役之征合起来说，已经使用了十种，百姓怎么能不困苦呢？我厌恶世上的庸俗官吏不知道财赋的本末源流，只把催办得快当作能干，反而破坏了根本，所以详细记录这些事情，等待皇帝询问后拿出来。闽、浙、湖广的丁钱，在本朝初年每年为四十五万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曾经免除，后来又恢复。僧道士免丁钱 僧人、道士免交丁钱，是从绍兴十五年开始征收的。正月癸酉，金额从一万五千钱到二千钱，共分九等。大体上，律院的散僧每丁五千钱，禅寺僧人、宫观道士中的散众每丁二千钱。长老、知观、知事、法师中有紫衣师号的，都依次增加钱数；有六字、四字师号的，又在此基础上加倍。每年收入约五十万缗，归入上供。绍兴二十四年，由于紫衣师号卖不出去，于是下诏：律院中有紫衣师号的人缴纳钱，按禅寺的标准办理；禅僧和宫观道士中有紫衣师号的，每丁缴纳一千三百多钱。八月癸巳，从此作为定例。最初制定免丁钱法令时，规定年满六十岁以及患病、残废、残疾的人可以免除；后来下诏改为年满七十岁才可以免除。然而如今浙中各大寺院、都城道观，大多凭特旨免除徭役和科敷，州县反而把它们原有的数额摊派给民间，成为百姓的一大祸患。

译田四厢钱 田四厢钱始于绍兴十二年春，当时把右护军统制田晟所统率的人马隶属于马司。第二年下诏，命四川每年拨出总制钱一百七十三万多缗、绸绢四万七千多匹、▯五万四千多两，运往鄂州。绍兴十四年二月戊戌，这是因为这些钱原本就是供田晟军队使用的军费。绍兴二十九年战事将要兴起，于是把其中十五万缗退还四川，用来供应增加招募军兵的年度费用。六月壬辰，退还二十一万缗。七月庚戌，又增加拨还数额：各路增加二十万，利路、梓路、夔路合计减去五万。淳熙末年，又用剩余的钱抵减四川盐、酒的重额。淳熙十六年四月己巳，相关内容记在《经总制钱事》中。市舶司本息 市舶司在祖宗时期就已经有了，但规模还不大。神宗时期才开始把它分为闽、广、浙三路，各设置提举官一员。本钱不下千万缗，进贡的海货堆积如山。宣和以后，全部归入应奉。建炎初年，李伯纪任宰相，裁撤这项事务，将其归并转运司。第二年夏天，重新设置闽、浙二司，赐给价值三十万缗的度牒，作为贸易本钱。建炎元年七月己亥，撤销；建炎二年五月丁未，又恢复。建炎四年春，重新设置广司。二月，绍兴二年秋，撤销闽司。七月甲子，不久连广、浙两路的提举官也都罢免。八月，不久闽、广两司又恢复设置。绍兴六年冬，福建市舶司说：“从建炎二年到绍兴四年，共收息钱九十八万缗。”朝廷下诏授予纲首官职。十二月乙巳，绍兴十四年，命令携带香药到来的蕃商，货物抽取十分之四。绍兴十七年，下诏对沉香、豆蔻、龙脑之类称为细香药的货物，抽取十分之一。到绍兴末年，两市舶司通过抽分和和买，每年得到息钱二百万缗，归户部掌管。然而所谓乳香，户部常常按比例下达到各路出售。柳州处在湖湘偏远尽头，期限和路程都很紧迫，宜章县吏黄谷、射士李金多次因这件事受杖打，无法承受命令。乾道元年春天，因为聚集山峒民众作乱，于是攻陷桂阳军。皇上命刘恭甫任帅，调遣鄂州军队前去讨伐平定。利益所在之处，祸害也会随之产生，这可以作为治理财赋者的戒鉴。祠部度牒 祠部度牒，从治平四年冬开始出售。《长编》说始于熙宁元年秋，这是错误的。熙宁时期的价格是每道一百二十千，渡江以后增加到二百千。后来民间认为它低贱，只值三十千。绍兴初年，李仲永初次入朝，拜见皇上，对皇上说：“今年出售一万道度牒，就是失去一万户农民。这样积累下去，农民几乎要没有了。这不是增加财源的办法。”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绍兴十三年战争已经停止，于是不再出售。五月戊午，过了很久，又把由此绝产的收入归给郡国，用来养士。绍兴二十一年九月丙午，当时王元任尚书、国子司业，又请求恢复出售。皇上告诉大臣们说：“大宝还很不了解我的意思。人们多以出售度牒为有利之事，也以此能够延长君主寿命为说辞。我作为君主，只应当做合乎天心、仁德及于百姓的事情，自然会享有长久的国祚。像高齐、萧梁那样崇奉佛教，都没有益处。僧徒不耕田却吃饭，不养蚕却穿衣，没有父子、君臣的礼义，又用死生祸福来恐吓无知百姓，败坏教化、伤害民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怎么可以扩大它呢？”辅臣都称赞说好。然而各路僧尼仍有二十多万人，道士、女冠有一万多人。绍兴二十六年三月甲午，第二年于是下诏，将没有发完的度牒换发，全部归礼部。二十七年八月辛亥。三十一年春，朝廷听说金亮想要背弃盟约，才开始发放度牒，将价格增加到五百千。二月戊午，此后发放的数量更加增多。隆兴初年，下诏减为三百千，于是发出度牒二万道，在江浙、湖南、福建出售，计算价格共六百万缗，限定在一个季度内完成；州县都强行把它摊给百姓，百姓深以为扰。隆兴二年二月，周元持拿御史的意见向皇上进言，于是减为二百五十千。三月癸巳。自辛巳调兵以后，九年之间，官府出售的度牒达到十二万道多。孝宗知道后，便下诏暂时停止出售。当时已经是乾道五年冬。十二月庚寅，第二年春天，又增加到四百千。乾道六年正月甲子。淳熙初年，又增加五十千。淳熙四年七月戊辰，第二年夏天，下诏四川度牒每道估价为川钱引八百千。淳熙五年六月丁丑。不久下诏，东南度牒依照绍兴时期的旧制办理。淳熙九年五月辛未。绍兴三年，中书门下说，死亡僧道的度牒申报缴回的极少，明显存在弊端和侥幸作弊，于是又把价格增加到八百千。闰二月甲寅。淳熙以后，四川总领所每年得到度牒六百六十一道，用来补偿酒课减免的数额。淳熙三年六月甲申，下旨；东南各路也交由都司官每年负责发卖，每年不下二千三百道多。按三十年计算，这就是失去十万户农民。然而僧人、道士有钱，而度牒又买不到，所以蜀中度牒官价为一千缗引，民间甚至达到一千六百缗引。据说如今总领所用度牒抵减酒课，度牒僧徒已经缴纳了钱，到嘉泰十五年，方今是嘉泰二年。以前朱晦翁任浙东提举，遇到荒年，也曾向朝廷请求度牒，以备买粮赈济。自绍兴以来，度牒已经成为应付缓急事务所依赖的物资，不能再废除。度牒最初用黄纸制作，绍兴五年改用绢，七年又改用绫。

译东南军储数 东南军队的粮储起初依靠江湖地区转运供应。绍兴元年，因为盗贼很多，贡赋不能接续，才开始命令户部拨下本钱到江浙、湖南实行和籴米，以补助军粮。所谓本钱，有的用官告，有的用度牒，有的用钞引，大多卖不出去，而在收支交接之际，官吏借机作奸，民情受到很大扰乱。绍兴五年，皇上在临安，又命广东漕臣买米运到闽中，同时再招募商人的船只驶往行在。绍兴十一年夏天，才开始把行在省仓分为三界：每界一百五十万斛。凡是民户缴纳的白苗米，由南仓接收，用来供给宗室、百官，作为上界；次等苗米，由北仓接收，用来供给%士和五军，作为中界；糙米，由东仓接收，用来供给各军，作为下界。六月癸酉。绍兴十八年，户部上奏请求免除和籴，并命令三总领所设置粮场进行收籴之上，大喜。闰八月庚申。旧制规定，二浙、江、湖每年应当发送米四百六十九万斛：二浙一百五十万，江东九十三万，江西一百二十六万，湖南六十五万，湖北三十五万。到这时欠缺一百多万斛，于是下诏，临安、平江府以及淮东西、湖广三计司每年籴米一百二十万斛；其中浙西七十六万斛，行在省仓上界六万石、中界五万石、下界二十五万石；三界之外，临安府行在省仓场二十万石，平江府同样二十万石，淮西十六万五千石，湖广、淮东各十五万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万斛〕 绍兴十八年闰八月甲子。绍兴二十八年秋天，户部于是请求对二浙、江、湖的米实行榷卖，以实际已经发送的三百六十七万斛作为标准，朝廷同意了。与祖宗时期规定的数额相比，二浙少三十万，江东少三十万，江西少六万，湖南少十万，湖北少二十五万。九月壬申，下旨。当时二浙把三十五万斛折钱，纲运米和籴米场每年共收四百五十二万斛。旧时川、广、荆、湖每年从运河运送漕粮纲米到京城粮仓，常有水浅受阻的忧患。绍兴三十年夏天，有人建议，建康的邓步银林一带从长江通到湖，只需遵循陆路二十里，于是请求在那里设置转般仓，皇上命江东漕臣考察办理。四月壬申。然而最终没有办成，有人说经过湖中，恐怕会有漂失的忧患，所以只是继续走运河。四川军粮数、关上积粮数 四川军粮每年使用一百五十六万多斛，其中十三万多斛每年收取二分，税子二万九千斛。兴元府、兴洋、阶、成、利、凤、西和州营田的租粮有十万多斛，另有一百三十七万斛通过籴买取得，其中关内七十八万石，关外六十万多石。然而粮道已经很远，水运相当辛劳。绍兴六年春，吴涪王任宣抚副使，命令将领攻取秦川，一定想从陆路运输。赵应祥任大漕，坚持认为不可，吴涪王最终还是自行办理。两川征调夫役运米十五万斛到利州，平均花费四十多千才能运到一斛粮。那年冬天，吴涪王又想走陆路运输，召集各路转运使带着户籍到军中。邵泽民代理宣抚副使，只有他说：“今年春天驱使梁洋的遗民背粮到秦川，饿死的人十有八九，怎么能再来一次？”而且宣抚司已经收取蜀民的运脚钱一百五十万，难道还忍心再让他们陆运吗？他上疏后，立即以便宜之权制止此事，最终实行水运。此后席大光、胡承公相继入蜀，大都认为水运可行。于是总领所派官员到沿江各郡就地籴买，但民间仍免不了受到弊害，粮食也不充足。绍兴十八年，符行中任总领，采用属官李景的策略。李景字绍祖，开封人，是李遵勖的后代，是一个贪婪残酷的官吏，最终官至直秘阁、知夔州。他在兴利方面设置措施，在阆州设置粮场，听任商人买卖运输，因此彻底革除了以前的弊病，米粮运输充足。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入侵，王瞻叔调集利路夫役六万七千人，从鱼关背粮到凤州，每人携带七斗米；兴元府二万夫，巴、蓬、利各四千夫，文龙、成各一千五百夫，阶州二千夫。过去民夫要自带裹粮，到这时才开始由官府供给。从鱼关到凤州一百八十里，往返为六日路程，每天供给米二升，然而民间每个夫役的费用仍有数十千，并且很多人死在路上。乾道初年，王圣锡任蜀地帅，请求优厚抚恤他们，漕司奏请每人给三千钱，需使用度牒八百道，皇上命令每人给二千钱。乾道二年正月甲子。乾道年间，虞雍公从宣抚使任上回朝，任右仆射，皇上询问西边积粮的数量，虞公奏道：“臣离开蜀地时，接近八十万斛。”乾道五年春。绍兴初年，关外四郡有很多没有耕种的田地，所以常把各军迁到内郡就粮，例如守边军队必须到内郡依靠水运取得粮食。此后耕种开垦了十四年，野外粮食丰盛，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安排，直到辛巳年用兵时，王之望调集利路丁夫运米，每个夫役的费用达到七八十千，民力已经枯竭。而且丁夫中有许多人死在路上。臣刚到宣抚司，就在边地安排和籴，不仅节省了内郡的水运，边境也逐渐有了储粮。又听说王炎委任孙叔豹增加籴粮，王公明以枢密使身份代替他任宣抚使。但近来把军队调到黑谷等地驻守，吃粮的人已经很多；一旦有一个地方歉收，依靠这些粮食供应，就一定没有余粮。有一天边境发生战事，就会出现辛巳年征调夫役的祸患。皇上说：“是这样。你应当把这个意思告诉王炎，让他扩大安排措施。”后来到淳熙年间，西边才有积粮一百一十多万斛，据说储存在鱼关、阶、成、西和、凤、洋、兴利、金州、兴元府、大安军十一处。自从符行中在利州、阆州等地设置籴粮场，招募商人把两州的米运入其中后，阆州的米要沿嘉陵江上行到利州，再从利州运到鱼关，官府承担不起费用，而且又有很多损失。绍兴末年，杨嗣勋任总计，才开始采用属官井研陈厚的建议，废除阆州籴粮场，命令商人直接运到利州和鱼关，并且优厚提高米价，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行在诸军马草 行在各军每年的马草，计算为三百六十万束，每束由户部拨给本钱一百文。户部下令浙西漕司到各州收买，共十六万缗；又用榷货务的现钱关子二十万缗，以及户部本部门名下的钱款拨给。绍兴三十一年，殿前司已经献出六十五所酒坊，户部于是请求把这些酒坊的净息钱三十六万缗专门充作买马草的本钱，再用每年本应拨下的本钱收购马料。朝廷同意了。四月辛未，大体计算马草料钱约七十多万缗。

译关上诸军马料 关上各军的马料，过去在沿江各州实行和籴，但实际上是按户等分摊科派。绍兴五年，冯震武传达此事，总计所才开始自行设置粮场籴买，每年使用大麦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斛。第二年夏天，请求暂时免除一年和籴马料，获准。命令西边储存马料十二万多斛，用来应备军兴，不属于每年经常使用的数额。都城马料、淮浙与江东沙田芦场的始末。都城的马料，过去按数额向百姓和籴。绍兴二十七年冬天，有进言者说，江浙之间的沙田、芦场被人冒名侵占，每年损失的官课非常多。第二年春天，下诏派户部郎中莫济子齐和三路漕臣一起巡按察看，准备把它们的租额作为马料费用。绍兴二十八年正月癸未，当时叶审言任御史，上奏说：“陛下原本想免除每年籴买马料，以便利国家、减轻百姓负担；但三路相距遥远，使者怎么能够全部走到，必定有人强行增加数额来求取进用。对于有财力的人家起初没有增加损失，祸害却会波及贫民，恐怕导致逃亡迁徙，反而白白损失税额。”于是极力论说此事。起初浙漕赵清献建议把沙田全部收归官府，根据土地肥瘠高下酌情轻立租课，再让现在的佃户、火客耕种；如果有权势人家还敢侵占吞并，就列出姓名请旨处理。事情已经实行，绍兴二十七年十二月乙未，但有人认为这样不便利，于是命令现在占有土地的人暂且管理佃户，核实承认租课。因此叶审言才对此提出论说。不久下诏，第三等以下的户不再一律追查括取。绍兴二十八年二月癸丑，几个月后又下诏，淮东百姓如果查找契约而材料不齐，可以限期半年。五月庚午，忽然特别给予免除。五月丁丑，过了一个多月又下令：“浙西、江东的官户占田一千亩、民户占田二千亩以下的免除，其余依照原先的诏旨增加租额。” 六月甲寅，当时福建江海沿岸也有新出现的沙田，户部听说后，立即下令常平司出售。殿院任信儒认为，这些土地都是民间自行筹备资本兴修出来的，几年之间还没有收回成本，希望减少征取，于是此事停止。绍兴二十九年五月甲寅。此后淮东、浙西、江东三路沙田、芦场的登记册，共有二百八十万亩多。凡是沙田，就征收小麦、米、丝；沙地，就征收豆、麦、丝、麻；芦场，则征收柴和▯▯发见钱。民间认为这是扰民之举，诉讼不断。方务德任京口知守时，五次上疏论说此事。孝宗询问大臣这件事，有人认为可以取用，有人认为应当减免。陈鲁公说：“君子和小人各自归于自己的同类。小人喜欢制造事端，不惜替国家招来怨恨；君子致力于顾全大体，只怕损伤仁政，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皇上说：“是。”于是下诏，关于沙田、芦场的指挥一概不再施行。这是绍兴三十二年冬天的事。十二月庚戌，得到诏旨。乾道元年秋天，斡办皇城司梁俊彦又提出建议，请求把官民请求购买的田地征税，把请求租佃的田地收租。于是下诏，命淮东、淮西的绍颂、张津、杨倓同三路漕臣一起筹办，由梁俊彦总管办理。叶子昂主持政务时，深不以此为然，却又无法阻止。俊彦等人请求将沙田折纳为米，将沙地和芦场都改折缴纳现钱，朝廷听从了。七月丙寅，设置措置官田所。九月丙子，申请将租赋折纳为钱米。六年春，开始制定租税数额，从一分到三分不等。已经开垦经营的沙田所得花利，每米一石，按十分之一征收租；芦场所得花利，每一贯钱按十分之一点五征收租。租佃沙田的，定租二分；租佃芦场的，定租三分。二月己酉，又共计得钱六十万七千七十余缗，诏令一并送交南库缴纳。七月癸未，八年秋，言官认为，原来开始措置时，只是为了制止有势力的人侵耕、冒占土地；但执行时，却把人户的租产、口业一概丈量，又加征数倍的新租，以致有人户逃亡迁徙。于是诏令，已经经营的芦场草地所纳赋税一律减五厘，租佃者再减一分。七月甲戌，先前创设的提领官田所，到这时并归户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六甲集 宋代李心传撰写 财赋三 官田 官田在东南地区旧来很多。靖康年间，曾命经制司把蔡京、王黼的田地卖掉，作为籴本。翁端朝任中丞、经制使时说，恐怕会产生弊端，请求把田租给客户耕种，每年收取租课，并减少原额的二成。朝廷听从了。然而各道闲置的田地很多，既然收益厚而租额轻，于是有人增加租额来侵夺它们，称为“田”。由此诉讼纷纷发生。绍兴二十八年，温州知州黄仁荣请求把这些田卖掉，以平息诉讼。恰逢内翰何溥也请求卖掉官田，作为常平仓本钱，朝廷听从了。后来户部汇总其数，共得钱五百万缗。从此多次实行这种办法，只有营田没有废止。省庄田 所谓省庄田，如今蜀中还有，称作官田。除二税之外，还要按租额征收应纳的大小麦、豆、糙米、白米、谷、桑、麻、荞麦、芓等十八种物品，没有不征取的。既高估它们的价格，又每次另缴称提钱，百姓十分困苦。然而这些田实际上都是民间世代经营的产业，每次买卖给官府时，仍要缴纳算钱，只是世代沿袭，都称为官田，却不知道这种称呼始于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