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防要卷二十七

译陈忠上疏说："如今的三公，虽然名义上位高权重，却没有相应的实权。选拔举荐、诛罚赏赐，全都出自尚书。尚书所受到的信任，超过了三公【出自陈忠传】。顺帝阳嘉元年十二月诏书说："近来官吏施政不勤勉，所以灾祸祸患屡屡出现，盗贼众多。退而反省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选拔举荐不切实际，任用的官员不称职，因此天意未能顺应，人心多有怨恨。《尚书》歌颂辅佐大臣，《诗经》讽刺执政三公。如今刺史、二千石官员的选拔，责任归于三公，应当谨慎地按先后次序、核实高下情况，考虑任职年月的次第、文武才能的适宜，务必秉持公正之心【出自本纪】。

二年，郎顗上疏说："如今选举州牧、郡守，委任于三公府。地方长官不称职，就归咎于州郡；州郡有过失，难道不应该归咎于举荐的人吗？"奏疏呈上后，皇帝又让他回答尚书的询问。郎顗回答说："如今选拔举荐都归三公负责，他们并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才能，却承担着知人善任的重任。每当有选拔任用之事，就要征询属官的意见，公府门前巷道之中，宾客挤满，送往迎来，财物往来不绝。那些即将升迁的人，争相相互举荐引见，各自派遣子弟，充塞道路，开辟滋长奸邪的门径，助长虚浮伪诈的风气，这不是所谓遵循旧有法度的做法。尚书的职责在于中枢机要，宫禁之中防范严密，谋求私利的心思，大多难以行得通；偏私党附的私恩，也大概无处施展。选拔举荐的重任，不如仍旧归还给尚书这样机要严密的部门。我实在愚昧鲁钝，不能明确折中，但这本来就是远近人士的公论，也是当今应当采取的适宜做法【出自郎顗传】。

四年，太尉施延因为选拔举荐贪...

译污免【本纪】

从前三府（太尉、司徒、司空）负责选拔令史，光禄勋负责考试尚书郎，当时这些任命都是皇帝特旨拜授，不再经过选拔考试。李固与吴雄上疏说："选拔官员、补授官职的事，应当交还给主管部门去办。"皇帝被他们的话打动，从此很少再特旨拜官，并严厉责令三公明确加强考核，朝廷都称赞这样做得好。【李固传】

桓帝在位时，陈蕃上奏说："官职用错了人，王道就会有缺失。陛下应当广泛采纳、探求得失，选拔任用忠诚贤良的人。至于诏书选举之事,应当委托给尚书和三公，这样岂不是很幸运吗？"【陈蕃传】

灵帝在位时，吕强上奏说："按照旧制，官员的选拔任用委托给三府。三府先进行选拔和商议，其属官考察候选人的品行记录，衡量其才能器度，经过考核后才任用，并要求他们做出成绩。如果考察不出问题，然后才交给尚书；若有弹劾检举，则请求下达廷尉，核实真伪，再执行相应的惩处。如今却只委任尚书，有时甚至直接由诏令任用，这样一来，三公得以免除选举失察的责任，尚书也不必因此获罪，责任和奖惩都没有着落，那谁还肯白白辛苦操劳呢？"【宦者传】

译说："求取俸禄、谋求晋升，是为了施展自己的志向。如今后宫的妃嫔有上千人，能够削减吗？马厩里的马匹有上万匹，能够减少吗？皇帝身边的权贵豪强，能够除去吗？"大家都回答说："不能。"魏桓叹息道："即便让我魏桓活着去、死了才回来，对于诸位又能有什么帮助呢？"于是就隐居不出了。（见魏桓传）

韩康隐居在霸陵山中，朝廷以博士、公车之礼多次征召他，他都不肯前来。桓帝于是备齐玄纁等礼物，用安车去聘请他。韩康不得已，推辞了安车，自己乘坐简陋的柴车前往，中途便趁机逃走隐匿了。（见本传）

杨着凭借经学修养和德行操守而闻名，延熹二年，朝廷用公车备礼征召他前来，他到了霸陵就称病归乡，进入云阳山采药，不再返回。有司上奏检举，要给他加罪，皇帝特地宽恕了他。又下诏命京兆尹再次以礼相劝，杨着最终还是不肯就任。后来在家中被拜授东海相，诏书催逼得很急切，他不得已才解下头巾前往任所赴郡任职。（见杨彪传）

荀爽、郑玄、申屠蟠都凭借儒者德行而作为处士隐居，多次被征召都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等到董卓执掌朝政时，又备齐礼物征召他们，申屠蟠、郑玄始终不肯屈从，因而保全了他们的高洁节操。荀爽当时已经白发苍苍了，唯独他前往应召。不到百日就取得了公卿宰相的高位，有人怀疑他这种出仕的选择有违常理。我私下揣摩他的心情，认为出仕与隐退，是君子处世的重大原则。天下太平时就固守正道以追求自己的志向，世道衰败时就随俗俯就以匡救时局。荀爽是不是急切地想要施展抱负，以此激励自己随俗俯就、匡济时局呢？不然的话，为什么要违背固守正道的吉利之道，而甘冒践履虎尾的危险呢？（见荀爽传论）

范晔评论说："汉代所谓的名士，他们的风采气度可以想见。虽然他们进退取舍之间，有时不能完全纯粹，也存在着刻意雕琢情操、修饰仪容，依托道术学问以博取声誉身价的现象，这并非他们真正能够通晓事理、应对时务的能力所在。等到朝廷征聘樊英、杨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神明一般，到最后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樊英名声最高，遭到的毁谤也最多。李固、朱穆等人认为，这些处士纯粹是窃取虚名，对实际事务并无益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然而后辈学子仍希望效法他们以成就名声，当世君主仍礼遇他们以笼络人心。推究其看似"无用"，其实也正是它的"用处"所在，那么它的"有用"，或许反而要归结到这种表面的"无用"之中了。"（见方术传上）

臣徐天麟按：世祖光武帝借鉴汉高帝轻慢辱骂儒生的过失，所以即位之初，虚席以待隐逸之士，首先寻访严光，征聘周党，提拔卓茂担任密令，并加封他三公之位。从此，隐居山岩的贤才，开始以廉洁自守的操守相互激励，社会风气变得师法有度，竞相以节操道义相标榜。像薛方、逢萌、王霸、谭贤、王良、王成这些人，有的被征聘而不肯前来，有的来了却不肯屈从，都足以激励懦弱之人、约束贪婪之人。明帝、

译章帝也表彰礼遇刘平、江革、刘般、毛义、薛包这一类人，以此勉励忠孝的节操。到了安帝、顺帝这些君主，虽然未必都有尊贤重道的真实用意，但用玄纁、安车征聘的举动，在郡国之中也不曾断绝。然而这中间往往实际情况不能与名声相符，才干不足以匡济时世。史书说樊英、杨厚被对待如同神明一般，但到最后竟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这未尝不是因为征聘召用得太过泛滥，使得拘泥迂腐的儒生和庸俗之士，都得以借此谋求隐居山林所带来的荣耀。李固所说的"诋毁的言论四处流传，声望随即大打折扣"，大概也是有原因的。既然如此，那么君主日夜思慕英杰之才，固然不可不搜求发掘隐逸之士，但也不可泛泛地施及于寻常之辈，使得弓旌、玉帛所征召的，必定都是怀抱道义、隐藏德行的真正贤士，这样才足以为世人所珍视，也才不至于让终南山、嵩山、少室山这些隐居之地，变成谋求仕途的捷径。

　　宣陵孝子

灵帝熹平六年，市井商贩百姓中假冒为宣陵守孝的"孝子"共有数十人，都被授予郎中、太子舍人的官职。蔡邕上密封奏事说："我听说孝文皇帝制定的丧服制度只需三十六日，即便是继承帝位的君主，以及父子这样至亲的关系，公卿大臣受恩深重的人，也都要委屈自己的情感遵从制度，不敢逾越。如今这些虚伪的小人，本来就不是皇家骨肉，既没有蒙受私恩，又没有官禄俸给的实际关系，他们那种恻隐哀思、思慕君王的情感，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他们成群聚集在皇陵，假借孝子之名，行为却不出自内心，道义上没有依据。甚至有奸邪不法之人，也混杂容身其中。桓思皇后送葬安葬之时，东郡有个盗人妻子的罪犯，就逃匿在这些'孝子'当中，本县派人追捕，才使他伏法认罪。这些虚伪混杂污秽的情况，难以说尽。而且先到的人能够得到拜官，后到的人却被遗漏；有的人在陵墓守候多年，却因短暂离开而被漏掉资格；有的人让别人代替自己守孝，也是为了谋求恩宠荣耀，因此争讼怨恨之声，喧嚣于道路之间。太子的属官，应当搜求选拔有美好德行的人才，岂能只是从坟墓间那些奸邪丑恶之人中选取？这样做的不祥后果，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把这些人遣返回乡里田间，以昭示这种欺诈虚伪的行为。"奏疏呈上后，灵帝就下诏，将那些被授为宣陵孝子舍人的人，全都改任为丞、尉一类的官职。（见蔡邕传）

　　选举杂録

范晔评论说："古代诸侯每年向朝廷贡举士人，进献贤才的可以受到上等的奖赏；进献的人如果不贤能就要被贬爵，士人经乡里推举给司马，考核辨明他们的才能，评定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之后才给予俸禄。所以君王能够得到贤才，士人晋升出仕也能受到勉励，治理国家的政务由此才能长久维持。汉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州郡考察孝廉、秀才，这也是古代贡士制度的一种延续。光武中兴以后，又增设了敦朴有道、仁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等科

译目。晋升的荣耀之路既已广开，人们的期望和不满也就难以裁断。从此以后，窃取虚名、伪饰外表的现象逐渐蔓延流行，权贵之门请托求谒之风大盛。自从左雄执掌选举之事以来，限定年龄、考核才学，虽然也颇有不够周密之处，但也确实是因时制宜的做法。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这些人，拘泥于旧有的成规，相互诡辩驳难，只讲求名声的人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短处，讲求实效的人则显现出自己的成效。所以左雄在尚书任内时，天下人不敢胡乱选举，十几年间，被称赞为善于选拔人才，这也算是重视实效的明证吧？"

顺帝当初以幼弱之年亲政，号令都出自自己，能够知人善任，所以士人得以施展才情，天下人都翘首仰望，仰慕他的风采。于是备齐玄纁、玉帛等礼物去征聘南阳樊英，天子从寝殿降阶而出，设立讲坛座席，让尚书在旁引导，向他询问政事得失，急切地推行招纳贤才之举，谦虚地放低自己的礼节。于是那些处士寒生，都忘却了拘谨迂阔的顾虑，拂去头巾、抖动布衣，都盼望着被朝廷的旌车征召了。以至樊英也能够顺应这股风气，俊杰之士都纷纷出仕效力。像李固、周举那样谋略深远，左雄、黄琼那样政事坚定，桓焉、杨厚凭借儒学晋升，崔瑗、马融凭借文章显名，吴祐、苏章、种暠、栾巴是治理百姓的良才干将，庞参、虞诩是统兵作战的宏大谋略之才，王龚、张皓虚心推荐贤士，张纲、杜乔秉持正道以纠正过失，郎顗精通阴阳之术、详备缜密，张衡机巧智术特别精妙。东汉的士人在这个时期极为兴盛。假使当时朝廷能够采纳他们的高明谋略，在边疆能够施展他们的智谋才力，在帷幄之中能够容纳他们的直言进谏，各项举措都能遵循已成的良好法度，那么汉武帝、汉宣帝那样的治世轨迹，难道会离得很远吗？《诗经》说："没有不好好开始的，却很少有能够善终的。"这真是令人遗憾啊！到了汉桓帝时期，德才兼备的大臣相继涌现，陈蕃、杨秉在朝中被称为贤明的宰相，皇甫规、张奂、段颎出征在外号称名将，王畅、李膺弥补朝政的缺失，朱穆、刘陶进谏献策以匡正时局，郭泰善于奖掖鉴别人才，陈寔以道义治理地方小邑。其余博学的鸿儒、深谋远虑之士、心志高洁、品行清白、意气风发的人才，多得数不胜数。然而当时治国之道已经不能振兴，文治武功都已衰败，在朝为官的人因正直的言论而遭受杀戮，辞官归隐的人因党锢之祸而招致灾难。前面的车子虽已倾覆，后面的车子却依然强劲不止地前行。所以国势虽然倾颓却未曾彻底崩塌，虽已决堤却未曾彻底溃败，这难道不是仁人君子们竭尽心力所致的结果吗？（见左雄传论）

章帝建初五年五月下诏说："朕殷切期盼正直之士，虚位以待不同寻常的见闻高论。那些先前来到的人，都各自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我已经大略听闻了诸位士大夫的志向了。都想要把他们安置在自己身边，随时咨询、省察、采纳他们的意见。"建武年间的诏书又说："唐尧考核臣子是用实际职事来检验，而不是单凭言语文辞。如今

译外任官员多有空缺，都可以用来补任。"（见帝纪）

这时候，上书议论政事的人大多说，郡国举荐官员大多不是按照功绩资历来排定，所以官吏坚守职责的意愿愈发懈怠，官府政务也逐渐疏漏，责任在于州郡。皇帝下诏交付公卿朝臣商议。韦彪上疏建议说："国家应当以选拔贤才作为要务，而贤才应当以孝行作为首要标准。孔子说：'侍奉双亲能够尽孝，这份孝心便可以转移到侍奉君主的忠诚上来。'所以寻求忠臣，必定要从孝子之家中去寻找。人的才能与德行很少能够兼备，因此孟公绰适合担任赵氏、魏氏这样大家族的家臣之长，却不能担任滕国、薛国这样小国的大夫。忠孝之人存心大多厚道，善于苛刻磨炼的人存心大多刻薄。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依循正道而行，是有具体的方法用来磨砺检验人才的缘故。选拔士人应当以才能德行为先，不可以完全依据家世门第。然而其中最关键的，还在于慎选二千石一级的地方长官，二千石的官员贤能，那么由他们所举荐推荐的人才也都能得当。"皇帝很赞同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见本传）

元和三年，皇帝问郑〇说："我打算只让三辅地区推选尚书、御史、孝廉、茂才，其余各郡都不得推选。"郑〇回答说："虞舜出生于姚墟，夏禹出生于石纽，这两位圣人，难道又是出自三辅地区吗？陛下只应当明确敕令有关部门，务求选拔到真正的人才罢了。"皇帝很赞赏他的话。（见袁纪）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日，下诏说："选拔举荐优良的人才，是为政的根本。按科目区分才能德行，必须从乡里当中考察产生，然而郡国举荐官吏时，却不加以严格挑选。所以先帝曾明确敕令各地方，要以实际职事来考核，才能够充任被选拔的人选。"（《汉官仪》说："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日的诏书规定：征辟士人分四科：第一是德行高尚美好，志节清白；第二是经学通明、修行端正，能够胜任博士之职；第三是通晓法律，足以判决疑难案件，能够查案审问，才干可以担任御史；第四是刚毅果敢、有谋略，遇事不迷惑，明察足以洞察奸邪，勇敢足以决断危难，才干可以担任三辅令。这四科都必须具备孝悌清正的品行。从今以后，审慎依照这四科来征辟召用，以及刺史、二千石考察举荐茂才、尤异、孝廉等官吏，务必以实际职事来核实考校，如果所选非人，不熟悉政务，正式举荐者本来就没有依据实情举荐的，都要依法治罪。"）又有德行特别优异、不必经过实职考核的人，另行呈报名状。但这道诏令颁布以来，已经过去九年，二千石官员从未认真遵奉执行，都随心所欲、任凭喜好行事，主管的刺史也始终没有纠察监督。如今刚刚颁布了新的赦令，姑且再次申明敕令，此后再有违犯的，一定明确其惩罚，在职者不以选举不实为忧虑，督察者不以未能查获为过失，这种情况不只限于州郡而已。因此众多官职大多任非其人，百姓因此遭受奸邪之人的伤害，都是因为这些法令得不到执行的缘故。"（见帝纪）

邓太后

译临朝执政时，樊准上疏说："光武帝、孝明帝多方征聘名儒，将他们安置在朝廷之中。如今研习学问的人已经很少了，边远地区尤其严重。博士们撂下讲席不肯讲学，儒生们竞相谈论浮华绮丽的言辞，忘却了忠直谏诤的品格，习惯于花言巧语的辞令。而文法官吏则舍弃法律不学，反而学习诋毁欺诈之术，磨砺苛刻的锋芒，断决本应慎重对待的刑罚案件。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下达明确的诏令，广泛搜求隐居的贤才，发掘表彰隐居山林岩穴的人士，宠信擢用儒雅之才。让公卿各自举荐通晓经学的人以及旧日儒者的子孙，提升他们的爵位，让他们能够继承先业。再重新征召郡国的书佐，让他们研习法律条令。"太后很赞同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屡次举荐方正、敦朴、仁贤等科目的士人。（见樊准传）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下诏说："近来命令公卿、郡国举荐贤良方正之士，广泛延请、博采选拔，开辟直言不讳的言路，希望能够得到至理良谋以弥补朕的不足之处，然而所应对的言论都是拘泥崇尚浮华空言，没有卓越出众的见解。凡是百官以及郡国官吏中有精通道术、明晓灾异、精通阴阳历法、璇玑推算之术的人，都要各自指明灾异变化的缘由上报朝廷。"要求二千石级别的长官明确依照诏书旨意，广泛搜求隐逸幽居的人才，朕将亲自审阅，以不拘常规的方式加以任用。（见帝纪）

顺帝阳嘉元年十一月下诏说："近来以来，官吏处理政事不够勤勉，因此灾祸屡屡降临，盗贼纷纷出现。退而反省其中的缘由，都是因为选举不实，所任用的官员不称职，因此未能顺应天意，民情多有怨愤。《尚书》歌颂股肱之臣，《诗经》讽刺三公不称其职。如今刺史、二千石一级官员的选任，责成归于三公，要认真甄别排定先后次序，切实考核才能的高低，按照年资的先后顺序，权衡文武才能是否适宜，务必保持公正适中之道。"（见帝纪）

灵帝时，蔡邕上疏说："我听说古代选取士人，一定要让诸侯每年贡举人才。汉武帝时期，各郡举荐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一科的选拔，因此名臣辈出，文治武功都兴盛起来。汉朝能够得到人才，也不过就是这几条途径罢了。至于书法、绘画、辞赋这些，是才能中的小道，用来匡正国家、治理政务，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陛下即位之初，先是研习经学，处理政事之余，观阅篇章文辞，姑且用来消遣心意，权当作博弈之戏。这本来不是用来教化取士的根本之道，然而众多儒生却争相追逐利禄，写作应制之文的人纷纷涌现。程度高一些的，还能援引经典训诂、比兴讽喻之言；程度低的，则只是连缀一些俗语，如同俳优戏谑一般。有的人甚至窃取他人的现成文章，冒用别人的姓名。我每次在盛化门接受诏命，评定等第、记录名次，那些没有被选中的人，也都还是照样跟着大家一起，全都得到了拜官擢用。既然已经加以恩泽，也难以再收回更改，但是只能让他们徒然享受俸禄却名不副实，不可以再让他们去治理百姓

译、担任州郡的官职。从前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儒生，章帝在白虎观会集学士，讲通经学、阐释义理，这些事情才是意义重大而值得推崇的，是治国安邦之道所应当遵从的做法。至于那些小才小善，虽然也有可取之处，但孔子认为如果沉溺其中而想以此致远，反而会陷于窒碍不通，君子本来就应当立志于远大的事业。"（见蔡邕传）

　　东汉会要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东汉会要卷二十八

　　宋　徐天麟　撰

　　民政上

　　户口

汉朝从建立到孝平帝时期，户口数量达到了极盛。到王莽篡位后，接着又发生了更始、赤眉之乱。到光武帝中兴时，百姓户口大量耗损，十份之中只剩下二份。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四户，人口两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年间，天下太平无事，致力于休养百姓。到孝和帝时，民户逐渐繁殖增多。到孝安帝永初、元初年间，因为战乱和饥荒之苦，人口又有所减损。到孝桓帝时，比先前略有增加。永寿二年，户数一千六百零七万零九百零六户，人口五千零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开垦的田地也很多，军队屡次出征。到灵帝时遭遇黄巾之乱，献帝即位后，董卓又兴风作乱，大肆焚烧宫殿宗庙，劫持皇帝向西迁都。京师变得萧条冷落，各路豪杰并起争夺，郭汜、李傕这些人的残害尤为严重。因此在兴平、建安年间，天下遭遇凶年饥荒，天子四处奔逃流离，白骨遍布原野。所以陕津渡口的灾难，用簸箕就能撮尽存留的百姓；安邑以东的地区，百姓连下裳都穿不完整。于是又出现了外族入侵，胜负未定，掠夺盘剥百姓，长达三十多年。等到魏武帝曹操削平天下，魏文帝接受汉室禅让时，人口的损耗，已经是万分之中只剩一分了。景元四年，连同蜀汉一并统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见《帝王世纪》，见于《郡国志》注）

应劭《汉官仪》说："永和年间，户数达到一千零七十八万户，人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人。"又《帝王世纪》说："永嘉二年，户数比永和年间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户，人口多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人。"应劭所记载的是户口极盛的时期，然而两者相差却十分悬殊，舍弃数字较多的永嘉年间不取，反而采用数字较少的永和年间，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皇甫谧校订核查十分精审，这份记载也不像是错误的记录，究竟哪个说法是正确的，不得而知。难道是因为永和年间的这份记载是顺帝朝当时所记的文书，后来的史家就以此为依据了吗？（见《郡国志》注）

伏无忌所记录的，每逢皇帝驾崩，就记载当时的户口及垦田总数，现在列在后面，以显示其增减的差异。光武帝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零一万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户五百八十六万零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五千零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户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万六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