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一乙集

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一乙集 宋李心传撰 旧例 亲笔与御笔内批不同 本朝所谓御笔、御制，并不一定都是君主亲自书写的。祖宗时期，禁中处理政事后发给外廷的文书，称为‘内批’；崇宁、观政以后称为‘御笔’。后来有时由内夫人代为书写。近世所谓‘御宝批’，有时是皇帝亲自批示，有时由内省夫人代为批示，但都使用御宝。另有所谓‘亲笔’，则是皇帝亲自书写押字，不一定使用御宝。至于御制文章，也有时命近臣代拟草稿。例如神宗祭祀狄青的祭文，是中丞滕达道所作，实录却误认为神宗亲自撰写。高宗追废王安石配享资格的诏书，是舍人胡明仲所作；张侍讲在这份诏书后题跋说‘荆舒是祸乱的根本，难道可以不惩治吗？’，这也被误认为是高宗亲制。光宗撰写《寿皇圣政录》的序，也是秘监陈君举所作。这篇文章见于《致堂》《止斋》文集中，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选人不满十年便入相 陈勉之在丙辰年由南昌丞改授太学录，癸亥年春季拜任右丞相，从选人到入相不满十年。本朝有这种经历的，只有范觉民和陈勉之二人。范觉民用了六年，陈勉之用了八年。四十岁以下任将相而建节的人 任将相而在四十岁以下建立旌节、出任帅臣的人有：李君锡，字显忠，三十岁；岳鹏举，字飞，三十二岁；杨正甫，字存中，三十五岁；张魏公，字浚，三十六岁；吴宝臣，三十七岁；吴唐卿，字璘，三十八岁；吴晋卿，字玠，三十九岁；韩良臣，字世忠，以及吴曦，都是四十岁。使相以上封国的旧例 按照旧例，使相以上封为国公的，先封小国，遇到恩典时升为次国，再遇到恩典时升为大国。比如孝宗初年，张忠献以特进、国公的身份拜少傅、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官职和爵位都进升两等，这是特别的任命。近年史丞相因敕局进书的恩典，从永国直接进封鲁国公，也是特殊的等级。中兴时期异姓七王的异例 中兴时期异姓封王，是从张俊开始的。此前，韩世忠以咸安郡王的身份奉朝请；他去世后，也只是追封为通义郡王。过了很久，张俊去世，有司按先例上奏，孝宗说张俊有和戎之功，与韩世忠相比远远超过，于是特意封他为循王。乾道初年，杨存中去世，追封为蕲春郡王；他的家人对此不满意，又封为和王。第二年，吴璘去世，认为这是成熟的先例，追封为信王。韩世忠的儿子彦古，让统制官张青颂扬其父的功劳，请求追赠，孝宗对此感到为难。宰相陈应求说：“张俊、杨存中已经封王，那么对韩世忠来说似乎有所不足，只是此前没有人提出请求而造成了遗漏。如果圣意施行此事，也足以劝勉有功之臣、激励将士。”于是封韩世忠为蕲王。绍熙初年，吴拱任骑帅，才申诉说其父吴玠有保卫蜀地的功劳，而爵位与功劳不相称，于是封吴玠为涪王。开禧年间用兵，韩胄想要激励诸将，因刘光世的孙子刘伯震提出请求，便封刘光世为鄜王。不久又封岳鹏举为鄂王，中兴以来的诸将到这时全都成为王了。后来外戚家族封王的情况 自祖宗以来，外戚家族封王，是从元丰年间的曹氏开始的。当时官制刚刚施行，曹氏的济阳郡王由中书令改任开府仪同三司，神宗认为这与他的心愿不相称，所以改用异姓封王的方式来加封他。后来，高氏没有封王；向氏有两位封王，即宗回、宗良；郑氏有一位封王，即郑绅。到中兴以后，外戚家族中获封王爵的，吴氏有两位，孟氏、韦氏、郭氏、韩氏、杨氏各有一位。然而，曹氏、向氏、吴氏、韦氏、郭氏都是凭元舅或郑氏凭皇后父亲的身份受封；只有信安郡王孟氏是凭皇帝的外兄身份，平原郡王韩氏是凭中宫皇后的曾祖父之弟的身份，都是不同寻常的礼遇。近来杨氏因皇后的兄长身份获封永阳王，也属于特殊的恩典。中兴以来外戚家族建立旌节的情况 自建隆以来，母后和中宫的家族中建立旌节、出任节度使的极少，例如杜审进、曹佾，都是到了晚年才得到这一职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十年，高公绘也只做到承宣使；符太后临朝后，才有向宗回兄弟、郑绅父子建立旌节。中兴七十年以后，外戚家族中建立旌节的共有二十二人：吴氏七人，即益、盖、琚、▯、珽、▯、珵；韩氏四人，即▯、冑、邈、同；另有卿俟一人；韦氏四人，即渊、谦、谠、朴；邢氏、李氏各二人，即邢焕、孝扬，李孝友、孝纯；孟氏、郑氏、郭氏、夏氏、谢氏、杨氏各一人。忠厚、藻、师禹、执中、渊、次山。建炎至嘉定年间，中台司中没有做到两府的共有十一人。建炎至嘉定年间，授任御史中丞的共有四十人；从颜夷仲到现在，大多都被任用掌握政权，其中没有做到两府的只有十一人。然而，他们有的因为长期患病，如辛柄、姚愈；有的因为议论政事不合皇帝旨意，如蒋世珍、谢国昌；有的因为与宰辅不合，如王宾、周秘、常同、廖刚；有的因为告发他人，如句龙行父；有的因为办事失败，如邓伯允，都是因为有特殊原因而离职。因担任常伯而被罢免的，只有罗龙学汝一人。至于詹端明大方，虽然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出任台官，却很快又进入密府。近臣举荐监察官的起始 绍兴癸丑年，右相朱藏一因母丧离职。高宗亲自写手札赐给学士沈必先、綦处厚，认为三院御史依附当时的宰相，命二人共同举荐监察官。于是李元叔、长民响应诏命。李元叔曾任校书郎，奉祠离职，过了很久任漳州通判，随即被召回任监察御史。而曾经担任郑三御史的人都被罢免，这就是中兴以后由近臣举荐监察官的开始。御史台弹劾奏事的条格 御史台过去没有弹劾奏事的条格。淳熙初年，柴叔怀瑾任殿中侍御史，上奏说，本台查察、弹劾案件，前后多次下达指挥，至今时间已久，条目数量很多，文辞也很繁杂；又有的只保存了事项名称，此外没有可供考查的内容，恐怕执行时会彼此抵牾，请求交给敕令所逐条删订修纂，制定成法，并根据事情的性质，把六察所掌管的事项分门别类，缴送朝廷请旨后，下发本台遵守。仍命刑部刻板，向朝廷内外颁行。单夔当时以户部侍郎兼任敕局详定，奉旨编写成册，送御史台审查复核。适逢谢廓然新任殿中侍御史，便与同僚审查复核，共计三百零五条，具奏请求以《弹奏格》为名颁行，朝廷下令依从。那是淳熙四年七月丙午。绍熙元年二月，刘德修任御史，又摘录其中有关朝廷内外臣僚、掌握兵权的将帅、后戚、内侍，以及礼乐错误混杂、风俗奢侈僭越等事项，共二十多条，上奏请求交付有关部门颁行，使人知道谨慎守法。孝宗同意了。

译任子赐进士出身 自祖宗以来，两制和二史的官员，必定由进士登科者担任。后来也有凭才能选用的人，照例赐进士出身，即使徐师川、吕居仁也是如此，这是因为重视科举。乾道初年，王嘉叟王秬任左司员外郎，适逢右史胡元质胡长文请假，孝宗命王嘉叟暂代右史，仍兼摄西掖。执政大臣说王嘉叟没有出身，孝宗说：“暂时没有出身并无妨碍。”后来韩旡咎韩元吉任左司郎中，而舍人林景度林机出迎北方使客，孝宗又命韩旡咎代任。韩旡咎因门荫入仕，推辞而未获准许。当时王能甫王之奇任兵部侍郎，张南轩任左司员外郎，随后改任侍讲，也没有赐进士出身，这是援用吕元明、吴传正的先例。不久有人对孝宗说，张南轩讥讽王能甫不学无术，不应当在讲筵任职，孝宗因而发怒，张南轩很快因事离职。没过多久，苏季真苏峤授任左史，于是又恢复赐进士出身。我认为，像韩旡咎、钦夫这样能够得到人才，难道还应当再因为任子出身而把他们与科举登科者区别开来吗？即使不一定遵守祖宗旧制，也是可以的。当时有一位右文林郎王天觉，任贞符县知县，任期届满回朝，凭借聚敛财货、刺探迎合的手段，通过左右近臣求见，他所进献的书中说：“人才可以任用，不必限制他有没有资格和出身。例如王炎如果确实可用，就不必赐给进士出身；赐给出身，反而仍然有所拘束。” 他迎合权势，大致就是这样。不久改任京官，授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检讨文字。很快被副端徐彦才弹劾，于是被逐出，议论此事的人都感到痛快。言官、词臣论述宗室进入馆阁人数时出现的错误。本朝宗室进入馆阁的共有五人，从乾道五年的赵忠定开始；后来赵从道任侍郎、赵大本任舍人，也都曾担任馆职。开禧末年，赵汝谈授任正字，言官上奏列举此事，认为中兴以后宗室进入馆阁的只有两人：赵汝愚因考中大魁，赵彦中因词科，之后才得到馆职，却没有提到赵从道，大概是考查不详细造成的。赵从道名师训，是安定郡王赵令荡的孙子；绍兴甲戌年登科，乾道壬辰年冬，才因近臣举荐被召任太常寺主簿；第二年夏天授任秘书郎，不到两个月升任起居舍人，那年冬天暂任工部侍郎。甲午年秋天以疾病为由请求离职，授任敷文阁待制。他的履历如此，言路怎么会不知道呢？嘉定初年，赵履常赵崇宪进入馆阁，蔡行之起草制书，也说中兴以后宗室进入馆阁的总共只有三人，同样是错误。学士、舍人遇到兄弟授官，起草制书时不应回避。绍兴初年，王刚中任中书舍人，他的弟弟王居修授任太常丞，王刚中援引避嫌请求改命，负责起草制书的官员从此便把这作为成例。我曾考查旧事，学士、舍人遇到兄弟授官，起草制书都不应回避。钱惟演任使相时，任命其从兄钱希白的制书就是由钱希白起草的。曾子宣任右仆射时，任命其弟曾子开的制书就是由曾子开起草的。如果说一时之间宣读制书、加盖印章属于特殊情况，那么元丰官制刚开始实行时，曾子开授任吏部郎中，而曾子固当时任中书舍人，起草诏词也没有回避。考察《南丰类稿》就可以看到这些事。不知道援引避嫌的做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馆职不入局的旧例 杨偰，是和王杨存中的长子。他的父亲长期掌管殿前司，杨偰于是补授京官。绍兴二十四年，又上奏请求让他和弟弟杨倓、儿子杨子靖一起特赴殿试。高宗勉强同意了，大概因为这一年秦埙担任南省举头，所以杨偰仿效了他。绍兴二十七年正月，杨偰授任少蓬，士大夫舆论十分震惊。他到任后，馆阁士人三天不入馆局。当时唐立夫任秘书郎，黄通老、王时亨任著作佐郎，季元衡、陈文仲任校书郎，胡周伯、张安国、林少……、汪明远、叶伯益任正字，大多是名士。朝廷得知后，立即调杨偰任宗正少卿，以刘文孺代替他，舆论才平息。杨偰后来升任工部侍郎，杨倓在淳熙年间任执政。检验条格 《检验格目》是淳熙初年郑兴裔创制的。起初，检验尸伤的方法十分完备；后来郡县玩忽松弛，有的没有立即委派官员，有的所委派的官员没有立即到达，即使到了也不亲自察看，甚至以不能进行检验复核为由上报。于是吏员的奸诈得以肆行，冤屈无法查明，案件诉讼越来越多。郑兴裔任浙西提点刑狱时，便创制了格目，编排字号，分发给各属县。遇到有人控告杀人，就把三份格目交给所委派的官员。凡是控告人和所委派官员、承办吏员的姓名，接受诉状、承接公文以及到达检验地点的日期，官署与检验地点相距的远近，伤损痕迹的数目，导致死亡的原因，全部书写填入其中。一份申报所属州县，一份交给被害人家属，一份申报本司。又向朝廷奏请下令刑部刻板颁行。各路提刑司依此办理，朝廷同意了，于是著为法令。这是淳熙元年五月十七日的事。郑兴裔的祖先是平阳人，后来迁居开封。曾祖郑绅因是皇后父亲而显贵，宣和末年任太师、平乐郡王，谥号僖靖。祖父郑翼任宁海军节度使，谥号荣恭。伯父郑藻长期侍奉高宗，居于上合门，曾两次出任大使，官至使相，封荣国公，谥号端靖。郑兴裔起初名兴宗，早年凭借后族恩泽入仕。乾道年间，郑兴裔任江东兵马钤辖，曾经上奏指出建康都统和马军行司选任主帅不妥，孝宗认为他说得对。适逢恢复设置武臣提刑，便提拔他出任闽部使，又调任浙东，再调任浙西；后来再次出使金国，因避金国忌讳而改赐现在这个名字。淳熙初年，授任枢密院副都承旨，在职十年，历任庐州、扬州、明州知州，都有政绩。庆元五年告老，转任武泰军节度使退休，去世后谥号忠肃。他的儿子郑挺，曾以黄州团练使身份历任淮、襄两道帅臣；郑损、郑抗都在朝廷任有官职，而郑损考中进士甲科，这是世族中从未有过的事。宣抚相公、诏使等称谓不合典制 元枢称作枢使，是从张俊开始的；各州的通判称作府判，是从陆寘开始的，这些都见于《会要》和《日历》。旧制中，枢密院官员也只称枢密。绍兴年间，张俊任枢密使，他的亲随官吏因张俊父亲名中有“密”字，便请求朝廷改称，朝廷下旨称为枢使，从此成为惯例。宣和年间，陆寘因宦官王通的推荐任官，王通镇守四明，为避王通的名字，改称府判。绍兴初年，这一称呼逐渐在两浙路实行，如今终于成为天下通称，不能改了。宣抚使称作宣相，是从童贯开始的。近来安子文任四川宣抚副使，获得恩典待遇等同于执政，士大夫中庸俗的人也称他为宣相，大概只是务求表示尊崇，却没有考查这种称呼的起源。近些年，诏命所遣使者照例称为诏使。我在成都时，看见钱伯周丞相与制帅杨端明的亲笔信，也这样称呼。考察《朱忠靖闲居录》，宣和年间，大宦官李彦巡行京西时，才开始称为诏使；这大概是沿用唐代敕使的称呼，如今把它用来称呼士大夫，是错误的。

译莫粹中转官最快 近年转官最快的，是舍人莫粹中的儿子莫纯。庆元二年考中进士，这年七月补授承事郎；到嘉泰三年，阶官已经是中大夫。从取得出身算起共经过七考，总共转了十六官，合计需要五十八年磨勘，其中还没有计算受员额限制所耽误的年月。如果按任子逐级慢慢升迁，则需要七十年磨勘。这一年明堂礼请求安排任子，吏部以在普通官员中入仕未满十五年的规定不予下达，大概是宣和年间曾经制定过这项法规，而中兴以来从未实行过。陈勉之在庆元二年六月改官，到开禧三年升任特进，实际经过十二考，共转了二十四官；自从他任执政以后已没有按资历升迁的办法，姑且按照侍从官任职年限计算，总共要用一百二十四年磨勘，这也是宰辅中从未有过的。如果按任子逐级升迁，则需要一百三十五年。宰执去世后赠官的惯例 按照旧例，侍从官去世，追赠四级官阶；执政追赠五级；枢密使追赠六级；宰相追赠七级。如果原本官至特进以上，则只追赠一级。嘉泰末年，周益公以少傅身份追赠太师，大概是特殊的恩典。嘉定以后，钱伯周、楼大防、宇文挺臣、张肖翁等人，都按惯例追赠三公，实在过于优厚。费戒甫曾任执政，官至谏议大夫就停止升迁，以银青光禄大夫身份告老回家，实际追赠四级官阶，这又稍微减轻了一些。考察祖宗时期，追赠和抚恤的典礼多由特别诏旨决定，并不专门依照成例。大概是考量功勋德行的大小，分别规定优厚或简薄，这正是劝善惩恶的意思。奉常完成大事后通常升任礼部官员 朱时敏字师古，是眉山人。淳熙末年，任太常少卿。王季海喜欢他的谨慎厚重，想任用他做从官，却不敢推荐。他两年半没有升迁，多次请求外任，王季海挽留他。他的妻子乐安郡夫人任氏，是一位贤德的妇人，认为这样不可以。朱师古极力请求离去。一天，他正坐在寅清堂，有个老吏悄悄告诉他说：“德寿宫服药，这件事你知道吗？”师古皱眉说：“知道了，那又怎么样？”老吏说：“少卿为什么要离开呢？”朱师古果然不再说话。不久，他得到小龙的任命，出知潼川府。尤延之代替他主持太常少卿事务。一天之内，宣布遗诏并将其附祭太庙；四天后，尤延之授任礼部侍郎。朱师古这才明白其中缘故。我于是考查绍兴七年、吴正仲二十九年以及宋斐的事例，他们都是在大丧礼仪完成后授任礼部副长官。那个老吏熟悉这些旧例，所以用含蓄的话挽留朱师古。刺史以上没有按等级行礼的规定 太祖制定的等级礼仪规定是：各禁军将校中带有遥郡官职的，允许以宾客之礼相见；除此以外，同一阶的官员、同一级的官员，都完全遵循伏地侍奉的礼仪。当时横行诸使还没有遥郡的名号，这段文字指的是禁军指挥使兼带防团刺史的人。近年李伯和任尚书、京湖制置使，统军的节度使王喜在庭下执杖下拜，这是僭越的。按照我的记载，王公明以枢密使身份任四川宣抚使、都统制，初次参谒时在副阶上行拜礼，典谒吏赞呼“相公”，王公明答拜；其次，统制官在庭下行拜礼，王公明也如此答礼；然后站到椅子前，接受统领官的拜礼，正将以下的官员才坐着接受他的拜礼。我认为，统制官以上、官至正任刺史的人，应当以宾客之礼相见；统军官则应当实行开宝五年的制度。从官出任藩镇长官时对制置司不用递交申状 谢用光从工部尚书任上被论劾罢免，过了很久，以大中大夫身份任夔州知州，后来调任兴元府。刘仲洪当时任蜀地帅臣。按照旧例，曾任侍从官的人在制置司任职时递交文书，只写官阶，不连署官衔。谢用光到兴元后，开始使用申状，吏员拿阎才元的旧例禀告他，他不听从。嘉泰二年，谢用光就地授任制帅，赵全叔以华文阁待制代替他。吏员把伏申状呈给赵全叔，赵全叔说：“我是从官，怎么能这样？”吏员拿谢用光的近例说明，赵全叔很不高兴。于是杨嗣勋以敷文阁直学士身份任潼川府知府，何同叔从前礼部侍郎任上起任夔路安抚使。赵全叔立即发公文询问二人，二人都没有答复。赵全叔不得已，于是又恢复使用申状。从官只写官阶、不连署官衔，是绍兴十九年的诏旨规定。各路靠近州府治所的两县数量 各路州府中以两县为治所的共有十二处：东京开封府以开封、祥符为治所；行在临安府以钱塘、仁和为治所；京兆府以长安、万年为治所；成都府以成都、华阳为治所；平江府以吴、长洲为治所；建康府以上元、江宁为治所；绍兴府以山阴、会稽为治所；隆兴府以南昌、新建为治所；福州以闽、侯官为治所；广州以南海、番禺为治所；湖州以乌程、归安为治所；雄州以归信、容城为治所。《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二乙集 宋代李心传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