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五乙集

译其中一方是徽宗元符三年制造的，另一方是钦宗靖康元年制造的。高宗渡过长江后，各项事务刚开始创建，到绍兴十六年再次举行郊祀，才备齐八宝，此后不再制造。“大宋受命之宝”是建隆年间开创基业时制造的，史册没有记载。围城之中，副留守邵博取出并收藏了它。张邦昌派使者把它送到山东的大元帅那里，于是将它作为贡物献上。“定命宝”是宣和年间内禅时制造的，收藏在龙德宫，金人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没有取走。“受命中兴宝”是高宗绍兴元年制造的，玉质非常美，比定命宝还大一半。“金宝三”都是建炎二年秋天制造的。总论：从应天历到统天历，共有十四种历法；黄帝到周世宗之间三十六种历法的沿革，附于此处。自黄帝考订星历，建立五行、推算消长、确定闰月和余数开始，尧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舜在璇玑玉衡上考察，以使日、月、五星等七政协调；到了夏、商、周三代，都校正历法纪年。到三代末期，历法总共变更了七次。汉朝兴起后沿用秦朝的正朔，采纳张苍的意见，使用颛顼历；在六种古历中，它的疏漏较少，最为接近正确，但朔、晦、弦、望以及月亮盈亏等多有不合。孝武帝元封年间，便命令唐都、洛下闳等人制定以八十一分为法的历法，命名为太初历；它以律法推算，朔、晦、弦、望都很精密。到孝成帝时，刘歆深入研究其中的精微，制定三统历：以十九年为一章，二十七章为一会，三会为一统，三统为一元。到了后汉，历法又变得疏漏，于是命令日官制定四分历，以九道法推测弦、望，才开始没有差错。到孝灵帝时，刘洪考察古今历法，才领悟四分历对于天象仍然疏漏，都是因为斗分太多的缘故，于是又制定干象历，比起以前的历法更加精密。汉朝四百年间，历法共变更了四次。自魏、晋直到隋朝，又变更了十五次。唐高祖改朝换代后，才命令傅仁均制定戊寅元历；太宗又命令李淳风制定麟德甲子历；元宗因用它推算日食不准确，又命令一行制定开元大衍历；肃宗改用至德历，代宗改用宝应五纪历，德宗改用建中正元历，宪宗改用元和观象历，穆宗改用长庆宣明历，昭宗改用景德崇元历。唐朝三百年间，历法共变更了八次。自汉朝以来，虽然沿革不同，但其方法大体都是布算积分，向上推算到几千万年以前，一定要得到甲子日朔旦半夜冬至，并且日、月、五星都聚会于子位，称为上元，把它作为历法的起点。懂得历法的人认为太初历的法则最精密，但用它考察今天的节气和朔日，已经相差几天了。这些历法中有些各有所长：例如刘洪首先提出太阳运行有迟有速、月亮运行有快有慢，阴阳二者交错运行于黄道内外；晋代虞喜首先悟到太阳一年运行还没有达到一周天的数值，岁差积累日久便逐渐退行而失去常度；姜岌根据推算月食发生的冲位，知道太阳运行的度数，于是校正了日月运行的躔次和纪度。宋代何承天考察并校正日晷，知道太阳南至的起点；又用强率、弱率配合太阳运行来制定历法，以求得朔策的余分，于是符合《易》的要旨。北齐张子正用圜仪测量天象，测知五星进入节气时有盈缩的差异；傅仁均以合朔确定月份大小，但大月、小月不超过连续三个，于是日月食常常发生在朔日和望日；李淳风认为前代历法的日分、度数参差不齐，便制定演撰法，使各种推算方法归于一致。一行制定九服晷漏法，随着所在地不同来求取相合的结果。徐升创立以节气、刻数两种差异确定日分的方法，稍有验证，各自形成一家之法。后代继承并叙述这些历法，彼此都有增减，逐渐变得精密。自五代的调元历到钦天历，历法开始出现弊病。调元历由马重绩制定，在晋代施行；它不再推算古代上元冬至七曜会聚的时刻，而以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作为上元，并以正月雨水作为节气的起点，仿照曹士蒍小历的旧法，这是错误的。钦天历由王朴制定，在周世宗时施行；王朴不明白前人《易》数的要求和不合之处，于是在朔分之下擅自增立小分，称为“秒”。有人说，前代各历的朔余从来没有“秒”；如果朔余可以使用秒，就可以任意增减，何必还要寻求太阳运行的法则来使朔分相合呢？当时民间又有所谓万分历，通晓历法的人往往鄙视它。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才命王处讷制定应天历。王处讷于是以一万二分作为日法，在万分的基础上增加二分，得到强率二百零一；又得到弱率九百二十六。用六乘强率、用九乘弱率，再把两者相加，得到五千三百零七，作为朔策的余分；这样强弱恰好适中，符合《易》的要旨，自然不需要设置“秒”。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初年，认为应天历置闰有误，历官吴昭素制定新历，赐名干元历。干元历的朔余过强，施行不久，朔日和望日又出现差错。真宗皇帝命史序制定新历，赐名仪天历。仁宗皇帝天圣二年，命宋行古制定新历，赐名崇天历。到推算嘉祐八年十月望日月食时，历法竟比天象晚了二刻，于是命周琮重新制定新历。周琮测量日影、验证节气，才知道以前的历法推算节气常常比天象晚半天，便加以改正。英宗皇帝在位时历法完成，赐名朝天历。周琮把朔、望的余分定得特别晚了几刻，为了符合嘉祐八年十月望日月食以及推算熙宁元年正旦日食，历法又比天象晚了几刻，反而与崇天历相合，于是再次采用崇天历颁布朔日。神宗皇帝命令%朴制定新历，赐名奉元历。沈括字存中当时提举司天监，认为%朴能够纠正崇天历的错误，却不知道周琮已经在此前加以纠正了。哲宗皇帝元祐五年十一月癸未冬至，验证日影长度的那一天其实是壬午，于是改造新历，赐名观天历。徽宗皇帝在位时，有司根据观天历推算，认为崇宁二年十一月朔为丙子；颁布历书以后，才发现该朔日应当提前而没有提前，于是制定占天历，把十一月朔改为丁丑，再次颁布历书。不久，历官说：“占天历是在私人家中制定的，没有经过考验，不能施行。” 于是命姚舜辅等人重新制定新历，比崇天历减少六十七刻半，才开始与天道相合。历法完成后，赐名“纪元历”。自大观元年颁布施行后，便用纪元历推算。绍兴五年正旦发生日食，食分九分半，亏始在辰正时。常州平民陈得一独自上言：“食分应当是八分半，亏始在巳初。”当天果然如陈得一所推定。高宗皇帝于是命陈得一制定新历，秘书少监朱震字子发负责监督。历法完成后，赐名“统元历”。自绍兴六年颁布施行，共十五年；后来有司守法不专，暗中使用“纪元历”的方法推算，却使用“统元历”的名称颁布历书。乾道二年夏，日官根据“纪元历”推算丁亥年十一月朔为甲子，准备刻印。有一位武节郎裴伯寿到礼部和都省，详细陈述说，按“统元历”的方法推算，这个朔日应当提前为乙丑。于是依照“统元历”的方法改正。正好进士刘孝荣说：“现行历法推算日月食比天象早六刻，火星相差二度，请求制定新历。”刘孝荣自称已有历法，不到半年就可以完成并进呈。裴伯寿却认为：“凡是制定历法，必须先立表、测日影、验节气，然后才能制历，这样才可能精密，不能只求速成。”

译但判太史局吴泽不懂制定历法时立表的规矩，妄称铜表难以制成、木表容易毁坏；他想要结交并附和刘孝荣，侥幸等到历法完成，以求获得一时的爵位和赏赐，所以坚持说立表难成，阻挠压制这件事。当年九月乙卯，于是命礼部侍郎周执羔字表卿提领重新制定新历。周表卿也认为立表、验证节气需要经历多年，因此没有实行。刘孝荣于是仿照万分历，分为三万分，以此作为日法，命名为“御览七曜细行历”，上呈朝廷，并预先推定丁亥年四月朔日发生一分日食，如果不应验，甘愿接受朝廷法典的惩处。太史局也认为应当发生二分日食，裴伯寿都认为不是这样。后来按预定日期观察，当天天气晴朗，太阳并没有发生食。刘孝荣又推定这一年八月望日发生六分半月食，等到当天观察，月食只达到五分。又推定戊子年二月望日月食九分以上，月亮从地平线升起后光亮恢复，发生在大内二更五点；裴伯寿则认为这次月食应当全食，初亏后于戌初二刻复圆，月亮在戌正三刻完全复明，发生在大内二更二点以后。裴伯寿所说的都应验了。刘孝荣才开始说现行历法推算日月食比天象早六刻；但考验刘孝荣所推定的月食，从初亏到复圆却比天象晚四刻。单行可以担任侍御史，于是请求取两部历法所推定的日、月、五星运行躔度，凡说法有异同的，等到可以验证的时候用浑象测量，考察哪部历法更接近天象，并采用屡次应验的历法，以此制定新历。十一月壬辰，诏令国子司业、权礼部侍郎程大昌字泰之，监察御史张敦实，前往太史局监督考验。纪元历和刘孝荣所造的历法各有差异，单行可又请求与程泰之一同考验。四年三月庚申，获准。后来二人说，用统元历、纪元历和新历对照测验星度四项，新历完全精密的有三项，稍微精密的有一项，旧历都很疏漏。李仁父当时任礼部郎官，随后又和单行可一起测验七项，结果新历稍微精密的有五项，疏漏的有两项。当年四月癸丑，先命太史局把旧历参照使用。五月庚辰，于是诏令施行新历，仍以乾道为名。当时刘孝荣已经担任保章正、同知算造，但李仁父又上言，历法使用久了必然发生差错，本来就应当改造；可是他近来奉旨监督考验，恰好发现新历在太阴、荧惑两项上有差错，恐怕将来成书后差错一定更多，请求增加招募精通历法的人，详细复核讨论，补正新历。六月己丑，诏令各路搜访精通历法的人，列出姓名报送尚书省。不久，福州人阮兴祖说新历七卷篇篇都有差错。唐代史书载，开元十二年曾在天下测量日影；安南测得夏至午时正中的日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而刘孝荣新历推算的日影却在表北七寸。铁勒测得冬至午时正中的日影长一丈九尺二寸六分，刘孝荣新历推算的日影长一丈四尺九寸九分，像这样差错的地方还有很多。同判太史局荆大声没有把这件事报告给有关部门，擅自补授阮兴祖为太史局学生。新历制定时，荆大声和刘孝荣共同参与制定；到了这时，荆大声却说其中有许多差错，于是命荆大声另行推演一套方法，与刘孝荣的方法比较。五年春正月，比较两套方法，双方都有疏漏，历算官尧臣等人于是又自行推演一套方法上呈。四月己丑，于是命刘孝荣、荆大声、裴伯寿各自列出五月以后直到年终的月亮和诸星运行躔度，报送御史台，命现任测验官进行占测考察。六年九月戊戌，有成都府进士贾俊上呈历法九项建议，诏令给五人发放衙官券，安置在临安府学。九年五月甲寅，日官说，来年十二月按纪元历、乾道历为小尽，那么正月朔日在癸未；按崇天历、统元历为大尽，那么正月朔日在甲申，这叫作疑朔，诏令历官详细考察并确定。荆大声说，乾道历确定今年五月日食在午初一刻；现在测验得知在午时五刻半。由此推算，乙未年正月的朔日已经超过甲申日四百五十分，应当按大尽处理，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淳熙三年三月己巳，判局李继宗等人又编撰新历七卷，进呈朝廷。皇帝对辅臣说：“自古以来历法没有不出差错的，何况如今这种学问没有专门传授，士大夫中没有学习它的人；到民间去求访，又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新历比旧历好，只能说是彼此各有长处，不必另外命名，可以用淳熙作为名称。”淳熙五年，历官推算九月庚寅为晦日，历书已经颁布；但北方使者来祝贺皇帝生日时，却认为己丑才是晦日，实际上那个月是小尽。因此会庆节错了一天。枢密院检详文字丘宗卿负责接待并周旋调解，过了很久，使臣才肯在正月节日上寿。荆大声擅自把甲午年十二月改为大尽，所以使历法比天象晚了一天。淳熙十二年九月辛卯，成忠郎杨忠辅说：“淳熙历因循简陋，苟且附会，与天道不合。自戊戌年以来，朔日发生差错已经八年了。今年九月望日的月食应当发生在白天，而按淳熙历法却应当发生在夜间；以此来辨别，正确与错误就可以判定。再按照临安的地形来校验，月亮开始亏缺时太阳光已经很强，必然看不见月食；而日光说他推算在卯初三刻，正是大内攒点九刻以后。”于是命礼部侍郎颜师鲁（鲁子）负责观察验证，恰好云层遮蔽，观察便停止了。十三年三月丁酉，右谏议大夫蒋继周字世修上奏：“民间有懂得星历的人，请求特别加以考试任用，并且选派官员负责领管，以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如同祖宗的制度。”皇帝说：“朝士中懂得星历的人一定很少，不必专门派官负责。”于是诏令各路有通晓天文历算的人，由所在地州县报明姓名上奏。八月丁丑，平民皇甫继明等人说：“今年九月望日，按淳熙历推算应当在九月十七日，实际上这是历法已经败坏的表现。太史却把望日注在十六日之下，徇私迁就，以掩盖自己的过错。请求用今年八月望日太阴亏食，以及晦日月亮在东方出现这两件事，来验证历法的疏密。”诏令鲁子、世修一同观察验证。后来历官刘孝荣所定的月食差了一点，皇甫继明等差了二点，杨忠辅差了三点，于是停止任用并遣返他们。十四年四月癸酉，国学生、会稽人石万又请求考察校正历法的差错，并说去年测验太阴亏食时，大内的更点忽快忽慢，随着日影运行来计算，任意制造欺弊。于是上呈自己所著的《五星再聚历》，请求与日官比较，诏令中书后省审阅后上奏。皇甫继明等人说：淳熙历制定方法疏漏乖谬，必然要靠迁就来掩饰；《五星再聚历》采用一万三千五百分作为日法，不过是暗中取用唐末崇元旧历而委婉改变名称罢了，都不能使用，请求改造大历。

译诏令中书后省会同礼部、秘书省审阅。六月辛未朔，给事中王信字诚之上奏，请求命刘孝荣、皇甫继明、石万各自制定来年一整年的历法，详细加以测验，选取没有差错的。十二月丙子，皇甫继明、石万的新历完成，与淳熙历相差两个朔月。石万等请求以该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亮本应没有光却出现为验证。皇帝说：“朔日怎么可以有差错？朔日一错，所造成的失误就多了。”于是命礼部侍郎尤袤字延之、秘书丞朱伯嘉字之瑞负责监督。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丁卯，尤袤因病请假，改命吏部侍郎章森字德茂一同前往。当夜月光非常明亮。十月二十九日壬戌为晦日，朱延之前往观察，天亮前月亮出现在东方。十一月七日庚午，进呈朝廷。周丞相说：“石万等认为月体还剩一分，所以不应当是小尽。”皇帝说：“十一月朔日在申时，所以二十九日早晨月体还存在。”十六年十一月壬午，承节郎赵涣又说：新历推定今年冬至比天象晚一个辰。诏令礼部侍郎李巘字献之、著作郎邓驿字千里、秘书丞黄艾字伯耆、校书郎王叔字恭父一同观察验证。绍熙元年八月庚戌，于是命同判局刘孝荣改造新历。刘孝荣请求与吴泽、荆大声一同制定。三年正月甲寅，历法完成。诏令命名为“会元历”。四年十二月甲午朔，平民王孝礼说：“今年冬至，日影在表上的位置应当是十九日壬午，而会元历却定为二十日癸未，相差一天。陈得一、刘孝荣制定的四部历法，都从未测量日影，只是揣测拟定分数，所以比天象晚。请求把修内司掌管的铜表、圭面下发太史局进行测验。”皇帝采纳了。此时虽然朝廷事务繁多，无暇整治历法，但杨忠辅、赵涣已经担任日官。庆元四年九月，太史说月食发生在白天，而吴泽说发生在夜间；观察验证的结果如吴泽所说，于是下诏改造历法，仍命秘书省正字冯履叔、常参官负责审定。五年五月壬辰朔，历法完成，赐名“统天历”，一直使用到现在。自建隆到庆元二百五十年之间，历法变更了十四次；向上追溯到黄帝的历法，总共已经变更了五十次。然而懂得历法的人说，“统天”新历仍然尤其疏漏错误。从前洛下闳制定太初历完成后，自己说八百年后才会差一度；但后来还不到八十年，实际上已经差了一度。李淳风也说：“一气相差三度，九天相差一刻。”又说：“从太初历往下到麟德历相差四天，从太初历往上到僖公年间相差三天。”一行也说：“刘洪的历法，经过四十五年相差一度；梁武帝的历法，经过一百八十六年相差一度。”以前那些历法家制定历法的技术尚且精密到这种程度，仍然不能避免这种误差，何况那些浅陋工匠草率创制的历法呢？大体说来，唐代以后律历之法没有流传下来，士大夫无从学习，而星官、历官大多浅陋，所以不足以推究阐明这门学问。近世蔡元定，字季通，号称懂得数术，但也从未见诸实际采用。我曾考察《易》的卦象说：“泽中有火，是革卦；君子因此治理历法，明察时令。”所谓“革”，就是变革。加以治理并使之明白，就不只是因循已经形成的东西而不去增删损益了。所以我把它的始末记载如下，等待有能力的人来考察。

译建炎以来敕令机构的废置 律令从魏国李悝、汉代萧何以来就有，历代相传，都以律书为根本。到周世宗时，才称为“刑统”，宋朝初年沿袭这一称呼；对律令的删削修订，只隶属于大理寺。到了天圣年间编修敕令，才设置详定编敕所，另行任命官员主持。熙宁以后，诏令修订一司敕令，又以“编修诸司敕式所”为名。元祐年间改变熙宁、元丰的法令，又以“重修敕令所”为名。此后直到政和年间没有改变。政和元年冬，才颁行全国通用的敕令。十二月十七日；靖康元年又重新修订。此后议论此事的人便请求采用元丰、嘉祐年间的法令，等待新书完成。九月十三日丙子；这一年冬天，又诏令律令依照嘉祐，判决刑罚依照元丰。十月十四日丁未；建炎元年夏天，因滁州推官赵伯总提出意见，又诏令：政和年间已经全国颁行的法律，凡不是皇帝亲笔修订制定的，准许引用。四月二十四日丁亥。建炎三年夏天，又恢复大赦文书，修复仁宗时的旧例，遵照采用嘉祐年间的条法。四月八日乙卯，刑部侍郎商守拙请求把嘉祐、政和两种敕令相互参照，奖赏方面一律从重，条文约束方面一律从宽，获得准许。建炎四年夏天，诏令敕令所将嘉祐、政和年间的条制对照修订，编成书籍。大理卿兼任详定一司敕令王衣于是请求召集人来陈述编修敕令的利弊，仍以“详定重修敕令所”为名，命令大理寺官员和敕令局官员共同对照修订。六月初七日丁丑，三天以后才任命宰臣范宗尹提举重修敕令，参知政事张守同任提举。那年秋天，言官请求命令省、部及百司的吏人把所删省记录的条文汇集分类，编成册子，报告朝廷。八月辛未朔。到绍兴元年秋天，张守等才把《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以及《申明》《看详》等书，总计七百零六卷，上奏进呈。八月四日甲戌。从这以后直到绍兴三十年秋天，敕令局所修订的书又有一千八百六十三卷。绍兴三年九月，朱胜非等上奏进呈《吏部敕令格式》等一百八十四册。绍兴六年九月，张浚等上奏进呈《禄秩新书》等二百零四卷。绍兴八年六月，赵鼎等上奏进呈《诸班直诸军转员敕格式》十三卷，又上奏进呈《亲从亲事官转员敕令格》七卷。十月，秦桧等上奏进呈《禄秩敕令格》三十二卷，又上奏进呈《三省令格》二卷、《枢密院令格》二卷、《六曹寺监通用令》一卷、《太常宗正大理寺通用令》一卷以及《治狱令》一卷，以上连同《目录》《申明》共十二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百六卷、二百四卷〕 绍兴十年十月，上奏进呈《在京通用敕令格式》六十七卷。十二年十二月，上奏进呈《六曹通用敕令格式》十卷，又上奏进呈《寺监通用敕令格式》十卷、《库务通用敕令格式》八卷、《六曹寺监通用敕令格式》十卷、《六曹寺监库务通用敕令格式》二卷，又有《申明》四卷。十三年十月，上奏进呈《国子监敕令格式》十四卷，又上奏进呈《太学敕令格式》十四卷、《武学敕令格式》《律学敕令格式》各十卷、《小学敕令格式》二卷、《监学申明》等八卷。十七年十一月，上奏进呈《常平免役敕令格式申明》等共五十四卷。十九年六月，上奏进呈《吏部续降并别编》共四百三十五卷。二十一年七月，上奏进呈《盐法敕令格式续降》等共二百五十五卷，又上奏进呈《茶法》一百零四卷、《寺监库务通用敕令》二卷。二十三年十一月，上奏进呈《大宗正司敕令格式申明》等八十七卷。二十五年九月，上奏进呈《绍兴宽恤诏令》二百卷。二十六年十二月，万俟▯等上奏进呈《贡举敕令格式》十项，共四十五卷，又上奏进呈《厘正省曹寺监内外诸司等法》四卷。三十年八月，陈康伯上奏进呈《参附吏部敕令格式申明》等共七十二卷，又上奏进呈《刑名疑难断例》二十一卷；连同全国颁行的法律，共计二千六百二十卷有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四卷〕 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官吏过多，赏赐费用也很滥。绍兴三十一年于是罢除此机构。具体查找日期没有找到。三十二年夏天，有旨汇集上皇的圣政，吏部侍郎徐度请求恢复设置敕令所，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六月二十九日甲午。乾道四年冬天，秘书少监兼权刑部侍郎汪大猷说：“建炎以后续降的诏旨有二万条，前后很不一致，请删削修订编成书，使吏人不能任意妄为。”诏令准许。十一月二十八日乙酉，于是以“重修敕令所”为名。乾道六年冬天，又以“详定一司敕令所”为名。十一月十九日乙未，设置提举官二人，分别隶属于宰相；设置同提举一人，隶属于执政；设置详定官一人，由侍从官担任；设置删定官五人。官员数量比过去减少三分之一，史官、胥吏和徒隶也减少三分之一。乾道以后新修的书，又有三千一百二十五卷。乾道二年六月，刑部侍郎方滋上奏进呈《特旨断例》七十卷。六年八月，虞允文上奏进呈《乾道敕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九年二月，梁克家等上奏进呈《三省枢密院敕令格式》四项，共一百四十卷，以及《看详意义》五百卷。淳熙二年十二月，龚茂良等上奏进呈《吏部七司法》三百卷。淳熙三年三月，上奏进呈《吏部条法》四十卷。四年五月，上奏进呈《淳熙新编特旨断例》四百二十件。十一月十一日，李彦颖上奏进呈《淳熙重修敕令格式》等二百四十六卷。六年七月，赵雄等上奏进呈《一州一路酬赏法》四项，共二百二十三卷，以及《看详》六百三十八卷。七年五月，上奏进呈《淳熙条法事类》四百二十二卷。十一年五月，本所上奏进呈《隆兴以来宽恤诏令》三百卷；至于各路已经修订的别法一千二百多卷，则不包括在内。所以按照旧例，删定官大多由选人担任，往往没有通晓古今、熟悉法律、历任州县的经历，凡事都接受吏人的现成意见；书编成后彼此抵牾，言官加以论驳，便又重新修订。有时到敕令局十多天，竟没有删改一个字，恰好遇到进呈书籍，也能因此改任官职，于是这里成了宰执安排亲信故旧的地方，失去了当时设置机构、任用官员的本意。淳熙十五年夏天，林黄中以兵部侍郎兼任详定官。四月二十九日乙未，不到一个月，便上奏说：“古今的成方法书总有穷尽，而百姓的疾病证候却没有穷尽。如果一定要为某乡某人、某种药方、某种证候制定固定标准，等到实际采用时，就会彼此抵触而不相合。

译绍兴年间修订的一司敕令，很多年都没有颁降；如今所修的工作既然已经中断，也没有颁降的期限，即使颁降，也难免彼此抵牾；反复另行申明，倒不如没有这部书更好。希望把已经修订的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路条法一千二百卷免于进呈供奉，命令六部各自按照所属条文抄录，由本所加盖印章，以便依据采用；京西、两淮尚未完成的条法，仍命令立即删修完毕，裁减不急需的官员，节省无用的费用，这样也不是没有好处。”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撤销敕令所，限期一个月完成收尾。六月三日戊辰。绍熙二年夏天，工部侍郎潘景珪说：“法令这部书长期没有删修润色，于是又设置详定敕令局，差派详定官一员、删修官三员。”四月十三日庚寅，差派官员；五月六日癸丑，才确定机构名称，但还没有进呈任何成果。庆元二年春天，又设置提举、同提举，仍以“编修敕令所”为名。二月六日丙辰，于是发文给六曹、大理寺以及三衙、江浙附近州郡的监司，抄录乾道五年正月至庆元二年十二月底以前续降的指挥，得到数万条事务，又参照淳熙旧法五千八百条，删修成四百七十卷，送交刑部审查完毕。合计交由提举官所属的三省合属房分以及检正都司审查复核，共编成七百零二册。《敕令格式》和《目录》各一百二十二卷，《随敕申明》十二卷，《看详》四百三十五册。庆元四年九月丙申进呈。从此以后，已经修订的书陆续修订进呈，《撮要》《总类》之类的书名几乎不止一种，编成的册帙也逐渐增多了。《文鉴》《文鉴》是吕伯恭奉旨编纂的。此前，临安书坊有一部所谓《圣宋文海》的书，是近年江钿编纂的。孝宗得到这部书后，命临安府校正并刻板，当时是淳熙四年十一月。该月七日壬寅，周益公以学士轮值内直，孝宗召见他到清华阁应对；周益公于是奏说：“陛下命临安府刊刻《文海》，有这回事吗？”皇上说：“是的。”益公说：“这部书的取舍很差错，完全没有条理。如今降旨刊刻，事体重大，恐怕难以流传后世。不如委托馆阁官员选取本朝文章，编成一部代表一代的书。”皇上非常赞同，说：“你可以办理这件事。”益公请求委任馆职官员，皇上说：“特意差派一两名官员。”两天以后，吕伯恭以秘书郎身份入对，皇上于是命令吕伯恭校正临安府刊刻的书，这一天是甲辰。起初，赵丞相以西府身份奏事，皇上问吕伯恭的文采和为人怎么样，赵公极力推荐他，因此有了这项任命。吕伯恭说，《文海》原本是书坊一时刻印流行的书，名贤的高文和大部头著作还有许多遗漏，请求一并增删，并且把范围断定在中兴以前，重新选定次序，这样或许可以流传久远。十五日庚戌获准后，过了几天，又命临安府知府赵磻老以及本府教官二人和吕伯恭共同校正。二十日乙卯，赵磻老说：“臣的府务繁多，如果往返秘书省共同校正，恐怕会妨碍本职工作；而且秘府的书籍也难以让教官带出，请求专门命令祖谦校正。”皇上同意了。于是吕伯恭把秘府以及士大夫所收藏的本朝各家文集全部取来，又广泛搜求传记和其他书籍，全部编排分类，共分六十一门，编成一百五十卷。后来吕伯恭再次升任著作郎兼礼部郎官。淳熙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里得了中风病。六年春正月，以疾病为由请求离职。十一日庚午，有诏让他出任一郡长官，吕伯恭坚决推辞。此后第十三日癸未，皇上接见辅臣，因而命枢密使王季海询问吕伯恭所编《文海》的进展，吕伯恭便把书进呈。二月四日壬辰，皇上又对辅臣说：“祖谦编纂《文海》，搜集选取精审详尽，可以授予直秘阁。”又派中使李裕文传达圣旨，赐给银帛三百匹两。当时正严格执行非有功劳不得授职的命令。舍人陈叔进准备封还诏命，先把这件事告诉丞相赵公；赵公叫他不要封还，陈叔进不听。七日乙未，辅臣奏事时，皇上说：“祖谦平日确实有好名之心，但这次编次《文海》，搜集选取精审详尽，具备如同奏议那样的精要之处，对治理之道有益。” 于是皇上批示说：“馆阁的职责，以文史为先。祖谦进呈的《文海》，搜集选取精审详尽，对治理之道有益。”因此用来宠遇他，可以立即命令陈叔进起草制书。制书说：“馆阁的职责，以文史为先。你编纂《文海》，用意十分深厚，搜集选取精审详尽，对治理之道有益。入值中秘，所得到的酬答和宠遇很多，你应当知道恩遇有其来源，反省自己的行为确实无愧，以竭尽全力报答。这样人们就不会有异议。”当时周益公任礼部尚书兼学士，该月十八日丙午，奉旨撰写《文海序》。四月三日辛卯，进呈序文，请求赐名。皇上问取什么名字，益公请求命名为《皇朝文鉴》。皇上说：“好。”序文已经写成，正准备刻板时，恰有近臣秘密启奏说：书中所载臣僚奏议，有诋毁涉及祖宗政事的内容，不可以留给后世观看。于是命直院崔大雅重新审定增删取舍，总共删去数十篇。然而最终还是没有刻成。张南轩当时在江陵，写信给晦翁说：“伯恭把精神白白耗费在这些闲散文字上，只是自己受损，有什么益处？比如编纂《文海》，对治理之道有什么补益？对后来的学者有什么补益？只是让精力困顿在翻阅之中，也实在可怜。而且承担编纂这类文字的事情，也不是用来承奉君主德意的做法。” 如今《孝宗实录》记载这件事相当详细，不知道是哪位史官执笔。书中说：“起初，祖谦奉旨校正，皇上的意思只是命他校正《▯差误而已。祖谦于是上奏，认为取舍不恰当，请求一并增删，交由三省取旨，皇上准许了。才过几天，皇上仍命赵磻老和临安教官二人共同校正，可见皇上的意思仍和起初一样。当时祖谦已经公开宣称应当大规模取舍，实际上是想自己编成一部书，不再只是按照皇上的命令办事。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样不可以，赵磻老和教官害怕他，不敢和他共事，坚决推辞不肯参与，而祖谦正自以为得计。等到书编成后，前辈名人的文章几乎搜罗殆尽。有些通晓经学却不善于文辞的人，也把表奏文章编在其中，用来夸耀自己党同伐异的功劳。士大夫的公论都痛恨这件事。等到推恩授予直秘阁时，中书舍人陈骙封还了诏命。诏命再次下达时，陈骙虽然奉命办理，却很是诋毁轻视此书。祖谦不敢辩解。因此祖谦的书，皇上不再下发。”史臣所说的“通晓经学却不善于文辞”，指的是伊川。当时韩▯冑正把道学列为禁学，所以像这样诋毁伯恭，并牵连到伊川。我认为，伯恭既然担任词臣，受到这样的丑诋，本来应当极力辞退职名；如今却接受了，并不正确。黄直卿也认为我的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