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五乙集

译殿试不回避亲属关系 本朝制度规定，发解进士考试和省试都设置别头场，用来接待需要回避亲属关系的举人。凡与考官有缌麻以上亲属关系，或属于大功以上亲属的婚姻关系，都要移文送入别头场。只有殿试，即使父兄担任试官，也不回避，因为没有另设考试的缘故。开禧元年，检详毛宪担任考官，他的儿子毛自知因迎合用兵之议，在众多士人中名列第一。▯冑失败后，便采用言官的奏议，夺去毛宪次对的资格，并把毛自知降为第五甲末名。孝宗曾商议让辅臣考定南省名次靠前的试卷，但后来中止了。按照旧例，南省开院以后，要把前十名的试卷誊写成册，进呈皇帝，这项做法已经实行很久了。淳熙辛丑年，孝宗命王仲行尚书主持考试，郑少嘉侍郎、黄德润侍御史共同主持。三人进入贡院后，有人说郑少嘉、黄德润都是闽人，恐怕会徇私，孝宗于是商议让贡院取出三十名前的试卷，在发榜前五天交给辅臣考校。但当时还没有正式下令。过了几天，宰相赵温叔借审议这件事的机会说：“如果一定要实行，就应当早点让试院知道。”孝宗说：“朕也有些疑虑，还想和卿等商议。”赵温叔察觉皇帝的意思已经改变，立即奏道：“我们也深感疑虑，只是不敢马上奏明，恐怕会有回避责任的嫌疑。陛下既然选任三人为知举，又命我们考校，这就等于说三名知举不足以信任了。况且还有一些情况是我们无法知道的。我们承受皇恩极重，今天本来应当尽忠考校，只是担心这个先例一开，后来宰执中若有人有所挟持，就会借此包容奸私。”孝宗说：“朕也是这样考虑的，不可打开这个门路，暂且停止吧。”十多天后，孝宗才下令，开院当天先把前二十名的原卷送入。适逢王仲行所出的策题中有“太上皇帝匹马渡江”的话，孝宗对此不高兴，便把这件事告诉了辅臣。当时临安已经刻板印行了，孝宗急忙下令毁掉刻板。王仲行心中不安，请求外任。几个月后，出任绍兴知府。淳熙年间商议恢复四川类省试被削减的名额 省试旧制是每取一人，录取十四人。隆兴初年，建州、剑州、宣州、鼎州、洪州五州的进士参加三次考试，实际到场的人都因覃恩获得免解。有诏增加省试名额一百人，于是改为每十七人取一人。可是四川类省试仍是每十六人取一人，后来一直没有改变。淳熙十五年，范东叔仲艺任右司郎中，提出四川距离朝廷遥远，士人只有科举这一条道路，没有学校等其他途径可以进身；而且隆兴年间增加省试名额时，四川人起初没有得到，现今却按旧例削减名额，这是不合理的，应当恢复到原来的制度。留仲至正从成都召回，任参知政事，他的意见也支持此事。执政大臣共同商议说：“皇上已经改为每十五人取一人，已有成议了。”范东叔很高兴。后来他任礼曹给舍，台谏诸人谈论这件事，也没有异议。适逢宇文子英价以兵部尚书兼任侍读，当晚值宿，他因为自己是蜀人，便把议定的事情告诉了宇文子英。宇文子英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急忙回答说：“类省试每十六人取一人，已经比南省优厚了，还有什么可议的？”第二天，执政大臣奏报这件事，孝宗说：“朕已经把这件事告诉宇文价了，不用你们再说。”诸位大臣于是退下。因为如果采用范东叔的建议，每次类省试就应当增加省试名额七八人。宇文子英任意发表意见，事情于是再也无法恢复。范东叔对此深感遗憾。四川类试榜首恩典等级降低的事情，起初涉及赵庄叔，张安国的前后情况与此相似。自宋室渡江以后，四川类试的榜首如果不参加殿试，按例可以得到两个使职官，这算是优待。丁卯年，何秘监道夫考中榜首，他在回答关于蜀地人才的策问时，详细论述蜀人难以进取、容易退避的情形，其中有“高视天下而窃笑之”的话。当时秦丞相正压制张魏公，看见这篇策文后很厌恶，于是降旨规定，类试第一名不参加殿试的，赐进士出身，这是因为何道夫的缘故。庚午年，张阁学真甫考中榜首，他在君臣策中极力赞美朝廷，秦丞相很高兴，便告诉主考官把他安排在前三名以外，因此张真甫唱名时列为第四名。赵舍人庄叔原本在七八名以外，孝宗亲自擢升他为第一名。其实赵庄叔的廷试策文非常迎合时势，甚至引用赵普、雷德骧的故事，并有“想要诛杀持不同意见的人”之类的话。孝宗把他列为第一，只因为他的开头一句“君臣父子之间，是天下真情之所在”，认为其中有古文的气势。甲戌年，张舍人安国回答策问，写出了“一德大臣”的话，于是被擢为第一名。“一德大臣”是辛未年周益公试策中的话。然而赵庄叔、张安国考中后，都没有依附秦丞相；张安国差一点被秦丞相杀害，因此当时更受人尊重。孝宗曾商议暂时免除奏荐以及停止特奏名 孝宗刚接受禅让即位时，授官和恩典过于泛滥，想设法改革，于是商议制定制度：百官已经任用的子弟，遇到郊祀恩典时暂时免除奏荐；开设贤良科，命令朝廷内外普遍推荐人才；同时停止特奏名。孝宗亲自下诏给左谏议大夫王之望、殿中侍御史尹穑、右正言晁公武，让他们斟酌拟议后上奏，这件事在隆兴二年七月庚寅。随后，瞻叔说：“陛下即位还不久，恩泽还未……”这两件事关系到士大夫的人数很多，希望稍微宽缓一些；如果不能停止，就应当规定奏荐的限额，超过限额的允许回授，停止门客、亲戚参加漕司考试，只准许调任邻州。这样一来，省试名额可以减少一百一十人，这是挽救弊端的办法。子止也请求增减制举推荐名额，并规定朝官年满七十岁而尚未退休的，停止荫补子弟。奏章上达后，朝廷下诏规定，年满七十岁的人遇到郊祀恩典，不准奏荐儿子。不久又下诏，尚未奏荐的人允许奏荐一名。到了淳熙九年八月，才开始规定奏荐限额；后来特奏名又改为每三人取一人，大体都符合上述诏旨。然而恩典泛滥并没有大幅减少。一定要把手诏中的办法写下来，在各官署实行，才会稍微清明一些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特奏名泛滥 特奏名进士旧制是每两人录取一人。淳熙初年，议论者认为这种做法尤其泛滥，请求加以裁减节制。朝廷诏令吏部会同给事中、舍人详细商议，于是尚书程泰之、给事中王仲行、舍人陈叔晋等上奏，请求改为每三人取一人。那些不能列入四等的人，旧制允许缴纳敕书费用后再考一次，如今只准考一次。过去免解的人如果因故不能入试，按理算作参加过一次考试，如今不再计算。过去潜藩五路的举人以及长期在学校任职事的人员都可以升甲，如今只准许提升名次。奏议获准，是淳熙六年三月的事。后来朝廷每逢有庆典恩典，就把前后没有中选的人全部录取授官，往往有一千几百人充塞仕途，于是成为固定惯例，再也无法削减。女神童 自从设置童子科以来，从未有女童参加考试。淳熙元年夏天，女童林幼玉请求应试。中书后省对她进行挑试，她所诵读的经书四十三种全部通晓。四月辛酉，诏令特别封她为孺人。

译太学生校定的新制度 京都旧制规定，太学生外舍有二千人，校定一百人；内舍有三百人，校定三十人，并且分为优、平两等。优等生再次参加舍试，如果又考入优等，就可以直接享受学官的恩数，待遇与进士第一名相同，这就是所谓的“释褐状元”。如果考入平等，就称为“一优一平”，按例可以免省试，直接参加殿试。次一等的先免解，后来免省试，同时也都有升甲的恩例。绍兴年间重新兴办太学，诏令暂时规定内舍名额为一百人，每年年终校定，每十人校定一人。绍兴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下诏时，外舍有一千人，上舍只有三十人。庆元、开禧两次实行混补，外舍生增加到一千四百人，本监于是请求把内舍生名额增加到一百二十人，获准。开禧元年四月二十五日，雷季仲任祭酒，又请求每年校定人数增加到十二人，也获准。诏令下于开禧二年正月十三日。旧制规定，从外舍升入内舍的人，即使经过校定，也必须公试合格才准升补，因为私试由学官自行考试，公试则由皇帝下诏另派官员主持。嘉定年间，袁和叔掌管学政，上奏请求每年在外舍生中取校定成绩最优的一人，升补内舍，也获得了批准。从此以后，升舍的制度就更加宽松了。淳熙年间武举授官的新制度 武举授官的旧制是：榜首授保义郎、任沿江巡检；未列入等级的授承节郎、任沿边巡检或县尉；第二名以下授承节郎、任沿江巡检或县尉；未列入等级的授承信郎。淳熙二年开始比照文士的恩数，榜首补授秉义郎，堂除为江上或诸军计议官；第二、第三名授保义郎，任诸路师司准备将领，任满一任后改转忠翊郎，不经过磨勘，比照文士改授合入官；第四、第五名授承节郎，任诸州兵马监押，任满两任后改转保义郎，不经过磨勘，比照文士循资改授文林郎；其余人仍按旧制。这一年五月，有一名忠训郎张世奕自称出身武举，请求从军，朝廷准许了。淳熙七年三月，于是立法规定，愿意从军的人，命枢密院铨量完毕后，依新法授官：榜首差任三衙或江上诸军同正将，第二、第三名任同副将，第四名以下任同准备将。不愿从军的人，或者虽然愿意从军但才能不符合选拔条件的人，一律依照乾道八年以前的旧法办理。淳熙八年四月庚戌，又下诏规定，武举人从军后，如果已经发现有利便之处，可以到主帅那里陈述；遇到有过犯而应当加以惩处的，申报枢密院取旨。这是不完全采用按品级任用的制度，同时也使他们免受鞭打的羞辱。五月丙戌，又下诏规定，武举从军的人可以先由参部发给料历，仍按六考关升资序。随后有人说，这些人往往自视甚高，不亲自参加军旅事务。淳熙九年五月丙子，诏令规定，从今以后，职事勤勉谨慎的人，由主帅保奏升任差遣；懒惰怠慢的人，则加以按劾。然而同将官起初不必等待次序，当天就可以升任；而且每经过两考就再次升任差遣，这样即使是名次最末的士人，从军不到十年也会成为同统制。至于前三名以上转授秉义郎或忠翊郎的人，有的改换为文资，于是就成为京官，所享受的恩数与进士第一名相同，这又失之于侥幸。后来议论者以此进言，朝廷于是下诏，武举人不得参加锁试，但后来又没有实行。然而自淳熙以来，武举人也没有出现特别杰出、值得称道的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六乙集 宋代李心传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