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防要卷七

译褒亭侯。损去世，儿子曜继承爵位。曜去世，儿子元继承爵位。世世代代相传，到献帝初年，封国断绝【孔僖传】

　　礼六【军礼】

　　讲武【校猎】

立秋这天，从郊祭礼毕之后，开始宣扬军威武力，在郊外东门宰杀牲畜，以此供奉陵庙。这仪式是：天子乗坐兵车，用白马红鬃，亲自执弩射杀牲畜，牲畜用幼鹿。太宰令、谒者各一人，把猎获物装上车，驱车飞驰送往陵庙。返回宫中后，派使者带着成束的帛赐给武官。武官们演习兵法、操练战阵仪式，以及宰杀牲畜的礼仪，这叫做防刘。兵官们都演习孙武、吴起的兵法六十四阵，这叫做乗之。立春这天，派使者带着成束的帛赐给文官。防刘的礼仪，是祭祀先虞，执事的人告祭先虞，等鲜肉烹好之时，有司禀告，于是徘徊行进射杀牲畜，装载猎获物的车装满之后，有司禀告事情已经完毕【礼仪志】

译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一年四季中有三季不讲习武事，只在十月皇帝车驾前往长安水南门时，让守卫五营的将士排成八阵，进退演习，称为"乘之"。

永平元年六月乙卯日，开始命令百官举行祭祀土神求福的膢祭。白色帷幕上都结满了霜。皇帝车驾多次前往广成苑，钟离意认为这是纵情逐猎、荒废政事，常常拦住车驾进谏，陈说纵情游猎的害处，天子当即返回宫中。

永平十六年冬，车骑在上林苑校猎。

第二年皇帝打算在河内校猎，东平王刘苍上书劝谏说："臣听说时令正值仲春，农事尚未完成，不宜大规模兴师动众。传上说：'田猎不留宿，饮食不丰盛，出入有节制，这样草木才能顺应本性生长。'如果违背这些，就是失去了春令的规矩。臣知道陛下这次出行，已经从简节省，所经过之处的官吏百姓都在传诵甘棠遗爱之德。虽然如此，行动如果不合礼法，就不足以垂范四方。希望陛下借此巡行田野，视察农事收成，从容游赏，节制车马而回。到了秋冬时节，再振扬威严的仪仗，整肃法驾，布置周密的护卫，陈设羽旄仪仗。《诗经》说：'仪容庄重威严，正是德行的体现。'臣不胜愤懑激切，亲自手书此信，恳请前往陛下行在，尽陈臣的至诚之心。"皇帝看了奏章，当即返回宫中。

安帝初年，邓太后临朝听政，世俗儒生认为应当兴文治而废武功，于是搁置了搜狩的礼制，废弛了操演战阵的方法，因此狡猾的贼寇肆意横行，趁着朝廷没有防备。马融认为文治武功之道，是圣贤所不能废弃的，五材（金木水火土，喻武备）的作用，不可有所偏废。元初二年，马融进献《广成颂》以委婉劝谏，谨依照旧有文献记述搜狩的意义，写成一篇颂文，一并封呈皇帝。

延光二年十一月，在上林苑校猎。

顺帝永和四年十月，在上林苑校猎，经过函谷关而返回。桓帝延熹元年，在广成苑校猎，接着又前往上林苑。

延熹六年十月，在广成苑校猎，接着前往函谷关、上林苑。陈蕃上疏劝谏说："臣听说人君在苑囿中有所举动，只有在仲秋时节到西郊，顺应时令讲习武事，猎杀禽兽以助祭祀，从而彰显孝敬之心。如果违背这些原则，就是放纵游乐。所以皋陶告诫舜不要沉溺于安逸游乐，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在田猎中过度享乐。虞舜、成王尚且有这样的告诫，何况德行不及这两位圣主的人呢？在天下安定太平之时尚且应当有所节制，何况当今之世，正处于三种空虚的困境之中呢？田野荒芜，朝廷空虚，仓库匮乏，这就叫做三空。加上兵戈战乱尚未平息，四方百姓流离失散，这正是陛下应当忧心憔悴、坐等天明处理政务的时候。怎么能张扬旗帜、炫耀武力，纵情于车马游猎之观呢？况且前些日子秋天多雨，百姓刚开始播种小麦，如今耽误了劝勉农事的时节，反而让百姓承担驱赶禽兽、清扫道路的劳役，这不是圣贤体恤百姓的用意。齐景公想要到海边游览，游玩至琅邪，晏子为他陈说百姓厌恶听到旌旗车马之声、抬头皱眉的怨恨之情，齐景公因此取消了行程。周穆王想要放纵车马任意驰骋，祭公谋父就诵读《祈招》之诗，以劝止他的心意，这实在是厌恶放纵游乐危害百姓啊。"奏书呈上，未被采纳。

灵帝光和五年，在上林苑、函谷关校猎，接着又巡狩广成苑。

灵帝中平五年，望气的人说："京城将有大规模战事，宫廷之中将会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劝说大将军何进说："《太公六韬》中有天子亲自统率军队之事，可以借此威震四方。"何进认为有道理，入宫向皇帝进言此事。于是皇帝下诏命何进大规模征调四方军队，在平乐观下讲习武事。修建大坛，坛上竖立十二层五彩华盖，高十丈；坛的东北方修建小坛，也竖立九层华盖，高九丈。排列步兵、骑兵数万人，结营列阵。天子亲自出宫检阅军队，驻扎在大华盖之下；何进驻扎在小华盖之下，礼仪完毕。皇帝亲自穿戴铠甲，给战马也披上铠甲，自称"无上

译将军"，绕行军阵三圈而返。诏令何进率兵驻扎在观下。这时设置了西园八校尉，任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校尉，淳于琼为佐军校尉。又设有左右校尉。皇帝因为蹇硕健壮而有军事谋略，特别亲近信任他，任命他为元帅，统领各校尉，即使大将军也隶属于他的管辖之下。

《东都赋》说：如果顺应时节举行搜狩之礼，检阅车马以讲习武事，那就一定会以先王的礼制为准则，参照《诗经》的雅正之音，历经《驺虞》之诗所咏的礼节，观览《驷铁》所写的车马之盛，赞美《车攻》，采纳《吉日》。礼官正定仪典，皇帝车驾于是出行。这时鸣响鲸鱼形的钟槌，敲击华美的钟磬，登上玉辂，乘坐犹如时龙腾凤般的车马。车盖迎风飘拂，鸾铃玲珑作响，天上的官属仿佛随行护卫，阵容威严盛大。山神守护郊野，各方神灵随侍效力，雨师洒下细雨，风伯清扫尘埃。千辆兵车如雷奔驰而起，万骑纵横纷纭。主力军队遍布郊野，戈矛戟锋如彗星扫云，羽旄仪仗掠电而过，旌旗招展蔽天。军威如火焰般炽盛，光彩四射，文采飞扬，喷吐出的气焰生风，震动田野，烧灼山林。日月因此失去光辉，丘陵为之震荡摇动。于是聚集在苑囿中央，陈列军阵，屯扎部曲，排列校队，统率三军，誓师训将。然后举起烽火，敲响战鼓，下令进行三面驱围的田猎。

《东京赋》说：正当仲冬之季，在西园（即上林苑）举行大规模阅兵。虞人掌管此事，提前戒备安排事宜，率领各种猎禽猎兽，聚集在神圣的苑囿之中。各类兽群聚集一处，这叫做告备。于是皇帝乘坐轻便的兵车，驾驭轻捷的车辆，田猎所用的四匹公马，既健壮又训练有素。戈矛如林般密集，牙旗色彩缤纷。到达上林苑，结集部众为营，安排队列、竖立标志。司铎官掌管钲鼓，指挥坐、起、进、退，以军中号令为节度。三令五申，明示斩杀祭牲以正军纪，陈列军师，检阅部队。教令通达，禁令严明，火炬齐举，武士如繁星散布，排出鹅鹳、鱼丽等阵形，如箕张、如翼舒，车轨行列掩盖兽迹，不急不缓，驾车不追逐可怜之兽，射猎不伤及幼小之毛（意指不滥杀）。捕获的六种禽兽献上，随时用四种脂膏烹调佳肴进献。马力尚未耗尽，随从车马也不觉劳累。依照三驱之礼完成猎事，解开罗网放走麒麟。不穷尽游乐之趣以此训示俭德，不耗尽猎物以此昭示仁心。

飨遣卫士

设宴犒赏送别原来的卫士，仪式是：百官各就位排定后，谒者持符节引导原卫士入内，从端门进入，卫司马手执幡旗、敲击钲鼓率领他们前行，队列排定后，侍御史持符节前来慰劳，转达皇帝的恩泽，询问他们的疾苦，接受他们的奏章，等他们把想说的话说完，便设宴赏赐，奏乐助兴，让他们观看角抵表演，乐曲结束便遣散他们，勉励他们回乡从事农桑之业。

礼七【凶礼】

帝陵

建武二年，把皇祖的墓地称为昌陵，命人守护看管，后来设置陵园，改称章陵，因此把舂陵改称为章陵县。

光武帝原陵，山陵四方各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四面设有围墙，司马门、寝殿、悬挂钟磬的架子都在围墙之内，隄防所圈占的田地共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帝王世纪》说："原陵在临平亭的南面，向西可以望见平阴，东南距离雒阳十五里。"

明帝显节陵，山陵四方各三百步，高八丈，没有围墙，四面设有行马（拦阻牲畜的木栏）。司马门、石殿、悬钟之架都在行马之内。寝殿、园省在东面。管理陵园的官署和吏舍在寝殿北面。隄防所圈占的田地共七十四顷五亩。《帝王世纪》说："这里原来是富寿亭。"西北距离雒阳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陵四方各三百步，高六丈二尺，没有围墙，四面设有行马。司马门、石殿、悬钟之架都在行马之内。寝殿、园省在东面。管理陵园的官署和吏舍在寝殿北

译面。隄防所圈占的田地共二十五顷五十五亩。《帝王世纪》说："在雒阳的东南，距离雒阳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陵四方各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没有围墙，四面设有行马。司马门、石殿、悬钟之架都在行马之内。寝殿、园省在东面，管理陵园的官署和吏舍在寝殿北面。隄防所圈占的田地共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帝王世纪》说："距离雒阳四十一里。"

殇帝康陵，山陵周长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四面设有行马，司马门、寝殿、悬钟之架都在行马之中，以寝殿兼作宗庙，管理陵园的官署和吏舍在寝殿北面，隄防所圈占的田地共十三顷十九亩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纪》说：高五丈四尺，距离雒阳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陵周长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没有围墙，四面设有行马。司马门、石殿、悬钟之架都在行马之内。寝殿、管理陵园的官署、吏舍在寝殿北面。隄防所圈占的田地共十四顷五十六亩。《帝王世纪》说：高十二丈，在雒阳西北，距离雒阳十五里。

顺帝宪陵，山陵四方各三百步，高八丈四尺，没有围墙，四面设有行马。司马门、石殿、悬钟之架都在司马门之内。寝殿、园省、官署吏舍在寝殿东面。隄防所圈占的田地共十八顷十九亩三十步。《帝王世纪》说："在雒阳西北，距离雒阳十五里。"

冲帝怀陵，山陵四方各一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建有寝殿，四面设有行马。门、园、管理陵园的官署及吏舍在寝殿东面隄坝上。隄防所圈占的田地共五顷八十亩。《帝王世纪》说："西北距离雒阳十五里。"

质帝静陵，山陵四方各一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四面设有行马。门、寝殿、悬钟之架都在行马之中。管理陵园的官署和吏舍在寝殿北面，隄防所圈占的田地共十二顷五十四亩，以寝殿兼作宗庙。《帝王世纪》说："在雒阳的东面，距离雒阳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纪》说：山陵四方各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的东南，距离雒阳三十里。

灵帝文陵，《帝王世纪》说："山陵四方各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西北，距离雒阳二十里。"

献帝禅陵，《帝王世纪》说："在河内郡山阳的浊城，向南距离雒阳三百一十里。"

杂录

先前诸帝的陵墓，每座陵园设置陵园令各一人，掌管守护陵园；负责巡视清扫的丞和校长也各设一人。校长主管军事戍卫、盗贼防范之事。

先前诸帝的陵墓，每座陵设置食官令各一人，掌管每月朔望的祭祀事务。

建武三年，修缮西京长安的园陵。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初步营建自己的寿陵，规定所占地面积不超过二三顷，不修筑山陵般的高坟和陂池，只要能使水流通即可。

永平十四年，明帝初步营建自己的寿陵，规定只要能使水流通即可，设置吏卒数人，供给洒扫之役，不要开辟修筑道路，如有胆敢兴建工程的，按擅自议论宗庙法治罪处理。

章帝想为原陵、显节陵设立县邑，东平王刘苍上疏劝谏说："臣私下见光武皇帝亲自践行节俭的作风，营建陵墓时，一切都依照古代典制。诏书说：'不要修建高大的山陵和陂池，只要能使水流通即可。'孝明皇帝奉行遵守，毫不违背，甚至在自己营建陵墓时，更加节俭。古人尚且不希望坟墓显眼张扬，何况修筑城郭、建立都邑呢？再者按照吉凶习俗来说，也不宜无故修缮坟墓。"章帝听从劝谏而作罢。

园寝【更衣】

古时不在坟墓前祭祀。汉代各陵都设有园寝，这是承袭秦朝的做法。有说法认为，古代的宗庙制度，前面建庙，后面建寝，用来象征人的居所，前面有厅堂接见宾客，后面有寝室休息。《月令》中说要先在寝庙进献祭品，《诗经》说"寝庙奕奕"，说明庙与寝是相通的。庙用来供奉神主，按四季祭祀；寝设有衣冠、几杖等日常生活用具，用来进献时令新物。秦朝开始把寝设在墓旁，汉朝沿袭而没有改动，所以陵上称为寝殿，其中起居衣物等如同生人所用的器具，正是古代"寝"制的用意所在。建武以来，函谷关

译以西的诸陵因为年代久远，只在四时用特牲祭祀先帝。每当皇帝前往长安拜谒诸陵时，才用太牢之礼祭祀。从雒阳诸陵到灵帝为止，都在每月晦日、朔日、二十四节气以及伏日、腊日和四时祭庙之日，进献饭食，太官送来所需物品，园令、食监亲自到陵所监督准备，宫人依照更漏时刻整理被褥枕头、准备盥洗用水，陈设庄严整齐的器具。

更衣别室【《明纪》注说：更衣，不是正式处所。园中设有寝殿，也设有便殿。寝，是陵上的正殿；便殿，是寝殿旁边的偏殿，也就是更衣的地方】

上陵

正月初五，供祭之事完毕后，依次前往陵墓祭拜。西都长安旧时就有上陵之礼，东都雒阳的仪式是：百官、四姓外戚、姻亲之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来朝之人、作为人质的侍子、郡国上计的官吏都聚集到陵前。白天漏刻标记上水时分，鸿胪安排九宾之礼，众人依次排列站在寝殿之前。钟声响起，谒者主持礼仪，引导宾客，群臣就位，遵照仪式进行。皇帝的车驾从东厢下来，太常引导前行，先向西方跪拜，停留片刻，再转身登上东阶，向神位跪拜，之后退到东厢就座，面向西方。侍中、尚书等陪侍在殿阶下的官员，都排列在神位后面。公卿群臣拜谒神位后，太官进献饭食，太常演奏进食时所用的乐曲，跳《文始》《五行》之舞。礼乐结束后，君臣接受赏赐。用膳完毕，郡国上计的官吏依次上前，面对神位所设的轩阶，禀报本郡谷物的价格，百姓的疾苦，希望先帝的神灵知晓这些民情动态。孝子侍奉双亲要尽礼数，这是敬爱之心的体现，礼仪周到完备。最后，本陵所在地的上计吏被赏赐衣带佩饰。八月饮酎祭祀上陵之礼，仪式也是如此。

建武六年四月丙子日，前往长安，首次拜谒高庙，接着又到十一座陵墓祭祀。

建武十年八月己亥日，前往长安，祭祀高庙，接着又到十一座陵墓祭祀。建武十一年二月，前往章陵，祭祀祖先的园陵。

建武十八年二月，前往长安。三月壬午日，祭祀高庙，接着又到十一座陵墓祭祀。

建武二十二年闰月丙戌日，前往长安，祭祀高庙，接着又到十一座陵墓祭祀。中元元年三月，前往长安，戊子日，祭祀长陵。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皇帝率领公卿以下官员在原陵朝拜，如同元旦朝会的仪式。

永平二年，前往长安，祭祀高庙，接着又到十一座陵墓祭祀。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前往长安。丙辰日，祭祀高庙，接着又到十一座陵墓祭祀。派遣使者到万年祭祀太上皇。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前往长安。十一月癸卯日，祭祀高庙，接着又到十一座陵墓祭祀。

顺帝永和二年十月，前往长安。十一月丙午日，祭祀高庙，接着又到十一座陵墓祭祀。

桓帝延熹三年十月乙酉日，前往长安。甲午日，祭祀高庙。十一月庚子日，接着又到十一座陵墓祭祀。

灵帝熹平元年正月，皇帝车驾前往原陵祭拜，各诸侯王公及外戚家的妇女、郡国的上计吏、匈奴单于、西域三十六国作为人质的侍子，都参加了集会，如同上殿朝会的礼仪一样。礼乐结束后，百官接受赏赐的爵位。上计吏依次上前面向殿前，在先帝生前的御座前，具体禀报各地风俗善恶及百姓疾苦之事。司徒掾蔡邕感慨叹息说："我听说古代没有在墓前祭祀的礼制，而如今朝廷却有上陵之礼，如此周详完备。细察其本意，才知道是孝明皇帝极为孝顺，出于恻隐之心不愿改变。"有人问："本意是什么呢？"蔡邕回答说："西汉时期，这种礼制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了。光武帝开始行此礼，明帝继位满一年后，群臣朝贺新年，感念先帝不能再见到这一礼仪场面，于是率领公卿百官前往陵墓朝拜。凡有亲属关系的男女，全都参加集会。各郡国的上计吏都面对神位禀报情况，或许是希望先帝的魂灵能够听到这些吧。"

大丧【详见《礼仪志》下卷，因文字繁多在此不载】

服制

旧有制度规定，公卿、二千石以及刺史等

译官员不得实行三年守丧之礼，因此朝廷内外各类官职都废弃了守丧之礼。安帝元初三年，邓太后下诏说："长史以下不为双亲服丧的官员，不得担任地方长官或参与选举。"当时有人上言说："州牧、郡守也应当适用这一规定。"太后将此事下达公卿商议，议论的人认为不妥当。司徒刘恺独自提出异议说："诏书之所以制定服丧的规定，是为了弘扬教化、勉励风俗，从而推崇孝道。如今刺史是一州的表率，二千石官员是治理千里之地的师长，职责在于辨明教化百姓，宣扬美好的风俗，尤其应当尊重典章礼制，率先垂范。而议论此事的人不追究这一根本，一涉及到州牧郡守就说不妥当，这就好比想要浑浊源头却指望下游清澈，想要弯曲物形却指望影子笔直，是不可能做到的。"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十一月丙戌日，下诏允许大臣、二千石官员、刺史实行三年守丧之礼。

安帝初年下令允许大臣实行三年守丧之礼，尚书陈忠因此上言说："孝宣皇帝旧有的法令规定，凡是从军戍边或在县衙供职的人，如果祖父母去世不满三个月，一律免除徭役，让他们能够送终尽孝。"请求依照这一制度施行，太后听从了这一建议。到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人上奏认为孝文皇帝已经制定了简约合乎礼法的制度，光武皇帝断绝了官员告假守丧的旧典，这一制度垂范万世，实在不可更改，应当恢复建武年间的旧制。"陈忠上疏说："臣听说，《孝经》始于爱护双亲，终于哀伤悼念，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无论尊卑贵贱，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春秋》记载，臣子有重大丧事，国君三年之内不去登门召见他。闵子虽然腰系丧带前来办理公事，是为了应付国家的急难，但事后仍要辞去官职，以尽私人的孝道，所以说'国君让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臣子这样做却合乎礼数'。汉高祖受命建国，萧何创立制度，规定大臣可以请假守丧，这符合表达哀思的道理。建武初年，天下刚刚经历大乱之后，各项国家政务大多趋于简化，大臣既不能请假守丧，而各级官员又只顾营求俸禄、谋取私利，很少有人遵循三年守丧的古礼，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臣希望陛下登高北望，想到甘陵（安帝生母陵墓）之思，以此推度臣子的心情，那么天下百姓都能各得其所了。"宦官们认为这样不方便，最终使陈忠的奏议被搁置，而采纳了祝讽、孟布的意见，于是这一规定就被写入法令。

建光元年十一月，重新禁止大臣、二千石以上官员实行三年守丧之礼。桓帝永兴二年，开始允许刺史、二千石官员实行三年守丧之礼。

永寿元年，开始允许宦官实行三年守丧之礼。

延熹二年三月，重新禁止刺史、二千石官员实行三年守丧之礼。

延熹九年，极为孝顺的荀爽在对策中说："为双亲守丧尽心竭力，是孝道的最终体现。如今的公卿及二千石官员，遇到三年丧期却不能马上离职守丧，恐怕这不是用来增进孝道、并与汉朝火德相称的做法。从前孝文皇帝勤勉谦逊，行事过于节俭，所以留下遗诏用'以日易月'的方式简化丧期，这是适应当时情势的权宜之计，不可作为万世不变的定则。如今公卿百官，都是政教所仰望的对象，而遇到父母丧事却不能前去奔丧，然而仁义之行，应当从上层开始推行。从前翟方进身为宰相，尚且不敢逾越礼制，遇到母亲去世，也只是守丧三十六日就除服。可见失礼的根源，是从上层开始的。古时候大丧三年，国君三年之内不去登门召见，这是用来推崇国家、敦厚风俗，教化百姓的方法。凡事出了差错就应当纠正，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天下通行的丧礼，应当恢复旧礼。"

桓荣担任越骑校尉时，因为母亲去世请求辞官，皇帝下诏准许，让他以侍中的身份在家守丧。韦彪的父母去世，他悲痛憔悴守丧三年，不曾走出丧庐寝室。

鲍德的儿子鲍昂在守丧期间悲伤消瘦，守丧三年抱病守孝，之后才出仕。

铫期的父亲去世，他守丧三年

译，乡里人都称赞他。

袁梦麟说：礼记记载，父母的丧事，三年之内不参与政事；齐衰、大功的丧事，三个月之内不参与政事。《公羊传》说：古时候臣子有重大丧事，国君三年之内不去登门召见他。闵子腰系丧带就来办理公事，事后说："难道应当这样做吗？"依照古礼这不合乎人心，于是他辞官归隐。孔子称赞他这样做。汉朝兴起后，大致依据这一用意来制定法律，所以大臣有请假守丧的规定，这是用来推崇孝道、敦厚风俗的做法。自从汉文帝留下遗诏用"以日易月"的方式简化丧期以来，于是这就被沿袭成为常制。薛宣担任丞相时，母亲去世，弟弟薛脩辞去官职守丧。薛宣对薛脩说："三年之丧很少有人真正实行，兄弟之间做法不一致，这样不好。"薛脩最终还是守完了三年之丧，兄弟二人因此不和睦。到翟方进接任丞相时，母亲去世，才三十六天就除去丧服，起身办理公务，认为自己身为汉朝宰相，不敢逾越国家的制度。薛宣、翟方进都身居大臣之位，而各自的做法却是这样，当时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考察《汉宣帝纪》：地节四年，命令百姓中有祖父母、父母丧事的，免除徭役，使他们能够送终，尽到做子女的本分。《哀帝纪》命令博士弟子的父母去世，给予三年假期。《扬雄传》注说：汉朝法律规定，不为双亲守三年丧的人，不得被选拔举荐为官。凡此种种，都对士人百姓要求详尽，而对百官公卿却较为疏略，这又是什么用意呢？光武帝中兴汉室后，就断绝了官员请假守丧的旧典，二千石、公卿、刺史不得实行三年守丧之礼，因此朝廷内外各类官职都废弃了守丧之礼。到安帝元初年间，邓太后下诏：长史以下不为双亲服丧的官员，不得担任地方长官或参与选举。当时有人上言说：州牧、郡守也应当适用这一规定。太后将此事下达公卿商议，议论的人认为不妥当。司徒刘恺独自说道："刺史是一州的表率，二千石官员是治理千里之地的师长，尤其应当尊重典章礼制。"尚书陈忠也说："孝宣皇帝旧有的法令规定，凡是从军戍边或在县衙供职的人，祖父母去世不满三个月，一律免除徭役，使他们能够送终尽孝。请依照这一制度施行。"太后都听从了这些意见，然而尚书令祝讽等人上奏认为："孝文皇帝制定了简约合乎礼法的制度，光武皇帝断绝了官员告假守丧的旧典，这一制度垂范万世，实在不可更改。"陈忠又上疏争辩此事，但宦官们认为这样不方便，此事最终还是被搁置。陈忠的奏议就此作罢。桓帝时，荀爽又说："汉朝属于火德，火生于木，木旺盛而后火才能兴盛，所以火德的属性是孝道。如今公卿、二千石官员遇到三年丧期却不能马上离职守丧，恐怕这不是用来增进孝道、并与汉朝火德相称的做法。天下通行的丧礼，应当恢复旧礼。"这三位大臣所说的道理都是如此，但最终还是未能恢复三年守丧的制度。臣天麟按语：两汉的丧服制度，虽然不完全符合古礼，然而士大夫中出于天性极为孝顺的人，也未尝不去实行三年守丧之礼。在西汉，有公孙〇、原涉、河间王良；在东汉，有桓荣、韦彪、铫期、鲍昂以及东平王刘敞、东海王刘臻兄弟，他们都尽心侍奉双亲，竭尽哀思为父母送终，两部史书记载他们的事迹，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罕见，所以借此贬斥当时的风俗不能普遍实行三年通丧的礼制。

夺服

耿恭的母亲先前去世，他追行丧礼，皇帝下诏派遣五官中郎携带牛肉美酒，命他除去丧服（继续任职）。（本传注说：夺情，是指不让他继续追服守丧）

桓焉担任太傅时，因母亲去世请求辞官，皇帝下诏准许，让他以大夫的身份居家守丧，过了一年，皇帝下诏派遣使者赏赐牛肉美酒，命他除去丧服。

太尉张酺的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朝廷派遣使者携带牛肉美酒，命他除去丧服。

东汉会要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东汉会要卷八

宋 徐天麟 撰

乐

乐舞

大予乐令掌管歌舞乐伎，凡是国家的祭祀活动，掌管请奏音乐以及重大宴飨时所用的乐曲，负责安排陈设次序。

建武十三年四月，益州传送公孙述的乐师、郊庙所用乐器、以及仪仗车辇，从此仪仗礼器才开始齐备。

平定陇、蜀之后，于是增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