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六甲集

译被列为学党者五十九人的姓名 自从禁止伪学以后，刘侍郎▯因原任御史的身份服丧期满入朝觐见，上言说，前一天的伪党如今又变成了逆党，并且献策来消除他们。于是从庆元年间到现在，因伪学、逆党获罪的共有五十九人。宰执四人：右丞相赵汝愚，少保、观文殿大学士留正，观文殿学士、知潭州王蔺，少傅、观文殿大学士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权工部侍郎、知临安府徐谊，吏部侍郎彭年，中书舍人兼侍讲、兼直学士院陈傅良，权户部侍郎兼枢密院承旨、提举太史局T叔似，权兵部侍郎兼侍讲章颖，权刑部侍郎郑湜，权吏部尚书楼钥，吏部侍郎林大中，权礼部尚书黄由，权兵部侍郎黄黼，权礼部侍郎何异，权吏部侍郎孙逢吉。其余官员三十一人：起居郎兼侍读刘光祖，大理寺丞吕祖俭，太府卿、总领淮东财赋叶适，秘书郎杨方，秘书省校书郎项安世，起居郎沈有开，知郢州曾三聘，军器监主簿游仲鸿，监察御史吴猎，国子祭酒李祥，国子博士杨，添差监左藏西库赵汝谠，前淮西安抚司干官赵汝谈，秘书省校书郎陈岘，著作郎兼权礼部郎官范仲黼，国子司业汪逵，国子博士孙元卿，太学博士袁燮，国子正陈武，宗正丞兼权工部郎官田澹，右正言黄度，太府卿张体仁，福建提举常平茶事蔡幼学，浙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黄灏，池州府学教授周南，新任嘉兴府学教授吴柔胜，校书郎李▯，直显谟阁、江东提点刑狱王厚之，知湖州孟浩，秘阁修撰、知扬州赵巩，新任成都府通判白炎震。武臣三人：池州都统制皇甫斌，知金州范仲壬，江西兵马钤辖张致远。以上人员都见于台谏的奏章。士人八人：杨宏中、周端朝、张▯、林仲麟、蒋伸、徐范，均为太学生；以及蔡元定、吕祖泰。庆元三年十二月丁酉，知温州王沇入朝辞行时觐见，请求从今以后，凡曾因伪学受到举荐、升迁、改任，以及举荐刑法廉吏作为自己替代者的人，都命令省部登记姓名并列入闲慢差遣之事，立即实行。黄子由任吏部侍郎时，建议说，君主不应以党派关系对待天下人，不必设置名册来表示不够宽大。王沇，是已故资政殿大学士韶的曾孙。庆元五年六月己丑，提升王沇为利路转运判官。当时黄子由代理礼部尚书，不久出任蜀地统帅。参政张岩任殿中侍御史，上奏说黄子由依附权臣、培植党羽，于是降黄子由为杂学士、奉祠。御笔禁止议论旧事 党▯形成以后，隆慈与皇帝想要消除它，皇帝亲笔下令：今后给事中、舍人、台谏论奏，不必再提旧事，务必做到公平正直，以符合朕挽救偏失、建立中正的心意。当时刘德秀任谏官之长，与察官张德秀等上疏说：“从今以后，过去的奸人和积恶之人如果滋长而不悔改，我们不说，就是耽误陛下任用人才；说了，又会妨碍今天的御札。如果等到他们败坏国事，像前些日子那样然后才进言，就只能留下后悔也来不及的遗憾。”这三种情况没有一种可以允许。皇帝下发这篇奏章，告知朝廷内外，让过去的奸人知道朝廷纲纪仍然存在，不至于放纵妄为。皇帝听从了。没多久，下诏把“不必更及旧事”改为“不必专及旧事”。黄元章任殿中侍御史时，独自上言说：“治国之道在于斥退首恶而任用贤能，使有才干的人不失去职任，而没有才干的人也无从怨恨。所以仁宗曾说：‘朕不愿把人的过失留在心中。’这就是保持中正之道。至于以前的事情，如果有合于应当论列的、事实清楚有证据的、关系国家利害的，臣不敢不据实直言。”奏疏上奏后，黄元章最终还是调任其他官职。庆元年间停止考核臧否 孝宗淳熙年间，才开始严格执行监司评定郡守优劣的命令。命令下达给各路长官后，又处罚几名拖延办理的部使者。当时赵温叔任荆州知州，林黄中任潭州知州，受到皇帝礼遇，皇帝特地下诏催促他们办理。然而实行十多年后，士大夫往往根据与人的交情厚薄来评定优劣，议论者很担心这样不公平。庆元四年十一月庚申，新任汉阳军知军蒋用之入朝辞行时上疏，略论真伪，朝廷认为他说得对。第二年三月甲午，右正言陈自强又以此进言，于是评定臧否的制度便停止了。庆元年间评定县令优劣 庆元年间，张君量任广西统帅，请求命令监司、帅守各自在年终按照所属县令的表现评定优劣，分为上、中、下三等，合并评定后列为士人的等级。次年春天上奏，将结果颁发给考功司；如果在一路中被评为最优，就请示朝廷予以升迁；被评为最差的，也加以贬黜惩罚。其他等级则斟酌办理，用来惩罚和劝勉。朝廷听从了。这是在庆元二年六月乙丑。可是此后没有人实行。第二年，张君量入朝任台谏官，直到进入枢密院，始终也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

译绍熙年间允许荐举士人，嘉泰年间停止泛泛荐举 本朝荐举的名目，从京职官到令、录，历史已经很久了。元祐初年，司马公首先上奏请求设置文武十科来荐举士人。后来又有荐举将帅、廉吏、所知，再合并旧有的升陟、自代等科，共有十一科。绍熙元年冬，又下诏规定，监司、帅守任期届满入朝接受皇帝召见答对时，允许荐举所部人才一两人；如果没有合适人选，也可以空缺。无论文官武官、职位高低，都不受限制。此后三年间，闲居在外而被荐举的人有八九百人，朝廷不能全部任用，只令中书省登记姓名罢了。四年冬，言官说如今被荐举的人太多，朝廷怀疑其中有私情而不信任，又因人数太多而难以采纳；其中即使有贤才，也免不了与侥幸被荐的人一同被弃置，请求加以限制。于是下诏规定，帅守、监司从今以后不得单独荐举士人。庆元元年十一月，又下诏规定，各司荐举时要联名上报。第二年，章德茂任兴元帅，荐举知利州阆中的蒲叔献等三人，诏令按政绩给予与监司相同的待遇并升擢差遣。胡纮任御史，上言说蒲叔献等并没有听说具备超群的才能，却只凭人情厚薄而单独联名荐举，请求下诏不要施行。嘉泰二年三月，右正言施康年又说，近来士大夫拿着廉吏及科目荐章十多份送到朝廷，有人因此得到学官职位，又有人凭借三四份荐章而得到院辖职位，执政甚至无法拒绝，请求除升改、自代十科以外，其余一概罢免。如果朝廷间或有特别诏旨，命令内外官员荐举人才，也都要把实际情况一并上报，朝廷同意了。从此荐举冒滥的情况稍有革除。元年七月，察官邓友龙请求查察所荐非其人的情况，朝廷同意了。执政大臣的子孙任祠官 祖宗时期，执政大臣的子弟都可以担任内外清望官，只是不任台谏和两省官职罢了。自从蔡京父子共同执政，秦继之又承袭此做法，典章制度因此大为败坏。孝宗对此很厌恶。淳熙八年八月，才下诏规定，现任宰执、台谏的子孙，都可以把宫观、岳庙职位的任职经历作为资历考核。庆元六年闰二月，下诏允许采用前宰执的荐举状来任职司官。姚次韩论奏谳 绍兴初年，陈去非任黄门官时，首先重申并严格执行奏谳不当的法令。后来逐渐放宽。庆元年间，东南有因辱骂他人而将人殴打致死的案件，对于行凶者应当如何审问定罪？此事上奏请求裁决。姚次韩很快担任御史，上言说：“这样一来，辱骂人的罪反而重于杀人的罪了。”三年三月壬寅，诏令说：“从今以后，有司奏谳死罪而判定不当的，依法律论罪。” 便民五事 自绍兴初年起，命令各道守臣到任半年后，陈述五件便利百姓的事项。后来又命给事中、中书舍人审看详议其中可以施行的事项，再上报朝廷。绍兴二十六年九月壬子以后，这项制度逐渐废弛。淳熙末年，又重新申明施行。九年十二月戊午，庆元年间，刘仲洪任谏长，又请求专门交给检正、都司考核，选取其中合乎实际、合乎道理的上报朝廷。二年七月戊子、三年四月丙辰，又命给事中、中书舍人审看详议后告知执政，而由检正、左右司检详拟定施行。可是如今各路守臣上报的意见，都没有什么值得施行的内容，只不过姑且保存这项政事罢了。绍兴三年二月甲寅，诏令守臣到任半年后，将便民或边防五件事具文上报，著为法令。庆元年间紧要政务五十事 庆元五年十月，右谏议大夫陈自强勉之上奏《紧要政事条目三十门》：人才、财用、军旅、风俗、谏诤、蓄积、法禁、荐举、学校、爵禄、教化、科举、命令、赏、罚、狱讼、税赋、农田、边备、礼制、祭祀、铨选、任官、监司、守令、奉天、奉祖宗、任相、驭夷狄、荒政、马政等三十门。请求命令侍从、两省讲读官进讲历史故事，每天在上述政务条目中选择一件作为题目，先叙述前代帝王施行此事的得失，再用祖宗的故事加以证明，然后讨论今日事情应当怎样处理，最后作出自己的判断。等他们进讲完毕，就编成一部书。如果十天讲一件，一年之间便有三四十件，不到两年，朝廷的大政就可以全部讲求完毕。奏疏上报后，朝廷同意了。不久，学士高文虎炳如又把二十件事上奏，也按此前的请求，内容是：稽古、勤政、威断、恤刑、惠民、久任、文章、考课、选吏、救弊、宗庙、奉亲、宗室、兵制、历法、钱币、漕运、茶盐、常平、义仓。何自然论荐举 赵子直主持政务时，任用自己所了解的人，其中很多是从外任直接授予馆职、学职。何自然任中执法，认为这破坏了寿皇建立的成法，曾经上疏论说此事。元年六月己卯，不久有诏旨规定：除甲科及经擢用的人以外，必须历任知县并有政绩，经诸司荐举后才可以授予职事官，以此纠正弊端。命令下达后，何自然又说：“这样任用人，必然有两种弊端：一是有些人政事上虽然没有什么可称述的地方，却因为有势力，可以辗转写信托人荐举，接连前来求荐；二是各司之中如果有强势有力的人为某人说情，那么其他各司就不敢违抗，寒畯之士便没有途径进身。请下诏令各司把确实有政绩的人联名上报，仍须送交御史台照会；如果有不公，允许本堂查察。”朝廷同意了。元年十一月庚戌，何自然虽然这样说了，但最终仍不能革除弊端。嘉泰初年，邓友龙任察院时又上奏：“庆元三年至六年，在外被荐举的人不下千余人，其中有的人本来没有廉洁声誉，却被荐为廉吏；有的人与荐举者素不相识，却被荐为所知；有的人不能作文，却被荐为可以充任著述之职。至于朝廷，也没有办法安置他们。希望下诏内外臣僚，从今以后有人才就荐举，没有人才就空缺。如果所荐不是合适的人，应当选择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加以查察并上报。”奏疏上报后，朝廷同意了。元年七月丙戌，但也始终没有真正查察过任何人。监司、郡守到任时交接库中钱财 孝宗淳熙年间曾下诏规定，守臣任期届满时，应把现存的钱物交给继任者或次官收讫，再申报户部登记；接任者限一个月内核实清楚，具文上报，著为法令。九年正月乙亥，当时蜀地有人自任总计，以及主管一方的官员因超过常例接受馈送，每人达数万缗，都被停职。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

译郡守铨量 按照旧例，各道守臣都要临行时接受选派。淳熙末年，孝宗因岭南、蜀道遥远，才下诏规定，川、广知州、知军中现居川、广而符合空缺职位的人员，到任前半年奏事的人以及属于现有空缺的地方，都命其到本路转运司禀报事务。要求漕臣精心考量人才，认为可以任用的，不是昏聩、糊涂、年老、患病之人，便结具保状，申报尚书省。十年十月庚子，但各道很少真正执行。绍熙末年，言官上奏说，漕司的权力比制司轻，所负责任也不如制司重大。权力轻，就不敢多加废黜；责任轻，就没有时间详细考虑。州县治理不好，原因就在这里。请求把这件事全部交给制司。权力重，即使废黜的人多也无所顾忌；责任重，就会深入考虑利害而不敢草率行事。这样，昏聩、年老、患病的人就不能冒充合适人选占据职位，州县也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赵子直开始执政后，便将此事上奏，获准施行。五年十月辛卯。此后施行了几年，议论者认为不妥。嘉泰元年五月，又有规定同一天赴阙朝见辞行，知合州郭公燮等几人作为代任者，都超过了任期。帅臣刘仲洪于是向朝廷请求，仍恢复由制司铨量，免去奏事这项程序。大体说来，川陕道路遥远，守臣多把赴朝奏事视为劳苦。如果帅臣出于公心、专心办事，没有请托以及因个人喜怒而任用或罢黜的私情，那么这种铨量就是恰当的。嘉泰年间减少奏荐 嘉泰初年，言官认为官职恩荫泛滥，请求规定：凡因娶宗室女子而授官的人，仍按旧法，终身只能任用一个儿子。乾道二年六月，集议决定只能任用一个儿子。九年，改为不得任用非泛职，两府使相不得借郊祀恩典荐举门客、文学。归正官不许添差极边，初任官不许请求担任郡守。大臣因父母丧服而解官，遇到覃恩时不得升迁品秩，著为法令。朝廷同意了。元年八月己卯。建炎至嘉泰年间申明并严格执行禁止贪赃官吏的法令 自祖宗开创基业以来，首先严格禁止官吏贪赃，罪重的往往处以弃市。真宗以后，处罚渐渐宽宥，但也终身不再任用。建炎二年春，高宗重新下诏规定，贪赃罪事实明确的官员，不许堂除，也不许任用为亲民差遣。犯枉法自盗之罪而判处死刑的，没收其财产。二月辛未。四年秋，又下诏规定，从今以后犯贪赃罪而免死的人，杖脊并流配。八月戊子。这年冬天，湖口县令孙咸因贪赃获罪，被黥面并隶属于连州。皇帝对辅臣说：“祖宗时期，贪赃官吏有按例在朝堂杖责的；黥面后特意发配，尚且算是宽大的典刑。”十一月壬子。绍兴四年，秀州的黄大本于是被决杖并刺配。但高宗性情仁厚，只对几个人这样执行便停止了。七年秋，永嘉县令李处廉被免死，没收财产，从此成为定例。九月丙戌。二十六年秋，处州守臣邹栩犯贪赃罪，依法应当处死。邹栩是邹忠公志完的儿子。皇帝看到他的案情，皱眉很久，说：“既然贪赃罪不可宽赦，那就编管安置到吉州。”九月癸丑。隆兴二年秋，统制官魏尚盗用所属部队的军粮，折钱三千缗，案件已经审理完毕。孝宗对汤丞相说：“按旧例应当直接处决。”汤丞相说：“魏尚是武人，不值得深责，希望陛下多次告诫申明。” 皇帝勉强听从了他的意见。九月己丑，于是下诏禁止此事。十月乙丑。后来广西提刑石亨义抵罪，才开始实行刺配。淳熙五年，皇帝已经重新申明京官保任连坐的处罚。十年夏，又下诏规定，从今以后官员自盗或犯枉法贪赃罪而判处死刑的，没收其财产，仍然决杖发配，不论品秩高低、势力大小，朕都将一概施行。六月戊戌。于是命监司、帅臣每年荐举所部一两名廉吏，把实际事迹详细上报，由中书登记；没有合适人选就空缺。六月己未。但实际上也始终没有真正决杖刺配的人。庆元元年，倪正父任吏部侍郎，上书建议：“如今达官贵人贪赃动辄以万计，监司、台谏查究揭发后，不过是放罢了事；先前的处分既没有核实罪状，后来为其申辩昭雪时便有了借口。请从今以后，凡以贪墨罪名被上报的人，即使暂时不送入狱审究，也应当派官员核实情况并惩处，这样或许可以使大贪赃受到治理，小贪赃受到惩罚。”八月己丑。后来这项建议也未能实行。嘉泰二年冬，言官又论奏臣僚贪赃累计达巨万，章疏中都有详细记载，但只需闲居几个月便又能得到祠禄官，请求从今以后都必须闲居二年。十一月庚午。虽然有这样的议论，但台谏所论有时只是听闻，朝廷查明是诬告时，也没有不为其洗刷的。如果核实事实后加以惩治，那么贪赃者就不能侥幸逃脱，而被冤枉的人也可以恢复清白。过去以绢帛计算赃额时，一千三百文折合一匹，后来增加到二千文。绍兴三年，高宗认为绢价太高，特地下诏增加一千文。九月辛未。乾道六年，又下诏暂以四千文折合一匹。二月甲戌。从此便成为固定制度。近年朝廷各部门任用空缺职位 渡江以来，官员名额多而空缺少，内外官员长期以此为忧。绍兴末年，寺监丞、簿、学官、大理司直、枢密院编修官，开始都有等待次序任用的人。乾道五年秋，孝宗于是命令这些职位都可以添差一次，从今以后必须有现成空缺才可以授官。然而近年东南各郡的守臣往往要等待空缺五六年，蜀中也要三四年，因此朝廷官员很少愿意请求外任，而有权势的人大多抢占空缺。淳熙十三年，诏令从今以后各州郡保留十五个空缺，只安排一个政令，由中书登记，以等待职事官请求外任。庆元元年，又增加到三十个空缺；不是职事官请求外任，不得陈请。但朝廷受请托牵制，往往借机挪用这些空缺。嘉泰二年夏，言官请求把嘉兴府以及处、台、衢、严、信、池、袁、抚、江、潮、漳、泰、温、徽等州的十五个空缺，令中书重新登记，专门等待职事官请求外任。如果有人经营谋求留下空缺，令给事中、中书舍人驳回，台谏上奏论列，朝廷同意了。四月辛卯。如今监司、帅臣也有等待空缺的人。今年辛焕柄任知夔州，等待授任何侍郎的特殊空缺；侍左选人要用六年空缺，侍右小使臣要用五年半空缺。据说小使臣起初要等五年一个月，吏部请求按季度空缺任用，庆元六年闰六月允许按半年空缺任用。

译嘉泰年间禁止私修史书 不久前秦丞相主持和议，才开始有禁止私修史书的法令。当时李忠光曾因此被重重治罪，秦丞相死后，关于语言文字的法令便放宽了。近年私修史书越来越多，各郡国都刻印原书，争相传播。嘉泰二年春，言官因而上奏请求禁止私史，并请求把李文的《续通鉴长编》、王季平的《东都事略》、熊子复的《九朝通略》、李柄的《丁未录》以及各家的传记等书交给史官考订；其中有的或许有益于公论，请求立即保存但不许刊行，其余一概禁止，违犯者治罪。二月甲午。李文所著《长编》共九百余卷，孝宗非常看重。王季平、熊子复都曾进献自己的著作，因此授职升官，并交付史馆。李柄因父亲任职，担任监行在都盐仓。乾道八年夏，他进献自己编纂的《丁未录》二百卷，记载自治平四年至靖康元年，诏令特意改授京官。六月戊戌。书交给国史院，但其中记载没有章法，学者并不称许。那年秋天，商人装载十六车私修史书，带着熊子复的《中兴小历》及《通略》等书想渡过淮河，盱眙军上报此事，于是命各道帅司、宪司查察郡县书坊所出售的书，凡涉及国体的，一律命令销毁。七月戊申。《中兴小历》这部书，记载自建炎初元至绍兴末年，虽然已经成书，却从未进呈御览；但书中多有回避迁就之处，内容不够精审广博，不能与《长编》相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七，甲集 宋代李心传撰写 时事 张魏公诛杀范琼 范琼是山东人。靖康初年，干离不入侵，范琼率一万人勤王，被授为京城都巡检使。徽、钦二帝北去，张邦昌僭越称帝，范琼确实参与了谋划，因此升任神龙%四厢都指挥使。高宗即位，赦免了他的罪，任命他为御营平寇前将军。第二年冬天，命他率兵北伐。范琼到达东平时，金兵正盛，于是从淮西的间道转移到江东，每天沉溺于声色享乐，又转往江西。苗刘之变被诛平后，吕安老任谏官，首先上奏论列范琼的罪行，并提出擒取范琼的办法。当时陈待制戬任监察御史，奉诏召范琼入朝，范琼陈兵以待，并剥取人的衣服来恐吓他。陈戬不为所动，慢慢对范琼说：“将军难道没有看见苗刘的事情吗？希望你仔细考虑。”于是范琼率兵前往行在。到达后，他不肯解除兵器，趁机上奏请求宽免管军左言等人依附苗刘的罪，又说自己招集了盗贼十九万人，都愿意听从他的节制。皇帝听后惊骇而震怒。当时吕忠穆任宰相，张忠献在枢密院任职。张忠献上奏说范琼大逆不道，罪恶已经极多，如今若释放而不诛杀，他日必然会有王敦、苏峻那样的祸患。皇帝同意了。吕公上奏说：“臣与范琼旧日有嫌隙，不敢独自承担此事，希望交给张浚、刘彦冲处理。刘彦冲当时代理枢密院检校文字。张忠献退朝后召来刘彦冲谋划此事，连夜把官吏锁在府中，命他们把榜文、札子、敕书都准备好。第二天退朝后，便派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率一千人渡江，假装是去捕盗，让他的部众披甲前来。随后召御营副使刘光世和范琼到都堂商议事情。范琼带来的士兵挤满街巷，神态自若。吃过饭后，张忠献等人互相看着，还没有发作。刘彦冲坐在廊下，担心事情败露，急忙取出写在黄纸上的敕书，走到范琼面前作揖请他下来，说：“有敕令，请将军到大理寺接受审问。”张忠献数说范琼的几项罪状，范琼惊愕不已。刘彦冲已经把揭榜列举范琼罪状的文书张贴在省门。张忠献派刘光世出去安抚范琼的部众，说：“要诛杀的只有范琼，你们本来就是天子亲自统率的军队。”众人放下兵刃说：“是。”随即把他的军队分隶神武五军，将范琼戴上刑具送到棘寺。五天后下诏赐死，朝廷内外都感到痛快。在此以前，国威没有树立，各位大将大多傲慢不敬；等到范琼被诛杀，他们才开始知道有国法。处州义役、德兴义役 乾道年间，范成大任处州知州，上言松阳县百姓交纳金钱买田，以资助差役；各户合计有田三千三百余亩，按差役次序编排后报上姓名，官府不必烦劳征发差役，可以使有的户家十年、二十年不服役，请求下令各县通行此法。此事下交户部审察。江浙百姓长期苦于差役和催科，往往倾家荡产，因此良民害怕服役，争讼喧扰不止，所以范成大据此上言。但此事尚未下令施行。等到范成大任中书舍人，又上言说处州六县的义役已经办成，可以作为榜样示范四方，有助于美化风俗、兴行教化，请求命守臣胡沂把当地规约上报，朝廷同意了。乾道七年正月，淳熙初年，知州陈孺回朝，于是说百姓之间贫富不均，如今只按照旧规办理差役，争讼不止，请依照旧法，按财产多寡的次序差募役夫。此事下交常平司，至淳熙三年二月办理。后来因言官请求，命郡守务必推行，有能率先实行的，酌情给予推举和奖赏。淳熙六年正月，言官又请求设置惩罚，以禁止有人阻挠破坏，朝廷准许了。六年二月，于是常州知州李结请求把官田捐给百姓，作为义役的资助，从两浙开始，先把本州尚未出租的官田二十余万亩平均分给义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十年〕 此事下交版曹和给舍官议论，于是命李结筹办后上报。淳熙六年正月，最终却未能实行。过了很久，处州有一名平民上书，再次详细陈述义役之事。八年十二月，诏令知州李翔修订义役办法。李翔于是请求：百姓每有田一百亩，不论官户、民户，还是僧道，都拿出田二亩来资助保正、长官服役，并为此设置簿籍和地基，子孙不得觊觎。这一办法一旦实行，可以成为数百年的利益。皇帝准许了。然而官户、民户、僧道既已缴纳丁役钱，又征取他们的田地来资助差役，这是重复役使。议论者说，官吏额外征求财物，本来就是法律所禁止的，为什么还要立法来帮助筹备加倍役使百姓的费用？因此处州举人到御史台控诉此事扰民。十年六月，李翔不以为然。执政王鲁公等人都认为李翔是对的。当时蒋继周尚书任右正言，于是极力论说此事扰民，请求罢止李翔的建议，并命令两浙已经实行助役的地方听任百姓自行决定，官府不得干预；如有争讼，命郡县按照现行法令办理。这是在绍熙十五年冬十月。此前，我的先父任饶州德兴县令时，奉诏推行义役，于是命百姓按田地多少决定服役时间：田多的服役两年，田少的不过服役三个月。又规定自三等以上各户所缴纳的赋税，都给定期限，不把催办之事交给保正。到了期限便随即发给钞券，也就是立即给百姓一文钱，因此缴税纳赋按时完成，以后便以拖欠为耻；保正催促服役时，百姓也争先前往而不推辞。县里的人绘制先父的画像，建祠祭祀他。太府寺丞、浮梁人程宏图为此作了记。如今已经二十年了，那套义役规约仍然存在，应当会有能够再次推行它的人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八，甲集。宋代李心传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