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

译着太常寺另抄写仪注进呈。

乾隆十二年

谕内阁：翰林院检讨阮学浩所上奏的贡生阎若璩《孔庙从祀末议十一条》，朕初次翻阅，大致多是前人已经议论过的，并没有卓然至当、不可更改的论断，对典章制度有裨益且必须付诸实施的。比如其中议定乐舞应当使用八佾，笾豆应当使用十二的条款，其意思是说尊崇祭祀典礼，应当使用天子的礼乐。孔子道德高厚，与天地并列，即使备齐天子的礼乐来供奉他，也不足以彰显尊崇报答，我朝

译历代圣祖尊崇礼制、敬奉先师，已达到极致，然而乐舞仍沿用六佾，并非简略而未加考究。朕认为季氏在庭院中使用八佾舞，孔子斥责说“这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如今反而将孔子所非议的用于祭祀孔子，这能算是尊敬孔子吗？如果别人这样做，我们会议论他；如果是自己接受，这符合圣人的心意吗？有人说孔子生前未曾做过诸侯，六佾也不是他固有的规格，这是本于宋代臣子王安石的观点，认为《史记》不应当把孔子列入世家。这不过是文人翻新立论，岂能作为定论？况且天子尊师，所看重的是宣扬道德教化，敦厚人伦秩序，真正能够践行圣道以端正治理，阐明圣教以美化人心。坐着能言说，起来能践行，使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蒙受圣人的恩泽。至于乐舞的仪节，笾豆的数目，都是末节，却把这作为尊师的首要任务，这难道是懂得轻重的人所说的吗？又提到两庑先贤先儒位次僭越，应当请求厘正这一条。两庑从祀的人，历代互有出入，大概是书生的习气，喜欢逞强臆断而诋毁典章，那些偏颇狭隘的看法，众说纷纭。考察前代史书，甚至有迎合时事、偏袒乡党的人，汉代臣子议礼如同聚讼被讥讽，确实是有原因的。阮学浩所相信的是阎若璩的说法，而阎若璩这一条如何厘正？谁应当先，谁应当后，在阎若璩那里就没有定论，何况其他人呢？孔庙祀典在雍正二年奉皇考世宗宪皇帝谕旨：命令朝廷大臣集议，所有应当增祀、复祀的先贤先儒，已经一一厘正。阎若璩所说的“西边多于东边”，大概是未厘正以前的旧况。现在确定从祀东庑六十二人，西庑六十一条，位次井然有序，起初并无僭越。现在记载在《大清会典》中。阎若璩固然没来得及见到，阮学浩担任什么官职，竟然也没有听说过吗？祀典关系重大，如果只凭其私心浅见，随意议论更改，忽进忽退，忽东忽西，这是什么政体？以朕看来，这两条就不可施行，因此明确晓谕，让大家知道。其余各条，如果有应当议论的地方，大学士会同有关部门详细议论后上奏。乾隆十八年谕太常寺：春秋释奠，按例应当派遣官员。朕自从往年恭谒孔庙行礼后，已经过了五年。仰望宫墙，心中殷切景慕。这次亲自前往行礼。崇圣祠派遣史贻直行礼。乾隆三十二年谕内阁：太学文庙前经改用黄瓦，楹桷焕然一新，至今已经多年，应当重新涂饰丹漆，使宫墙光彩焕发。着交现在派修宫殿工程处择日动工，敬谨修缮，以符合朕重视道德、崇尚文教的至意。又谕内阁：戴第元奏请增加至圣诞辰祭祀一折，完全不合正理。诞辰的说法，出自佛道二教，是经传中没有记载的。国家尊师重道，备极优厚尊崇。释奠二丁，自有常制。援引礼经，确实不同于寻常庙祀。况且古人对孔子生日争论纷纭，尤其难以臆断，何况孔子是儒者的宗师，尊敬孔子就应当以儒者所听闻的孔子之道来尊敬他。戴第元却想在常典之外轻率增加一次祭祀，反而成为僭越，不足以彰显隆礼。士人不通经义，所奏应当摒弃，奏折发还。乾隆三十三年谕内阁：修葺文庙现届落成，太学规模式样美好完备，这是告诫我历代圣祖崇尚文教，重视道德，尊崇礼制，更加隆重。朕临御之初，就下诏更换黄瓦，仪制只求隆重。近来因为殿庑年久失修，特别发放帑银二十多万，召集工匠重新修缮。敕令大臣督视完成，轮奂之美比旧时增加。工程完成告成，而门殿诸额，向来沿袭明代张璁的陋议，不足以肃清观瞻。明代折中也，既然依据常典定名，亲自书写匾额，并宣示厘正的大旨。现在又亲自撰写碑记，详述修建原委，而且在闲暇时亲手书写交付刻石，表示郑重。将要在明年仲春前往太学释奠，彰显落成之盛典。远查阙里庙堂有后汉时的牺象诸尊，作为观美。于是选择内府所藏的周范铜鼎、尊、卣、罍、壶、觚、爵、洗各一，颁发置于太学，陈列在大成殿中，以备礼器。孔子志在从周，楹间陈列姬朝法物，在义理上非常允当，有关部门应当敬慎地将事典，坚守不替，以符合朕的意旨。钦定国子监志卷一。钦定四库全书。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圣谕二。训示。世祖章皇帝谕旨。顺治九年。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圣