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八乙集

译赵温叔探察敌国的情况。乾道庚寅年冬十月，金国国主派金吾%上将军、兵部尚书耶律子敬来祝贺会庆节。起居舍人赵雄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充任馆伴使。丁卯日，引见。戊辰日，向皇帝祝寿。庚午日，参加花宴。癸酉日，入宫辞行。乙亥日，从行在出发。温叔和子敬并马而行，从驿站一同出发。子敬望着吴山说：“真是一带好山。”温叔说：“听说燕京的万岁山极好，不比南京差吗？我是说东京。”子敬说：“和南京一样。”温叔说：“万岁山是天然形成的地基，还是只是靠人力造成的呢？”子敬说：“全都是人工建造的。”温叔说：“听说燕京的宫苑很壮丽。”子敬说：“极其壮丽。”温叔说：“周围有多少里？”子敬说：“仅宫室本身就有二十多里，现在每逢年时也还经常修建。”温叔说：“真盛大啊。”子敬说：“内翰将来如果来出使，可以尽情观看。”温叔说：“很希望再次相见。”又说：“北边这时想来极其寒冷。”子敬说：“寒冷得厉害，无法忍受。”温叔说：“这时正适合打猎。”子敬说：“北边此时正是打猎的时节。” 温叔说：“大金皇帝也曾经外出打猎吗？”子敬说：“一年必须出去打猎两三次。”温叔说：“每次打猎要用几天？”子敬说：“往往也要十天、二十天或一个月，时间不定。”温叔说：“听说北边有很多名鹰和猎犬。”子敬说：“这里有没有？”温叔说：“这里有，但极好的也很难得到。”子敬说：“北边也很难得到好的，好的只是宫禁中才有。”温叔说：“大金皇帝有几个皇子？”子敬说：“很多，有七个。”温叔说：“听说越王很英武。”子敬说：“非常勇猛，令人畏惧。”温叔说：“越王是长子吗？”子敬说：“是。”子敬又说：“昨天押筵的郑枢密，是签书枢密院事吗？”温叔说：“是。”子敬说：“这里的枢密使到签书枢密院，是文官还是武官？”温叔说：“旧制是文武官都可以授任。”子敬说：“本朝则专门任用武臣。”温叔说：“大金现在的宰相姓什么？”子敬说：“两个人都姓赫舍哩。” 温叔说：“又有尚书令主管宰相的事务吗？”子敬说：“尚书令在宰相之上。”温叔说：“大金现在的尚书令姓什么？”子敬说：“姓李。”温叔说：“听说是贵戚。”子敬说：“是外戚。”温叔说：“今年多大年纪？”子敬说：“六十多岁。”温叔说：“赫舍哩宰相多大年纪？”子敬说：“年纪很轻，一人五十多岁，一人四十多岁。”子敬又说：“内翰的家乡就在这里。”温叔说：“在州中。”子敬说：“很远。”温叔说：“也不过几千里。”子敬说：“是从襄阳这条路来的吗？”温叔说：“是。”子敬说：“听说川中民间非常富裕。”温叔说：“有富的，也有贫的。”温叔说：“尚书的家乡在哪里？”子敬说：“在北京，就是从前大辽所说的中京。”温叔说：“离燕京远近？”子敬说：“二千多里，径直向北边去。”温叔说：“离黄龙府远近？”子敬说：“很近，才五七百里。”温叔说：“听说大金皇帝每年避暑，常到云中巡幸，云中是什么地方？” 子敬说：“是西京。”温叔说：“西京、北京的宫苑也都壮丽吗？”子敬说：“都不比南京差，现在各处也还不停地修建。本朝法令严厉，修建得马虎草率，主管官吏按旧例会获重罪。接待宾客的人除了寒暄之外，只是慰问劳问而已；直到温叔才开始探察金国那里的事务来奏告皇上，皇上对此非常高兴。” 傅安道不肯会见曾觌。傅自得，字安道，是忠肃公傅察的儿子。因为父亲为国事而死，得以授官，曾经参加宏博科考试，已经上报后又被降下。绍兴末年，秦丞相去世，凡是告发他人的人都被治罪，而安道被仇人攻击，以曾经查究赵表的事情获罪，被除名，安置在融州。孝宗即位后，陈文恭、正献二公接连为他辩明冤屈，他入朝任尚书郎。乾道九年春，授直秘阁、福建路转运副使。安道喜欢处理吏事，擅长文章，而且性情又高傲。他在福建任职时，曾觌任副总管，两人私交十分密切。安道当时正好赶上曾觌去世，便前往报丧。等到安道任郎官时，曾觌已经凭节钺奉祠于内，安道没有去见他。安道将要出使闽郡时，恰逢该郡的武宪被召回，安道前往拜访他；武宪把他请到便室，曾觌和几名从官也在那里。当时正摆酒，安道举起一杯酒，借口腹痛告辞退出。于是学士承旨王日严也以入宫当值为由辞去，众人都面露惭色，曾觌非常不高兴。淳熙初年，皇上记得他的才干，召他出任临安知府，不久又中止了这件事。伯寿、伯成，是他的儿子。孝宗催促虞丞相出兵收复失地。虞丞相再次任宣威使时，皇上采用李伯纪的旧例，在正衙亲自斟酒赐给他，使他立即在殿门外骑马、持符节出发，京城人都认为这是宠遇。起初约定某日会师于河南，后来皇上秘密下诏催促出兵日期，虞公说军需还没有准备好，皇上渐渐不高兴。又到第二年，皇上派两名使者拿着御笔手札赐给他，并告诫使者一定要当面交给他。使者到达时，虞公已经去世几天了。他的属官汤朝美告诉虞公的儿子公亮，想要启封查看，公亮不敢，于是作罢。没有人知道诏书中说了什么。公亮字祖予，因为父亲的恩荫任奉议郎、直秘阁，终身没有出仕。

译孝宗奖赏郑自明和魏元履。淳熙初年，皇上采纳汤朝美的意见，下诏规定宰执、侍从补任外职，不是有功劳的不得授予职名。三年夏，汤朝美已经被斥退，郑自明以学官身份转对，议论宰执、侍从不应只崇尚功劳。皇上说：“朕只是想激励他们，让他们趋向建立功业罢了。”自明说：“近臣以论思献纳为职责，哪里有可以议论的功劳呢？”皇上说：“难道也没有可以看见的功劳吗？”自明说：“如果这样，臣担心从此会滋生事端，那些欺骗蒙蔽、相互勾结的人反而会得到陛下授予的职名。”皇上默然无语。三月五日癸酉，自从汤朝美的主张施行以后，近臣没有人敢请求外任。后来这项制度终究不能实行，只是在授予职名时下批语，略微叙述其人的功劳才能，如同升迁改官时举荐文书中的措辞。淳熙末年又最终废除了它。自明名鉴，是三山人，早年就很有声望。淳熙二年秋，在舍选中名列高等，陈应求把女儿嫁给他，他脱去布衣，任国子正。第二年入朝应对，皇上对大臣说：“鉴的议论非常切直，只看他说的话，似乎出自肺腑，不是虚伪做作的人。”皇上于是查看鉴的奏札，很是想起魏掞之，问：“你们知道鉴是怎样的人吗？”大臣便顺着皇上的意思说。皇上说：“暂且让他参加馆职召试和对策。”当时他所说的内容，是说近来有些任宫观的人常常进入国门，从未上朝觐见，直接得到州官职便离去；还有犯贪赃罪的人，刚刚恢复官职就得到帅幕的职务。皇上看了这些话，把它告诉辅臣，于是分别削夺、罢免了相关人员。皇上因而问道：“鉴的议论非常切直，应当授予什么官职？”龚实之说：“按照旧例，学官参加召试，大多授任正字。”皇上说：“鉴在策论中所说的，有的对，有的不对，但大体都恳切直率，很不容易得到这样的人。朕喜欢他能够尽情进言，不必再问了，现在可以授任校书郎，以奖励他尽情进言。”这件事在这一年七月。四年春，升任著作佐郎。五年春，兼任国史院编修官。这年夏，升任著作郎；秋天，出任台州知州。自明在朝班中以敢于进言著称，但最终因此不能长久留在朝廷而外出，于是授任天台。还没有赴任，偶然在住所门前散步，忽然有一棵大树倒下，把他压死了。士大夫们都十分悲伤惋惜。

译晦庵先生并不是一向隐居的人。晦庵先生并不是一向隐居的人，只是想推行自己的道义，却没有得到合适的途径。绍兴己卯年秋，高宗听说他的贤能，已经下令召用他；这是陈鲁公当初执政时推荐的。当时一同被召的有四人，韩无咎尚书任建安宰，得到诏旨，要等任期届满后才入朝，而先生与徐敦立、吕仁甫都应当立即赴任。何司谏溥却说，徐、吕二人都是部使者，应当让他们任满本职，实际用意是想阻止先生。先生于是援引三人的例子，请求等岳祠任期届满后再赴行在。恰逢刘忠肃新任御史，籍溪胡先生赴秘书省任正字，先生作诗寄给他，说：“先生离开这里登上芸香阁，阁老新戴▯豸角冠。忠肃曾兼任权中书舍人，留下幽人卧在空谷，一川风月等待人来观赏。”又说：“瓮牖前面翠竹如屏，傍晚相对，静静地端详仪容。任凭浮云随意遮掩书卷，万古青山始终就是这样青翠。”这时是绍兴三十年五月。五峰胡先生起初并不认识他，先生听说后，和作他的诗说：“幽人偏爱青山好，因为青山青翠而不衰老。山中云气升起，洗涤空旷的天空；洗去尘埃后，山色更加美好。”五峰又对他的学生南轩张先生说：“看这一章诗，可以知道他能够有所进步，只是他的话有体而无用，所以作这首诗来规劝警醒他。” 然而先生当时并没有见到五峰。孝宗再次召用他，先生只推辞一次便前往，这足以看出先生希望得到君主任用、来推行自己的道义。等到他在垂拱殿前应对时，议论讲学、复仇两件事，又议论进谏争辩的道路仍然阻塞，佞幸的势力正在扩张，民力已经耗尽，国家财用却没有节省。当时汤丞相正在大力倡导和议，对这些话非常不高兴。先生被授为武学博士，等待次序，到癸未年秋。乾道乙酉年，催促他就任次序；到达后，洪丞相极力主张和议，与先生所议不合，先生又请求主管岳祠而回去。丁亥年冬，陈魏公代理丞相事务，刘忠肃在枢府，于是奏请授先生为枢密院编修官，等待次序五年。魏公独自任相，三次催促先生就职；先生将要动身时，听说魏元履因为议论曾觌的事情离开朝廷，于是停止前往。不久遭逢母丧。六年冬，胡忠在经筵任职，以诗人身份推荐先生，先生与王民瞻一同被召，但先生始终没有起身赴任。七年冬，虞雍公执政，再次召用先生；先生因为一向的议论与他不同，极力推辞四次。九年春，梁郑公独自任相，再次申明前面的召命，先生又推辞。郑公进呈此事，趁机奏说先生多次被召却不肯起任，应当得到褒奖录用，执政们也都称赞他。有人奏说：“熹的学问广博通达，只是拘泥于自己的操守，稍微缺少变通罢了。” 这时曾钦道参与执政，张说任枢密院长官，沈得之、郑仲一任签书。枢密院中不知道说的是谁，有人问：“是哪一个人？”皇上说：“士大夫读书，应当通晓世务。不过，熹安于贫困、以守道为乐，安静退处值得嘉奖，可以特意改授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这一年五月。先生又推辞四次，到淳熙元年六月以后才接受。二年夏，龚庄敏以首席参知政事代理丞相事务，皇上告诉他，想要奖用清廉退让的人来激励风俗。庄敏进呈先生的姓名，皇上说：“朕记得这个人，他多次推辞官职，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可以授给他一个官职。”于是授任秘书郎，是这一年六月戊申日。先生又两次推辞，并且给庄敏写亲笔信，内容专门涉及当时的权幸。信还没有送到，小人已经先趁机进谗毁谤了。不久，内批交给庄敏，说他是徒有虚名的人，恐怕会败坏朝廷。第二天，庄敏再三上奏论说，皇上默然不语。因此先生始终没有接受任命。五年春，史魏公再次任相，首先致力于进用贤才。因为先生多次被召却不赴任，史公一定要起用他。起初商议授任中都的官职。赵魏公当时任参知政事，对史公说：“不如姑且让他任外郡，以诚意等待他，他自然就没有什么话可说。” 不过，他一旦出任，必定会有很多议论，姑且安心等待他就是了。”于是授任他为南康军知军，等待任期。史公一定要先生出任，又下诏不许辞免，让他顺道赴任，等任期届满后入朝奏事，并命令南康军催促派遣迎接官吏。史公已经用君臣大义勉励先生，又让馆职吕伯恭写信劝说他。先生再次辞谢，但没有得到允许，于是赴任。这时他四十九岁。七年夏，先生应诏上密封奏事。皇上还没有明察，十分愤怒地说：“这是把朕当作妄人了。”赵丞相用委婉的言辞替他解释开脱，皇上听从了。原来皇上一向痛恨徒有虚名的人，厌恶议论清流浊流，本来并不是针对先生；但小人因此进谗。皇上每次与大臣谈到这件事，总是神色激动、脸色改变。丞相于是从容地对皇上说：“欺骗世人、窃取名声，陛下厌恶这种行为，是对的。不过，陛下越是痛恨它，下面称誉这种人的人就越多。凭天子的尊贵，却急切地反过来同他们争辩，好像唯恐不能胜过他们，这岂不是正好抬高了他们吗？不如利用他们的长处来任用他们，等他们渐渐承担实际事务，能不能胜任自然会暴露，虚假荒谬自然会败露，徒有虚名也就破灭了。何必劳烦圣心呢？如果排斥他们而不用，只会让他们以未被任用作为借口罢了。”皇上认为这话是对的。绍兴八年夏天，朝廷任命先生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等待任满四年后候缺。赵丞相善于凭口才说服皇帝，这类事情很多。先生尚未赴任，又因赈济灾荒有功，按惯例加直秘阁。浙东发生大饥荒，朝廷调任他为浙东制置使；他辞去原职名，朝廷不准，只准许他奏事。十月庚午，他在延和殿应对，再次论说时政。近幸之臣和权势之家一天比一天势重，以致陛下的德业日益败坏，法纪纲常日益崩坏；他言辞极为恳切，皇上也没有因此恼怒。适逢先生弹劾台守违法，王丞相庇护台守，他连续上章十次，台守才被罢免而离任，朝廷任命先生为江西提刑。后来又改任江东提刑；又因赈荒有功，按惯例暂任直徽猷阁。江西正好补上台守的空缺，江东则是先生祖坟所在之地。当时是绍兴九年秋天。先生以有嫌疑为由请求免职，尚未得到答复。吏部郑尚书丙与台守交好，首先用“道学”诋毁先生。监察御史陈贾于是上疏说，近来士大夫中有所谓“道学”之人，大多借这个名义来成就自己的虚伪，希望考察这些人，排斥不用；这迎合了当时宰相的意旨，专门指的就是先生。此前朝廷已经下诏，因为先生多次请求奉祠，任命他主管台州崇道观。当时是绍兴十年春天。绍兴十四年，又任命先生为江西提刑，等待补缺；先生辞谢，朝廷不准。绍兴十五年夏天，王丞相被罢免，周益公独任宰相，催促先生入朝奏事。

译先生入朝见皇上，极力陈述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因而谈到那些以便利逢迎、侧身谄媚的人，深受皇上心腹信任；又谈到柔弱奸邪、庸碌荒谬之辈，长期窃取朝廷大权，这些都是因为天理还没有纯全、人欲还没有完全消除。皇上欣然采纳，说：“很久没有见到卿了，浙东的事情朕自己知道。现在应当安排卿担任清要之职，不再让卿劳于州县。”当时是六月壬申。第二天癸酉，任命先生为兵部郎官。先生正因脚病辞谢，省中官吏却把官印送来了，先生不肯接受。恰好本部林侍郎栗在前几天与先生谈《易》时意见不合，退朝后在他的同党面前感到惭愧，于是弹劾先生欺凌傲慢，并且说：“窃取程颐、张载学说的余绪，做浮夸荒诞之学的宗主，称为道学，是治理天下所应当禁绝的，请求下令停罢。”先生听说后，也请求免职。丙子日，奏章进呈，皇上说：“林栗似乎做得过分了。”周益公说：“朱熹上殿那天，脚病还没有痊愈，是勉强登殿应对的。皇上说：‘也看见他跛行拖步了。’于是命令仍按原职名任江西提刑，并命吏部把他改官以后尚未磨勘的日月一并补还。”当时距离大礼只有几十天，皇上想晋升先生为朝郎，以此录用他的儿子。博士叶正则听说后，首先上疏与林栗辩论。胡文靖当时任侍御史，便弹劾林栗执拗不通，喜欢同意自己所好、排斥不同意见，无缘无故把学者指为朋党；这是人们最不愿听到的事情，于是朝廷调林栗出任泉州知州。那年七月己未。先生也再次辞谢新的任命。八月甲子朔，诏令任命先生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不久又召他入朝，他再次辞谢。绍兴十五年十二月壬午，任命他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皇上禅位的意图已经决定，想把他留下来辅导继承皇位的太子。先生尚未听到任命时，已经上封事，提出辅佐太子、选用大臣、振兴纲纪、改变风俗、爱护养育民力、整顿军政六件事，并把“天下的根本在于君主之心”列在首位。从皇上本人直到太子、宰相、守令、将帅、宦官、宫妾，凡是应当说的事情，他无不倾尽全力陈述。即使是敌对之人以下，也有人不能承受这些话；孝宗却始终没有发怒。绍兴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任命先生为秘阁修撰，重新奉祠。先生再次辞职，光宗宽容地答应了他，任命他为漳州知州；他也两次辞谢，后来才接受。一年后，他以儿子去世为由请求离职，又任命他为修撰、奉祠。不到几个月，任命他为湖南转运副使。三年中，又任命他为静江府知府，这些职务他都没有赴任。绍熙四年，赵忠定在枢密院任职，任命先生为潭州知州；他再次辞谢，朝廷不准。绍熙五年春天，他才赴任镇守潭州。皇上即位的第二天，以原职召他入朝；他辞谢，于是任命他为焕章阁待制、侍讲。他又三次辞谢，朝廷不准，于是请求以修撰身份充任说书，皇上亲自写札子拒绝了他。不过，他在讲筵任职也只有五十天。罢免他的讲官职务两天后，任命他为宝文阁待制、江陵府知府；他两次辞谢，于是仍以原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先生认为庙议不合，请求收回待制职名两次；诏书答复说，次对之职的任命已经很久，与庙议原本没有关系。他又因为擅自议论山陵，请求免去所带的旧职一次；诏书答复说，没有可以等待处分的罪过。后来他又两次请求致仕，答复说，辞职退居并不是朕优待贤人的意思，都不准许。最后他上言说：“先前职名只准暂时权带，作为入朝侍从的阶梯，向尚书省申述的言词已经极为详备。如今我已经被罢去讲官，不应再带侍从职名；朝廷不能强行夺去，所以请允许免去待制，仍以旧任秘阁修撰、宫观官职为准。”庆元元年十二月丙子，中书舍人傅伯寿撰写制词，其中有“大逊如慢，小逊如伪”等话。不久先生又上疏，请求讨论疏封、赐服、封赠、荫补、磨勘、选官等事，并一并改正。监察御史沈继祖于是弹劾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廉等十项罪状。庆元二年十二月，削去职名，罢免奉祠。庆元四年十二月，他以年老请求告老，朝廷准许。庆元六年三月甲子，先生在考亭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嘉泰二年，追赠华文阁待制。嘉定元年，赐谥号“文”。后来又追赠宝文阁直学士。先生去世十多年了，还没有人为他撰成行状。至于他的嘉言善行，就像海边升起的太阳一样，士人都已经知道。现在特意取用史官所写和各家所记载的先生难以出仕、容易退处的大节，汇集在这里。希望有求学的人能够因此探求先生的志向。孙岩老、樊允南：恬静退处。孙松寿，字岩老，是郫县人。他努力求学，在绍兴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官，到乾道初年仍未改秩。他刚正方直、廉洁自守，不求别人知道，居室简陋空荡，衣食仅能自给，却安然淡泊。他任官时处理事务，多采用经学原则；曾任汉嘉太守，很有恩惠爱民的声誉。淳熙三年，任命为利州路转运判官。岩老当时六十六岁，便以疾病为由请求致仕，朝廷不准。岩老与江源人樊汉广、字允南交好。允南曾任青神县知县，宽厚仁慈，是有德长者，同时也有能干的名声。乾道九年，任命他为雅州知州；候吏到门时，他当天就挂冠不再出任，当时才五十六岁。范致能入蜀时，带着上皇庆寿赦书，并把允南推荐给朝廷；诏令召他赴行在，允南仍被削去致仕身份。两人坚决辞谢，不肯起任，蜀人都推重他们。何耕道夫所说的《赋贤哉二大夫诗》，指的就是他们。赵温叔当时在枢府，因为此事向皇上称述岩老的贤能；乾道四年五月，诏令特升一级官职，赐三品服，仍任宫观官。岩老又请求告老，朝廷准许。允南不久去世。赵子直入蜀后，又称赞岩老挂冠勇退，至此已经二十年；说他平日操守严整，始终不改变，请求赐予褒奖表彰，以劝励风俗。诏令任命他为直秘阁；这是绍熙二年二月庚申的事。岩老一向清廉俭约，到了晚年反而更加健壮；但他也喜欢与佛教僧人交游，每天拜佛数百次，从未稍有减少。他九十多岁才去世，蜀人称他为牧斋先生。李垕、王仲信是他的儿子。史文惠推荐十五名士人。史文惠将要从经筵告老归乡时，在小官中推荐了江浙士人十五名。诏令一并让他们到都堂审察，并交由内外升迁、擢用和差遣；这些人都是一时的杰出人才。所推荐的人是：T象先，鄞县人；杨敬叔，新任绍兴司户；陆子静，新任崇安主簿；石应之，新任无为军教授；陈益之，新任宁国府教授；叶正则，新任鄂州推官；袁和叔，新任江阴县尉；赵静之，添差常州通判；张子智，前任抚州教授。后来他们都得到擢用，只是其中有六人没有达到显达的地位。

译赵善誉考察州郡风采。蜀中潼州、遂宁二郡，按惯例由执政、侍从等要官担任长官，因此礼节待遇与节度使相当。淳熙末年，徐察院诩以朝议大夫、直徽猷阁身份任遂宁知府。徐诩是浦城人，号称“徐铁面”。他历任升迁虽久，却缺少廉洁的声誉。部使者因为他曾任御史，害怕他。适逢赵善誉从大理寺丞出任小漕，刚进入辖境，经过遂宁时，徐诩带着礼物出城迎接慰劳。掌管接待的官吏说按礼应当下马，赵善誉不听，反而压低身份，命令徐诩像列郡长官那样沿廊迎接，徐诩大为惭愧沮丧。郡人听说后，争相投递状牒控诉他的过错。赵善誉把此事弹劾到朝廷。王丞相与徐诩交情深厚，扣压了他的奏章。赵善誉听说后，又把奏章直接上报，并且说明前一章未能到达朝廷的原因。皇上问大臣季海：“善誉年少，考察州郡风气的声势正盛；诩是老成前辈，却不能委曲自己迎合奉承，所以才有这件事吗？”大臣们正商议如何处置，尚未敢立即奏报，并没有别的原因。皇上说：“既然这样，那么应当怎么办？”季海说：“监司进行举劾按察时，原本应当稍微回避一下；我想把诩调往南方某郡。”皇上说：“好。”于是调任徐诩为泉州知州。温陵是大藩，与浦城接壤，富庶丰厚，在东南首屈一指，实际上是升迁他。往年朱晦庵在浙东任职时，弹劾台守唐仲友，连续上了几次奏章，王丞相便把唐仲友调任江西提举，正与此事相类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章〕 丁未年成都发生火灾。淳熙丁未年夏五月，成都发生大火，烧毁七千家。府城中有▯盘市，民间传说那里是孔明八阵营。居民房屋密集，一场大火烧得一无遗存。当时赵子直任成都帅守，他全部拿出公款借给灾民，并把钱粮发给贫困的人。不到几个月，从锦江向北，街巷间绳索牵引、▯布相连的景象焕然一新，街道通达、布局疏朗明亮，再也没有过去的样子。火灾刚发生时，赵子直奏报烧毁一千八百家。章德茂任吏部侍郎，对皇上说：“蜀人有人写信给朝廷官员，说火灾从某处烧到某处，延烧了几万家，灾情确实很严重。事情出于意外，对政务有什么损害？赵汝愚一向忠实，为什么不把全部数目上报呢？”皇上于是命赵子直把确实受灾的人户数目以及赈济的钱米详细列明上报。此前，府城东面有一座千金堰，灌溉民田十七万亩，用竹笼装石修筑，每年都要修治，役使十一万六千多名民夫，通常使用民间钱二万三千缗有余、米三千斛。士人李良仲当时任叙州知州，论说其劳费，想改用石料修筑。赵子直认为可行，于是议定由官府出钱十万缗、米三万石供给工程，并让百姓分五年缴纳。有人说，修堤是为了挡水；如果水冲决堤坝，那么十万缗就都成了白费。前人的智慧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赵子直却积极要做这件事。正好皇上因为旱灾而避殿减膳，命令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和馆职陈述政务的缺失。十月丙午，司农少卿万元亨奉诏上言：“成都发生火灾，和守臣有什么关系？如今蜀帅却想拆除百年的堤坝，来推行自己的计划，民心容易动摇，应当用安静稳妥的方法治理。喜欢兴作的人，难道值得依靠吗？应当用厚重的教化；如果把善恶分得过于鲜明，就会无所措手足。”辅臣奏事时，皇上拿出一张文字给他们看，原来是抄录万元亨封事中的话。皇上又说：“章森说成都火灾很严重，又说事情偶然发生，对政务有什么损害？凡是奏章文字，意思应当前后相应，不应当这样。”于是命赵子直审慎估量长远的利弊，并把事情原委和费用钱物列明奏报。诏令下达已经十天了。又过了五天，陈子荣任大谏入朝应对，也谈论这两件事，认为赵汝愚的奏报与臣僚所说的延烧数目大不相符。赵汝愚在前后奏报之间，一定不敢自己制造不同说法；假如他巧妙地编造言辞来搪塞诏旨，那又要加上欺骗蒙蔽的罪过。况且拆堰筑堤的工程既然出自赵汝愚，也一定会妄称是为了兴利，谁肯深入考虑日后的祸害，来使自己的主张受挫呢？” 这两件事，都应当让赵汝愚自己详细开列；士大夫的舆论不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希望下诏命令本路监司据实调查后上报。对于被火烧毁的各家，必须取得确实数目；对于筑堤工程，必须明确陈述利弊，完全出于公心、以国家为重，不得徇私，希望这样可以使远方的事情没有被堵塞隐瞒的。子荣一向不喜欢善类，所以借这件事在皇上面前攻击赵汝愚。皇上当时正宠信赵子直，却又不愿重重违背陈子荣。第二天有诏令，命本路监司与赵汝愚据实详细列明，奏报皇上。七月二十一日辛酉，当时梁卿总任小漕，吴卿宗旦任提点刑狱；吴宗旦和我都是世交。后来有一天，我偶然经过吴卿治所，私下把奏报的意旨告诉他并询问。吴卿说：“火灾的事情免不了有所回护，只能说烧毁的主户接近二千家，而租住的人家则以万计。改堰为堤，是李宗丞的错误主张，刘秘书又附和他，绝对不可。”刘德修当时任添差参议官，赵子直听说后非常不高兴，便上奏皇上。适逢陈子荣因服丧离职，这年九月事情终于结束。赵子直于是极力请求离职，皇上从塘递封还他的奏牍，并在末尾批示说：“关于失火、修堰的事情，朕已经看出其中的浮言，卿应当安心任职，以顾念忧患。”当时张德象任汉嘉太守，施政苛刻急迫，赵宜之与他结为姻亲。适逢张德象被任命为转运判官，赵子直奏劾他的罪行，张德象因此被削职免官。赵宜之因为没有按察弹劾，也被罢免。绍熙十五年四月十日，等到赵子直掌政后，万元亨已经六十多岁，便告老，于是以本官致仕。不久赵子直获罪，赵宜之从龙舒被召任右史，又升任刑部侍郎、直学士院。张德象从祠宫官中起用为监察御史，屡次升任吏部尚书。万元亨因何自然的话被起用为江东副漕，召回朝廷任工部侍郎。自有成都以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火灾。赵子直在蜀中有威望，能够把握大体；然而记载事情贵在直实。我看到柴与之所作的赵子直行状，详细说到火灾一事颇多支吾、失实之处，所以把事情的始末完整记下，使后人有所考查。柴与之的行状说：“两司迫于台臣的风旨，各自亲自走遍街巷察看，最终都与赵公的奏报相同。”两司所谓回护，实际并不是这样。行状又说：“近来漾沙坑发生火灾，半天只烧毁二百多家；假如成都烧毁一万多户，非得几昼夜不可，这一定是王渥所造成的。”赵汝愚近来曾说，所谓受老马之事并不真实；根据史书考察，这年六月十三日发生的是宝莲山火灾，并不是漾沙坑火灾。而且臣僚上言中有这样的话：“延烧的数目虽然还没有查实，但大概不会少于五七百家，那么成都的火灾也不止二百家了。” 所谓延烧万家，是章德茂封事中的话。德茂是汉州人，理应知道实情，何必等到王选泽来说呢？私人文字，难以作为依据。大体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